化学利弊论文范文1
关键词：会计舞弊成因 文献综述
一、引言
会计舞弊是行为人以获取不正当的利益为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和有目的地故意违背真实核算原则，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和规章规范，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行为。自证券市场出现以来，会计舞弊行为便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最早英国的“南海公司”会计舞弊案以来，各国的会计舞弊现象不仅屡禁不止，反而呈现出越演越烈的趋势。会计舞弊不仅会造成投资者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而且会削弱了市场资源的配置功能并危害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如何提高解读、识别和反馈会计信息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证券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从而降低虚假信息对利益相关者的危害，如何识别会计信息的真伪已成为摆在各国证券监管部门面前的一个难题。要想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解决会计舞弊问题，就必须先弄清楚发生会计舞弊行为的原因，才能做到“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对”。关于会计舞弊动因的剖析，国外已有冰山理论、舞弊三角理论、GONE理论、风险理论等丰富的研究成果。我国学者结合我国情况，对会计舞弊的成因问题展开了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本文对其进行梳理分析。
二、国外文献综述
（ 一 ）国外经典理论回顾 国外学者将舞弊动因理论应用于分析会计舞弊的动因，进而对甄别会计舞弊形成了有力的规范性的理论支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会计舞弊冰山理论（二因素论）、会计舞弊三角形理论（三因素论）、会计舞弊GONE理论（四因素论）和会计舞弊风险因子理论等四个代表性的理论观点。（1）会计舞弊冰山理论（二因素论）。冰山理论把舞弊比喻为海平面上的一座冰山，露在海平面上的只是冰山的一角，更庞大的危险部分隐藏在海平面。从结构和行为方面考察舞弊，海平面上的是结构部分，内容实际上是组织内部管理方面的问题，是客观存在且容易鉴别的，称为第一类因素；海平面下的是行为部分，内容包括行为人的态度、感情、价值观、满意度等，更主观化和个性化、且更容易被刻意掩饰起来的，称为第二类因素。冰山理论说明，一个公司是否可能发生会计舞弊，不仅取决于其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和严密性，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该公司是否存在财务压力，是否有潜在的败德可能性。该理论强调，在舞弊风险因素中，个性化的行为因素更为危险，必须多加注意。（2）会计舞弊三角形理论（三因素论）。最早研究舞弊因子学说的，是美国内部审计之父劳伦斯·索耶先生，他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舞弊的产生必须有三个条件：异常需要、机会和合乎情理，为后来舞弊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美国注册舞弊审核师协会创始人Albrecht博士（1995）进一步发展了舞弊学理论，认为舞弊的产生由压力、机会和借口三要素共同作用。该理论认为，舞弊的三要素之间形成了互为依存的关系，缺少了任何一项要素都不可能真正形成舞弊。显然，防范和治理会计舞弊应该从压力、机会和借口三方面同时着手，不仅要通过制度建设消除会计舞弊的机会，还要设法消除会计舞弊的压力和借口来抑制舞弊。（3）会计舞弊GONE理论（四因素论）。“GONE”理论是由Bologua等人在1993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舞弊由G（Greed：贪婪）、O（Opportunity：机会）、N（Need：需要）、E（Exposure：暴露）四因子组成，它们相互作用，密不可分，并共同决定舞弊风险程度。GONE理论实质上表达了会计舞弊产生的四个条件，其中“贪婪”和“需要”与行为人个体有关，“机会”和“暴露”则更多与组织环境有关，这一点与二因素论有相通之处。与三因素论比较，四因素论把舞弊的动机解释为需要，把其道德价值取向解释为贪婪，并且增加了一个“暴露”因素，认为舞弊行为被发现和揭露的可能性大小以及被发现和揭露后的惩罚强弱将会影响舞弊者是否实施舞弊行为。（4）会计舞弊风险因子理论。该理论是Bologua等人在GONE理论基础上发展形成的迄今为止最完善的舞弊动因理论，它把舞弊风险因子分为个别风险因子与一般风险因子。个别风险因子是指因人而异，且在组织控制范围之外的因素，包括道德品质与动机。一般风险因子是指由组织或实体来控制的因素，包括舞弊的机会、舞弊被发现的概率以及舞弊被发现后舞弊者受罚的性质和程度。当一般风险因子与个别风险因子结合在一起，并且被舞弊者认为有利时，舞弊就会发生。可以看出，风险因子理论相比GONG理论更加一般化。风险因子说理论的各因子与GONE组成因子的关系如表（1）。
（ 二 ）国外现代相关文献回顾 近年来，国外学者对会计舞弊动因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其成因理论也更加丰富。Mei Feng ， WeiliGe ， ShuqingLuo ， TerryShevlin［2010］研究发现，尽管CFO和CEO都有股权激励的动机以至于进行会计操纵，但是，CEO股权激励动机更大，而且CEO比CFO拥有更大的权力，所以，CFO进行会计舞弊更大程度是上因为他们受到了来自CFO的压力而不是为了个人财务收益。Mine Omurgonulsen， Ugur Omurgonulsen（2009）通过研究发现，除了股东和高管的个人利益外，法律体制的不足，政府规制与监管机构的不恰当，司法体系的无效率运作而导致伦理标准、法律规范等在执行方面存在困难等，也是会计舞弊的重要原因。Mary Low， Howard Davey， Keith Hooper［2008］认为，低品质的会计职业教育也是会计舞弊的又一重要成因。他们还指出，公司价值问题、与公司披露透明度相关的运行状况、金钱文化、资本社会的恶习、法制文化等都是影响会计舞弊的重要因素。通过以上对国外会计舞弊成因经典理论与近年来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四个经典理论观点基本上都是从组织和个体两个维度来构建理论框架，并且都更加强调个体行为，其原因是因为它们都是以完善和成熟的外部治理市场（经理人市场、独立董事市场、控制权市场等）为背景而提出的，都强调从组织和个体维度对企业自身进行分析，而较少涉及外部因素。而从国外近年来的文献研究可以发现，在注重组织和人体维度外，外国学者也逐渐开始关注政府监管，文化道德等外部因素对会计舞弊产生的影响，国内外的研究开始出现一些趋同性。
三、国内文献综述
（ 一 ）内部原因 （1）经济利益。经济利益是最常见的造假动机，造假者通过造假旨在得到直接或间接的、现实或潜在的经济利益，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也使造假者铤而走险，不顾后果。李晓丁、沈淑霞（2006）指出，上市公司本身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如果通过会计舞弊来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可以获得比提供真实会计信息更大的预期净收益。那么管理当局会理性地选择会计舞弊行为。滕云，滕红（2008）把会计信息舞弊的利益驱动因素分为以下方面：一是出于业绩考核的目的进行舞弊。二是为了发行股票及配股而进行舞弊。三是为了获取信贷资金和商业信用而舞弊。四是为减少纳税而舞弊。邵子复（2008）指出，壳资源的稀缺性也是我国上市公司舞弊的重要动机。由于上市资格不易取得，众多非上市公司试图通过购并来达到借壳上市的目的。购并谈判中关键的是购并价格，业绩优良的上市公司股价无疑可以卖个好价钱，故上市公司有可能为购并增加筹码而进行会计信息舞弊。从人员的舞弊动因方面，傅怡（2009）发现，大股东，经营者，财会人员各有其舞弊动机。大股东作为了转移侵占公司资产，经营者为了提高声誉，获取更多的劳动报酬，财务会计人员为了保住饭碗，都会进行会计舞弊。（2）政治利益。国内学者研究发现，除经济利益外，我国的政府侧面干预也是造成舞弊的重要诱因。由于我国上市公司中很多是由国有企业脱胎而来，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由地方政府委派。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与经营者的政治前途、政治待遇密切相关。杨德怀（2005）就明确指出，会计舞弊虽然产生于经济领域但是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利益。杨英强（2009）在其硕士论文中写到，地方利益、部门利益是与政绩相联系的。国家对地方政府及各行业部门的考核主要是依据该地区、该行业的经济增长情况、国有企业扭亏为盈情况、企业改制进展等来进行的，于是政府各行业部门各地方政府就想尽一切办法抓企业的发展，抓企业改制上市，而在实际情况不尽如人意时也就欺上瞒下了。秦江萍，张勇（2006）谈到，政府官员与政府利益的偏差、地方利益与中央利益的偏差，导致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很容易卷入上市公司会计舞弊行为中，他们会为了本地区、本部门有更多的上市公司，许多地方政府、中央部委直接参与上市公司利润包装和造假，成为上市公司会计舞弊的怂恿者或庇护者。安琪（2008）提出，国企对经理人员的考核也对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产生了影响。企业经理厂长为追求荣誉与晋升而粉饰会计报表与确保职位而粉饰会计报表别无二致。上级主管部门为了某种目的而要求企业上报会计报表时，企业往往会迎合政府的偏好来编制会计报表。邵子复（2008）也认为，我国物质奖励与行政手段激励相结合的制度，使得公司的业绩考核直接与其职位的晋升挂钩，国企的经营者在经济活动中取得了“政绩”就可能被提升，因此，公司管理当局会出于追逐政绩荣誉的考虑而粉饰考核业绩。
（ 二 ）外部原因 （1）法律制度不健全、各监管部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是调节个人与社会，秩序与自由，权威与有服从三大矛盾的准则。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所带来的强制惩罚机制将大大增加其行为成本，从而改变其行为决策。然而，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现有的法律规范中还存在许多矛盾与不足。魏静峰（2004）认为法律责任的缺陷是会计舞弊得以产生的又一重要因素。他在文章中谈到，我国当前的法律环境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律责任太轻，执法力度不够。这使得违法者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太轻且不具体，难以有效执行。二是部分企业法制意识淡薄，有章不循，有法不依，置国家的法律法规于不顾，为了达到目标，往往采取各种手段，随心所欲地编造虚假会计数字，达到维护其局部利益的目的。从直接成本角度，代江蕾（2009）指出，我国尚未真正建立因会计造假而承担的民事责任制度。李世权，周舟（2008）认为目前在我国现行的证券监管体制下，公司因为会计舞弊被查处的概率不高，即使舞弊被查出，往往也不会因此而受到很严重的惩罚。在这种舞弊的预期收益大大高于舞弊预期成本的情况下，上市公司管理当局或会计人员会理性地选择会计舞弊行为。杨英强（2003）总结了我国目前在法规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出现一些急需的法规迟迟没有出台；一些法规制定得非常原则，无法操作；一些法规由于是多年前制定，已经与目前的形势不相符合了，这些现象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无法可依。另外，有关部门在某些方面权责不清、权利重叠、权利真空等问题，使得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监管不严、不到位，导致监管失灵，使得有些问题多头指挥，有些问题没有管，出现问题时又相互推卸责任，这些都给会计舞弊留下了生存的空隙。程勇（2007）指出，我国目前会计信息披露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这给违规者创造了条件。我国的目前会计信息披露规则由证监会制定，而会计准则由财政部制定，两者在会计信息披露规则和准则要求方面并不能很好地协调并达成一致，且这些规范会计信息的准则和披露流程的标准也没有跟上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需要，这就为管理层的“会计数字游戏”留下了大为利用的空间。（2）外部审计。审计产生于经济监督的需要，是经济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对财政、财务收支及其他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和效益进行审查。外在性和独立性是其基本职能。在现在的经济生活中，注册会计师审计作为独立的一方，被投资者寄予很大希望。然而，我国注会行业的现状却令投资者十分寒心。杨英强指出，注册会计师的执业水平低下、不正当竞争现象严重、质量监管不力、注册会计师法规不健全是会计舞弊的重要成因。陆子平，张丞，聂鸿飞（2007）谈到，由于我国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判断能力参差不齐，且独立性差，导致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监控弱化。李景波，范武兵，吴占杰（2006）指出，注册会计师审计面临着一个独立性问题，由资本经营管理者而不是股东大会来委托聘请注册会计师监督资本经营管理者，其监督的力度、监督的结果可想而知了。董双有（2003）认为，实施机制的脆弱是舞弊的又一大诱因。近几年，我国虽然加大了对注会行业会计舞弊的处罚力度，但远未达到使违约成本大于违约收益的程度，监管部门并没有形成自己应有的权威，注册舞弊行为难以得到有效地遏止。最后，从对会计信息的审计需求角度，刘峰（2001）分析到，我国到目前为止对会计信息的审计需求，主要是由政府创造的，而非市场的内在要求，市场不会用价格差异来区别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质量的高低，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反而被低质量的审计所“驱逐”，并没有形成拒绝虚假会计信息的有效机制。（3）信息方面。真实的会计信息可以反映一个企业特定时日的财务状况、特定期间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因此，可以作为企业产出的替代变量，企业管理当局凭借会计政策选择权，通过生产和报告有利于自己决策的会计信息这个替代变量，供远离企业日常经营管理的利益相关者了解情况，并据此实现自己的管理目标。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倪红宇（206）指出，信息不对称为经营管理者实施并掩盖会计舞弊提供了便利条件。他认为，经营管理者实施会计舞弊以及由此带来的“财富流失”主要形式是欺骗，而只有在信息不对称时才有可能欺骗。吕玉芹（2008）指出人在占有信息方面具有优势，所有者处于劣势状态，这样委托人和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在信息差别的情况下，委托人和人在行动上不具有对称性，委托人很难对企业的经营目标提出确切的要求，如果人具有借助于会计舞弊实现自己机会主义的动机和欲望，会计舞弊就会发生。李晓丁，沈淑霞（2006）认为，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由于受到信息成本的约束，流通股股东无法了解经营者的努力程度和真实的经营业绩，他们只能通过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来了解公司的经营业绩，并做出自己的决策。会计信息基本上属于公司经营者的私人信息，他们既可能在上市前提供虚假信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行投资，也有可能在上市后为保持上市资格、实现配股筹资或免于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罚等目的而进行会计舞弊。从会计信息需求主体方面，蒋尧明，罗新华（2003）指出，我国目前尚未形成真正的会计信息市场需求主体。颜永廷（2009）发现会计信息有效需求主体缺失使舞弊缺乏约束，会计信息有效需求主体的缺失是会计舞弊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使得控股股东实质上成为会计信息的幕后操纵者而非信息需求者。资本市场上中小股东的“搭便车”以及投机性偏好，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信息需求者。作为最大的债权人，银行由于管理机制僵化、风险意识淡薄、政府行为严重等，使其也难以成为真正的信息需求主体。此外，我国企业的年报审计、验资、年检等审计服务的需求主体主要部门是政府监管机构，而非真正的市场。（4）文化，伦理道德方面的原因。思想文化、伦理道德是听之无声、望之无形的隐性或软性资源，它们对社会经济现象所能发挥的精神影响力是十分巨大的，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不能只停留在物质与制度层面，还应进入层次更深、境界更高的层面。葛家澎教授（2003）一针见血地指出，财务报告舞弊的实质是道德和文化问题。刘骏（2005）认为，文化是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的基础性约束，它通过对会计规则的制定、执行和监督行为的作用来影响和制约会计信息质量。颜永廷认为，文化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是基础性的，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在特定条件下会纵容、强化会计舞弊的动机及后果。娄权（2004）提出，我国的官本位制度让人人都想当官，人人都怕官，这就使得高管人员能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会计人员不敢得罪高管人员，不能形成对管理人员的有力监控。再加上中国深受佛家、道家文化的影响，往与世无争的生活，缺乏进取与改革的精神，遇事忍耐的性格也得会计人员不能与会计舞弊行为作彻底斗争。张嘉（2006）指出，健康股权文化的缺失也是会计舞弊的重要原因。健康股权要求社会能正确看待公司制企业、股市乃至股东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求公司管理者能够有意识维护股东在公司中的所有者地位，尽职尽责，忠实履行受托责任。正是对这种文化的忽视，才导致对股东利益的忽视与践踏。在伦理道德方面，李志斌（2006）认为舞弊本身就是伦理缺失的集中表现。从企业舞弊三角形理论来看，压力是舞弊的直接理由，机会则是舞弊的可能性，但它们都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借口则是舞弊者的自我合理化的需要，借口的实质就是舞弊者进行的伦理道德变通或者说是伦理道德扭曲。杨雄胜（2002）谈到我国一些地方、单位领导层对会计存在着各种模糊认识，直接干扰会计正确履行职责，导致了会计“道德自由空间”的真实规范严重背离伦理规范，会计人员陷于不得不做假账的境地。另外，会计人员自身道德素质低下也是舞弊的重要成因。隋巍（2009）指出，会计从业人员的素质和道德是会计失信的内在因素，会计信息免不了要对客观经济活动的一些不确定因素进行估计、判断和推理，少数会计人员道德较低，便会利用职务之便编造、篡改会计数据，进行贪污等违法活动。任宏（2007）也表示，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部分会计人员素质低，缺乏职业道德、责任心不强等。一些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意识薄弱，私欲不断膨胀，在物质利益驱使下，铤而走险。综观我国对会计舞弊成因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由于制度环境的不同，我国与美国在舞弊动因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别，可比性并不是很高。国外的理论观点更加强调个体行为，而较少涉及外部因素，而我国由于没有像英美那样完善和成熟的外部治理市场（经理人市场、独立董事市场、控制权市场等），所以，相比之下，我国的研究更强调了外部因素的影响，如我国法律制度不健全，监管不到外；注册会计师的执业水平低下独立性差；会计信息有效缺失；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影响等，这些因素，都是在治理我国会计舞弊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四、结语
会计舞弊己经成为世界性的顽疾，对全球资本市场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各国政府为治理会计舞弊纷纷出台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治理会计舞弊也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共同努力。对我国来说也不例外。如何才能有效的防制舞弊，我国今后会计舞弊治理的路该怎么走？通过本文对国内外舞弊成因的梳理，我们发现，我国会计舞弊成因与国外会计舞弊成因有一定的共性，但更多的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因此，会计舞弊的治理并不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我国治理会计舞弊不能完全照搬英美的模式，而应是在弄清国内外成因的共性与差异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从我国舞弊产生的根源出发。基于国内对会计舞弊成因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财务舞弊治理的政策建议：明晰产权，发挥产权制度对会计信息生成过程的规范和界定功能；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优化股权结构，发挥董事会的作用，保证监事会、独立董事的职能，加强内部审计制度的建设，建立和完善职业经理人市场；完善会计准则和会计法规，强化有关人员的责任意识，严肃财经纪律，加强政府监管，加大对会计舞弊的惩罚力度，提高会计舞弊的成本，（法规）；完善注册会计师制度，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自律、监督，加强对会员的管理，培训，提高注册会计师执业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发挥其“经济警察”的作用；加强会计文化建设，营造健康的企业文化及会计文化，注重培养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感情和优秀道品质，提高会计人员的精神境界，以文化、伦理道德等软约束来弥补“法制”式刚性管理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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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利弊论文范文2
内容摘要：本文结合人们生活中经常看到的道德低下的现象，用博弈论中完全静态博弈模型分析出现此种现象的原因，发现人们作为理性经济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只注重自己的利益，而没有把集体的利益作为首要考虑因素，个人理性选择的最优结果并不是整体理性的最优结果，道德与理性经济人发生了冲突，最后提出建议来解决冲突问题。
关键词：道德 博弈模型 理性经济人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具有认识、调节、教育、评价以及平衡五个功能。道德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起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然而，不同时代与不同阶级，其道德观念都会有所变化。从目前所承认的人性来说，道德即对事物负责，不伤害他人的一种准则。而博弈论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假定人们都是理性经济人，理性的人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选择策略，在实际的博弈中，理性人的行为往往只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实现自己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了整个集体的利益，甚至以牺牲他人的利益来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时就和道德发生了冲突。
发人深省的社会现象
在公交车站，总有那么多人在车还没有停得很稳的时候蜂拥而上。人们首先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如果车上还有空的座位，乘客可以找到个位置坐下；如果没有空的座位时，也可以避免落后上车的人，在车厢里移动时过度拥挤所带来的不适。但在拥挤上车的那一瞬间，经常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一些小摩擦。而由此引发的争吵也不在少数，纵使人们会因此而发生不愉快，但几乎每一天每一辆公交车上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学校里，我们经常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幕，在期末考试时候，经常有人趁着老师不注意，拿出来早已经准备好的小条进行抄袭，也有同学之间互相抄袭，这些人要冒着被老师发现，接受惩罚的后果，可是依然还会有这么多人继续这么做。
社会现象的博弈分析
首先假定人们都是“理性人”。所谓“理性人”就是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也可以说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的最小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张维迎，2001）。在公交车事件中，对于每一个想要上车的人来说，他们最有利的结果就是先于别人上车，这是他们可以获得的收益。而在上车的瞬间，他们付出的成本往往是相当小的。他们付出很小的成本，就可以获得很大收益，所以很多人拥挤上车。而每一个理性经济人都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去出发，就有可能损坏他人的利益，这时就和道德发生了冲突。
在学生时代，每学期都有期中、期末考试，在社会上还要参加各种等级、证书的考试。而在每一次考试中，考场规则中都会严肃地列出不允许作弊，如果作弊被监考老师发现，会有严重的后果。有的是清出考场，并取消此门课程的考试成绩，有的是记作违纪，并且取消学位等，可是依然还会有人作弊。考生在作弊与不作弊之间进行选择时，一定会考虑付出的成本和带来的收益，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时才会作弊。考试作弊给同学带来的收益就是会有一个好的成绩，对于那些即使不用作弊也能通过考试的学生来说，更优秀的成绩也是他们的收益。对于那些如果不作弊就不能通过考试的同学来说，作弊能大大增加他们通过考试的机率，很多人为了不补考和重修，也愿意冒险一试。所以不管学习好的还是学习不好的学生来说，作弊都可以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收益。
博弈模型构建
在公交车案例中，我们选择都要在同一地点，同时乘坐同一辆车的两人为博弈的双方，分别为乘客A和乘客B。假定他们都是理性经济人，都会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去考虑问题，同时在他们做出决策的时候并不知道其他人的决策，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此种博弈为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每一个乘客都有两个行动可供选择，可以拥挤上车，也可以等待上车。假设他们拥挤上车可以获得的收益是5，他们等待上车可以获得的收益是1，如表1所示。
在表1中，乘客A先进行选择时，乘客A可以选择拥挤，也可以选择等待。当乘客A选择拥挤时，乘客B选择拥挤可以得到5的收益，而等待时只能得到1的效益，所以乘客A选择拥挤时，乘客B选择拥挤比他选择等待所获得的收益大，所以乘客B选择拥挤；当乘客A选择等待时，乘客B选择等待时所获得的收益1，选择拥挤时的收益为5，选择拥挤时的收益大于选择等待时的收益，所以乘客B选择拥挤。所以不论乘客A选择什么行动，对于乘客B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拥挤。当乘客B先进行选择时，可以选择拥挤也可以选择等待。同理，当乘客B选择拥挤时，乘客A选择拥挤；当乘客B选择等待时，乘客A还是选择拥挤。由此可以得出，无论当乘客A先进行选择时，还是乘客B首先进行选择，也无论乘客A或是乘客B先做出的选择是拥挤还是等待，对于另外一方来说最优的选择就是拥挤。（拥挤，拥挤）就达到了纳什均衡。
在考试作弊的案例中，假定学生和监考老师是博弈的双方，在做决策时，理性人都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在学生或监考老师做出决策时不知道对方的决策，也就是说他们是同时做决策，而且客观上也不能知道对方的决策，这是一个完全静态的信息博弈（李文瑶，2002）。假定学生作弊时而没有被老师发现，可以获得的收益为I，如果被监考老师发现，受到的惩罚为-P，监考老师宽松监考时，所付出的劳动比较少，在本文中忽略不计，监考老师严格监考时，而学生没有作弊，付出的劳动成本为L；如果有学生作弊时的劳动成本为L+E（其中E为与同学交涉或发生不愉快时所要负担的成本），详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当老师先选择时，可以选择严格监考也可以选择宽松监考。当老师选择严格监考的时候，学生不作弊时获得的收益为0，而学生作弊就会得到惩罚，所获得的收益为－P，学生不作弊时所获得的收益比作弊的时候要大，所以学生选择不作弊；当老师选择宽松监考的时候，学生选择作弊时所获得的收益为I，选择不作弊时所获得的收益为0，作弊时所获得收益大于不作弊时的收益，所以同学选择作弊。当学生先选择时，学生可以选择作弊也可以选择不作弊。当学生选择不作弊时，选择宽松监考时老师所获得的收益是0，选择严格监考时所获得收益为-L，老师宽松监考时获得的收益大于严格监考时的收益，所以老师选择宽松监考；当学生选择作弊时，老师选择宽松监考时，老师获得收益为0，选择严格监考时，老师获得的收益为-（L+E）。宽松监考时老师获得收益大于严格监考时所获得的收益，所以老师选择宽松监考。所以，（作弊，宽松监考）构成了纳什均衡。
改变道德与理性经济人矛盾的对策
（一）改变公交拥挤状况
生活中的公交车拥挤现象时有发生，但并不是不可以解决，只要我们讨论清楚了非合作的没有丝毫利他行为的人际竞争关系下，个体如果能从理性经济人出发考虑问题的同时能对整体有利，公交车拥挤现象就会有所改善。可以通过制度的建立，让违反规则的人受到惩罚，遵守约定的人在未来的博弈中继续得到信任，并因此而获利，个体理性才可能转化为集体理性，个体才能真正做到道德上的知行合一（张耀灿，2003）。而在公交车上，我们可以在公交车的车门上安装一个系统，并且这个系统跟车上的刷卡系统是相互关联的，这个系统可以测量出每次站在车门旁边的人数，当人数唯一时，你的信用等级就是高的，如果人数不唯一，你的信用等级就是低的，当你刷卡的时候，系统自动会在乘车的公交卡上累积你的信用，当你的信用额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可以给以一定的乘车优惠，在车票的价格上享有一定的折扣，或是其他的一些奖励，这样人们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角度考率时，就会自觉减少拥挤，公交车拥挤现象有所改善。
（二）抑制考试中不良风气的对策与方法
在考试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作弊现象，有很大程度上与老师监管不力有关，让学生有机可乘。在原来的监考制度当中，不论老师是严格监考还是宽松监考，既不会得到惩罚，也不会得到奖励，而老师在严格监考过程中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所以老师大部分都选择了宽松监考，如果能给由于老师宽松监考而没有发现同学作弊的老师给予相应的惩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督促老师要尽职尽责，并且减少作弊的情况发生。假设老师被惩罚所要付出的代价为-C，则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和老师的博弈关系如表3所示。
在表3中，当老师选择严格监考时，学生不作弊时，获得的收益为0，而作弊的情况下学生获得的收益为-P，所以学生选择不作弊；当老师选择宽松监考时，同学选择作弊时获得的收益为I，比不作弊时的收益0要大，所以选择作弊；当学生选择不作弊时，老师选择宽松监考，此时老师的收益为0，比严格监考的时候的收益要大。当学生选择作弊时，老师选择宽松监考还是严格监考要看（L+E）和C 的关系，如果-（L+E）>-C，老师选择严格监考，如果-（L+E）
如果-（L+E）>-C，老师选择严格监考，在这个博弈中就没有纳什均衡点，如果-（L+E）-C情况下，考虑老师与学生的博弈情况。
假定老师严格监考的概率为θ，宽松监考的概率为1-θ，学生作弊的概率为γ，不作弊的概率为1-γ，假定学生作弊的概率为γ时，计算老师的期望。当老师的严格监考的概率θ=1，宽松监考的概率θ=0，老师的期望如下：
Vt（1,γ）=-L（1-γ）-（L+E）γ
Vt（0,γ）=-C*γ
Vt(1,γ)=Vt（0，γ），得出γ*=L/（C-E）
如果γ>γ*，老师的最优选择是选择严监考，γ
假定老师的监考率为θ，学生的作弊概率γ=1，学生不作弊的概率γ=0，学生的期望如下：
Vs（θ,1）=－P*θ+I（1－θ）
Vs（θ,0）=0
Vs（θ,1）=Vs（θ,0）
得θ*=I/（I+P）
当θ>θ*时，考生的最优选择是不作弊。θ
混合战略的纳什均衡γ*=L/（C-E），θ*=I/（I+P），即监考老师以θ*=I/（I+P）的概率严格监考，学生以γ*=L/（C-E）的概率作弊。为了减少作弊现象的发生可以采取以下方法：
由于当θ>θ*时，考生的最优选择是不作弊，所以降低θ*值对防止作弊有利。因为θ*=I/（I+P），为了降低θ*，可以增大对作弊被抓考生的处罚，即P；也可以减小作弊但没被抓考生得到的额外好处I，比如在评定奖学金或是以后的保研和推荐工作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把成绩当作唯一的标准，而要结合平时的表现，如课程的出席率，课堂上回答问题的次数、演讲的表现等，降低考试成绩在各种奖项评比中的比重，这样可以减少优秀的成绩给学生所带来的收益，达到抑制考试中不良风气的目的。
由于γ>γ*老师的最优选择是严监考，所以降低γ*之值可减少作弊考生的人数，对防止作弊有利。在γ*=L/（C-E）式子中，E的可调性较低，可调性较高的只有C。增大C，也就是增大对监管不力的老师的处罚力度，可以降低γ*，如果老师在监考过程中没有集中精力，而是看看报纸，或是玩玩手机等，给学生的作弊留下可乘之机，一旦发现这样情况的老师要给予严格的处理。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李文瑶.考试舞弊的博弈分析与对策[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02（3）
化学利弊论文范文3
关键词:高考舞弊;量化分析;经济学;博弈论
高考是中国第一大考,是许多人改变人生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考上好大学对于学生将来的求学深造、就业、前程、名誉等具有巨大的未来收益,这就使得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这一点,伙同学生、家长甚至教师和学校,联合舞弊,挑战我国高考制度,尤其是近年频繁发生的影响恶劣的高考舞弊事件,已经达到了令人惊愕的地步。本文在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基础上建立量化模型,透视高考舞弊现象及其危害背后的深层原因,希望借此能够对高考制度改革提供一定帮助。
一、成本-收益模型分析
舞弊者不但要承担被发现而接受惩罚的风险,而且随着高科技手段参与到舞弊当中,舞弊者购买作弊器材也需要付出一定的金钱成本。即舞弊者承担的风险和金钱支出构成了舞弊总成本。同时,作弊也存在着一定的舞弊收益,例如考试成绩、名誉、前途等。
设舞弊总成本为C,据上分析,它应当包括舞弊器材成本T和被发现而受到惩处P,即C=T+P;另外,设舞弊收益为B,作弊净收益为F。这里需要说明,假设作弊者被发现而受到相应惩罚的概率为α,那么,F=(1-α)B-αP-T。简化得到:F=(B-T)-α(B+P)
对这个公式进行分析不难得出F同其他变量的关系,即当假定其他变量为固定值时,F与B正相关,而与T、α、P分别负相关。也就是说,每个变量的变化都影响着F的大小,而F的大小是舞弊者是否作弊的重要参考指标,即F越大则舞弊者冒风险作弊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则越小。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分析结论:
第一,现在的高考制度基本上是“一考定终生”,只要作弊成功,就能获得较高的分数,就能考上较好的大学,进而获得将来更好的发展前景、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名誉等。而作弊被发现也存在着一定的概率,其相应惩罚力度也不是很大。即对于高考舞弊者而言,收益B巨大,而风险α及相应的惩罚P太小。这就说明当前我国高考制度还存在着很大弊端,至少可以说存在着舞弊的诱因。
第二,α和P可以分别代表着监管和惩罚的力度,如果两者力度不够,则会促使舞弊者获得更大净收益F,促使作弊现象泛滥。这两个变量的提高会遏制F的增大,而这两者力度的加大,不但需要道德和法律约束,还需要相应监督管理技术手段的不断革新,努力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才能有效遏制作弊事件。
第三,作弊工具的高科技化使作弊者已经武装到了牙齿,其制造的边际成本不断降低。也就是说,舞弊工具成本T相对于巨大的收益B而言,呈现下降趋势,也就促使净收益F增大。因此,当越来越多的高科技舞弊案件在高考后被发现并公布出来时,人们称其到了“疯狂”的地步。
二、考生作弊的博弈分析
高考舞弊是我国社会在转型中出现的一种不良现象,是诚信缺失和道德失范。当下社会在某些领域既缺乏有效的法律制约,也没有树立起良好的道德价值观,有害的社会风气在蔓延,甚至成为大多数人所默认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作为高考第一参与者的考生颇受影响。下面我们建立一个两个考生的作弊博弈模型,如表1所示。
假设考生作弊会都有1的收益,而不作弊则为0。因为考生心理受到不良风气影响,他们作弊与否的出发点完全受到其他作弊者的影响,他们会认为不作弊没有任何收益,作弊反而有收获,于是他们的最佳策略就是作弊。
通过对这个博弈模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中学生诚信及道德教育的缺失,引发了不正的考风,这对于心智没有完全成熟的考生而言,仅仅是为了追求心理平衡,考生们也会采取作弊以追求与其他考生同等的作弊收益,实现考场内的“公平”。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舞弊者的从众心理,而对于教育和社会的公平性则构成了极大挑战,所以要加强学生在校期间的诚信及道德教育,以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诚信道德观。
第二,高考作弊猖狂的另一个重要根源在于惩罚太轻,与作弊者可能获得的经济利益不相匹配。因此,要震慑高考作弊行为,就要加大对作弊行为的打击力度和惩处措施。目前,我国专门用来惩治考试舞弊的法律还不健全不完善,面对考试舞弊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公平竞争,应该有针对想的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并同时加强相关法规的执行力度。
三、结束语
本文针对近些年我国高考舞弊事件频发且越发疯狂的现实,从经济学及博弈论角度出发,量化分析了近年高考舞弊现象猖狂背后的原因,通过“成本-收益”模型和“考生作弊博弈”模型,使得问题的分析更加直观,得到的结论也更加具有说服力。同时,本文也在结论中针对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意见,主要包括诚信道德教育、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及执行等。本文旨在有助于我国高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漆勇政.大学生考试舞弊成因分析与对策探讨[J].高等农业教育,2003(5).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化学利弊论文范文4
关键词：审计师；舞弊行为；审计策略与方法；研究
审计师是指，专门从事检查并证实公司账目和报告的正确性和合理性的专业人员，属于公司的高级职员，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需要自觉遵守并坚持审计原则。在一个企业中管理层的人员具有舞弊的动机和机会，审计师应该突破管理人员的约束，保持职业谨慎、职业怀疑精神[1]。作弊审计策略的重要步骤是要分析舞弊产生的背景，但是随着舞弊技术的逐渐复杂化，审计师也需要对审计策略进行创新和改进。
一、企业舞弊的诱因
国外对舞弊诱因的研究比较早，并且形成了舞弊风险因素理论，最完善的理论是舞弊风险因子学说、最权威的理论是舞弊三角理论，下面就对这两种理论做简单的介绍。
在《The Accountant’s Fraud and Commercial Crime》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舞弊风险因子的学说，这个理论被认为是最完善的理论，它将舞弊风险因子分为个别风险因子和一般风险因子，一般风险因子是指可以被控制的因素，个别风险因子是指不可以被控制的因素，当两种因子结合到一起，并且舞弊者认为有利可图时，舞弊现象就会发生。“舞弊三角”理论是发表在《Fraud：Bring the light to the dark side of business》一书中，它指出，舞弊发生与压力、机会、借口息息相关，但是并不是三者缺一不可。关于舞弊手段较全面的介绍是1987年Tresdway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无比财务报告：美国公司的分析》，文章中显示，常用的舞弊手段有：对不恰当收入的确认、对资产夸大、少报费用、乱用资产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不恰当收入的确认和对资产的夸大[2]。
二、当今社会舞弊手法的特点
所有财政舞弊都是具有复杂性和隐蔽性的特点，然而在新时代，舞弊的特点又有了具体的体现。第一，参与财政舞弊的人员，往往是一个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他们对企业内部环境熟知，也对审计师的审计过程有一定的了解，这就使得舞弊的手法有了一定的隐蔽性，而且他们会从不同的途径舞弊，使得舞弊手法更加复杂；第二，舞弊行为十分严密，往往专业的审计师很难发现其中的舞弊迹象，甚至舞弊手法系统化，舞弊计划做的十分严谨。有研究表明，超过九成的舞弊行为是在偶然中发现的，这就说明审计策略需要不断的改革创新才能保证审计职业的生存和发展；第三，舞弊后果严重，近年来，舞弊现象数量上增长远不及金额上的增长，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舞弊金额呈现指数化的增长[3]。新时代的舞弊现象，不仅不利于企业的发展，而且严重的扰乱了经济秩序，败坏了社会风气，所以审计策略需要不断的改进和完善。
三、改进审计策略与方法的建议和意见
首先，需要建立企业内部的审计机构，实行科学化的管理，根据企业的生存环境以及发展背景，设定出一套合理的审计制度，为企业的健康发展奠定好基础。要求审计师在取得审计证据之前，审不能完全信任管理层人员，也不能毫无根据的认为管理层人员有舞弊现象，要绝对保持自己的职业怀疑精神；其次，国家需要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促进并监督审计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我国的审计事业还在发展的道路上，还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而国外审计工作相对较完善，所以要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再次，要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对审计师的工作，做出正确合理的评价[4]。只有审计师的工作得到了合理的评价，才能更加促进审计师完善和创新审计策略；最后，对审计的管理层人员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要求他们端正态度，自觉配合审计师的工作，以营造一个良好的审计环境，如果在审计过程中，出现了认为设置的障碍，有关部门需要严厉的处理。当然这些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审计师本身，只有审计师本事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达到了要求，才能最大程度上发现舞弊现象，才能对审计策略进行完善和创新，才能将审计工作做到更好[5]。
四、小结
舞弊是有人可以的利用不正当和不合法的行为进行欺骗，以便达到自己的某种需求，而这个过程中，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管理层人员参与舞弊的现象层出不穷，而且舞弊金额呈指数化的增长，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企业健康的生长，而且扰乱了经济秩序，败坏了社会风气。但是识别舞弊迹象是审计工作中十分困难的步骤，这就需要审计师努力提高自己的职业素养与专业水平，需要企业和国家制定相应的制度来规范审计工作。我国的审计工作开展的较晚，需要借鉴国外在审计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并结合我国的经济制度，以完善我国的审计制度。（作者单位：湖北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武恒光.审计证据、审计风险及不规则关系研究――基于一个舞弊博弈模型的分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0，25（4）：21-28，36.
[2]李建标，殷西乐，任雪，等.实验市场中的审计博弈与审计质量――审计师声誉和企业内部监督的比较制度实验研究[J].财经研究，2015，41（10）：132-144.
[3]张宏伟.财务报告舞弊行政处罚与可感知审计质量[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2，5（3）：77-85.
化学利弊论文范文5
关键词：上市公司；舞弊动因；舞弊识别；舞弊治理
中图分类号：F27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4-0163-02
从银广夏、安然事件到万福生科的财务造假以及最近IPO财务核查中，企业因财务舞弊而被撤单，充分说明了财务舞弊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从宏观和微观层面看，给国家的经济转型、企业的长期发展甚至是个人的投资理财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正因如此，引发了大量的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进行研究。
一、财务舞弊文献综述
（一）财务舞弊动因的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财务舞弊动因的文献颇多，但其中最为人所知的理论为：二因素理论、舞弊三角理论、舞弊GONE理论和企业舞弊风险因子说理论。
针对财务舞弊的动因，国内主要是从企业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分析，相比国外的纯理论分析，多了一份务实精神。黄世忠（1999）认为会计报表粉饰的动机包括提高经营业绩、获取信贷资金和商业信用、发行股票、减少纳税、特定的政治目的或推卸责任。林长泉等（2000）发现，在所有者缺位、多重委托—结构以及国有企业改制上市不彻底的前提下，管理者实现其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或实现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而倾向于舞弊。谢朝武（2000）研究认为，会计舞弊的原因在于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分离、委托人与人之间天生的信息不对称。刘立国等（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造成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报告的原因是公司治理问题，认为法人股比例、执行董事比例、内部人控制制度、监事会的规模与财务舞弊可能性正相关，流通股比例则与之负相关。
纵观中国的资本市场，财务舞弊的现象依旧时有发生。究其原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1）满足上市的要求；（2）管理层为了完成董事会下达的考核目标；（3）上市公司为了避免被“ST”；（4）公司为了满足再融资的需求；（5）其他原因。
（二）财务舞弊识别的相关研究
对于财务舞弊识别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舞弊公司的相关特征，最先开始这一研究是Treadway Committee（1987），认为财务舞弊通常与那些正处于财务困难中的公司联系在一起。而后Kinney和McDaniel（1989）的研究印证了上述观点。20世纪90年代是国外研究财务舞弊识别的高峰期，主要是从外部董事比例（Beasley，1996）；应收账款的大幅增加、毛利率的异常变动、资产质量下降（Benish，1997）；内幕交易（Seeney，1998）以及应计部分、盈余减去现金流量的值（Ingra and Howard，1999）等方面，通过实证研究、对比研究和规范研究对财务舞弊识别进行研究。2000年后，国外对于舞弊识别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司治理和审计制度方面。如Bell和Carcello（2000）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表明：虚弱的内控环境、过度的盈余预期、躲避审计师的管理当局都是会计舞弊的显著性风险因素。Abbott、Parker和Peters（2002）强调了提高公司审计委员会独立性的重要性以及财务专家在审计委员会的必要性。
反观中国，对于财务舞弊识别问题，起初都是选取被证监会处罚的公司，通过舞弊与非舞弊公司的异同进行对比研究分析。方军雄（2003）以中国1993—2004年来被查处的财务舞弊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应收款项比率、资产负债率、速动比率、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率等财务指标能够显著显示财务舞弊特征。陈国欣等（2007）认为，盈利能力弱、管理层持股比例高、独立董事人数少以及没有出具无保留意见的上市公司舞弊的可能性更大。吴革、叶陈刚（2008）在对国内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特征指标研究相关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发现股权集中度、每股净资产差异率、非主营业务利润率等特征指标对财务舞弊行为产生影响。刘明辉、韩小芳（2011）以2002—2005年间因财务舞弊而被公开谴责的61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表明从公告前一年到公告后第三年，财务舞弊公司的董事会发生了显著变更，但只有其非常规性变更才对审计师变更有显著正影响。
基于公司治理的角度，中国一些学者也取得颇为丰厚的研究成果。刘立国、杜莹（2003）、梁杰等（2004）均认为内部人控制度与财务报告舞弊显著正相关，但对于法人股比例的影响却出现分歧。除此之外，刘立国、杜莹（2003）研究认为执行董事比例、监事会的规模与财务舞弊的可能性正相关，流通股比例则与之负相关。梁杰等（2004）认为国家股比例、股权制衡度与财务报告舞弊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高级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财务报告舞弊显著负相关。随后，杨清香等（2009）系统考察了董事会特征对财务舞弊的影响。
此外，中国一些学者也从财务舞弊的动因理论入手进行研究。韩传模、孙青霞等（2010）基于风险因子理论，采取对比的研究方法，得出资产负债率、是否同时发行H或B股与会计舞弊显著正相关，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会计舞弊负相关等结论。韦琳、徐立文等（2011）以舞弊三角理论为基础，研究发现舞弊公司与非舞弊公司在销售增长、财务杠杆、融资能力、公司治理层结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洪荭、胡华夏、郭春飞（2012）基于GONE理论进行研究，发现管理层的风险偏好和个体贪婪程度越高，在治理结构不完善时舞弊机会越多；发现机制越完善，暴露的可能性越大，舞弊的可能性越小。
（三）财务舞弊治理的相关研究
既然财务舞弊的现象如此严重，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可以将财务舞弊发生的概率尽可能降至最低呢？
中国的学者纷纷对此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治理的出发点主要为：规范、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机制（王建炜等，2000；黄世忠，2001；陈国进，2005；韩传模、李秋蕾，2010）、利用并完善注册会计师、会计准则、会计法律等相关法律制度，强化内外部监管（谢德仁，1997；王建炜等，2000；黄世忠，2001；朱锦余、高善生，2007）。除此之外，谢德仁（1997）还坚持对企业管理当局进行处罚；王建炜等（2000）认为改革产权制度、塑造公有产权主体也有利于治理会计信息失真；黄世忠（2001）还考虑了造假成本与收益、资产重组与关联交易等方面；朱锦余、高善生（2007）还提出强化审计委员会责任来降低财务舞弊的发生率。
此外，国际上针对财务舞弊问题，也提出了相关的治理措施，最为详细的当属2005年IOSCO的《加强治本市场，防范财务舞弊报告》，这份报告提出应从以下七个领域着手治理：（1）公司治理；（2）审计师和审计准则问题；（3）财务与非财务报表披露的有效性；（4）公司债券市场的透明度与监管；（5）市场中介的角色与义务；（6）复杂公司结构的使用；（7）私人机构信息分析师的角色。该报告系统而全面的分析，为中国治理财务舞弊提供了些许思路：1）不断完善会计准则与审计准则；2）对财务舞弊的内外部环境进行密切的监督。
二、对中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问题的展望
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时期，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与此同时，在美国的资本化率超过100%之际，中国的资本化率却不足50%，可以预见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国家对于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的扶持只会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审计师们尤其要重视企业的财务舞弊问题，确保资本市场的公开透明，切实保护各方利益者。
纵观美国企业的治理架构，其实行的是没有监事会的一元治理模式，但是为何它的一元治理模式比中国的二元治理模式更为有效？不得不让人深思。至少从美国企业内部的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制度以及外部的做空监管机制，就很值得中国学习与借鉴。
综上所述，虽然许多学者对于财务舞弊的动因、识别、治理已经有了颇有建树的研究，但如何将这些理论运用到中国的实际中去，如何去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依旧任重道远。譬如，独立董事制度或审计委员会制度是否遏制上市公司舞弊行为有效性，舞弊审计准则实施提高是否识别财务报表舞弊的可能性等方面。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它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值得每一位学者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 陈国进，林辉，王磊.公司治理、声誉机制和上市公司违法违规行为分析[J].公司治理，2005，（6）：35-40.
[2] 洪荭，胡华夏，郭春飞.基于GONE理论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识别研究[J].会计研究，2012，（8）：8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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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杨清香，俞麟，陈娜.董事会特征与财务舞弊——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J].会计研究，2009，（7）：6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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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蕊.高风险形式下企业欺诈与舞弊的防范[J].会计研究，2010，（7）：46-49.
化学利弊论文范文6
1、因此，调和阴阳，补偏救弊，恢复二者的相对平衡，促进阴阳的平和状态（阴平阳秘），即为中医诊疗必须遵循的总纲。
2、为了补偏救弊，为佛教争得更大发展空间，北宋僧人契嵩在融合儒释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他选择以“孝”为突破口，对佛教的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力图找到佛教与儒家思想的契合点。
4、所有这些替代的组合，构成一个补偏救弊的系统。
5、最后，针对这种大学入学考试方案的不足，本文设想了通过完善本科生转专业制度作为大学统一入学考试的补偏救弊之策。
7、我们在工作中要不断地补偏救弊，这也是实事求是嘛。
8、苟不自其本页图之，则亦仅能补偏救弊，偷为一时之治而已矣。
11、在教育上，应发挥补偏救弊的功能，对弱势者施予更多的援手。
12、因此，调和阴阳，补偏救弊，恢复二者的相对平衡，促进阴阳的平和状态，即为中医诊疗必须遵循的总纲。
14、认真总结，可达到补偏救弊的目地，更有利于我们的工作。
15、我们要及时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补偏救弊，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成长。
16、我们的研究成果存在很多错误和漏洞，必须及时补偏救弊，否则将前功尽弃。
17、说明协调阴阳，补偏救弊，恢复阴阳的动态平衡，是临床治疗的根本原则。
18、我们一定要看到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确有补偏救弊之益，但如果认为西方文明已完全丧失了自我更新的机制和能力，身处绝境而有待儒学的拯救，则不免将极为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20、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割裂学术之间的传承关系，认识到自己的成绩乃是以前人的成绩为起点，对前人学术补偏救弊的结果，充分肯定了前人的成绩，表现出深刻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21、而且，以儒学为传统资源而形成起来的现代人权意识，更会以其独具价值对欧美式的现代人权意识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从而对当今以至未来人类的人权思想与人权事业作出贡献。
22、一代大师，在学术思想上有创辟，彼必具有一番济世救世淑世教世心，而又高赡远瞩，深思密虑，能补偏救弊，推陈出新，发掘出人人心中所蕴藏所要求之一个新局面与新花样。
24、应该说，我国文艺学研究中由价值论倾向向科学论倾向的转换带有某种必然性，就实际情形而论，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是一种补偏救弊之举。
26、其实，问题不在批评本身，而恰恰在于批评观念的不由自主地改弦易辙，虽然有时是为了补偏救弊，但矫枉过正仍然是当前批评的症结所在。
27、这才是真正的人文主义的立场，任何文化都不应该偏离这样的一种立场，一旦如此，则必然要进行文化上的补偏救弊的工作。
29、中医药膳以此为据，巧妙合理的利用五味之偏性以调整脏腑之偏颇，补偏救弊从而使五脏之间恢复平衡协调的正常状态。
30、同样，他们力图为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已经成就的现代性补偏救弊所立足的智慧资源也明显是源自于中国传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