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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典故范文1
汉字由于是象形文字,在形态和意义上形成了有效的联系,而且二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这就导致了汉字非常良好的表现力,甚至拥有非常良好的视觉感受,汉字的这些特质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特质集中反映在古代诗词中,例如:在唐诗宋词中出现过非常多的对仗、排比句式——这些创作手法增添了整个辞赋的色彩和魅力,带有极强的渲染力。例如:南唐后主李煜的著名诗作《虞美人》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词中寓情于景的生动描写,非常有力地表现了汉语言文字的表现力。中国的传统文学形式“,对联”也是汉语言文字特质的集中体现,对联注重词汇词语的对应和对仗,甚至一些对联中要求偏旁部首相同。例如“:烟锁池塘柳,炮镇海城楼”两句对联中偏旁部首都属五行中的一种,作者巧妙地运用中华文字,创造出了更多的不朽篇章。中华文字具有表意性,然而以他们作为载体而形成的古代文学却表现出一种模糊性,正是因为这种模糊性与不定性,才使更多的后人在分析前人的不朽篇章时,得出了不同的理解与感悟,这也是汉语言文字神秘性的体现。
2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并行使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的进步,人们思想的不断发展与开阔,中国文学文化也经历了发展变化的过程,到了近代时期,伟大的学者提出了使用白话文,最初白话文与文言文并行使用,在以前,文学系统以白话文占据先导,很多文言文的语言形式与意思被代代相传,例如:先秦时期的很多句式、词汇都在文言文中被广泛使用,很多的词汇活用现象甚至在文言文中稳定使用。由此可见,文言文保留了自身的词语特征与语法系统。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异常繁多,甚多不朽篇章依然被现代人所传颂,在文字表达上的意思也相对浅显,多数能被现代人读懂,例如:孔子的不休之作《论语》中“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其中的意思很容易被后人读懂。古代的很多名篇名作甚至国家的文法章节也都是以文言文的形式呈现的,其中的语言文字以简练精辟而闻名于世。文言文的简练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文章中的词语多属于单音节词,很少有双音节或者多音节词语。第二,文言文中缩略的现象十分明显,多数的句子都省略了主语、谓语甚至是宾语。总之,整体来看文言文属于简练、精辟的语言文学,略去冗杂词汇,忠实韵律和音节,才形成了文言文这种简约的风格,铸就了中国古代文言文学宝贵、珍奇的文化氛围。
3汉字意义理解的多重性
汉语是一种独立性较强的语言,单个词句就可以表达多重涵义,正是由于汉字的这个特点,才导致了文学篇章理解与阐述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例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首词的前三句单纯描写了九个单独的景色,景色词语之间没有多余的词语,逐句逐词都表现出了非常简练、独立,乍一读只有几个凋敝的景观映入脑海中,然而却就是这样几个词语去表达出了作者无限的思乡之情,浓郁的羁旅秋思之情被表达得淋漓尽致,在缺少谓语、宾语以及完整语言结构的情况下,依然能够表达出丰富的意思,渗透出作者内心深处的无限情感,而且这种非逻辑性的语言表达方式往往能够给读者更加广阔的想象空间,可创造的艺术形式,这就是古典文学中所渗透出的文字特质。进入了20世纪中后期,人们对于语言文学、文字的探究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以往的语言探究,转向了文字探究。从文字的发音、结构再到文字的历史起源与用法都成为了文字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4结语
古代文学典故范文2
附：
送董邵南序
韩愈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童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同强）仁者皆爱惜焉。矧（shen况且）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
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
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翻译]
自古就说燕赵（今河北山西北部）一带有很多慷慨激昂的豪侠义士。董生考进士，接连几次未被主考官录取，怀抱杰出的才能，心情抑郁地要到那个地方去（指当时河朔三镇：幽州、成德、魏博）我知道董生此行一定会有所遇合，董生，努力吧！
古代文学典故范文3
用刻石传播、保存文化艺术典籍,时代最早的要数原始社会的岩画。地域偏僻的岩画的内容,反映游牧、狩猎、战争的题材较多。正因为人迹罕至,因而得以原地原貌原汁原味流传到今天。而原始岩画作者在悬崖峭壁刻雕的当下,却具有图片新闻的传播流布性质。
春秋时代秦穆公猎碣,即石鼓文,是用大篆刻在鼓状石上的四言诗。石鼓文在唐代始在陕西凤翔三原被发现,韩愈等人写了诗咏歌之。石鼓文是诗、是书法,也是史籍。唐现石鼓文,是轰动一时的消息。谁能说秦“猎碣”开初不是及时、新鲜、显著而重要的时事呢?
秦始皇离开京城咸阳,赴各地视察,也是新闻。由李斯撰写,刻在石头上,当是新闻作品。泰山刻石、峄山刻石、e刻石,虽经二千多年风雨剥蚀,如今已难见真迹,但经纸拓、临摹,汉代司马迁又将秦纪中的秦刻石内容,录入《史记・秦始皇本纪》,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考识、研读、传播。
石门十三品刻石、龙门刻石、大足刻石等,是军事要塞、交通要道、旅游名胜地刻石的遗存。
古代的人死了,在坟园刻碑记载其生平事迹,类似当代人去世由“治丧委员会”书写、宣读悼文。这些刻在石碑上的墓志、铭文,与当时重要历史事件联系密切的,墓主人生前地位显赫的,或书写、镌刻者是诗文书法大家的,都转化成了传承的典籍。西安碑林,把历代碑刻收藏展示,成为全世界最富盛名的石质图书馆。
无声的石头,有了人刻上去的文字,凡有社会价值者,刻时是新闻,被重新发现是新闻,围绕刻石发生新时事也是新闻。
秦始皇陵园出土的兵马俑身上刻的字,是生产者留下的质量责任制印记,叫陶文。秦陶文,也是史书代替不了的典籍。陶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骊山姜寨原始遗址和西安汉影肫略始遗址的母系氏族刻画符号,或曰中国的“原始文字”。
殷墟甲骨文在清末才被发现,那是刻在兽骨上的卜辞。周原甲骨文发现更晚,性质与安阳殷墟甲骨相类。以今人的目光看,殷、周甲骨文是书法艺术品、历史典籍,其实,那是殷、周国君占卜,亦即天人沟通、传播信息的民俗文化记录,具有新闻诸要素,是消息类新闻作品。殷、周之前的甲骨刻文,在西安和山东的龙山文化原始遗址均有发现。我曾发表过《黄帝时代有文字》的消息,依据便是龙山甲骨文。
有些西方学者质疑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命题。他们研讨一下中国的原始时代的陶文、甲骨文、石刻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中国的汉字,不止五千年,如由原始文字算起,应是六千年。此外,中国人有书画合一的传承性观念,这不仅是中国绘画艺术、中国书法艺术的一项原理,也是探索中国文字起源的门径。在学术思维上,西方学人主张“分”,中国学人主张“合”。我看“分”与“合”是对立面的统一。把书画两者的关系、字形字体形声的源流衍变、书写工具与书写方式的变迁、文字传播与接受风俗习惯的传承及变异等等综合起来分析,才可能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
殷、周时代的青铜器,有严格的等级形制与造型,其中的铭文,后代叫钟鼎文,简称金文,是一种信息传播方式,在冶铸初始,也是新闻。西安市临潼区的零口镇出土的周武王征商簋,其文字内容,就是“周灭殷”的最早记录。今天以历史、文字、书法、铜塑看其价值。我以为,那是三千多年前新闻要齐全的作品。后代金银器物上的铸文、刻文,是对殷、周青铜器的民俗文化承袭。
秦、汉时的竹简木简,是古人将字写在竹片、木片上头,用绳子串起来。如今人将史书叫做“汗青”。在竹简上书写,先以火炙竹青令汗,取其易书并免虫蛀,故名。史官在竹片上记事,人们把史书亦叫“汗青”。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从爱祖国爱民族的作为光耀史册。汉代竹简、木简大量发掘出土后,汉隶与史事有了更丰富的可供研究的实物。
司马迁将《史记》传之名山,副在京华。名山即西岳华山,他没有儿子,独生女嫁给华阴杨氏。《史记》正本交女儿珍藏,后来由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公开发表,流传于后世。司马迁亲自到大江南北采访,是中国新闻记者的鼻祖。他写汉武帝时代的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的事,就具有时事性质。
白居易发表作品的方式,一是给诗友写信或封在诗筒里经邮亭寄出;二是将诗题留于寺院道观、驿站、亭榭楼台、府厅的墙壁上、石壁上。他晚年曾有“逢山辄倚,遇寺多题诗”的话,那是实录。所有作品,白氏都会留存底稿,犹如现代报纸的编辑档案。他将诗歌亲手编辑,印刷成书,也是想传世的。他原本有个儿子,但夭折了。《戊申岁暮咏怀三首》中,说:“唯生一女才十二,只欠三年未六旬。婚嫁累轻何怕老,饥寒心惯不忧贫。紫泥丹笔皆经手,赤绂金章尽到身。更拟踟蹰觅何事,不归嵩洛作闲人。”晚年到浔阳生了三个女儿,对没有儿子承继香火与诗文很有点丧气。他将诗集传子是预设的。《见李苏州示男阿武诗自感成咏》可证:“遥羡青云里,祥鸾正引雏。自怜沧海伴,老蚌不生珠。”白居易有《题文集柜》:“破柏作书柜,柜牢柏复坚。收贮谁家集?题云白乐天。我生业文字,自幼及老年。前后七十卷,小大三千篇。诚如终散失,未忍遽弃捐。自开自锁闭,置在书帷前。身是邓伯道,世无王仲宣。只应分付女,留与外孙传。”在重男轻女的时代氛围里,他对小外孙的钟爱是可想而知的。白居易也学司马迁的方法,将诗集一分为三:一交女儿传其外孙,二传侄子(由《咏身》“簿有文章传子弟,断无书札E交亲”可判断),三“藏之名山”由《送后集往庐山东林寺兼寄云w上人》可分析断定。就是说,对诗文集的传世,做了多方面的安排。
中国是世界上发明丝绸(黄帝时代)和造纸(西汉)雕版(唐代)与活字印刷术(北宋)最早的国家,世代典籍传播中的帛书、线装印版书,都同这种技术进步密切相关。就是以传播新闻为职志的报纸,也是在中国最早产生的(英国博物馆藏有唐代邸报)。
互联网对传统媒体包括图书、报刊、广播、电视冲击力很猛烈。网络信息的海量与变动不居,电子报刊、电子图书、手机广播电视、播客、博客和一切传受互动的新样式,已经和正在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记录历史,传承典籍的形态亦在日新月异变迁。中华五千年“传受方式”以及传受的民族风俗文化“今胜昔”,是一种历史趋势,谁也阻遏不了。大可不必杞人无事忧天倾。对社会传受的控制,不可能取消。控制的本质是在貌似混乱的“传受市场”中分辨――将中华文明优秀的物质与精神成果传承下去,把世界其他文明的精粹吸收过来。后世研究光碟、U盘、电子报刊、电子图书、“博客日志”之类,与我们今天看石文、陶文、甲骨文、钟鼎文、竹简、帛书、纸书、报刊之类典籍,会有相似的感想。
古代文学典故范文4
关键词：多媒体 古代文学 课堂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7.074.
自我校开始使用计算机辅助教学至今已有8个年头，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发现多媒体辅助教学对于古代文学的授课既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存在着不可小视的弊端，在此略加探讨，有待指正。
1 多媒体辅助古代文学教学的优势
首先，可以引发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学习兴趣。
古代文学作为伊犁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长期以来受到高度重视，但是这样一门集文学、史学、哲学于一体的中文传统专业课程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却不能引起学生足够的学习兴趣，这也使多年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老教师们深感头疼。当然，这并非是由于教师的知识储备不够丰厚，而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从2008年起，招收的学生都是“90后”，这一代学生是伴随高科技电子产品成长起来的一代，思维非常活跃，但很难长时间集中注意力；二是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学生更加注重自身应用实践能力的培养，而对潜移默化提高自身素质的传统学科缺乏应有的重视；三是古代文学课程本身存在的一些特点导致学生缺乏足够的学习兴趣，比如讲授的内容尤其是先秦两汉部分文言成分较多，学习过程中需要跨越的语言障碍较大，使学生疲于学习；针对当代大学生和古代文学自身的特点，在教学中适当采用图片和影音资料来拓展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使用多媒体可以大大增加古代文学的课堂信息量，提升教学效果。
古代文学上迄先秦时期，下止清近代，时间跨度长、内容含量大、问题头绪繁多、作家作品众多，而有限的教学课时远不能满足庞杂的教学内容的需要，尤其是近几年来对教学课时的压缩，更是难以做到面面俱到，以伊犁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古代文学课由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周课时6节压缩至周课时4节，2011年修订的教学计划中又进而压缩成周课时3节。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讲授更多的内容便成为古代文学老师所面临的一大难题，而一些古代典籍，由于文字艰深，口头介绍学生又很难听懂，板书又受时间限制，上述众多难题却在事先准备好的多媒体课件面前迎刃而解。且以图像、声音、动画配合文字，更有助于加强教学的直观性和生动性，同时还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课堂容量，也不至于使学生久听乏味而导致疲劳。首先，以图而言，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迹，如佛像、书法、绘画、雕刻，封建王朝的疆域、版图、图表、示意图，戏曲中的生、旦、净、末等角色形象可以以图画的形式展示给学生。其次，以声而论，如诗词诵读、古曲演奏等以音频形式播放给学生，使学生手、眼、耳并用来加深印象，提升学习效果。如像《春江花月夜》这样的经典作品配以音配画的朗诵，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可以将学生带入诗境中，体会其“尽管悲伤，仍然轻快；虽然叹息，总是轻盈”的基调；再次，以动画而论，如戏曲片段等视频材料的播放也能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文学的魅力，比单调地讲授文字剧本，效果要好得多。通过多媒体辅助教学，能够使授课内容得到生动直观的展示，不但丰富了课堂知识量，加深了学生印象，而且增强了教学效果。
2 多媒体辅助古代文学教学的问题思考
首先，过多依赖多媒体课件，变多媒体为电子黑板。在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用多媒体课件的展示取代了板书，甚至个别教师直接将教案的word文档当做课件展示给学生，这样不但重点不明晰，使得学生的学习目标不明确，而且造成教师满堂灌、学生满堂抄的被动局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有些教师的“三笔字”不过关，羞于在黑板上写字，完全依赖多媒体；另一方面是由于对现代教学手段的特性认识不够，造成单纯使用课件而不能掌握其特点来辅助教学。具体来说，多媒体的内容往往是按照一定顺序逐一点开展示给学生，是事先准备好的静态教案的浓缩，通过PPT的回放可以进行整体回顾；而板书所展示的则是一个动态的教学过程，教师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适时对学生迷惑难解的问题尤其是字词进行板书，让学生对学习内容有更为具体透彻的把握，使多媒体和板书两者相结合，起到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作用。
其次，忽视教学对象，将课堂变为教师个人的单纯演示。在教学过程中，由于部分投影仪等设备状况不是最佳状态，造成屏幕不清晰，有些教师在授课时将窗帘拉得很严实，上课就像放电影，教师似乎变成了电影放映员，以至于根本忽视了教学的主体――学生的存在，而教师的主导作用也没有得到充分展示，变成了以课件为主体和主导了，完全背离了教学的本质。新课程改革强调，教学过程必须是师生平等交往，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而引进多媒体手段辅助教学之后，很容易将学生的目光引向屏幕而非教师身上，但越是如此，越需要教师在上课的时候多多注意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
再次，多媒体课件设计存在问题较多。目前本校的课件制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课件过于单调或过于花哨。第二，课件背景色与字体选择不当，导致课件模糊不清，致使观看者感到视觉疲劳；第三，以教案取代PPT，文字太多。没有充分发挥多媒体课件应有的辅助功能，也致使学生只顾埋头记笔记，而不能当堂有效消化吸收相关知识内容。
3 对古代文学教学中使用多媒体的建议
首先，虽然多媒体课件能够极大地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提升课堂教学效果，但不能流于表面效应，还是要与传统教学手段相结合。教师更应注意多与学生进行交流互动，使多媒体课件真正成为辅助进而促进教学的手段，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优势，同时做到尽量避免对教学产生负面影响。其次，要做到图片和影音资料的适度，不然会喧宾夺主，使课堂教学偏离重点；再次，文字不宜过多，尽量展示重点，不要将电子课件变成电子黑板。
参考文献：
[1]涂育珍.基于多媒体教学方法改革的古代文学课程建设[J].东华理工学院学报，2006，（12）.
[2]刘继征.浅谈现代教育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J].辽宁科技学院学报，2007，（6）.
古代文学典故范文5
关键词：古典政治学；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解读；批判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12.2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0)12-71-03
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学派在考究其学派传统时，往往会将之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并将修昔底德视为是“第一个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家”，认为霍布斯、马基雅维利等人都受到了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下简称《战史》)一书的深刻影响，因此，这三人也被公认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的传统理论大家。本文主要使用后现代主义的“双重阅读”(Double reading)方法，以此深入分析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对古典政治学文本的相关解读。这一分析方法，主要借鉴于后现代主义思想大师福柯所开创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分析具有话语权的现实主义理论如何进行文本解释，对传统支配性解读进行“重复”和“再现”，从而揭示出文本、话语、制度中被有意或无意遮蔽着或排除掉的“内在张力”，以此揭示传统理论对于文本的垄断解释。
一、文本解读的“知识考古”：继承关系的主观性偏差
从人性的视角来论证国际关系的特点，这是古典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其中，以汉斯・摩根索为主要代表。摩根索在著名的“现实主义六原则”中，将修昔底德拉人到其理论解释的框架之中。他认为，利益是国际关系中永恒不变的诉求，其不受时空条件的影响，并引用《战史》中的语句指出，“从古希腊的经验中，修昔底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论是城邦之间或是个人之间，利益一致是最好的保证。”此外，在论述国家行为体对权力的追求时，摩根索也引用《战史》中的语句来加以佐证。有鉴于摩根索将对于权力和利益的追求作为其理论的核心假定，而且多次在其理论的核心部分中引用《战史》中的相关观点和语句，因此可以认为，摩根索将修昔底德视为自我理论的一大基础和先驱。
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之一，这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的核心假定之一。而修昔底德被称为现实主义学派的先驱者，主要是因为在《战史》的第一卷中，包含了现实主义学派的3个核心假定：(1)国家(或城邦国家)是国际关系中最为基本的行动单位；(2)国家为了追求权力，要么将权力本身作为目标，要么将其作为追求其它目标的手段；(3)国家大体上采取理性的行为方式。对此，基欧汉引用《战史》第1卷第23节中的名言来解释上述3个核心假定：“我认为这场战争发生的真正原因，几乎被表面现象所遮盖了。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引起拉栖代梦人的恐惧，从而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从体系的视角来解读修昔底德文本，其中最有影响的学者当是肯尼思・沃尔兹和罗伯特・吉尔乎。无政府体系是新现实主义的主要出发点，新现实主义将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体系与《战史》中所描述的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两极体系相比较，得出了极为相似的结论。沃尔兹认为，《战史》为其“国家相似性”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例证。吉尔平对修昔底德的著作更为热衷，他认为其全部理论均与修昔底德的理论相联系。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修昔底德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之间的继承关系得到了很多国际关系学者的认同。他们均将修昔底德的《战史》视为是现实主义学派的重要起源。但是，对于修昔底德与自我理论的渊源关系，几位学者的论述角度却多有差异。这些学者往往倾向于从自己的学说出发去解释修昔底德的著作。比如，摩根索和沃尔兹将《战史》中的内容作为支持自己理论的重要例证，吉尔平几乎把自己所有的思想都与修昔底德的著作相联系。这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国际关系学者对修昔底德文本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观的。
现实主义学派对古典政治学文本解读的方法是有理由被质疑的。现实主义往往片面地截取古典政治学文本中的只言词组来证明自我理论的正当性，而不是还原政治学文本以本来的面貌。英国思想史学家昆汀・斯金纳和波考克认为，对文本进行解读时，“真理依赖于情境、社会，而非作者和文本”在理解某个时期的政治哲学时，必须要把哲学中评价或规范的那一面――也就是首先与历史偶然性的那一面加以考虑，读者要了解说话者的真实意图，就必须掌握说话者的运用常规。而现实主义者却忽视了这一重要问题，不仅对文本的分析断章取义，而且也完全割裂了其他理论对于文本解读的可能性，从而垄断了对古典政治学文本的解读。
二、文本解读的谱系分析：现实主义的话语霸权
上述“知识考古”再现了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对于古典政治学文本解读的支配性叙述，通过“双重阅读”方法，可以揭示文本互动背后的权力关系，从而批判类似的文本解读中的“现实主义思维”。后现代主义强调发掘文本之间互动背后的权力结构，揭示文本建构中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从而消解传统文本解读的“中心主义思维”。后现代主义思想大师福柯曾经指出，“知识是权力的眼睛。凡是知识所及的地方也是权力所及的地方。知识总是以真理的形式为权力作辩护。”后现代主义认为是权力创造了知识，在权力与知识的关系方面，常使用“谱系分析”方法。系谱学的任务是恢复被整体化叙事所压制的自主话语、知识和声音。本文尝试使用这一方法，从而揭示古典政治学文本解读中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以消解现实主义中心论思维。
对于现实主义文本解读中的知识和话语的关系问题进行诠释，首先要厘清现实主义言说和古典政治学文本之间的关系及其互动，以及古典政治学文本中包含的很多异质性的内容。除了现实主义学派所强调的符合其理论视角的诸多观点之外，还有一些被现实主义学派“人为化”的边缘观点。以对霍布斯的分析为例，“现实主义通常从逻辑和描述两个维度来运用霍布斯”，并认为霍布斯的“政治理论为国际关系提供了范式”，国家之间交往的现实，同霍布斯所描述的个人在自然状态中的描述相类似。然而，奴里，尤德瑟夫认为，与其说霍布斯是现实主义者，不如称其为理性主义者。他指出，将国家之间的关系类同于霍布斯所谓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显然是有巨大缺陷的。迈克尔・威廉姆斯在《霍布斯和国际关系：一个再考虑》一文中，也极力反对现实主义学派的相关解读方法，转而用怀疑主义的方法来解读霍布斯的文本，并得出了异于现实主义者的结论。同样，大卫，布歇在
《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的团体间关系和国际关系》一文中，通过研读霍布斯另外一本著作――《论市民》，得出霍市斯所谓的自然状态在现实中是团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所谓国家之间的关系。此外，霍布斯的国际政治主张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扩大贸易，规避战争，其观点脱离了现实主义的主张而倾向于自由主义的观点。这些解读在同现实主义解读的互动中处于劣势地位，由于现实主义对文本解读的霸权地位，致使古典政治学的相关文本被解读为主流的现实主义版本。
文本解构背后所隐藏的实际上是权力结构。知识和权力是紧密相连的，知识本身无法避免权力的运作，知识的论述机制也反映了权力的变化关系。文本霸权的存在，其实源自于国际关系理论权力关系中所存在的霸权状态。无论是对古典政治学文本的解渎，还是对国际关系现实分析来说，始终是由不同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权力占上风的话语模式所决定的。自二战以后，现实主义学派成为既得利益者维护现有秩序的有力工具，其依靠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的支撑成为主流话语，并取得了对其他理论的话语霸权，成为支配性的叙述，其他的理论言说受到主流话语的忽视、压抑和边缘化。因而，在对古典政治学文本进行解读的过程中，读者往往只听到了现实主义的声音，也只接受到现实主义的布道，从而以现实主义的观点来支配我们的思维和行为。
三、现实主义文本解读的实用主义批判
现实主义者总是将其学说与古典政治学传统文本联系在一起，将自己的理论视为对政治思想史中现实主义学派的传承，并试图证明这一传统相对于其他理论传统的优越性。在此基础上，现实主义者坚称与修昔底德、霍布斯、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一脉相承。然而，现实主义不过是众多与古典政治学家对话的学派之一，现实主义者通常以自我的立场和偏见来解读古典文本，从而证成自我理论，彰显其普世性。
目前，国际关系理论对古典政治学文本解读的主流声音是由现实主义者发出的。以修昔底德的《战史》一书为例，国际关系理论界几乎达成共识的认同该书是现实主义学派的开篇之作，现实主义学者都从中找到了证成自我理论的言说。然而，“近代社会科学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结构。及其一系列特定的关注，使得我们越来越难以受益于修昔底德”，问题在于“他无法自己约束我们针对他著作的诠释，所以我们太容易使自己确信，我们在他这里发现了我们所要寻找的东西。”一切类型的文本都是历史和背景使然，但在对古典政治学文本进行解渎时，由于很难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场景，因此难以掌握巨著的本真。对文本的解读实质上是理论者的再创作，这种再创作使原有文本受到理论者论点与偏见的玷污，显现出理论的强词夺理元素与实用主义意图。
通常，古典文本包含大量的信息。学科指向也往往明确。就修昔底德的《战史》一书而言，历史学者将其视作一部宏篇的历史巨著，而国际关系学者却能从中汲取大量的国际关系理论。且不论不同学科之间固有差异能否使之共同受益，国际关系一个学科内部更是如此。正如《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书中所言：“任何一个国际关系研究者都能从修昔底德的历史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得到启发。”如《战史》这样的古典文本并未包含唯一的理论指向，不仅是现实主义，其他学派也可以从此文本中汲取养分。而现实主义对文本解读是在权力关系中造就出来的论述的实践，这种论述的机制反映了权力的变化。作为具有主流话语权的现实主义，其借助古典政治学家著作中提供的庞大体系和丰富内容，得以攫取其中的一部分作为自己理论具有深厚传统的佐证。
国际关系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国际关系理论不能脱离具体的时空环境来解释一切的人类历史。现实主义的产生源于20世纪的国际关系现实，在更深层面上依赖于当时社会历史的大环境，将这种现论与古典政治学著作相联系，使研究者忽视了局限性而过于强调其解释力，甚至热衷于以某些抽象概念和原则构建起永恒性的理论模型。现实主义“自觉”地跳人了这个“陷阱”，对于古典政治学家的智慧奉行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套用现论简单地对古典政治学文本加以诠释来证明历史传统的存在。因此，对古典文本的解读实质上是各学派将古典理论加以主观化并为我所用的过程。
四、结语
知识常常是主观性的，其不依赖于客观的对象和实体。每个人在阅读时，由于主观性的存在，都会产生彼此有差异性的阅读结果。对文本的解释，只有撇开一己之见，深入到“文本”以及情境本身之中才是最可取的。现实主义者对于文本的解读，往往是从自己的立场和视角出发，从而使“文本”服务于自己的理论。正如理查德，阿什利和罗伯特・沃克尔所言：“真理的可能性是受到质疑的，每一个呈现并不是复制或恢复其在其他时间或空间所真正出现的事物，而是呈现其他各种的呈现，没有一个是原版的，每一个都是独断的，并且没有一个能排除其他的各种呈现。”其实，对于古典文本的解读亦是独断之思，是学者们建构出来的。因此不能就对古典文本的解读呈现出统一或定于一尊的共识。即然如此，在对国际关系著作进行文本解读的过程中，我们就需要有一定的认知，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或神圣的，古典政治学家著作的指向是庞杂和多元化的，我们需要反对单一的占支配地位的话语。因为任何单一的话语都不能为我们提供关于实在的清楚轮廓。只有各种声音同时存在，才能扩展我们谈话的视野，才能充实我们关于古典政治学文本的理解。
参考文献：
古代文学典故范文6
关键词：古典人文教育；人文素质；人文素质教育
一、我国人文素质教育现状
1. 人文素质教育提出背景
中国曾因信奉“君子不器”而险些沦丧于西方科技进步带来的船坚炮利之下，“落后就要挨打”的意识使我国在建国后为迅速追赶国外先进的科技脚步一度效仿苏联采用专才培养模式。这一办学模式为当时大批专门人才的培养和国民经济的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过窄的专业教育使学生的学科视野受限、人文底蕴薄弱，人才成为促成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工具。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初步建立后，市场经济给大学提供丰富资源的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利：市场经济重视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重视现实追求忽视理想追求。一些大学生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困惑、迷茫甚至出现道德滑坡，知识在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成为一些人实现物质利益和权利欲望的工具。现代科学技术对经济、国防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也日益加快。这就使得科技教育在大学教育中成为重中之重，而人文教育则日见势微；另一方面，人文教育自身在科技教育的影响下，出现了知识化的倾向，重视人文知识的传授忽视人文精神的培养。针对这些弊端，1998年教育部在《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我们所进行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
2. 人文素质与人文素质教育
人文素质是指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各种因素结合而成的一个人的内在品质，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修养，是一个人外在精神风貌和内在精神气质的综合表现，也是一个现代人文明程度的综合体现。人文素质是由人文科学知识、社会心理、文化修养、人文精神、人格等五个方面组成的。各要素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
人文素质教育，就是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以及自身实践，使之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成为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其目的是引导学生如何做人，包括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自身的理性、情感、意志等方面的问题。结合人文素质五要素我们可把对大学生进行的人文素质教育理解为：通过各种教育教学形式，引导学生进行自身实践，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转化为自己的经验，形成牢固的人文科学基础知识、良好的社会心理与文化修养，树立人文精神及塑造完美人格的教育活动，是需要外在启迪、陶冶和内部省悟、修炼的教育活动。
3. 对当代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思考
社会和大学在逐渐认识到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后试图进行补课，于是教学计划里添加了文、史、哲方面的人文课程，增加了人文学科教师的工作，举办了一些人文方面的讲座，这些都是有必要的。但人文知识的教授并不等于人文精神的获得和健全人格的塑造，人文精神的获得和健全人格的塑造也并不是仅以人文学科教师之力就能实现的。涂又光教授指出：近百年来，可谓“科学”阶段；正在发展为“人文·科学”阶段。[1]在“科学”大旗被高高举起的今天应当怎样让“人文”这面旗帜在大学校园里迎风飘扬？怎样才能使中国的大学真正步入“人文·科学”阶段？中国自己有几千年的人文，管灵魂，管德育……因为中国自己早有一套，这当然不是否定互相学习。中国自己的人文，我是说人文‘精神’，是中国民族、中国文化的‘灵魂’[2]这种以儒学为中心的人文教育，尔后成为中华传统人文教育的真主流。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这种人文教育的传统培育了一代代优秀的知识分子，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华人地区的人文教育，一旦失落了与中华人文教育传统的联系，也就失落了自身的根基和生命力。[3]与科技教育不同的是人文教育本身就具有民族性，因而必须重视中华传统人文教育资源，汲取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以促进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4]
二、中国古典人文教育
中国古代教育，历史悠久，源源流长，带有高等教育性质的教育活动，早在3000年前就出现了。本文所指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上限始于西周。西周学校已有较为严密的体系，总体有国学、乡学两类。西周学校教育的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
春秋时期孔子为了教化人性，除了主张学习“六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乐经以外，也教授“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经”自然是古代经典，事关人文素质的教化，然而“六艺”并非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实用技能。“六艺”中，礼乐射御四艺又称‘大艺’，而礼、乐为四艺及六艺之首。“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怪，恭敬而温文。”（《礼记·文王世子》）。可见，礼、乐是行为规范之“礼”与思想规范之“乐”，内外并举地塑造着一个人。“————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君子务焉。”（《礼记正义注》）可见“射”在这里与狩猎或战斗无关，而只是一种身心修养的方式。为的是在此过程中培养射者立身立国的道德。“大驭掌驭王路以祀”（驭通御），“御”在此主要是指祭祀时礼仪的身心规范。“书”是文字，“数”是记数，也与古代巫史文化中祭祀、占卜的文化、礼仪相关。之后，儒学一派思孟学派更是在其著述的《大学》中明确的提出“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揭示了当时高等教育目的的人文素养要求。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设立太学。太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官立大学制度的确立。董仲舒提出要通过教育“养成以仁义为内容、以礼为形式的风俗习惯”。太学的教育就内容说，是儒家五经教育（《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既载道又载艺，不仅是一种人文知识体系，本身还有道德教化的意义，是与孔子时代的人文教育一脉相承的；就目标说，是仁人教育，或君子教育、圣贤教育。也可以称其为现在通称的人文教育。
另一与私学相关的重要高等教育机构是书院。书院始于唐末，成于五代，大兴于宋，一直延至清末。书院由名师主持，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自由讲学，注重教与研的结合，倡导门派间的交流，追求道义和积极入世的精神。体现了教育必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突出了以德育人和对人性关怀的人文精神。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主教张栻明确提出了书院的办学宗旨是，“传道而济斯民”，即书院不是官学那样科举仕进之地，也不是专于文辞技艺之处，而是传承圣道、接续道统，提升道德人格，匡时济世，拯救黎民之所；朱熹进一步说明，圣王设教立学，为的是使黎明普遍受到居家爱国而明大小之序的教育，儒生应当是：“一，有修齐治平的大志；二，以‘致君泽民’为己任，有为天下献身的精神；三，有亲民爱民的胸怀”。[5]从中可以看出儒生并不是泛指一般的读书人，而是对儒学有造诣，并且又具有良好政治道德品质的读书人。书院的培养目标饱含了中国传统人文教育的意蕴，即对人性、道德修养的关注，教育人要修身养性，重视道德。
三、古典人文教育对当代大学人文教育的启示
1. 教育者自身要有深厚的人文底蕴
从孔子、孟子到朱熹、张栻他们作为教育家有着渊博的人文知识和高尚的人格情操，他们以自己的人文深度高瞻远瞩的指导着学生，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学生。有许多学校的经验证明，搞好人文素质教育的关键是校长与各级领导的重视。……经验还证明，人文素质的培养不仅靠课程与活动，还有教师的“身教”。许多人文素养很高的学者、专家的成长历程中都有一些难忘的“领路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家长与老师。教师在做人方面对学生的影响是无形的但又是强大的。[6]教师要使学生耳濡目染感受到教师的人格魅力，这不仅是人文学科教师的工作也是每位大学教师的职责。中国老一辈科学家在拥有高深科学知识的同时也拥有深厚的人文修养。人文修养培育人文精神，人文精神造就高尚的灵魂。作为科学大师，他们的成就不仅是科学成果，同时彰显了蕴涵深厚人文精神的人性光辉。
2. 重视人文素质的形成
不仅重视人文知识的掌握，更重视人文素质的形成，通过各种教育内容、教育活动的开展进行人文熏陶。孔子以六艺教“礼”，学生通过六艺学习“礼”、实践“礼”。古代书院鼓励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进行辩论和讨论。人文课程的教授应当生动活泼，形式多样。心理学认知派的主要代表柯尔伯格就曾明确的指出：“灌输既不是一种教授道德的方法，也不是一种道德的教学方法”。[7]论者认为这同样适用与人文教育。人文课程的开设重点不在于学生对人文知识掌握的多少，而在乎通过课程的学习与研究将具体的知识内化，上升为指导自己做人处世、接人待物的原则与准绳，成为自身品格、精神和素质的有机组成部分。教师要既能“晓之以理”，又能“动之以情”，做到“润物细无声”。
3. 高等教育要坚守自己的理想，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
古时书院不以科举仕进为目的而以匡时济世为己任。现在市场经济和网络时代给高校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教育的一元价值倡导与现实社会多元价值取向产生剧烈碰撞，我们在埋怨外部社会给大学造成不良影响的同时，是否反思过大学为适应市场经济所做的调整、转变是否适度，这些调整、转变是否对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负有一定责任，大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机构在接受社会影响的同时又应该对社会施以什么样的影响。
4. 对文、史、哲的重视
由于人的生命存在在本质上是文化生命的存在，文化生命的存在以价值为轴心，因而人是有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的．人文科学探求人的本质，就在于揭示、确立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批判、解构以往的过时的价值体系，建立一个民族在一定时代的价值体系。文学、史学、哲学，都以各自的方式负担着这一任务。从12世纪至19世纪后期，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传统课程即儒家经典与注释（经）、历史与相关学科（史）、哲学（子）、和文学（集）。按照欧洲大学课程的划分，中国知识的四种分类（即，经、史、子、集）均可归为人文学科。也就是说，中国的古代、近代高等教育都是以这些人文学科为基础的。中国古典人文教育以经、史、子、集（着重“四书五经”）作为教育内容，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尊崇与推广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却是封建统治者和百姓自始至终都认可的经典知识。教育具有社会分层的功能，古代人文教育凭着这一功能滋养出中国古代一个独特的士人阶层。中国古典人文教育就内容而言，是道德教化；就培养目标而言，是培养君子、圣贤。中国当代人文教育就其内容而言，是素质教育；就培养目标而言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建设者。
参考文献：
[1][2]涂又光．论人文精神[J]．高等教育研究，1996.5．
[3]李维武．大学人文教育的失落与复兴[J]．高等教育研究，2000.3．
[4]毛礼锐．中国古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