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式范例6篇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式范文1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科学技术　政治效应

【正文】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 研究 ，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 影响 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 历史 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 社会 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 应用 于 自然 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 现代 科学越 发展 、越复杂，它的 方法 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 分析 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 工业 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在当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具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 经济 、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一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4]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5]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中，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6]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8]。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 艺术 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 理学 ”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9]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 科技 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11]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12]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13]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14]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w·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5]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16]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7]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18]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 科学 技术的统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 现代 西方对这个 问题 研究 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 理论 ，以及当代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 自然 科学特别是物 理学 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 科技 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 社会 功能和 政治 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 工业 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论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 哲学 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 发展 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但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旧巢，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与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 历史 罪恶根源，使之成为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倾向，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 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 影响 。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　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 时代 ，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20]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2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 内容 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发展及 应用 的干预，纷纷建立起国家的科研管理或协调机构，这些科研管理组织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应用于军事目的，军事需要成了科技进步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掠夺和争夺世界霸权，纷纷把科学技术当作提高军事能力的主要基础，将科技成果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三是科学技术不仅被当作掠夺自然的手段，用于增加生产力及剩余价值，而且也日益被用于控制社会，对人加以奴役，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使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科学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但是，这种关系具有新的特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类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可能确立起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履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它们构成国家或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说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管理之中，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贯穿于政治过程的始终；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被用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科技知识分子也日益参与社会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管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并实施科技发展战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指导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应用。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新型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正面政治效应的良好发挥并不是自发形成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长期积极的探索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科学技术仍然具有被应用于邪恶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加以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 参考 文献 】

[1][2]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4]　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载《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6、108页。

[5][6]　参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4、6——7页。

[7][8]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9][10]　h·marcusc,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boston,1972,pp.4,14.

[11][12][13][14]　j·habermas,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boston,1971,pp.81,82,84,84-85.

[15][16][17]　w·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序言），第130、138页。

[18]　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第13页。

[19]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3页。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式范文2

【关键词】嵌入式系统；学科体系；平台模式；对象学科

一、嵌入式系统简介

（一）嵌入式系统的产生

嵌入式系统诞生于微型机时代，经过微型计算机的嵌入式专用化的短暂探索后，便进入到嵌入式系统独立的微控制器发展时代。直接在嵌入式处理器与集成电路技术基础上发展的带处理器内核的单片机，即微控制器的智能化电子系统。即便有处理器内核，也是嵌入式处理器而非通用微处理器。

（二）专用计算机探索的失败之路

无论是工控机，还是单板机，都无法彻底地满足嵌入式系统的微小体积、极低价位、高可靠性的要求。人们便直接将微型计算机体系结构进行简化，集成到一个半导体芯片中，做成单片微型计算机。Motolora公司的6801系列就是由6800系列微型机简化后集成的单片微型计算机。单片微型计算机彻底解决了嵌入式系统的极小体积、极低价位，但在高可靠性及对象可控性方面没有本质上的改进。

（三）嵌入式系统的独立发展道路

嵌入式系统的微控制器（MCU）发展道路，是一条摆脱“专用计算机”羁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是一条由IntelMCS51单片机、iDCX51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开辟的单片机独立发展的道路。MCS51是一个在微电子学、集成电路基础上，按照嵌入式应用要求，原创的嵌入式处理器。MCS51原创的体系结构、控制型的指令系统与布尔空间、外部总线方式、特殊功能寄存器（SFR）的管理模式，奠定了嵌入式系统的硬件结构基础；iDCX51是专门与MCS51单片机配置，满足嵌入式应用要求原创的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

二、嵌入式系统的四个支柱学科

目前，嵌入式系统尚未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从“嵌入式系统”的诞生、独立的单片机发展道路、微控制器技术发展的内涵、嵌入式系统的多种解决方案来看，“嵌入式系统”是四个支柱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并以平台模式进行学科定位与分工。

（一）四个支柱学科的关系

嵌入式系统的四个支柱学科是微电子学科、计算机学科、电子技术学科、对象学科。微电子学科是嵌入式系统发展的基础，对象学科是嵌入式系统应用的归宿学科，计算机学科与电子技术学科是嵌入式系统技术发展的重要保证。

（二）领衔的微电子学科

微电子学科与半导体集成电路的领衔作用，在于它为嵌入式系统的应用提供了集成电路基础。电子技术学科、计算机学科的许多重要成果，最终都会体现在集成电路中，从早期的数字电路集成，到如今的模混合、软/硬件结合、以IP为基础的知识与知识行为集成。

（三）为平台服务的计算机学科

现代计算机出现后，在计算机学科中形成了两大学科分支，即通用计算机学科与嵌入式计算机学科。通用计算机学科与嵌入式计算机学科有不同的技术发展方向与技术内涵。由于嵌入式计算机学科与对象学科、微电子学科紧密相关，而嵌入式计算机学科与原有计算机学科内容有较大差异，不能用通用计算机的概念来诠释嵌入式系统，因此、嵌入式计算机要加强与微电子学科、电子学科、对象学科的沟通，共同承担起嵌入式系统新学科的建设任务。在嵌入式系统中，计算机学科要承担起嵌入式系统应用平台的构建任务，它包括嵌入式系统的集成开发环境、计算机工程方法、编程语言、程序设计方法等内容。

（四）广泛服务的电子技术学科

在嵌入式系统中，电子技术学科提供了最广泛的技术服务。电子技术将微电子领域的集成电路设计，迅速从电路集成、功能集成、技术集成发展到知识集成；为计算机学科提供嵌入式系统的硬件设计技术支持；在对象学科中，广大的应用工程师在嵌入式软硬件平台上实现最广泛的应用。

（五）对象学科的最终出路

对象学科是嵌入式系统的最终用户学科。对象学科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科技领域，形成了嵌入式系统一个无限大的应用领域。对于对象学科来说，嵌入式系统只是一个智能化的工具，对象学科要在嵌入式系统上构建本领域的一个嵌入式应用系统。嵌入式应用系统的技术基础是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与应用环境、应用要求。同时，在应用中要不断给微电子、集成电路设计、嵌入式计算机学科提出技术要求，以便不断提升嵌入式系统平台的技术水平。[论-文-网]

三、平台模式下的学科

（一）平台模式的由来

平台模式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一种基本的产业、科技模式，是人类知识分离性规律、集成性规律发展到高级阶段上的必然现象。它将一体化的产业、科技模式变革为知识平台媒介下的平台模式。只要对比上世纪60年代收音机产业与90年代的VCD/DVD产业，就会发现一体化产业模式与平台产业模式的本质差异。

（二）嵌入式系统的平台模式

按照知识的分离性发展规律，知识创新者不从事知识应用，知识应用者不需要了解创新知识原理；按照集成性发展规律要求，知识创新者应该将创新知识成果集成到工具之中，转化为知识平台，知识应用者应该在知识平台基础上实现创新知识应用。对象学科领域是嵌入式系统的最终用户，对象学科领域的电子技术应用工程师应该在一个现成的嵌入式系统平台上实现嵌入式应用系统设计。微电子学科、嵌入式计算机学科、电子技术学科（非对象学科领域中的应用工程师）不是嵌入式系统最终用户，这些学科的重要任务是将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成形形色色的知识平台。[论*文*网]

（三）平台模式下的学科定位与分工

嵌入式系统中四个支柱学科的定位，除了学科知识结构的定位外，还要体现出在知识平台模式中的定位。这种平台模式的定位，是一种3+1的定位。即微电子学科、计算机学科、电子技术学科为嵌入式应用构筑各种类型的应用平台，不介入嵌入式系统的具体应用；对象学科一定要在嵌入式系统应用平台基础上，实现嵌入式系统在本学科领域中的产品化应用，不必介入嵌入式系统的平台构建。

嵌入式系统是一个无限大的空间，不论是嵌入式系统平台构建还是嵌入式系统平台应用，都有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关键是把握好自己的“定位”与“分工”，了解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参考文献

[1]何立民。嵌入式系统的产业模式[J].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应用，2006,（1）。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式范文3

被轻视的工程技术教育

“STEM远不止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是关于学生参与的学习，是基于项目的学习，它运用科学探究过程和工程设计过程，是跨学科的，是关于积极学习的，是关于合作与团队工作的，是关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它连接抽象知识与学生的生活，整合过程和内容……”（美国Valley City State University STEM教育中心）这是美国瓦利市州立大学STEM教育中心对STEM教育的解释。如果稍加提炼，实际上STEM研究更关注的是解决实际问题，它希望能够把生活和抽象的知识结合起来，更加强调对过程和内容的整合，而不仅仅是对抽象知识的学习。

反观国内，我们认为，虽然我们也很热衷于谈STEM教育，但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好好地回答，我们所开展的STEM教育到底是干什么的，应该怎么来做，为什么要这么来做。当国内STEM教育方兴未艾之际，似乎所有人都回避了两个最初的问题：一是为何要开展STEM教育？二是楹我这样开展STEM教育？在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看一下STEM教育在其发源地――美国的实际开展情况。

实际情况1：在大多数美国K12学校中，STEM学科的教学不是有一门课就叫STEM，而是分开进行的，这种教学有时候叫做“SILOS”，中文翻译可叫做“仓”――有科学仓、数学仓，可能还有技术教育仓，少数情况下还有工程仓。这些学科在课程、教师或课堂活动中是很少有联系的。

实际情况2：美国的国际技术教育协会分别于2001、2004、2007、2011 年对各州技术教育实施情况做了调查，美国50 个州中有 42 个州（84%）的管理者加入了此项调查。来自各州的第四次调查发现，即便在美国，技术与工程教育在K12教育体系中也不被重视（见表1），STEM的融合从宏观来看也做得不甚理想。

这值得我们反思：为什么美国也如同中国一样不重视K12的工程技术教育？

技术与科学：区别、关系及价值

什么是技术？《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技术的定义是：“人类改变或控制其周围环境的手段或活动。泛指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科学原理而发展形成的各种工艺操作过程、方法器具和技能。”《辞海》中将技术定义为：“泛指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与技能。”（注：工程是“为满足人类需要，系统、反复地设计对象、进程和系统的一种途径”，可理解为一种“复杂的技术”，因此在这里我们把技术与工程视为一类而加以考察。）

当谈到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人们往往将科学放在首位，认为科学代表了理论（纯粹）知识的一方（为知而知）；“纯粹”的科学知识是应用知识的基础；技术则被描述成对知识的应用，技术以科学为基础。因此，在近代科学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现代技术好像成为了从属于科学的一种事物，甚至可以说技术是科学的衍生品；与科学相比较，技术的重要性、独特性似乎不值一提，好像掌握了科学知识，技术也就不在话下了。因此，在K12教育体系中，技术教育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

那么，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真是如此吗？

1. 技术并非对科学知识的应用

个人认为，技术并非对科学知识的应用，哪怕是那些看起来与科学非常相关的技术也是如此。以伽利略制造望远镜为例，当伽利略制造他的望远镜时，并没有科学的理论可用以说明为什么望远镜如此工作。即便伽利略在制造了他的望远镜之后，他对于望远镜功能的解释，也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解释，因为这个解释依赖于一个错误的光学理论。这个案例取自德雷克《工作中的伽利略》这本书，建议大家去深入地学习一下科学家的案例，你会发现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可以有不同的角度。

2. 科学并不“纯粹”，并不是“为知而知”

美国哲学家、实用主义代表人物查尔斯・皮尔士指出：知识的待定主张（knowledge candidate-claim）最终由共同体而非个体决定。如果共同体是知识裁决者的话，那么成功的行动就是它的标准。也就是说，知识的最终检验，取决于我们作用于那种知识的成功的行动能力，也就是技术。不管一个个体得出的待定主张是什么，只有共同体得出的结论才能确定待定主张是否算作科学知识。

伽利略制造望远镜的案例让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重新认定技术，不应将其仅仅认定为科学之后自然而然产生的一个事物，它们二者之间相互联系，又不完全相同，也不是从属关系。

3. 什么是技术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哲学系主任约瑟夫・皮特研究了几乎所有对技术的定义后，提出了自己的定义：所谓技术，就是“人类在工作”，并给出一个技术模型：“输入+输出+评估反馈”。在这个模型中，人类会通过不断调试，输入一些东西，会产出一些东西，然后不断地对输出评估反馈；再调试，再反馈，循环往复，技术就是在这种模型中发展出来的。他认为这个技术模型可以囊括几乎所有对技术的定义中最本质的东西。马丁・海德格尔曾经说：“技术之所是，包含着对器具、仪器和机械的制作和利用，包含着技术为之效力的各种需要和目的。这些设置的整体就是技术。”他强调的也是一种需要和目的，要看最后能否达成需要，能否达成目的，这是非常高的要求。

我们可以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修正皮特对技术的定义，所谓技术，指的是“人类按照一定的需要和目的，借助一定的工具（物质的、方法的），而开展工作”。这一修正的目的在于：

进一步揭示工具与技术的关系，即工具自身并非技术，而是对工具的应用，并且是“人”为了某种目标而进行的对工具的应用。这么定义是为了将技术的标志凸显出来。

进一步揭示技术的范畴性特征，即需要和目的。处于不同范畴体系中的技术凝结着人类长久以来对该需要和目的M行思考和行动而产生的智慧。

4. 技术的地位

（1）认识论上的优先性

从认识论上讲，我们之前对技术优先性的认识肯定是不够的。我们原来总认为先有原理、有科学，再去倒推一下技术即可。尽管我们也经常提科技，但我们大脑中想得更多的是科，而不是技。即便在我们教育体系中也是如此。

对于知识的认识论，我认为应该是在STEM教育中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在这一视角下，一方面科学活动（包括这种活动所依赖的体制和制度）本身也是“人类在工作”，即技术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技术”作为一种行动，成为了知识产生的前提（没有提前的行动，知识就是不可能产生的）。从这个角度说来“技术在认识论上优先于科学”。按照皮特的说法，这一结构被称为“科学的技术基础结构”。

（2）知识论上的独特性

在知识论上，科学知识具备以下特点：受理论约束的，理论（范式）一旦变化，科学知识也就随之变化（范式内的普适性、不可通约性）；提出和发展科学知识是为了“解释”世界运作的方式。

技术知识的特点则不同：技术是“解决”问题的活动，它终结于不同类型问题的解决，活动的结果可以形成不同的、分门别类的参考论著（即技术知识），并被应用于其他具体的领域，是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特殊类别的知识（而不具备普适性） 。

那么，从技术活动入手，我们既可以获取技术知识，又可以更加生动地走进和理解科学知识。技术和科学之间的关系也是互动的，具备了某些科学知识，使得技术更容易被实现，技术的实现又可以让科学知识的挖掘和理解做得更好。在我们人类的科学发展史中，有大量类似的案例可以用来佐证。反观我们的教育系统，我们对技术教育一直是比较忽略的，我们在课堂上传授知识，而且传授的大多是科学层面的知识，而不是技术层面的知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在K12教育体系中，技术教育应该被重视，并获得其应有的地位。

从工程技术的“解决问题”活动的本质意义上讲，STEM教育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工程技术驱动的教育模式（这种模式与传统的以科学知识为驱动的教育模式是非常不同的）。

STEM教育价值的再思考：培养新模式下的知识生产者

2015年《地平线报告（基础教育版）》指出：“未来三到五年，全球不同地方的学校将发生的一个转变，就是学习者尝试通过开展创造活动而不是消费学习内容来进行学科探索。”

《地平线报告》中所谓的“创造活动”就是“知识生产”。实际上，学生本身能通过创造性的活动中去学习和生产知识，而不是只学习已有的知识。“知识生产”和“知识生产模式”是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 Gibbons） 等学者在1994年合著出版的《知识生产的新模式》一书中提出的用以概括和描述正在兴起的知识生产变局的新概念。吉本斯认为，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知识生产模式2）正在日益兴起。知识生产模式2与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知识生产模式1）在各方面均有着显著不同。实际上，从知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新知识生产模式可能早在现代之初就已经有之，它的出现使得所谓“求真的知识”开始逐步为“求力的知识”所取代。

吉本斯强调知识生产模式2是我们长期的传统教育比较忽视的，而且以我的理解，恰恰STEM教育对模式2的这种知识的生产能够起到比较好的作用。

从前文论述来看，我们大致可以将知识生产模式1理解为“科学引领的知识生产模式”，将知识生产模式2理解为“工程技术引领的知识生产模式 ”。显然，今天第二种知识生产模式更能激发兴趣、组织资源、动员力量，促进新知识的生产。我们国家所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等一系列战略，都是在引入知识生产模式2，强调技术引领以后，可以实现的。

显然，地平线报告的估计比较保守。当我们回到STEM教育的原点，从1983年发表的《国家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可以看出“技术问题”才是美国下定决心改变教育模式的根本原因。它致力于改变美国教育模式中“学不太能致用”的情况。而自1986年，从《科学、数学和工程本科生教育》到2015年《STEM教育法》，陆续出台了很多文件，强调了科学、数学、工程的本科生教育。后来美国发现，仅仅改变本科教育还不够，所以相关政策也是在陆续往基础教育延伸。STEM教育从高等教育向基础教育延伸趋势的核心在于：打通渠道和建立衔接。

结 论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开展的STEM教育，有意无意间还是延续了以科学知识为核心的传统。这反映了一种“科学中心主义”的倾向，但正如我们所论证的那样，工程技术有其独特的价值，我们在开展STEM教育时，应该构建另一种谱系，让学生掌握这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尽管工程技术教育在美国也并非那么受重视，但他们还有《技术素养标准：技术学习的内容》和《提高技术素养之卓越：学生评价、专业发展和计划标准》，并且在不断地改进中。在这一点上，我国已经落后了。是时候重视中国学生的工程技术教育了！

所以，回到最初的那两个问题――

1.为什么要开展STEM教育？答案：实际上是为了培养新模式下的知识生产者，也就是模式2“工程技术引领”的知识生产模式者。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式范文4

   

1　俄罗斯科技政策系统的“拉赫京模式”

    俄罗斯科技政策的制定与学者们对科技政策的长期理论研究密切相关。

    俄罗斯科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赫京博士（г．а．лахтин）长期从事科技政策理论研究，并参与了俄罗斯科技政策条文的制定过程。他在2000年的《科技政策总论》一书中陈述了科技政策理论，从系统论观点出发，把科学技术作为一个与社会相关的开放系统。他认为，科技政策是解决上述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之间问题的思想理念和行动方案，因此也应该形成相应的系统。科技政策系统应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国家总体科技政策，解决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以全面实现科学技术与国家经济相关联的总体规模调整。第二层次是各种具体政策，解决科学技术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的问题。笔者根据拉赫京的相关理论[1]，提出俄罗斯科技政策系统的“拉赫京模式”。

        “拉赫京模式”是结合俄罗斯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产物，其意义在于：展示了科技政策对于解决“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指导性功能；囊括了科技政策系统应有的内容；揭示了科技政策系统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于制定科技政策具有前瞻性、普遍性理论指导意义。

    “拉赫京模式”既体现了对苏联时期的科技政策的沿袭，又体现了转型期的特点。

    “优先发展方向政策”和“保护和发展科学潜力政策”在政策框架上承袭苏联传统，在内容上增加了为适应新时期、解决新问题的调整。例如：转型期俄罗斯从三方面改革了科技人才政策：首先，由从粗放型发展，即只注重人才数量增长，向减少数量、重视质量转化；第二，从对人才的完全行政管理方式向引进市场机制调整；第三，从全部由国家指令强制，向合作伙伴型转化。在国家层面上，需要加强财政和工作岗位的竞争。就私营企业而言，需要调整机制以便吸引青年科技人才与企业兴趣保持一致，更快地将科学技术成果投入市场。

    创新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科研和高校一体化政策、商业化政策、科学领域中的私有化政策等是转型期以来出现的新科技政策，正处于探索之中。

    “拉赫京模式”的理念在俄罗斯联邦近年来颁布的科技政策中得到具体体现。

   

2　俄罗斯国家总体科技政策

    俄罗斯国家总体科技政策用于协调科学技术与国家经济、社会的关系。国家的主导作用不仅体现在落实财政方面，而且体现在改变落后观念、实现总体规模上的调整。

    1996年颁布的《“关于科学和国家科学技术政策”联邦法》（下称《科技政策法》）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第一部有关科技政策的联邦法律，是其科技政策的总纲领。“用于协调科学和（或）科学技术活动主体、国家权力机关以及科学和（或）科学技术产品（工作与服务）需求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科技政策法》明确规定了俄罗斯国家科技政策的概念、基本目标和实施原则。

    “国家科学技术政策是社会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它表明国家对科学和科学技术活动的态度，明确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构在科学技术以及实现科技成果转化领域的目标、方向和活动方式”。

    俄罗斯国家科技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发展、合理安排并有效利用科技潜力，扩大科学和技术对发展国家经济的影响，完成最重要的社会任务，保障对物质生产领域进行结构性进步改造，提高物质产品的效益和竞争力，改善生态状况并且保护国家信息资源，巩固国防，维护个人、社会和国家安全，加强科学和教育的相互关系。”

实施国家科技政策根据如下原则：“认清科学实际上是决定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部门；利用各种社会讨论形式选择科学和技术的优先发展方向并且公开化，对通过竞标形式实施的科学和科学技术规划、项目给予鉴定；保障基础科学的优先发展；在科学研究和试验开发过程中，以高等专业教育机构、部级科学院乃至各部属机关和其他联邦权力执行机构的科研组织为基础，建立教学—科研联合体，通过由高等专业教育领域的工作人员、研究生和大学生参与等各种形式，实现科学、科学技术和教育活动的一体化；支持在科学和技术领域里的竞争和企业活动；把资源集中到科学和技术优先发展方向上；通过经济系统和其他优惠方式对科学、科学技术和创新活动给予奖励；通过建立国家科学中心系统和其他结构，发展科学、科学技术和创新活动；促进俄罗斯联邦主体的科学、科学技术和创新活动及其科学技术潜力的一体化；发展俄罗斯联邦的科学和科学技术的国际合作。”[2]

    《科技政策法》对科技活动的主体、内容、成果鉴定、财政、国际合作等方面作了明确界定，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在联邦预算中民用科学研究与试验开发资金应占联邦预算支出的4％以上”。[2] 应该说，俄罗斯《科技政策法》在基本概念的界定及其陈述、对科技活动主体权利的规定等方面表现出学者们的理性思考和战略远见。

    《科技政策法》的缺陷在于未把科技体制改革问题与俄罗斯国家现状相结合，未把科技发展道路与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联系起来，未明确涉及科技人员的切身利益，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因此，叶利钦政府尽管颁布了此法，却因陷于经济困境而无暇顾及科技界使之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2002年3月30日由普京总统批准的《俄罗斯联邦2010 年以前及更长期科技发展政策原则》（下称《政策原则》）[3] 内容更现实、深入，措施也更具体，代表了俄罗斯科技政策的新理念。

    《政策原则》明确规定：“科技发展要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任务相符合，并且与提高俄罗斯联邦的优先地位相关。”“俄罗斯联邦科技发展政策的目的是实现向国家发展的创新途径转化，保障本国研发产品的竞争力，加速使用这些产品对发展经济的效益，支持国防达到必备的水平，保卫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安全。”《政策原则》规定了俄罗斯科技界的近期任务是“促使科技联合体向市场经济转化”；“把隶属于国家的科学技术与私人资本建立相互联系”；“使国家调节与市场机制达到合理配置，对科研、技术和创新活动采取直接和间接的奖励措施”，从而摆脱科技界的危机状况，激发企业家对科技投入的兴趣，使科学再生；远期目标要摆脱或尽量缩短俄罗斯科学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通过转向高科技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改变俄罗斯目前大量的科研成果和工艺缺乏竞争力的状况。

    《政策原则》在以下几方面表现了与《科技政策法》的显著区别。

    （1）《政策原则》第一次把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当作实现国家科学技术政策的首要任务，把发展国家实力与提高人民生活放在同等地位上。这是俄罗斯在转型期中实现观念彻底转变的最重要表现。其重要意义在于从根本上调整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把科学技术置于为社会服务的地位，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方针，把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真正地结合在一起。

    （2）《政策原则》首次把实现国家发展向创新途径转化当作政策目标。 从以往单方面强调科学技术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必须支持科技发展，转变成强调科研人员的自主创新、强调完善科学技术的自我生长发展机制。通过对知识产权——特别是非物质形式的知识产权的管理实现把科技成果引入国民经济领域，从而实现向创新经济转化。这也是俄罗斯在经济转型背景下所更新的观念。

    （3）《政策原则》首次总结了俄罗斯国家所拥有的科技发展优势：①拥有各种法律形式，拥有各具特色的、与从事科研、技术活动以及培养科学工作者的组织相关联的孵化器和科技综合体，这些组织拥有人才、信息、物质技术基础和设计基地；②拥有雄厚的基础科学、具有特色的科学学派和达到世界水平的科学成就、拥有发展着的高等教育；③拥有可以开展独立生产和发展新型工艺、技术的工业潜力；④拥有能够处理国家机构中复杂科技问题的丰富咨询经验；⑤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着的交通和建筑业。

    基于对国情的客观分析，俄罗斯利用政策扬长避短，充分树立振兴国家的自信。

    （4）《政策原则》首次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创新系统的任务和具体措施， 把发展俄罗斯国家科学技术提高到与世界知识经济时代同步发展的水平上。

    （5）《政策原则》强调了扩大并充分发挥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私人投资的作用，体现了转型期俄罗斯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新途径。

    （6）《政策原则》提出了比原有目标更加集中的新时期的科技优先发展方向。

    （7）《政策原则》首次把科技发展与国际反恐怖主义运动相结合， 从政策角度为国家科技发展赋予新的重要使命。

    显然，与《科技政策法》相比，《政策原则》更加切中俄罗斯原有科技体制缺少创新途径的要害，反映了俄罗斯顺应世界潮流发展的决心和策略。

  

3　科技优先发展方向政策     科技优先发展方向政策是俄罗斯科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保证在有限资源条件下使国家科技实力得到稳定增长，决定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筛选出的科技优先项目上。该政策的核心内容是确定“科技优先发展方向”的对象。

    俄罗斯学者在确定“科技优先发展方向”的对象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2年）选择优先项目；第二阶段（1996年）确认科技优先方向和关键技术两个等级；第三阶段（1998年）出现优先方向、联邦级关键技术和涵盖所有领域的详细项目的三级分类法。可以说，完成对所选对象的分类并寻找各类的特征构成了科技优先发展政策的任务之一。

    1998年俄罗斯科学部“科学研究与统计中心”组织进行了联邦级关键技术和具体项目的评估和发展的前瞻性研究工作。有大约1500名学者、科研管理者、国家科学中心和工业企业的专家共同参与，对70项关键技术进行评估。

    这次评估使用了三级分类法：总分类确定7个优先方向；中级分类确定70 个关键技术；详细项目分类确定258项针对直接实验对象的技术。 其中详细项目分类技术包括：34项信息技术和电子学技术；33项生产工艺；42项新材料和化工产品；57项生命系统技术；15项交通技术；55项燃料和能源技术；22项涉及生态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评估结果认为：俄罗斯在7个优先发展方向中仅有4个方向被认为是满意的。在70个联邦级关键技术中有18项是俄罗斯的“强项”，52项是“弱项”。在“强项”中有3项超过世界水平，15项相当于世界水平。在70项关键技术中仅有6项具有向世界市场销售的前景。在258个详细项目分类技术中有63 项技术是相当于或超过世界水平的。

    俄罗斯政府主管部门每2—3年必须对科技发展优先方向、关键技术进行一次调整。2002年的《政策原则》规定了筛选俄罗斯联邦国家战略优先发展方向项目所根据的原则：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依靠创新发展取得经济增长成就；加强基础科学；改革教育体制；保障国防和国家安全。由此确认了9 个科技优先发展方向（信息通讯和电子技术；航天技术；新材料和化学工艺；新式武器、军事和特殊技术；生产工艺；生物技术；燃料和能源；交通；生态和资源的合理利用）和54项关键技术。在此基础上，俄罗斯联邦政府批准了《科技优先发展方向研发2002—2006年规划》[4]，对实施科技优先发展方向政策给予了进一步明确的目标认定。

   可以看到，俄罗斯对优先发展方向的确定极为重视。这说明俄罗斯为保证国家整体科技实力继承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势，同时根据转型期的时代要求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政策调整。这些调整建立在严谨的科学分析基础上，从而保证了发展方向的正确性、决策的有效性。

   

4　创新政策

    创新政策是俄罗斯为适应转型期提出的具有市场经济特色的新政策。主要包括从信息、组织、财政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科技活动主体探索提高创新绩效的途径，鼓励其主动追求获得利润。

    创新（инновация）概念直至20世纪末期才出现在俄罗斯媒体中。俄罗斯“科学研究与统计中心”参照相应国际标准将创新活动定义为：把研发成果或者科技成就转化为新型或改良的产品或服务投入市场，在实践应用中利用新的或改善的工艺流程或者服务、加工的生产方式。[5]

    俄罗斯政府的创新政策有：《“关于创造吸引创新投资条件”的政府规定》[6]；《“关于1998—2000年俄罗斯联邦创新政策构想”的政府规定》[7]，及《“关于科学创新政策”的俄罗斯联邦政府规定》[8]、《2002—2005年俄罗斯联邦创新政策构想》等。

    在《“关于1998—2000年俄罗斯联邦创新政策构想”的政府规定》中阐述了政府对创新活动的立法规范以及对创新活动的奖励机制。

    《2002—2005年俄罗斯联邦创新政策构想》规定了创新发展目标：提高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确保创新产品打入并占领国内外市场；逐渐实现以国内产品替代进口产品、促进工业生产稳定增长。

    上述文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为俄罗斯创新活动发展搭建了政策平台。创新政策的宏观方面解决创新活动的法规、奖励机制、制度转换系统、知识产权保护和把科技产品引入市场的问题。从国家调控角度看，创新政策对调动全社会力量投入创新，把研发机构推向市场，在信息保障系统、鉴定系统、金融系统的联合方面起到了促进作用。突出表现在，通过税收调节扩大资金来源，鼓励私人为创新项目投资。创新政策的微观方面通过与优先发展方向政策相结合，解决创新项目的选择问题。通过政策作用，加速开发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创新项目和自然资源再生产项目。引导创新企业在仪器制造、电子、信息技术、通信、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农业、医疗技术、医药等重点领域上发展。

    俄罗斯政策专家把一般创新模式分为“原创型”（直接研发成果，如美国）和“追赶型”（间接迅速产生成果，如日本）两种类型，并对应两种创新政策。第一种是从零开始的“全方位”创新政策，即一手牵住科研产品生产的总链条。第二种是“拼装式”政策，即把生产中各单元的各种变化加以统一。在不同领域采用不同的创新政策：对于原有的科学院系统推广第一种创新政策较为合适；在新兴小企业中则倡导第二种创新政策。

    在创新政策推动下，俄罗斯产生了新的多级网状式创新组织：小型创新企业——孵化器——技术园——科学城（俄罗斯联邦国家科学中心、技术创新中心）——科学院大学——创新开发区——国家创新系统。其中，科学城是俄罗斯特有的创新结构；科学院大学是正在计划建立的新型科学创新组织。

    俄罗斯政府充分认识到：从国情出发建立国家创新系统是迅速振兴俄罗斯的有效措施。《政策原则》规定：“建立国家创新系统是最重要的国家任务，是国家经济政策不可分割的部分。”俄罗斯国家创新系统“必须具备：良好的经济和法制基础；创新结构；完善国家的科技研发与商业成果相结合的机制”，“应该保障国家管理机关与所有科研机构和经济企业在加速把科技成果用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巩固国家经济发展的利益上紧密结合”。“建立国家创新系统需要完成以下任务：（1 ）完善相关机制，密切创新过程参与者（包括科研组织、高等院校和生产企业）之间的关系，在新技术投产、提高全体成员水平等方面达成共识；（2 ）对创新过程参与者实行经济政策，通过预算外财政进行奖励，对高科技项目建立法制服务，发展风险投资；（3）建立并发展创新机构主体（创新技术中心、技术园、 技术“商务孵化器”、高等院校部门实验室）和创新活动集中服务网络，巩固建立与发展小型科技创新企业、个别产品的专业生产商和科技服务。”

    在联邦预算、地区预算和预算外资金的支持下，目前，在俄罗斯24个地区建立了大约50个技术创新中心、70多个技术园区。2003年1月， 俄罗斯政府计划在国家科学中心基础上，在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西北和中央地带建立4 个科技创新开发区。这些开发区统一纳入国家创新系统，用于带动科学城自身的改组，促进俄罗斯的科研机构走上创新、自我发展的道路。

 

5　结论

    俄罗斯转型期科技政策的总方针是集中力量和资金，力主自我创新。主要特点表现在：

    （1）在处理科学技术与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关系上，从片面强调科学技术需要国家资金的支持作用、强调国家从外部对科技资源的保护作用，转变为强调科技主体变被动为主动，从内部走自我创新发展的道路。通过创建国家创新系统，实现科学技术为国家经济发展作贡献的最终目的。

    （2）在处理科学技术的服务对象上，从以抽象的国家利益作为对象， 转变为以具体的公民利益作为对象；从片面发展军工领域的研发和生产，转变为加强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为目的的科技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从而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

    （3）在处理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关系上，通过优先发展方向政策， 把二者结合起来。既保证国家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又集中有限资源突出阶段重点，以优先发展方向项目带动相关领域基础科学的发展。

    （4）在研发财政来源上， 从计划体制中的国家单一来源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种来源，逐渐降低国家科技财政在总体科技财政中的份额，鼓励企业和私人对研发的投资。

    （5）强调科学教育一体化的作用，打破多年来科教分离结构， 有效整合国家的科技资源。

    （6）在全球化背景下，从对外封锁、自我封闭，转化为开放国门， 加强国际科技合作。通过国际科技合作，充分开发本国的科技资源，在促进世界科技发展的同时，保护国家利益，提高国家地位。

    这些反映了俄罗斯科技政策研究者和制定者观念的转变。但其科技政策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1）人才政策力度不够。一方面没有真正解决人才外流的有力措施， 另一方面没有吸引人才流入的政策。特别是没有科技移民政策。

    （2）由于税收政策不到位，一方面，创新企业缺少研发资金，另一方面又得不到税收优惠，严重影响了企业对创新产品研发和生产的积极性。

    （3）缺乏风险资金政策以及与中介服务、产品销售的配套政策和法规， 没有真正解决创新环节缺失问题。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式范文5

关键词：农科院所；科技推广；作用

农业科研单位是农业科技的研发和生产单位，处于上游环节，基层农技部门是农业科技的推广、中介和服务单位，农户是最终用户和受益者。显然，新农村科技推广离不开作为研发机构的农科院所等科研单位。2006年国发30号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意见》指出，要逐步构建起“……农业科研、教育等单位和涉农企业广泛参与，分工协作、服务到位、充满活力的多元化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文件明确指出了农业科研机构应积极参与农业科技推广。但是农科院所在农技推广过程的具体作用和参与方式究竟如何呢？本文着重探讨农业科研机构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在市场经济下的农业科技应用中实现自身价值、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农业科研单位参与农技推广的必要性

(1)农业科研单位是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把农业科技视为一种产品或服务，根据供应链理论，科技产品的研究、推广和应用就构成一条供应链。农业科技供应链的三个环节相互关联、相互依赖。农业科技推广应用的效率，就取决于农业技术应用者―农业技术推广者―农业技术研究者三者构成的互动过程。市场经济使农业生产不仅是对产量单一目标的追求，更重要的是将产量、质量、效果和效率等指标整合为一个目标体系，这种生产目标的多元性和整体性，需要用市场利益机制将技术推广体系中的三者有机地连接成一个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2)科技推广是科技研发的自然延续，是可持续的科研行为。科技开发是科研院所的主业，其直接成果是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工具和新方法。这些成果往往需要通过范围不断扩大的田间试验试种来得以最终完成，并需在正式推广应用中跟踪试验并检验成果应用的效果，以便使成果得到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完善。因此，可以说科研院所的科技推广工作是其科技研发的自然延续，是整个科研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也是科研院所走向市场实现其科研价值的必要手段。科研院所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其成果的转化并取得经济效益，使其成果的市场收益在整个院所经费来源中占主要比例，走出光吃财政饭的困境，使自身走向良性发展的循环。

(3)科技推广是农业科技成功应用的保障。目前，科技推广的主力军仍然是专门的农技推广部门及其相关机构。但是，农技成果的生产者――高校和院所将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推广应用。他们在技术上有着更大优势，可以在培训、咨询、现场指导等多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他们不仅仅要对推广人员进行培训和指导，还可直接建立推广基地，向农民提供技术支持和应用培训；不仅在科研产业链上促进了自身业务的健康发展，也大大丰富了科技“三下乡”的内容；不仅增加了农业科技推广的渠道，也提高了农业科技推广的科技含量和服务水平。

(4)国外的经验。首先是美国。美国的农业科技推广是建立在大学教育体系基础上的，形成以大学为依托，由联邦、州、地方农业部门为指导，教育、科研、推广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推广模式。州农业推广站一般是设立在州立大学农学院下，推广站与大学农学院联合负责农业教育、科研以及推广工作，从而将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其次是日本，日本的农业科学院和农业推广组织与当地农业、农民的关系十分密切，农业科学院和技术推广中心的合作关系和运作机制较为科学、合理。

二、如何发挥农业科研单位在新农村科技推广中的作用

(1)要发展以院校院所为重要主体的农技推广体系的建设。农业院校院所具有技术、信息和人才优势，是农业技术推广的生力军。他们参与科技推广服务是发达国家的成功做法。由前述可知，北美国家就是由农学院负责非物化农业技术成果的推广。我国农业院校院所在科技兴农、振兴地方经济服务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也有一些新的路子，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目前农业院校院所在科技兴农和为振兴地方经济服务中也还存在许多问题与实际困难，其科技优势还没有被充分发挥出来。各级政府应大力扶持以农业院校院所为主体的农技推广服务体系的建设。各级政府财政还应设立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农业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服务。鼓励农业院校院所结合各项兴农计划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网和科技示范点，实行产学研相结合；组织科研工作者和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基层锻炼与转让成果、推广技术，将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和提高农民文化素质结合起来；支持科教兴农团队带项目到贫困地区开展农技推广，或者以专业生产大户为扶助对象，派遣科技特派员帮助解决技术难题；构建以农业院校院所为龙头，以农技站和农村职业学校为依托，通过农技人员和职业学校学生面向千家万户提供农技推广服务的推广体系，以技术推广为纽带大规模开展教育培训，全面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养，更新思想观念。这既有利于促进农业院校院所投身农业发展主战场，更好地提高科研和教学水平，又整合力量为农村科技推广增加了一支生力军。

(2)发展以高校和院所为主导的技术推广服务模式。农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为了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应主动投身到农业生产的主战场，为经济建设提供科技支撑服务。这种推广模式应以非营利为主，实现成果收益为辅。其推广服务方式主要可以采取以下几种：①与地方政府或农村合作组织、农协通过合同协议方式，建立比较稳固的关系，进行技术培训成果转化、技术承包、技术开发、科技示范等活动；②直接将农业应用技术研究中的科技成果物化为实物，通过科技市场流通过程，运用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机制，使农业科技成果从农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进入农户；③与产业主体联合，解决理论和关键技术问题。在经费来源上，有多种方式，包括政府拨款、从国家及地方科技管理部门、农业部门、教育系统等争取推广项目而得到支持等，单位自筹资金、科技贷款、协作单位出资等。此外，要改革和完善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之间的互利合作机制，鼓励成立各种形式的“产、学、研”联合体，从管理体制上实现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三位一体。

作者单位:株洲市农科所

参考文献：

[1]简小鹰.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以市场为导向的运行框架[J].科学管理研究,2006,(6):80.

[2]林伟君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技术推广方式研究[J].广东农业科学,2006,(10):101.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式范文6

关键词：线性；非线性；研究方法；教育技术学

0 引言

非线性科学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各门以非线性为特征的分支学科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综合性学科，被誉为20世纪自然科学的“第三次革命”。非线性科学作为科学的一个新分支，如同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一样，将我们引向全新的思考方向。非线性科学几乎涉及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并正在改变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由非线性科学引起了对确定论和随机论、有序与无序、偶然性与必然性等范畴和概念的重新认识，形成了一种新的自然观，深刻地影响人类的思维方法 。

线性和非线性都是人们认识事物的方式，非线性是相对于线性而言的，是对客观事物层次之间认识的一种跨越，是客观事物跨越层次不能用线性还原论来理解的相互关系。非线性思维方式是相对于线性思维方式而言的，它强调系统的不可还原性、不稳定性、自组织性以及演化过程的多样性。

教育技术学领域的研究涉及教育、学习科学、技术应用等多方面和多个学科，教育技术学的理论研究者必须承认其系统的复杂性，转变思维方式，研究教育及教育技术学的复杂性问题，才能给教育技术的实践活动以正确的指导。

1 线性与非线性的区别与关系

1.1 线性与非线性的区别

线性与非线性原是一对数学概念。线性是指两个量之间所存在的正比关系，在直角坐标系上呈直线；而非线性是指两个量不成正比关系，在直角坐标系中呈曲线。

线性是量与量之间存在比例关系，两个变量在直角坐标中划出是一条直线，满足叠加原理。对系统的整体性质而言，子系统将互不相干地作出独立的贡献。有一定的起始条件可以肯定地得到预期的结果。所有的部分相加正好等于整体。

非线性是复杂系统演化的外在特征，是与线性相对而言的。非线性状态不满足均匀性和叠加原理，对于不同的起始条件体系可有完全不同类型的运动或完全不同的运动结局。有一定的起始条件不能肯定地得到预期的效果。

线性与非线性现象的区别一般还有以下特征：①在运动形式上，线性现象一般表现为时空中的平滑运动，并可用性能良好的函数关系表示，而非线性现象则表现为从规则运动向不规则运动的转化和跃变；②线性系统对外界影响的响应平缓、光滑，而非线性系统中参数有极微小的变动，在一些关节点上，可以引起系统运动形式的定性改变。

1.2 线性与非线性的联系

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存在大量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线性作用只不过是非线性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的近似表现。线性关系与非线性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表现为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定性地说，线性关系只有一种，而非线性关系则千变万化，不易驾驭。线性是简单的比例关系，各部分的贡献是相互独立的；而非线性是对这种简单关系的偏离，各部分之间彼此影响，发生耦合作用。严格地讲，没有绝对的线性。

2 线性观与非线性观对问题的不同处理方法

2.1 线性观对问题的处理方法

线性观在对大自然中的许多现象进行探索时，是在封闭的线性现象的圈子里进行的。线性思维处理问题时往往将各部分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简单化，总是力求在忽略非线性因素的前提下建立线性模型；至少是力求对非线性模型作线性化处理，用线性模型近似或局部地代替非线性原型，主观认为事物满足叠加性和可还原性，关注结构与功能的单向联系，将事物的组成要素视为静态的组成部分。线性观处理问题总是将系统分解为各个独立的成分加以研究，研究的单位是要素（因素、元素），研究的重点是寻找两个或多个因素之间静止的、相对稳定且普遍的“联系”，即线性的因果关系分析。研究思路是在假定的因素与可以检测出来的结果之间找到某种程度或概率的联系，如果找到的联系确实是普遍的联系，就被认作是规律，然后据此建立一些法则并推广。

2.2 非线性观对问题的处理方法

在非线性的世界中要以一种非线性的思维视角观察世界。首先，尽量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途径将问题提出来，而不满足于一因一果的简单解释。其次，排除对复杂系统的演化进行长期预期的幻想，坚持一种有限的预期观。最后，我们置身于一种以高度组织、结构复杂且信息网络连接为特征的社会、经济、文化等中，它们活动往往具有不确定性，事物运动发展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因而当我们作出决定或付诸实施的时候，必须摆脱对稳定问题求解策略的依赖，而对事物的运动、变化及其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保持敏感。运用非线性观处理问题时，要将各组成成分放在系统中加以分析，分析单位是多因素、多层面、多维度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系统”，而不再是单个因素或因素之间的线性关系。研究重点是直面世界或事物本来具有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丰富性，关注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那些非预期的、偶然的、随机因素的存在与影响。研究思路不是寻找所谓关键因素或者因素之间的基本普遍联系，而是关注系统自身的复杂性和处于具体环境中并在时间维度上不断变化着的系统。

2.3 两者的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线性观处理问题的方式是静态的，满足叠加性和还原性，它把自然现象还原为机械运动，进而分解为基本的零部件来认识其构成和功能，丧失了原有的部分关系和属性，因而这种思维方式是局限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线性思维方式所进行的细微分析的重要性，因为这种研究不仅可以增强解释和预言力量，而且其理论的逻辑简明，具有较强的解释和预言力，它是认识世界的基本途径和手段。但这种静态的逻辑思维，只有与动态的、系统整体观结合起来，才具有认识的价值，且这种静态的逻辑分析，本身就是为进行动态的非线性考察服务的。因此，两种描述和两种分析应当是并存、互补的。

3 非线性研究方法在教育技术学中的应用前景

3.1 教育技术学中存在的非线性现象

教育技术学作为一交叉学科，在它诞生之时就具有复杂系统的诸多特征。教育技术的出发点在于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结合成一个创造性的综合体，以求实现教育效果的最优化。而组成教育技术学系统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无一不是复杂系统的，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非线性的特征，且学习主体――人的思维具有非线性。正是教育技术学内部构成诸要素之间显现的各种非线性关系，决定了教育技术学系统是一个非线性反馈系统，使其在某些阶段具有明显的混沌特征，体现出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非线性、协同性、非平衡性等。鉴于此，笔者认为教育技术学的非线性问题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构成教育技术学基础之一的物质形态技术的多样性和可变性。如教学媒体，从印刷媒体到视听媒体再到多媒体，因为媒体都是由人来创造的，而教师与学生具有的能动性，以及对教育内容的不同理解，使得这些因素整合到教育中具有一定的自由度，从而呈现出多样性与可变性。再者，即使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存在着最优的教育媒体，但由于参与者有着不同层次的的角色，有不同的思想、个性特征，且具体的教育场景中会出现具有多样性、多变性的教育因素。

（2）教育技术学结构与功能、系统与部分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从空间维度看，教育技术学这个人为系统比自然系统更为复杂。一方面，教育技术学的功能指向是根据人的需要而预设的，并在活动过程中予以评价、改进。因此，就教育技术学的结构与功能关系来说，它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动态双向影响的因果反馈环。另一方面，教育技术学整体功能的发挥是在各部分之间相互作用中形成的，而这种相互作用也产生相互制约，导致部分的某些性质被突出，某些性质被屏蔽。这说明，从教育技术学内部来看，教育技术学整体功能与其组成部分之间也存在以动态双向影响为基础的因果反馈环节。在上述两个因果关系反馈环中，更多的是非线性联系，而不是可以准确考察和预见的线性联系。

（3）从时间维度看，教育技术学发展过程也具有非线性特征。教育技术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具有多种可能性存在。这种发展的过程具有着由各种内外因素带来的无法事先精确预计的随机性和偶然性。教育技术学的推进就是在多种可能性中作出选择，使新的状态不断生成，并影响下一步的发展过程。

3.2 非线性研究在教育技术学中的应用现状

（1）从认识论来看，以往教育技术学的研究传承了牛顿经典力学的机械论、还原论、确定论等思想，很自然地认为教学系统是一个线性的、封闭的、静止的、稳定的、可确定的、可预测的系统。初始条件的变化引起均匀、线性的变化，通过将整体分解为可以独立的各个部分进行分析，然后再将其简单叠加，以此来理解真实的教学情景。这种机械的认识观对设计、开发教学系统中所涉及的众多复杂因素及认识其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显得无能为力，缺乏灵活性，很难适应教育系统中诸多变量的动态变化。

（2）从理论研究来看，尽管在非线性思想的介绍和运用方面我国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教育技术学中的运用还太少，研究人员少，还未形成规模。再者，对教育技术领域的复杂性探讨过少，且不深刻。

（3）从研究实践来看，在我国教育技术界线性思维方式仍然居主流地位，简单化、抽象思维倾向仍然十分普遍和突出。主要表现为：①过于抽象化，忽视教育现实的复杂性，出现两张皮现象，理论与实践脱节；②过于线性化，在教育技术学研究中，A决定B的研究模式比比皆是，过多关注技术倾向，忽视真正的学习过程和学习者思维的非线性，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也许还能不断提出修正、补充或加深观点。然而，不可能真正对教育复杂性的整体关系形成突破性认识；③追求“确定性”，总想寻找一个一劳永逸的方式来解决所有的教育问题，如教育自动化的设想；④非自组织性，在研究中倾向于技术因素在教育中的应用，而这些技术因素又是在理想的状态下与教育进行整合的，与现实的教学过程相互分离，没有在相互作用中产生的“涌现”。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反思当前教育技术学的研究方法，转变思维方式，从开放的非线性的视角重新考虑教育技术学的研究方法。

3.3 应用前景分析

研究教育技术学是进行教育技术实践的基石，对教育技术实践活动具有方向性的指导作用。但必须明白，只有本身完善、科学的教育技术学才有可能给予教育技术实践活动以正确的指导。因此，教育技术学研究必须与非线性相结合，这是由教育技术学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教育技术学的复杂性，归根结底是人的复杂性所致。正是基于对教育技术学系统复杂性的认识，笔者提出将非线性科学的原理和方法引入到教育技术学系统的研究中，从非线性角度来理解教育系统及其复杂性，转变学习观念，重新设计与复杂性相适应的学习系统，为学生提供从复杂系统中涌现出的新的思维方法，帮助他们提高学习效果，最终达到增强教育技术学系统效能的目的。但令教育技术学研究工作者倍感尴尬的是：在教育技术实践工作中人们也许能够考虑到人的复杂性，但在教育技术学的研究中人们往往会忽视人的复杂性而与实践脱节。多年来，教育及教育技术学的研究总是采用严密控制的教育实验模式进行，教育技术学的研究者也往往煞费苦心地去寻找“自变量”、“因变量”。将复杂的非线性的教育现象简化为自己可以控制的、可以精确量化的线性联系，从而设计出“完美”的教育模式。如此的教育技术学研究与实践脱节不能指导教育及教育技术实践。而非线性教育技术学研究是以非线性为指导思想，运用非线性的方法去研究教育，这正好适应了教育及教育技术学本身的复杂性。如此，教育技术学研究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研究，教育技术学研究工作才可以说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因此预想，非线性教育技术研究必将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4 结束语

事物的发展总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教育技术学也不例外。我们可能永远也考虑不完教育技术学的演进对教育效果造成影响的细微差别，我们可能会遇到与当前教育技术学研究相比更大的困难。但只有面对教育技术学研究所涉及的各种非线性现象，将它们结合成一个创造性的综合体，才能收到较为理想的效果。这种非线性的普适性是教育技术学科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基础。

当然，讨论非线性思维研究方法，不是在实证方法、质性方法和系统方法之外增加一类具体的方法，也不主张生硬地将复杂思维的某些术语、技术与教育技术研究直接挂钩，而是倡导一种深层次的、思维方式意义上的变革或更新。参考文献：

\[1\] 非线性科学简介\[EB/OL\].blog.省略/sunhb6174@126/blog/static/78821102200951995129805/.

\[3\] 聂耀东,彭新武.复杂性思维・中国传统哲学・深层生态学\[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