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研究论文范例6篇

心理研究论文

心理研究论文范文1

[关键词]心理史学年鉴学派心态史文化心理结构

中外心理史学的传统,对于十九世纪末乃至整个二十世纪这一百多年的史学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已经过去的这一个世纪学术的巨大变化,也使历史学的方法论,尤其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本文拟在这个时段内,从国外、国内的近现代以及当代这几个方面,给以爬梳和勾勒,使我们对心理史学在这一重要时期的发展概况有一个了解。

欧洲17、18世纪人本主义的历史学,在继承过去传统的基础上,已开始注重人本身,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他们提出的“最初形式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即,唯理论的历史、唯理智论的历史、抽象主义的历史、个人主义的历史、心理的历史”。然而,这在当时还不被时代所接受,因为那个时代所关注的是“对于制度和事件的最典型的实用主义的说明”,即“实用主义的历史。”[1]十九世纪末,德国的批判历史哲学产生。这种批判历史哲学首先向德国传统史学的权威兰克学派提出了质疑,其发起人是卡尔·兰普雷希特,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兰普雷希特争论”。兰普雷希特斥责兰克学派所代表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认为史学应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他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2]他的多卷本《德国史》即运用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兰普雷希特的尝试虽然遭到了德国正统史家的批评,但由他所发起的反对正统史学、提倡综合多种史学方法的史学改革势头则没有被遏止。新康德主义就是反对正统史学的另一支劲旅。

新康德主义有不同的派别,但不论是它的西南学派,还是由新康德主义转向生命哲学、致力于“历史理性批判”、坚持“历史相对主义”的狄尔泰(1833—1911),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心理与精神分析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狄尔泰,他是德国最早使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历史学家。狄尔泰认为,文化、价值是研究个人生命的具体存在,因此应当用精神科学来代替文化科学,包括史学。因为“历史题材是个体生命的表现,如观念、思想、知识、行为、感情、情绪和感觉,等等,而生命的实质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应对生命进行直接体验,通过体验与实在沟通,把握生命的真相。”为了避免历史学家在这一体验、认识过程中的主观性,即个人价值取向和目的性的支配,历史学家还必须注重于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即“把自己置身于所研究的历史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之中,……与他同命运共患难”[3],实现一种心灵的沟通。狄尔泰的代表作《黑格尔青年时期的历史》,就是以青年黑格尔的心理分析为个案的典型范例。而作为西南学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凯而特(1863—1939),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专门以《历史学与心理学》为标题,探讨了心理史学的特质。他认为,“当历史学研究文化事件时,它几乎总是也要研究心灵生活,……因此,关于历史学家,我们习惯于说,他们必须是优秀的‘心理学家’”。不过,他反对将其变成一门普遍化的科学,因为“‘历史的心理学’,即在一定时间对个别人或一定群众的理解,就它自身来说还不足构成科学。它也许可以借助于科学的心理学而得到完善,但决不能被任何关于心灵生活的普遍化科学所代替。”[4]

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法国年鉴学派,以其“精神状态史”的研究范式对心理史学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最初同样是出于对兰克学派那种只关注政治史、制度史或战役史的不满,主张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并使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这样即可以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长时段”、“总体史”的综合性研究,形成包括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的“全面的历史学”。所谓跨学科研究,就是借助于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多种视角认识和研究历史。年鉴学派的先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是最早强调心态史和精神史研究的学者。费弗尔在对腓力二世时期弗朗什-孔泰省的历史研究中,就试图在使用地理学、社会学方法的同时,结合使用心理学的方法,探索该地区的历史全貌。后来,他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对人类精神生活史的研究。他“运用集体心理方法考察了长期支配以往人们的种种观念,揭示了一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5]他的《马丁·路德:一个命运》一书,探讨了十六世纪德国社会的精神风貌和集体心理,开创了法国式的心理史学研究的先河。他运用此方法的另一代表作是《十六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他在该书中强调,“一定时空范围内人们的思维工具,即长期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观念,揭示了社会的思想文化氛围和普通民众的精神状态。”[6]因此心理史学的研究,“是要揭示历史上人们的情感世界,如情感生活、希望、忧虑、爱憎、信念等。为了勾画这种情感世界,历史学家必须运用语言学、人类文化学、哲学、肖像学、文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方法进行综合研究。”[7]这部著作被看作是法国心理史学的经典之作。

法国年鉴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洛赫,在年鉴学派创立前,就致力于以心理因素说明人的研究。他在《创造奇迹的国王》一书中,以“国王触摸”的功效———即通过国王触摸患者治病为事例,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方法,对中世纪王权崇拜的产生、发展和消失,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从而揭示出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他在分析的过程中涉及到人们迷信神秘人物的心理机制2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时,提出的国王特有的“超凡魅力”的提法,与德国马克斯·韦伯在约略同时提出的神圣的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史学研究

中的心理分析在当时法、德两国的知名学者中已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后来,布洛赫在其史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多次运用了心理史学的方法。他认为,“考证涉及到心理状况,它是一门微妙的艺术,决没有诀窍可言,而它又是一门理性的艺术,有条不紊地运用某些基本的思维程序。总之,如果要加定义的话,那它本身就是一种辩证的东西。”即便是史料本身的考证,也与心理分析相关。因为有关史料真实性的考证,在史料来源及其外在标准无法确定时,“就只有从原物或文献内在的特性着手,这就又得借助心理分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布洛赫特别强调:“史料的取舍取决于心理分析,何为真假错误的理由都得经过鉴定”[8]。费弗尔与布洛赫在心理史学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为法国后来的精神状态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代著名学者戴维斯(NatalieZDavis)即受到他们很重要的影响。她有关法国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的文化与社会研究的一系列论文,即成为心态史研究方面的成功范例。

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在进入布罗代尔(1902—1985)时代之后,心态史、文化史、精神史被作为布罗代尔“长时段”的“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心理结构诸结构中的一个主要构件,这体现出年鉴学派在史学思想与结构体系上的趋于成熟。布罗代尔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曾说过,是“长时段”理论架起了沟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从而促进了历史学与各门社会科学全面而系统的交流,各类学术相得益彰。不过,正像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对于重大事件的忽略一样,他在对于“长时段”整体结构的认识上,同样由于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和生态结构的作用而忽略了心理结构的作用。他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即体现出这种环境或生态决定论的倾向[9]。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布罗代尔史学路径不同、曾被布罗代尔批评的另一部分法国历史学家,则直接继承了费弗尔集体心理分析的方法,并将其发展为比较纯正的精神状态史研究。如迪比的《战士与农民》、芒德鲁的《近代法国概论:心理历史学》、菲雷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和社会》。他们试图从各个角度揭示时代的精神状态。其中拉迪里的《1294年至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泰尤》更具典型意义,他通过具体详实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史料,准确直观地勾勒出法国那个特定时代的乡村生活,使人们看到了当时村民们的精神状态,从而了解“深处的法兰西”。这种与社会学方法相结合的心理史学方法,的确有着如他所说的“由地窖进入顶楼”风格,然而其局限也可能因缘于此。

如果说法国年鉴学派的心理史学,主要是以史学为主体而借助于心理学的分析方法的话,那么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则是以心理学为主体把比较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分析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二者的视角不同,学术路数自然相异。后者这种产生于史学外部的心理史学,可能更具典型的现代科学意义。1900年,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问世,1910年后,他便把心理分析的各种理论运用于具体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以及文化的研究上,先后发表了《达·芬奇的幼儿期之回忆》(1910年)、《图腾与禁忌》(1913年)、《群体心理学与自我之分析》(1921年)、《文明及其缺憾》(1930年)和《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等著作。由于弗洛伊德运用的心理分析比较规范,使得心理学与历史学自此真正结缘。我们亦可将其称为真正意义的“心理史学”,或“历史心理学”,实际上就是心态史。不过由弗洛伊德开创的这种心理史学,在二次大战前还未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10]。

美国的心理史学较早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并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运动。鲁滨逊在其代表作《新史学》一书中,提出用综合的多种因素的观点来分析历史,其中即包括心理的成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与法国心理史学相对应的学术研究重镇。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对于法西斯主义那种狂热行为的关注,由此而加强了对于无意识和非理的研究。如战时美国战略情报部门,专门组织精神分析专家撰写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五六十年代,很多历史学家开始对于心理史学进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963年,梅兹利希将这些探索性的研究成果编成《心理分析与历史学》一书。此外,利夫顿和奥森收编了《心理历史学的阐释》。七十年代,美国在这一学术领域先后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心理历史学杂志》、《童年历史·心理历史学》和《心理史学评论》。连过去比较正统的历史杂志《美国历史评论》,也发表了不少讨论心理历史学的文章。心理史学,成为当时新兴的而且是最活跃的学科,被当时的学者称之为“新心理历史学”。作为基本形成体系的“新心理历史学”,它包括四大方面的内容,即个人传记,家庭史,集体心理史,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11]。

在个体心理研究方面,具体的心理分析一旦与历史人物的研究结缘,便会产生以“心理传记”(Psychobiography)为形式的心态史著述,类似于弗洛伊德为达·芬奇所作的传记。自弗洛伊德进行了首例的历史人物心理分析之后,个体心理的分析与研究开始出现在不同的时代和各类人物中。作为心理史学的重要奠基人,弗洛伊德十分强调潜意识的作用;由于人的潜意识主要在童年形成,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论偏重于人的童年,尤其是过分强调生物性的本能冲动和欲望的作用。这样的理论在心理史学奠基之初,虽具有拓宽历史研究领域的作用,但对于历史人物的行为分析还不能令人信服。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埃里克森,作为弗洛伊德的学术后人,他除了重视人的自我发展在童年期之后的持续性外,他还注意到了整个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他先后出版了《年轻的路德·心理分析学与历史研究》和《甘地的真谛·富有战斗性的非暴力主义的起源》两部著作,“从理论和方法上为心理历史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成为心理传记分析的典范著作。”[12]

作为心理史学的另一个领域———家庭史,它既与历史人物的个体相联系,又与集体心理相沟通。因此它是处在一个相互交叉的中心领域。不过,心理史学最初对它的关注是源于对于历史人物儿童期的心理分析,因此它也被称之为“儿童史”。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阿里埃斯的《家庭生活的社会史》和劳埃德·德莫斯的《童年历史》。

集体心理史,

是二次大战后迅速兴起的心理史学新领域。由于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以及世界各地民族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兴起,二战后心态史的研究便由个体心理研究转向群体心理。群体狂热、民族仇恨以及群众对法西斯专制的支持等问题,都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美国著名学者H·阿连德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如K·洛伦茨的《论侵略》、N·W·阿克曼和M·杰荷达的《反犹太主义和情绪混乱的心理分析学解释》、E·西梅尔编的《反犹太主义———一种社会病》、M·伏维尔的《意识形态与心态》、《大革命心态》等著作,是这一时期群体心理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社会与历史重大问题方面,较有影响的成果有诺曼·布朗的《生与死———历史中的精神分析含义》,斯坦利·埃尔金斯的《黑奴制———一个美国制度与理智中的问题》,诺曼·科恩的《对千年盛世的追求———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期欧洲的革命乌托邦主义及其对现代极权主义运动的影响》。

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心理史学在对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思想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扬弃之后,又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研究数量之多、范围之大都超过以往各个时期[13]。其中以托马斯·A·科胡特的《德国的影像———对德皇威廉二世的研究》和彼得·洛温伯格《纳粹青年追随者的4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心理历史渊源》影响较大。科胡特和洛温伯格都是接受过心理学与史学双重系统训练的心理史专家,因此他们的研究已完全摆脱了用生硬的心理分析理论去嫁接历史事实的套路,主要是以历史事实说明历史人物的行为,心理分析理论仅仅作为分析历史事实时的工具。洛温伯格的研究在使用心理学方法的同时,还借助于社会人口学、社会统计学的方法,并把文学作品作为参考资料,真正实现了多学科方法的综合。他认为,历史学分析应当“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14]。这种五类大综合研究法,与历史发展合力论在对于历史本身的认知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中国史学界介绍、接受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著名史学理论家朱谦之,受孔德、杜里舒和兰伯列希影响,开始注意史学研究中“心理的方法”问题。他在1926年撰写的《历史哲学》中,详细介绍了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和成就。首先,他肯定了杜里舒关于人类社会的进化,“归宿在‘知识线’的进化上”,而所谓“知识线”的进化,“又由于人类社会之心理的原因”[15]的理论。认为社会愈进步,心理因素的影响就愈大。同时,他对孔德的心理史学理论也十分重视。认为“从孔德以后,历史才渐渐有科学的根据,才渐渐去注意历史事实的‘所以然’”。因为孔德明确指出:“历史现象之主要原因,一方面看来是进步,而从它方面看来,社会的进步又是原于人类的心理。”因此,历史研究除了“研究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形———如家庭,人口,都市,经济诸问题———以外,还要注意到心理的方法,从人类心理的现象,去找出历史的程序来。”不过朱谦之认为孔德历史哲学有一定偏颇。因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心理的研究那样幼稚的时代,孔德竟想用心理学的方法以解释历史现象,结果只能把历史现象弄变易,而不能完全解释它。”[16]“对于兰伯列希的“历史为社会心理的科学”的口号,他也给以中肯的批评:“兰伯列希只把历史看作社会心理的一个连串,而没有注意到这个连串背后那种逼促人们实现他进步的‘生机力’,所以还算不得尽历史的意义。”[17]朱谦之是那个时代生机史观的代表,因而对现代史学的评判,离不开他生机史观的价值尺度。

同一时期,另一位著名学者何炳松,受美国“新史学”运动发起人鲁滨逊的影响,主张历史研究是多门学科、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必待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经济学能通力合作,不背道而驰,以解决此问题。”[18]何炳松所提倡的综合研究法,对于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他还专门翻译了鲁滨逊的《新史学》、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

1947年,胡秋原在其《历史哲学概论》中,除了对当时历史哲学的主要流派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之外,专门对“心理史释”作出了论证。他认为,“自人类之心理以至时代之思潮,其影响于历史及文化之形成,自为不可否认之事实。然以此为社会历史之动因,则尚嫌不足。”[19]因此他主张将“心理史释”作为历史学方法论中不可缺少之一种,而不是全部。

二十世纪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以前,中国史学界在心理史学方面,可以说基本上仅限于在理论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译介和初步的探索,还没有产生出心理史学理论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而就西方心理史学理论的译介来说,也有相当大局限性。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精神史和心态史的理论几乎没有问津,对于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心理史学也注意不够。只是由于杜里舒曾来华讲学,故他的所谓“知识线”理论———即社会心理推动文明进化的理论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才比较大一些。

作为当时讲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的梁启超,对于杜里舒的理论,在肯定的同时也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一文里做了明确的阐述,特将精神文明的进化确定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二是“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20]。这里,就心理与文明的关系而言,足以看出梁启超对于该问题认识的深度。

关于心理史学,梁启超在其史学名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更有相当全面深刻的认识。这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实不多见。首先,他以其所特具的学术敏感注意到心理史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他选取历史专题的方法中,第五、六、七三种都与心理相关。第五种“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讲要抓住历史事件中心人物的心理活动,以把握历史的本质;第六种“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讲要研究和把握影响心理活动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第七种“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主要讲来自心理方面的主观认识与其客观外在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

其次,在历史研究中他还强调社会心理对于阶级、党派、民族的重要影响。他说:

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

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21]

另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还就历史事实“予以新意义”的问题,专门谈了心理分析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吾人的动作,一部分是有意识的动作,一部分是无意识的动作———心理学上或称潜意识,或称下意识……一人如此,一团体一社会的多数活动亦然。”[22]若以此方法去分析史料,即可对史料获得新的意义。他以义和团运动为个案,运用了这一分析方法去探索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源,认为主要是民众长期以来已经完全无意识化的“迷信心理”和近代积蓄己久的“排外心理”,与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以及的失败诸原因聚合汇集而成。其实,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梁启超在他对历史事实的五种用功方法中所提出的“联络法”,与同一时期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正在酝酿的“长时段”结构理论十分相似。他说:

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着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什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比如晚明时代,许多士大夫排斥满清,或死或亡,不与合作,看去似很消极,死者自死,亡者自亡,满清仍然做他的皇帝,而且做得很好,这种死亡,岂不是白死亡了吗,这种不合作,岂不是毫无意义吗?若把全部历史综合来看,自明室衰亡看起,至辛亥革命止,原因结果,极明白了;意义价值,亦很显然。假如没有晚明那些学者义士仗节不辱,把民族精神唤起,那末辛亥革命能否产生还是问题呢。[23]

这里,梁启超的“长时段”同样包含着心理结构的传承、演变过程在其中。从方法论起源的意义上说,梁启超的原创性与法国年鉴学派相比,应当说是难分伯仲。因为就笔者的考察来看,还未见到梁启超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的历史依据。

心理史学理论真正付诸于具体实践,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台湾学者殷海光是这方面最早的实践者。在196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殷海光运用了文化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给予了相当深刻的分析。此后,他以同样的方法对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变动,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他开始注意到“历史中之心理的、文化的、性格的成因”,尤其是对于五四以来的“偶像破坏”与反传统的文化现象,注重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入手去做深层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一个文化在迎接科学的时际之‘baseline’(基线)是monism(一元论)及ideologicallyinclined(倾向意缔牢结)的,那末科学一来,就变成‘科学主义’”,讲经济学就讲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主义。这对于中国近代的社会大变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Iconoclasm则显然是长年以来形成的各种各色cultism(崇拜)之一大reaction(反动)。而在personality(人格)方面则为出于ambivalentcharacter(内在冲突的性格)。”[24]另外,殷海光晚年关于的同步研究,在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同时,他还兼采文化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对的结局做出了前瞻性的评估。而就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来说,1973年台湾学者黄培在《历史学》一书中,强调了心理学在史学研究上具体应用的问题。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陆学者开始接受并使用心理史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1980年,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首次提出“文化———心理结构”问题[25],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他在《哲学答问录》意作出说明,谓其目的在于区别西方“心理———文化结构”的认知模式:“从文化解释心理,并认为文化无意识地积淀为心理。所以文化结构与心理结构(具体地说,如思维方式、情感状态、行为模式、审美趣味等等)密切相关”[26]。1986年,王富仁在其《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开始尝试使用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所提供的心理分析方法,去解剖鲁迅那种“严冷”与“炙热”、苦闷与焦虑的矛盾、紧张、复杂、丰富的心理;进而解释鲁迅笔下那些典型人物的性格,如阿Q以及那些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27]。

1987年,已故历史学家谢天佑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受到思想文化界的普遍关注,被称之为“触摸了千百年来的历史神经”[28]。后来,谢先生将其扩充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未完稿)一书。如果说从李泽厚、王富仁到谢天佑,他们都是以具体的研究作为心理史学方法范例的话,那么陈旭麓先生则是从纯史学理论的角度强调心理史学方法的重要意义。他在1988年说过:“虽然,中国以往的史书,在记述事实和人物中也可以窥见心灵的跳动,但以存在决定意识为旨趣,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则是史学领域和方法上的开拓,而剖析人物心态又是推动和激发历史反思的机杼。”[29]

此外,马敏的《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乐正的《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己故历史学家唐文权的《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等论文[30],都是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章开沅在《离异与回归》这部著作中[31],将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与心理史学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心理分析模式———“离异与回归”模式,用以分析和研究中国近代的一些文化现象,其中包括耐人寻味的“淮橘为枳”现象;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迁的特殊轨迹。他还将文化心理结构作为“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32],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关于重建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研究的端绪。章先生为我们勾勒出这样一个线索:“在戊戌维新时期,先进人士比较突出地提出国民素质改造问题,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国魂、国民精神的讴歌与论述,则是前者的延续与发展。这是经过艰苦内省以后勇敢提出的民族自我调节,即改进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以适应国家近代化的需要。”[33]

到了1980

年代末,另有专门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心态的专著问世,如周岩的《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于的心灵历程》[34]。1990年代初,中国心理史学以及与心理史学相关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了既全面化又逐步规范化的阶段。其显著特征是专著和论文的内容覆盖范围广、数量多,而且论题所涉及的层面大多具有开创性和拓展性。如程先生的《晚清乡土意识》、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朱义禄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张志忠的《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和赵伯陶的《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等书相继问世[35]。其他史学专著中关于个体心理、群体心理和社会心理以及区域人文心理等方面的论述也不在少数。如李良玉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书,对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各类知识分子心态的进行了甄别[36],朱英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一书,对于近代中国商人的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37];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一书,对于中国近世商人群体心态演变与整合作出了精辟的论述[38];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一书,关于洋务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给以综合性研究[39];马敏的《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迷》一书,关于中国早期工商资本家和新式知识分子过渡型心理特征进行了详细而缜密的分析[40];李文海先生《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一书,对于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社会心理给以全面的解剖[41];等等。真可谓见仁见智,新见纷呈。在历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中,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作者及作品数量更为可观,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心态”已成为史学研究的常用术语,“心态史”或“心理史学”,也基本上成为一个新兴的前景广阔的研究领域。台湾著名学者张玉法先生所说的“真正的深度研究,是指心理历史(psychohistory)”[42]的说法,基本上已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共识。

自进入又一个世纪以来,从心理史学的研究情况看,己不仅仅是过去那种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简单结合,它正逐步吸收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以及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向着以心理与历史为主、同时综合多种学科方法的“大综合”的方向发展。而历史研究所吸收的心理学理论也已达七、八种之多,如生理心理学、差异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机心理学、知觉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因此,心理史学已成为多学科研究方法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综合性学科。这种综合性研究,由于认识途径、分析手段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给我们的史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我们可以借助于新方法、新途径的优势,将分析、研究的触角深入到过去研究无法企及的死角,以期克服历史研究所存在的程式化弊端,力求再现历史的真实感和历史人物思想的丰富性。同时,我们也可通过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中间环节———社会心理,来把握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因和变化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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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第18、19页。

[6]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同上出处,第18、19页。

[7]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8]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82、86、84页。

[9]也正是这个原因,俄国学者古列维奇认为布罗代尔没有继承布洛赫和费弗尔的传统。参见陈启能:《超越布罗代尔》,《中华读书报》,2000年7月26日。

[10]尽管有美国的史密斯(PreservedSmith)和兰格(WilliamL.Langer)应用这一史学理论,并有著作问世,但影响不大。见于沛:《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11]张广智、张广勇在《现代西方史学》中提出了以上的三类,本人认为还涉及到了一些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参见《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86、288页。

[12]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1页。

[13]罗凤礼:《心理史学·西方心理史学发展态势》,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7、108页。

[14]彼得·洛温伯格:《解开往昔之谜》(DecodingthePast)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83页。见罗凤礼:《心理史学·埃里克森及其以后的心理史学》,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第91———94页。

[15]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18、19页。

[16]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55、56页。

[17]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58页。

[18]何炳松、郭斌佳编译:《西洋史学史》。转引自胡逢祥、张文建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第345页。

[19]胡秋原:《历史哲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63页。

[20]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559页。

[2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22]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5、566页。

[2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4、56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24]王元化主编;《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90页。

[25]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又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26]李泽厚:《哲学答问录》,(批判哲学的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21页。

[27]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28]《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69页。

[29]《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

1268、1269页。

[30]马敏:《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乐正:《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学术研究》,1988年第1期;唐文权:《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31]章开沅:《离异与回归》,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32]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33]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1页。

[34]周岩:《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35]程歙:《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出版社,1991年。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朱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志忠:《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赵伯陶:《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36]李良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37]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38]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39]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学林出版社,1993年。

[40]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心理研究论文范文2

关键词:心理学理论研究;后实证主义;范式转换

心理学的先驱者布伦塔诺曾说:“心理学好像是人类进步的基本条件,更是关于人类真理的试金石”。[1]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便将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与经济学和法律齐名的热门学科。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心理学又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以“脑的十年”研究和“认知科学计划”为核心的科学发展战略,又将心理学推向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新时代。目前,美国科学基金会已经把心理科学单列为七大部类之一。我国也将包括心理学在内的18门学科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基础学科。这无疑为新世纪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社会外部环境。从学科发展的内部格局而言,心理学的知识更新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实证心理学独揽天下的局面已逐渐被打破,形成了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双峰对峙的并行发展格局。不仅像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等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步入了一个不断创新的发展阶段,而且以理论心理学、社会建构主义、文化心理学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范式,也不断展现出了心理学理论研究本身的内在学术魅力与文化自信。新世纪的心理学研究范式走向了一个更为开放的新时代。探讨西方心理学研究范式转向的规范基础和前沿主题,对于改善国内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长期滞后及错位状态,具有重要的学术参照意义。

一、当代心理学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后实证主义的崛起

近10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心理学理论研究度过了一个困难的发展时期,进入了后实证主义范式的新阶段。正如车文博先生所讲,目前心理学的研究发展“已经超越了以往狭隘的定义,已经从关注实验室中的人,转化到了研究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和理论问题”。[2]当前西方心理学理论研究繁荣的重要标志是:作为具有独立学科建制的“理论心理学”学科分支已经得到确立;许多传统问题像身心关系问题、意识、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等,在当代新的科学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的讨论;而且当今自然科学和社会时代的发展也为心理学理论提出了很多全新的课题。许多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交织在一起,迫使心理学进一步加强了对一些具有探本求源属性学科问题的重新认识和理解。经过20多年的持续创新积累,西方心理学的理论研究逐步形成了一种比较成型的后实证主义的新视角或新范式。

“范式”是指特定时期从事某一学科的研究者所公认的理论框架或研究纲领。根据库恩的观点,范式的基本含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学科共同体所持有的共同态度和信念;具有公认的研究框架和理论模型。理论范式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斯腾伯格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总是会受到两种互为联系的内生性资源的推动:一种是“思想驱动”(ideadriven),另一种是“数据驱动”(datadriven)。[3]理论范式无疑属于“思想驱动”的范畴。随着当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一些学者提出,许多科学发展问题在技术上困难并不大,而关键需要来自于“思想观念”的变革,即需要进一步实现理论范式的转换,以新的思路和视角来摆脱发展中的困局。

后实证主义是在20世纪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思想资源。这一新的心理学研究范式以科学实在论和科学解释学为理论框架,试图以新的维度来重建心理学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形成一种不同于实证主义的新的研究形态。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支配和垄断了整个心理学界。“科学”的实证心理学多年来成为“主流心理学”中不可动摇的基本硬核地带,使许多人得出了一个貌似正确的观点:凡是心理学的研究必然是实证研究,其余的即是非科学方法,或者说是科学水准不够。“心理学有别于其他观点的地方,就是采纳了实证的科学方法”。[4]国内不少学者还特别强调指出,在实证科学精神发展不够的国度里,当务之急更应强调实证性。但是这种对实证研究的崇尚,虽然为心理学研究的科学化、技术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学科发展危机。人类博大精深的心理世界被研究肢解的相当贫乏和简单。实证主义“已经对心理学产生了非常巨大而且极恶劣的影响……知识主张的正确与否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在这一范式内是正确的,运用到另一个范式就可能是错误的。用库恩的观点来解释,所谓客观、量化的科学方法也是相对于一定的理论模式的”[5]。

以格根等人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者认为,崛起于19世纪末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不过“是对许多伟大科学家的传统的简单继承”。近代实验科学的奠基者伽利略把宇宙和自然视为一架完美的机器,提出只有通过实验和测量并使用数学方法,才能认识理解宇宙这一完美的机器。牛顿也说:“凡不是从现象中推导出来的任何说法都应该称之为假说,而这种假说无论是形而上学的或者是物理学的,在实验哲学中都没有它们的地位”。[6]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更是提倡采取实证观察的方法探讨自然和社会现象。然而,20世纪初期微观物理学的巨大成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证主义范式的科学基础。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为代表的新物理学充分反映了对科学作逻辑分析的可能性,即科学研究可以在少量实验事实的启发下,通过逻辑分析为主要手段建构“思想实验”。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实证主义观点便逐渐被逻辑实证主义所取代。罗素认为,只有逻辑意义上的可实证性才能拯救实证主义。因为传统的实证主义范式以为对科学的评价只有一个标准,即与经验一致的证据,但问题在于各种观点都有自己的实证数据,都声称自己是正确的。而实证的研究只有在精心选择的狭小的范围内才有效。在实际中也并非只有被经验证实了的命题才有意义。即使现象能够被经验观察到,但产生现象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无法观察的,像我们能够观察到化学反应,而解释化学反应的分子作用过程则是看不到的。科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只是需要经验,更需要能够超越经验的新思维和预测能力。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明显违背了世界存在的真实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波普也强调,科学研究需要“逻辑+经验”这样的双重标准。逻辑经验分析的目的在于澄清科学陈述的认识内容,从而澄清这些陈述中的语词意义。逻辑实证主义取消了与可观察物的联系,而解释和预测具有相同的逻辑意义。拉卡托斯更是提出,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单个的命题或理论看作理论检验或评价的对象,而应该把一切科学理论都置于一定的科学纲领之中。任何理论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实验绝不能简单地理论,科学理论也不能简单地被经验所否证。科学进步的合理性在于接近真理的符合程度。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学术合法性地位。

在心理学界,随着极端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行为主义学派的衰落,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出现了复兴与重振的势头,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无定型、兼容并包的具有边际型结构特征的“后实证主义”思想倾向。后实证主义者认为,实证主义范式在强调把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纯粹的科学固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却并没有考虑与之相关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科学知识的内容和标准是什么?它们的普遍程度和深度如何?第二是科学知识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这种意义是如何确立的?实证主义范式并没有解决这些重大问题,而只是一味地拒斥理论陈述而赋予观察事实以特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优先地位,进而从反形而上学道路出发走上了另一种形而上学的道路。为了摆脱实证主义自然科学观和方法论的困扰,进一步确立及重建一种更适合于心理和行为研究的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者将现代科学实在论、科学解释学和现象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工具。

所谓科学实在论是倡导对科学知识的解释要保证其正确性的一种学说。科学实在论所讲的“实在”意味着“存在着的东西”,它强调客观世界存在着三种意义的“实在”内容:一是指独立于人的客观实在,其本质特征是超验性;二是指经验实在,即人的经验可触及的实在;三是功能、关系性存在及观念性实在。“不只是存在我们能感知的东西,也存在理论科学方法允许的范围内我们能想象的东西。我们拥有关于事物、结构、过程等我们不能感知的可靠知识”。[7]后实证主义者强调真理与实在的一致性。而传统的实证主义则以因果论和还原论来解释事物现象及其活动规律,从而确定其意义。对于无法实证解释的问题,要么抛弃,要么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后实证主义者提出,心理学的理论评价标准可以在不同层次、类型和水平上进行,概念与逻辑标准也是实验评价的一种重要方法。

科学解释学是当前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法论武器。解释学是有关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的学说体系,其“作为后实证主义的智力世界的基础——现象学和解释学传统的延续”。[8]狄尔泰被看作是西方传统解释学的集大成者。在20世纪初期,当心理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纷纷走向实证化的同时,狄尔泰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两类在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上均极不相同的科学。狄尔泰并不否认人文科学作为一类科学而存在,而反对将人文科学作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类型的科学来建设。他曾与著名实验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展开过论战,提出要建立一种基于精神科学基础上的“描述心理学”,以反对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说明心理学”,认为后者是模仿物理学建立的“原子心理学”。狄尔泰的解释学有力地维护了作为精神科学和人文科学分支的心理学的科学合法地位。当代科学解释学在继承狄尔泰精神遗产的同时也强调研究方法的本体论地位。认为对意义的理解具有人类存在的本体论特征,提出首先需要研究多重意义结构,然后从表面意义揭示隐蔽意义。科学研究的本体性规定只能存在于解释的方法论中,且只有通过各种解释之间的“冲突”才可获悉被解释的存在意义。另外,科学解释学还从“移情”的角度提出,研究者或诠释者必须进入文本者的精神世界,才能对其价值和意义进行“客观理解”。在后实证主义者看来,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尽管没有达到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那样的精密化陈述水准,但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没有必要像自然科学一样实现精确化,通过日益运用条理化的结构模式,增强自身的科学和严密性。

后实证主义者认为,理论范式也有比较明确的研究纲领和程序。许多人批评这种范式的研究:没有普遍被接受的方法、程序和一整套共识的专家意见;解决问题的方法比较抽象,往往不够具体和精确;对研究结果没有充分的信心和信念……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理论研究“怎么都行,怎么说都可以,或者没有任何标准”。相反,理论研究恰恰由于缺乏诸如有实验的方法这样的东西来依靠,就迫使自己必须“以概念分析为首要步骤、以框架问题为主题、以问题解决为中心”[9],寻求甚至是更大程度的清晰性、严密性和精确性。理论研究范式把原创性、富于想象的感受性和纯粹理智逻辑的严密性三者结合了起来,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建构知识系统的不可取代的精神资源。例如,“近几年来,理论心理学的最重大成就之一就是提出如何取得统一的规划和评价标准”。[10]在心理学的发展战略规划方面,后实证主义者提出要将心理学领域统一规划为两种本体论:心理主义的本体论和物质主义的本体论,且不可从一个还原到另一个。心理主义的本体论强调心理学领域应该被限制到思想、感觉和有意义行为上;物质主义则应该将心理学限制到身体的物质状态、特别是脑和神经系统上。这两种本体论会进一步推动心理学的繁荣和进步。在科学研究评价标准问题上,受当代科学解释学和科学修辞学发展转向的影响,倡导后实证主义的学者提出,可以从3个层面上建立新的科学评价标准:1概念与逻辑标准;2科学解释学的标准即价值和意识形态标准,通过分析理论的价值和社会应用功能,判断理论的优劣;3科学修辞学的标准通过修辞和叙事手段,理论可获得语言系统的形式化和公理化表述。“而与实证数据的一致性不再是唯一的标准”。[11]理论研究范式允许区域内扩张。

二、前沿主题: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

近年来,后实证主义者不仅在反思传统心理学的基础性前提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且在探索新的心理学知识理论形态方面也做出了贡献。以元理论研究、文化心理学、社会建构论为代表的一批新的研究范式初现端倪,汇成了当前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前沿主题。

(一)心理学的元理论研究

理论创新是现代科学研究的灵魂。现代科学研究创新的显著特点在于,当今科学技术的变革是整体性的知识框架的变革,而不只是局部和事务性的变化。有关理论本身及其社会意义、技术、方法、策略手段、选择和评价的,是最重要的一类知识,这就是“元理论”和“元技术”。元理论和元技术是一种在整体意义上更多更好的理论或技术。因此,重新思考传统基础理论的价值和重建科学的元理论基础便成为当代心理学的重要发展趋势。长期以来,心理学在努力成为一个统一的理论方面常常显得力不从心,但是寻求心理学的理论范式的努力还一直在继续。尽管在新的千年里,心理学的分化与分裂还在加剧,但致力于澄清基础理论秩序的元理论研究的兴起,也标示着当代的心理学者已经有勇气来面对这些反复出现的根本问题。因为它们都是必须面对却又有可能无法做出圆满回答的问题。瓦格纳指出,20世纪末期的社会科学各种问题虽然相互纠结,但是社会科学内部出现了最为关注的两大主题:一是致力于澄清理论,二是致力于为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确立坚实的基础,即“以多种理论模式作为建立秩序的根据”[12]。心理学的发展也证明,研究人的行为活动离不开对基础理论的系统评价和反思活动。当前后实证主义者将心理学的基础理论划分为两部分内容:一类是元理论;另一类是实体理论。元理论是指以学科自身以及学科的研究状态及其发展规律为对象的研究取向,其研究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作为获得对理论更深刻的理解手段的元理论,努力发展现存学科理论的潜在结构;二是作为理论发展之前奏的元理论,即研究理论是为了产生更新的理论;三是作为中心观点之来源的元理论,即研究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产生一种成为部分或者全部心理学理论之中心的观点。[13]一般来讲,元理论的研究价值在以下两种情境中最具有学术意义:一是当一门学科的主题概念出现某种转变,从而要求修改目前该学科中所通行的研究范式和纲领;二是由于学科很久没有进展,似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许多研究者越来越困惑,于是便对某一学科奠基者当初提出的学科目标的可行性、理论的恰当性等基础性问题提出反思、追问和质疑。寻找“心理学理论应该是什么”的潜在结构问题是目前元理论研究的重心内容。元心理学的基本学术领域是“致力于理解心理学的本质和潜力”[14]。

(二)多元方法论问题

方法论是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必然组成部分。新科学的理论基础必然要求重建科学方法论,以便为心理学研究提供新的途径和视角。所谓方法论,是指讨论研究方法如何符合科学原理的理论,其包括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选择方法的依据、理论评价的标准、科学哲学对心理学的影响、方法与对象的关系、研究方法的利弊得失、心理学研究所应遵循的指导原则等。心理学方法论重点探讨诸多变量之因果关系的准确性问题,明确一些作为研究前提的基本观点。多年来心理学对理论研究排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其难以找到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黑格尔说过,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因为观点结论的正确性必须通过方法来支撑,因而,近年来后实证主义者十分重视对心理学方法论问题的探讨,他们提出要确立一种多元方法论标准评价体系来解决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困境。长期以来,心理学界盛行着“方法中心论”观点,造成了现代心理学陷入一种理论上缺乏中心、而在方法论上试图保持一致的“独特”学科。后实证主义者反对以定量方法评价一切的做法,提倡多元化的方法论模式,认为方法的丰富性、多元性是学科成熟的标志。成熟学科的理论范式是相对稳定的,而方法是多元的,通过多样的方法可以揭示科学的丰富内涵。多元成分之间是互补的、和谐的,而不是对立的、不相容的。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并不排斥实验和测量,而是强调要防止对实证方法的绝对盲从和迷信。主张实证研究应该成为多元心理学研究范式中的一元,而不应再享有特别的认识论地位。因此,后实证主义所强调的多元化方法取向,既尊重传统的科学方法如定量和实证的研究成果,也重视质的研究方法、叙事的方法和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倡导理论与方法的契合性和多样性。认为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不能选择任何一种而排斥其他方法,应该根据研究的问题来选择研究方法。他们认为,目前心理学研究方法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1适用于所有研究的方法;2适用于定量研究的方法;3适用于质性研究的方法;4适用于社区心理学的特殊方法。[15]其中第1和第3种更具有理论范式的研究特征。后实证主义者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理论研究不能长期停留在批评、质疑和反思的层面上,也必须运用新的知识和技术方法去阻止心理学的解体。近10年来,心理学理论研究在方法领域做出了许多积极的探索。元分析方法、结构功能分析方法、行动研究、模型方法、解释学、叙事心理学和质性研究技术的兴起,为理论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工具。

(三)文化反思与心理学的理论建设

从文化视角探讨心理学,是当代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心理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是加强心理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切入点。文化与心理学的发展是相互关联的,在文化中寻求意义是人类行为的真正原因。格根指出,作为文化资源的心理学理论研究需要从实证主义的范式中解放出来,把潜在的理论结构应用到社会生活中。布鲁纳晚年对认知心理学发展中的失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反思性批判。他认为,将冯特开创的另一个心理学研究范式理解为“民族心理学”是不正确的,而应该是“文化心理学”。因为冯特曾说,心理学应该看作是文化科学的代表(Geistewissenschaften),而不是自然科学的代表(Naturwissenschaften)。布鲁纳和奈瑟明确指出,文化取向的心理学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一大失误是在开始阶段从“意义”转向了“信息”,意义概念被替换成了计算能力。目前“要还心理学以原貌”,要使认知革命复归于“意义建构”,必须使“心理学植根于文化,围绕着这些使人与文化相联系的意义形成和意义使用的过程来组织”科学理论。[16]在布鲁纳等人看来,心理学的理论建设包括软文化约束与硬文化约束两个方面。因此,心理学的文化研究既涉及对文化心理学的深入研究,同时也探讨心理学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品性,另外还需要重视学科文化制度建设和职业制度建设等要素。仅从制度文化建设层面上而言,心理学的文化内涵功能便非常突出。心理学的文化内涵不仅涉及科学观、方法技术方面的规范,同时还包含一系列社会规则、制度、政策文化的引导。国家的科学政策、社会体制、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历来是影响制约甚至决定心理学发展的一项重要变量。作为文化制度建设的心理学理论研究,在科学建制设计、职业标准制定、专业人力资源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学术规范建设等领域,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许多国家的文化政策对心理学的人力资源建设与职业培训起到了制度性的推广作用。例如,目前美国心理学有30多万专业工作者,日本是5万,以色列为1万,而我国只有不足5千人。美国心理学的繁荣得益于联邦政府所给予的许多特殊优惠政策的支持。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心理测验和评估在军队中的广泛应用,促进了美国军方对心理学的积极支持。而《国防教育法》、《中等教育法》等政策法规更是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使心理学在国家核心部门和国民教育制度中扎下了根基。现代西方的医疗卫生制度又使全体公民的身体健康具有医疗与心理治疗这样两套保护系统。近年来联合国科文组织也要求,在每6000—7500名中小学生中,至少需要1位心理学专业工作者(以此标准我国仅中小学便需要3万名专业服务者)。目前后实证主义者提出,要以更广泛的文化视野重建心理学的学科制度与职业制度。在我国,文化心理学研究已经有了相当规模,但是对心理学的制度建设研究探讨的不够,我们特别需要加强宏观制度层面的心理学文化建设力度。

(四)社会建构主义与修辞心理学

后经验主义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强调理论的社会建构特性。社会建构主义主要有三个派别:后现代的社会建构论、实在论的社会建构论和修辞反应的社会建构论。以格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者提出,要“使科学主义心理学对人的扭曲需要让位于一种本来就应该是合理的并且是开放的心理学了,并且精神世界丰富多彩且充满思想、记忆、知识和态度的人类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中心”。[17]强调在后现代的科学观、技术观、实践观基础上,建设更加人道合理的理想的“后现代社会”,探索出新的精神形式、文化样式和心理学样式。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科学理论是暂时的、可以修正的。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完全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心理学研究并不是知识的客观积累过程。心理学理论存在于学科共同体之间的语言沟通、协商之中,学科专业术语是对话、沟通和协商的结果,语言习惯的使用来自于语言前结构被普遍化为“科学事实”。以肖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者则在科学修辞学的影响下,发展起了一种修辞心理学,这也为反思实证主义的科学基础提供了不少新的线索。修辞和叙事作为一种文学表现手法一直受经验实证科学的排斥。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理论通过中性的语言,以逻辑的、客观的方式表现自身,与叙事和修辞手段没有任何联系,科学必须以“理”服人。但肖特等人强调,修辞和叙事并不是文学的独有产物,实际上科学也在运用这种手段,以增加理论的魅力。修辞和叙事具有方法论意义,科学陈述其实都建立在修辞的操作上。通过修辞和叙事手段,理论可获得语言系统的形式化和公理化表述,为判断理论陈述的一致性和完美性提供了形式化的标准。同时,“修辞和叙事作为一种方法论也是一个发明、创造和批判的过程,是一个理论意义的重建过程。修辞和叙事也具有认识论的意义”[18]。修辞与现实之间经常存在着许多矛盾,通过对这些矛盾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发现潜在的理论结构。

(五)辩证法心理学

社会建构主义和修辞心理学的崛起,也为重新反思辩证法和重建辩证思维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机遇。辩证一词具有多种含义,古希腊哲学中早期的辩证法包含有“对话”、“话语”、“修辞”、“劝导”等多种含义。自20世纪70年代末里格尔的辩证法心理学的出现,到80年代以来皮亚杰和新皮亚杰主义思潮的兴盛,再到当前哈夫曼的拓朴辩证法心理学的兴起,标志着“思想或事实的对立面的统一这种以正题、反题、合题的方式发生的逻辑发展”[19]。辩证法对科学理论重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辩证法不仅为人们理解当代生活和社会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而且对心理学科学观重建的理解将具有更为开阔的思想视野和更为深远的历史眼光。人类的心理世界具有辩证的同一性,而非机械的同一性。有的西方学者提出,辩证法就是对非同一性的一贯认识。“人的精神、意识是最高的辩证法”[18]。辩证法超越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抽象的两极对立,实现了绝对与相对、无限与有限、理想与现实等一系列矛盾的和解。这种思想智慧对于克服当代心理学的深层困境,推动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六)心理学理论在行动

后实证主义者提出,理论研究的社会实践应用问题也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除了“需要奋力组织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外,理论研究也涉及了实践应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讲,后实证主义的理论研究范式实际上也是一种主张生活实践的哲学,其强调心理学的作用应体现在现实生活中,认为心理学要像经济学、社会学那样,在市场决策、政治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实践中包含着前理论的成分。理论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公平与正义的保证是无法估量的,同时对人的实际生活也发挥着隐性的、实在的支配性作用。根格指出,关于心理学的理论如何行动问题,目前已经出现了两种比较成熟的模式即理论评价模式和合作反思模式。理论评价的行动模式是首先通过现象分析,确定有意义的行动方案,其次进行理论评价。在理论评价过程中,要求建立模型框架,做出合理的解释,制定实践行动计划。而合作反思理论的行动模式是,研究者与参与者共同持有一种假设并设立研究目标,然后采用统计分析方法收集有用的数据信息,开展实践评估与校正活动,在实践中重新认识并发现新的可能方向。当然,“新的社会现实会导致新的研究模式再次产生”[20]。

三、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转换的意义

当代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中许多关键领域在性质上的变化,无疑对于国内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借鉴意义。

(一)持续创新是心理学进步繁荣的不竭动力

心理学是在西方传统文化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土地上成长壮大起来的一门学科,西方学者仍然在反思与修正传统心理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以追求和建设更加完美的心理学。推动西方现代心理学持续进步的根本动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思想的心理学;另一是作为科学的心理学。科学的心理学与思想的心理学并行不悖。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范式更多地属于思想的心理学。同其他研究相似的是,西方当代的研究进展一直是中国学者认识和理解同类型问题的参照。与西方研究相比,国内研究经常处于理论滞后及错位的状态。我们往往只重视对西方“科学的心理学”资源的引进和转借,而对“思想的心理学”资源学习借鉴得十分不够。寻求中国心理学的进一步繁荣,需要从理论思想范式、学科制度、职业建设以及新型人力资源培养等方面持续创新,不断缩小与西方差距,努力把我国的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大学科。

(二)后实证主义的心理学研究标示着一种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的问世

确立一种适合于人的心理、行为研究的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实现科学观、方法论的转变,是当代心理学研究的基本追求。长期盛行的实证主义范式的科学观,基本上不适合描述及解释人类复杂多样的心理世界。那么,目前所需要的“新的科学观”或科学范式具有什么样的科学形态呢?应该说,当前西方后实证主义对此做出了积极的探索。社会建构主义、科学解释学、科学修辞学和辩证法心理学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充和完善实证科学范式研究的局限性。只有选择具有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相统一的“多元范式”,才能超越当前实证心理学研究中的简单主义与还原主义困境。

心理研究论文范文3

(一)适应方面的问题新生刚开始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可能会出现不适应。首先,研究生课程安排比较灵活,主要是自己安排其他业余学习时间。这对于一些同学来说很难适应,容易出现迷茫、无趣、目标不明确的心理状况;其次,由于研究生允许跨专业考试,很多同学本科专业与研究生专业毫不相干,造成在读期间的专业学习困难,学习任务繁重,心理压力大,因此,产生担忧、焦虑等心理问题。

(二)情感方面的问题由于研究生的年龄普遍在23岁以上,恋爱、婚姻问题已经十分紧迫。由于学业、科研压力,每天的生活圈子有限,基本上是宿舍、食堂、图书馆这些地方,学生之间交流较少,缺少朋友,自然更缺少异性朋友。“对于没有异性朋友的研究生而言,孤身一人、无依无靠的感觉会加重其心理负担,甚至产生自我怀疑;情感交流方面的缺乏会导致孤独感、无助感的加重,从而产生忧郁”。有的同学由于失恋,一时情绪失控,难以自拔。

(三)就业方面的问题由于我国高校连续多年扩招,大多数读研的学生都是为了能够避开就业高峰,取得更高的学历,以后找到一个更理想的工作。但毕业以后却发现就业情况并不乐观。在同一个工作岗位的竞争上,研究生并不占什么优势,而且很多研究生要求很高,一般不会考虑工资较低的工作。而对女研究生而言,就业更为困难。“据调查,研究生就业的情况排列如下:30岁以下的未婚男研究生好于已婚男研究生,未婚女研究生在28岁以上就业最难。可见,女研究生在就业方面也处于劣势”。面对这种情况,不少研究生感到悲观、失望,对未来缺少自信,陷入迷茫、彷徨的状态。

(四)经济方面的问题研究生学习阶段大都是全日制的学习。研究生几乎没有任何收入,基本上还要依靠父母的帮助,而且从2014级研究生开始,读研都是自费,即使有奖学金,交完学费和其他费用以后,也所剩无几。研究生收入不多,家里经济状况好一点的,伸手向父母要钱;家里条件不好的,只能自己打工挣钱。这给许多同学带来很大的心理包袱:惭愧、烦闷、无奈、内疚,等等。研究生的收入甚少,但花销却很大,这就造成很多学生不得不从事一些兼职。虽然兼职能锻炼人,但也耽误了他们的学习时间,对其学业会产生一些不良影响。于是,一些研究生在经济上的压力又在无形中转化成了学习上的压力。这样的“双重压力”导致他们出现了抑郁、焦虑等不良的心理。

二、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个人原因首先,每个人的自我调节能力不同。研究生在生活、学习过程中不可能一帆风顺,难免会遇到困难和挫折,而心理素质好的人会自我调节,不会长时间陷入不良情绪中。其次,个体内在心理因素。“研究表明,个体心理问题的产生与自我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有很大的关系”。个体对自我的满意度不高,幸福感就会下降,产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增大。第三,个体角色的自我定位。研究生是我国重点培养的人才,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个人都会抱以很高的希望,这让很多研究生难以准确定位自己,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更容易产生不良心理。

(二)学校原因首先,学校对于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重视程度不够,没有完善的心理健康培养机制。学校在实际管理中还没有把心理健康教育提上日程,忽视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培养。其次,很多学校把高素质人才定位在科研能力上,认为科研能力最重要,往往忽视心理素质。第三,在研究生阶段,学校除了安排课程以外,开展的课余活动十分有限,不能给同学之间提供交流、沟通的机会,同学之间生疏、冷漠,长此以往,在研究生群体中,很容易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三)社会原因目前,我国的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研究生的就业压力更是居高不下。用人单位对高层次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研究生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另外,研究生的数量在逐年增长,造成就业竞争不断加大。面对严酷的就业竞争压力,特别是研三年级的学生,虽然没有太多的学习任务,但在择业和就业问题上,多数学生犹豫不决、忧心忡忡。理想与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很容易诱发各种心理问题,甚至是心理疾病。

三、解决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对策

(一)开展研究生入学心理辅导活动研究生一入学,学校就应该开展相应的心理辅导。比如,组织开展心理辅导讲座、新老生经验交流会、导师交流茶话会等;让学生通过心理健康课程了解相关的心理健康知识;通过多种方式让新生清楚地认识到研究生的学习、生活环境,及时转变身份,尽快投入到新的学习生活中去。

(二)开展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学校开展课余活动,有利于缓解研究生的心理压力,充实生活,还能锻炼个人的实践能力,培养兴趣爱好。另外,还可以开展多校联合活动,这样更有利于扩大研究生交往范围,提高研究生的组织、沟通能力,增加结识异性朋友的机会,提高解决婚恋问题的几率,减少孤独、焦虑的心理状态。因此,学校应该重视研究生课余活动的开展,让他们真正感受到校园文化的魅力,以愉悦、积极的心态度过美好的时光。

(三)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首先,学校应该加大资金投入,保障资金专项使用,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讲座,努力改善研究生的生活、学习条件,增加研究生补助,缓解研究生在经济上的压力。其次,建立心理咨询中心,做好心理健康咨询工作,完成心理咨询干预方案,“主要针对突发或者持续存在的压力源、创伤源,实施危机的评估、处理、关注与反馈”。第三,建立个人心理健康档案,随时记录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一旦发生问题及时给予帮助,缓解和释放研究生的心理压力。

(四)提高个人心理素质,强化自我保健意识研究生的身心基本成熟,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应该通过自我调节来释放压力。研究生个体应该经常自我反省,通过合理的方式排解内心的压力,调试自我,完善自我。另外,要对自己进行合理定位,不好高骛远,基于现实条件,既不高估自己,也不贬低自己,给自己一个适当的评价。研究生应该懂得,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学习、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困难和挫折,要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不能过分消极、悲观。

心理研究论文范文4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校园文化;心理健康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2-0175-02

校园文化建设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大学生人格塑造的重要载体,对于大学生的成长具有重要的影响。积极心理学思想对于营造有内涵的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积极的品质有一定的启示。

一、积极心理学理论的含义

积极心理学(PositivePsychology)“是致力于研究人的发展潜力和美德等积极品质的一门科学”,是兴起于20世纪末的心理学研究新思潮,它消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心理学偏重于研究“治疗心理疾病、从负面来界定和研究心理健康”的片面性,提倡积极的人性论,认为预防心理问题的最好工具是培养个体的积极品质、提升积极力量。积极心理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三方面:“积极情感体验,主要研究各种积极情感体验的作用及其产生机制;积极人格,主要研究各种积极人格特质的作用及形成过程,在这其中又主要以人产生积极行为的能力和潜力等为研究重点;积极的社会组织系统,主要研究积极的社会大系统(包括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等)和积极的小系统(学校、社区、工作单位和家庭等)”。积极心理学的三方面内容之间具有内在的相互联系:积极的社会制度有利于个体体验到更多的积极体验的发展,并形成积极的人格。

二、积极心理学理论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启示

高校校园文化是在高校校园区域内,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在教育、培训、管理、服务等活动过程中,以社会先进文化为主导,为促进教师、学生的全面发展,由师生共同营造的文化氛围,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下面说一说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首先,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内涵存在不合理的认识。例如,第一,长久以来,公众甚至专业人士都习惯于将高校校园物质文化等同于办学条件,认为建漂亮的教学楼、完善的设施就是物质文化建设,其实真正意义的校园物质文化建设,除了外显的办学条件外,还应包括内隐的师资力量、学科结构等;第二,对校园文化建设的目的认识不到位。很多高校片面认为良好的学习氛围就是好的校园文化,用学习氛围代替校园文化,或者认为校园文化就是学生的娱乐活动,通过开展学生活动来代替校园文化,忽视了学生的文化、情感等方面的心理需求,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其次,校园文化建设结构不合理。表现为:第一,重物质文化建设而轻精神文明建设,把精力放在学校的硬件设施建设方面,忽视了学生精神风貌的改善;第二,精神文化建设缺乏大学精神。如功利意识浓厚,学生的学习和校园活动都以是否有直接利益为标准,学校教育也忽视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在大学生成长过程中,高校校园文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影响大学生成长的直接环境因素。“积极心理学倡导关注人所具有的种种美德、积极品质、积极能力和积极潜力等,为校园文化建设指出了一个积极的方向,营造出一种和谐的氛围,对构建和谐的校园文化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三、积极心理学理论的校园文化建设措施

积极心理学主要研究人的积极情绪体验、积极的人格和积极的社会环境,这些研究内容对于建设健康的校园文化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增强大学生积极情绪体验

积极心理学认为,增强积极体验是培养大学生积极品质的主要途径。1.指导学生规划未来,树立切合自身的目标。目标能增强人们对未来价值的感知,如果人们对未来怀有美好的期望,并感知到未来价值与目前状况越相关,就越能建立健康的习惯,且在目标的实现中,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然而,过高的目标会让学生觉得遥不可及,给自己带来压力;过低的目标不需付出太多努力便可以实现,则难以形成动力。因此目标的设置要符合学生自身的条件,要适宜。高校要正确引导学生的价值取向,指导学生结合实际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将人生的长期目标细化为具体的短期目标,并在目标的实现上获得积极体验。2.建立以激励为主、惩罚为辅的人性化管理制度。积极心理学强调激发人的潜能和积极品质,通过激励也提高了学生对未来的预期。因此,在文化制度建设中,要充分注重人性要素,要尊重学生,增强学生的主体地位,与学生建立民主的师生关系,充分发掘学生的智慧和潜能,鼓励和赏识学生的优点。对于学生的错误行为,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用民主的方式讨论和解决问题。3.丰富课外活动,增强积极的情绪体验。课外活动能影响大学生的认知、情感、意志能力的培养,并且能减轻过重的学习负担,转移内心的紧张,提高自我满意度。因此,高校要开展适合大学生特点的校园文化活动,积极促进大学生素质的全面提升;加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做指导的社团建设,不仅培养学生组织能力、创新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在实践中完善自我也丰富了大学生的业余时间,缓和不良情绪。大学生通过参与课外活动形成积极的情绪特质,也在无形与有形中塑造了积极的人格。

(二)塑造大学生积极的人格

1.形成积极的人际关系。积极的人际关系有利于形成积极的情绪体验,对个体的人格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如果大学生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将难以找到心理的认同对象,会因此而缺乏心理归属感,严重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搞好大学生的人际关系主要包括:(1)和谐的师生关系。“积极心理学取向的师生观是建立民主平等、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相伴成长的师生关系。”教师首先要展现自身热情、真诚、宽容、负责、幽默的人格魅力,发挥榜样作用,其次要用爱心和诚心对待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将教学内容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轻松愉快中收获知识。(2)和谐的同学关系。高校要通过开展课外活动,为大学生创设人际交往情境。开设相应的课程,如沟通技巧、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以提高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意识和能力。同时,还要注重培养利于促进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品质,如真诚、可靠、信任、宽容等。2.加强心理健康教育。(1)通过开设积极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在教学设计上“应着眼于培养学生积极心理的角度来进行课程教学内容的设计,使学生能够对自身的心理进行调节,用积极的心理去替换不良心理,化解不良情绪,促进身心健康”。要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案例讨论、心理游戏、角色扮演、团体活动等,让学生参与其中,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2)采用幸福感问卷、情绪问卷、生活投入问卷、生活意义问卷、生命满足问卷等积极的心理测量技术,科学、客观地评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深刻反映大学生积极心理素质的综合状态。(3)在心理咨询过程中,实施积极的心理干预策略,注重培养大学生的积极品质,让学生学会区分自己的正面和负面心理状态,客观地看待自身及冲突对象的品质,改变以往的认知评价模式,消除自身视野的狭隘性。

(三)营造积极的校园氛围

1.形成积极的校风。积极向上的校风对于鞭策大学生勤奋学习、塑造积极人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校园主体方面,要不断强化学校领导的团结协作意识,强化广大教职工的职业道德建设,通过其“榜样作用”感化学生;学风方面,要端正大学生的学习态度,培养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其内在的学习自信,并使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2.建设积极的班风。首先,班主任要平等真诚地与学生进行交往,全面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如身心健康状况、行为习惯、日常表现等,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指导学生成长。其次,要增强班集体凝聚力,提高学生对班级的归属感,如通过参加班级或者学校的活动,使学生获得积极的集体情绪,并内化到每个学生的心中。

【参考文献】

[1]Sheldon,K.M.&LauraKing.WhyPositivePsychologyIsNecessary.AmericanPsychologist,2001,56(0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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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福建.积极心理学对和谐校园文化建设的启示[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1):42-46.

[4]王福建.积极心理学对中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启示[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7.

心理研究论文范文5

[关键词] 购物中心 理论研究 文献综述

购物中心在世界的兴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作为一种新的商业形式,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历史不过10多年时间。虽然,全国各地都开始纷纷建设购物中心,甚至大型、超大型购物中心,但是,真正适合中国经济水平、居民购买力水平及消费习惯、消费文化等因素的成功购物中心项目在国内还不是很多,不论从学术界还是商界对购物中心的界定、功能、管理模式还存在着很多的模糊认识,而且国内购物中心的开发和运营也存在种种不规范的做法,由此产生了许多的问题,如缺少前期市场调查和策划,导致建成后让商家削足适履或重新返工,由于后续资金和专业商业管理缺乏,造成物业空置、购物中心开发速度过快、同质化现象严重等等。因此,购物中心的开发理论与运营模式已成为政府有关部门、地产专家、零售业专家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本文将对国内外学术界购物中心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从而可以把握国内外学术界对购物中心研究的视角和观点。

一、国外学术界对购物中心的研究成果

购物中心作为零售业中最为先进的业态,发展可谓迅猛,且与传统百货相比有其独到的优势,因此其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然而,购物中心能够不断的发展与繁荣并不是由于它的独创性,而是因为它能不断适应消费者的需求而改变经营经验,其成功发展是建立在一系列的经济学原理上的。纵观国外学术界对购物中心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出四个研究领域(见下图):

1.中心地理论

该理论的创始者Christaller假设顾客的购物行程是单目的的,顾客将选择最近的购物中心购买所需要的物品和服务,如果购物交通不便,交通费用较高,顾客为了实现购物成本的极小化,坚持最近中心原则。该理论进一步阐明了中心地及其市场等级体系的形成过程,为中心地的区位分布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Hanson & O’Kelly研究了一个相反的事实,即消费者不可能是单一目的的购物者,消费者的购物行程包含了一系列的采购行为,包括高端商品和低端商品,于是消费者出于多目的购物的需要,会到距离最近购物区域相对较远的地方购物。Eaton & Lipsey研究了多目的购物中的交通成本、储存成本和购物时间成本,其研究发现多目的购物行程会导致储存成本的增加。随后,Ghosh发现购物后的存货成本是决定多目的购物频率的重要因素。尽管中心地理论建立了购物中心空间组织的理论基础,但该理论无法解释消费者行为的所有方面,以及在购物中心地区同类零售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2.同类零售商聚集理论

Hotelling 发现两个互相竞争的出售同类产品的公司聚集在一个市场的理论。同类零售商集聚理论指出两家出售同类商品的竞争商行会在市场中心集聚,并解释了在同一位置或同一购物中心出售同类商品的零售商的行为,正是其零售业吸引顾客的地方。“同类零售商集聚理论”以顾客效用最大化为核心,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零售活动集聚模型,从而将多目的购物的顾客的购物风险和寻找成本最小化。其假设条件为:同类的零售商集聚在同一位置,这种聚集依赖于能更多的信息和比较机会来降低购物风险和寻找成本。当开发商将低档和高档的同类商业品种放到一起时,比较机会就会增大。

但是,Hotelling 的反对者通过研究证明不存在稳定的同类集聚均衡,Chamberlin研究结果显示当一购物中心集聚三个同类零售商时,竞争对手之间将抢夺对手的顾客群导致发散性均衡。Hotelling理论的支持者De Palma重新构建了Hotelling的模型,研究结果显示如果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差别越大,其对零售产品的差异性需求就越大,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产品是同质的话,消费者只会去最近的中心购物,但是,如果产品异质性越大,消费者愿意花额外的路途成本去较远的地方购物。该研究证明了消费者在同质性集聚的购物中心可以进行商品比较从而减少搜寻成本。

3.零售需求外部性理论

零售需求外部性理论相信在大购物中心,低端零售商和小零售商将从高端的主力店获得额外的客流,而且这种需求外部性是从主力店向非主力店的单向流动。Eppli研究发现如果购物中心吸引了定位于时尚品味的主力店的话,非主力店的销售额会从每平方英尺$35增加到$123。Brueckner模型证明了购物中心的业主或管理者可以通过优化租赁组合来实现购物中心利润的最大化。Fisher认为租赁组合可以增加消费者购物行程的距离,使得消费者愿意去距离较远的有合理租赁组合的购物中心购物,从而增加零售需求的外部性。

4.购物中心价值理论

购物中心的价值取决于现在和未来的预计现金流。现金流来源于两个方面,租赁合约和预期的租赁合约。目前购物中心的现金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承租户支付的固定租金,二是承租户支付的浮动租金,三是由承租户支付的各种运行费用。购物中心的租约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金融合约。一个购物中心价值的高低取决于购物中心的商业价值和房地产价值。商业价值不是由有形的地产价值决定的,而是受益于企业家的利润、持续经营,是无形资产的增值。Fiser & Lentz将承租户续约的租金和新承租户签约的租金进行了比较,其假设为如果现有承租户愿意支付高于新承租户租金的话,说明该购物中心升值了,而升值的原因不在于土地的升值,而在于管理者的能力。该研究结果发现承租户续约的租金比新承租户签约的租金高了13.6%,从而证明了购物中心商业价值的存在。

由于购物中心在国外的大力发展已有几十年的时间,无论从发展模式还是理论研究成果来看,都非常丰富和成熟,有一大批的学者涌现出来,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其学术范围覆盖了经济学、管理学、商学、房地产经营、金融和财务等学科领域,所以,研究范式也十分多样化。

二、国内学术界对购物中心的研究综述

1.购物中心的界定

从搜集到的文献情况来看,无论实业界还是理论界对购物中心的界定都比较混乱,从实践环节来看,不少的文献将精品商厦、大型百货公司等业态都称为“购物中心”,反映出我国对购物中心的界定还十分模糊。另外,从购物中心的分类来看,我国国家标准“零售业态分类”中基本上还是沿用美国对购物中心的分类标准,将购物中心分为社区型、市区型、城郊型购物中心,这种分类没有反映出中国购物中心的特点。而赖阳将购物中心分为休闲娱乐型、主题购物型和生活邻里型三种。

2.购物中心的规模和经营现状

在世界建筑面积最大的十个购物中心的排行榜上,有6个位于我国,华南Mall和北京金源时代购物中心位居榜首,反映出我国购物中心的迅猛发展势头。在2007年,北京就有280万平方米的购物中心陆续开业,未来两年,购物中心将加速放量,中国包括台湾已开业和规划在建的10万平方米以上的Shopping Mall超过了110家。另一份研究资料表明全国购物中心项目已经达到了600个左右,以每个投资额5亿元计算,投资总额应在3000亿元以上。但是,从购物中心的运营来看,经营状况比较好的只占到27%,一般的占到51%,差的占到22%。

3.购物中心的管理和融资

涂荣庭通过世纪金源的案例分析,说明了中国购物中心的发展要理解和把握购物中心体验式消费的本质,不仅要提供丰富的商品和齐备的功能,提高顾客的购物效率,而且要将娱乐和购物相结合,为顾客提供完美的消费体验;另外要符合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认知模式,进行全面深入的市场调查,探究消费者的心理模式和文化诉求;组建管理团队,制定长期的整体规划,明确其整体形象,统一对外宣传,与加盟商店结成利益共同体,将自身的收益和商店的经营业绩相挂钩。盛革则对购物中心的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进行了研究,阐明了信息资源网络的应用及网络管理方法,从而可以实现购物中心的全方位的商业经营活动的动态管理。黄桂芝等人研究了购物中心的商户关系,研究证明,购物中心的主力店的选择很重要,主力店所处的位置也很关键。王永仪认为我国购物中心的融资渠道大体上有以下几个途径:企业自有资金、金融部门贷款、股市证券市场融资、出售店铺、出售店铺长期经营权、融资租赁。但是我国企业的自有资金的积累十分有限,银行贷款的门槛和成本又太高,而上市融资则非易事,这样导致很多的购物中心不得不通过出售后返租的方式来获得开发资金。通过对虎门镇富民时装城的融资方式研究,作者认为通过承租权融资的方式既可以筹集资金又能保持商业物业的同一性、完整性,为日后购物中心的规范管理提供良好的基础。

4.购物中心发展中的问题

王一凡等人研究认为Shopping Mall 业态在我国不宜加快发展,存在的问题包括与周边环境不和谐,缺乏对业态的深刻理解,商业品牌支持不足等;解决对策包括项目选址时客流量判断,要有前瞻性,有科学性;项目的功能和档次定位,既要考虑现实性,也要适应需求分段提升,项目业态结构与周边商业实现立体式全方位错位,项目操作背后要有一支坚定信心、强有力的管理团队。王京红认为我国购物中心发展存在着概念的模糊性、投资建设盲目性、盈利急迫性等问题,但是我国发展Mall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将资金运营通过股份制,转让部分股份等方式,将Mall建设纳入城市总体规划,运营纳入城市总体运营。

纵观国内对购物中心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国内的研究还是处于研究的浅层次阶段,停留在对购物中心基本概念的认识、对购物中心发展现状的描述、对购物中心的基本管理原理的探讨阶段。而国外的研究可以通过大量的实证调查和分析,能对购物中心的理论进行论证,从而保证了理论研究的真实性和对实践的指导性。所以,我国购物中心的理论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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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黄桂芝:购物中心的商户关系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07,5: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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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一凡 许学军 滕晨宇:我国SHOPPING MALL 业态发展中的问题[J].上海商学院学报,2007,9

[14]王京红:中国MALL发展现状及前景展望[J].华东经济管理,2007,7,142~144

《中国购物中心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成员:

课题组组长:李琪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成 员:彭 晖(执笔)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彭丽芳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高 嵩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张丽淑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王新胜 中商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心理研究论文范文6

本文,,就心理学毕业论文较为热门的研究方向,整理归纳如下:

方向一:感知觉研究

这类研究多为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方向。从人的视觉、听觉、触觉等研究。这类研究可以反映当时前沿学科水平,社会的进步情况等。但近几年在这类研究的人数减少很多。

方向二:思维研究

思维和语言的关系研究一直是该方向研究的热点,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位。心理学者用汉字假设测验模型,并对概念形成设计实验研究,问题解决作为复杂的心理过程,是众多心理学工作者关注的重要问题。

方向三:个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