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诈骗真实案例及分析范例6篇

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电信诈骗真实案例及分析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电信诈骗真实案例及分析

电信诈骗真实案例及分析范文1

一、案情简介

2010年1月,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立案侦查了广东发展银行信用卡客户林某等人信用卡信息被窃取案。经侦查,警方于2010年3月在浦东新区某住宅内将涉案犯罪嫌疑人李某、杨某抓获。当日,二名嫌疑人因涉嫌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被上海市刑事拘留。经审讯查明:2009年12月至2010年2月间,犯罪嫌疑人李某、杨某为谋取非法利益,经合谋向吴某(另案处理)购买了广东发展银行、招商银行等银行信用卡持卡人的信用卡购物信息资料,并在其租借的住宅内,指使临时聘用人员多人通过网络声讯电话,冒充银联商城会员中心、诺基亚公司等单位工作人员,以虚构的积分优惠换购手机为诱饵,用低价购买的高仿冒牌手机充当行货手机高价销售,欺骗刘某等27名被害人购买,共计人民币56485元。

审查逮捕阶段,公安机关以涉嫌诈骗罪提请批准逮捕,检察机关以相同罪名批准逮捕。

阶段,检察机关经审查最后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提起公诉,法院均以同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杨某有期徒刑10个月,罚金人民币2万元。

以上案例侦查阶段以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罪立案并刑事拘留,检察机关以诈骗罪批注逮捕,和审判阶段均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定性,最后认定的数额以什么为依据?其间的争议值得关注。

二、销售伪劣产品罪与诈骗罪的区分认定

根据刑法第141条规定,销售伪劣产品罪表现为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冒充合格。其行为表现均离不开“冒充”,也即假冒、欺骗,性质上属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欺骗他人的行为,与诈骗罪的客观表现雷同,二者存在一定交叉,界限模糊,实践中容易混淆。

(一)销售伪劣产品罪与诈骗罪区分——基于理论的构建

有观点认为,诈骗的法益是财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保护法益是经济秩序。一个行为完全可能同时触犯诈骗罪与销售伪劣产品罪,对此应以想象竞合犯从一重处罚。不能因为刑法规定了销售伪劣产品罪,就认为凡是出卖伪劣产品的行为均不成立诈骗罪。[1]但对于二者的详细区分以及如何认定,未有详述。理论如果不能指导实践,只能成为空中楼阁。笔者认为,应立足于实践操作层面总结二者区别,从二者的客观方面入手区分才是切实可行。

首先,考察是否存在真实的交易,是否存在或交付了标的物。销售伪劣产品行为人虚构事实,目的是为了引诱对方订立合同进行交易,客观上确实也发生了交易行为,行为人谋取的是伪劣产品与真实产品的差价之利润。其本质上仍是货物买卖,只是交付的货物质量存在瑕疵、与其所标榜的不相符罢了。而诈骗往往没有标的物存在,也没有交付货物的履行义务表现,而虚构事实目的在于直接占有对方财物,骗取钱款后隐匿或逃之夭夭。

其次,都交付标的物的前提下,考察所交付标的物是否具备种类物的通常功能、使用价值。诈骗罪也可能表现为交付标的物(以交易为幌子的诈骗),但其之所以交付是为了更好的欺骗被害人完成诈骗,因此交付行为只是诈骗的手段,往往与声称的标的物风马牛不相及。而销售伪劣产品所交付标的物必定是双方事先约定的,具备该种类物的通常功能和使用价值,只是质量较次罢了。如声称卖给他人的是一部手机,收了货款之后向被害人邮寄的是石头或一包纸巾,其根本不具备手机的通常功能和使用价值,因此构成诈骗;如果声称卖给他人的是一部名牌优质手机,而交付劣质的山寨手机的,属于销售伪劣产品。

最后,判断交付标的价值与约定标的物差距是否较大。诈骗行为也可能向被害人交付具有通常功能的货物,但其价值相比于约定标的物差距较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相比而言,销售伪劣产品所交付货物价值低于真实、合格的货物,但所交付货物与约定的货物价值差距相对较小。例如声称是金佛像收取他人按黄金计算的钱款,实际交付的是铁制的镀金佛像。铁制佛像相对于黄金佛像而言价值差距较大,应属于诈骗;而如果声称是足金的佛像卖出,交付的是较低纯度金佛像的,二者价值差距较小,应属于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再如自来水冒充名贵白酒是诈骗,而劣质一般白酒冒充名贵白酒则是销售伪劣。还比如,用树根冒充人参出售的属于诈骗,而以党参冒充人参卖的,应属于销售伪劣产品。

(二)交易型诈骗与销售伪劣产品罪界限——基于案例的总结

以交易为幌子的诈骗与销售伪劣产品罪是二者区别的难点,尤其是如何判断实际交付货物与约定货物的价值差距较大,交易型诈骗与销售伪劣产品有无明晰的量化标准区分?

理论总结源于实践认识,理性认识源于感性认识的升华,不能简单的以个人感觉划定所谓界限。笔者收集整理了实践中发生过的类似案例,以期总结蕴含其中的若干共性。

1.易与销售伪劣产品罪混淆的交易型诈骗罪案例。常见的案例如用石头冒充手机卖给他人,面粉冒充卖给他人,水冒充油卖给他人,白纸冒充人民币送给他人后向他人索要真币等。此外,实践中还有以下案例:

案例1:地瓜粉或酒糟冒充骨粉卖。[2]被告人李宗军伙同被告人赵建波等人,驾驶蓝色双排客货车,装载地瓜粉或酒糟冒充骨粉,窜至临淄、博兴、广饶、昌乐、青州等偏远农村,冒充粮所工作人员,以收购粮食为名,骗取被害人信任,以将地瓜干粉、酒糟谎称骨粉暂存被害人处,并声称卖后能高额提成的手段,于2001年12月13日至25日实施诈骗十一次,骗得现金共计20200元。山东省广饶县法院一审认定三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至一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相应罚金。二审东营市中级法院裁定维持原判。

2.易与诈骗罪混淆的销售伪劣产品罪案例。案例2:无牌的抽油烟机和燃气灶冒充名牌抽油烟机和燃气灶。[3]祝某、韩某、戴某三人平时以清洗抽油烟机为业,后预谋使用假品牌抽油烟机、灶具冒充知名灶具骗钱。2007年9月,戴某到被害人黄某家中为其清洗抽油烟机。戴某打开油烟机,发现叶片坏了,于是建议黄某必须更换,并谎称自己认识某知名品牌的油烟机送货人员,可以送来一台。黄同意购买,戴某便给同伙打电话让其送来一台油烟机。祝某与韩某花650元买了没有品牌的抽油烟机和燃气灶各一台。后祝某冒充某品牌送货人员将油烟机送到黄某家中,谈好价格是2280元,并进行安装。之后,戴某称发现黄某家燃气灶有些漏气,建议更换,黄某同意,祝某为黄某安装了假的燃气灶,最后共收取黄某6060元,并为黄某开具了某知名公司的销售发票。后黄某发现质量问题,拨打发票上的客服电话无法接通,才发觉被骗,遂报案。

案例3:二氧化硒掺杂硫酸铵冒充纯二氧化硒出售。[4]2005年11月份,赖某、宣某经商量决定用化工原料二氧化硒掺假后当作纯二氧化硒出售。赖某以假名“张某”在网上与湖南某实业公司业务员彭某取得联系后,赖某、宣某向彭某提供了纯二氧化硒(含量在95%以上)样品,当彭某确信检测样品符合要求后,便决定从赖某、宣某处购买500公斤的纯二氧化硒。2005年11月21日,赖某、宣某和袁某将经掺假后的425公斤二氧化硒(经鉴定二氧化硒含量为28.1%,成本约8万元)当作纯二氧化硒以每公斤430元的价格出售给彭某,得款18万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赖某、宣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被告人赖某、宣某不服一审判决而上诉。二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赖某、宣某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综合上述案例观察,笔者认为,在交付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应以构成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犯罪为原则,以构成诈骗罪为例外。即除非所交付的货物与约定标的物价值差距实在太大,如案例一不值钱的酒糟冒充价格昂贵的肉骨粉,以至于以一般人标准来看并无交易诚意,交易货物只是诈骗得以完成的幌子。至于何谓差距较大,应该以一般人标准,综合案发地经济水平、行业惯例等因素综合确定。

值得一提的是有观点认为“以成本与售价的差距来区分诈骗罪和销售伪劣产品罪是不现实的”。[5]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不妥。根据哲学上的质量互变原理,任何事物的性质变化都是由量变引起的,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才是质变。诈骗与销售伪劣产品也存在一个量和质的界限,这个界限就是一般人的判断标准和认识。

(三)此类案件中诈骗与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不是想象竞合关系

有观点认为,此类案件中行为人系同时触犯诈骗罪与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犯罪,属于一行为触犯数个相互独立的罪名,应构成想象竞合犯。[6]

笔者认为此观点不妥。此类案件中诈骗罪与销售伪劣产品罪是不相容的,不存在同时构成的情况。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其实质也是一种欺诈行为,是民事欺诈严重化的刑法规制。根据涉案数额是否较大、情节是否严重,可以分为民事违法、行政违法行为和刑事犯罪。这就类似于故意伤害他人身体,根据其伤害后果的轻重和情节的严重程度,可以分为民法上的侵权行为、行政法上的违法行为和刑法上的犯罪行为。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属于两种性质不同的行为,不可能同时存在于一个案例中。作为民事欺诈在刑法上表现之一的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犯罪,也不可能与诈骗罪同时构成。此类案例中,诈骗与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不是想象竞合关系。

另外,如果按照想象竞合犯的观点,须从一重罪处罚,而相同数额情况下诈骗罪的处罚远重于销售伪劣产品罪。如此,此类案件无一例外均应定诈骗罪,而架空了销售伪劣产品罪适用的可能。这样的结论不仅超出了一般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也不符合客观事实,更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值得商榷。

三、关于本案的定罪处罚探讨

(一)关于本案的定性

根据上述分析,本案的应认定为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犯罪,而非大部分人所理解的诈骗罪。

首先,由于被告人收买信用卡信息不是为了伪造信用卡,而是为了更有针对性的推销、销售其伪劣商品,故其行为不构成收买信用卡信息罪。当然,该手段行为还可以构成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罪,但其属于目的行为即销售伪劣产品的牵连犯,应从一重罪处罚,本罪不单独评价。

其次,本案的目的行为属于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犯罪。客观方面看,嫌疑人确实存在真实的交易行为并提供了货物,且其提供的手机系可以使用的高仿手机(俗称山寨机),具备种类物的功能和使用价值。从二者的价值对比看,所售手机成本在500到800元不等,而卖出的价格在1500到3000余元不等,以一般人标准观之,其差距尚未达到较大程度。从主观方面看,嫌疑人上述行为可以分析其并非直接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而是通过销售伪劣产品的方式谋取非法利润。从侵害的法益看,其行为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财产权益,还侵犯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

综上,本案嫌疑人通过欺诈诱使他人购买手机,通过履行买卖合同的方式出售质次价高的手机,不属于直接占有他人财物的交易型诈骗,而应认定为民事欺诈中的瑕疵履行,其数额达到刑法入罪标准,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构成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犯罪。

最后,假冒还是伪劣。根据两高2001年《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根据该解释,由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处罚比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罪重,故应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定罪。

(二)关于本案数额如何认定

本案认定犯罪数额的证据有:从嫌疑人处扣押的销售记录单显示的数额,与快递公司结算运费的签收单据总结的数额,被害人报案陈述的数额等,其数额相差较大,以何者为准值得探讨。

根据刑事诉讼“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刑事案件定案证据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因此笔者认为只能以能够查实的数额作为犯罪数额认定,即销售记录、被害人报案陈述、与快递公司结算单据相核对一致的部分予以认定。对于仅有销售记录或结算单据证明,而没有被害人报案核对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数额,依法不能认定。对于三者之间不一致的,应基于存疑有利被告的原则,就低认定。由于涉众型案件被害人众多,且分散于全国各地,难以一一查证。对于截止提起公诉之日,还未报案的被害人。综上,此类涉众型案件最后认定的数额可能远低于实际销售的数额。

另外,嫌疑人由于被害人的强烈要求予以退货的数额,不应予以扣除。依据犯罪构成理论,销售完成犯罪即既遂,退货只能作为犯罪既遂后返还赃物的行为,不影响犯罪既遂的认定,因此相关数额不能予以扣除。

综上,本案最后公诉、审判机关认定的销售金额为人民币56485元。

四、余论:通常用语与刑法规范用语的差异及应对

普通用语与刑法规范概念并非一一对应,不能简单彼此相互替代。为了判断犯罪构成符合性,司法人员必须了解刑法的专业用语与一般国民日常生活用语的关系,明确对同一事物、同一事物的本质,法律专业上与日常生活上各自使用何种语言,从而使生活事实的日常世界与刑法规范世界相互拉近,而不至于毫无关系的相互割裂,使成文刑法真正成为生活中的法。[7]

通常用语所称的“诈骗”不一定就是刑法意义上的诈骗罪。短信诈骗、电话诈骗是新近社会关注较多的犯罪类型,各种案件报道及预防措施的宣传屡屡见诸报端。关注民生,及时打击涉及面广、危害大的涉众犯罪成为当下各地司法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抓手之一。查办此类案件过程中,应警惕普通用语先入为主的误导以致定性偏差,严格根据法律和事实,务求准确认定、罪当其罚。此类案件由于“电话诈骗”的俗称,在普通民众、嫌疑人、被害人一方均先入为主地形成“诈骗”的定性意见,也容易误导办案人员先入为主认定为诈骗罪,而忽视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犯罪。如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共办理该类利用电话诈骗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案件12件79人,其中,以诈骗罪批准逮捕11件75人,而最后多以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犯罪判决。[8]

通过一道道程序对证据和事实的审查,以严谨的态度、专业的知识、严密的逻辑分析证据、认定事实,以确保案件事实和最后的定罪量刑经得起检验,既准确打击犯罪又防止错究无辜、罚过其罪,这正是刑事诉讼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也是刑事司法活动的魅力所在。

注释:

[1]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96页。

[2]参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02)东刑2终字第6号,载,2011年12月9日访问。

电信诈骗真实案例及分析范文2

为进一步加强防范非法集资及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切实提升人民群众风险防范意识,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积极推进非法集资及电信网络诈骗源头治理,按照上级有关工作要求,我镇定于八月开展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和携手筑网,同防共筑”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集资及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活动。现制定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及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活动,推进防范非法集资及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长效机制建立,进一步提高社会各行业工作人员防范非法集资及电信网络诈骗的责任意识,帮助人民群众提高金融知识水平和防骗、识骗能力,培育理性投资、盈亏自负、风险自担的正确理论和抵制非法集资及电信网络诈骗,营造我镇防范非法集资及电信网络诈骗的良好氛围,全力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二、宣传重点

1、重点领域:批发零售、区块链、房地产、交易场所、各类涉农合作组织、养老服务等行业领域。注重防范利用疫情、复工复产等噱头开展非法集资及电信网络诈骗风险。

2、重点地区:拆迁区、校园、农村地区、“新型金融集聚区”等。

3、重点人群:青年人、老年人、学生、职工、退休人员等。

三、工作措施

(一)加强宣传,预防为主。

大力宣传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的典型表现,分析已成功查处审结的典型案例,披露非法集资犯罪主体的经营真相,财务情况,资金用途等,揭露非法集资犯罪的手法伎俩,增强群众识别。防范、抵御非法集资活动的能力。帮助群众在遇到非法集资及电信网络诈骗情况时,能够理性分析,防范于未然,预防非法集资及电信网络诈骗违法行为的发生。

(二)协调联动,务求实效。

针对当前我镇存在的突出问题,要采取打、防、管、控、教等多种手段,集中力量解决问题。采取调账、进点、明察暗访等方法,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一抓到底,该取缔的要坚决取缔,该整改的要责令限期整改,该处罚的要确保处罚到位,涉嫌非法集资及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的

(三)深化改革,疏堵并举。

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鼓励、规范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拓宽民间投资渠道。

四、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村、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防范非法集资及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认真制订方案,精心组织实施,扎实开展活动,构建多层次、全方位、广覆盖的立体宣传架构,线上线下同频共振,推动活动取得新的更大的成效,掀起防范非法集资及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新高潮。

2、加强协调配合。各村、各单位要对各自条线的工作项目负总责,进一步明确职责、进度、任务和要求,使各项任务细化、实化、具体化。各村、各单位要树立全局观念,勇于担当,积极作为,分工落实,尽心履职,认真完成好各项任务。

3、强化监督管理。要定期组织人员对重点领域进行明察暗访,加强监督管理,发现非法集资苗头要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将非法集资及电信网络诈骗消灭在萌芽状态,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确保我镇社会和谐稳定。

附件:宣传标语

附件:

宣传标语

1.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

2.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3.珍惜一生血汗,远离非法集资

4.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

6.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7.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8.防范非法集资,人人有责

9.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活动风险自担

10.拨打961555,举报非法集资,社会有益,个人有奖

11.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

12.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13.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

14.执法办案有规范,怎会汇款到个人

15.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

16.陌生电话勿轻信,银行客服问究竟

17.难分电话真与假,请您拨打110

18.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9.个人信息顶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

20.飞来大奖莫惊喜,让您掏钱洞无底

21.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2.十人受骗,九人贪财

23.诈骗知识不可少,多方求证保荷包

24.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25.积极举报电信诈骗,警民合力共构平安

26.全民参与防范,骗子有孔难入

27.幸福平安中国梦,防范诈骗全民行

28.凡是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骗子

29.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骗子

30.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和转账的,都是骗子

31.凡是在电话中索要银行卡信息和验证码的,都是骗子

电信诈骗真实案例及分析范文3

关键词 短信诈骗 手机短信 诈骗形式

作者简介:米强,重庆大学法学院。

近几年来,以手机为媒介,通过手机短信进行诈骗的活动也已呈现出泛滥之势,几乎每一位手机用户都或多或少受到过诈骗短信的骚扰。手机短信诈骗的猖獗不但给公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也为正常的通讯秩序和公共秩序带来了影响。

一、短信诈骗的概念及性质

短信诈骗是指犯罪分子以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掩盖真相的手法,使用短信发送设备将虚假信息发送至他人手机,使被害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自愿交付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 。它是一种通过发送手机短信的方式进行诈骗的新型犯罪,犯罪分子向不特定多数人或特定群体的手机用户发布虚假事实,使受害人上当受骗。短信诈骗是传统诈骗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的诈骗犯罪形式,与传统诈骗犯罪相比,此类案件的作案人通常不需要与受害人见面,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假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财物的本质没有改变。

二、短信诈骗特点分析

(一)隐蔽性强

首先,犯罪分子通过短信诈骗,无需与受骗人正面接触,受害人无法得知其长相特征。其次,犯罪分子使用的手机号码一般都是未绑定身份证的,因此无法得知其真实身份。第三,犯罪分子利用伪造证件或他人的证件在银行开户,公安机关很难通过银行获取犯罪分子的身份信息。

(二)智能化程度高

犯罪分子在作案时往往采用一些高科技的产品或设备。,利用短信群发器、电子计算机等高科技设备向不特定多数群体发送诈骗短信。这种手段可以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少量人员只要通过简单的了解其运行方式即可将其发布的虚假短信群发到数以万计的手机用户中去。并且在交付财物时,不要求犯罪分子与受害人处于同一地区。

(三)流动性强,波及面广,社会危害性大

近年来,由于电信技术的飞速发展,短信群发技术不断升级,用来发送信息的设备越来越轻巧,便于携带,同时,发送效率更高,单位时间影响的全国手机用户越来越多,并且可以随时更换发送地点,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损失。

(四)组织严密,共同作案

在短信诈骗案例中,出现了许多犯罪分子冒充不同身份的人在不同场合出现的情况。犯罪分子需要具备银行、网络和电信等方面的知识或技能,少数人很难实现,一般需要较多的人协同参与。

三、短信诈骗泛滥的成因分析

手机短信诈骗泛滥具有多方面的原因,除了犯罪本身利益巨大外,还有法律规定的缺失、个人认识因素以及行政监管缺失等问题。下面将从五个方面来分析手机短信诈骗案件多发的原因:

(一)作案成本低, 收益大

首先,在短信诈骗中, 犯罪分子往往只需要使用短信群发器、手机、电脑等作案工具即可进行, 而这些工具的价格都不高,只要有一人受骗即可得到相当可观的回报,因此,和诈骗成功得到的丰厚回报相比,作案成本可谓相当廉价。其次,犯罪后的惩罚成本比较低。

(二)立法不完善

我国刑法中虽然明确规定了对于诈骗罪以及其他类型的诈骗罪的处罚,但是却没有对短信诈骗的规定,因此遇到此类案件只能以普通的诈骗罪定罪量刑,但是,以普通的诈骗罪量刑较轻,并不能很好地威慑犯罪分子,不符合我国刑法中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不能满足对这种社会影响很大的犯罪的打击的需要。

(三)公众缺乏防范意识,喜欢贪便宜的心理容易被利用

短信诈骗案件之所以易于得手而又难于被人及时发现,究其原因,首先应该从公众自身的认识出发,各种各样的诈骗短信之所以能够得手,很大程度上都与受骗者的心理认识有着密切联系。一些犯罪分子就是利用受害者被骗以后碍于面子或因为其他不光彩的事情受骗而不敢报案的弱点,很多受骗者都选择隐而不发。因此,就算公安机关抓到这些犯罪分子,却因为找不到证人,得不到证据而导致办案障碍重重。

(四)电信运营商、金融机构等部门的监管缺失

如今,随着手机用户的不断增多,作为能为各家运营商带来重大盈利项目的手机短信业务,已经成为一项拥有巨大开发潜力的业务,各家运营商都使尽全力去开发此项业务。大量的无需身份认证或使用虚假身份证办理的手机卡的存在,也为犯罪分子大胆利用短信进行诈骗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们只需要使用少量的资金购买大量无需身份认证的手机卡或使用大量虚假身份证办理手机卡,就可以用不同的号码发送大量的诈骗短信。当受害人得知上当受骗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公安机关向电信运营商调取这些号码的户主信息时,结果往往是没有信息或信息不符。由于受到惩罚的几率大大降低,犯罪分子的胆子就变得更大,循环往复,愈演愈烈,因此,因手机诈骗信息而受骗的事情时有发生。但是,我国现行的法律并没有规定运营商对其短信业务具有监管的义务,而运营商为了其自身利益的考虑,不可能主动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监管。

犯罪分子诈骗得手以后,转账、取款等活动都要经过银行,因此,金融机构是短信诈骗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管理存在着漏洞,间接为不法分子进行诈骗提供了可乘之机。金融机构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首先,未执行严格的银行卡实名制。犯罪分子可以用一张身份证在一家银行办理多个银行账户,再加上有些犯罪分子还会利用偷来、捡来或伪造的身份证去银行开户,甚至还有一些公司违规向他人出售其购买的银行卡。一些商业银行管理混乱,大肆发卡,多张银行卡只用一个身份证便可开户,这样就为短信诈骗所需要的大量银行卡提供了条件。此外,在短信诈骗受害人报警后,金融机构缺少有效的应对机制,这就给了犯罪分子充足的时间转移资金。 (五)案件发生后管辖责任不明确,打击不力

短信诈骗案件的犯罪分子通常是跨省移动作案,具有很强的流动性。随着短信诈骗案件的发生率越来越高,侦破难度也在不断加大,这样就耗费了公安机关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公安机关不能达到理想的办案效果,容易出现各地办案部门相互推诿的现象。有些案件中犯罪分子利用其它公司的名义或者干脆以虚构的公司的名义进行诈骗,当受害人报案后,由于这些被牵扯进来的公司本身是无辜的或者根本不存在,公安机关通常会拒绝立案。还有一些短信诈骗案件由于数额较小,公安机关不予立案。

四、短信诈骗与传统诈骗犯罪的区别

第一,短信诈骗是一种智能化程度很高的新型诈骗犯罪。手机短信具有即时的“端对端”移动通信的优点,犯罪分子可以利用短信这种即时收发功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其想要发送的诈骗内容发往全国各地的其他手机用户,且受害人交付财物与犯罪分子接收财物没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第二,行为模式不同。传统的诈骗犯罪的犯罪分子更多的采用一些外显、公开的手段,通常要与受害人进行直接接触,一般会存在犯罪现场或留下犯罪痕迹,而且犯罪人通常要与受害人接触一段时间,取得对方的信任,然后犯罪分子再利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手段才有可能让对方放松警惕,陷入其构建的错误认识中去,从而将自己的财物交付给诈骗行为人。

第三,手机短信诈骗的环节更加周密。犯罪分子实施犯罪前,他们必须要经过非常周密的策划,精心策划每一个诈骗环节。他们作案时往往会使用一个专门用来作案的手机,在诈骗得手后就立即关闭手机,利用伪造身份证开户的银行卡迅速提取现金,然后不再使用该账户。这种经过精心策划的诈骗行为比传统的诈骗犯罪更具有隐蔽性,更加防不胜防。

第四,比传统的诈骗更加难以取证,侦查更难。由于犯罪分子不与受害人直接接触,仅凭短信内容中的信息,如手机号码、银行卡号、汇款人姓名等很难确定犯罪分子的真实身份,公安机关很难从这些信息中得到线索。再加上短信诈骗具有犯罪现场隐蔽性的特点,使短信诈骗比传统的诈骗犯罪更加难以破获。

五、短信诈骗的治理对策

(一)法律规制

短信诈骗之所以如此泛滥成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律法规的发展跟不上信息时代的步伐形成的缺位。为了治理和防范短信诈骗,必须完善立法。建立和健全惩治短信诈骗的法律法规体系,不断细化电信、互联网法律法规,使打击此类犯罪变得有法可依。在立法的过程中,为了使法律对于短信诈骗更具有针对性,笔者认为,应当通过立法明确各方职责,如:公安部门、金融机构和电信部门等相关机构在查处短信诈骗过程中的相关职责。其中,电信运营商监控手机短信的职责尤其重要,要加强对手机短信内容的检测管理,立法上需要明确其在这方面的职责。通过责任追究机制,强化电信运营商在此环节的监管职责。通过建立电话举报和网站举报系统,发动群众广泛及时地获取利用短信诈骗的信息来源,对于短信诈骗中涉案金额不大的案件可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规制,对于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不法分子,应当按照犯罪严厉打击。

(二)行政监管

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行业规范监督有关本部门的日常工作,规范日常行为。同时,对于部门运行自身要形成完善的日常管理机制,一旦发生短信诈骗案件便于公安机关侦查。针对短信诈骗犯罪具有跨地区、跨省市的特点,需加强地区间公安机关的合作。短信诈骗的地区广泛性的特征,使得在侦破此类案件的时候,如果仅靠一个地方的公安力量很难达到侦破的效果。同时,对于侦查人员的素质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新型的短信诈骗犯罪方式,要求注意侦破电信诈骗犯罪的专门人才的培养。同时,可以邀请电信技术上的专家协助破案。

(三)预防短信诈骗的宣传教育

短信诈骗犯罪的成本低,隐蔽性强的特点,使人们遇到这种犯罪时,认识不到其犯罪性。加强宣传力度,有利于人们清楚地认识犯罪保护自己的同时,也防止自己走上犯罪道路。

电信诈骗真实案例及分析范文4

关键词 高校诈骗 特点 发展趋势 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7.02.011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ollege fraud cases occur frequently, causing serious loss of property and mental trauma to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fraud cases, and then put forward the preventive measures, so as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awareness and prevention capabilities, for the majority of students complete their studies successfully escort.

Keywords college fraud; characteristics; development trend; countermeasures

0 引述

由于大W时代是人生成长的关键期,不仅面临着学习、生活、恋爱、就业等一系列重大的人生课题,更要逐步实现由学生向社会人身份的转变。随着高校开放性不断增强,不可壁免的是一些社会不安定因素侵蚀校园,严重侵犯大学生的合法权益,扰乱高校的正常教育教学秩序。而当代大学生以独生子女居多,自幼在“四二一”家庭结构下长大,社会阅历较缺失,处事经验匮乏,对各种风险的防范和抵御能力较差。诈骗作为大学校园内发生频率高、手段变化性强的案件,具有严重的身心危害性和社会不稳定性,因而对高校诈骗案件特点及发展趋势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1 高校诈骗案件特点

1.1 手段的多样性

所谓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款额较大的公共或私人财物的行为。校园诈骗是指高校师生员工在校园内遭受别人通过不法手段欺诈造成直接或间接财物损失的现象。①结合案件分析和现有研究,如表1所示,目前高校诈骗案件主要分为网络诈骗、电信诈骗、自我伪装直接诈骗、打工求职诈骗四类。而每类诈骗下有分为若干子类。可以看出,在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发达的今天,针对高校的诈骗手段类型多样化态势明显。

1.2 后果的严重性

大学生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开销虽具有一定的自,但经济尚未独立,仍需依赖家庭作为支撑。因诈骗而蒙受经济损失势必会影响学生情绪,进而对学生身心造成消极影响。特别是对于家庭困难的学生来说,诈骗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是成倍数放大的。这无疑会挫伤学生学习积极性,并导致学生对社会丧失信心。另一方面,高校诈骗案件往往不仅仅只涉及财务。有丧心病狂的犯罪分子在骗取钱财之余,还对受骗学生进行人身侵害,如网友见面遭到绑架、只身前往外地应聘遭到传销集团甚至团伙非法拘禁、诈骗不成动手抢劫等。②这些案件作为高校诈骗的极端体现,其性质十分恶劣。

1.3 时间的集中性

根据相关调查显示,高校诈骗案件集中发生在学期开始之初,其受骗者多为大一新生,且案发的时间集中在大一上学期期初,这一比例占受骗者的73.5%;而大二、大三、大四学生受骗的比例大幅减少且呈递减趋势。③大一新生社会阅历较缺失,处事经验匮乏,对各种风险的防范和抵御能力较差无疑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

2 高校诈骗案件发展趋势

2.1 隐蔽性增强,追查难度加大

传统的高校诈骗案件大多有现实的犯罪现场,但随着网络和软件等高新科技的发展,诈骗分子利用层出不穷的高技术工具,例如例如伪装成银行网站、400客服电话等,而二维码、各种APP、快捷支付等新技术也被不法分子所利用,不需见面即可骗取受害人的财物,让人们防不胜防。网络自身所具有的匿名性和身份的虚假性,也为不法分子冒用他人身份、利用虚假信息创造了条件。其诈骗组织往往跨区域、跨省、甚至跨境进行诈骗。这与传统的进宿舍推销、搭话哄骗等形式相比其隐蔽性更强。此外,由于作案地和案发地通常情况下也相互分离的,犯罪行为责任追究困难,司法管辖、协调与技术上合作也存在难题。④这些都加大了取证调查和破案攻破的难度。

2.2 团伙式作案,趋向职业化

一起诈骗案件的完成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和阶段。为使自己的诈骗行为伪装性更强,原有的“单打独斗”显然是不合适的。诈骗行为现在已经形成黑色产业链,他们采取企业化的运作,分工细致,各司其职,“撒网”、“诱鱼”、“收网”等环节均有专人负责。他们选取的题材大多源于大学生的生活,没有脱离现实及违背常理,使人较易消除戒备心理。统计显示,2013年全国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普通本科院校1170所、普通高职院校1321所,普通本、专科在校生已达到2468.1万人,比2003年(1108.6万人)翻了一番。⑤而面对如此庞大的“高校市场”,诈骗分子为达到自己的不法目的,前期往往通过周密的计划和任务安排,进行团体作案。

2.3 涉及范围广泛,渗入性加剧

目前,高校诈骗案件呈现出“无孔不入”的态势,涉及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日常的接打电话、收发短信、网络聊天、购物到打工、求职、理财等,不一而足。而科技进步也在很大程度上为实现大范围信息传播创造了条件。一台每天最多可发送12万条短信息的短信群发器售价只有千余元。一个钓鱼网站的建造成本只有两三百元,包括采办一套仿冒网上银行等网站的建站模板,再从世界各地租用网站服务器的空间,然后就能够不停地更换域名,频频无限量次使用。低投入、低风险,加之学校巨大的“市场”和学生较为单纯的思想,都为诈骗分子的进一步渗入提供了条件。

3 高校诈骗案件防范对策

3.1 树立意识与提高能力为基础

当代大学生以独生子女居多,从小在“四二一”家庭结构下长大,社会阅历较缺失,处事经验匮乏,对各种风险的防范和抵御能力较差。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同学也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已经具有防范能力,诈骗等案件离自己很远。因此,首先要使大学生意识到校园作为一个小社会,诈骗等各类案件是确实存在的,一定要有警惕意识。其次,在与陌生人沟通交往中要三思而后行,切勿贪恋便宜,鲁莽行事。再次,要通过主题班会、讲座等培训不断提高自我保护意识,锻炼自我保护能力。最后,对于具有一定专长的同学,可适当参与进校园安保中来,在实践中提高学生识破谎言和骗局的能力,增强法律意识,进而保护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3.2 强化教育与深化管理为抓手

由于大一新生是遭受诈骗侵害的重灾区,所以将防诈骗教育贯穿于新生入学教育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各高校可通过编制防诈骗手册、开展主题讲座等形式,在新生入学之初就强化防诈骗安全教育。学期过程中,高校应当运用多样化的手段加强校园安全教育。一方面可通过开展主题班会、邀请公安专业人士现身说法等形式,另一方面也可通过晚会联欢会小品、情景模拟等活动,喻道理于情境之中,并形成制度,切实强化校园安全教育。此外,高校保卫部门作为校园安全的守护者,担负着保卫校园安全和维护良好学习环境的重任。面对频发的高校诈骗事件,一方面要加强校门、学生寝室等重要出入口的管理,通过进出刷卡、管理员值班、实名登记等形式,严防校外不明人员进入;另一方面,通过与有关公安机关之间的互动合作,及时将本校诈骗案件进行反馈,全力追回学生损失。不仅如此,高校保卫部门也要及r了解当下各类案件发生情况并对典型案例进行详细分析,“预”和“防”相结合,不断更新自身知识储备,提高应对能力。

3.3 严厉惩处与营造环境为保障

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坚持依法治国。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对诈骗的惩处有明确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就为惩治诈骗案件创造了良好的社会风尚。但具体针对高校诈骗而言,相比较动辄以万计数的商业诈骗,由于其具有诈骗金额往往相对较小、流动性强、追查难度较大等特点,所以造成犯罪分子违法成本相对较低。但正是这种诈骗对于大学生来说却会造成具有放大效应的严重后果。所以,应从制定专门针对高校诈骗案件的条例规则入手,发现一起,严查一起,切实提高治安防控能力,建构维护校园安全稳定的工作机制,为高校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4 总结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nhan H. Maslow)在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中指出,人的需要由低到高依次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由此可见,人除了生理需要外,其他高层需要都是建立在安全得到保障的基础之上,而人身和财产安全无疑这种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点。高校在搞好教育这一本职工作的同时,要对诈骗案件给大学生带来的严重危害引起足够重视,切实维护好校园安全稳定。尽管犯罪分子诈骗手段复杂多样,但他们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最终目的就是骗钱骗色或谋取非法利益。大学生本人也应从提高自身防诈骗能力入手,保护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注释

① 陈代杰.高校校园诈骗成因及对策研究[J].科技工作,2014(11).

② 钟玉彬.浅析当前高校诈骗案件的类型、特点及预防对策[J].法制博览,2013(2).

③ 杨中英,李敏.高校诈骗的特点与原因分析――来自某高校抽样调查的发现[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4(8).

电信诈骗真实案例及分析范文5

关键词:电信诈骗;侦查;难点;对策

中图分类号:D9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3)01003306

一、当前重庆市电信诈骗发案基本情况

(一)总体态势

2010年12月21日至2011年3月20日,全市共立电信诈骗案1 887起,同比上升41.56%,涉案总金额达23 038 112元。其中,立网络诈骗案916起,同比上升102.21%;立电话诈骗案792起,同比上升20.18%;立短信诈骗案179起,同比下降19.00%。2月21日至3月20日,全市立电信诈骗案件959起,占全部诈骗案件的60.24%,发案数量同比上升91.38%,环比上升204.91%。(二)案件高发地区

2010年以来,电信诈骗案发案地主要集中于主城九区,其中沙坪坝区(206起)、渝中区(180起)、渝北区(154起)、江北区(148起)、南岸区(117起)、九龙坡区(113起)是持续高发地区,万州(80起)、永川(70起)、合川(53起)等地的发案情况也较为突出。

(三)受害人特征

1.上述电信诈骗案件的受害人总数为1 887人,其中男性918人,女性969人。性别结构特征不明显,男性和女性被侵害的几率基本相当。

2.受害人年龄段高度集中于18至48岁,数量占总人数的85%以上。

3.犯罪后果与被害人的心理弱点高度相关,大部分受害人均存在疏于考察、盲目轻信或贪图小利等一种或多种心理弱点。(四)主要作案手法

2010年以来,肆虐于重庆市的电信诈骗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冒充国家机关(法院、检察院、公安、市政、卫生、文化、税务、煤监等)工作人员,编造事实,以电话或短信方式设连环局行骗。如:九龙坡区一起涉案金额高达58.9万元的电话诈骗案,就是犯罪嫌疑人冒充昆明市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警官以及银行科长,以拨打电话方式,对受害人进行诈骗。又如:忠县的田某在接到“忠县武警中队”预订26个帐篷和32套门的电话后,按照对方要求,先向“指定帐篷供货商”的邮政账户汇入“预订款”1.2万元,后又将2.8万元“回扣”通过POS机分两次转账至对方农业银行账户,后发现被骗。

2.捏造诸如购车退税、购房退税、购摩托车返补贴、返还学费等事由,利用受害人贪利心理实施诈骗。如:2011年2月24日,南岸区的尹某接到“车管所工作人员”电话,称其购买汽车可以退税6 975元,尹信以为真,以银行转账方式被骗13.9万元。2011年1月26日,开县的谭某也因轻信“重庆市财政局工作人员”返还其子女学费的电话,以银行转账方式被骗4.7万元。

3.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散布商品购销、小额信贷、办理证照、中奖兑奖等虚假信息,利用受害人疏于考察、轻信他人的心理进行诈骗。如:渝中区的何某因急于出国留学,轻信互联网上的中介信息,主动拨打“博助教育机构”的联系电话,被对方以手续费、保证金名义,以银行转账方式骗去30.85万元。

4.通过手机通话、手机短信和腾讯QQ,冒充受害人亲戚、朋友、同事和战友等,谎称做生意、患病、罹难等急需资金,对受害人进行情感绑架,从而实施诈骗。如:2011年3月15日,九龙坡区的陈某接到电话,对方自称是其朋友“林明清”,要借款53万元用于资金周转,陈随即向对方指定账户汇款53万元。之后,陈向林明清核实借钱一事时,才知受骗。

5.通过网络、报刊杂志等媒体,交友、征婚或求子等虚假信息,诱人上当受骗。如:南岸区的仲某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称以优厚报酬寻一健康男性为伴生育小孩,随即与对方电话联系,被告知酬谢费为50万元,但要自行预付税费,仲按对方指定方式,在银行分4次共汇出3.55万元,事后发现被骗。二、当前电信诈骗案件的主要特点

电信诈骗是犯罪集团(团伙)将传统诈骗手法模板化,以现代通讯(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等)和各种传媒为载体,充分利用电信业、金融业的服务项目和监管漏洞,远距离、跨区域(甚至跨国、跨境)实施的非接触式诈骗犯罪[1]。综合重庆市和各地公安机关“打防管控”的相关工作经验,发现电信诈骗案件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作案手法翻新速度快

其一,诈骗方式高度模板化且模板品种繁多。犯罪分子充分利用普通群众的贪利、怕事等心理,精心编制各种标准化的诈骗模板,从传统的婚介职介、中奖信息、电话欠费、冒名顶替、办理证照,到紧贴时事的补贴退税、投资理财,甚至账号涉案(洗钱、贩毒、涉黑)、赈灾募捐等,花样繁多、层出不穷。

其二,从诈骗所依托的通讯技术来看,充分利用成本较为低廉的网络电话技术、短信群发技术、QQ通讯技术等,从而形成了犯罪的智能化和规模化,使得诈骗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地毯式地展开,侵害面极广,所以造成的损失面也很广。

其三,犯罪分子还巧妙利用金融业的服务项目,如U盾、数字证书、电子口令卡等现代网银技术,以及方便快捷的ATM机存取款、转账、汇款服务,从而能在极短时间内,组织多人同步完成赃款分解、资金转移或现金提取,迅速转移犯罪所得,令金融部门和公安机关防不胜防。

其四,还应当注意到,由于电信诈骗的屡禁不止,造成了内地不法人员抄袭和模仿跨国电信诈骗团伙的犯罪手段和方法,与跨国电信诈骗团伙狼狈为奸、里应外合,从而极大地助长了电信诈骗犯罪的本土化和猖獗泛滥,加剧了电信诈骗的危害性程度。2010年3月14日,重庆市公安局警务情报信息中心会同巫山县公安局在湖北破获的一个电信诈骗案,便是湖北籍犯罪人员效仿境外诈骗集团犯罪手法,冒充重庆市巫山、铜梁“煤监局长”向当地煤矿业主批量发送“索贿”短信实施诈骗,虽技术含量较低,但犯罪分子也频频得手,这一案例证明了电信诈骗确实存在本土化和普及化的不良趋势。

(二)诈骗流程的标准化、模板化

目前看来,电信诈骗中电话诈骗的标准化和模板化程度最为明显。电话诈骗通行的作案流程一般包含四个步骤:“遍地撒网”、“请君入瓮”、“环环相扣”、“远走高飞”。

第一步,“遍地撒网”。在境外(当前主要是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和台湾地区)的诈骗犯罪团伙,通过架设在不同国家互联网服务器上的VoIP电话软件,对中国大陆任意地区的电话号码进行批量呼叫。因犯罪团伙使用了“透传软件”对通讯数据进行人为操纵,使得受害人的来电号码显示为诈骗团伙设定的任意号码,如通讯部门特服号码、银行部门特服号码、政府部门公开电话等,从而降低受害人的警惕性。

第二步,“请君入瓮”。若受害人接听来电,VoIP网络电话系统则先会自动播放语音,受害人往往按照语音提示,按键转入所谓的“人工服务”,此时,诈骗团伙中的“接线员”浮出水面,按照预先设计的角色、对话内容和方式,向受害人展开骗局。

第三步,“环环相套”。诈骗团伙往往有若干名“接线员”,依据诈骗模板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通过VoIP电话软件的语音通话转接功能,冒用法院、公安局、检察院、电信局、邮局等各种部门工作人员的身份,轮番上阵、紧密配合,充分牵制受害人的思路,使得受害人基本没有时间分辨真伪。当受害人确已陷入骗局、深信不疑之后,最后一名“接线员”即告知受害人,若需证明自己清白并保护自身合法财产,受害人就必须立即将其全部资金“暂时”汇入政府部门设立的“专用保护性账号”中。

第四步,“远走高飞”。一旦受害人将钱汇入“专用保护性账号”中,诈骗团伙便立即通过网上银行对资金进行拆解,化整为零;同时组织人员同步在境内外的银行网点和ATM机上取现,然后,迅即通过地下钱庄,或重新通过银行等方式,将资金再汇总到诈骗团伙名下。待受害人醒悟并取得相关部门支持时,其资金已经基本消失殆尽。

(三)集团作案,组织严密,职业化水平较高

电信诈骗呈现典型的集团化和职业化特征。团伙成员之间按照公司化运作,分工明确,相互之间一对一联系,互不交叉,甚至互不谋面。一般有五个层次的人员:

一是境外核心人员。多为台湾籍等境外人员,此类人员负责:编制诈骗模板;准备作案所需的器材设备、银行卡和场所等;通过各种常规渠道,从内地物色、招募“接线员”团伙成员,并将“接线员”带到诈骗场所培训和管理。

二是技术支撑人员。一般由核心人员从网络论坛临时招募,或经“圈内”人员介绍加入。他们负责通过互联网,远程为诈骗团伙安装并维护VoIP电话软件和“透传软件”,并保证诈骗团伙的电话能顺利接入内地的电话网络。

三是专业拆账人员。在核心人员指挥下,将全部赃款拆分――若在境内取款,则拆解为单笔2万元以下;若在境外取款,则拆解为单笔1万元以下――转入若干张银行卡里,以确保能在一天内转移全部赃款。

四是取款人员,也称为“车手”、“取款负责人”。车手一般事先潜入各地待命,拆账完成接到取款指令后,迅速持银行卡去银行网点、ATM机取钱,最后再将赃款存入诈骗团伙指定的账户。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每名车手均持多张银行卡,分散到几个城市;多名车手组成一个“车手组”,听命于一个小头目;小头目则负责从核心人员处接收银行卡和取款指令,再将银行卡分发到每个车手,并向车手发送具体的取款、存款指令。每个“车手组”可能承揽多个诈骗团伙的取款、存款业务。

五是关联作案人员。大量的不以团伙成员真实身份注册、与犯罪团伙毫无身份关联的银行卡是诈骗成功的保障,也是每个电信诈骗团伙必备的犯罪工具。电信诈骗团伙这一“刚性需求”,近年来逐渐催生了专门提供银行卡的“公司”,这些“公司”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渠道获得大量银行卡,通过地下渠道贩卖给诈骗团伙[2]。三、电信诈骗的侦查瓶颈

从2010年公安部牵头侦办“10・11”、“8・10”、“11・30”、“12・8”等系列电信诈骗案,以及各地历年来侦办同类案件的经验来看,侦办电信诈骗案件往往同时面临五难:取证难、抓捕难、定性难、追赃难、打击难,因此,造成目前打击工作的实际状况是高成本、低产出、重复劳动甚至徒劳无功[3]。

(一)VoIP电话呼叫的落地反查取证工作难以深入

解剖已破获案件可以发现,电信诈骗所使用的VoIP语音呼叫技术,一般架设于境外互联网服务器上,犯罪分子发起呼叫后,其语音数据包通过电信运营商提供的线路,“透传”(即落地语音网关)入PSTN电话网(public switched telephone network,即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话网,声音以模拟信号传输)。经“透传”后,受害人的来电号码虽然显示为诸如银行特服、公安局办公电话等电话号码,但实际上是由犯罪分子手动设置而成;为了增加破获的难度,诈骗团伙往往通过多层服务来设置侦查障碍;同时因互联网服务器和落地语音网关的不确定性和隐蔽性,以目前的技术,很难通过来电查询对VoIP通话进行逆向追踪。

(二)警银缺乏深度合作

电信诈骗案中,银行卡是实现犯罪目的的关键环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银行部门的部分管理规定和运营模式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有助于电信诈骗犯罪的滋长,也成为公安机关快速打击的掣肘。

1.犯罪分子批量开立银行卡、网上快速拆账、ATM取现畅通无阻

部分地区的银行对借记卡的管理,大都不如对信用卡的管理一样审查严格、发放谨慎,这就造成了借记卡的批量开户问题,犯罪分子持一张身份证就可以到银行开立几百个借记卡账户,或者是持一批他人身份证大批量开立借记卡。银行部门按照国家银监局、公安部等部门的要求,对银行卡设置了单日取款2万元的上限,但是,对持有网银U盾的客户则没有设置单日转账限额。因此,犯罪分子只要持有网银U盾和足够多的银行卡,再多的赃款也能在短时间内分拆至银行卡,再从遍布全国各地的ATM机上取现。

同时,还需注意到的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各大商业银行都加快了“国际化战略”的步伐,陆续设立了海外分支机构,令人担忧的是,如果犯罪组织也开始利用这些境外银行网点办卡、取现,那么警方极可能连“车手”等犯罪团伙低端成员也很难查证和捕获。

2.部分银行管理规定制约了公安机关的快速反应

侦办电信诈骗案件,出手迅速是关键。但目前,银行管理规定中,主要有三方面因素制约了公安机关的快速反应。其一,金融部门现行的有关规定,限制异地司法查询、冻结;其二,电子银行信息的司法查询,需到发卡银行所归属的地市级分行电子银行数据中心,且查询结果不能实现即到即得;其三,各家银行基本不向公安机关开放其本行银行卡活动监控数据;在各类银行卡的活动数据中,公安机关仅能通过中国银联公司获取银联卡的跨行活动数据,此数据的运用,仍然需要到开户银行或交易发生银行落地查证。

(三)取证繁琐、定性困难、证据链条易缺失

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专门规定电信诈骗罪,加之电信诈骗面对的是不特定区域和不特定对象,犯罪行为、犯罪工具和犯罪结果等交织在一起,给侦查、抓捕、取证、定性都带来重重障碍,如:公安部牵头侦办的“11・30”案件,因所在国司法体系原因,专案组经多方斡旋,突破重重困难,才将台湾籍犯罪嫌疑人从菲律宾押送回国。真正的诈骗核心人员往往位于境外,而目前抓获的均为一些犯罪团伙的底层人员,这些底层人员一般会以《刑法》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和犯罪所得收益罪之规定报捕;如果证据仍不足的,为打击和震慑犯罪,还会选择报批劳动教养。但是,一旦涉及外国人时,就不能适用劳动教养,只能释放。侦办案件往往是投入大、产出小,形成了对侦查资源的极大牵制。四、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措施

从2010年开始,重庆市公安机关先后投入了大量的警力、物力,成立了多个专案组进行侦办,共破获电信诈骗案717起,其中,破年内案件15起,破案率仅为0.61%。虽然成功打掉了几个犯罪团伙,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打击到的境外核心人员也少之又少。与国内外电信诈骗团伙横行肆虐、大批不法人员蠢蠢欲动相比,我们取得的战果只能算是冰山一角。因此,警方既要深入研究,科学部署,加强对电信诈骗犯罪的打击实效,更要强化犯罪预防,策动相关社会力量,合力筑牢、完善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全方位、立体化防控机制[4]。

(一)探索打击电信诈骗的新方法和新机制

1.建立专业侦查队伍,或改进侦查方法,有效应对高发态势。电信诈骗的职业化趋势十分明显,建议成立专业侦查队伍以针锋相对,最大限度地实现警方的快速反应和专业化程度;同时,或可参照禁毒等专业警种的工作方法,视情设置“侦查圈套”,适度运用诱惑侦查手段,通过侦查经营来切实提高打击实效。公安部自2009年6月12日起,部署开展了为期四个多月的声势浩大的全国范围内打击电信诈骗犯罪专项行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仅仅两个半月时间,至2009年8月31日,全国公安机关共打掉电信诈骗犯罪团伙277个,抓获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1 469人, 破获电信诈骗犯罪案件4 836起,追回被骗资金1 900万余元[5]。

2.落实“落地侦查”协作机制。按照公安部提出的设想,尽快搭建全国性的网络平台,建立跨区域协作共享和快速联动反应机制,实现远距离网上串并案,同时落实各涉案地侦查、抓捕和取证工作,以集约化作战来应对电信诈骗的多发、普发态势,避免各自为战、重复劳动。

(二)寻求银行、电信行业的最大支持,堵塞可资犯罪利用的漏洞

银行服务和现代通信服务,是电信诈骗高度依赖的“两个支点”,对该两个支点任选其一进行打击,即可斩断其资金链或技术链,扼杀电信诈骗。因此,警方与银行、电信两大行业的深度合作是打击电信诈骗的治本之策。其具体操作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简化银行查询、冻结等审批手续,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如我国台湾地区已经建立起“165反诈骗咨询热线”,受害人一旦受骗,可以在第一时间通过165热线报警并通知银行对涉案账户进行冻结,极大地减少了受害人的损失。

2.搭建制度化、常态化沟通机制或平台,合力打击非法营运的VoIP服务器、贩卖银行卡、非法营运短信群发、违规租用通信线路等违法犯罪行为,剪除电信诈骗犯罪的周围支撑。

3.加强技术领域的合作,实现系统化合力管控。如建立基于“黑名单”的电话语音控制系统。一是公安部门将掌握的诈骗分子使用的电话号码提供给电信部门,制成“黑名单”,存入电信部门提示系统的数据库。一旦发现有与数据库内相同的号码拨打居民用户电话,等电话接听完毕后,这个系统马上会自动拨打提示电话过去,提醒居民与警方联系核实。二是该系统自动检测到某一时间段同一个电话集中拨打批量用户时,就将该可疑电话号码记录下来,储存在系统数据库,并随即向被拨打的电话用户发出语音提示。例如,江苏常州警方与电信部门联合开发的一套“防电话诈骗语音提示系统”,即可自动向被“黑名单”拨打过的电话用户进行语音提示:“刚才您接听到的电话,如涉及电话欠费、银行卡消费转账等情况,可能是诈骗,请拨打常州市报警电话110或电信10000号进行咨询。”自该系统启用以来,平均每月成功拦截诈骗电话近20 000个,基本实现了以技术手段从源头上阻截诈骗电话。

(三)加大宣传力度,增强人民群众被害免疫力

多管齐下,充分发动各级各类宣传媒体,对各阶层人民群众实现全方位的覆盖,开展电信诈骗预警宣传,增强人民群众自身的防范意识。

1.依靠电视、电影、广播、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以滚动、连载、专题、专栏等形式,宣传典型案例,剖析犯罪手法特点,犯罪动向,保证宣传的宽度和广度。

2.充分利用网络、短信等现代通讯技术,策动电信、移动、联通等运营商,以群发手机短信、群拨语音提示、群发警示网页等方式,加强宣传的密度。

3.警方应当以“阳光警务查询监督系统”建设工作为载体,加强电信诈骗犯罪的专题宣传;同时,适时开展防范电信诈骗宣传日活动,主动深入社区、街区和机关单位,采用派发宣传单、组织观看宣传视频、展示缴获的赃物等直观的方式,面对面地接受群众的咨询,向群众介绍防范电话诈骗犯罪的知识,增加宣传的强度。

4.筑牢柜面警示防线,增强宣传的针对性,警方在银监部门和银行网点的配合下,对全市银行的柜面员工开展防范电信诈骗犯罪的专题培训,使每名员工都熟知电信诈骗,从而引导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并主动提醒有可能受骗的汇款人员,或是及时将人员和资金的异动情况报告公安机关,尽可能及时发现案件苗头,防止被骗后果的发生。

5.警方也可开通报警服务专线,帮助群众提高分辨骗局的能力、熟知电信诈骗的犯罪动态、增强自我防范的意识,如哈尔滨市公安局开通的“96345”预防电信诈骗专线咨询服务报警电话,在预防和打击电信诈骗中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参考文献:

[1]南京市公安局.电信诈骗犯罪的现状及对策思考[J].中国刑事警察,2009(5):2931.

[2]庄华.我国电信诈骗犯罪的特点与侦查策略思考[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10(4):8083.

[3]刘继敏.信息社会电信诈骗犯罪分析及打防措施建议[J].公安研究,2011(6):1822.

电信诈骗真实案例及分析范文6

关键词:高校 电信诈骗 安全教育

在如今的信息时代,手机、固话、网络等通信工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然而在给予人们便利的同时,频发的诈骗案件也随之而来。诈骗犯罪来势汹汹,2016年8月,即将成为大一新生的临沂女生徐某在被犯罪分子以发放助学金为名骗取了近万元辛苦攒下的钱后不幸猝死身亡,在令人为之痛心的同时,引发了社会对于诈骗案件的空前关注和对犯罪分子的强烈谴责。学生群体因其单纯性越发地被列为犯罪分子的诈骗目标,校园诈骗案件频发,且案值趋于增大,极大地造成了学生财产的损失,影响了校园的安全稳定,高校诈骗案的控制形势不容乐观。

一、高校电信网络诈骗的特点

(一)犯案手段多样化

犯罪分子以电信和网络为载体设下花样百出的诈骗陷阱,令人防不胜防。比价常见的有如下形式:1、“恐吓式”,冒充银行、邮政、公检法等官方机构通过“恐吓”的方式诱骗其转移金钱到所谓的“安全账户”;2、“熟人型”,假扮校领导、老师获得学生的信任,再进一步骗取金钱;3、“中奖型”,通过手机短信或者网络平台谎称学生中了大奖,以手续费为名骗取金钱;4、“赚钱型”,利用学生想兼职赚钱的心理,向受害者收取中介费、费、押金、进货费;5、“病毒型”,犯罪分子通过改号器等技术手段扮演银行客服、支付宝等商家,向学生发送带有病毒的链接,进而盗取银行卡信息。诈骗手段层出不穷,社会经验不足的学生极易上当受骗,落入陷阱。

(二)破案难度大

本文探讨的校园电信网络诈骗案是非接触式的诈骗,犯罪分子通常隐藏在一个个手机号和QQ号背后,为破案带来了极大的难度。2013年,为进一步促进移动通信市场竞争,工信部向民间资本开放了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并划分了170号段、171号段供移动转售企业使用。这些转售企业也被称为虚拟运营商,但因为监管措施跟进不到位,无需实名登记即可购买,这些号段俨然成为了诈骗电话和短信的犯罪温床。一旦罪案发生,嫌疑人弃用号码,公安部门便无法通过号码追查,想要抓捕嫌犯无疑大海捞针。

(三)经济损失难以挽回

由于监管不力等多方原因,许多犯罪分子通过网络等途径获得他人的身份证信息,再冒用他人信息办理银行卡,因此诈骗案中常常存在“人卡不一”的现象。一旦钱已汇入犯罪分子的银行卡,即便公安部门成功阻止了正在进行中的电信网络诈骗案,抓获了犯罪嫌疑人,但因为银行卡户主并非犯罪分子本人,银行卡里的钱仍旧无法取出。更因为作案与破案之间时间跨度较长,被诈骗的金钱往往在犯罪分子被抓获前就已经被花费掉,无法追回。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特点使得未雨绸缪,让学生避免陷入犯罪分子的陷阱就更加重要。要想减少校园诈骗案的发生,除了依靠公安部门的重拳出击以及银行、电信等行业的通力合作之外,更需要发挥高校传道授业的重要作用,在校园中做好防诈骗的安全教育工作。

二、如何开展校园防诈骗安全教育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需求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感情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1]。安全需求是人的基本需求,同时也是追求更高层次需求的基础[2]。频频发生的诈骗案件不仅侵害了师生的财产安全,更破坏了受害人的安全需求,只有提高学生的安全素质才能够有效地防患于未然,减少校园诈骗案的发生,而大力加强校园安全教育至关重要。

(一)多方面统筹教育

提高学生的防诈骗意识是减少校园诈骗案发生的基础。当今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学校应当在学生入校的各个阶段加强培养学生的防诈骗意识,可以通过充分利用新生安全教育、日常安全教育课程以及专题安全活动等机会将防诈骗意识传递给学生,真正做到将安全意识内化于心。

向学生传授有效的防诈骗知识是减少校园诈骗案发生的保障。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培养学生防诈骗意识的基础上,学校应当承担起向学生传授时下“流行”的诈骗手段相关知识的职责,让学生做到有所知,有防备。随着科技的进步,犯罪分子的诈骗手段也在不断地“与时俱进”,常常让人防不胜防。因此在安全教育中,学校相关部门更应当注重“时事”的不断更新,利用网络平台等手段在第一时间将新的诈骗案例转达给师生知晓,让犯罪分子无可趁之机。

培养学生的防诈骗技能是减少校园诈骗案发生的助力。“知之”与“行之”之间往往存在差距,相对于防诈骗意识和防诈骗知识,防诈骗技能的获得通常需要一定的实践。如与警方合作组织安排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也可通过诈骗模拟演练等方式锻炼学生的防诈骗技能[3]。

(二)多部门联动教育

校园诈骗案一旦发生,涉及到的往往有个人、家庭、学校、公安乃至银行及电信部门,每一个环节的合作联动都至关重要。笔者认为,联动教育应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校园各个部门之间的联动教育,另一个则是校园、家庭与社会各部门之间的联动合作。第一层面,在学校里面的各相关部门如保卫处、学生处、教务处、辅导员之间建立联动合作机制,从防诈骗安全教育的内容设计、课程安排、效果考察以及诈骗案发生后的处理等各个环节开展联动模式教育。在这一层面,应当注意各部门的分工合作,统筹兼顾,在建立领导责任制的基础上,真正将防诈骗教育落实到位。第二层面,要加强学校与家长及社会相关部门的联系,校园诈骗案的受害者不一定是学生本人,也有可能涉及到学生家长,因此加强学校与家长之间的联系,提高家长的防诈骗意识和能力,及时制止诈骗行为也可以有效降低诈骗案的发生率。

(三)多平台整合教育

进行防诈骗安全教育应当注意教育的模式创新。教育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课堂,而应通过课堂、网络、主题活动、社会实践等各个平台铺展开来。课堂是目前高校开展安全教育最常用也是最主要的渠道,具有系统性和全面性的优点。微信公众号、微博都是现今学生当中非常流行的网络互动工具,通过这些平台开展网络教育能够很好地达到吸引学生参与学习的目的。笔者认为网络上诈骗案例的实时分享分析,安全知识的自测自评,公众号一对多的在线答疑等等都是很好的网络教学方法,具有实时性、趣味性、服务性的优点,能为课堂安全教育扮演好“助手”的角色。安全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还应当为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参与学校的安全主题活动,通过警校合作加入到公安部门的防诈骗宣传工作中,到社区组织开展防诈骗小调研等等都是不错的实践活动。

高校电信网络诈骗案是建设平安校园不容忽视的隐患,控制案件的蔓延,维护校园稳定刻不容缓,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笔者认为,对于高校来说,在外依托公安部门,对内大力推进安全教育,强化师生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思想防线,防患于未然才能更好地减少校园诈骗案的发生,为师生营造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

参考文献

[1] 陈志沛.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在学校管理中的运用[J].教育与职业,2007{20}:37-38.

[2] 程诗敏.风险社会视域下大学生安全素质提升研究[D].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2014.

[3]安春元.新时期增强高校安全教育实效性的几个关键点[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6(02):4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