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金融实证论文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金融实证论文范文1
一、面向市场的银行结构调整
1、调整的背景。
1994年，我国银行业接受了一个国际准则，即巴赛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所制定的资本充足率标准。这说明我国的银行业开始走向市场、走向开放。巴赛尔条约要求银行的核心资本与其加权风险资产的比例至少为4%，其总资产或净值占其加权风险资产的比例至少为8%。这是一个保证国家金融系统安全的有效准则，不仅为35个契约国所接受，而且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承认，我国还将该标准正式载入商业银行法第39条中。按巴赛尔标准，商业银行必须要按照有风险的企业来进行经营，而不能以空壳银行通过转手经营储蓄者资金来生存。这与空手套白狼的传统银行理论不同。按照传统的银行理论，银行是将资金所有者“典当”的资金视为自己的资金贷给需求者，银行本身并不在经营中投入资金。由此造成了银行的道德风险(高风险经营)、破产威胁及信用下降，给银行业的经营带来了困难，所以，为控制风险，提出资本金标准是一个最有效的办法。这就是巴赛尔条约的含义。
80年代，我国的银行与财政分离，开始承担独立的职能，但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的遗产，再加上国家财力因放权让利而削弱，政府为控制经济，我国银行业采用了近乎垄断的国有银行体制，国家通过该体系将收集的资金投于国有企业。为了使该流程不至于被中间截流，国家通过各种手段限制居民的资本选择，如取缔民间非正规金融，限制证券市场发展，控制直接投资等，但是，随着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单一的资金获取渠道无法满足不断增加的社会资金需求，于是，90年代初我国银行业经过了一轮自由化的改革，出现了一些非国有股份制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由于国有银行垄断了社会资金的分配，不利于正在兴起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于是在一些地方开始自发形成以信用社和基金形式出现的金融组织，担负着地方性的资金融通工作，成为乡镇企业和城市非国有经济资金供应的主要渠道。至1994年，全国的城市信用社达5000家以上，其贷款的一半以上流向城市集体企业，8%左右流向私营企业。据估计，提供给私营企业的贷款相当于国有银行的5倍。但是，这些金融机构所具有的先天不足是信用度低，资金量小，只能以高利率来吸收社会资金或从国有银行借款，然后以较高利率借出，这就增大了经营风险。在经济高涨时期，风险通常被掩盖起来，而一旦经济紧缩，普遍出现经营困难，不仅资金来源成了问题，而且贷出去的款也难回收。国家借此进行了金融整顿，合并了机构，走上了金融集中化的道路。这些合并后的机构又成了另一类垄断型的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来源由此也被切断。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搞起了第二银行，即信托投资公司。在银行的带动下，其他机构也加以仿效，于是成立了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机构名义上从事委托存贷业务，实质上是利用关系以低利息从国有银行弄来资金，然后以市场利率贷放出去，或干脆自己从事房地产等高风险高盈利投资，这实际上是国有银行逃避国家信贷管理进行风险投资的手段。据估计，到1995年底，国有银行对信托机构的放款数额达5500亿元，这也是国有银行呆坏账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整顿金融秩序，央行采取了压缩信托投资公司规模使其与商业银行脱钩的办法，其数量从1994年底的393家降到1996年底的244家，但其造成的资金损失大多已无法挽回。
还有一个因素也要看到，国有商业银行迅速在全国布网经营，但由于实行地方的分权式管理，这些机构成了地方政府的钱口袋，再加上银行经营管理不善，许多基层机构成为国有银行的包袱。90年代中后期，随着银行商业化的推进，巴赛尔标准的实施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有银行不仅追求效益的冲动开始占了上风，而且金融风险意识逐渐增强。于是，在国家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形势下，各个商业银行开始收缩战线，压缩基层银行机构，上收贷款权力，货币市场出现了逆细分化倾向，一方面存贷款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集中，其垄断趋势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其他商业银行也从基层行集中资金，进行大额度放款，使得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资金的渠道进一步萎缩。这一格局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变得更严重，银行收得越来越紧。由此可见，在垄断和集中化的主导趋势下，我国的银行体系还面临着以下问题，一是国有银行包袱重、经营管理水平低，且资源垄断严重；二是非国有银行实力有限，信用度不高，规模过小，抗风险能力差；三是没有形成合理的利率决定机制，致使银行经营风险大。在这种格局下，因为国有银行的资金主要投向国有企业，资金的流向不尽合理，所以给整体经济发展造成了困难，这是银行业调整面临的基本矛盾。2、调整什么，怎样调整
从一国的整个资金流动过程看，个人获得的各种资金有三个流向，即消费、储蓄和其它投资，社会资金流入银行业暂时或长期地存放，银行所能动用(贷款)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银行能够完全履行其作为资金集散中心的职能，则经济运行中的资金供应是基本平衡的，因为资金供求者与商品市场上的商品供求者正好地位相反(不考虑外部因素)。但是，在经济剧烈波动或资金流动存在结构性失衡时，上述的对称性被打破，就会形成资金供求失衡。在我国的资金流动过程中，这种失衡主要由结构性因素引起，银行吸收分散资金集中供给国有企业的结果是，资金过多地流向并没有那么大需求和能力的国有企业(甚至有些充当了资本金)，而其它需求者的资金无法满足，于是形成资金的二次分配和多次分配，人为地造成资本高价和配置扭曲，而且形成了一条长长的资金食利链，滋生腐败。不仅如此，国家控制储蓄利率也是对供给者的利益剥夺，因为储蓄者被取消了资金使用的选择权，只能以低价获得利率。对于从事资金集散的银行来说，更是获得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垄断地位，资金支配权成了获利的最佳工具。通过低价收集资金剥夺储蓄者的利益，并没有通过商品的低成本和低价格返还消费者，而是成了各类中间取利者的收益和无效益的投资，结果是银行反而背上了重债。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没有正常的融资渠道，为高利贷的盛行大开了方便之门。这就决定了我们调整银行结构的基本出发点，即疏通资金流通渠道，形成有效率、市场化的资金集散中心。由此而涉及的政策问题相当复杂，主要有：
一是要坚决消除资金无效分配机制，使资金流向合理化。目前，国有银行给国有企业服务的情况并未改变，国有企业提供了二、三产业整个产出的不足40%，但却占用着60%以上的资金投入，这是造成银行业困境和社会资金失衡的主要因素。使资金能真正按市场规则进入资金的真正需求部门，是体制和政策调整的主要目标。
二是要形成合理的银行结构体系，打破银行业的国家垄断。在我国，国有银行的资金流入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国有银行的服务对象。由此而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我国银行体制还基本上是国有银行的一统天下，资金的合理分配就不可能，银行业的正常竞争也不会形成。所以，要求国有银行扩大服务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厢情愿，最根本的办法还是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鼓励和发展紧贴市场的非国有金融机构。一般来说，一个稳定而有效率的金融体制是从民间部门的利益冲突及其协调过程中生长起来的，而在计划体制背景下进行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其实质更应是政府部门的退出与民间部门的进入和成长，变政府配置金融资源为由民间部门配置金融资源，进而在民间部门之间确立正常的金融交易关系。不仅如此，资金服务是一个多层次、多样性的体系，因为资金需求是复杂的，单靠正规的银行业并不能全部解决需求者的问题，如农民贷款，城市小型工商企业、个体劳动者、风险型企业、贫困人群和特殊人群的资金需求等，只有通过各种特殊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才能提供服务；银行体系完备了，资金的结构性流动失衡才能最终解决。所以，开放银行业的投资，形成多元化的银行格局，是提高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降低金融风险、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的重要一环。此外，现有100多家中小商业银行也有一个调整问题，包括存款保险、重组合并、剥离不良资产等。三是对国有银行进行调整。在这方面，政府开始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提高银行业的资本金，降低不合理债权；将逐步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改制，引进其他投资者；从建立现代银行制度入手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精简机构人员、提高银行竞争力等，使国有银行逐步走向市场。同时，为了缓解宏观资金分配的矛盾，合理划分了银行贷款权限，将服务对象扩大到各类非国有经济。这些政策调整有利于国有商业银行摆脱困境，提高竞争力，但要真正取得突破，必然涉及到产权、人员、资本金、治理结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根本改革。如果说国有企业的改革困难，那么，国有银行的改革就更难。而能否在这方面取得突破，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前途。四是实行利率市场化，使资金价格有一个合理的定价基础。现在，国内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外国银行办理外汇业务，其利率已经市场化了，且目前价格走低，利率水平不高，正是改变形成机制，使利率市场化的最好时机。这时放开贷款利率以形成资金的市场定价，能够促使银行改善经营，使资金流向更合理。目前，利率市场化的障碍有二：一是思想上的顾虑，担心放开以后利率升高，失去控制。其实，放开以后，利率升降都是市场的正常反应。在价格普遍走低的情况下，利率也不会升得太高，况且央行控制着再贷款和再贴现手段，可以进行调节。二是技术上和操作上的困难。一般来说，国债收益率构成长期收益曲线，是市场利率的基准线，但在我国目前情况下，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事情正好反了过来，不是国债收益率影响和决定银行利率，而是四大银行的成本决定国债的招投标价格，国债利率的涨跌取决于四大国有银行的行为，因而目前的国债收益率还难以成为市场利率的基准。在削减四大国有银行垄断地位的同时，能否作出适当安排，限制四大银行的行为，使国债收益率逐渐成为市场利率变动的参照。以提高银行竞争力和市场化为核心的银行业结构调整，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改变过去集聚社会资金支持经济发展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也是对改革以来出现的银行业集中化和垄断化趋势的修正。做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我国过去和未来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促进经济发展，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单纯通过资金的输入来达到高增长的效果越来越差，而且后患无穷。这就迫使我们的金融结构要进行分散化、市场化的调整，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提出的要求和加入WTO的需要。以银行调整为重点的金融结构调整，将对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二、证券市场发展
在银行业开始结构调整的同时，做为金融体系的另一个重要成员，证券市场正在稳步发展，以《证券法》的实施为标志，我国证券市场经过10多年试点后正式纳入金融体系，并在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1、我国证券市场概况
为了使本文的叙述更有针对性，这里的证券市场主要指的是股票市场，而其它类型的证券，如政府和企业债券暂不做分析。
企业的股票是该企业资产所有权的代表物，是一种明晰的产权，股票的持有和交易是一种所有权的拥有和让渡，前提是该代表物(股票)必须是真实的。所以，股票本质上是与国有企业的含义相冲突的，因为国有企业理论上归人民所有(当然实际上是政府所有)，其产权无法分割，如果分割则利益应归于全民，这在理论上是无法实现的(实际分割与此无关)。好在我国90年代搞的企业发行股票的试点及自发交易市场的形成，并没有考虑理论问题，也就有了可操作性。
不论是80年代中后期各地兴起的证券交易场所，还是90年代初在上海、深圳建立的证券交易所，开始时都是地方行为，国家没有设立专门的证券管理机构。这里的证券市场可以说是一个自由放任和不规范的市场。一是上市公司的上市规则是由证券交易所制定的，而证券交易所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单位(上市挂牌交易的公司每一年缴纳挂牌费，而证券经纪商上交手续费给交易所)，所以，从监管的角度看，它只有权力保证上市公司本身是存在的(即股票的资产实际存在)，但没有权力去保证上市公司不搞弄虚作假欺骗投资者。所以，上市规则事实上对上市公司并无约束力。这就需要政府来提供保证上市公司质量的监管体系。二是上市公司到底是怎样的情况，投资者是不清楚的。当一个企业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化为一种代号以后，事实上，投资者也并不需要再去了解该符号的实际内涵，因为符号的收益能脱离企业的资本变化，这就为大批投资者提供了自由炒作的空间，符号本身也就具有了价值。但是，对符号的炒作是有限度的，所以最终股票价格就会波动。对投资者和股票价格进行直接控制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由此延伸至投资者可以为所欲为，操纵市场，就是监管的问题。监管是一种公共产品，就象警察维持公共秩序一样。所以，规范市场行为自然是政府要管的事情。1991-1993年初，由于证券市场的运行缺乏制度保障，资金大户肆意做市，投资者盲目炒作，股价连续翻倍，造成市场无序，于是，国家正式建立证券管理机构，开始介入监管，在上市公司的选择和控制投机上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是，政府介入证券市场监管并不必然是有效率的。如果管制过度，其效果相当于引进老虎来驱赶狼，使市场陷入另一种无序状态。无奈，我国的证券市场就走入了这一极端。随着管理权限上收，政府的证券管理机构事无巨细地插手证券市场的运行，其一是上市公司的审批制和额度制；其二是直接监管制。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上市公司，其增长由政府掌握，指标由政府分配，审批办法由政府制订，审批过程由政府执行，一句话，实行的是指令性计划。这样做的结果虽然解决了上市公司无序增长的问题，但却造成供求不协调，市场剧烈波动，地方政府与上市公司合伙欺骗投资者等问题。不仅如此，政府监管不是从规则上着手，而是采用无规则的(救火式)一事一议的处理办法，引导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去寻找监管的漏洞，市场的无序性有增无减。其间以琼民源事件最为典型。这段时期的证券市场是被管制的无序，表面上国家监管，但该管的没管，反而使用了计划经济的办法来管市场，结果是加剧和放大了市场波动。深沪两地的股票指数从1993年上半年达峰值后一泻千里，至1994年6月份两市股指跌幅近80%，大多价格只相当于一年前的10%左右。跌幅之大非常罕见，两市资产损失达数百亿之多，许多投资者血本无归。在1996-1997年，政府曾经发动了一波行情，1998年又归于沉寂。这一时期，两市的市场覆盖面在不断扩大，上市公司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市场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市场的不规范则是显见的事实。对于股票市场的发展规律，理论上有五阶段之说，即停滞阶段、操纵阶段、投机阶段、巩固或崩溃阶段、成熟阶段，具体来说，这五阶段情况如下。
①停滞阶段。股票市场处于初创期，仅有少数人知道股票市场的存在，交易手段落后，手续烦杂，交易成本高，挂牌上市的公司少，股票价格基本上保持在票面平价水平，有可能随时间推移使股票价格低估。在变动的经济环境中更是如此。不过，当投资者开始发现股息收益超过了其他形式的收益时，就开始购买股票，起初很谨慎，然后逐渐踊跃。
②操纵阶段。当一些市场参与者发现，股票供应量很少，流动性有限，购买少量股票就有可能使一种或多种股票价格上升时，操纵阶段就开始了。只要价格扶摇直上，其他人就会开始购买，操纵者赚钱后就可以迅速离开市场。使股票投资者更有吸引力的政府措施和交易手段的变更，可以引起更活跃的交易。
③投机阶段。当一些人开始获得大量资本收益和利润时，更多的投机者就会受到吸引而加入市场，当价格被哄抬到高过股票基本价值，交易额迅速上升后，投机阶段也就开始了。新发行股票过多地被认购，以致使许多公司公开出售股票，股票供应量迅速扩大，这时，再加上政府开始介入市场采取行动控制投机，如保证金要求的提高，较高的经纪人佣金，机构投资者的销售，增收交易和收益税，过多出售政府所拥有的股票或刺激对大公司股票的新的包销等。但是否能控制投机效果并不明显。
④巩固或崩溃阶段。随着政府的介入和市场的迅速扩大，到一定时候，股市可用于投资的资金枯竭，新发行的股票已无法认购，投资者开始意识到，股票价格已升得太高，股价与其基本价值已无任何联系，股票价格开始下跌。相对于繁荣程度的大小，股价下跌的速度有缓有快，这里就开始了调整或崩溃阶段。在发生这样的价格下跌后，投资者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才能重新获得信心。这主要取决于价格下跌的程度，也取决于一国当时的利率、经济增长、公司利润率、通货膨胀、其他投资方式的收益、政府对鼓励股市发展的刺激措施及机构投资者的行为等。在这一调整阶段，许多投机者会成为投资者，他们不愿亏本卖出，把股票作为长期投资形式持有，希望将来价格回升。
⑤成熟阶段。当最初的投资者重新获得信心，而且在第一次价格跌落时未受到损失的新投资者也参加市场活动后，一个新的成熟阶段也就开始了。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加入市场活动，会促进市场逐渐走向成熟，交易量会趋向稳定，投资者也会更有理性，股票供给范围更大，流动性也得以增强。股份虽然会继续波动，但已变得不那么剧烈。如果出现大幅度的价格波动，这通常是由于重大政治、经济问题，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大幅变动，其它重大经济政策调整和政府过度干预等因素所致。
我国的证券市场经过了前四个阶段，现正在进入第五阶段。目前，我国深沪两地上市挂牌交易的股份公司1000余家，股票总市值近4万亿元，流通总市值1万亿余元，是一个影响力日大的和发展中的市场。
2、证券市场的发展与政策调整
在正式确立了证券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以后，我国的证券市场开始向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对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重新评价，确立了其作为直接融资市场的身份，而且通过各种具体措施来提高证券市场的地位(如证券法的出台等)；二是在市场的规范化方面下了大力气，特别是在规范政府的监管行为上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使过去的投机市、政策市的状况大有改观；三是市场的投资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投资者的结构有了改进，使得市场呈现稳步上扬的格局，与经济大环境的走势基本相符。这些变化，得益于证券市场的政策改进。在证券法出台后，国家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法规，在规范投资者、上市公司、政策的行为上有了很大进步，使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成为主流。这些政策变化有以下几方面：第一，针对整个股票市场投资者分散，易于造成股指剧烈波动和投资者行为难以规范的缺陷，着力培育和发展长期机构投资者，如组织大型证券投资基金，改组证券公司以扩大其股本，允许和鼓励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入市买其股票，允许保险公司资金入市买卖挂牌交易的证券投资基金等，允许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进入银行业同业拆借市场从事拆借、买卖债券业务，允许证券公司所持股票抵押贷款等，鼓励一批有资金实力的投资机构长期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以起到稳定市场、规范市场的目的。这些政策的出台，为证券市场创造了一个逐渐改进的市场环境。不过，也要看到，目前我国机构投资者的行为还没有一个规范化的约束机制，上市公司的质量没有相应提高，再加上市场上机构投资者的资金与散户投资者的资金之比为1∶10，存在严重的结构偏差，机构投资者的作用无法得到有效发挥，其行为也不规范，短期化倾向严重。须知，营造机构投资者、长期投资者生存发展的市场环境，是证券市场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环节，发展中国证券市场之所以会经历五个阶段，而且还会出现反复，其重要原因就是市场投机严重，投资者的行为长期无法规范。所以，造就一批高质量、规范化运作的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是十分必要的。我国准备在现有机构投资者的基础上，再发展和造就一批大型证券投资基金，以增强机构投资者的实力。如果能够在2-3年内使机构投资者与散户投资者的市场资金实力之比，由目前的1∶10变为3∶7或4∶6，我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也就有了可行的基础。第二，政府行为不断规范，按市场规则监管证券市场的政策环境正在形成。这是我们看到的最可喜的变化，前十年我国证券市场的不规范，除了市场本身的运行原因外，主要是由于，所谓政策造成的剧烈波动给投资者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上市公司资源的行政配置造成了利益的再分配格局和加大了市场风险。政府的不合理干预造成了投资者和上市公司行为的扭曲等。可以说，当时是以行政管理和计划经济的思维在经营和控制这一高风险的市场，结果该管的没去管，不该管的管得太多，给市场的发展造成了障碍。目前，这些障碍正在逐步消除，其表现有：
一是正在逐步推行股票发行审核制，取消股票上市的指标分配。今后企业股票发行上市，不再需要政府控制和分配的发行指标以及地方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推荐，而是只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经省级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同意，股票主承销商就可向中国证监会推荐并报送申请文件，证监会对拟发行的股份公司核准后，由外部专家组成的发行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批。这是按市场规则分配资源的重大改进，也是规范证券市场的重要步骤。过去实行的所谓发行额度分配办法，是典型的政府经营市场的体现，由此造成了政府、上市公司、投资者行为的巨大扭曲。如1993-1994年的市场崩溃，深沪两市股指在一年半左右时间内暴跌80%，大多数股票价格被压缩在1-5元之间，投资者对市场失去信心，起因于国家公布在1994年度要新发行55亿股票。上市指标的行政分配，造成上市资源利用效率低。如为了控制上市公司家数采取数量控制，地方新发行的股票是大盘而家数少，形成人为资产膨胀；而为了控制股票数量不控制家数，则大量上市一些流动股极小的公司，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监控和防范，留下的漏洞比堵住的漏洞更多。更为严重的，为使国有企业脱困，大量经过包装的国有企业上市圈钱(如ST红光事件)，造成大量亏损或毫无发展前景的企业市场，给投资者信心造成打击。直到目前，许多大盘股国有企业的股价还在发行价附近波动，受到了市场的长期冷落，企业本身也没有变化。所以，改变股票供给方式，形成一个市场化的股票供求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是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二是通过股票发行价格的市场化改革，逐步消除一、二级市场上的价格套利机会。过去，股票的一、二级市场存在着巨大的差价(1-5倍)，使得一级市场的申购资金多达数千亿元，无风险套利盛行，而且那种发行方式给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提供了一个暴富的机会，由此产生了各种腐败行为(如已暴露的大庆联谊等)。通过股票上市的上网发行和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相结合，发行价格采取不事先确定而由市场申购者的需求确定等措施，为股票的合理定价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这样，一、二级市场价格的人为差别消失，使投资者处于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也消除了利用股票上市暴富的基础。
三是市场的扶优汰劣机制正在形成。这主要表现在，通过创设二板市场鼓励国内高新技术企业上市，鼓励重组的政策和退出证券市场的机制。目前，在我国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是真正的终身制，一只股票上了市，只要自己不宣布破产，即使早已资不抵债或已形成巨额负资产(如PT农商社、ST百文等)，股票照样交易，而且市场价格不低。投资者之所以敢于冒险买卖这种股票，就因为他们认定，这类企业不会真正破产清算，而是会有各种政策使其复生或以壳资源转让。对于这类已经结束其经营期的企业，要形成合理的淘汰机制，才会激发证券市场的活力，使投资者真正投资于有价值的股票。正在推出的连续三年以上亏损的上市公司逐出证券市场的试点，将是改变这一困境的良策。需要就此搞出一套具体实施办法。不仅如此，在实施汰劣的同时，也出台了一些扶优的办法，如对于国家需要鼓励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通过创设二板市场来促其发展，对这些企业采取更宽松的政策，只要求上市公司上市前有一年盈利记录、最低资本额为3000万元，并对这些股票不设单日买卖涨跌停板限制。该市场有可能在年内推出。这样，发展证券市场就与实施产业政策、提高企业竞争力紧密联系起来。历过十年的试点运作，我国的证券市场正以快速的步伐逐步走向规范。不过，要使证券市场走向成熟，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如上市公司和政府的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大户提前知道重大信息进行炒作的现象严重；大资金者的行为没有得到规范和监管，造成庄股盛行，短期炒作，给市场的稳定形成威胁；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监督薄弱，目前通过中介机构对上市公司业绩进行审核的机制不完善，虚假报表时有发生；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机制不完善，投资者没有更多的风险回避渠道，只有股指上涨才能获利，因而，投资者风险大，机构投资者尤甚等。这些问题的正确解决对于证券市场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三、证券市场与银行业协调发展
在证券市场规模扩大和市值增加的同时，作为银行资金的重要来源，居民的储蓄增量呈现不断下滑之势。从去年6月以来，居民储蓄增长率不断下降，有的地方已经出现负增长。这就引起了人们的忧虑，提出了银行和证券市场发展的相容性问题。从宏观资金总量看，从银行流走的一块资金进入了证券市场是必然的，问题在于流动的合理性和规模分配格局应该如何理解。
金融实证论文范文2
一、政府主导是当代金融市场的基本特征
金融市场作为当代经济的灵魂和神经中枢，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然而由于商品经济的内在缺陷，当代金融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也面临着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困难：1经常处于失衡状态的实体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实体经济与资产价格的超调，相互刺激，形成经济泡沫，往往会扭曲金融市场的原有功能。2金融市场上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无法加以控制。衍生金融工具繁荣造成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金融市场的一体化，金融市场任何环节的纰漏都可能因牵一发而动全身酿成金融灾难。3仅仅市场预期转坏就能通过金融市场的剧烈收缩，引发国民经济整体的通货紧缩。因为建立在乐观预期基础之上的信用是金融市场的核心和基础，而预期一般是很不稳定的。4金融市场吸引的资金来自于全社会的方方面面。资金来源的广泛性意味着一次金融灾难往往伴随着一次社会动荡，甚至引发社会暴乱。
为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为确保金融市场及时纠偏以发挥应有的功能，每个国家的政府都会对金融市场的运行实施必要的监管与调控，以免金融市场过度动荡，或者被拖垮。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金融机构形成了唇齿相依、利益共生的紧密关系：一方面，政府是金融机构的监管者，金融机构必须在政府允许的规则下运行，通过“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实现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市场化运作的金融机构尽管必须为自己的决策承担一切经济后果，但当它们停业或破产清算危害公共利益时，政府会给予它们必要的援助，政府与金融机构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二、财富基金易形成对东道国金融市场主导权的潜在挑战
东道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与调控，手段多样，渠道多种。但总体而言，它们都具备下面三个最明显的特征：第一，东道国政府处于金融市场最后贷款人的地位。第二，东道国政府在金融市场的主导权以铸币权为基础。第三，东道国政府的行政管理是金融市场有效运行不可缺少的。然而在财富基金参与的情况下，上述三大特征不再清晰，或者说东道国政府监管和调控金融市场的行为可能会受到意外的干扰。首先，财富基金不以东道国政府为最后贷款人。东道国政府充当最后贷款人，是为了避免金融市场的动荡诱发社会不安，是政策救市，不可避免地带有利益输送的色彩。然而对于财富基金而言，由于出身的不同，它不可能享受到国内金融机构的国民待遇。其次，在金融市场动荡时，财富基金可以成为仅次于甚至优于东道国政府的选择。在救市行为中，东道国政府往往会提出必要的整改要求，这必然迫使相关金融机构权衡利弊，部分求助于财富基金，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东道国政府的权威。再次，相对于国内金融机构，财富基金更容易逃避东道国政府的监管。规避管制是任何经济活动主体的本能。实力雄厚的财富基金通常尽可能地利用自身的资金优势，防患于未然，从而使东道国政府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失效。最后，在东道国政府调控金融市场时，财富基金在暴利的诱惑下可能逆向操作。逆向调控金融市场是政府干预的基本特征，然而这也意味着对金融市场的调控缺乏实体经济面的支撑，东道国政府必须承受财富基金“对着干”的风险。
在某种意义上，财富基金的进入意味着第二个政府的进入，传统的由一个政府监管金融市场的模式可能变成两个政府在金融市场上的博弈，其对金融市场正常运营的影响可想而知。尽管这种情况的出现要求有非常严格的前提条件，但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尤其是在经济实力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当然从实践看，财富基金凭借雄厚财力挑战东道国政府的监管和调控权威毕竟是理论上的。因为财富基金的投资代表的是一种国家行为，对东道国政府权威的挑衅行为势必导致两国关系的全面恶化，所以财富基金对东道国政府的威胁应该较小，即使有，恐怕也主要表现为霸权国家财富基金对弱国的攻击和讹诈。客观地说，财富基金对东道国经济的潜在威胁远远小于现有的对冲基金。
三、财富基金的“原罪”
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俄等国成立财富基金备受关注，只可能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出身有关，或者说这是财富基金承受的一种“原罪”。具体而言主要包括：第一，集中于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府手里的财富基金，回流东道国可能不再遵循既定的规则和渠道。第二，集中于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府手里的财富基金，不但不会为东道国金融机构所利用，反而可能成为它们的强劲对手。第三，既然财富基金是另类。乘其羽翼未丰就将其牢牢控制在手中就成为东道国金融机构的最佳选择。因此在积累足够的实力之前，财富基金想除去原罪的标签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今世界比较重要的金融市场，不管其地理分布，主导权都掌握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政府及其金融财团手中。财富基金问世多年，但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主导权一直没有被动摇过。2000年以前，欧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贸易盈余也好，中东的石油美元也罢，它们不是规模小掀不起大风浪，就是尽管量大，但美国有能力控制并且可以有步骤地加以利用。2000年以后，以中俄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或是受惠于迅速增长的贸易顺差，或是受惠于迅速攀升的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都诞生了巨无霸型的财富基金。这种巨无霸型的财富基金不仅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更因为其可能具有操控市场的力量，最终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恐慌和不安。尽管从目前的讨论来看，警惕财富基金的理由令人眼花缭乱，但其核心仍然是西方国家对金融市场主导权的担忧。从这个角度看，尽管资金回流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的稳定，但试图寄希望于发达国家让出甚至分享金融市场的主导权以换取发展中国家财富基金的进入，显然是不现实的。
金融实证论文范文3
一、财政和金融对国家财政安全的交互影响
1.财政、资金对国家财政安全的交互作用
财政和金融共同主导着社会资金的流动和资源的配置，极大影响着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方向，二者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冲突[1]。财政与金融都以资金作为载体，均担负着合理、有效调控经济以稳定物价、发展经济、促进就业的职责，有效调控的实现需要以财政和金融的健康运行为前提，也需要财政和金融从不同角度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因此二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协调性，正是二者的协调为国家经济安全提供了保障。然而，财政资金的筹集具有强制性，资金的使用具有无偿性，而调控重点在改善经济利益分配上，与金融非强制筹集资金、有偿使用资金、着重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等特点格格不入，因此，二者也存在着强烈的矛盾冲突[2]。这些矛盾冲突处理得当则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进而有助于维护国家财政安全，处理不当则会影响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最终也会危机国家财政安全。
2.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对国家财政安全的交互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是无处不在。金融风险是金融活动的内在属性，产生于多元的经济活动主体和不确定的经济活动，存在于一切金融活动[3]。由于金融与财政息息相关，一旦国家出现金融风险，国家财政为稳物价、保增长，势必扩大支出化解或减轻金融风险，扶持金融机构。这就打破了财政原有平衡，增加了财政负担，使得财政也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危机。
由于经济运行因素、政治因素、自然因素、技术因素等因素的影响，国家财政也面临着一定风险。财政具有分配资金的功能，因此当面临风险时，国家财政会动用一定金融手段来解决消弭风险，这就将财政风险转嫁给金融，增加了金融风险，进一步削弱了对国家经济的调控能力，对维护国家财政安全是极其不利的。
综上所述，财政和金融各自存在着一定风险，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通过财政与金融的交互作用影响着国家财政安全。要规避或减轻两种风险对国家财政安全的影响，需采取有效手段对财政与金融的交互作用进行监控、预警，即建立国家财政安全预警系统。
二、建立国家财政安全预警系统
目前，财政领域中极少有从财政金融交互影响的角度出发，建立国家财政风险预警系统的案例，但有学者通过研究国内外大量财政和金融案例，发现了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在形式与危害上的相关性[4]。因此，本文认为，要维护国家财政安全乃至国家经济安全，亟需着眼于财政和金融的交互影响，建立一套能够有效预警风险的体系，防止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相互转嫁，引起国家财政和经济的进一步恶化、失控。
1.系统的建立原则
财政金融交互影响下的国家财政安全预警系统的构建应坚持国情性、国际性、宏观性、可行性等原则。
国情性原则是指系统建立过程中所涉及的指标、警戒线、风险权重等需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选取、设定，需符合本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政策，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特点和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风险预警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系统建立的国际性是指系统需基于国际认准的金融风险管理指标和先进的财政风险管理理念，如《巴塞尔协议》、财政风险矩阵等[5]。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就必须与国际接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这样，国家财政就面临着国际国内的双重风险。因此，建立的国家财政安全预警系统需在指标概念及相关理念上与国际权威保持一致，这样才能同时预警国际、国内的风险，有效维护国家财政安全。
国家财政安全预警是国家财政风险的宏观管理，这就要求预警系统能够从宏观角度出发，整体性地反映财政风险。宏观性原则要求预警系统的指标具备高度概括性，且相互补充，能够客观、全面地反映财政风险的总体状体和变化，能够实现对宏观财政风险的完整描述。
可行性是指预警系统中的各项指标是切合国家财政宏观管理工作需要的，是适应国家财政发展和改革需要的，且在数据获取方面具有方便、及时、准确、权威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预警系统得到切实落实，才能真正发挥风险预警作用。
2.国家财政安全预警系统指标
财政风险根据表现形式的不同，可分为显性风险和隐性风险，其中显性风险包括直接显性风险和或有显性风险，隐性风险包括直接隐性风险和或有隐性风险。有学者结合汉娜财政风险矩阵和我国实际情况，指出国家安全财政预警系统应包含4个子系统、23个风险预警指标。4个子系统即直接显性风险系统、或有显性风险系统、直接隐性风险系统、或有隐性风险系统。
直接显性风险系统中包括财政集中率、税收弹性、财政赤字率、外债负债率、国债负担率、国债偿债率、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投资性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等10个指标，或有显性风险系统包括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资本充足率、失业率、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经产项目差额/GDP、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等7个指标，直接隐性风险系统包括预算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预算外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财政支出对财政收入的弹性3个指标，或有隐性风险系统包括M2增长率、股票市值/GDP、股票市盈率3个指标[6]。其中，直接显性风险系统中的指标透明度和确定性最高，风险可控性最大；有显性风险系统和直接隐性风险系统中的指标不确定性较大，可控性较小；或有隐性风险系统中的指标的不确定性最大，可控性最小。
这些指标涉及了对国家财政安全有重要影响的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财政活动和金融活动，较全面地反映了国家财政管理面临的风险因素，确可作为国家财政安全预警系统的预警指标。
三、结束语
金融实证论文范文4
论文关键词：产业结构调整，金融发展，中部地区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焦点之一。学者们通过大量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肯定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Stiglitz(1985)、Levine 和 King(1993) 、Levine和Zervos(1998)）。产业结构的变迁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相比经济总量的扩张而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更是决定了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于是很多学者将研究的的视角逐渐转入到产业结构与金融发展的联系中，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金融发展所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Binh、Park和Shin（2006）研究了不同金融结构对不同技术特征产业的影响，Wurgler (2000)、Fisman和Love (2003)分析了金融配置资本和社会资源的效率如何影响产业发展，这些研究的结论都证明了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对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互动性展开了探讨（Goldsmith（1969），Rajan和 Zingales (1998)）。
上述国外学者在对众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中，却鲜有关于我国的研究，且很少深入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变的关系。在国内，学者们对我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杨琳、李建伟（2002）研究了我国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联性，并指出金融发展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而现阶段我国的金融发展相对落后，面对产业结构升级对金融服务提出的更高要求，应加快金融改革。傅进、吴小平（2005）从金融的资金形成机制、导向机制及信用催化机制的角度，分析了金融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机理。曾国平、王燕飞（2007）理论分析了中国金融畸形发展的非常态模式，并通过实证说明了我国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变迁表现出的扭曲效应。史诺平 、廖进中、杨炜娜（2010）基于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制，对我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其结论显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存在长期相关关系，而金融整体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仅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日益凸显出来，各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金融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引起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有关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金融发展之间联系的研究日益增多。范方志、张立军(2003) 通过实证分析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指出了中西部地区金融结构转换速度不快金融论文，妨碍了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增长，而产业结构升级的滞后，又导致金融业发展缓慢和当地经济发展的落后。杨胜刚、朱红(2007)从中部经济塌陷、金融弱化入手展开研究，研究认为中部地区金融发展有利于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但是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之间不存在有效互动，资金的使用未能实现优化配置。这些研究仍然将重点集中于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且并未对产业结构调整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做进一步研究。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金融发展滞后，那么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合理性是否是造成金融发展滞后的原因？这需要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因此本文拟从产业结构调整入手，试图全面揭示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对金融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期在中部崛起中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推动金融发展提供可选择的政策建议。
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下的金融发展
改革开放以前，受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影响，中部地区主要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第一产业和以军工、重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而改革开放后，由于国家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东部沿海地区作为发展的重点带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而中部作为国家农业和工业原材料基地的定位却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性（如下表1所示）。
表1 2008年我国分地区产业结构比较
全国
中部地区
东部地区
东北地区
GDP占比
100
19.3
54.3
8.6
人口占比
100
27.1
36.7
8.3
工业占比（%）
100
19.02
55.94
8.96
第三产占比（%）
100
17.2
58.22
7.86
三产结构（%）
11.3:48.6:40.1
14.6:50.9:34.5
6.8:51.7:41.5
金融实证论文范文5
关键词：实证会计研究；会计理论；学术范式；学术批评
一、引言
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著名会计学者瓦茨和齐默尔曼所著的《实证会计理论》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会计界以来，实证研究这一研究方法及其相关的问题就受到了会计学术界广泛的重视。近10年来的发展，实证方法已逐步为中国会计学术界所接受并得到了相当的应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99年全年和2000年1～6月，代表中国内地经济学最高水平的学术杂志《经济研究》，已经发表的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财务、会计论文（包括财务会计专业研究人员撰写的微观经济类专题的论文）就有20篇。由于学科划分以及对论文主题所涉及领域方面的认识，这种统计可能不甚精确，但不可否认，作为相当注重研究方法（尤其强调实证研究方法）的国内一流经济学学术期刊，正在刊登越来越多的实证会计研究论文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同样，被公认为中国内地会计学最高水平的学术理论刊物《会计研究》，收录发表的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撰写的会计论文也越来越多。近年来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撰写的会计学博士学位论文也日渐增多。种种迹象表明，实证会计研究正试图取代规范研究，成为会计学术研究的主流范式。
笔者认为，在实证研究这一方法被引进中国将近10年的今天再讨论这个问题，已经不能仅停留在方法的介绍或规范和实证两种研究范式孰优孰劣的比较评判层次上，而应当将学术研究中，中国会计学者在方法应用上存在的问题揭示出来，并总结消化、吸收西方会计研究中的先进方法。正因为如此，笔者总结了中国学者应用实证方法撰写会计学术论文时存在的问题，同时，针对性地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笔者希望借助评论同行文章这种特殊的方式，为在会计学术研究中建立并形成良好的学术批评风气尽一点绵薄之力。
二、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在中国接受实证会计研究方法近10年的过程中，学术研究的方法论的争论可谓层出不穷。
种新的学术范式之所以能够得以诞生并进而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原因需要认真予以分析和总结。笔者以为，搞清楚包括经济学、会计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关系，是展开讨论的基础。
价值判断是对某种特定事实内容所作的“公正”或“不公正”、“合理”或“不合理”、“好”或“坏”、“好些”或“坏些”等的评价和预言。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政治、法律、道德的观念中，价值判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表达政治要求、决定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道德高尚还是低下等不可缺少的语言工具，也是进行行为选择和政治选择的前提。但是，在作为经验科学的经济学研究中，占重要地位的首先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
从认识逻辑来看，价值判断仅仅是一种根据特定的价值标准作出的判断性评价和立场取向。它既不能排除别人对相同的事实持相反的立场，也不能提供可由其他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信息，因而不具有科学预言能力。相反，事实判断则包括了可由各个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论断，即事实是怎么回事，它已经怎样或将来会如何，因而能够在经验上被证实或证伪。不仅如此，价值判断也不能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即事实在逻辑上并不包含它的评价。
强调事实判断在包括经济学、会计学等在内的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不意味着在理论研究的整个活动和过程的所有方面都不应有价值判断。一般来说，在研究对象的选择、认识目标的确定、研究方法和分析结果的选择等领域和方面，需要进行价值判断。因为每个研究者既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爱好选题，也可以根据政治、道德和信仰选择实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此时没有价值判断是不可想象的。比如说，当前中国会计实务中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泛滥，作为会计学界的研究者，展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既有理论上的价值，又有现实的意义，同样也符合社会大众对消除这种现象的情绪需要。但是，在学术理论研究的内容领域，也就是在认识过程和理论形成过程之中，却不允许价值判断插足。如果在内容领域借助于价值判断，就会使认识过程从一开始就引入“信仰”问题，这只会使认识过程扭曲，得不出科学的结论。再以当前中国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为例，如果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会计造假是由于会计人员的法制观念薄弱，或是由于传统的会计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建设市场经济的改革需要的所谓“先验信仰”，那么，按照如此的基础作出的分析必然会在结论上发生偏差。另外，有人强调科学家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指出一些伟大的学者都有着鲜明的价值观和强烈的历史责任，但没有说明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责任在他们的科学生涯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仔细加以考察，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对他们选择科学课题、坚持科学信仰和从事艰辛的科学探索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对其科学认识和理论创造过程本身则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他们正是在抛开了价值判断而专注事实判断的情况下，才有了科学的创造。因此，在一些社会学科的研究中，在获取信息和认识客观事物内在联系的范围内，保持价值自由前提，避免进行价值判断是必要的。
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规范研究是根据“应该如何”提出命题，而实证研究则以“是怎样的”来提出命题，这两种命题提出方式上的差异，决定了实证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以价值自由为前提的。作为经验科学的会计学研究，以价值自由为前提能够保证采用实证方法所作的理论探索是一种以事实判断为基础的研究活动。虽然，研究者在具体从事研究工作的过程中以及结论的形成上，会犯下方法上的错误和产生各种逻辑上的漏洞，但这些问题并非是由于实证方法本身产生的，而是属于方法运用不得当造成的。理论研究中，以价值自由为前提的实证研究方法，是知识累积的重要手段，也正因如此，实证研究才能成为许多社会学科进行学术理论探索的主流方法，才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并得到学术研究人员的广泛认可和接受。
三、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
在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的论争中，引起认识混乱的原因恰恰是对实证研究方法本身了解的不够深入、认识的不够清晰。
实证分析可以分为理论实证（或逻辑实证、分析性实证）或经验实证（empirical）两个相互联系而又可以独立进行的部分和阶段。前者的任务在于提供一个概括的体系或框架（framework），对现实关系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作出理论上和逻辑上的分析和解答；后者的目的在于对理论实证得出的结论和假说进行经验检验，以确定其真理和谬误所在，亦即证实或证伪。因此，进行实证分析，首先要建立理论模型，提出理论假设，进行抽象的、深入的理论分析，然后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经验检验，证实或者证伪假说，得出带规律性的结论，亦即达到理论上的解释能力和预测价值。
虽然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可以分别进行，但同时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的。因为经验观察到的事物总是具体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都包括在其中，只有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从理论上说明了每个因素的作用和相互关系，才能真正理解并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性。不仅如此，理论概念和理论范畴并不一定能够作为实证分析的指标和工具。因为，理论概念必须抽象掉许多次要因素，而经验研究所定义的指标及其据此获得的资料和数据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在进行经验实证时，必须注意从理论概念向实证指标的过渡，实证指标的选择和设计必须尽量与理论概念相接近。这样，才能保证实证结论的严密性。
当前，不少中国会计学者进行的经验实证分析，都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缺乏应有的理论指导和理论分析的框架，尤其是缺乏足够的微观经济学、金融理财学等会计的“基础学科”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经过严谨理论研究之后得出的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理论。缺乏基础性理论框架，就变成了为实证而实证。尽管这类研究中，作者搜集了数据，构造数学模型并作了回归分析，但是由于缺乏理论指导，给人一种玩弄数字游戏的印象。因而，其结果的解释能力和预测价值就值得怀疑。对会计研究而言，由于缺乏经济学和财务学的理论框架和相应的经验实证的结果，造成了不少研究要么不加分析地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相关理论框架作为展开研究的基础性理论，要么简单地以“中国特色”为由，笼统含糊地将现实观察到的现象加以总结描述，即作为被检验的假说。如果说，在中国实证会计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把西方学者用英语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的模型或分析框架拿过来，照着他们撰写实证论文的典型步骤和程式，加上中国的经验数据，做一遍练习题，是一种学术革命的先驱行为的话，那么，在经过了起步阶段的摸索之后的今天，再继续这种“照着例题做习题”的方式进行研究，就不得不说这是中国会计学术研究的悲哀了。
金融实证论文范文6
关于金融危机论文参考文献：
[1]周善文，林哲夫国际会计界定及模式比较研究[J].财贸研究FinanceandTradeResearch，1996（1）：67.
[2]窦仁政，陈巧风国际会计准则及其对银行业的影响[Z].2006-04-05.
[3]宋志国黄丽新，金融危机下对国际会计准则建设及会计信息披露的两点建议[J].财务与会计，2010（4）.
[4]宋光磊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会计准则研究[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2
[5]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
[6]黄烨菁.开放条件下的技术进步——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J].世界经济研究，2008，(6)
[7]奥古斯托·洛佩兹-克拉罗斯，迈克尔·E·波特，克劳斯·施瓦布.2005～2006全球竞争力报告：为充满希望的繁荣而制定的各种基础性政策[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8]张杰，刘志彪，郑江淮.出口战略、代工行为与本土企业创新——来自江苏地区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1)
关于金融危机论文参考文献：
［1］邵佳，现代金融危机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12）。
［2］周伟，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比较研究－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与越南危机为例，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01）。
［3］肖才林，美国经济危机的原因及启示《商场现代化》2008.11。
[4][法]米歇尔·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版。
[5]蔡来兴、朱正昕、晏小宝主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宏观经济管理》，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6页。
[6]此为作者2016年6月随团访问欧盟总部机构时对方所谈。
[7][德]塞巴斯蒂安·杜里恩、汉斯约里·赫尔、克里斯蒂安·凯勒曼著，郭建南译：《危机后的反思——西方经济的改革之路》，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8]张正堂，刘宁.商业银行人力资源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9]阎庆民，蔡洪艳.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框架评价研究[J].金融研究，2013，（6）.
[10]张鑫.基于人力资本产权的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研究[D].南京：河海大学，2014，（22）.
[11]曾康霖，虞群娥.论银行家人力资本及其价值创造[J].上海金融，2014，（1O）.
关于金融危机论文参考文献：
[1]孙立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与中国宏观政策反应效果研究——基于开放经济DSGE-VAR模型[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3（02）：35-45.
[2]纪明，曾伟平.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结构与贡献——基于金融危机冲击角度的考察[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9（04）：41-46+52.
[3]陈志刚，夏苏荣，陈德荣.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贫困的影响——基于经济增长渠道的实证估计[J].世界经济研究，2014，05（08）：8-14+87.
[4]朱怡然.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以农业贸易为例[J].中国经贸导刊，2014，11（23）：7-8.
[5]孙一平，王翠竹，张小军.金融危机、垂直专业化与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基于中国HS-6位数出口产品的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3，02（05）：18-26.
[6]周丽丽.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传导机制与应对措施[J].生产力研究，2013，04（06）：51-52+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