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运用1996－2015年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规模减少了中部六省城镇贫困人口的实际收入，金融发展效率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中部六省人力资本提升增加了城镇贫困人口的实际收入，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增加了中部六省城镇贫困人口的实际收入。因此，在金融发展问题上，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在进行金融改革、提升资金配置效率的同时，中部地区政府还需要采取积极、可行的措施实现金融资源的配置公平。
关键词：金融发展；减贫效应；中部地区
1中部地区的城镇贫困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中国的反贫困事业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认为，中国是全球减少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率先国家，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大规模贫困人口的减少，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15年的5575万人；贫困发生率也从1978年的31％，下降到2015年的5．7％。但是，与农村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不同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开始日益凸显。与农村贫困不同的是，我国长期以来没有制定权威的城镇贫困标准，也没有统一的贫困线。近年来，部分国内学者对中国城镇的贫困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根据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骆祚炎（2006）估算了我国城镇2000—2004年的贫困人口分别为：2295万人、2883万人、3766万人、3912万人和4071万人。因为缺乏国家权威部门的认定，这些研究都只能为判断中国城镇贫困状况作为参考。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与农村贫困一样，我国的城镇贫困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根据王有捐（2002）的测算，2000年我国东、中、西部的城市贫困人口分别为272万人、582万人和196万人，占全国城市人口53％的中西部地区占了全国城市贫困人口的将近75％。全国总工会2002年进行的调查也表明，全国城市贫困总人口中，东、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21．9％、52．9％和25．2％，其中，中西部地区合计占到了78．1％。具体来看，中西部地区的资源枯竭的矿山城市、老工业基地城市，以及原“三线”军工企业所在的城市是贫困人口主要集中的区域。此外，如表1所示，亚行专家组对于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也表明，我国城镇贫困发生率较低的省份多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而西部内陆欠发达地区城镇贫困发生率普遍较高。中部地区居两者之间，并且中部六省内部城市贫困率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湖南、安徽、江西处于次低区域，湖北处于平均区域，河南、山西则处于最高区域。
2中部地区金融发展与城镇贫困的实证检验
2．1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2．1．1实证模型
为了分析中部六省金融发展与城镇贫困之间的关系，建立如下的回归模型：
2．1．2指标选取
（1）贫困人口收入的指标（YP）。因为缺乏各省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数据，只能以城镇贫困人口的收入表示中部六省的贫困状况，并将按收入等级分类的占总人口20％的城镇最低收入人群的平均实际收入，作为为贫困人口的人均收入。（2）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FIR）。人们普遍使用Goldsmith（1969）提出的金融相关率（FIR），衡量金融发展规模。它表示一国或地区金融资产总额与GDP的比值。在我国间接融资主导的金融体系中，银行业居垄断地位，它对各省贫困状况产生最重要的影响；所以，对于金融发展规模指标，我们采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地区GDP的比值。（3）金融发展效率的指标（FE）。对于金融发展效率，以银行贷款中非国有经济贷款的比重来衡量，这是很多研究的普遍做法。但是，因为在整体经济中国有经济的地位，王志强、孙刚（2003）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他们认为，金融发展效率可以用贷款与存款的比值来衡量，该比值越大，说明金融发展效率越高，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越注重效益、风险。（4）人力资本的指标（H）。人力资本以财政总支出中政府教育支出的比重来衡量，在已有的研究中被大量采用。但是，人力资本的形成包括个人、企业和政府的教育投资，目前个人和企业教育支出我国缺乏统计数据，人力资本单纯以政府的教育支出衡量存在较大的缺陷。所以，对于人力资本，本文采用受教育年限法进行计算。（5）经济增长的指标（LnRGDP）。以人均实际GDP衡量经济增长，是大多数学者的普遍做法，我们亦选用人均实际GDP作为控制变量。同样，我们采用其自然对数形式（LnRGDP），以防止异方差。（6）收入分配的指标（CR）。在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中，基尼系数是最常用的，但是各省的基尼系数很难计算得到。考虑到我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我国总体收入差距最主要的因素。衡量城乡收入差距最简单、最有效的指标就是城乡收入比率。
2．1．3数据说明
在金融发展指标中，GDP的数据源于《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2016）；金融机构的存款、贷款余额的数据源于《中国统计摘要》（2016）。人力资本的计算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6－2010）和《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其他年份，则采用1％的抽样调查数据，并进行合理的换算。本文涉及的其它数据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7－2016）、《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1997－2016）、《中国金融统计》（1997－1999）和《中国金融年鉴》（2003－2016）、中部六省《统计年鉴》（1997－2016）。本文直接剔除了一些数据的价格水平波动影响，并对相关数据取了自然对数值，以减少数据变动幅度。
2．2实证分析过程与结果
本文首先以WooldridgeTest判断面板数据是否存在自相关，不存在一阶自相关为该检验的原假设。检验结果表明，面板数据的P值为零，原假设被拒绝，即变量数据存在自相关。其次，本文检验面板数据是否存在异方差，不存在异方差是该检验的原假设。检验结果表明，面板数据的P值非常小，原假设被拒绝，即变量数据存在异方差。根据上述检验结果，因为面板数据存在自相关结构和复杂误差，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均不适合作为估计模型，所以，本文采用FGLS（feasiblegener－alizedleastsquares）方法进行估计。从方程（a）可知，1996－2015年间，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在1％的显著水平下减少了中部六省城镇贫困人口的实际收入；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的提升、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1％的显著水平下增加了中部六省城镇贫困人口的实际收入。加入金融发展效率（FE），由方程（b）可知，1996－2015年间，金融发展规模，在1％的显著水平下减少了中部六省城镇贫困人口的实际收入，金融发展效率（FE）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中部六省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提升，在1％的显著水平下增加了城镇贫困人口的实际收入；中部六省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1％的显著水平下增加了城镇贫困人口的实际收入。
3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与农村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不同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开始日益凸显。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我国的城镇贫困和农村贫困一样，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中部六省内部城市贫困率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湖南、安徽、江西处于次低区域，湖北处于平均区域，河南、山西则处于最高区域。在此基础上，运用1996－2015年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规模减少了中部六省城镇贫困人口的实际收入，金融发展效率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中部六省人力资本提升增加了城镇贫困人口的实际收入，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增加了中部六省城镇贫困人口的实际收入。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引申的政策含义：在中部地区金融发展过程中，一味强调资金效率的提高而忽视金融资源的公平配置，肯定会恶化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所以，在金融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必须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在进行金融改革、提升资金配置效率的同时，中部地区政府还需要采取积极、可行的措施实现金融资源的配置公平。首先，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金融机构还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具有运用资金支持低收入弱势群体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其次，努力减少金融信贷配给，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对传统部门的融资融通，降低融资门槛，改善融资条件，并以此增加传统部门就业的低收入群体收入。最后，规范完善普惠金融体系，使所有经济主体能够以合理成本享受平等的金融服务权利，尤其应惠及被金融机构所忽视的贫困群体。
参考文献
［1］骆祚炎．我国城镇贫困人口规模再估算［J］．财经科学，2006，（9）．
［2］王有捐．对目前我国城市贫困状况的判断分析［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6）．［3］王志强，孙刚．中国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J］．管理世界，2003，（7）.
作者:桂立 单位:长江职业学院财会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