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研究论文范文1
关键词:物流金融融通仓仓单市场物流银行物流保险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资本和物资交流日益频繁,这促使我国物流产业和金融产业迅猛发展。在网络和通信技术广泛应用的条件下,物流和金融之间强大的吸引力已经产生学科交融的奇葩,它给物资流通带来的巨大影响被敏锐的学者准确地捕捉到,进而从理论的高度构建出一个崭新的平台—物流金融。
物流金融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
国内物流金融的理论研究最初是沿着物资银行、仓单质押和保兑仓的业务总结开始的。早在1987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陈淮就提出了关于构建物资银行的设想。90年代初期也有学者发表文章,探讨物资银行的运作。但是,那时的“物资银行”还带着非常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主要是探讨通过物资银行来完成物资品种的调剂和串换。由于物流的概念没有被充分发现和认识,所以当时的物资银行的概念与现在的概念存在较大差异。
1998年4月,时任陕西秦岭曾氏有限金属公司总经理的任文超探讨了利用“物资银行”解决企业的三角债问题,是这一概念的一个突破。随着物流学的不断发展,物资银行的概念也逐渐发展成熟。2003年9月,西安交大管理学院的学者于洋、冯耕中,2004年任文超以及2005年华中科技大学的王治等,都对物资银行的含义重新进行了研究,得出了比较规范的概念。仓单质押业务的理论总结始于1997年6月,当时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张平祥、韩旭杰对粮棉油货款的仓单质押业务展开了研究,但是并没有将物流的概念结合进来。
此后,随着物流学的兴起,相应的研究开始增多。2001年,烟台大学的房绍坤;2002年,学者孙宁;2003年,东南大学的郑金波;2004年,学者邵辉等对此都进行了研究。该业务与物流业发生紧密联系只是近几年的事。对于保兑仓业务的研究则是基于仓单质押业务而衍生出来的。
物流金融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成果是“融通仓”的研究。2002年2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罗齐和朱道立等人提出“融通仓”的概念和运作模式,迄今仍有系列成果推出。2004年5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邹小、唐元琦首次提出“物流金融”的概念,定义了它的内涵和外延,“物流金融”被正式确立为一个新的研究平台。至此,物流金融的研究对象、研究方向基本确立,并且与实践相结合归纳出了一系列的运作模式。在学科概念的发展过程中,也有学者做出探索。2005年3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陈祥锋、朱道立提出了与物流金融相类似的“金融物流”的概念。但因其相对于“物流金融”在表达上不够准确,续用者不多。物流金融领域的另一项标志性成果是“物流银行”业务的出现与普及。2004年,广东发展银行在“民营100”的金融平台基础上及时推出了“物流银行”业务,期望有效解决企业的融资与发展难题。从2004年底至今物流银行业务迅速在各行业中得到应用,如中储与华夏银行的合作,福建中海物流公司、泉州正大集团与中信银行的合作等等。物流银行业务是以产品畅销、价格波动幅度小、处于正常贸易流转状态且符合质押品要求的抵押或质押为授信条件,运用实力较强的物流公司的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将银行资金流与企业的物流有机结合,向客户提供集融资、结算等多项银行业务于一体的银行综合服务业务。可以看出“物流银行”是“物资银行”业务的升华,具有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远程化和广泛性的特点。物流金融近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基于网络技术的物流金融产品设计和风险管理等领域。
物流金融的相关概念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邹小芃、唐元琦首次定义了“物流金融”的概念。他们认为物流金融就是面向物流业的运营,通过开发、提供和应用各种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有效地组织和调剂物流领域中资金和信用的运动,达到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的有机统一。这些资金和信用的运动包括发生在物流过程中的各种贷款、投资、信托、租赁、抵押、贴现、保险、结算、有价证券的发行与交易,收购兼并与资产重组、咨询、担保以及金融机构所办理的各类涉及物流业的中间业务等。物流金融是为物流产业提供资金融通、结算、保险等服务的金融业务,它伴随着物流产业的发展而产生。物流和金融的紧密融合能有力支持社会商品的流通,提高全社会的福利。该定义指出了物流金融所研究的领域和基本的研究方向,它还强调金融创新思维和金融工程技术的运用。
“融通仓”作为物流金融领域的重要概念最早是由复旦大学的罗齐和朱道立在2002年提出。朱道立等人系统地介绍了融通仓理论。他们认为,因为融通仓所涉及的对象数量众多,要想把这些分散的个体有机地连接起来,实现资金、信息和物流的结合,除了借助先进的信息通讯系统和交通技术之外,还要用系统的思想和方法设计出切实可行的模式和结构,包括基于动产管理的融通仓运作模式、基于资金管理的融通仓运作模式、基于风险管理的融通仓运作模式等三种。他们设想的融资结构有纵向结构、横向结构、星状结构和网状结构四种。这些结构的设想主要是来自对不同环境与规模类型的企业给出的因对象而异的分析。基本思路是以“仓”为突破口,运用各种各样的信息传递程序,实现对仓中动态的物资的计价,使它们可以与资本实现转化。资本、物流、仓储是企业运作过程中流动资产的三个代表性的形态,它们覆盖了企业日常运作的全部流程。朱道立等人的理论研究强调物流对金融的融资功能的辅助,注重基于银行服务的讨论,给出了第三方物流企业扩大服务范围,开发新的高利润服务项目的思路。其中虽然涉及了物流金融的结算职能,但没有把它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讨论。
物流金融理论在实践中另一个重要的应用是物流银行业务的开展。物流银行打破了固定资产抵押贷款的传统思维,创新地运用动产质押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广发银行在国内物流银行业务的开拓上走出了第一步。广发行对生产企业的一个(或多个)品牌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的经销给予支持,改变了以往单个经销商达不到银行授信条件而无法获得银行支持的局面,同时银行通过全国范围内的经销商和生产商内部的调剂,分散了风险。“物流银行”与前面的“融通仓”在寻求对流通中的资产进行评估的思路上保持了一致,区别是它更多地站在银行努力寻求在扩大贷款的同时控制风险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物流金融理论的研究发展
在“物流金融”概念问世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涉足这个领域,他们的研究丰富了物流金融学的内容。刘高勇(2004)从网络技术的角度讨论了企业物流与资金流的融合。他论证了网络环境下企业物流与资金流融合的可能,其中信息充当物流和金融整合的媒介,对生产和经营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陈祥锋、朱道立(2005)提出了面向供应链的金融物流的概念,尝试从物流金融提供者的角度转换到物流金融的客户角度来开展分析。徐莉、罗茜、熊侃霞(2005)介绍了物流银行业务的特点与作用,指出开展物流银行业务面临的风险,并就风险防范和利益分配等问题提出设想。王颖琦(2005)介绍了物流保险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唐少艺(2005)以UPS和和广东发展银行为案例,描述了第三方物流企业和金融机构开展的物流金融业务,向准备在我国开展物流金融业务的企业提出了针对市场现有状况合理运作的建议。邹小(2005)在《管理塑料价格风险的利器:网上中远期仓单市场》一书中指出,在传统现货批发市场基础上综合运用现代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模式而建立的中远期仓单市场,是全新的流通方式,极具创新意义和推广价值,能大幅降低物流成本,有效满足业界规避价格风险和违约风险的需求。该书以浙江塑料城网上交易市场为代表的仓单市场作为研究对象。从阐述仓单交易市场的基本内涵、形成、现状、功能作用和市场运作等角度入手,对网上中远期仓单市场的组织架构、市场管理、交易者、交易行为、交易目的等进行论述,对市场的操作流程和基本制度作了详细的解说,研究了衍生品交易和物流服务如何结合并产生效益和控制风险。唐少麟、乔婷婷(2006)用博弈分析的方法从风险控制的角度论证了对中小企业开展物流金融的可行性,指出相应的风险可以通过规范管理制度和采用新的管理工具(主要是管理信息系统)加以有效控制。
现实世界里,“资金”、“原材料”、“库存”这三种资产形态经常相互转换,而转换过程通常很难受到全程不间断地跟踪,特别是“物流”的过程在先进的通讯和信息技术得以广泛应用之前是很难被考察的。因而传统的会计学和金融学在研究企业运作时通常取其“现金”或“库存”的静止状态进行分析,很少涉及动态的转换。“物流金融”的长处就是能解决运动中或处在不稳定状态下的资产利用的问题。它好比社会科学中的“微积分”,使商业领域中的变量可以计量。
通过众多学者的努力,物流金融的理论体系初步建立,明确了融资、结算、风险控制等主要职能,总结出替代采购、信用证担保、仓单质押、买方信贷、授信融资和反向担保等服务模式,在实践中收到成效。UPS的综合性物流金融服务、中储股份的仓单质押融资业务、广发银行的“物流银行”、TCL应用融通仓思想开拓手机市场等案例对理论做出很好的印证。
结论
中国的物流金融研究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学术界已经充分论证了开展物流金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确立了开展物流金融的主体,提出了以不同主体为核心开展物流金融业务的多种模式,并且与实践相结合,指导相关行业运作。但是物流金融服务的开展仍然要面临许多问题,比如:如何有效地管理物流金融业务所带来的风险;金融工程技术在物流管理中的应用;物流金融服务收费标准;信用评估系统建设;账单和支付管理系统的完善以及企业应用物流金融时会计记录怎样才能更加合理;运筹学的理论如何在物流金融的体系中最大限度的发挥功效等。这些细节问题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研究解决。
参考文献:
1.陈淮.关于物资银行的设想[J].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87(3)
2.张平祥,韩旭杰.粮棉油贷款仓单质押的意义与建议[J].济南金融,1997(6)
3.任文超.物资银行及其实践[J].科学决策,1998(2)
4.房绍坤.论仓单质押[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4)
5.罗齐,朱道立,陈伯铭.第三方物流服务创新:融通仓及其运作模式初探[J].中国流通经济,2002(2)
6.孙宁.仓单质押贷款的操作要点[J].农村金融研究,2002(3)
7.郑金波.仓单质押的管理[J].中国物流与采购,2003(15)
作者简介:
邹小,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金融研究论文范文2
关键词：金融机构；自律；监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和经营金融业务的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邮政储汇机构、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外资金融机构等。对于从事金融业务的这些机构而言，诸如市场风险、制度风险、机构风险等是客观存在的，不仅对其经营具有负面影响，而且还可能引起国家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动荡。同时，除了这些客观存在的风险之外，由于金融机构违规操作等主观因素带来的风险也因其极具破坏性，而日益受到监管当局的关注。
一、金融机构违规操作现状及金融监管的主要模式
（一）现状
目前，我国金融业最大的风险来自于传统体制的影响以及监管失效导致的违规。如长期以来积累的体制性、机制性因素，如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有企业建设资金过分依赖银行贷款，银行信贷资金财政化的现象；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不善，造成庞大的不良债权，导致金融资产质量不高的状况；金融机构业务中违反利率政策，采取各种方式高息揽存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存在。此外，我国证券、期货市场也存在不规范的经营、违法违规现象，如一些证券机构和企业（包括上市公司）与少数银行机构串通，牟取暴利，将股市的投机风险引入银行体系；一些企业和金融机构逃避国家监管，违规进行境外期货交易，给国家造成巨额损失；上市公司不规范，上市甚至成为扶贫圈钱的手段。对此，我们要做的就是要采取相应措施，遏制上述风险，防患于未然。
(二)监管模式
为防范金融风险，各国都通过采取不同的金融监管模式来规范金融机构的行为，规避风险。由于不同经济发展和文化背景以及立法等，各国的政治背景、地域、文化、经济发展进程、法制传统以及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经济的监管也各不相同，各国金融监管框架和组织结构千差万别，并没有统一固定的框架。目前有影响意义的金融监管框架和组织结构有两类：其一，以非制度化著称的英国模式，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即属此类；其二，以规范化闻名于世的美国模式，其监管比较严厉，日本、欧洲大陆国家多属此类。
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主要是采取政府监管为主导的监管模式，这种方式有诸多弊端。比如，在监管体制上，央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之间，各监管机构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各监管机构与分支机构之间，尚未建立起明确完善的协调机制；在监管内容上，偏重于合规性检查，风险性检查不足；在监管依据上，法规、规定不完备，监管活动随意性较大；金融业自律机制和社会中介机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监管资源不足，监管漏洞较多。因而，修正我国目前的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效率和监管水平是本文要研究探讨的重点。
二、自律监管在我国金融监管中的地位、理论依据
金融机构自律是指金融机构自行制定规则，以此约束自己的行为，实现自我监管、保护自身利益的目的。广义的金融机构自律不仅包括每家金融机构对自身行为的约束，还包括金融业的行业自律，即由金融机构联合成立的同业公会或会员制交易所，制定行业自律公约实行自我约束。本文就广义的金融机构自律进行研究。
（一）地位
金融机构的自律是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由于其主要基于金融机构的自觉行动，缺乏可操作性，而且由于企业存在诸如主观介入较多、灵活、弹性大等特点，易产生负面效应，如滋生腐败，因而不被重视。但作为非政府监管的一种，自律监管又具有监管成本低等优点，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在国外，自律在金融监管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瑞士主要的自律机构如瑞士银行家协会（SBA），它组织银行自律指南，包括交易期权和金融期货、抵押物评估、交易和衍生金融产品风险管理、证券交易行为指南等，并协助央行对资本外逃、逃税及类似的违法行为给予制止和处罚，在实际监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理论依据
金融机构自律的理论依据就是经济学当中的俱乐部理论。该理论认为，俱乐部成员如按俱乐部的规定约束自己的行为，就可以享受会员待遇，如果违规就要出局或接受其他惩罚。其实，违规造成的最大惩罚就是该会员将无法在类似组织中继续发展，享受以前的优待，而且即使从事其他活动也会因其有“前科”而受到歧视。就金融机构而言，促使其自律的压力和动力除了来自法律的威慑，还与这种俱乐部理论的进一步应用、完善密切相关。
三、激励金融机构自律的因素
（一）前提条件——完善监管立法
伴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金融法规体系也在不断发展、日趋完善，作为金融监管最强有力的手段，其主导地位在现阶段仍是不容动摇的，它也是促使金融机构自律的前提条件，是规范、公平竞争的金融市场的保障。要根据国内金融业发展的现状、国际金融监管变化的新趋势、内外资金融机构监管并轨的需要，做好相关法规的废、改、立工作。同时，强化对金融监管执法的监督，建议让非金融监管职能部门承担这一任务，如法律部门、内审部门，以防止出现监管漏洞。
（二）根本--提高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素质
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素质的高低是金融机构自律水平高低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而我国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素质远落后于金融业的发展水平，部分从业人员的违规、违法行为就会给金融业带来巨大的风险和损失，因而着力提高其素质已成为必要而紧迫的选择。对此，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改进：
1、完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资格审查制度
目前，现有的金融业还没有针对从业人员的严格、清晰的法律、法规、制度要求，作为风险较大的行业，要求从业人员具有诸如道德、知识、技能、心理、身体素质，因而要严格从业人员的准入制度，从源头上加以控制。
2、建立完善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激励机制”重在让从业人员不想违规，“约束机制”则使从业人员不敢违规。具体说来，在一般情况下，各国对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违规行为相对比较重视，而对按章操作、遵纪守法者却无相应的激励，以至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有违规经营逐利的动机，而无照章办事的动力。因此，笔者认为各监管部门要适当转变“禁止违法经营”的监管方式，改为“鼓励守法经营”的激励方式，以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降低为查处违规行为而投入的巨大成本，提高监管效率。
（三）核心——加强内部控制
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是金融机构的一种自律行为，是为完成既定的工作目标和防范风险，对内部各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从事的业务活动进行风险控制、制度管理和相互制约的方法、措施和程序的总称。从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概念看，其控制对象包括：决策机构和决策人，内部各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所进行的各项业务活动；其控制内容包括风险控制、制度管理和制约机制三大类别。重视和加强内控建设是金融机构稳健经营、持续发展的关键。
（四）关键——行业自律
行业自律具有双向性：对外能维护金融业的整体利益，对内能改进行业系统管理，加强同业约束。金融同业公会可担此重任，有效地弥补金融监管的不足。其自律监管范围主要是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针对微观操作行为与地方金融活动进行自我协定和约束，尤其是存款经营、贷款发放、结算制度、利率管理、产品开发、业务交叉、信息披露、违约制裁及同业纠纷等，并随业务的发展不断扩充其职能。（五）重要保障——发挥外部中介力量的作用
如英国实行报告会计师制度，其报告会计师的职责是定期报告有关银行的内控情况，检查监管当局的规定和要求的执行状况，核定银行数据和材料的准确性、完整性，并提出分析报告；再如，瑞士借助外部审计师事务所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这些事务所审查的内容包括：账目、执法严格程度、内控制度及银行家协会自律监管指南执行情况，如发现违规情况，被审机构要限期整改并上报监管核心机构FBC，费用由银行支付。
就我国目前中介监管机构的发展看，中介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的功能较为单一，通常只限于核定注册资本金，因此可借鉴英国、瑞士的经验，适当扩大会计师事务所的职能，采用其收费制度，以提高我国现有金融监管效率并降低监管成本，弥补单一依靠监管机构的不足，形成对金融业的社会监督，建立更为全面的监管体系。
（六）粘合剂——完善金融业信息披露制度
信息披露制度是金融机构防范风险的内控机制和外控机制的有机结合点。我国需要完善有效的金融业信息披露制度。
金融机构就要在国家有效监管的前提下“练好内功”，完善内控机制。在我国，立法和执法一直都重视国家监管，而对金融机构的行业自律和内控机制的完善没有足够的重视。这种内控和外控的不平衡削弱了外控监管的效果，无益于金融整体安全。而信息披露制度的设立和完善，再加上监管对信息披露的制约，有利于将国家金融监管的外控机制转化为金融机构的内控动力。国家监管对信息披露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的要求，就势必会给金融机构经营造成压力，使其增强透明度，由于金融机构的经营都处在大众的视线内，经营不善会导致公众对其信心的丧失，他们就会努力完善内控机制，避免违规操作，保持良好的经营状态。
因而在监管工作中，要将“他律”与“自律”相结合，以“他律”作为“自律”的有力保障，将“自律”视为“他律”的最终目标，促使金融机构从“他律”向“自律”过渡，从“外部约束”向“内部激励”转变，从而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促进我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国家外汇管理局赴英国、瑞士金融监管考察组.英国、瑞士金融监管现状及启示[M].
[2]谢平.自律理论启示金融监管[N].国际金融报.200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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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毅.论金融机构自律的基础[J].北京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9.
金融研究论文范文3
次贷危机表面上是美国房价走低、利率走高所致,根本原因是资金供应方降低信贷门槛、忽视风险管理,需求方过度借贷、反复抵押融资。尽管这种风险基本上通过证券化的方式已经分散了,但是这些风险并没有消失,一旦条件具备,风险就会暴露出来,而且风险通过证券化的渠道影响更为广泛。著名金融学者易宪容认为,中国按揭贷款实际上比美国次级债券的风险要高。如果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逆转,其潜在风险必然会暴露出来,国内银行所面临的危机肯定会比美国次级债券出现的危机要严重。[1]可以说,完善房地产信贷及其证券化风险防范的法律制度是中国避免重蹈覆辙的当务之急。
首先,要加强信贷风险管理,提高住房按揭贷款的信用门槛。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规定,90平方米以下的首套自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20%;90平方米以上的不得低于30%;对已利用贷款购买住房、又申请购买第二套(含)以上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4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的1.1倍,而且贷款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应随套数增加而大幅度提高,且借款人偿还住房贷款的月支出不得高于其月收入的50%。在紧接着的《补充通知》中明确“以借款人家庭(包括借款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为单位认定房贷次数”。在次贷危机阴云密布的背景下出台上述严格住房消费信贷管理的措施,表明我国监管层已经意识到了住房按揭贷款市场的高风险,显示了监管层切实加强信贷风险管理的决心。
其次,要完善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风险防范法律制度。金融资产证券化是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与理论研究的热点。经济学界广泛探讨了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如交易结构风险、信用风险、提前偿还风险和利率风险。法学界则重点研究了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所面临的主要法律障碍,如资产支持证券性质界定的模糊性、SPV(特殊目的公司)运作模式所存在的法律问题、“破产隔离”与“真实出售”以及实质性风险转让的法律依据等[2]。目前规范资产证券化的主要法律是2005年央行颁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和中国银监会颁布的《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以上法律对信贷资产业务的市场准入和风险管理做出了专门规定,专门设立了“业务规则与风险管理”一章,对资产证券化的各个参与主体提出了统一的风险管理要求,强调了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隔离和风险揭示问题,要求参与证券化交易的金融机构建立有效的内部风险隔离机制。以上法律属于部门规章,法律层次较低,难以解决现存的一些法律问题。应当借鉴国外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的经验教训,尽快制定专门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法,处理好外部监管和内控制度之间的关系,完善我国资产证券化风险监管。
二、加强市场化监管,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
次贷危机表明,要减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必须构建完善的市场纪律约束机制,加强市场化监管。以存款保险为核心的金融安全网在强调金融安全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机构经营上的道德风险。也许激励结构的最重要的部分是:使所有方都明白,即是管理良好,银行也可能倒闭,因为银行业务涉及风险承担的问题。而监管当局将允许那些偿付能力不足的银行倒闭。不幸的是,监管当局不可能做出一个完全可信的、不救助破产银行的事前承诺,但是,可以建立一个增加承诺难度的体制[3]。新《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也强调监管不能够代替市场约束。
加强市场化监管要求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准入机制、金融市场行为监管机制和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必须根除金融领域“不破产、无风险”的传统观念,并充分认识到金融破产制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第一,可以有效抑制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第二,存款人的破产观念转变必然带来风险意识的提高,进而自觉对银行通过“用脚投票”等方式来监督银行的监督管理,从而加强市场约束的力量。[4]尽管我国的《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和《证券法》等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及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是自我经营、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企业法人,但是我国的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尚不完善。2006年制定的《企业破产法》第134条规定:“金融机构实施破产的,国务院可以根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已进入立法进程。它对于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提供银行经营风险的激励具有重要意义。一旦危机发生,它能够为政府干预危机措施的效果提供威慑力,同时也有利于确定政府干预的合理界限,防止政府过度干预破坏市场约束机制。
三、加强监管成本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是一种典型的分权型多头监管模式,被称为伞式监管+功能监管的体制,实际上是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的混合体,监管机构形成横向和纵向交叉的网状监管格局[5]。这种监管体系存在的明显不足是容易造成重复监管或监管真空,从而导致金融体系的风险。因此,必须加强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规定由美联储作为综合监管的上级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总体监管,其它监管机构负责功能性监管,OCC、FDIC等监管机构负责对银行进行监管,SEC和州保险监管机构分别对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进行监管,即美国在原有分业监管的框架下加强了各金融机构的协调和综合。
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美联储以及美国财政部联邦住房局等监管机构采取了干预措施,但收效甚微。这引发了人们对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反思,最终引发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革命。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2008年3月31日宣布,美国政府将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第一,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管权限,除监管商业银行外,还将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第二,新建“金融审慎管理局”,整合银行监管权。把目前由5个联邦机构负责的日常银行监管事务收归“金融审慎管理局”统一负责。第三,新建“商业行为监管局”,负责规范商业活动和保护消费者利益。主要行使目前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职能。此外,还新建了“抵押贷款创设委员会”和“全国保险管理局”,将抵押贷款经纪人和保险业监管权从各州政府分管逐步收归联邦政府统一管理。美国媒体称,这将是美国自上世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次级按揭贷款债券涉及到银行、证券和保险等各个金融行业,如保险公司、投资公司甚至养老基金都是次级债的重要投资者。次贷危机的发生表明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对投机风险产生了监管真空,最终引发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爆发。此次金融大改革中美联储的监管权力进一步扩大,作为“市场稳定监管者”不仅可以监管银行、金融控股公司,还可以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这表明其加大了金融监管协调的力度。另外,减少多头监管者,整合金融监管机构,为协调金融监管清除了障碍。
美国的经验教训警示中国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合本国国情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2003年中国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一行三会”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形成。在混业经营趋势下,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也成为我国近年来理论和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在立法上,《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5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6条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在实践中,2004年6月28日,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正式公布《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以制度形式赋予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积极协调配合,避免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的使命。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的实践效果不尽人意,而且作为重要金融宏观调控与监管主体的中国人民银行被排除在外。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国际金融论坛第三届年会上透露,我国正在尝试建立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金融监管等有关部门之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以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趋势的需要。
另外,我们必须要加强金融监管的成本意识。不仅要考虑到新增监管机构增加的直接费用以及采取金融监管措施的必要费用,还应当考虑这些措施可能导致的市场损失,这是政府监管替代市场调节的一种机会成本。这是我们过去往往容易忽略的。例如我国是否真的需要建立一个凌驾于“一行三会”之上的机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还是通过扩大中央银行的权力赋予其履行金融监管协调的最终职责?这取决于不同监管方式之间的成本比较以及边际监管成本与边际监管收益之间的比较。一般而言,金融监管协调的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这是进行金融监管协调的经济学基础。增设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的成本大于通过扩大中央银行权力增加的成本,就成本最小化而言,应赋予中央银行以协调金融监管的最终职责。
四、谨防国际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的一场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受损失的不仅是美国的金融机构,欧洲与亚太地区的金融机构也损失惨重。实际上从遭受冲击和损失的程度看,欧洲的金融机构远甚于美国的金融机构,甚至有市场人士认为这一次次按风波实际上主要是由欧洲的金融机构为美国的金融风险埋单[6]。难怪欧洲央行会率先对金融系统注资以增加市场流动性。中国亦有不少金融机构购买了部分涉及次贷的金融产品,如共汇出109亿美元资金的银行系QDII、基金系QDII,近期纷纷遭遇净值缩水。金融全球化也是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波动会影响人们对国内金融市场的预期,增加国内金融市场的风险。中国金融机构及监管层应当谨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稳步有序地推进金融开放。
为了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必须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的机制主要包括信息交换、政策的相互融合、危机管理、确定合作的中介目标以及联合行动[5]。如为了控制次贷危机的蔓延,美联储与全球主要国家央行联手行动,向金融系统注资,以增强市场的流动性,引发了全球股市的积极调整。中国已经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证监会国际组织、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等国际金融组织,并且与许多国家或地区签订了金融谅解备忘录,为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应当善于利用金融监管合作机制,获取信息,了解政策甚至要求就某些具体目标采取联合行动以更好地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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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研究论文范文4
关键词：金融信用征信信用评级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它的存在和正常运转有赖于良好的社会信用。但近年来，金融环境中信用缺失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据统计，我国每年因为企业和个人逃废债务蒙受直接经济损失约1800亿元，信用经济成了“赖帐经济”；因为三角债和现金交易，增加财务费用约2000亿元，三角债和多角债的大量存在直接阻滞了信用链条。有的地方政府从狭隘的地方利益考虑，在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过程中推波助澜，使得银行在债权债务诉讼中“胜诉率高、执行率低”。金融业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经济状况的集中反映点以及经济发展中矛盾和风险的反映点。因此，金融信用环境的恶化在严重影响金融业的同时，也直接阻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快速发展，重建金融信用环境，整治金融秩序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呼声，本文拟从金融信用的概念入手，走出将金融信用等同于国家信用的误区，进而分析金融信用缺失的社会经济根源，并对发展和完善我国金融信用体系提出建议。
一、金融信用的本质
在西方，“信用”是一个纯经济学概念。它表示价值交换滞后产生的活动，主要体现为商业领域，金融领域和流通领域赊销，信贷等交易行为。简言之，即是对借的偿还。金融业由于其特殊的性质，从产生伊始，就和信用相伴相生。对于金融业而言，金融信用在金融业的资产中无可置疑的占有首要地位。正如一位银行家所言：“信用是银行的生存之本”，金融信用作为银行赖以生存的基础，一方面是银行必须确保存款人自由取款，另一方面需要贷款人确保按时、如数还本付息，缺一不可。如果贷款人都不对银行恪守信用，那么银行最终也无法对存款人恪守信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信用本质上是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的整合。银行实为经营货币的企业，其资产大多数是亿万公众的财产。但常期以来无论金融业内部或外部（政府、其他企业及公众）均缺乏对金融业的认识，常常将国家（政府）的信用取代金融业的信用，主要表现在：（1）计划经济下，国家对经济实际起包揽作用，从而将金融信用包揽其身，银行是国家的，受政府指令运作，银行信用自然也就转化为对国家的信用。所谓三角债即国有企业及银行都认为债务所涉及的信用问题均不是自己造成，也不是自己可以解决的，并不将其看成是自己极其重要的信用问题，因而债务难以清偿，这一直延续至今。（2）改革开放20余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同时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抑制，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国债偿还信誉好，所以国家作为整体对内对外均具有良好的形象和信誉。因此，国内民众即使不了解国内银行的信用，也放心地将钱存入银行。这就是为什么四大国有银行在不良资产率高达20%的情况下，依然能保持着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稳定增长。其实大多数公众并不知晓什么是不良资产率，他们只知道银行是国家的，可以放心将钱存进去，国家不会不还给他们的。而国外企业及银行，即使无法了解国内企业的信用，也以中国国家信用为其信用的落角而提供信用货款。而且这种信用又具体落脚于代表国家的各级政府以及政府所属或支持的企业。
随着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政府已逐步退出市场，《商业银行法》规定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方向是建立具有独立主体资格的商业银行。因此，国家信用不再成为金融信用的落脚点。然而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在打破了计划经济下高度集中统一的信用制度与体系的同时却一直没有建立起符合市场规范的金融信用体系，造成了金融市场上信用关系的严重扭曲和普遍的道德风险行为。银行业“惜贷”和中小企业及民营企业融资困难同时并存的现象说明没有了信用作依托，银行和企业间出现“双输”局面。
二、金融信用缺失的根源
1、历史沉淀和制度性约束使我国金融信用基础脆弱信用观念淡薄。
如前所述，随着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加速，企业逐渐脱离国家的庇护，开始独立面对市场风险。但是，长期以来，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一直都是在国家计划调节经济中生存，人们的经济活动更是建立在执行和完成计划上，而不以信用原则为基础，可以说大多数国民都对金融信用缺乏认识，信用观念淡薄。虽然有人说我国传统文化中并不缺乏诚信传统，孔子在2千年前就说过：“民无信不立”，“与朋友交而无信乎”，但是在迈向现代化和市场经济时，传统诚信观念没有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形成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商业信用制度，无法满足社会各阶层对信用制度和信用资源的有效需求。
2、信用机制和法律法规不健全导致守信成本高，失信成本低。
市场主体是“经济人”、“理性人”，他们在市场中做出的一切行为均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因此，如果守信能带来利益，而失信会遭受损失的话，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守信，反之亦然。经济学中的博弈论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目前我国社会规范不成熟，体制安排不合理。一方面对失信的惩罚不严厉，另一方面守信的收益不明显，守信的交易成本太高，失信的成本低，收益大，以至“格雷欣法规”发生作用，出现类似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导致守信的市场主体退出市场或者自动放弃守信原则。其实，信用不仅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二重性。目前我国企业在运行中，忽视信用的价值，不会有效利用、创造信用这一商品，增强自身竞争力，反而去摧毁原来就很脆弱的信用市场，只看到失信可以给他们带来短期“利润”，而忽略了长期利益，博弈论成立的前提之一是反复博弈。我们的法律制度没有将前一次的信用和以后每次的交易（得益）联系起来，产生某种因果关系。因此失信的人不必支付高昂的代价，其他人看到失信的好处，自然而然地在利益驱动下也开始放弃守信，正如一句西班牙谚语所说：“与狼生活在一起，你也会学会嚎叫”。
3、信息不对称。
根据斯蒂格里兹的理解，信息不对称是指两个人对同一事物所得的信息不一致。在金融交易活动中，金融机构获得的信息往往是不充分的，不对称的，并且获取信息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更重要的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获取客户信息的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这不仅表现在获取决定贷款信息时，还表现在贷款获取后监督贷款人行为时。贷款人为获得贷款可能隐瞒真实信息，甚至提供虚假信息。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使信用的性质发生一定程度的扭曲，影响到金融信用的整体状态和效率。随着金融投资渠道多元化，投资工具不断创新，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资源开始得到多种利用，但是由于金融体系中的分业管理和分业经营的现状，不同投资方式的受理具有较大的限制，造成了金融信息的分割。2001年以来，股票市场接二连三的爆出内幕，说明了证券市场存在的信息不透明，不公开的问题。随着住房贷款，消费信用等新的信用形式的启动，金融机构面对成千上万的交易对手，更加难以收集交易对手的有效信息，金融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急需沟通金融机构与企业、个人之间的桥梁——金融信用的发展和完善。
三、解决金融信用缺失的几点建议。
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是个庞大的工程，涉及到社会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金融信用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一环，自然也需要运用道德的、经济的等各种手段来建立和完善。限于篇幅，本文仅从法律角度提出若干建议。
1、尽快建立包括信用记录、征集、调查、评价、中介等内容的完整、规范的金融信用法律主体框架。
首先，应界定政府在建立金融信用体系中的地位，总的来说，政府对金融信用的构建不宜介入过深过细。因为从根本上说，金融信用需要企业，个人和金融机构携手共同创造，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是由市场经济内生的，而不是任由政府主观臆造的，积极的干预能够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违反经济规律的消极干预可能留下严重后果，只有当信息不对称产生市场失灵时，才需要政府以外力干预市场，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但是，在我国政府主动导型市场化改革的模式下，可以考虑先由政府进行有关信用记录，征集调查等工作，待条件成熟后，再移交出来，进行企业化运作，政府则进行监管工作，关键点就在于，政府改变“运动员”身份，只作“裁判者”和“执法者”，努力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打破垄断，消灭地方保护主义，同时提高市场主体的组织程度，加强行业自律，规范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并且在提高社会伦理道德，增进信用以及约束交易关系等方面发挥信用。
其次，培育促进信用中介机构的产生、发展。由于政府不宜过多参与信用建设的工作。因此作为企业、个人提供信用服务的“第三只眼”的信用中介机构将发展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信用中介活动有关的注册会计师、审计师、律师及信用咨询、评估人员都应纳入法律规范的视野，从法律上明确他们的法律地位、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对于中介机构的管理应以自律管理为主，政府管理为辅，这样有利于中介机构保持他们的独立性、专业性，以发挥其在防范信用风险，维护良好的信用秩序，降低全社会信息成本和引导社会资源合理流向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2、制定、修改、完善金融信用行为法。
金融信用行为法是规范市场主体在金融信用交易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行为的法律、法规，它包括信用交易前的社会征信法，信用交易过程中的信用控制法和信用交易完成后的失信惩罚法。
（1）征信法。征信源于左传：“君子之言，信而有征，故怨远于其身”，其含义是指对他人的资信状况进行系统调查和评估。具体而言，就是建立企业资信制度和个人信用制度。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金融机构在交易中对交易对手信用状况不了解，因此需要有关企业、个人的信用信息以资决策。企业、个人的信用制度可以帮助降低交易成本，促进银企合作为整个国家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良好的基础。我国目前关于企业、个人信用信息的法律、法规比较零散分布在不同的部门法中。涉及到工商、公安、税务、保险、银行、法院等十几个部门，因此迫切需要一部统一的征信法来规范信用信息的记录征集、调查的范围、程序以及传播方式、对象及时限等问题。此外，还应注意保护在开展征信活动中可能触及到的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2）信用控制法。信用交易往往涉及到时间间隔，因此容易产生全同欺诈，不正当竞争等行为，信用控制法就是对交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违法行为进行预警、控制，从制度源头上堵住漏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经济交往和金融交易活动中范围更加广泛，加速了资源和要素的配置与流动。互联网虚拟市场通过虚拟空间构建的关系进行交易，在网上，金融信用关系正突破地域性限制在更大范围内建立起来，逐步成为被广泛接受的行为规范。由于虚拟交易空间里交易双方的身份模糊化，交易主体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多维化。所以急需网络金融资信管理向制度化法律化迈进，以防网上金融诈骗行为。同时，由于网络纠纷是新的法律现象，知识产权法、税法、广告法等也需作相应的修改和完善，三是建立网上资信数据，建立有效的交易行为的信息传递，使金融机构能够清楚谁有信用，谁没有信用，并依此信息决定扶持谁，制约谁。
3、失信惩罚法。建立对失信企业、个人的惩罚机制，是金融信用体系链条中关键的一环，对于一切以利益为导向的“经济人”的制约，最有效的措施莫过于抓住一个“利”字。只有通过利益导向——激励约束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激活企业、个人的守信行为。失信惩罚机制实质上是增加失信的成本，使市场主体经过理性衡量后自觉选择守信。我国的失信惩罚办法还没有形成体系，应尽快建立一整套失信惩罚制度，同时完善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将官员政绩考核和企业逃废债务的失信行为联系起来从根本上阻断地方政绩考核的“利益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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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研究论文范文5
2000年前后，为了加入WTO，我国与各缔约方就开放服务贸易问题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涉及汽车金融服务。入世后，根据入世承诺，2003年10月3日中国银监会颁布了《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同年11月12日，颁布《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正式允许国内外符合条件的机构在国内开办汽车金融公司，开放国内汽车消费信贷及相关业务。至今已先后有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等8家公司获得中国银监会批准，正式成立并开展业务。在这一过程中，国内有关金融和产业管理部门，对金融公司在我国的发展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这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入世的要求，同时也是看到汽车金融公司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汽车产业和银行业的健康发展。首先，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汽车金融公司是现代汽车销售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员，它依托整车厂商，服务于厂商的市场开拓，带动汽车消费需求的增长和整车企业生产资金的尽快回笼，使企业的再生产能够在较为宽松的市场需求环境中顺利进行。
汽车消费信贷，因其专业性强、风险构成复杂，其风险和成本一般高于普通的财险项目。因此在国外，汽车消费信贷主要由专业化的汽车金融公司提供。而在我国，商业银行在汽车信贷市场上一度具有绝对的垄断地位，几乎包办了全部贷款量的95%。但银行直接面向消费者，工作量极其庞杂，为了规避风险，银行通常要求顾客向保险公司投保车贷履约险，将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但在当前的制度和市场条件下，保险公司也无成熟经验与手段控制汽车信贷中的风险。因此，发展汽车金融公司，通过协调厂商与金融服务机构的经营目标，提高服务的专业化水准和系统性，将从整体上降低我国金融服务业的经营成本和风险。
二、入世以来我国相关承诺的履行与汽车金融公司在我国的发展
1、我国加入WTO有关汽车金融服务的承诺及其在过渡期的履行状况
加入WTO的谈判过程中，我国按照WTO有关服务贸易的规定，在汽车金融服务方面承诺自加入WTO之日起，允许非银行的外资金融机构在国内提供汽车贷款融资；在中国加入WTO两年后，允许外国银行进入当地货币交易市场，在经济特区及部分特定地理区域内，享受与国内银行同等权利；五年后，地域及客户限制将全面取消。但国内有关管理部门本着开放必须有利于我国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汽车服务贸易运作方式和管理经验、对部分幼稚产业在WTO相关规则允许范围内适当保护的原则，在具体的开放进程中，把握了一定的节奏和范围。2003年通过颁布《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和《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在出资人、经营地点、业务范围和风险监管方面作了适当规范。主要要求出资人必须是汽车企业或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范围服务于汽车消费信贷或向汽车厂商及其销售服务企业提供融资，不得设立分支机构，注册资本不低于5亿元人民币，其中核心资本不低于资本的50%等。但在《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业务领域内，依照GATS的非歧视性、国民待遇和贸易逐步自由化等原则对境内外的投资人完全开放，基本上完全履行了入世前的有关承诺。
2、入世以来汽车金融公司在我国的发展
2004年8月3日，中国银监会正式核准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开业。这是银监会核准开业的第一家汽车金融公司。紧接着，丰田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大众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等也先后获得中国银监会批准。截至目前为止我国境内已有八家中外合资的汽车金融公司正式开业营运（如表1所示），现代、宝马等汽车金融公司也在筹备当中。
在已开业的汽车金融公司中，整体上发展并不平衡。像一些开业较早的金融公司，在银行收缩车贷业务期间，通过与整车厂商的销售服务网络合作，获得了稳定的发展，如上海通用汽车金融公司截至2007年第一季度，共办理了8万多笔汽车信贷的零售业务，顾客通过贷款购买上海通用汽车公司产品的比例也从去年的8%增长至今年一季的11%。但另一些经营时间较短的汽车金融公司，则由于市场策略和管理经验方面的问题，业务拓展不尽理想。从业务范围来看，汽车金融公司针对厂商和销售服务商的融资服务还不多见，业务主要还是集中在个人消费信贷上，产品主要包括弹性信贷和标准信贷两类，在价格上，其贷款利率一般高于商业银行1％－2％，但在审核程序和担保费用上相对效率较高、成本较低，造成实际产品的总价格与商业银行相差无几。
3、当前我国汽车金融公司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在加入WTO以后，汽车金融公司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依然存在一些困扰汽车金融公司发展的问题有待解决。
（1）个人征信体系仍不健全，经营风险难以控制。长期以来，汽车消费信贷的风险控制一直是困扰商业银行开展车贷业务的瓶颈，要有效控制风险，根本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信息畅通、覆盖面广的社会征信体系，建立诚实守信的市场交易氛围。而我国的个人征信体系才刚刚开始构建，远远无法满足汽车金融公司的现实需要。因此，汽车金融公司目前主要还是依靠自己收集、记录、整理和分析客户的信用档案，进行信用调查和评级，不仅难以提高风险防范的效率，还无形中增加了成本，加大了经营风险，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汽车金融公司甚至整个汽车市场的发展。
（2）融资渠道单一，资金成本较高。在发达国家中，汽车金融公司能够通过商业票据、发行公司债券、购车储蓄、以应收账款质押向银行借款、商业银行等机构投资者出售应收账款等多种渠道筹集资金。由于我国的资本项目受到管制，汽车金融公司也不能从事商业银行的绝大部分业务，因此，汽车金融公司从其母公司获得的资金支持非常有限，而向金融机构借款难度更大。一方面银行本身也在开展汽车信贷业务，是汽车金融公司在车贷市场上的直接竞争对手。其次，由于汽车金融公司大都成立时间不长，不具备进入同业拆借市场所要求的主体资格，很难以同业拆借利率拿到钱，而中长期贷款所需的资金。如果向银行借款，则1年期的贷款利率至少在5%以上，利率显然过高；而通过转让和出售汽车贷款应收款业务筹集资金，由于汽车信贷目前本身属于风险较大的业务，这种筹资方式在可行性和成本上存在较大的问题。所有这些造成了目前我国汽车金融公司筹资相对困难，资金运作成本较高，削弱了汽车金融公司专业化的优势。
（3）业务单一，抵御风险的能力不足。我国《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规定，汽车金融公司可从事购车贷款业务、经销商采购贷款和营运设备贷款等8类业务。但从入世这几年的实践来看，受资金、人才和政策的限制，其业务主要还是集中在汽车消费信贷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在业务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如表2所示）。国外汽车金融公司丰富的业务组合，使之能够对顾客价值进行深入挖掘，获得多样化的利润来源，同时还分摊和平抑了各项业务的经营风险。而我国，汽车金融公司业务单一，无法满足顾客在旧车贷款、置换、租赁、及其它服务上的需求。业务主要集中在当前风险较大的消费信贷上，使得汽车金融公司的风险管理的手段单一，造成汽车金融公司在开展业务时不得不大幅提高信用门槛，限制了其市场开拓的力度，服务汽车产业的能力受到限制。
（4）服务网络不健全，服务质量难以控制。同样是受《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的限制，汽车金融公司不得开设分支机构。这也就是说汽车金融公司不能在国内构建自己的销售服务网络，经营地点仅限于注册地。因此，一些公司为了更大限度的提高市场的覆盖率，采取与整车厂商的销售网点合作的形式，由经销商代为销售其信贷产品。但经销商在经营目标、风险评价与管理能力方面与汽车金融公司相比有很大的差异，汽车金融公司往往也只能通过其母公司对经销商施加有限的影响力，难以想象汽车经销商能够为客户提供优质、专业化的金融服务。
三、保护期过后我国汽车金融公司未来发展的思考
1、汽车金融公司与银行汽车信贷业务的竞争与合作
汽车消费信贷在发达国家是一项利润丰厚的金融业务。前几年，国内商业银行纷纷收缩这项业务并不是因为市场本身不够成熟，而是银行在风险评估、客户管理方面未能形成有效率的运营模式。汽车金融公司特别是经营时间较长的公司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借助与厂商和经销商天然的密切联系，逐步摸索出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客户开发与风险管理经验。但离开商业银行的支持，其服务网络和资本规模都难以适应市场的需要。这就为汽车金融公司和商业银行双方重新规划各自在市场中的比较优势与定位提供了契机。商业银行拥有雄厚的资本积累、完备的服务网络、方便的融资与再融资渠道，可以专心地向汽车金融公司提供融资服务和销售完成后的网点支持，而将需要较高专业化服务的小额零售业务与客户跟踪管理交由汽车金融公司去完成。
2、汽车金融公司的功能定位与业务领域的拓展
入世之初，开放国内汽车金融市场的同时，在开放的范围和节奏上进行了适当把握，主要为了避免对国内的汽车产业和金融服务业造成剧烈的冲击。现在国内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外资银行已逐步获准经营绝大部分的人民币业务，国内汽车产业在产能、制造水平和服务网络上也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金融公司的服务对象也主要是购买国产汽车的消费者（主要是合资品牌），不仅未对国内汽车产业和金融服务业造成冲击，还推动了国内汽车市场需求的发展。因此，适应现实条件的发展，有关部门应当对汽车金融公司对国内汽车产业的影响进行重新评估，从服务于产业发展的角度重新对其功能和业务领域做出界定，适度放松对汽车金融公司在融资、网络、业务范围等方面的限制，以其专业化的服务来服务于汽车产业的整体发展。
3、汽车金融公司服务于自主品牌汽车企业的政策引导
在探讨汽车金融公司对汽车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时，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当前国内的汽车金融公司，基本上都有外资背景，业务也主要是服务于其母公司的国内合资企业。如前所述，一旦市场进一步开放，汽车金融公司将很有可能成为汽车消费信贷领域中的主导者，其拉动母公司产品市场，提高母公司盈利能力的效用将日益明显。由于汽车金融公司的母公司一般都是整车厂商，这种服务效用具有典型的排他性。而国内自主品牌的汽车厂商和有关金融机构，出于种种原因，目前尚未涉足这一领域。而汽车厂商仅仅依靠银行能否获得稳定的金融支持是值得怀疑的，这是因为汽车金融公司与商业银行在服务于汽车产业上具有本质上的不同，银行开展相关业务的目的在于获得存贷款利差，而不在于保证对一个具体汽车企业提供稳定连续的金融服务，缺乏保证汽车销售稳定增长的自身利益关联。这一现实显然不符合近年来产业管理部门推动自主品牌汽车企业发展的战略需要，有关部门应适时考虑通过整合自主品牌汽车的需求，联合有关银行、保险公司和自主品牌整车企业等，共同构建专门服务于自主品牌汽车企业的金融平台。这将改变以往单纯由产业链的前端推动企业发展为产业链末端的市场拉动与前段推动相结合，做到既在创新和产业发展方向上积极引导，同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积极作用，政策支持的效率将大大提升。
4、推动汽车金融公司服务于国内汽车企业国际化经营
近几年来，国内汽车产业的对外出口获得了长足的进步，2006年整车出口达到34万辆，国内汽车厂商纷纷筹划国际化经营，以求获得持续稳定增长的空间。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分析，国际化经营对企业在资金、网络、技术和消费者研究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对于国外汽车厂商，国内企业在这些方面居于弱势地位（如以资产规模来看，即便中国最大的汽车企业东风汽车公司，至2000年其总资产也不及戴克公司的四分之一），这就加大了国内汽车厂商拓展海外市场的难度。如果能够获得汽车金融公司稳定连续的金融支持，一方面使企业能获得低成本融资的渠道，同时可以帮助企业进行客户开发，增强企业集团自身的盈利能力，而通过向经销商提供流动资金贷款、库存车、不动产融资等服务，可有效协助整车企业构建海外营销服务网络，加速海外市场开拓的进程。因此，国内产业管理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应适当考虑鼓励汽车金融公司服务于整车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进一步开放相关业务，在其融资渠道和业务领域和机构设置上做出适当安排，鼓励他们随国内汽车企业一同走向国际市场，为汽车企业提供持续有效的金融支持。
四、结论
综上所述，入世以来，我国无论是汽车产业还是汽车金融公司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面临的市场环境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保护期过后，从不断提升我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目标出发，应积极推动汽车金融公司的进一把发展，并将其发展置入汽车产业整体发展的规划之中，与推动自主品牌汽车企业发展和整车企业加入国际化竞争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汽车金融公司服务于汽车产业的作用，确保我国汽车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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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研究论文范文6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制度学派的金融制度创新的主要观点,利用金融制度创新的理论分析了我国在一体化进程中金融制度创新的步骤和内容安排。
一、金融制度创新的含义
20世纪初,奥裔美籍着名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他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他把这种组合归结为五种情况:引进新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的质量;引进一种新技术或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实行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他提出,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非技术概念。创新可以模仿和推广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出发,来理解金融创新和金融制度创新的含义:“金融创新是指那些便利获得信息、交易和支付方式的技术进步,以及新的金融工具、金融服务、金融组织和更发达更完善的金融市场的出现。”
不同的金融制度提供了不同的降低交易成本、处理信息不对称以及风险管理的功能,从而决定了金融发展的空间。适应经济增长要求的金融制度能够较好地实现储蓄动员和投资转化,从而决定了良好的金融发展态势。落后的金融制度必将导致金融发展的停滞或畸形状态,使经济增长受到来自金融因素的制约。如果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从金融抑制走向金融深化,无疑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革就是一个制度的设计和运行的过程,转型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事实上就是金融制度的设计和运行问题。
金融制度与其他范围宽泛的制度体系一样,金融制度体现为一系列的经济、法律、政治乃至道德、习俗的约束。所有合法的金融活动都是在一定的金融制度框架下展开的。也可以说,一个金融体系的本质与特征完全取决于其制度架构。金融制度存在的目的就是对社会金融活动进行规范、支配和约束,以减少金融行为中的不可预见性与投机欺诈,协调和保障金融行为当事人的利益,金融交易过程,从而降低金融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提高金融效率,协调金融发展与经济社会进步的进程。显然,金融制度作为所有合法金融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具有十分复杂和广泛的内涵。如果我们结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金融制度上来考察创新,则金融制度创新可被定义为:引入新的金融制度因素或对原金融制度进行重构。这包括:(1)金融组织变革或引进;(2)新金融商品被引入;(3)拓展新市场或增加原金融商品的销量或市场结构的变化;(4)金融管理的组织形式创新;(5)金融文化领域的创新。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发现金融制度创新的范畴是比较广泛的。
二、制度学派的金融创新理论
制度学派对金融创新的研究较多,以戴维斯、诺斯、沃利斯等为代表。这种金融创新理论认为,作为制度创新的一部分,金融创新是一种与经济制度互为影响、互为因果的制度变革。基于这种观点,金融体系的任何因制度改革的变动都可视为金融创新。因此,政府行为的变化会引起金融制度的变迁,如政府要求金融稳定和防止收入分配不均等而采取的金融改革,虽然是以建立新的规章制度为明显特征,但这种制度变化本身并非“金融压制”,而是含有创新的成分。
1.制度学派关于金融制度创新的步骤安排的观点。戴维斯和诺斯指出:制度创新是指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即潜在利益的现成制度的变革。他们认为,制度创新存在一个时滞效应,需要由那些可以预见潜在利益,并首先发起制度创新者组成的“第一行动集团”以及那些可以帮助“第一行动集团”获得利益的单位和个人组成的“第二行动集团”共同完成。在此基础上,他们又把“第一行动集团”具体划分为个人、团体和政府三个层次,由此建立了三级水平的制度创新模式。并在分析研究后得出政府的制度创新较优的结论。制度创新理论的提出为金融制度的创新提供了基础。金融制度的创新是金融在制度层面上的创新,金融制度的创新也遵循制度创新的五个步骤,即:第一步,形成“第一行动集团”;第二步,由“第一行动集团”提出金融制度创新的方案;第三步,由“第一行动集团”根据最大利益原则对方案进行比较选择;第四步,形成“第二行动集团”;第五步,“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共同努力,实现金融制度的创新。金融制度创新可以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上层开,即在金融监管当局和金融企业两个层次上展开。因此,金融制度创新也就相应地分为由金融监管当局和金融业担任“第一行动集团”的制度创新。在大多数情况下,由微观组织担任“第一行动集团”是合理的,但在以下情况下,由金融监管当局(政府)担任创新主体的选择更可行:(1)金融市场尚未得到充分发展;(2)存在私人微观金融组织进入的障碍;(3)潜在收益不能量化带微观主体,即外部性强;(4)制度创新涉及到强制性分得收入再分配;(5)制度创新的预付成本过大。
2.金融制度创新面临的风险。金融制度创新必须克服对已经形成的金融发展路径的依赖性,这需要产生巨大的沉没成本。一般来说,已有的金融制度形成、运行的时间相对较短,在金融制度变更中形成的沉没成本相对较低,金融制度创新的综合成本就会小一些,其实施难度也不会太大。反之,金融制度创新的综合成本就会很高,难度也会相对更大。另外,大规模的金融制度创新还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制度创新风险问题,新的金融制度可能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替代原有的金融制度成熟、有效地运行,这样,在制度转换过程中总是会或多或少地产生某种制度真空,如果这种制度真空不能迅速地填补,金融混乱必然会产生并形成巨大的转换性损失。金融制度创新的成本和风险越大,创新主体对其所持的态度就越谨慎、保守。
三、我国金融制度创新的内容
1.通过制度创新解决中长期贷款占比居高不下和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自2004年底以来银根的紧缩,贷款增幅有明显的下滑,但是中长期贷款却依然保持十分稳定的上升,压缩的贷款大多是短期贷款,使得部分企业的流动资金显着短缺,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有所加剧。这种状况表明中国的商业银行还缺乏有效的风险控制、特别是风险定价的能力。
2.从融资结构人手解决目前严重依赖银行贷款的融资格局。过渡依赖银行贷款导致中国的M2/CDP持续上升,提高了金融结构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因为长期融资不发达,使得银行体系不仅承担了通常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承担的短期融资的功能,还不得不承担长期融资的功能,在有的领域实际上类似股本融资功能,例如在转轨时期银行对于一些无资本金企业的贷款,以及期望银行对本来希望进行股本融资的中小企业进行债务融资。无论是压缩中长期贷款,还是发展中小企业融资,可能更多地需要从银行系统之外找解决的办法,特别是要发展中介融资市场、股权融资市场。如果这些市场不发达,大量的银行贷款新增的部分用在长期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使中长期贷款压缩的余地十分有限。:
3.从资产负债管理的角度人手解决中长期贷款居高不下导致的资产负债错配问题。为提高资产的流动性,可以采用资产的证券化、允许商业银行进行主动的负债(例如允许商业银行根据资产运用的期限发行大额长期存单等主动的负债工具),使得商业银行可以自主管理资产负债的匹配,降低资产负债错配带来的风险。另外应提高金融决策效率,无论是宏观决策还是微观决策,都是建立在大量金融信息的采集与分析基础之上的。
4.许多金融决策依赖的市场信息没有统计。最近中国的大豆期货投资者遭遇了一次因为统计信息缺乏导致的“大豆危机”,中国目前的期货投资者进行大豆期货的投资决策,依靠的是美国有关机构对于中国大豆的统计,美国的期货投资者就可能会利用这个缺陷,在对美国的期货投资者有利的时候调整自己对于中国大豆的统计数据,使得中国的大豆投资者遭受损失。类似的惨痛教训显示出,金融统计信息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也应当是整个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中文版。
2.鲁志国:“制度变迁的绩效传导与绩效曲线”,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3.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