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支出范文1
房地产作为一种稀缺性的资源，在社会与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人居环境的改善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006年我国出台的投资性房地产会计准则明晰了投资性房地产的内涵及其内容。
（一）房地产的定义
房地产是指土地、建筑物及固着在土地、建筑物上不可分离的部分及其附带的各种权益。房地产由于其位置的固定性和不可移动性的特点，在经济学上又被称为不动产。它可以有三种存在形态，即土地（土地使用权）、建筑物、房地合一。在房地产拍卖中，其拍卖标的也可以有三种存在形态，即土地（土地使用权）、建筑物和房地合一状态下的物质实体及其权益。
（二）投资性房地产的界定及内容
投资性房地产是指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或者两者兼有而持有的房地产。主要包括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权、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和已出租的建筑物。投资性房地产应当能够单独计量和出售。自用房地产、存货及不能够单独计量和出售的部分用于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部分自用的房地产，不属于投资性房地产，应当确认为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
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房地产行业已经造就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辉煌。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对持有的房地产一方面用于自身生产及存货对外销售，另一方面还利用房地产赚取租金及资本保值增值。上述针对房地产的收益活动，还可能成为影响个别企业盈余的主要经济业务。此外具有投资性质特征的房地产和原来划分为固定资产的自有房屋建筑物及作为存货的房屋在用途、状态、持有目的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但在2006年之前，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及准则制定的制约，在我国的会计准则中，没有界定自用房和出租房的定义，没有区分自用土地使用权和出租土地使用权的内容，全部放在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会计准则中，基本上采用历史成本进行计量。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投资性房地产业务的增多，客观上要求对具有投资性的房地产进行界定和区分。
二、投资性房地产的改扩建后续支出
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支出是指投资性房地产经初始计量并入账后发生的与投资性房地产相关的支出。投资性房地产后续支出，如果使可能流入企业的经济利益超过了原先的估计，则应将其予以资本化，计入投资性房地产的成本；如果不能使可能流入企业的经济利益超过原先的估计，则应将其予以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
三、投资性房地产后续支出账务处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企业会计准则》（2006）为区别于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将投资性房地产单独作为一项资产列示，为利益相关者使用会计信息更好的进行决策提供依据，同时规定企业在投资性房地产会计处理过程中，采用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两种计量模式，企业可以依据自己的实际状况自行选择。
在投资性房地产的确认、计量及后续计量、处置和披露等阶段中，笔者认为在投资性房地产资本化后续支出这一环节，其账务处理上仍存在一些问题。依据投资性房地产准则规定：与投资性房地产有关的后续支出，满足投资性房地产确认条件的，应当计入投资性房地产成本。企业对某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改扩建等再开发且将来仍作为投资性房地产的，再开发期间应继续将其作为投资性房地产，再开发期间不计提折旧或摊销。采用历史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改扩建时，将改扩建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价值记入“投资性房地产——在建”科目，改扩建过程中发生的相关支出记入“投资性房地产——在建”科目，在改扩建过程不计提折旧或摊销，不进行减值测试，不计提减值准备，改扩建完毕交付使用时再按实际发生的改扩建成本作为投资性房地产的入账价值转入“投资性房地产”科目核算；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改扩建时，将改扩建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价值记入“投资性房地产——在建”科目，改扩建过程中发生的相关支出记入“投资性房地产——在建”科目，在改扩建过程中，不以资产负债表日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调整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价值，改扩建完毕交付使用时再按实际发生的改扩建成本作为投资性房地产的入账价值转入“投资性房地产——成本”科目核算。
上述投资性房地产资本化后续支出的账务处理，笔者认为不妥，有待进一步商榷。具体原因如下：
一是投资性房地产进行改扩建时，已不满足“投资性房地产”会计科目核算的要求。投资性房地产进行改扩建时，它已经丧失了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的作用，已经不符合投资性房地产的范畴，故而将其仍在“投资性房地产”科目核算有些不妥。
二是投资性房地产在改扩建过程中，不进行减值测试，不符合谨慎性原则。谨慎性原则要求企业对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不应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低估负债或者费用。投资性房地产在改扩建过程中，有可能会由于其他原因，导致改扩建资产后成本高于其可收回金额，不进行减值测试，将会导致我们高估资产，违背谨慎性原则。
三是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投资性房地产改扩建后入账价值不符合公允价值准则。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在初次取得时，应按取得当日的公允价值计量，取得当日的公允价值与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记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借方差额）或“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贷方差额）核算。而现行的账务处理是改扩建成本作为投资性房地产的入账价值，不考虑交付使用当日的公允价值，这与公允价值准则的相关规定不符。
四是投资性房地产改扩建现行账务处理复杂化。
资本支出范文2
在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迁、人们需求和期望的增加等因素的推动下，现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支出呈不断上升的趋势。高夫认为有四个主要的直接原因导致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支出不断地增长：“相对成本的增加”、“人口变迁”、“新的而改良过的服务”、“社会需求的成长”。不断增长的福利国家社会支出凸显出其与资本主义积累的矛盾：一方面来说，福利国家的支出必须建立在充足的税收来源的基础上，税收必然依赖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因此，福利国家以资本主义为其前提；从另一方面来说，福利国家在运作过程中会有破坏其前提的可能性，对资本主义积累过程造成压力和阻碍。福利国家是否能够在取之于资本的同时，又保证资本积累的持续发展，成为福利国家是否可持续运转的关键。福利国家支出是否会削弱资本积累、抑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成为福利国家的主要争论点。从总体上来说，新马克思主义对于福利国家的可持续性是持怀疑态度的。在新自由主义者们看来，福利国家抑制了资本家和工人的积极性，福利国家是必然会损害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这个结论与一些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观点不谋而合。但是他们的基本预设是：“所有的税都是征收自资本的税，而所有税收的来源都是剩余价值”，因此一个必然的结果是，福利国家的支出是建立在减少资本剩余价值、削弱资本积累能力的基础之上。结果可想而知，福利国家与资本积累的矛盾被绝对化，如高夫所归纳的：“一方面，提高国家在社会服务于其他项目上的支出水平对维持资本的累积与再生产是必须的；在另一方面，国家的每一分成长却会抑制资本的累积”，而高夫本人是反对这样粗糙的观点的。新马克思主义对福利国家与资本主义积累之间的关系的讨论显得更为辩证。考虑到两者关系的复杂性，奥菲部分地吸收了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在他看来，福利国家支出的增长促进了降商品化组织形式的扩张，势必会妨碍市场机制功能的发挥，削弱市场理性，影响到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奥菲将福利国家干预对于经济的消极性影响分为三个方面：国家监督和控制所需的成本；会破坏经济部门的适应性和革新性；国家管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价格竞争，从而会导致质量竞争方面的损害。但是同时，他又反对将经济的停滞和衰退完全归罪于福利国家，反对将福利国家当作资本积累受损或中断的根本原因，福利国家至多只能算作一个起推动作用的要素。高夫在奥菲的基础上更深入地探讨了福利国家社会支出与资本主义积累之间的辩证关系。高夫并不否认福利国家支出与资本主义积累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但是他认为将这种矛盾归咎于福利国家社会支出直接取自剩余价值的解释机制是错误的。高夫认为从福利国家支出取自剩余价值出发，从而引申出福利国家支出阻碍资本积累的这种观点，“忽略了国家给付与服务回归到资本主义或市场部门的‘回流’”，只看到福利国家从资本那里收取的税收，而没有看到福利国家实际上将税收的部分又以“社会工资”或社会投资的形式回到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内的社会领域中。
国家的社会支出最终投入到社会中，通过增加就业、直接或间接提高消费能力、增加投资项目等方式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如果经济中其他条件不变时，政府开支的升高会增加总经济需要”，福利国家社会支出的增加会相应地推动经济需要的发展。然而，由于福利国家支出来源于社会税收，在这种收取和回流的过程中，“较高的税收会抵消一样多的政府支出所会产生的效果”，即抵消政府福利国家支出所带来的经济推动作用，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高夫认为“福利国家的成长既不是有害的、也不是有利的”。因此，从社会总经济需要层面上来看，福利国家从社会中收取的税收减少了总经济需要，但是福利国家支出和回流又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总经济需要，两者之间相互中和了。从再分配的层面上来看，福利国家再分配机制主要是一种“水平”的再分配，而不是“垂直”的，即其基本模式是“将工资与薪资所得阶级（大致上指的是劳动阶级）内的所得予以再分配，而不是从上层与中上阶级予以分配下去，也更不必然是从利润分配到工资所得上”。福利国家再分配机制并不是全部从资本剩余价值那里获取税收，然后再分配给劳动阶级，而是主要地从劳动阶级那里获取，并主要地用于非劳动人口的抚养以及劳动阶级内部的再分配。“透过国家来引导大部分的工资与薪资所得，使之有些回到劳工家庭、有些流向依赖人口，而有些则用来资助其他的国家支出项目，此种劳动报偿的再分配，不必然会损害总产出中的利润或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因此，从福利国家再分配层面上来说，福利国家社会支出并不必然损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是，福利国家社会支出与资本主义积累之间的矛盾是确实存在的，福利国家支出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真正矛盾在于福利国家的非生产。从福利国家提供的社会服务的层面上来说，高夫将社会服务区分为再生产性的和非再生产性的两种类型。再生产性的社会服务有利于劳动力和资本的再生产，有利于社会产品的产出及经济的增长，如国家投资的建设性项目，既能扩大经济规模，又能提供工作岗位，这对于资本和劳动者来说都是有益的；非再生产性的社会服务是用于维持社会关系和社会和谐，是为了修复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后果，但并不能给社会创造新的生产力，只有投入但没有直接的经济上的效益产出，因此可能给资本和劳动者造成负担。福利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由其社会服务支出的结构决定：福利国家的投入越多用于再生产性的社会服务，对资本积累就越有利，相反，福利国家投入的非再生产性越多，则对于资本积累的削弱作用就越大。
福利国家社会支出与资本主义积累之间矛盾及其程度由社会支出的具体结构决定。福利国家社会支出的结构又由阶级力量的结构决定，即由相抗衡阶级的经济与政治势力格局决定。虽然高夫肯定了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基本倾向是满足特定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促进资本积累进程的实现，但是这种基本倾向在某些时候会遭遇相对的反倾向。劳动阶级的斗争、对立阶级力量的格局是影响福利国家社会支出结构与规模的重要因素，而这个因素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对福利国家的压力也不同。福利国家收入取自何处、用于何处的结构都由具体的社会阶级势力结构决定，由“阶级冲突的往往返返而决定的，会随着相抗衡阶级的经济与政治势力而改变”。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阶级及其政党对福利国家的压力越来越大，资本主义社会破坏性因素及其对于国家合法的需要不断增长，福利国家的非再生产利所占比例也越来越大，在这个层面上，福利国家支出对资本主义积累造成损害，并与之构成矛盾。福利国家支出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准确来说并不是产生于福利国家本身，福利国家支出也并不是导致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相反，福利国家支出本身就是为了维持和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福利国家社会支出与资本主义积累之间的矛盾及其导致经济的衰退的根源内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自身。
2福利国家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
无论在古典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那里，民主与资本主义是两个互不相容的原则，虽然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这种对立性。自由主义者认为平等主义和大众民主会威胁到作为资本主义根基的自由原则，而自由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得到保护。而马克思认为，民主政治将为被统治阶级提供政治权力的支撑，挑战统治阶级的支配权力，使资产阶级的统治受到冲击，从而会加剧社会矛盾。由于这种对立对于统治阶级是如此不利，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相信这种能够对资产阶级统治造成威胁的民主形式会那么顺利地成为现实，因此在他们看来，民主在很多时候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用来欺骗群众的一个幌子，统治阶级从来不会将权力拱手让给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也不会建立反对自己的政治机制。奥菲认为如果把民主当作仅仅是一种欺骗的手段，那么任何关于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探讨就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民主反对资本主义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民主对于被统治阶级及社会改革的意义也是真实的。现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出现缓解了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形成和发挥作用就与特定形式的民主政治是分不开的，民主政治是现代福利国家的重要特征和合法性来源。福利国家又会进一步对推动民主进程，福利国家机制形成的政党竞争、政治冲突的缓减、激进主义的逐渐消失等等要素使民主政治更加稳固。民主与福利国家在某个时段，主要是福利国家繁荣时期，是同一个过程中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奥菲认为“大众性政党和政党竞争”与“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出现和发展，使民主与资本主义的不相容性在现代资本社会中出现了转折。这两个调节性原则将权威逻辑与市场逻辑结合起来，形成“民主资本主义”，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形式能够与民主共存。
在竞争性政党组织形式中，竞争的原则被引入到政治领域，从阶级政治转向竞争性政治，而在福利国家范畴中，权威性原则被引入到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中，尤其是在分配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两种原本对立的领域互相吸收了对方的要素，相互融合。在这两种原则的调和下出现了“混合政体”、“混合经济”，避免了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竞争性政党组织形式通过正式的政治途径吸收来自民众的要求及冲突，是民主与资本主义共存的重要途径。这种模式一度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恐慌，害怕这种民主模式会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但是事实上这种恐慌是过度敏感的反应。奥菲认为大众参与形成的政党竞争并不一定对资本主义构成直接的威胁，相反，由于受到机会主义、寡头政治、等等因素的控制，在竞争性政党组织形式下产生了三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结果，即“意识形态的非激进化、政党成员的非活跃化、集体认同的逐渐丧失”。社会权力的分配仍然主要地由经济权力所决定，政治权力的扩散并没有根本上撼动这种社会权力分配原则。竞争性政党组织形式看似给全体民众提供一个平等的准入和竞争机制，但是其运作机制仍然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经济框架的。“目前还没有哪个竞争性政党制度给出一种政治权力分配方法，以改变它所产生的资本逻辑和社会经济权力模式”，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资本积累是竞争性政党体制的成果”。民主与资本主义共存的第二个调节原则是福利国家的产生与发展。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对社会经济采取干预主义，试图同时满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无产阶级的要求，实现阶级之间至少是暂时的妥协或“和解”。福利国家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繁荣与和谐局面：“一方面，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范围的经济繁荣，使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受益匪浅。另一方面，改变了工业和阶级的冲突模式，使它们越来越告别政治激进主义，乃至革命性激进主义，而转向以经济为导向、以分配为中心的，越来越制度化的阶级冲突。”民主要求和政治被纳入资本主义的框架。但是这两种调节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原则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就出现了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自身遭遇的危机，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很快就超出了这两种调节机制的范围。资本主义竞争性政党的组织形式存在着“自我限制的倾向”，存在分裂和被其他政治实践形式所代替的危险，竞争性政党民主形式“已经耗尽了其调和资本主义与大众政治的能力”。奥菲认为三种主要的新的（包括新社会主义、社团主义、政治压制）政治实践逐渐排挤和取代了竞争性政党制度，政党制度的地位逐渐衰落。政党制度调和资本主义和大众民主政治的能力也已“耗尽”，而新出现的政治实践却并没有能顺利将这个任务持续下去。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确实控制和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问题，但不是所有问题。首先，福利国家无法同时满足资本主义的生产与需求两方面的问题，而一旦福利国家解决了社会宏观需求的问题，则生产问题就变得紧迫和严重；一旦国家着重解决生产问题，需求问题又会被抛出。其次，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改变了工人与资本的期望，抑制了他们的积极性，从而损害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再次，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使工人和资本形成福利依赖，降低了社会经济系统的独立运行能力和平衡能力。“由于外在的经济影响和内在运作模式的悖论等两方面的原因，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似乎耗尽了其潜能和活力。”随着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自身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遭遇的危机，其作为调解民主与资本主义的能力也逐渐消退。事实上，很多学者，不仅仅是新自由主义者，都认为福利国家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多。随着资本与民主的调节机制的衰落，福利国家、民主与资本主义曾经一度实现的结合与共存的条件也逐渐消失，资本主义与民主重新落回对立状态。而在此基础上，依赖于民主政治的福利国家与资本主义之间也无可避免地显现出其矛盾并不断激化。对此，奥菲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干预主义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有着政党竞争和代议民主的制度性框架）在履行任何国家都必须完成的基本功能（是国家的社会构成稳定化，并维护这种构成）时，总是面临着大量的要求和需要，在自由民主制度安排的限制性参量内，这些要求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发达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是不协调的。国家所要做的事情明显是不可能做到的，除非资本的私人积累特征或政体的自由民主特征被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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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生财政；国有资本预算支出；法理基石；制度耦合
中图分类号：F1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4-032-07
一、问题的提出
现行的国有资本预算制度较为明确地规定了国资收益的收缴范围和比例，且根据《关于完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事项的通知》(财企[2010]392号)，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将于2011年开始扩大，国有资本收益的上缴比例也将在2007年的基础上提高5％。然而，《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国发[2007]26号)对国资收益的具体使用流向，即对国有资本预算的支出安排只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包括资本性支出、费用性支出和其他支出三大项，在其他支出项中，虽然提出“必要时，可部分用于社会保障等项支出”的内容，但既没有规定相应的支出比例，更没有给出可操作性的流程。在实践中，国有资本收益主要用于国企的再投资，这样使得本已有巨额利润的国企内部拥有了更多的现金流。这些现金流一方面用于国企的过度投资，尤其是固定资产的低效率重复投资。另一方面，用于国企内部消费，如用于发奖金(尤其是国企高管奖金的发放)、涨工资、增福利及“工作性消费”等。这样的国有资本预算支出安排使得国有资本收益的收取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达到抑制国企过度投资的初衷，广大民众作为国有资产的终极所有者也未能切实有效地分享国有经济做强做大的成果。
上述政策制度的盲点及实践中国有资本收益“内部循环”的倾向引发了国内学者对国有资本预算支出导向和结构的关注，但研究观点存在分歧。文宗瑜认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作为宏观调控的衍生手段，在其支出中必须着眼于构建和谐社会、保障并不断提高民生水平这一核心，从而体现民生的政策导向。世界银行的报告强调国企的分红和改制收入属于公共财政收入，应当按公共财政收入进行管理，并且应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程序批准来决定其具体的使用去向。陈少强则认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应强调经营性，并兼有社会性；他主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重点支持国家经济安全与国有经济布局及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在这两大类支出得以保障的基础上，可适当用于支持国有企业履行各种社会责任等。也有学者基于社会福利改进的视角，提出国有资本收益应主要用于教育支出和国企创新支出。
通过对近期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目前学界的观点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一类主张国有资本预算支出应强调其经营性，主要用于国企内部的再投资与再发展；另外一类则强调国有资本预算支出应主要投向民生领域，让民众切实分享国有资本收益，从而体现民生财政的政策导向。基于广大民众作为我国国有资产终极所有者的客观事实及“谁投资、谁受益”的市场经济原则，本文主张应该调整目前国有资本收益分配的“国企内部循环”倾向，以民生财政为导向来安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重点，让全民得以分享国有资本增值收益，以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福利水平。
二、民生财政的概念辨析
保障民生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在新时期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出发点和持久动力。所谓民生，即民众生活、人民生计，主要指民众的基本生存与生活状态、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的状况等。党的十七大把“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正式写入报告，阐述了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包括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等六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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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战略导向；全面预算管理；平衡记分卡
全面预算体系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企业，但它毕竟是传统意义上的全面预算体系。随着战略管理时代的到来，企业管理对预算管控要求不断提高，促使我们从战略管理的视角思考全面预算管理。战略导向的全面预算管理是建立在企业战略的目标基础之上，以企业的战略为导向和依据，是企业战略在财务管理上的分解和具体化。
电网企业资本性投资规模大，为了做好供电服务，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每年要投入巨额资金进行电网建设与改造，做好资本性投入规划，支撑公司的战略发展，是战略导向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要内容。但一直以来，对于如何在总体的资本性投资规模控制范围内，围绕企业的战略目标进行预算分解，公司并没有很成熟的、成体系的方式。
因此本文以此为切入点，重点探讨研究在战略导向的全面预算管理下，进行科学合理的资本性目标分解，以总规模为控制，充分考投入产出、安全生产、保障供电、提升服务，促进公司和电网按照战略规划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综合经营绩效最优。
一、理论基础与依据
(一)战略导向预算管理
战略目标指导预算管理工作，预算目标体现战略目标，是战略目标的具体化，是战略目标的阶段性体现。在上述思路中，主要的难点在于如何将战略目标进行细化，进而确定合理、可行的预算指标体系。由Robert S.Kaplan和DavidP，Norton率先提出的平衡计分卡(Bal-anced Score Card)可以解决这一难题。它的主要特征是：以企业战略为核心，通过财务、顾客、内部业务流程、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体现了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内部与外部、结果与过程、管理业绩与经营业绩关系的平衡。
(二)电网企业资本支出预算的特点
电网企业资本性支出预算管理是在战略目标的指导下。通过全面考年度必须安排的资本性开支项目，保证电网安全运行，综合平衡可用的资金额度，实现企业资源配置最优化的管理过程。电网企业资本性支出预算最突出的特点是投资规模大，电网企业的社会属性决定其“经济效益为重、社会效益优先”，为了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必须投入巨额资金开展资本性投资，以确保电网安全运行，并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电力保障。在这种社会责任驱使下，对于电力企业来说，资本性支出预算管理是规划主导，财务筹资。电网企业的资本性支出预算编制、调整主要是以规划部门提出电网建设的需求，财务部门负责资金筹措和分段投入。由于电网改造压力大，资金紧张，电网企业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模型，帮助其统筹平衡资金紧缺与电网建设全面推进之间的矛盾，以使有限的资金投放到最需要的地方，以确保既能保证电网安全，又能在最大的限度内节约资金的使用成本。
(三)战略导向预算管理在电网企业资本性支出预算中的应用
企业要实现战略发展，必然要实现多方面的综合平衡，我们要进行战略导向的资本性目标分解，必然也需要多维度地进行考，实现综合效益最优。平衡计分卡原理以其多维性、平衡性、因果性、战略性的诸多优点引入，并被作为本次资本性目标分解的基础理论。
传统的平衡计分卡从财务、客户、内部营运、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对企业的进行评分，以判别企业的总体经营绩效，从根本上消除了单一维度指标评价的片面与不足。我们在开展资本性支出目标分解研究时，正是吸收了平衡计分卡原理的精髓，实现多维度的分析，选择不同的关键指标建模，使资本性支出投向可以全面切合电网企业的战略需求。
在维度选择上，我们结合电网企业的实际，认为在开展资本性目标分解时，应综合考效益、规模、安全、风险四个方面。
二、模型构建
(一)研究思路与步骤
结合平衡计分卡原理，我们确定开展电网企业资本性支出目标分解研究的总体思想是：立足企业战略规划，按照规模、效益、风险、安全四个维度，以实现综合经营绩效最优为目标。在收集、分析历史数据的基础上，认真研究社会经济对电力市场的需求，以总规模为控制，确定资本性资金投向与项目分布，研究建立科学、合理的全省资本性支出目标分解模型，促进电力企业资本性投资效益、效果与回报的有效提升。
整体研究工作分五步走：
1 选取目标参数
分析各地区投资关键影响因素，根据规模、效益、风险、安全四个维度，选取关键业绩指标作为目标参数。
2 确定建模主参数
收集某电网企业各单位2005-2010年关键业绩指标数据，并建立资本性支出目标分解基础数据库。利用SPSS软件对各单位所有的备选指标与资本性投资总额进行相关性分析，选取相关度较高的项目作为模型主参数。
3 建立基本模型
应用SPSS软件对建模主参数进行回归分析，形成多元回归方程，建立基本模型。
4 确定模型调整因子
选取关键指标作为调整因素对模型进行修正，使模型与公司的发展战略相适应，体现出公司的未来管理导向。
5 搭建最终的分解模型
根据数据分析的结果，在基本模型基础上，加入调整因子后。形成最终的资本性支出目标分解模型。
(二)模型的构建过程及其结果
1 目标参数选取
由于搭建资本性支出目标分解模型没有经验借鉴。没有具体数据验证支持，只能凭经验从合理性方面假设各项指标与资本性支出目标分解的相关性。为了使模型更符合电网企业实际。我们根据重要性原则，从规模、效益、风险、安全四个维度。将可能相关的13项指标列为备选参数，计划先通过相关性分析。选取密切相关的指标作为建模参数，其他指标通过进一步筛选作为调整参数。备选的目标参数分别如下：
反映规模维度的指标五个，包括GDP、供电量、售电收入、固定资产总额、资产成新率：
反映效益的指标四个，包括总资产内部报酬率、万元固定资产供电量、单位供电成本、资产报废净值率；
反映风险的指标三个，包括资产负债率、经营杠杆、资本性投资计划完成率；
反映安全的指标一个，是容载比。
通过数据收集整理，我们建立了囊括各单位2005-20IO年13项指标数据的资本性支出目标分解基础数据库，为建模奠定了分析基础。
2 目标参数相关性分析
由于在进行资本性目标分解时，无法取得预算年份相关指标的数据，因此假设当年的参考指标数据是指导下一年资本性投资预算分解的依据，我们在
进行相关性分析时，主要分析当年的资本性投资总额与上一年各指标的相关程度。
根据SPSS软件分析规范，Pear-soR Correlation"为指标的相关系数。绝对值越大表示两项指标的相关性越高。符号表示正相关还是负相关；“Sig.”为显著性，当“Sig”
我们认为，模型的搭建，一方面要建立在对历史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使各单位的资本性预算与历年存在一定的延续性；更重要的，我们要着眼于未来管理的思路，体现出管理的导向。
根据这样的思路，我们将从与资本性投资总额显著相关的规模维度指标中选取GDP和售电收入两个指标作为自变量，通过回归分析建立多元方程分解资本性投资，这样将避免分解出各单位的资本性投资总额与历史数据存在较大差异。同时，为了更好地体现出效益风险导向，我们将选取万元固定资产供电量(效益维度)、资产负债率、资本性投资计划完成率(风险维度)、容载比(安全维度)等指标，作为调整因素对模型进行修正。
3 搭建目标分解模型
为了选择恰当的数学模型形式。我们先对目标参数进行曲线分析，作散点图观察因变量与各自变量间的曲线性关系。通过线性估计分析，我们初步得出结论，资本性投资总额与GDP、售电收入呈现较强的线性关系。可以建立通过回归分析建立多元线性方程，基本模型为：资本性投资总额=a，×GDP+a2x售电收入+b。
4 模型修正
回归方程的建立，使资本性目标分解的结果与历史数据保持一定的延续性。下一步，我们要根据未来的管理思路，在模型中加入修正指标，体现出效益风险导向，更好地引导各单位关注投入产出、关注有效资产形成、关注财务风险控制、关注电网安全。
初步回归方程已从规模维度选取了GDP和售电收入两个指标，为全面地考虑模型的设置，体现管理导向，调整指标从效益维度、风险维度、安全维度选取，并按企业财务管理的侧重点将三个维度的权重分别设定为效益40％、风险30％、安全占30％。
(1)从效益维度选取了万元固定资产供电量
资本性支出投入形成的固定资产应当有相应的电量作为产出匹配，万元固定资产供电量指标可反映资产的投入产出效率。我们将该指标纳入模型作为修正因子，更多是体现出一种管理的思路。引导各单位关注有效资产的形成。我们以全公司2005-2009年平均的万元固定资产供电量作为标准值，各单位的万元固定资产供电量与标准值进行比较，比标准值高的，相应调高资本性支出投资分配额；反之。调低资本性支出投资分配额，以达到管理上的引导激励。
(2)风险维度选取了资产负债率和年度电网建设投资计划完成率
资产负债率是检验企业的财务状况是否稳健的主要指标。由于省公司统一进行筹资，各供电局目前对该指标的重视程度都不高。我们选取该指标，是认为资产负债率作为一项重要的财务指标，可以客观地评价企业的财务风险，所以即使由省公司统一筹资，各供单位也应该关注各自的财务承受能力。我们以全公司2005-2009年平均的资产债为标准值，比标准值低的，相应调高资本性支出投资分配额。反之。调低资本性支出投资分配额。该指标设定的权重为15％。
年度电网建设投资计划完成率反映各单位完成电网建设投资的实施能力。完成率超过100％的单位，足额分配资本性支出投资；反之。表明该单位实施能力不足，调低其资本性支出投资分配额。该指标的权重设置为15％。
(3)安全维度选取了容载比
容载比就是变电容量与最高负荷之比，它表明该单位的安装容量与最高实际运行容量的关系。容载比越高，表明电网裕度越大，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资产闲置程度高。相反。容载比越低。表明电网裕度越小，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资产利用程度高，但低于一定程度将对电网的安全运行造成影响。
根据行业推荐值，当某单位容载比低于最小值时。表明电网安全性不足。应相应调高资本性投资分配额，以进行电网改造提高电网安全性；反之，当容载比高于最大值时，表明电网资产的闲置程度较高，可相应调低其资本性投资分配额；当容载比在最大值和最小值区间内。则不对资本性投资进行调整。
5 建立资本性支出目标分解模型
综合回归结果及各项调整因素，我们得出资本性支出目标分解模型如下：
资本性投资=(a1×GDP+a2×售电收入+b)×综合调整系数。
综合调整系数I＝万元固定资产供电量调整系数x 40％+资产负债率调整系数×15％+年度电网建设投资计划完成率×15％+220kV容载比调整系数×15％+110kV容载比调整系数×15％
由于各单位的资本性投资总额必须控制在全公司的资本性投资总盘子以内，我们按投资总盘子对各单位的资本性投资进行修正：设各单位的资本性投资总盘子为T，各单位最终应分配的资本性投资为F，按模型计算的各单位资本性投资为F1，总盘子为T1，则F=F1／T1×T。
三、结论
本文探讨性地研究建立电网企业资本性支出预算目标分解模型，应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相结合的方法，在深入研究战略导向预算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电网企业构建资本性预算支出目标分解模型的基本思想和具体方法。重点基于企业的发展战略。围绕实现综合经营绩效最优的目标。通过分析，GDP、售电收入等规模指标与资本性投资相关度较高，因此作为建模的主参数，通过回归分析建立多元线性方程，经过检验，回归方程有效且拟合程度较高。其中引入GDP指标可体现出电网企业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持，售电收入指标使资本性投资与各供电局的经营规模相适应。同时我们从效益、安全、风险维度选择有导向意义的指标作为修正因子，使按模型分解的资本性投资一方面与历史数据存在一定的延续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未来管理思路，积极引导各单位关注投入产出效益，关注财务风险、关注电网安全，使资本性支出投向与企业战略发展相适应，有效促进电网企业投资回报有效提升。
【参考文献】
资本支出范文5
【关键词】人力资源；成本控制；具体措施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高素质人才的支撑，人才战略的实施当然也会引起成本的攀升。如何有效地控制人力成本，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是事关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本文从人力资源成本概述出发，阐述了企业人力资源成本控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效控制企业人力资源成本的方法。
一、人力资源成本的含义及构成
人力资源成本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人力资源成本，包括劳动力受雇前成本和劳动力受雇后成本；狭义的人力资源成本是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费用，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支付的各种人工费用的总和。
当前，企业人力资源成本主要由取得成本、使用成本、开发成本和离职成本组成。一是取得成本，即在整个招聘、选取、录用、安置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二是使用成本，即公司在使用职工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包括维持费、激励成本、交换成本等。三是开发成本，即企业为了提高管理能力、生产经营能力和技术水平，对职工进行的岗前培训、岗位培训、专业培训、能力培训等所发生的费用。四是离职成本，即由于员工离开企业而产生的成本，包括离职补偿成本、离职前低效成本等。
二、人力资源管理成本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招聘机制不合理导致的聘用成本上升。人才竞争是新时代企业竞争的重要因素，招聘到优秀的、合适的员工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梦寐以求的。企业在人才招聘中招聘机制不合理也可能使得企业的人力资源取得成本上升。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常常凭借人际关系，而不是根据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进行人员招聘。企业中论资排辈现象严重，没有专业才能的人占据管理岗位，一些优秀人才无法发挥专长，使得工作的整体效率下降，从而导致人力资源成本相对上升。同时，这些优秀员工潜能得不到发挥，也看不到职业发展的前景，所以优秀员工大量离职，从而加剧了企业的人力资源离职成本。
第二，企业内部各项管理制度不合理导致使用成本上升。人力资源的使用成本主要是直接支付给员工的工资。企业如果不能给员工支付合理报酬，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会受到影响，从而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行。有些企业的绩效评估标准及过程不合理，科学评估系统异常缺乏。大多数企业的考核机制表现为高度集中的方式。而企业的薪酬制度也偏重传统的物质激励，忽视非物质激励，这样的薪酬制度对于一些具有成就需要的员工能起到的激励作用有限，造成企业人力资源的浪费和成本的相对增加。
第三，员工培训机制不健全导致开发成本的上升。一方面，目前国内的许多企业内部并没有建立专门的培训体系，对员工的培训行为基本上都是委托外部机构进行，这些行为都存在短期性。而且许多企业将员工的培训资金作为一种费用，而不是作为一种投资看待，因此在资金的安排使用中，用于员工培训方面的经费很少。
委托外部机构所进行的员工培训很难根据员工的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因此这部分培训费用实际使用的效益较低，导致人力资源培训成本的相对上升。另一方面，有一些企业在内部设有培训机构，但在对员工培训过程中注重对高管人员的培训，而忽略了基层员工的需求，因此出现管理者决策效率高，但基层员工因为技能不足等因素执行效率低的状况，从而导致人力资源成本的相对上升。
第四，忽视企业员工的流动率导致离职成本上升。企业员工离职分为两种，员工自愿离职；员工非自愿离职，不论是哪种离职方式，企业都要为此付出成本。经过研究显示，员工离职率如果超过10%，特别是企业，非自愿离职情况增加时，则会对企业带来不利影响。首先，员工在离职前，工作效率会毫无疑问地降低，或者缺勤增加，或者工作量减少。
其次，对于离职的员工，企业要支付离职的工资，失业的工资。如果管理者对离职处理不当而导致员工的诉讼，还会导致相应地诉讼费用。然后，职位的空缺会导致一系列的题，如可能丧失销售的机会和潜在的客户，可能支付其他加班人员的工资，这些问题都需要企业付出空缺成本。
三、企业人力资源成本控制的措施
对员工的招聘、选拔其实是为企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人才储备，因此在进行招聘时应考虑企业制订的未来发展战略，不应该为了追求低成本而降低对应聘人员的要求。对取得成本的控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做好企业的人力资源规划。任何企业的员工招聘行为都应该是有计划、有目的的。企业要想降低人力资源取得成本，就应该做好人力资源规划。首先，企业要做好工作分析，在组织结构设计过程中，对设计的每个职位都应该详细说明工作内容、权力和责任、任职条件等，人力资源部门在招聘前，就可以根据岗位说明书的要求明确所要招聘人员的条件，在甄选中就可以找到适合的人选，避免发生其他费用。其次，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根据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确定各个阶段的人力资源需求状况，做好各阶段的招聘计划，以确保员工招聘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第二，选择合适的招聘队伍。招聘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所聘用人员的质量。招聘人员首先要对企业的业务相当熟悉，在招聘前清楚地知道企业所需要的人员类型，而且在招聘过程中要做到无私，这样才能在最短时间内招聘到合适的人才，从而降低企业人才的甄选费用。
第三，选择合适的招聘渠道。企业进行招聘有多种招聘渠道供选择，比如网络招聘、猎头公司、校园招聘等等。不同的招聘渠道在招聘信息的成本上存在较大差异，企业可以通过削减搜索费用和寻求合作，参加免费的人才招聘会，利用网站、论坛、博客等渠道免费招聘信息。企业在选择招聘渠道时同时也要考虑企业所要招聘的岗位、时间等，不能一味地要求降低成本。企业应根据不同职位的任职要求、不同阶段对人才层次的需求来选择并开辟多种不同的招聘渠道。
参考文献：
[1]李爱云.中小企业人力管理存在的成本问题[J].企业管理，2011（3）
资本支出范文6
内容摘要:本文在一个扩展的人力资本积累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论证了财政教育支出、人力资本积累与社会生产改进之间的传导机制,并利用我国1979-2008年的宏观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教育支出、人力资本积累与社会生产效率之间的动态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教育支出 人力资本积累 全要素生产率 SVAR
理论综述
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及社会生产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一种重要途径。已有研究大多基于分析人力资本的形成和其对经济增长影响方面,如D.W.Jorgenson&B.M.Fraumeni(1992),Tom Krebs(2003),杨建芳等(2006),刘长生、简玉峰(2009)等。然而,在追求“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单纯的经济增长目标不免显得单薄。本文重点研究人力资本积累同社会生产效率改进之间的动态关系。
国内学者许和连、亓朋、祝树金(2006)在新增长理论框架下,通过一个用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内生化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在生产函数中的作用及其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提高物质资本的利用率,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直接,它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而作用于经济增长。李志俊、郭剑雄(2007)分析发现,1995年以后农业技术效率低下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的瓶颈,而改变农业生产经营形式与提升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是提升农业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而提高技术效率的重要途径。
国外学者Huffman (1985)认为教育是一种提升知识和信息获取能力的锻炼过程,而这些知识和能力是在一个变化中的经济和物质环境下做出决策所必须的。S.E.Stefanou&Swati Saxena(1988)提出一个包含直接影响效率水平的人力资本因素的无边界利润函数方法估计配置效率,并将其运用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奶制品市场,结果显示教育和经验都对效率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同时通过优化教育和经验的组合配置,相对效率能够得到显著的提高。M.M.Salinas-Jimenez et.(2006)采用生产边界分析方法,将欧洲1980-1997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效率改进、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结果表明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欧洲经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
现有文献都只是局限于人力资本水平本身同生产效率的关系分析,对于人力资本水平积累自身的形成路径与深化显然还分析不够。
理论模型
本文在Lucas(1988)人力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模型中,进一步加入政府教育投资因素,并在该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导政府教育投资对社会生产效率改进的传导机制。
(1)
其中,Y代表社会总产出;A为全要素生产率;K为资本投入量;L为劳动投入量;为就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进一步假设,人力资本是全社会财政教育投资等因素的函数,函数设定成指数形式,其中η0为常数。
(2)
将(2)式代入(1)式,则最终的社会生产函数形式可以写成:
(3)
根据Solow()的社会生产效率推导过程,可以得到:
(4)
其中:和分别表示生产技术或技术进步、产出、实物资本、劳动力、单位人力资本、教育投入规模,以及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非教育因素的增长率。、、、、、、分别为各自对时间t的导数,表示变量的时间变化度。
最后将财政教育支出、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生产效率的传导机制表示为:
(5)
指标、数据与技术方法
(一)数据与指标选取
本文的计量分析基于我国1979-2008年的宏观经济数据,除特殊说明以外,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所有的绝对量数据均采用1979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进行消胀处理。文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tfpch)通过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得到,为当年社会生产效率相对于上一年度的环比增长指数。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以社会年度劳动投入(本文年度三大产业社会从业总人数,以年初从业人数和年末从业人数的平均值计算得到。),资本存量为投入变量,本文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度量,其基本公式如下:,其中和为第t年合第t-1年的资本存量,为资本折旧率,为第t年净投资量。对资本存量测度关键在于确定四个变量:基年资本存量、资本折旧率、当年净投资和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本文以1978年为基年,其数据来源于孙敬水、董亚娟(2007)。将每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通过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折算到基年作为当年净投资量,资本折现率为王小鲁(2000)给出的5%。;以年度不变价生产总值为产出,采用非参数的Malmquist指数法求解得到,各变量都进行对数化处理。
预算内各项财政支出的规模大小,代表政府对社会该方面事务支持的力度。本文财政教育支出指标采用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支出统计口径,未包括教育费附加。笔者认为,这种规范性的确切的统计口径能够保证文章分析结论的可信度。对于人力资本存量的测算,笔者采用Barro&Lee(1993,1996,2000)提出的受教育年限法,该方法先将劳动力分类,然后按照不同类别人力资本的人数和不同权重,对其进行加权求和,即可得到总的人力资本存量。此方法计算简明扼要,而且数据具有可得性和精确性,不足之处在于其忽略了知识积累效应。但是通过比较所有计算人力资本方法的优缺点,使用“受教育年限法”计算的人力资本存量比其他方法更加接近于实际情况。因此,本文采用该方法估计人力资本存量。结合我国既有的统计数据特点,采用以下公式计算:Ht=htlt,其中ht表示第t年年末的平均受教育年限,lt表示第t年年末的从业人员数。为了反映该年度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量情况,采用Humant =Ht-Ht-1的方法计算得出第t年度人力资本的社会积累增量。
(二)技术方法
简化形式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结构,它仅仅是总结数据动态特征的一个工具,如果不考虑特定的结构,就很难理解这种简化形式的VAR模型(Cooley&LeRoy,1985)。同时,VAR模型中变量间的当期关系被隐藏在误差项相关关系结构中,并存在参数过多问题,Sims(1980,1986)、Ber- nanke(1986)、Shapiro&Watson(1988)提出结构向量自回归的SVAR模型,在包含变量之间当期关系的同时,通过对参数空间施加约束条件减少所估计的参数。对这类模型的识别主要集中在残差系统,残差系统可以解释为外生冲击或者外生冲击的线性组合。本文建立财政教育支出、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生产效率的三元AB-型的SVAR(3)模型,它既反映内生变量之间的同期关系,又可以反映模型系统对独立随机扰动ut冲击的响应,模型形式如下:
,t=1,2,..., T
其中变量和参数矩阵为:
;;;;
(i=1,2,3)
Educatt、Humant和TFPcht分别表示财政教育支出、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生产效率序列,ε1t、ε2t和ε3t分别是作用在财政教育支出、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生产效率增长指数上的结构式冲击,即结构扰动项,εt为协方差为单位矩阵的随机向量。
实证结果分析
建立SVAR模型前,首先对年度数据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财政教育支出、人力资本积累和生产效率进步均为一阶差分平稳,需要对模型包含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Johanson协整检验来验证模型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结果显示在1%和5%显著性水平下各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各内生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同时,被估计的VAR模型所有根都落在单位圆以内,所以整个模型是稳定的。
模型中有3个内生变量,需要施加k(k-1)/2=3个约束才能使模型满足可识别条件:根据经济理论和我国现阶段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可以作出如下的三个假设,作为模型的约束条件:
当期的社会生产效率改进对本期的教育财政支出无直接影响,即:b13=0;
当期的社会生产效率对本期的人力资本积累无影响,即:b23=0;
关于当期政府财政教育支出转化成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的假定,假定激励系数为2.9108,本文采用我国1981-2008年的年度数据对财政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得形成弹性进行测度,为了避免大多数时间序列分析中都存在的序列相关性问题,加入滞后项得到:dlnhuman=-0.3044+ 2.9108dlneducat-0.4402AR(1),R2=0.8430,DW值=2.0818,模型中各变量都显著地通过检验。,即b21=2.9108。
在模型满足可识别条件下,本文使用完全信息极大似然方法(FIML)估计得到SVAR模型所有未知参数,从而得到矩阵及和的线性组合估计结果:
本文选取滞后长度为10年,通过具体计算可以得到社会人力资本积累对财政教育支出,社会生产效率改进对财政教育支出和人力资本积累冲击的响应轨迹。图1和图2分别给出了基于SVAR模型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生产改进的脉冲响应轨迹。图中的横坐标表示冲击发生后的时间间隔,纵坐标表示对冲击的反应程度。
图1反映了人力资本积累增长对财政教育投入增长冲击的响应,模型中冲击效应在13期以内冲击强劲,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冲击效应逐渐减弱,同时冲击的效应也是波动的,而并非正向或者负向的单一效应。表明在现阶段我国的经济状况下,财政教育投入的增长并不能稳定有效的激励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图2是社会生产效率改进对人力资本积累增长冲击的响应,同样模型中的冲击效应在前期表现强劲,而随着时间的推进冲击效应减弱。在前四期内,冲击响应迅速的从负效应转变为正的效应,并在后期迅速收敛。方差分解通过将系统的均方误差分解成各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分析各个变量对系统的影响大小,方差分解的结果如表1所示。
结果显示,社会生产效率提高是带来其自身波动的主要原因所在,但是随着时间推进,其自身的贡献程度逐渐减小;人力资本水平的增加的冲击对生产效率提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其贡献程度远大于由财政教育支出所带来的贡献。结合人力资本增加的方差分解结果,即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对其自身的冲击作用非常显著,同时,财政教育支出增长对人力资本积累增加具有重要的冲击作用,本文的基本结论是:财政教育支出更多的是通过形成人力资本的形式,并最终由人力资本激励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生产改进。
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财政教育支出增加对人力资本积累增长具有重要贡献作用,同时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是带来社会生产效率改进的重要因素;在现阶段,人力资本积累增长对财政教育投入增长只具有短时期内的激励效应,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激励效应迅速衰减,同时冲击的效应也是波动的,非完全有效。因此,财政教育投入的增长并不能稳定有效的激励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社会生产效率改进对人力资本积累增长冲击的响应,同样在前期表现强劲,而随着时间的推进冲击效应减弱。人力资本积累增长对社会生产效率改进的冲击只具有短期的激励效应,并且这种激励性具有不可持续性和不稳定性。
基于此本文的政策建议是:政府应该扩大财政教育支出规模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增长,实现生产效率提高和生产技术改进;此外,政府提高财政教育支出资金的使用效率,保证财政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有效激励,进而实现提高社会生产效率。
参考文献:
1.杨建芳,龚六堂,张庆华.人力资本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管理世界,2006(5)
2.Barro., Robert. J and Jong-Wha Lee.International Data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Updates and Implications[J].Center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ing,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