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治理现代化范文1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科学技术 政治效应
【正文】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 研究 ，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 影响 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 历史 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 社会 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 应用 于 自然 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 现代 科学越 发展 、越复杂，它的 方法 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 分析 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 工业 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在当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具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 经济 、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一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4]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5]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中，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6]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8]。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 艺术 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 理学 ”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9]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 科技 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11]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12]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13]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14]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w·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5]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16]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7]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18]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 科学 技术的统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 现代 西方对这个 问题 研究 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 理论 ，以及当代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 自然 科学特别是物 理学 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 科技 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 社会 功能和 政治 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 工业 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论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 哲学 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 发展 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但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旧巢，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与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 历史 罪恶根源，使之成为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倾向，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 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 影响 。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 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 时代 ，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20]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2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 内容 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发展及 应用 的干预，纷纷建立起国家的科研管理或协调机构，这些科研管理组织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应用于军事目的，军事需要成了科技进步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掠夺和争夺世界霸权，纷纷把科学技术当作提高军事能力的主要基础，将科技成果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三是科学技术不仅被当作掠夺自然的手段，用于增加生产力及剩余价值，而且也日益被用于控制社会，对人加以奴役，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使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科学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但是，这种关系具有新的特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类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可能确立起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履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它们构成国家或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说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管理之中，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贯穿于政治过程的始终；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被用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科技知识分子也日益参与社会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管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并实施科技发展战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指导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应用。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新型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正面政治效应的良好发挥并不是自发形成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长期积极的探索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科学技术仍然具有被应用于邪恶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加以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 参考 文献 】
[1][2]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4] 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载《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6、108页。
[5][6] 参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4、6——7页。
[7][8]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9][10] h·marcusc,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boston,1972,pp.4,14.
[11][12][13][14] j·habermas,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boston,1971,pp.81,82,84,84-85.
[15][16][17] w·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序言），第130、138页。
[18] 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第13页。
[19]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3页。
科技治理现代化范文2
以创新的精神，坚定不移地走科技治河之路，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以治黄保安全和经济建设为中心，强化管理、突出创新，大力实施“技术创新”工程、人才资源开发工程、技术示范工程，加大“三条黄河”和标准化堤防工程建设步伐，巩固“调水调沙”成果，促进治黄事业全面发展。需要广大治黄干部职工强化科技观念，重视支持科技与创新工作，增强创新意识。笔者认为：要加快科技与创新工作步伐，全面提升科技治河水平，推动东营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实施技术创新工程促进治黄事业发展
（一）治黄事业需要科技支撑
治黄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科技。当今世界正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科技与经济、文化的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黄河治理开发同样离不开科技的支撑，要实现在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道路上阔步前行，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的治水理念，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坚持不懈地坚持科学治水，通过治黄现代化实践力度的不断加大，让科技进步成为由传统治黄向现代治黄转变的发动机，为治黄事业和沿黄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实施技术创新工程，大力引进技术与人才，提高科技治河技术创新能力，是现代化治河理念的重要举措。一是要强化黄河治理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完善的技术开发和技术管理体系，加大技术创新工作力度，提高科技治河含量，加速产业化进程；二是建立健全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加速人才库、治黄数据库、项目库建设，并实行动态管理，为治黄事业提供技术、人才、项目、政策等方面的信息；三是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促进治黄经济发展。要以黄河防汛保安全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促进高新技术在科技治黄工作中的推广应用；四是强化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载体和实现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作用，在资金、技术、政策等方面予以倾斜，促进科技治黄的良性发展。
（二）加大科技与创新力度促进治黄事业发展
加大科技与创新力度，解决治黄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科学的本质在于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治黄事业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们要大力倡导科学探索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一是要强化思想观念的创新。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以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治水新思路。强化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治河新理念，搞好科技与创新工作，不断探索新理念、新思路，大胆创新。特别要加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洪水管理、水资源优化配置、河口生态自然规律等观念的探索与创新。二是要强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创新。加大改革力度，理顺体制，创新机制，逐步建立既符合治河科技特点和科技发展规律，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包括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科技推广与技术服务在内的新型治河科技与创新体系。三是要强化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的创新。要不断改进科技创新管理方法和手段，健全管理制度，促进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在科技项目立项过程中，要建立科学、客观、公开、公平、公正的机制，建立、健全适应黄河治理与开发的科技计划信用管理制度，改进科技创新评价办法。加强科技创新的全过程管理，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
二、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工程促进人水和谐
自主创新的根本在人才。谁拥有一流的创新人才，谁就拥有了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治黄现代化，就必须坚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思想，把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作为实现治黄现代化的战略举措，更加关爱、厚爱、偏爱科技工作者，支持他们的工作，关心他们的生活，全力打造黄河科技创新人才高地，切实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早已被世人所瞩目，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促进治黄经济和人水和谐。大力实施“科技兴河”战略，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治黄创新体系建设，使治黄科技工作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既是我们全面推进科技与创新的指导思想，又对我们做好新时期的黄河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要求。当前，黄委系统上下都在全面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理念，树立合理开发、高效利用水资源，全面节约、有效保护水资源，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需要增强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现代科技手段，研究治黄新思路，探索治河新方法的能力。需要深化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科研运行机制，增强自主开展科技研究和创新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强治黄人才队伍建设和人才资源管理，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形成一种爱才、惜才、重才、用才的风气。对人才工程给予高度重视，通过多种形式在黄河内部真正营造起真干、实干、奋发图强、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
三、强化科研成果转化与推广应用
做好科学研究与生产转化推广的结合。科技与创新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获取科研成果的科研过程，而是应包括科研、转化、推广、应用的全过程。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关心科技创新成果的技术创造性和水平，还应关注其在治黄实际中所发挥的作用，应用效果是判断科技创新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在注重加强科技研究的同时，一定要高度重视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不断完善科技推广体系，健全推广机制，促进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对实用性强的创新成果，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当前应重点抓好工程建设与管理中“三新”推广、防汛抢险新技术推广、淤背区产业技术推广和企业高新技术引进、改进推广等。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积极实践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新理念，广泛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大力开展创新活动，积极推广转化科技成果，全面提升科技治河水平，推动东营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四、强化服务意识为治黄经济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持
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树立敢创、敢试、敢冒的思想，为治黄经济提供多种形式的科技服务和科技支持。一是强化管理、苦练内功，努力提高科技服务能力和水平。二是强化机遇意识、创新意识，及时、准确地了解国家对治黄科技工作的新思路和新动向，为治黄科技工作提供良好的服务，鼓励和支持职工小发明和科技创新。三是坚持“走出去、请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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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 科学技术 民主政治
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带动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进步。与此同时,民主政治历经几次波峰波谷,再度复苏,日渐完善。“正是由于有了工业化,才给我们带来了所谓的民主。在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才爆发了民主革命和广泛参与政治的改革”。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对民主政治的影响日渐广泛和深入,成为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民主政治的建立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双向互动。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又为人们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行使民主权利,创造了良好条件。一定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从物质基础、技术条件上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科学技术本身所具有的人文价值倾向亦对民主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将以“民主政治”为视角,探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对民主政治所起的促进作用。
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一)现代科学技术为公民参政、议政提供了空间条件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不仅带来了现代技术文明,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且使民主政治真正落实到实处。由于现代化的通讯设施和发达的大众传媒,为人们关心、了解和监督政治提供了条件和可能。现代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的广泛使用,使公民的政治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不受空间的制约,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因地域因素影响政治生活的正常进行。随着航空、高速铁路等行业的发展,民用飞机和高铁速度不断提高、成本大幅降低。据笔者调查,2010年以来,在外地的当事人(尤其是省外和国外的当事人)本人参加庭审的比例大大提高。由于陕西省际高速公路的相继开通,当日往返陕南、陕北已成为可能。
(二)现代科学技术为民主政治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
1.在选举方面。电子计算机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使其在统计和分析选举结果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大大减少劳动强度,避免偏差。尽管世界各国的选举方式千差万别,但通常采用多数当选制、比例当选制和区域当选制等计算方法。但无论采用哪种方法计算选票,都十分繁琐,且容易出现偏差。电子计算机的使用,解决了这个难题。它不仅可以迅速、准确地计算选票,而且可以进行科学的对比和分析。我国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现场投票一般采用无记名投票和举手表决等方式。近几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县级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基本上均采用电子系统进行投票。代表只需轻轻按键,就可完成投票,投票系统便会自动统计投票结果。电子投票系统的运用,保证了投票过程的秘密性和投票结果的公正性。
2.在民意测验方面。为了掌握公民的思想动态,做出科学决策,专门机构和人员事先往往要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常见的调查研究方法有问卷调查、抽样调查和开座谈会等形式。这些调查方法由于涉及不同类型的内容,一般先由调查者进行选择,然后再进行统计分析。这项工作由于涉及信息量过大,手工劳动一般很难完成。如果使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统计和分析,就可以克服程序上的缺陷,更能准确的反应调查者的意愿。因此,在一定条件下,现代科学技术为民主政治提供的物质条件越先进,民主政治发展的空间就会越广阔。
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为民主政治的发展营造了文化氛围
(一)科学精神促进了民主气质的养成
科学技术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对人们的精神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和观念产生了实质性改变。正如科恩所说“即使在重大问题上以及在自己深信不疑的意见方面,人是多么易于出错”。在传统社会中,由于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不能正确认识许多自然现象,对自然规律的把握也不够。因此,人们极易相信某些异端邪说,轻易放弃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把自己的一切都寄托于他人身上,在精神上遭受折磨和奴役,导致专制和独裁。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性难以发挥,障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根本任务是,探知未知领域和揭示事物本来面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体现了勇于探索和不怕失败的科学精神。
(二)科技进步提升了人的文化素质
1.教育观念的转变。“教育不能保证一定产生民主的政策,但是,假如公民未受教育,民主要想取得持久的成功,希望甚微”。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为人们掌握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创造了条件。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使用,使生产率大幅提高,劳动时间逐渐缩短,人们获得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人们对智力投资日渐重视,出现了“蓝领工人白领化”和“体力劳动脑力化”的现象。
2.教育方式的变革。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知识更新的速度不断加快,一次性学校教育已远不能满足时展的需要,“终生教育”成为现代教育的趋势。在电子技术的推动下,教育方式逐步突破传统模式,单一的学校教育,发展成家庭、学校和社会全方位发展的多功能、多种类教育。“一专多能”成为现代社会对就业者的新要求。先进的、形式多样的大众传播媒介,使人们科技借助广播、电视、报刊和网络等方式获得了新的知识。学校教育的形式呈现多样化,多媒体教学已逐步取代“板书教学”。远程教育方便受教育者实现资源共享,甚至摆脱了时空的限制,教育者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对受教育者答疑解惑和检测。因此,科学技术的进步引发了教育革命,促进了人们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
三、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增强了人的主体性
人是科学技术的发现者和民主政治生活的主体,人的主体性的体现直接关系到以公民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民主政治的水平。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人的自主意识每推进一步,人的主体地位每增强一步,民主政治的水平就拓宽和深入一步。因此,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提高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标尺,对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引领作用。同时,科学技术与人类的发展相互推动、相互制约,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以机器人的发展为例,人类不断借助现代科学技术,赋予机器人一定的“模拟思维”,使机器人参与劳动生产,代替人从事繁重、高危劳动。人只需掌握控制程序,就能生产出质量高、性能好的尖端产品。不仅如此,机器人还可以模拟人的思维从事看病、下棋、烹饪和聊天等复杂劳动。我们可以看出,科学技术发展的越迅速,人类改造自然的手段越先进,人在自然界的活动天地就越广阔,人类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发展和完善自身。因此,人的体力和脑力劳动的逐步解放,标志着人对自然认识的逐步深入,人的主体性的不断增强和民主政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四、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加快了管理和决策方式的改革
(一)增强决策的民主化
如果说传统社会是经验型决策,那么现代社会正逐步走向科学化和民主化决策。现代科学技术可以对数量多、内容复杂、种类繁多和变化迅速的信息提供准确的描述和精确的分析,使决策建立在客观事实之上,成为“最优”决策。这种决策过程的科学化,体现了自上而下、公开透明的民主精神。“多元决策中心”和科学的信息管理系统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企业的管理模式,决策制定权逐渐从坐办公室的人员手中交给“一线人员”手中。此外,近年来广泛推行“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即政府在作出关系民生的政策前,征询公民代表的意见,使该项制度尽量符合民意。这种“问道于民”的决策程序和方式的改变,既下放了权利,又赋予基层和一线工作人员更多的民主。
(二)强化管理的科学化
1.有利于上、下级之间的内部监督。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在空间上缩小,在时间上缩短。特别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几乎每个单位都建立了局域网,实现了办公自动化。以陕西省法院系统为例,一个案件从立案庭收案开始,到业务庭庭长分案、承办人接受案件、排期、制作法律文书,直至送达结案,有管理权限的行政领导可在任何时候输入指令,在局域网内查阅该案件的审理情况,对承办人进行监督。案件承办人员也可以根据权限,查阅自己的案件审批到哪个环节,进展如何。审判管理部门,还可根据案件受理的时间,确定该案是否超过审理期限,对承办人进行绩效考核。
科技治理现代化范文4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军的思想政治建设的使命是：为打赢未来高技术战争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保持人民军队性质、本色和作风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证。这就要求肩负着这一重大历史使命的政工干部，不仅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高度的工作热情，而且还要具备良好的科技素质。它包括：先进、超前的科学观念，系统、灵活的科学方法，用科学技术推动工作的科技意识，严谨、务实、重效的科学态度，善于学习、不断更新知识的科学精神，运用最新科技成果于实际工作操作的科技能力。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版权所有，着力提高政工干部的科技素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特点和规律，要求政工干部必须提高科技素质。
根据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我军在今后一个时期将面临的主要作战样式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纵观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呈现出明显的高科技特点。高科技不仅仅表现在武器装备的科技含量上，而且是渗透在战争的方方面面；不仅要求军事指挥员必须具备很强的科技素质，也对政工干部提出了很高的科技素质要求。目前，我军政工干部大多数虽然经过院校培训，但从整体素质上看，与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特点对政治工作提出的特殊要求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由于长期处于和平环境，致使部分政工干部潜存着一种“无敌国外患”的思想意识，沉浸在“让世界充满爱”的幻想之中，缺乏忧患意识和危机感，思维观念明显滞后；单一和教条的训练模式，只图“按部就班”，不求灵活运用，造成一些政工干部能力较弱；传统的教育体制，重政治思想，轻军事科技，导致政工干部的知识结构不尽合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史党建知识、历史知识等掌握较多，但军事技能和军事理论水平偏低；精通我军政治工作理论原则、优良传统、方式方法等专业知识，但对激光、导弹、电子对抗和自动化指挥等军事技术知识知之甚少。要改变这一状况，我们必须对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对政工干部的要求加以认真研究。具体讲要把握以下几点：
（一）、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政治色彩浓厚，政工干部必须具备很强的政策性和策略意识，善于政治谋势。高技术局部战争大多始发于边境地区，关系国家的领土、和外交政策，加上战争中敌方往往会利用民族、宗教、民主、人权等作为幌子，掩盖战争本质，混淆战争性质，使政治工作呈现全方位、多领域的特点。高技术局部战争这种严格受制于政治、经济、外交斗争的特殊性，对直接服从、服务于战争目的的战时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政工干部必须增强政治谋略意识和政治敏感性、策略性，把视野从局部的战争舞台移向更大的国际斗争舞台。善于分析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形势及其对局部战争的影响；善于运用政治眼光认识、把握、筹划、指挥战争；善于对战争的进程、规模、转机和结局实施全程、有效的控制。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始终处于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在有限的时间和区域内，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赢得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斗争的全面胜利。
（二）、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空前残酷、激烈，政工干部必须在强化自身的心理素质的同时，具备高效的战场鼓动性。在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中，敌人将凭借其现代化武器装备的优势，对我实施突然的大规模的战略空袭和多方向、高速度、大纵深、宽正面的连续攻击，加上高效的大面积杀伤武器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广泛使用，杀伤、破坏程度空前残酷。面对恶劣、残酷的战场环境，如何消除官兵的紧张、恐惧心理；面对握有优势武器装备的敌人，如何增强官兵以劣胜优的信心，都是政工干部在战争中不容回避的问题。因此，政工干部必须加强心理科学和战时宣传鼓动工作的研究，同时要恪尽职守，率先垂范，以自身清醒的政治头脑，高尚的思想品德，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以及临危不惧、处变不乱的良好心理素质，为部属作出榜样。做到哪里有战斗，哪里有困难，就出现在哪里；哪里战斗越残酷，情况越危急，任务越艰巨，政治工作就活跃到哪里。保证部队在作战中，前赴后继，顽强战斗；在危急关头，从容不迫，视死如归；在敌人的“心战”面前，意志坚定，大义凛然；在严酷的苦与乐、得与失、安与危、荣与辱、生与死的考验面前，自觉服从大局，甘愿奉献和牺牲，确保部队始终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旺盛的战斗意志，忘我的牺牲精神投入战斗。
（三）、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立体”化程度高，政工干部必须具备很强的全局观念和协调能力。现代条件下的高技术局部战争已经拓宽了合同作战的内涵，不仅参战兵种多、武器装备多，而且作战手段多样，使战争呈现出陆、海、空、民和天候、电磁“六维一体”的高立体、全方位的大合同态势。加上分散交叉的地域配置，千变万化的战场态势，部队配属的频繁转隶，使政治工作的对象庞杂化、多变化。要充分发挥参战部队各自的优长，减少矛盾，以保证各方面的力量都能围绕合同作战的总意图，密切配合，协调一致，生成并保持强大的整体作战能力，不仅需要严密科学的作战指挥，周详细致的技术物质保障，而且需要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在合同作战中发挥巨大的凝聚作用。这就要求政工干部要强化团结协调和“合力制胜”的意识，同时还必须具备知天地、通文武、晓兵民的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全体人员的精神整合和思想凝聚，并使之迅速转为广大官兵的实际行动，自觉地做到识大体，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地完成上级赋予的一切战斗任务。
（四）、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突发性强、节奏快，政工干部必须精通业务，具备快捷的应变能力。高技术条件下，无论是进攻方，还是防御方，争取每一分钟甚至每一秒钟，都可能使战争的结局产生戏剧性的变化。同时，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战斗进程中自始至终充满着不确定因素，意料之外的突然事件随时可能发生。这就决定了政治工作必须跳出一般战争状态下的固有模式，突破平时政治工作的基本套路和程序，以快捷的工作节奏，灵活的工作方法展开工作。要依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军事战略方针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未雨绸缪，提出政治工作预案，并做好应付最困难、最复杂局面的准备。在战场态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紧紧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以快对快，以变应变，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广大官兵的作战积极性。牢固树立“同步于指挥”的观念，努力达成政治工作与军事指挥的一体化、同步化。使政治工作的内容、组织、形式与方法，都能服从战场形势的需要，做到珍惜战场上的一分一秒，全神贯注于战场情况和部队思想动向的掌握、分析和研究，确保作战任务的顺利完成。
（五）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科技含量高，政工干部必须具备高科技知识。高技术局部战争是以大量使用高技术武器为作战前提的，战场实际上已变成高技术武器的竞技场。有资料表明，在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使用了500多项微电子、红外探测、航天、精确制导、隐形等80年代以来的高新技术，首次使用的高技术武器多达100多种，技术专业达2000种以上。战争的高技术化，必然带来部队思想问题的变化，战时政治工作的空间也显现出全方位、多方向、大跨度的特点，要求政工干部要不断拓宽政治工作的内容构成，把作用点不仅放在保证部队具有“刺刀见红”的勇敢顽强上，而且必须为广大官兵智能、技能的充分发挥提供保证。要拓宽政治工作的主体结构，实行政工干部、军事指挥、专业技术军官及士兵思想骨干四位一体的多元结构，形成政治工作的网络体系。要拓宽政治工作的方法，充分发挥现代化传媒和计算机网络等先进设备的作用，运用现代化的手段，及时了解掌握信息，准确地分析情况，妥善地协调矛盾，使政治工作在高科技的战争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实现政治工作的现代化，要求政工干部必须提高科技素质。
曾指出：“我军建设必须坚持以现代化为中心，军队的全部工作都要围绕现代化来展开。”政治工作作为军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加速政治工作的现代化，努力使政治工作与现代社会的思想观念、实践活动、行为方式和科学技术水平相适应、相协调。它包括：在思想观念上，不断用人类社会已经认知的最先进理论、观念和知识充与更新；在工作内容上，始终关注并回答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在方法和手段上，善于借助一切现代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推动自身质量的提高。目前，我军政治工作不仅还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而且在思想观念、方法手段等方面存在着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矛盾。表现在：一是以“特殊”而自我封闭。提起政治工作的现代化，有的同志往往以部队情况和政治工作“特殊”而不以为然，与己无关，束缚了政治工作的发展创新；二是以“过渡型”而自我放松。面对高科技，一些同志认为自己这一茬是过渡的一代，再学也赶不上趟，制约着政治工作的长远发展；三是以“不变应万变”而孤芳自赏。一些政工干部总是凭老底子、老经验抓工作，对于适应形势发展的一些新实践、新办法，不愿去接受和借鉴，使政治工作总是在低层次上徘徊。这些都背离了政治工作向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政治工作者，必须更新观念，抓住机遇，以提高自身的科技素质，增大工作的科技会含量，来推动政治工作的现代化。主要把握以下几点：
（一）、要在感悟与时代飞速发展的落差中更新观念。当今社会的特征是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科学技术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社会问题和技术问题的解决都要依赖于多门学科、多种技术的综合运用。作为政工干部也应该是科学技术和人文精神的统一体，是知识能力、高尚品格的综合体。为此，政工干部要以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模式，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在更新观念上下一番功夫，真正确立起在科技强军中抓住机遇、走在前列的观念，真正确立起科学技术是政治工作强大推动力的观念，真正确立起政工干部不掌握一定的现代科技知识就是不称职的观念。
（二）、要在对高科技的孜孜以求中实现知识更新。伟大的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曾说：“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在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的今天，要适应政治工作现代化的需要，政工干部不仅要学习政治理论等专业知识，而且要学习科技文化知识，如高等数学、运筹学、心理学、社会学、人才学、行为科学、系统论、控制论、决策理论、现代战争理论以及计算机知识等；不仅要扩大自己的知识层面，形成多维的知识结构，而且要不断地进行知识更新。美国新管理大师彼得•圣吉曾对年轻人提出警告说，一个人学习过的知识，如果每年不能更新7%的话，那么这个人便无法适应社会的变化。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知识更新频率大大加快，我们只有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去学习新知识，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否则，不仅不能理解与你工作相关的技术问题，而且不会运用现代科技方法来分析、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也就不能有效地开展工作。目前在各级政工干部中，凡是思想活跃、见解深刻、抓工作突破一般的同志，都十分注意学习，能及时吸纳新知识新成果。在同样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中，他们是通过在“时间银行”里对知识“零存整取”，才使自己的科技素质不断提高的。
（三）、要在强化现代化手段的学习和运用上实现政治工作方法的更新。人类的发展史表明，科学技术的每次重大突破，都会成为引发军事领域结构性变革的催化剂。从部队开展科技大练兵所取得的成果进一步证明：政治工作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方法、手段是否先进。现代科技革命为政版权所有治工作的方法更新提供了物质条件。如大众传播手段越来越现代化，信息传播的渠道越来越多，使广大官兵在大量的崭新信息中汲取“养料”，从而不断完善自身，发展自我；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使政治工作方法更好地实现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统一等。作为政工干部既要看到当代科学技术给政治工作方法所带来的有利条件，同时又要看到给传统政治工作方法的改革与更新提出的挑战。只有牢固树立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改进政治工作方法的意识，增强刻不容缓的紧迫感，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大胆地进行改进政治工作方法的实践，才能真正做到在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革命面前有所作为，大有作为。
三、知识经济的兴起，要求政工干部必须提高科技素质。
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知识经济已经初见端倪，它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已带来并将继续带来重大变化和深远影响。谁能顺应时代的发展，适应进行调整和变革，谁就能赢得发展的主动权。作为一名思想政治工作者，在面临自然与社会、思想与观念、知识与能力的挑战中，只有在自身素质特别是科技素质上有相应的变化和提高，才能在知识经济时代立足，才能在我军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好政治工作的服务保证作用。
（一）、知识经济时代以人才为本的特性，要求政工干部必须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努力成为育才用才的专家。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和无形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尤其是具有高素质的高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将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在未来国与国之间军事实力的较量中，归根到底，也应是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竞争。迎接新的军事发展的挑战，建设现代化的军队，必须把人力资本放在首位，能否建立一支掌握高科技知识和技能的干部队伍，将成为未来战争中“打得赢”的关键。政工干部在部队建设中，有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的责任和义务，不仅要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而且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应该看到，我军目前能够熟练掌握和使用尖端武器的群体还比较少，人才队伍的综合素质离国际化标准还有差距。武器装备的滞后性和人才培养的超前性，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规律，一旦战争袭来，有些武器装备短时间内可以更新换代，但高素质的人才却需要较长时间的培养。因此，政工干部要确立全新的人才评价标准，积极培养综合素质高的复合型人才，使他们不仅具备国际战略思维的应变能力、高超的军事管理能力和正确果断的决策能力，同时还应具有了解世界知识经济形势发展动态、跟踪世界科技前沿发展方向的综合能力。
科技治理现代化范文5
【关键词】中医；骨伤科；特点
新一轮等级医院建设和评审工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指导要求“以评促建”，作为中医院骨伤科的一名医生应当认真和积极思考中医骨科如何发展。如何正确认识、继承、创新、发展实现中医药现代化。为此作者就中医骨科的历史、文化、思想理念加以表述。
1中医骨伤科的历史
中医骨伤科有其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必然性和科学性[1]。中医骨科学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骨科学的历史，是历代医家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结晶，是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总结、创新、发展的历史。在原始氏族人们在生活中逐渐认识自然界药物，外用敷治创伤疾病。出现砭镰、骨刀用于切割。在夏、商时代，青铜器、酒开始用于治疗。甲骨文记录人体各部名称和多种骨伤疾病。春秋战国-汉代形成骨伤科理论。《内经》阐述了人体解剖、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基本理论；通过体表测量人体骨骼的长短、大小、广狭，按头颅、躯干、四肢各部位折量出一定的标准尺寸。并阐发了：“肝主筋、肾主骨、脾主四肢肌肉”，“气伤痛，形伤肿”等理论。《伤寒杂病论》创立了理、法、方、药结合的辨证论治方法。外科手术的鼻祖华佗首创麻沸散、五禽戏。晋代伤科学在诊断和治疗有显著提高，并成为独立的学科。葛洪著书《肘后千金方》最早记载颞颌关节脱位的口内整复方法；并记载了骨折竹片夹板固定、开放性损伤早期处理及止血法。隋朝巢元方著《诸病源候论》记载了循环障碍、神经麻痹、运动障碍等，指出软组织裂伤、关节开放性骨折立即缝合和缝合技术。唐代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药要方》，记载了颞颌关节脱位整复后予热敷热疗以助关节恢复；热敷、热疗治疗损伤瘀肿。现存最早的骨伤科专书蔺道人著《仙授理伤续断秘方》阐述了骨折的治疗原则是复位、夹板固定、功能锻炼和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开放性骨折。宋代《夷坚志》记载了在颌部类似同种异体植骨术。元代危亦林著《世医得效方》整理了元代以前的伤科经验；并提出麻药用量按患者年龄、体质而定；首创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柱骨折；指出髋关节是臼杵关节，并把踝关节骨折脱位分为内翻和外翻。明清时期，伤科专著涌现，名医辈出，多学派形成，《普济方折伤门》记录了15世纪以前的正骨技术，薛己著《正体类要》重视脾胃与补气养血，是按八纲辨证论治的代表著作。清代吴谦著《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该书系统地总结了清代以前的骨伤科经验，对人体各部位的骨度，内、外治法，方药记述最详，既有理论，尤重实践，图文并茂，把正骨手法归纳为八法：摸、接、端、提、推、拿、按、摩。整复胸腰椎骨折脱位，并改革固定器械。胡廷光《伤科汇篡》阐述了各种损伤的证治、记载骨折、脱位、筋骨的检查、复位。解放后，我国各地相继成立中医院和中医学院，成立了骨伤科研究所，系统整理了祖国医学的理伤手法，总结老中医的经验，改进固定方法和器械，以及加强对中草药研究，总结骨折治疗的理论――动静结合，筋骨并重，内外兼治，医患合作。现代，引进近代医学先进技术，中、西医结合治疗骨伤疾病，使诊断更精确。引进先进的麻醉技术、手术技术和器械，治疗了较多的疑难疾病，继续发扬了中医传统技术，中药的辨证论治、手法复位夹板固定等。
2中医骨伤科的文化
中医药学是特指在中国黄河、长江流域发源起来的具有鲜明中原汉族文化的医学体系。建立在虚数属性、象数逻辑之上的。中医骨伤科医学理论与传统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密不可分，是在我国古代哲学思想指导下形成和完善的，具有朴素的丰富的哲学文化，是从表象到理论的概括与升华，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对生命、生理、病机有着独特的诠释。对患者疾病的中医综合治疗中随时都体现着中医朴素的哲学理念，阴阳平衡、辩证、运动与静止的对立和统一，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所以，中医骨伤科的辨证论治就是在古代哲学思想和中医学关于正常生命现象的理论知识对疾病发生、发展、变化、转归进行归纳和总结，从而指导骨伤科患者的复位、固定、功能锻炼、内科治疗、调养。达到筋强骨坚，天人合一，也就是健康人与自然相适应的最终目的[2]。
3中医骨伤科的思想理念
科技治理现代化范文6
摘要：新时期，政府、市场、社会、公众等多方协同治理成为当前治理方式转变的趋势。十八大以来，社会组织逐步进入治理视野，尤其是科技社团作为重要的社会组织能够通过服务供给优化协同治理的布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而，研究科技社团服务供给缺失及其制约因素，并针对性提出提升其服务供给能力的对策，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 ：科技社团 协同治理服务供给社会组织
基金项目：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科技社团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与实现路径”(2014ZD006)；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编号：2014-1b-0010;2014-ZZ-Bl-12)。
[中图分类号]G3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828(2015)04-0047-08
DOI: 10.3969/j.issn.1672-4828.2015.04.006
潘建红，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石珂，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武汉430063）。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熏申了中国特色的协同治理的框架，为治理结构及治理方式转型提供了指导思想。在2015年第十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深化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支持群团组织依法参与社会治理，将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提上日程。作为社会组织，科技社团能促进国家治理结构及治理方式的转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现能力代化进程。因而在协同治理视野下，以科技社团为主体，探讨科技社团参与协同治理的学理基础，明确科技社团服务供给的缺失及其制约因素，探索加强科技社团服务供给的策略，是促进国家治理结构及治理方式转型的应有之义。
一、研究背景
我国关于科技社团的研究直到本世纪初才逐渐兴起，此前关于科技社团的讨论往往夹杂于社会组织之中。围内较早系统论述科技社团的成果当是《现代科技社团概论》，作者杨文志(2006)对科技社团定义、分类、功能、发展历史、理论基础、组织架构等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王敏珍(2011)对科技社团与政府的关系，汤丹剑(2014)对科技社团参与公共管理的重点领域进行了研究；边全乐(2012)、危怀安等(2012)、许小玲(2012)、王达梅(2012)等学者从政策、组织、社会等方面对科技社团自身建设的阻碍凶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相应对策；而胡辛( 2014)、袁静(2014)、吉莉(2015)等学者对各省市科技社团亦开展了实证研究，将理论与实证结合起来综合分析。可以说近十年国内学者在科技社团这个领域做出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这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随着我国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转型，亟待社会组织的深度参与。但关于社会组织如何参与、在什么样的布局下参与、通过什么方式参与等方面研究都具有一些成果。其中一个重要论断是，科技社团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是较能协调各方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组织，其深度参与对我国当前社会治理实践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学术界在科技社团与各治理丰体深度互动相关领域的研究不多见。因此，本文拟从科技社团服务供给的角度，探析科技社团服务供给的缺失及制约因素，并据此提出一些可行的对策，丰富科技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材料，并为现实科技社团的实践行动提供参考。
二、协同治理亟待科技社团加强服务的供给
协同治理是当前我国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转型的必然路径。所谓协同，就是指同一系统内部各个部分之间相互作用、构成有序统一整体的过程。所谓治理，就是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各就其位、恪尽其责的前提下，在特定公共事务领域密切合作、良性互动，共同达成相关方利益最优化的过程（刘峰、于军，2012）。然而，协同治理不是“协同”和“治理”内涵的简单叠加，还有其新的内在逻辑。“协同治理是指处于同一治理网络中的多元主体间通过协调合作，形成彼此啮合、相互依存、共同行动、共担风险的局面，产生有序的治理结构，以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李辉、任晓春，2010)。”就其治理思路来看，协同治理是指“围绕共同问题，协同不同组织、不同部门、不同地域的主体共同解决单个治理主体不能或难以解决的问题。这种协同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包括非正式的志愿服务、舆论宣传等（罗伯特·阿格拉诺夫，2007）。”因而，协同治理理论强调，一是多元主体应处于同一个治理网络，形成平等、协调的治理结构；二是协同治理网络应保持密切联系；三是多元治理主体间应在动态平衡中保持有序的治理结构。正由于协同治理内涵的复杂性，决定其非政府或市场能单独承担，必须寻求第三部门的有力支持。
（一）多组织协同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现实选择
我国社会力量主要包括各类社会组织及公众，当前我国治理结构中，社会组织发育不良、公众参与程度较低。然而，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层面已经面临加强社会参与的关口，原有的过度强调政府效能的治理思路面临调整。一方面，我国所面临的政治及经济问题越来越突出，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政府的治理责任被进一步放大；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却又要求政府机构进一步精简、治理能力进一步强化。由此，我国政治实践面临两难的现实境遇，要求引进新的治理理念，开辟新的治理途径，强化社会力量的参与。因而我国国家治理目标的现实选择，应当是充分培育参与协同治理的社会力量，构建有利于实现协同治理的体制机制，推动多组织协同治理局面的形成。
（二）科技社团是协同治理的重要参与者
我国国家治理现实需要多组织的协同治理，而构建多组织协同的关联机制不能仍由政府主导，而应让其他组织承担。治理理论的重要创始人罗西瑙早在二十世纪就明确提出“治理模式下政府已不足唯一的政治活动主体”(J．N．Rosenau，1992)，为此，应积极利用多组织参与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多组织协同治理的作用来应对治理难题。科技社团是重要的社会组织，是能协调各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社会组织。其一，科技社团作为人才队伍素质优、专业化水平高、综合实力强的社会组织，是协同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因而在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转型中，应成为政府着力培育和扶持的社会力量。其二，科技社团作为非营利组织的代表，其发展壮大不会造成政治权利的转移，不会影响社会稳定。“政府治理模式下各类社会主体的发育成长，并非必然形成一种对抗政府的力量，它可能是一种协同政府治理并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力量（郁建兴、任泽涛，2012）。”科技社团的诞生和发展深受我国政治环境影响，是我国政府的天然联盟，是补充政府功能、协同政府治理的重要力量。其三，作为第三部门，科技社团能够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充分发挥参与、监督和中介功能，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沟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公众，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而，我国协同治理体系的构建离不开科技社团的积极参与。
（三）科技社团加强服务供给是优化协同治理布局的应然需求
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由政府单独提供，其他治理主体发育不足的问题。一方面造成政府的负担过重，另一方面导致市场化机制发展不充分，社会组织行业竞争能力弱，公民参与热情不足。因而应以“协同治理为理论支撑，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协同治理方式，培育社会自治力量的协同治理组织，确立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协同治理体系”（郑恒峰，2009）。在协同治理体系中“必须注重社会治理资源的优化，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社会良性资本的创造，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郑巧、肖文涛，2008），积极加强科技社团服务供给，促进科技社团有力参与协同治理，优化协同治理布局。科技社团能够通过加强多元化专业服务的过程来优化协同治理的布局，主要包括参与、监督和中介过程。一是科技社团发挥参与功能，直接参与国家治理，承担政府职能转移，为市场提供针对性的服务，开展科技普及及相关培训活动，增强协同主体的力量。二是科技社团发挥监督动能，参与涉及国计民生重大项目的可行性论证，能利用专业知识监督公众难以监督的专业问题，为协同治理布局提供智力支持。三是科技社团发挥中介功能，能够沟通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公众，优化协同治理布局。
三、协同治理下科技社团服务供给缺失及制约因素
科技社团积极参与协同治理，加强服务供给，是我国国家治理的现实选择。实践层面上，科技社团在协同治理视阈下的服务供给存在四个向度，即政府向度、市场向度、公众向度和科技共同体向度。科技社团在这四个向度上的服务供给，能够促进社会管理创新，优化社会治理资源的配置，打破沟通障碍促进交流，从而推动我国协同治理体系构建。我国科技社团服务供给的缺失及其制约因素大致在此四向度之中。
（一）科技社团服务供给缺失
我国科技社团发育不良，服务供给缺失严重，对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协助公共治理力不从心；对联结各市场主体、促进协同治理布局构建引导不足；对提供公众参与渠道、满足公众多元化需求影响不足；对科技社团之间的整合以及内部的管理亦存在不足。尽管我国科技社团自改革开放以来重新获得了较大发展，但在以下几个向度中仍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尚有提高的空间。
1．政府向度
科技社团对政府的服务供给，能够促进政府增强组织和协调作用，是治理方式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我国科技社团与政府机构边界交织，其诞生之初就源自于补充政府功能不足，协助政府治理过程，具有对政府进行服务供给的功能。目前，科技社团对政府服务供给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科技社团对政府的智力支持有待加强，科技决策咨询工作尚需深化。在决策咨询领域选择上，科技社团受政府影响较大，科技社团参与部级决策咨询相对较多，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明显偏少。二是承担政府职能转移乏力。科技社团自身建设长期不足，专业服务脱离实践、独立性较差、公信力不足，在承担政府职能中后继乏力；同时，传统管理的惯性使得政府垄断各项社会职能，在政府职能转移方面呈现不放权、少放权倾向，科技社团自身建设的有限成果也难以得到实践的检验。
2．市场向度
通过市场化机制，科技社团能够联接各市场主体，对市场本身能充分优化资源配置，对市场外其他维度的治理主体能够发挥支撑和协同作用，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市场方面，当前科技社团服务供给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对企业的服务供给不足。企业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科技社团对企业的服务供给是优化协同治理布局的重要环节。其服务缺失主要在于，其一，科技社团对企业参与协同治理方面尚未起到技术指导和知识支持的作用。其二，科技社团缺乏与企业的深度合作，尚未在企业战略调整等层面发挥作用。其三，对重点企业的服务供给乏力，对中小企业的服务供给不足。“持有重要资源（含智力资产资源）的核心企业将使成员企业对其产生依赖，从而产生较高的协同控制能力( Pfeffer，1978)。”重点企业能够影响中小企业参与治理进程，然而科技社团一方面难以满足重点企业的服务需求，另一方面又对中小企业服务供给力度有限，不利于协同治理布局的构建。第_，对市场化机制服务供给不足。其一，桥梁纽带作用发挥不够，尚未形成企业、政府、公众之间的沟通交流机制。其二，市场化人才培育不足，尚未构建跨部门跨地域跨行业的市场化人才培育合作平台，导致难以培育出具备协同治理素质的高层次人才。
3．公众向度
科技社团作为第二方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其超脱的地位，使其在公共服务、社会中介、政策倡导、公民参与等方面逐渐发挥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有利于填补公共服务空缺，进一步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响应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扩展的社会需求；另一方面，有利于构建公民有序地参与治理的渠道。王名(2008)认为社会组织“有利于创造政府和单位体制之外的公民有序参与的新渠道，提高公共政策的认可程度”。因而科技社团理应肩负起培养公众用科学的思想观察问题、用科学的方法处理问题的责任，承担起构建公民有序参与渠道的社会职责。然而，科技社团服务供给不足，不利于公众力量参与协同治理。一是科技社团科技普及工作不深入、不到位。二是科技社团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的作用未充分发挥。三是科技社团尚未形成有效的公众诉求响应机制。“一个群体的意见可能由它本身表达，也可能从这个群体中的某个人或群体外代表这个群体的个人来表达到，但更多的、更有效的，应由这个群体内部发育产生出来的团体来表达（朱光磊，2008）。”科技社团作为公众利益诉求的团体代表之一，尚未形成规范化、建制化的公众诉求响应体系。
4．科技共同体向度
科技社团对科技共同体服务供给缺失，主要是指其对科技共同体内部人员提供的服务在针对性、时效性上有所不足，从而影响科技社团自身建设。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科学交流服务有待加强。在科学一科学家关系维度，科技社团国际化交流服务有所欠缺，学术交流的形式较为保守；在科学一经济社会关系维度，科技社团对政府对市场的信息交换不充分，咨询工作不到位；在科学一公众关系维度，科技社团的科技普及、教育培训等工作还有待深化。其二，尚未形成有效的协同机制。科技社团对沟通政府、市场、社会、公众之间资源整合平台搭建不足，尚未对科技人员形成进一步深化协同机制的基础环境；科技社团尚未形成多学科协同的有效机制，在整合多学科协同创新领域功能发挥有限。其三，内部管理工作不到位，对科技人员利益维护力度不足：一是科技工作者利益表达及反馈机制不健全，导致其意见、建议和诉求反应不及时，合法权益难以维护；二是对科技工作者的组织动员力度不够，导致科技普及、决策咨询等方面的工作存在智力资源的不足。
（二）科技社团服务供给的制约因素
科技社团服务供给的缺失包含有四个维度，其制约因素亦可大致按政府、市场、公众、科技共同体四个维度来划分。反映在具体制约因素上，则包括主要涉及政府维度的政策保障缺乏，涉及科技共同体维度的发展动力不足，涉及公众维度的公信力缺失，以及涉及政府、市场、公众的协同机制不完善。
1．政策保障不完备
作为国家治理的参与者、监督者、中介者，科技社团服务供给需要得到一定的政策保障。然而，目前我国对科技社团的政策扶持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具体政策没有得到及时落实。其一，科技社团法律地位不明确。科技社团与政府职能划分不明确，科技社团的定位、功能，以及在整个社会事务中的职能分配得不到明确，进一步扩大社会化服务供给的地位、作用、步骤、思路等尚未得到澄清。其二，财税扶持力度不够。我国相关税法对科技社团扶持的力度有限，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第八条并未将科技社团纳入营业税减免范围；同时社会公益性捐赠得不到鼓励，由于制度衔接不畅，科技社团尚不具备社会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弱化了科技社团获得社会捐赠的渠道。其三，政府向科技社团购买服务尚未形成系统化、规范化的机制。中央及地方在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实践中陆续出台了部分规定、意见等文件，但尚未形成全国或者区域统一的规范，尚未形成程序化的购买机制，导致政府购买科技社团服务规范性不高，购买责任模糊，成本难以控制，信息公开化程度不够，监管机制不完善等，这制约了政府和科技社团的深度合作。
2．发展动力不足
随着政府职能加快转变与转移，科技社团职能不断增多，工作任务不断加大，然而科技社团的服务供给能力尚未得到长足的发展，服务升级困难，不能满足日渐增长的服务需求。第一，科技社团经费来源不足。经费来源渠道较狭窄，经费构成结构相对单一。政府拨付、挂靠单位资助，成为经费主要来源，自筹和社会捐赠比例过低。随着挂靠企业的经济转型，其制度安排也随之转变，部分企业收拢了对科技社团的经费支持，导致科技社团经费短缺问题更加严重。第二，科技社团人才队伍建设不足，导致科技社团在服务供给升级中缺乏人力支持和智力支撑，呈现出专业化服务不专业、人才培育乏力等问题：其一，科技社团在打造专家队伍方面成效有限，难以形成一批高水准的具有国际视野的专家团队，对政府科技决策咨询和重大项目可行性分析的服务供给乏力；其二，科技社团在人才培育与激励方面缺乏规范的程序和有效的投入，导致人才培育后劲不足。
3．协同机制支撑不够
科技社团的服务供给缺乏完善的运行机制支撑，导致服务供给得不到相应的配合。第一，政府协作机制不完善。双重管理和挂靠体制一定程度上堵住了社团进行合法登记注册的渠道，也增加了扩大科技社团建设规模的困难；财税政策发展的延时性也制约了科技社团服务供给能力的提升。第二，市场相应机制不完善。一是科技社团与氽业之间存在的价值偏差，导致科技社团与企业难以达成深度合作协议，制约了科技社团进一步开放对企业的服务供给；二是公共服务本身市场化机制不完善，科技社团相关服务供给缺乏市场机制的有效支撑，导致服务供给链条的断裂，制约了科技社团服务供给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延伸。第三，公众交流机制不完善。科技社团缺乏面向公众的宣传机制，制约了其公信力的增长；科技社团缺乏而向公众的信息收集渠道，难以收集公众的诉求，导致科技社团服务供给缺乏针对性。
4．公信力基础缺失
科技社团服务供给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延伸需要得到公众参与的有力支持，然而当前我国科技社团普遍缺乏公信力基础。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2002)指出：“对一个秩序优良的公民社会来说，公共精神、公民认同的存在同样足至关重要的，若无最低限度的公民认同，公民社会的机构或制度就不可能运作。”当前我国公众对科技社团认同度不高，影响了科技社团服务供给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其一，科技社团尚未完全脱离行政属性。政府还在科技社团工作的各个层面发挥后续影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技社团的自主发展，影响了科技社团的公信力。其二．科技社团自身能力不足，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不高，难以取得公众认可。其三，科技社团信息公开机制不完善，公众难以参与到科技社团工作中来，对科技社团工作认工作认可度不高。
四、协同治理下科技社团服务供给能力提升的对策
科技社团服务供给能力的缺失包含政府、市场、公众、科技共同体等四个维度，从行动逻辑上来讲，主体行动遵循由潜在可能性、可操作的实践过程到最终结果的逻辑，市场维度和公众维度虽然具有促进科技社团服务供给能力提升的可能性，但在实际工作中面临着可操作性不足。因而，在对策层面，本文主要从制度安排及科技社团门身建设两个力’面来探讨。
（一）强化扶持和培育科技社团的制度安排
科技社团服务供给能力提升必须通过制度安排来实现。即“通过制度强化、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来实现，从强化向社会赋权制度、清除落后制度以及建立健全促进社会健康成长的支持培育制度等三个层面同步推进，并形成不同制度间的合力”（郁建兴、仟泽涛，2012），因而，具体而言应从财税政策、法治手段、行政管理三个方面强化扶持和培育科技社团的制度安排。
1．加大对科技社团的政策支持
作为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科技社团应是政府人力扶持的对象。著名公民社会理论专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萨拉蒙(2007)在对各大洲典型国家非营利组织的比较研究中发现，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平均40%来自公共部门，而在爱尔兰、比利时等国家这个比例甚至高达77%。因而，政府应加大对科技社团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其一，加大对科技社团的税收减免力度，对科技社团不同性质的活动产生的税收进行全额或者部分减免。其二，放宽科技社团筹资限制，鼓励金融机构为科技社团提供风险相对可控的融资服务，引导民问力量参与科技社团投融资过程。其三，加快建立政府向科技社团购买服务机制，编制详尽的政府购买服务实施办法，以文件的形式将科技社团纳入购买服务重点对象，加快形成程序化、建制化、规范化的购买服务机制。
2.强化科技社团持续发展的法治保障
我国科技社团在改革背景下得到了迅速发展，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在参与协同治理方而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科技社团的持续、良性发展还需要进一步构建相关法律体系，增强法治保障。一是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以法律形式规范科技社团的成立、运转和退出程序。二是要制订相关法律条例，明确科技团体的角色和作用，厘清科技社团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界定科技社团的活动范围。既限定科技社团的活动不超越应有的范围，又保证科技社团享有作为社会组织应有的权利。因而根据新形势、新情况，囚地制宜地对科技社团的设立程序、职能、有关政策等作出具体的可操作的规定，扶持和规范科技社团发展。
3.改进对科技社团的管理方式
我国科技社团由民政部管理，由科学技术协会负责协调。当前政府部门对科技社团行政干预过多，社团自身发展活力不足。因而，政府应通过制度安排改进对科技社团的管理方式，开放科技社团的竞争机制和自丰经营权利，加大科技社团的活动空间和创新动力，变微观管理为宏观引导。其一，开放科技社团竞争机制。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同一行政区域内不再登记批准相同或相似社会团体成立，这显然不利于科技社团在竞争中提高服务供给质量。因而应开放科技社团准入和退出机制，支持相似科技社团竞争，鼓励科技社团通过合理方式进行合并、联盟，促进科技社团自身的建设。其二，开放科技社团自主经营权利。《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相关规定直接限制了社会团体通过经营性活动获得经费的渠道，因而政府应开放科技社团自主经营权利，配合竞争机制，进一步强化科技社团白主建设。在此过程中，政府需做好宏观引导、监督工作。
（二）大力加强科技社团自身能力建设
科技社团自身能力建设与制度安排是相辅相成的，合理的制度安排能够为科技社团能力建设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科技社团应在立足当前制度安排的情况下，从以下几个方面大力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1．重视人才队伍建设
科技社团服务供给升级的关键在于人才队伍建设。科技社团应抓住历史机遇，将人才队伍建设作为提高自身能力建设的重点，积极打造核心优势团队，丰动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第一，完善科技社团人才评审制度。进一步探索考核、评审等多重评价手段，积极为科技人才体系的建设提供实践指导，为科技人才的自我定位和自我评价提供参考依据。第二，建设促进科技人才成长的合理环境。继续促进知识流动，打破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管理不足的局限性，推进科技社团间的学术、科研成果的相互交流。第三，强化优秀青年人才培育机制。积极发现和培育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重点培育青年科技人才的协同治理理念，为科技社团服务供给能力的长远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2．拓宽经费来源渠道
科技社团需要足够的资金作为其服务供给支撑。目前，我国科技社团的经济来源较为单一，急需拓展经济来源渠道，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经费管理体系。其一，要充分开发科技社团自身资源，有效开发服务资源，提高创收能力；其二，主动发挥科技社团智力优势，组织专家顾问团队为政府提供技术与咨询服务，争取政府经费倾斜，实现与政府的互利共赢；其三，通过与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开展深度合作，利用企业经费加强自身建设。
3．强化基础管理
强化基础管理具体体现在对制度、经济、行政以及营销四方面的管理深化上。其一，在制度上，应进一步深化办事机构和人事制度改革；积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立现代化的工作人员队伍；改善工作制度，扩充专职工作人员；公开决策程序，发展民主治理，建立起有利于科技社团自主、自立、自律的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等：建立起符合现代科技社团发展规律的管理制度。其二，在经济上，应建立健全配套的监督机制和审计制度，落实财务公示制度。其三，在行政上，应健全办公系统，提高办公效率；完善岗位责任制。其四，在营销上，健全宣传机制，引进现代营销管理方式，改善社团公众形象，大力提升社团公信力。
4．构建信息沟通平台
信息不透明、沟通交流不畅等因素加大了科技社团服务供给的难度，不利于科技社团自身建设，因而科技社团应加强信息化建设，大力构建沟通交流平台，连接政府、市场和公众，促进内部交流，优化协同治理布局。一是建立科技社团工作综合信息网络平台，及时更新政府资料信息，公示相关决策信息，加大科技社团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工作的透明度。二是加强科技社团与企业的交流与合作，使企业遇到的具体问题能够得到及时反馈。三是通过网络信息技术拓宽公众诉求反馈渠道，广泛收集、有效筛选相关信息。四是加强内部交流学习，促进社团会员在交流互动中分享经验，提升青年人才培养效果，进一步促进科技社团自身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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