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论语十则范文1
孔子是否对《周易》曾有精深研究？本来，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汉书·儒林传》称，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尤其是被公认的最可靠的孔子文献《论语》亦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但是，《论语》此处有异读。陆德明《经典释文·论语音义》说：“《鲁》读‘易’为‘亦’，今从《古》。”就是说，《鲁论语》此章原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这样，此章就没有反映出孔子和《周易》的任何关系。各种对孔子与《周易》关系的怀疑由此而起，以至形成中国学术史上一个著名悬案。
我认为，既然这种异读现象是由不同的《论语》版本造成的，那么，解决问题的最根本、最可靠的途径，是考察《论语》的版本源流，搞清《鲁论》与《古论》之间的关系。按照笔者的考察，《鲁论》和《古论》属于同一来源而晚出，前者是由鲁人伏卿以后者为底本进行改编而成的。在改编过程中伏卿曾参考过《齐论》，后来张禹在对《鲁论》进行改编时也曾从《齐论》吸收了一些内容。
自景帝时发现《古论》至郑玄时代，已有三百年左右。在这漫长的流传过程中，《鲁论》一定会不少讹误，其所吸收《齐论》的部分，也一定会与原文有出入。在这种情况下，郑玄在编校《论语》时便自然地要参考《古论》和《齐论》以纠正《鲁论》的论误。据陆德明讲：“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经典释文·论语音义》）但陆氏所引郑玄“《鲁》读”，皆曰“从《古》”，未有“从《齐》”者，这是因为《古论》毕竟是《鲁论》的祖本，而《齐论》只是当时《鲁论》的一个次要来源。
鉴于《鲁论》只是《古论》的改编本，当然《古论》更原始、更可靠。“加我数年”章的“《鲁》读‘易’为‘亦’”，只是《鲁论》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一个讹误，所以郑玄将其改正：“今从《古》”。至于后人对这个讹误大加发挥，甚至因此而怀疑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实在是一个本可避免的误会。
《鲁论》将“易”写作“亦”，当系笔误。将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相互替代假借以至造成笔误，是中国早期手抄本的常见现象，如马王堆汉墓帛书常将“功”写作“攻”、“配”写作“肥”、“爻”写作“效”、“动”写作“童”等等。这种现象至迟在唐代还很普遍。如唐写本《论语》郑玄注《为政篇》将“问”写作“敏”、《八佾篇》将“臣”写作“辰”等等II。“易”、“亦”二字古音相近，正属于这种情况。
二、“加我数年”章的真正含义与孔子“学《易》”的时间
在肯定“从《古》”的前提下，如何理解《论语》“加我数年”章，又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孔子开始学《易》时间的确定。
由于《史记》将《论语》此章编在孔子六十八岁返鲁以后，所以有些人认为此语是孔子在六十八岁返鲁以后说的，而孔子学《易》亦在他暮年返鲁以后。如果这样理解，则“六十八岁以后”、“数年”、“五十”三者之间相互抵牾。此章是由一个假设关系的复句构成的，“数年”和“五十”之间不可割裂，而无论怎样解释，“数年”、“五十”同“六十八岁以后”皆扯不到一起。所以，这种解释于理难通。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史记》对此章的编排呢？程树德说：“《世家》将《论语》随意编入，其先后不足为据。”III应该指出，《史记·孔子世家》并不是完全“将《论语》随意编入”。如：“明年，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孔子曰：‘政在来远附迩。’他日，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孔子闻之，曰：‘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司马迁将《论语》的“叶公问政”一事（见《子路》，文有小异）和“叶公问孔子于子路”一事（见《述而》）放在孔子如叶之后，应该说是有根据的。但是，孔子返鲁之后的那一大段文字，即自“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到“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应如程氏所言，“其先后不足为据”，因为孔子的这些言行已很难或不必确考时间。如：“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等等，皆不应仅理解为六十八岁以后的事迹或行为特点。“假我数年”之语正记在这一部分，故亦不必拘泥于六十八岁以后这段时间。
与上述观点相近，朱熹《论语集注》认为此章乃孔子近七十岁时所说：“刘聘君见刘忠定公，自言尝读他《论》，‘加’作‘假’，‘五十’作‘卒’。盖‘加’、‘假’声相近而误读，‘卒’与‘五十’字相似而误分也。愚按此章《史记》作‘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加’正作‘假’，而无‘五十’字。盖是时孔子年已几七十，‘五十’字误无疑也。”对此，后人多有批评。如陈天实《四书辨疑》说：“以‘五十’为‘卒’，‘卒以学《易》’，不成文理。”叶适《论语足徵记》说：“信北宋之异本，而改自唐以前之古经，所谓郢书燕说矣。”程树德《论语集释》说：“《论语》除《鲁论》、《齐论》、《古论》三家之外，并无别本，安得复有异字为刘元城所见者？好改经传，此宋儒通病，不可为训。”今案：三《论》外虽有他《论》，但东汉以后已渐湮没，宋人更无称者，故刘元城之读他《论》，的确可疑。
据程树德《论语集释》考察，擅改经传之举，“除朱子改‘五十’作‘卒’之外，尚有数说。一，《群经平议》‘五十’疑‘吾’字之误。盖吾字漫漶，仅存其上半，则成五字，后人乃又加十字以补之耳。二，《十一经问对》有先儒以‘五十’字误，欲从《史记》九十以学《易》之语，改‘五十’为‘九十’者。”三，惠栋《论语古义》据王肃《诗传》云：古五字如七，改‘五十’为‘七十’者。”对此，程氏统而评之曰：“之数说者，虽皆有一得之长，而仍不免窜乱经文之病。”
不过，更多的学者认为此章是孔子在五十岁之前说的。郑玄《论语注》曰：“加我数年，年至五十以学此《易》，其义理可无大过。孔子时年四十五六，好《易》，玩读不敢懈倦，汲汲然，自恐不能究其意，故云然也。”IV皇侃《论语义疏》曰：“当孔子尔时年已四十五六，故云‘加我数年，五十而学《易》’也。所以必五十而学《易》者，人年五十，是知命之年也。《易》有大演之数五十，是究理尽命之书，故五十而学《易》也。”邢×《论语正义》曰：“此章孔子言其学《易》年也。加我数年，方至五十，谓四十七时也。《易》之为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吉凶悔吝豫以告人，使人从吉不从凶。故孔子言已四十七学《易》，可以无过矣。”刘宝楠《论语正义》曰：“夫子五十前得《易》，冀以五十时学之，明《易》广大悉备，未可遽学之也。”宦懋庸《论语稽》曰：“此孔子四十二岁以后，自齐返鲁，退修《诗》《书》《礼》《乐》时语也，盖 《诗》《书》《礼》《乐》之修，非数年之功不可。因《诗》《书》《礼》《乐》而思及《易》，情之常也；方修《诗》《书》《礼》《乐》而未暇及《易》，理之常也。”
这种看法的最大问题是：在孔子未学《易》之前，如何能知道学《易》后可无大过？如已知道学《易》后可无大过，为何不马上学习，而要等数年后即五十岁时再学？刘氏以为“明《易》广大悉备，未可遽学也”，实于理难通。
何晏《论语集解》则对孔子何时出此言的问题闪烁其辞：“《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天命之年读至命之书，故可以无大过矣。”这种解释，令人难究其真，以至招后人之讥：“此言甚为胶固。‘五十而知天命’乃孔子七十后追述之辞，‘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亦晚年赞《易》之辞。未至五十，焉知是年知命？又焉知他年赞《易》有‘至命’之言耶？”（叶适：《论语足徵记》）
此外，程树德《论语集释》尚列“别解”数条。如孙淮海《近语》：“非以五十之年学《易》，是以五十之理数学《易》也。大衍之数五十，河图中之所虚也。惟五与十，参天两地而倚数，合参与两成五，衍之成十。五者，十其五；十者，五其十。参伍错综而《易》之理数尽于此矣。”龚元×《十三经客难》：“先儒句读未明，当‘五’一读，‘十’一读，言或五或十，所以加年也。”如此等等，皆曲为之解，尤不足信。
总之，“加我数年”章乃至今仍没有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
我的意见是：此章乃孔子在五十六七岁到六十岁之间说的，而孔子开始“学《易》”亦大约在此时。
首先，“加我数年”之“加”字值得进一步推敲。刘宝楠《论语正义》云：
《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彼文作“假”。《风俗通议·穷通卷》引《论语》亦作“假”。《春秋》桓元年“郑伯以璧假许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作“以璧加鲁易许田”，是“加”、“假”通也。
何谓“假”？借也。然而，人之天年有定数，安能相借？所以，“加我数年”必为不可能实现的假设。如果孔子在五十岁以前出此语，其前提必须是他意识到自己天年已终。否则，享其天年，便可至五十。何须“假年”？如果孔子是在七十三岁去世之前出此语，他一定会说“加我数年，八十以学《易》”，这又和“五十”毫不相干。其实，既然是“假年”，则所假之年既可往未来方向推，也可往过去方向推。此处正属后一种情况，意思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如果我再年轻几岁”。因此，此语一定是孔子在五十几岁之后、六十岁之前说的。
其次，何晏等人认为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和“学《易》”有关，是非常正确的。由于有“加我数年”之语，所以“五十以学《易》”之“五十”即具体指五十岁。但“五十而知天命”的“五十”不同，乃以“五十”概指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孔子同时说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皆当作如是观）。孔子在逝世之前总结他的一生时，认为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他最大的发展是通过“学《易》”而“知天命”。也就是说，他在此期间发“加我数年”之语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再次，“大过”二字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过去，由于在一般人眼里象孔子这样的圣人不应该有“大过”，所以人们都认为“大过”为虚指。这是由过分迷信圣人所致。我认为，此语由孔子总结五十岁以后几年来的经验教训所发，故“大过”当为实指。
在孔子眼里，其“大过”是什么呢？他五十岁以后至五十四岁离开鲁国之前曾任中都宰，政绩卓著，不断升迁，以至“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与闻国政”，自然不可谓之“大过”。堕三都之事虽然最终失败，但这是“忠君尊王”之举，在孔子看来亦不可谓之“大过”。所以，孔子的“大过”当指五十四岁以后周游列国一事。孔子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而离开鲁国的。但在周游列国期间，到处碰壁，没有一位诸侯真心任用他，政治抱负一直得不到施展。时人讥之“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亦自嘲：“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记·孔子世家》）在整整十四年的大好时光里，可以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这不可不谓之“大过”。
对此，孔子早有觉察。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在鲁哀公三年，也就是孔子六十岁的时候，鲁国季康子代立，欲召孔子回国，但被公之鱼劝阻，于是改召随孔子周游列国的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赣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之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渴望返鲁，结束“累累若丧家之狗”的生涯，说明孔子六十岁之前通过“学《易》”和反省几年来的经历，已经认识到按照“天命”（客观规律）和政治现实，他的政治理想不可能在当时的列国间实现，他的使命是回到鲁国从事文献整理和教育事业，将自己的思想传授给后人。也就是说，当时他认识到周游列国已铸成“大过”，故发出了“归乎归乎”的悲叹。
既然如此，孔子为什么不及早返鲁，而又继续在列国之间奔波达七八年之久呢？一方面，从上述太史公的记载看，当时的鲁国政局不允许他回去；另一方面，用孔子自己的话来说，即“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用时人的话来说，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所以，一直到孔子六十八岁时，季康子才在冉求的劝说下“以币迎孔子，孔子返鲁。”（《史记·孔子世家》）
照理说，孔子在游历的最初几年尚满怀希望，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大过”。因此，孔子发“加我数年”之语当在五十六七至六十岁之间，此时孔子已经学《易》。
以上主要是从《论语》本身来看孔子学《易》的时间。如果进一步考察其他文献，亦可得出孔子周游列国期间学《易》的结论。
其一，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周游列国期间，孔子没有停止讲诵和研究六艺的活动：“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
其二，《说苑·杂言》载：
孔子遭陈、蔡之境，绝粮，弟子皆有饥色，孔子歌两柱之间。……孔子曰：“……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吾闻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汤困于吕，文王困于 里，秦穆公困于 ，齐桓困于长勺，勾践困于会稽，晋文困于骊氏。夫困之为道，从寒之暖，暖之及寒也。唯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
陈蔡之困，事在哀公四年，孔子六十一岁时。孔子现身说法，借自己的处境阐发《周易》的哲理，说明他在此之前已经研究《周易》了。
其三，帛书《要》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这个“行”字提供了最可靠的证据。《史记》“韦编三绝”一语证明 孔子所读的《周易》为竹简，携带极为不便，而孔子六十八岁返鲁后就没再出远门，完全没有必要将《周易》放在行囊中。所以，“行则在囊”之“行”，只能理解为周游列国之行。如此看来，“韦编三绝”和旅途颠簸也不无关系。
其四，《要》紧接在这段文字之后便记载了孔子与子贡关于《周易》的对话，而据《史记》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时子贡正相伴随，所以他们的对话当发生在这个时期。从对话内容看，当时孔子已形成关于《周易》的独到见解，这当然是学《易》所得。
值得一提的是，“学《易》”之“学”不应理解为一般的学习，而应理解为研究、探索。宦懋庸《论语稽》说：“自人言之则曰修，自夫子自言则谦之曰学也。”（程树德《论语集释》引）此语甚当。
总之，确如《论语》、《史记》、《汉书》、《要》等文献所言，“孔子晚而喜《易》”，时间在他五十六七岁前后。
三、孔子“学《易》”的过程与原因
孔子是如何学《易》的？他为什么到了晚年才“学《易》”、“喜《易》”呢？对此不但我们今人难以理解，就连孔子的高足子贡也深感迷惑。帛书《要》中孔子和子贡的对话所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剪）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勿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赐闻诸夫子曰：‘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奇）於人也，而可乎？”子曰：“校（谬）哉，赐！吾告女（汝）。《易》之道……故《易》刚者使知瞿（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妄），×（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粱（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史。史巫之筮，×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从这段文献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子学《易》之前只把《周易》看作占筮之书，并且他不主张占筮。针对“夫子老而好《易》”的情况，子贡批评道：“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这说明子贡和“它日”的孔子都仅仅把《周易》看作卜筮之书。“它日”当然指孔子学《易》之前。在当时的孔子看来，没有德行的人才趋向神灵的保佑，缺乏智谋的人才去频繁地占筮。子贡在“闻诸夫子曰：‘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之后说：“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这个“今”字说明“逊（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也是孔子的“它日”之教。就是说，只要“孙（逊）正而行义”，人们就不会感到疑惑，因而就没有必要进行占筮了。
第二，孔子曾一度热衷于占筮，并且非常频繁。这从“吾百占而七十当”一语可以看得很清楚。不主张占筮的孔子为什么一下子变得笃信占筮了呢？我认为这和孔子周游列国期间诸事不顺有关。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异常复杂，就连足智多谋的孔子也显得力不从心了，所以到处碰壁。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不得已搬起了《周易》，试图通过占筮来决定未来的吉凶祸福，所谓“急来抱佛脚”。这正应了“知谋远者，卜筮之繁”的“它日”之教。
第三，频繁地占筮，很自然地使孔子对《周易》的文字细加玩味，以至于“不安其用而乐其辞。”他如此喜爱《周易》的文辞，甚至连其占筮之用都忘记了。在这个过程中，孔子形成了对《周易》的全新认识。他发现，《周易》有“古之遗言焉”。此“古之遗言”，当指文王遗教。因为在孔子看来，“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这和孔子“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之叹，若合符节。在这“古之遗言”里，孔子发现了《周易》所蕴含的深刻哲理：“故《易》刚者使知瞿，柔者使之刚；愚人为而不忘，×人为而去诈。”这也就是孔子所谓的《周易》之“德义”。
第四，孔子发现《周易》的“德义”以后，当然把“德义”放在首要的位置：“我观其德义耳也。”尽管如此，他并不因此而否定占筮，只是把占筮放在次要的地位，即“我后其祝卜矣”。从而，孔子将《周易》的内容分为三个层次：“赞”、“数”、“德”。三者的关系如何呢？孔子认为：“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德”是最高层次，是《周易》本质的体现。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层次，则为“史巫之筮”，皆未得《周易》之真谛。
第五，孔子学《易》后，虽然不否定占筮，但也不主张占筮，强调以德行仁义来求福求吉，而占筮只是最后的选择：“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这和“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的“它日”之教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孔子学《易》之前和学《易》之后是一以贯之的。其实，在孔子看来，没有德行的人，神灵也不会去帮助他，所以这种人也不必占筮：“‘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
由于孔子晚年特别喜好《周易》以至达到着迷的程度，所以他留下了大量关于《周易》的言论，其中的一部分一直保存到现在。它们和其他西汉以前古书中连续记载的有关孔子的文献一样，并非假托，当为《论语》类文献。鲜为人知的是，孔子晚年（很可能在六十八岁返鲁之后）曾对成于他之前的几种《周易》文献进行过系统整理和研究，并为之作序。
注释：
I 本文原刊于《孔子研究》1997年第2期。
II 见王素编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孔子论语十则范文2
论文关键词：孔子；伦理思想；特点
孔子是中国古代伦理学的开创者，他提出了“仁”作为自己学说的最高范畴，为人类的道德生活确立了最基本的原则，力图以仁爱的精神改善日益紧张的人际关系，并由此人手来解救社会危机。因此，他以“仁”为核心范畴，提出了一系列道德规范，建立了完整的伦理道德学说，并以此作为自己学说的主体内容。这些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浓重的伦理道德色彩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
在孔子整个学说中，“仁”是伦理道德范畴；“礼”可以说是政治范畴，它包括所有的社会规范、典章制度。“仁”和“礼”的关系，也就是道德和政治的关系，两者密切结合，溶为一体。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是孔子伦理思想的一大特色。
孔子不仅要求统治者把奴隶当作人看待，还提出了一套仁政、德治的现实政治主张，要求对他们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减轻剥削、压迫，缓和阶级矛盾。后来孟子的“仁政”学说，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
原来，在殷周社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目睹“礼”的破坏和“刑”的滥用，社会出现大动乱的局面，他提出了新的改革主张，一面用“仁”来充实“礼”的内容，要求统治者们“克己复礼”，作出让步，从道德感情上促进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并主张“齐之以礼”，使“礼”也下到庶人，以扩大其作用范围；一面用“仁”来削弱“刑”的作用，提供仁政、德政，而不专靠镇压，以缓和敌对阶级的矛盾和冲突。孔子伦理政治思想中这些寓有重现实、积极进取的主张，一经后来进步思想家的批判地发展，就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成了反抗统治阶级专横残暴和揭露政治黑暗的“经典”根据，成了他们坚持人民立场向当权者作斗争的思想武器。
孔子提出“民无信不立”(伦语·颜渊)这一开明主张，认为如果人民对政府缺乏信心，国家是站不起来的。在他看来，一个国家“民信”是至关重要的。怎样作才能“取信于民”呢?孔子的回答是，这个国家要讲道德，要言而有信。为此，他提出了“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和“为国以礼”(论语·先进)。他赞尝自己的学生南宫适能总结出历史上，尚力者不得善终，尚德者终有天下的经验教训。
由此可见，孔子是看到了道德和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孔子及儒家所主张的“德政”就是主张剥削轻点、压迫轻点的“王道”和“仁政”，反对剥削重、压迫重的“霸道”和“苛政”。这种主张诚然有助于缓和那个历史时期的阶级矛盾，维护当时相对的社会稳定，使得那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得到充分发展，这就具有进步性。
孔子把伦理、教育、政治三者结合起来，形成为统一的整体。《论语》中所记的孔子教育，大量的是伦理道德教育。孔门四科中也以“德行”为先。孔子认为这是培养“士”、“君子”的首要条件。就政治与教育的关系来说，孔子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教以人伦”，培养为封建政治服务的“士”、“君子”。孔子揭示出政治、教育、伦理三者的密切关系，注意到政治除了刑、政以外，还有道德教育。这方面今天对我们还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我们不仅要搞经济建设，同时还要重视道德教育。
道德和法律不同，它不是依靠外力的强制，而是主要依靠自我觉悟。因此，孔子十分注重自我修养。他关于道德的自我修养问题，概括起来，主要讲了“学”、“思”、“行”。“学”即学习。孔子很强调学习的重要，《论语》作了精到的论述，如“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论语·学而)“学而不厌”(论语·述而)，“博学而笃志”(论语·子张)，等等。这里的学主要是指学“礼”，但也不排斥学“文”(知识)，“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君子博学于文”(论语·雍也)。他认为虽然有生而知之者，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圣人也要学。不学古代的礼、文，道德就会产生各种流弊。
“思”即思考。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民)。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听的时候，考虑听清楚了没有；脸上的颜色，考虑温和么；容貌态度，考虑庄重么；说的话，考虑忠诚老实么；对待工作，考虑严肃认真么；遇到疑问，考虑怎样向人家请教；要发怒了，考虑有什么后果；看见可得的，考虑我是否应该得。总之，要用心里的道德观念来检查，反省自己。一方面，通过思的活动，考察立利，如违背道德观念，就是错的，就要改正，“过，则勿惮改”(论语·述而)；另一方面，通过思的活动，如果发现自己的言行符合道德规范，你就无所忧，“君子不忧”。“学”与“思”的关系是：“学而不思则罔(无所得)，思而不学则殆(危险)”(论语·为政)，二者不能偏废。
“行”是指言行、立行。这是道德生活的实践活动。孔子把“行”看作教育学生的科目“文，行、忠、信四教”之一。因此，孔子很注重道德修养中的“行”，他自己则身体力行。他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他要求“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他甚至用千里马来比喻要人们赞美品德，他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宪向)。他反对“色取仁而行为，居之不疑”(论语·颜渊)的伪君子。他反复谴责，“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
孔子从正反两方面都反复强调了统治者以身作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多次强调过：“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以及“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孔子在回答季康子的问政时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他对自己的自我修养过程，也作了概括和描述，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中跄距”(论语·为政)。三、四十岁是学习、领悟阶段；五、六十岁是安身立命、守道阶段；七十岁古稀之年是自我修养最高阶段。经过不断自我修养过程，最后达到道德的最高境界。这说明，孔子承认人的道德境界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个循序渐进，不断修养、不断进步的过程。孔子的学、思、行的自我修养的“三字”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由于孔子很注重自我修养，后来的儒家道德就大力提倡“修身”，“养性”和“慎独”等。
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其作用是用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使之符合于“礼”。他认为通过以下行为才能达到“仁”的标准。首先，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论语·阳货)。哪五种呢?他说：“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一个“仁人”，要具备这样五种品德：“恭则不侮”，即保持一定的尊严和恭敬，就不会招致别人的侮辱；“宽则得众”，宽厚就会得到大众的拥护；“信则人任焉”，诚实，言出令从，具有威信，就会得到别人的任用；“敏则有功”，善于思考，行动果断，这样在工作中可以取得具体的成绩；“惠则足以使人”，善于布施一些恩惠，而自己却无所耗费，就能够使唤人。这说明仁的作用和礼的作用一致。所以，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
其次，孔子认为求仁完全是靠自己的自觉、主动，并不依靠他人的行为。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孔子强调实现仁的自觉性，目的是要人们自觉地去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规范。于是，就把“礼”这种外在的制约，通过“仁”的德性修养，转化为一种内在的，自觉的道德规范。孔子还提出了一个人自觉实现仁的简易方法：“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还有，仁的行为必须在视、听、言、动诸方面全面地符合礼，这是仁的品德的全面性。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孔子对其弟子子路、冉求、子华的政治才能，令尹子文的忠诚、陈文子的清白，都不称许以仁的品德。他认为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才算“为仁矣”，能做到“刚(刚强)，毅(果断)，木(朴实)，讷(言语谨慎)，近仁”，能够“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则“仁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因此，他要求每一个人不论在怎么仓卒匆忙和颠沛流离的情况下，都要时刻追求这种成果：“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个意义上的仁，孔子也叫做“道”，所以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论语》还提出若干道德行为的准则，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首先，孔子提出“仁者安仁”(论语·里仁)，讲的是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这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孔子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困难环境)，不可以长处乐(长久居于安乐中)”(论语·里仁)。又说，“士志于道”(论语·里仁)，然而粗衣粗食未足评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孔子指出德、福不一致，这种观点是对西周以来的“福善祸阴”天命观的一个否定。这种观点为汉代王充发展了，他提出“祸福不均”，作为对达官贵人的批评的一种武器。诚然，孔子这种观点也有消极的一面，因为它使受压迫的人“安贫乐道”。
其次，孔子提出义利问题，作为道德评价的根据之一。所谓义利问题，主要是指道德行为与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孔子认为，评价人的行为善恶，主要看义，而不是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他重义轻利，把追求个人私利的人视为小人。他主张先义后利，以义统利，“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要做到“见利思义”(论语·宪向)。
此外，孔子还提出了“中庸”问题。他认为“中庸”既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又是道德评价的重要标准。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什么是“中庸”?孔子本人下过确切的定义，即“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孔子能透过“过”和“不及”这两种绝然相反的表面现象，而看出它们完全相同的本质。这个思想很深刻，包含了辩证法因素。孔子关于“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无论当作道德准则，或是当作方法论，都产生过很大的历史作用，今天看来也仍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为什么“中庸”也是道德评价问题呢?《礼记·中庸》一书解释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即所谓“执两用中”，在矛盾的两个对立面之间，采取既不“过”又无“不及”的“中道”，从而使矛盾得到调和，免于激化。宋儒解释说：“中庸，是不偏不倚，平常，正常之道。”孔子认为，道德品行、气质，不应偏于一个方面，而应互相牵制。“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学而)。孔子评价他的弟子时说：“师(子张)也过，商(子夏)也不及”，“过犹不及”(论语·先进)。两人都不符合中庸之道。
孔子的学生有若，用“中庸”思想解释“礼”，说“礼之用，和为贵”，又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有若阐明了“中庸之道”的一个重要原则，即不能无原则地为调和而调和，必须以“礼”为准绳。无原则的调和，四方讨好，八面玲珑，无是非原则，孔子斥之为“乡愿”，认为“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孔子所以讨厌“乡愿”作风，就是因为这种好好先生貌似中庸，实非中庸，是败坏中庸的小人。
孔子论语十则范文3
关键词：《论语》； 孔子 ；天命观； 时代局限；
孔子作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以及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世界范围内享有极高的地位。历来学界对于孔子的天命观的看法颇有争论，大致看来有如下两种分歧：一是，孔子是春秋战国时期朴素唯物主义者的代表之一，他不相信鬼神的存在；另一派的观点则认为，在孔子的思想中鬼神是存在的，天命掌控着人事我们无法抵挡的。这样的两种针尖对麦芒的看法究竟孰是孰非呢？就我看来，孔子的天命观实际上是非常的模糊的，我们不能片面的由某一条或者某一句就单一的肯定或者否定孔子对于天、命等所保有的态度。
一.时代局限致使孔子天命观中有保守的部分
任何一个个体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必然要受制于他所处的时代；同时他又是这个时代文明创造者中的一员，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他又体现了自身与众不同的个性所在。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的存在意味着个体人的心理最终是扎根在整个民族的文化进化史乃至地球的生物进化史之中的。[1]
孔子所处的时代为春秋时期，作为殷商苗裔的鲁国人，必然会和其他民众一样，被当时“流行”的鬼神迷信思想锁笼罩。譬如，《春秋左传卷六・僖公十六年》“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2]宋襄公虽然在政治上颇有一霸天下的图谋，却依旧对于自己的图谋内心不安，认为天象或者梦境能够预示未来的吉凶。又如《春秋左传卷十四・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孟献子曰：‘吾乃今而后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从也。”[3]孟献子认为祭祀的先后顺序的颠倒才导致了占卜时的不吉利，神明没法显灵，这样的迷信的看法在当时社会是十分普遍并且是被整个社会范围内的群众所接受的。
鲁国则亦是如此迷信。穆姜搬家，先要用《周易》来占卜一番“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4]；叔孙穆子刚刚出生，也用《周易》来卜筮。“初，穆子之生也，庄叔以《周易》筮之”[5]；成季尚未出生，鲁桓公用龟甲占卜蓍草卜筮，而且听信童谣，用童谣就盲目地断定鲁国的政治前途。“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6]子产也不能超脱这种时代的局限性，他对伯有作为鬼魂出现这种谣传和惊乱，不敢作勇敢的否定。《论语・八佾》中仪这个地方的边防官在受到孔子的接见出来后曾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子夏也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就连尧也曾感叹道“咨！而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7]。从这些实例足以可见当时社会迷信思想普遍存在，任何超脱传统的看法都是怪异的，会遭到世俗人的异样的眼光的。
二.《论语》中孔子的话语反映出的其思想中的局限性以及天命的不可抗拒性
孔子思想中并非一切都是积极的、好的方面，孔子的思想中也存在消极的、需要我们正确客观看待的少部分。例如《论语・学而》“子曰：无友不如己者“[8]和《论语・公冶长》篇“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9]以及《论语・述而》中的“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10]]，《论语・子路》篇中的“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11]，都能够反映出孔子自负的倾向。又如《论语・里仁》“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孔子点出了仁者也有“恶人”的一面。又如“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188页，17.25）历来也是多为女权主义者所诟病的。这些都说明孔子并非完人，他的思想中也存在着一些消极的因素，不正确的看法。
同时孔子曾在《论语》一书中多次强调了“慎言”的重要性。例如《论语・学而》中“子曰：‘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9页，1.14）又如《论语・为政》中“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19页，2.18）再如《论语・里仁》中“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40页，4.24）和《论语・公冶长》中的“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行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45页，5.13）我们都能够看出孔子“慎于言”。那么孔子的言论必然不会随随便便、脱口而出，反之会慎之又慎，经过再三思考之后方才吐露。可是孔子在《论语》一书中仍多次提及对于天命的无可奈何。其中孔子自身提及“天”多达十二次。这说明孔子在其内心中对于天命确是相信的一面。
我们采纳杨伯峻先生的看法，将《论语》中孔子自己提到的“天”大致分为以下三种：
1、自然的天：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7.19）
巍巍乎唯天为大。（8.19）
2、能够主宰命运、人事的天：
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6.28）
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7.23）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於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9.5）
吾谁欺，欺天乎！（9.12）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14.35）
3、义理之天：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3.13）
从以上列举中可见这三类中占主要的是能够主宰命运、人事的天，可见孔子的天命思想仍然有着传统世俗思想的痕迹，上天总管着人事命运，我们只能接受。同时自然之天的“天”也有着无穷的力量，它不仅主宰着四季轮回的变化、万物的荣兴，而且“巍巍乎唯天为大”就喊出了孔子对于浩渺宇宙的赞叹与崇敬。作为“义理之天”的“天”出现在孔子与王孙贾的问答之中，王孙贾向孔子请假，孔子说“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也是阐明了孔子对于上天的敬畏之情，况且孔子本人也说过“信而好古”，正如他所言“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是他勤奋敏捷地不断追寻而得来的。由此可见，实际上这三类共同证明了孔子思想中存在相信人力无法掌控的“天”的存在并发生作用。
《论语》中孔子谈论到“命”的有以下几次：
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6.10）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14.36）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20.3）
关于“天命”则有：
五十而知天命。（2.4）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16.8）
孔子的思想中存在着宿命的一面，他的于“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实际上是对于宇宙之中不可知的现象的一种逃避，因为不知道所以也就不谈论了。伯牛是个大好人，却害着怎么治也治不好的病，那时的孔子无法从病理上解析，只能将其归之于“命”。正如《论语・先进》篇中所说的那样“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和“未知生，焉知死？”，不知道，故才“存而不论”,所以才有了“子不语怪、力、乱、神”[12]的说法。
综上关于“天”、“命”和“天命”等在文中的指向来看，孔子确确实实是相信在人类所能掌握的力量之上还存在的一种超自然的神力。其中渗透出的是深深的落寞与感伤。
三.《论语》中反映出的孔子超越传统天命观的一面
只能顺从，不能抗拒的天命观是当时社会上对于天命的普遍看法，但是孔子的思想中也存在肯定天命的一面。这里的“肯定”也是建立在承认“天命”存在且发生作用的前提之下，只不过不再悲观失望，而是怀着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天命”的。这些都侧面反映了孔子肯定天命鬼神的一面，正是由于笃信，所以孔子不断地学习，从而更加了解上天的旨意。除此之外，孔子还在《论语》一书的其他章节中直接论述了“天”、“命”的伟大。例如樊迟曾经向孔子请教怎样才是聪明，孔子的回答是“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犹然记得颜渊去世后孔子的对天长叹“噫！天丧予！天丧予！”[13]这一声穿透浩宇的呼唤，不仅仅是对最为得意的弟子去世的哀叹、感伤，更是对苍天的诘问，上天奈何对颜渊如此不公？事实上是要亡我孔子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孔子是相信有一个本会主持正义、公道，无所不能的上天存在的。
因此，孔子对于“天命”的态度基本上是肯定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天命”是存在，并且高居人间凡人所能掌控的权力至上。这一点是确信的。而存在模糊的是对于“天命”发生作用的情景所导致的：在平常状态下孔子笃信“天命”的存在，并且不断地学习，希冀通过增加自己见识的方式更加清楚明了上天的这种种旨意，更好的遵行其旨意；而在孔子失意，又或者是遭受了诸如颜回去世的打击时无可奈何地对上天的诘问与斥责。
四.总结
总之，孔子的天命观是十分模糊的。其中既存在着相信鬼神、天命的一面，这与当时社会时代背景下人们的认知能力密切相关的；又存在着超脱于同时代众人的长处，能够从无神论的高度来看待鬼神、天命的一面。韦勒克曾对小说中的两类人物形象作了说明：“扁型人物”称作“静态型的”，“圆型人物”则是“动态型或发展型的”。[14]事实上，圆型人物的多面性使其往往更加具有生命力，更加耐人寻味。套用这一概念，通过《论语》我们看出孔子也是其中所反映出的一个“圆型人物”。正是这样相互碰撞、尖锐矛盾的两方面，与孔子思想中存在的不足之处遥相印证，共同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孔子，一个并非只有圣人的见解的完人，这才是我们应该真正从《论语》等作品中所了解的真正的孔子形象。
注释：
[1]《文学批评导引》王先霈、胡亚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5月版，119页
[2]《左传译注・卷六・僖公十六年》，李梦生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246页
[3]《左传译注・卷十四・襄公七年》，同上，2004年4月版，661页
[4]《左传译注卷十四・僖公九年》，同上，673页
[5]《左传译注卷二十一・昭公五年》，同上，967页
[6]《左传译注卷四・闵公二年》，同上，178页
[7]《论语译注・尧曰》，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2月版，205页
[8]《论语译注・学而》，同上，6页
[9]《论语译注・公冶长》，同上，52页
[10]《论语译注・述而》，同上，67页
[11]《论语译注・子路》，同上，135页
[12]《论语译注・述而》，同上，71页
[13]《论语译注・先进》，同上，111页
[14]《文学理论》，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61页
参考文献：
1、《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2月版
2、《十三经译本・左传译注》，李梦生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
3、《文学批评导引》，王先霈、胡亚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5月版
4、《文学理论》（第二版），刘安海、孙文宪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
5、《文学理论》，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6、《子不语未必子不信――论的鬼神天命观》，吴明，《理论界》2006.6，172至173页
孔子论语十则范文4
【关 键 词】消费观/孔子/老子/等级/无为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F092.2 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892(2001)03-0010-07
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对传统消费观的专题研究似不多见。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古代思想家对消费的系统论述较少，另一方面学者对此似缺少关注。惜其常弃而不论，本文就孔子与老子的消费观试作阐述，以期拾遗补缺。同时，用比较的方式进行研究，以揭示儒道消费观的异同。
一
中国传统消费思想以儒家的等级消费观为主流，孔子是其代表人物。孔子是等级统治论者，他主张上的等级统治⒕蒙系牡燃墩加杏肷钌系牡燃断选K衔擞忻种郑缁嵊械燃恫畋穑帧⒌燃毒龆ㄒ桓鋈说恼蔚匚弧⒕美婧拖炎纯觥S纱诵纬梢桓鲎陨隙碌纳缁岬燃锻持沃刃颉U攵源呵锬┢凇袄癖览只怠钡南质担鬃犹岢隽斯蠹行颍陡挥胁睿延斜鸬牡燃断压邸?BR>
礼：等级消费的社会规范
孔子消费观的核心是以“礼”的等级名分来规范社会成员的消费观念、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所谓节用以礼。
孔子重“礼”，认为“礼”是国家的纲纪，主张“为国以礼”（注：《论语·先进》。）。“礼”讲等级名分：“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注：《左传》宣公十二年。），孔子把其归结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注：《论语·为政》。）。在礼制下，社会成员依据各自的血缘宗法关系，形成贵贱有序的社会等级。政治上：“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注：《左传》桓公二年。）；经济上：“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注：《国语·晋语》。）由此可见，不同的阶级与阶层其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具有严格的等级差别。
从“礼”的等级名分规定出发，孔子主张社会成员在消费上应遵守礼制。处上者与居下者在消费行为和消费内容上都应该体现出尊卑之别。这一思想孔子在抨击鲁国执政季氏时说得十分明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敦不可忍也！”（注：《论语·八佾》。）按“礼”的等级名分规定，八佾系天子的娱乐消费规格，季氏为大夫，只能享用四佾。以大夫的身份潜用八佾，违反了“礼”的等级消费规范，孔子因而很是气愤，对季氏的行为十分不满。
在孔子看来，这种等级消费规定是与人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相一致的。由此，孔子不但对“非礼”的经济占有状况进行痛斥：“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攻之可也。’”（注：《论语·先进》。）季氏为大夫，周公系诸候，位居其下却富在其上，这就违反了“礼”的等级名分规定。冉求是孔子的学生却替季氏聚敛财富，破坏等级分配制度，孔子十分气恼。显然，季氏的这种“非礼”的消费行为和经济占有状况，直接破坏了社会等级政治秩序。所以孔子说：“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注：《论语·季氏》。）
孔子认为等级消费秩序的确立，关键在于各级统治者必须遵循“礼”的等级名分规定，规范自身的消费行为，自觉实行等级消费。“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管事不摄，焉得俭？’然而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敦不知礼？’”（注：《论语·八佾》。）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曾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有“尊王攘夷”之大功。对此，孔子曾倍加称颂：“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注：《论语·宪问》。）尽管如此，孔子对管仲“非礼”的消费行为并不赞同。认为管仲身为大夫而享用诸侯的待遇，是不知“礼”，是奢侈。在孔子看来，是“礼”而不是经济条件决定一个人的消费行为。“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注：《论语·学而》。）一个人即使富有，他的消费行为同样不能偏离“礼”的等级名分规定，其消费行为与方式要符合自己的身份。
此此相应，孔子对“失礼”的消费行为也不赞成。“子贡欲去告朔之忾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注：《论语·八佾》。）在孔子看来，告祭祖庙时省去一头羊，虽说是节俭之举，但不符合“礼”的要求，不可取。
对等级消费孔子是身体力行。“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注：《论语·先进》。）颜渊与孔子有师生之情，孔鲤与孔子有父子之爱，即便如此，孔子认为他作为“从大夫之后”，按照“礼”的等级名分规定“不可徒行也”，所以拒绝了颜渊的父亲“请子之车以为椁”的请求。同时，孔子亦不赞成厚葬颜渊。“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注：《论语·先进》。）杨树达先生按：“孔子丧颜渊若丧子。而门人不从孔子之言，厚葬颜渊，孔子之志不行。故云予不得视犹子，所以责门人也。”（注：《论语疏证·先进》。）显然，在孔子看来厚葬颜渊不光是奢俭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违反了“礼”的等级名分规定。以颜渊的身份本不应享有厚葬的待遇。
仁义：等级消费的道德约束
孔子认为对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的追求是人的自发欲望，这种欲望及其追求当然不符合“礼”的等级名分规定。由此，孔子一方面主张确立社会的等级占有与等级消费秩序，对个人的物质欲望和消费行为作必要的强制性规范；另一方面又大力提倡道德约束。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日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注：《论语·里仁》。）“君子”是孔子的理想人格，简言之，即道德高尚的人。“仁”被孔子誉为一种极高的道德境界。道德约束主要表现为人通过对仁义的追求，抑制自身的自发欲望，并使自己的行为与“礼”的等级名分规定相一致。“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注：《论语·述而》。）在这里孔子把人的消费行为与道德追求结合在一起，认为合于义，至乎礼，虽苦亦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大力颂扬安贫乐道的“颜回精神”。“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注：《论语·雍也》。）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被孔子认为最有仁德。“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注：《论语·雍也》。）颜回虽有仁德，但无爵位，无官职，因而只能蜇居陋巷，贫苦度日。孔子认为颜回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自觉恪守“礼”的等级名分，处贫贱不求富贵，不图享受，安贫乐道。
显然，以道德来约束自身的行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注：《论语·里仁》。）在孔子看来只有“君子”才能做到这一点。“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注：《论语·学而》。）“君子”兼有道德与阶级的双重含义。在孔子看来，统治者应该以仁义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自觉维护等级消费秩序。并以此来社会风气，教化民众。此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注：《论语·颜渊》。）。
宁俭：等级消费的行为准则
孔子在强调等级规范和道德约束的基础上，对具体的消费行为主张“宁俭”。“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注：《论语·八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注：《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奢不光是经济上支出多少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奢会刺激人的消费欲望，使人对自身的消费行为失去道德约束力，从而破坏“礼”的等级消费规范。而俭则不然，俭虽然不免显得寒伧，但它体现了消费行为上的道德约束，因而更符合“礼”的等级消费规范。
从“宁俭”出发，孔子赞成俭朴的消费方式。“衣敝媪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注：《论语·子罕》。）孔子对其学生仲由衣着俭朴而不以为耻表示首肯。“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注：《论语·子罕》。）孔子认为礼帽改用丝料来织比较省俭，大家这样作，他也同意。当然，这种俭是有限度的。如前所述，过分节俭也会损害“礼”的等级消费规范。因而，俭只是在等级消费规范下适当俭朴些，而不是有失身份的吝啬与寒酸。否则，过犹不及亦不合“礼”的本意。这一点孔子自己的生活态度与消费方式很能说明问题。
在等级消费规范上，俭与奢的区别是相对的。统治者的所谓俭，对于被统治者来说是奢。反之，下层人民的奢对于上层统治者来说是俭。因而，奢与俭是相对的，它只能在同一社会等级的消费行为中作横向比较。俭的意义亦不在于缩小不同阶级与不同阶层之间的消费水平差距，而在于调节与维护社会等级消费秩序。 二
传统消费思想中道家的无为消费观占有重要地位，其代表人物为老子。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尊道贵德，提倡无为而治，主张小国寡民。从物极必反出发，老子认为、财富增长和进步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人的物欲膨胀，社会矛盾尖锐，不利于人的身心和谐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因而，在消费上他主张返朴归真，去奢从俭，甚至于实行原始耕作状态下的低消费。
道：无为消费的法则
老子消费思想的基本特点是无为，即以“道法自然”为依据，主张清心寡欲，去奢从俭。
老子重“道”，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注：《老子》第四十二章。）同时，“道”又是宇宙万物的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注：《老子》第二十五章。）对于“道法自然”历代学者的解释有所不同。西汉河上公注云：“道性自然，无所法也。”认为“自然”是“道”的属性，“道”以自身为法则。魏王弼注曰：“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认为“道”体现了顺其自然的精神。本文认为，在老子那里“道”与万物有“母子”之分。“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注：《老子》第五十二章。）因而，从逻辑上讲“道”是不可能以万物为法则的。但是，抽象的“道”是无形的，它需要通过有形的万物来显示它的法则。因此，“道法自然”可以理解为“道性自然”，“道”的法则通过万物体现出来。同时，“道法自然”并非对万物的简单重复，而是对万物的提取、抽象和升华。亦即老子从万物中出来的体现“道”的精神的自然，它是人们行为的依据，“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注：《老子》第六十四章。）它反映了老子对客观世界的独特认识。
“道”的法则之一是有生于无。“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注：《老子》第四十章。）“道”以无为本，生育万物而听其自然。“生而弗有也，为而弗恃也，长而弗宰也，此之谓玄德”。（注：《老子》第五十一章。）“德”即“性”，在老子那里“德”体现的是自然之性，反映的是“道”的精神。老子认为人性自然，因而人不应该着眼于占有和享用财富，而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注：《老子》第十九章。）。由此，老子对贪欲和奢侈作了猛烈的抨击。“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食而资财有余，是谓盗夸。盗夸，非道也”。（注：《老子》第五十三章。）认为统治阶级的贪得无厌和奢侈浪费，导致田野荒芜，国库空虚，是盗贼的行径，不可能长久。
“道”的法则之二是物极必反。“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注：《老子》第五十五章。）强调客观事物都有一个兴衰的过程，任何有意识的追求都只会促使事物加速向自身的反面转化。“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注：《老子》第六十四章。）对财富的追求和享用亦不例外。“我恒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为成事长。今舍其慈，且勇；舍其俭，且广；舍其后，且先，则死矣”。（注：《老子》第六十七章。）认为俭能丰物，奢则不能长久。此所谓“物或损之而益，益之而损”。（注：《老子》第四十二章。）故老子主张处俭去奢：“是以圣人去甚、去大、去奢。”（注：《老子》第二十九章。）提倡俭朴反对浮华：“是以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薄，居其实而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注：《老子》第三十八章。）
“道”的法则之三是无为无不为。“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无为，无为则无不为”。（注：《老子》第四十八章。）“道”讲无为，无为并不是消极的，它听其自然，即“恒然”（注：《老子》第五十一章。）。反对主观妄为，“妄作凶”，（注：《老子》第十六章。），因而能起到无不为的作用。“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人多智慧，而奇物滋起。法物滋章，而盗贼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注：《老子》第五十七章。）统治者若能无为而治，就能使民“自化”、“自正”、“自富”和“自朴”。
不欲：无为消费的心理约束
老子认为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生活享受的渴望，是由人的欲望所致。“咎莫潜于欲得”。（注：《老子》第四十六章。）有欲即有为，它不符合“道”的法则。“道泛呵其可左右也，成功遂事而弗名有也，万物归焉而弗为主，则恒无欲也，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弗为主，可名于大。是以圣人之能成大也，以其不为大，故能成大。”（注：《老子》第三十四章。）从“道恒无欲”出发，老子认为人应该遵循“道”的法则，效法自然，抑制自身的欲望。“道恒无名，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辱。不辱以静，天地将自正”。（注：《老子》第三十七章。）以“朴”镇“欲”，即以“道”的不欲来抑制人的有欲。“是以圣人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注：《老子》第六十四章。）
同时，老子认为人性本自然，人之所以有物欲是受了奢侈品的刺激与不良生活方式的。“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行妨，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注：《老子》第十二章。）它使人身心迷乱而耽于追求物质享受，因而“罪莫大于可欲”。（注：《老子》第四十六章。）。既如此，要抑制人的物欲自然要消除可欲之物。“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为而已，则无不治矣”（注：《老子》第三章。）。
进而，老子认为物欲与可欲之物的存在还与人的智慧相联系。“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人多智慧，而奇物滋起”。人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奇物”，“奇物”又刺激了人的物欲，并造成新的社会矛盾。由此，老子主张“弃知”，“绝学”。“绝圣弃知，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兹。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言也，以为文末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注：《老子》第十九章。）”。人的智慧离不开，不学习自然无知。老子认为这不但可以消除“奇物”的出现，还使人变得俭朴，少欲和无忧。
知足：无为消费的行为准则
老子在强调消费的自然法则和心理约束的基础上，对人的消费行为提出了知足准则。“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忄+替]于欲得。故知足之足，恒足矣”（注：《老子》第四十六章。）。认为满足人消费的标准不在于物品的多少，而在于内心的知足与否，若欲壑难填，那是莫大的祸患。而知足则体现了“道”的精神。“葆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欲盈，是以能敝而不成”（注：《老子》第十五章。）。“道”不追求充盈而能不竭，就人的消费而言，知足就能“恒足矣”。
人的消费行为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的，老子认为若不知足，聚敛财富，追求奢侈，其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注：《老子》第四十四章。）。贪欲与奢望使人不能正确对待物我关系，而知足使人不追求财富却不贫乏。“圣人无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注：《老子》第八十一章。）。知足，不争可以长久。
老子所强调的知足是以“实其腹”，即获取有限的生活必需品，以维持人自身的生存为主要的。“小邦寡民，使有十百人之器而勿用，使民重死而远徙。有舟车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邦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注：《老子》第八十章。）。“小邦寡民”是老子的理想国，在这近乎原始的封闭的社会里，文明被弃而不用，人们回归自然，虽然清贫简陋，却安居乐业，其乐融融。
三
孔子与老子同处春秋末期，这是一个动荡与变革的年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旧的格局、社会制度、经济关系、生活方式和传统观念，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裂变。面对纷繁与变迁的现实，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和作为道家创始人的老子，以他们富有个性的思想回应了的挑战。
孔子崇尚周礼，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注：《论语·八佾》。）他以继承与维护周礼为己任，因而对春秋以来的社会变革颇为不满，希望通过“克己复礼”来匡正社会风气，恢复昔日的社会等级制度。就消费观而言，孔子主张贵贱有序，贫富有差，消费有别。并提出了礼制规范、仁义约束和宁俭三原则。
礼制规范体现了传统的宗法贵族等级制度对社会消费的等级要求，亦是孔子所追求的理想的社会消费格局。道德约束更具有孔子的个人色彩，亦反映了儒家消费观的主要倾向。道德约束的提出与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礼制规范所具有的外在强制逐渐失去作用的状况相联系的。孔子一方面继续宣扬传统的礼制规范；另一方面积极倡导仁义约束，并寄希望于以个人的道德追求来自觉规范自身的消费行为，进而恢复传统的等级消费秩序。宁俭准则的提出，既体现了道德约束的要求，也反映了孔子认为可以通过对传统消费行为的适当调节，即“损益”，来增强其在新环境下的适应性和生命力。
老子尊道贵德，崇尚自然。认为春秋以来的社会变革不过是诸侯之间的争强斗胜。而经济发展，文明进步更多的是物欲横流，奢侈成风，人心迷失。远不及上古时代社会安定，民风淳朴，身心和谐。因而，提倡返朴归真，无为而治。就消费观而言，老子主张遵循“道”的法则，清心寡欲，俭朴自持。并提出了法自然、不欲和知足的三原则。
法自然是老子消费思想的核心。老子认为万物无为自化，生生不息，体现了“道”的精神。人应该取法自然，无为处世，不为物惑，去奢从俭。反之，只会导致人心迷失和社会混乱。从而以法自然否定人对于物质与文化生活的追求以及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把人生的价值归之于身心和谐，把消费的作用定位在维持生存的需要上。从而以人的回归自然来消除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其不欲、知足原则是从法自然出发，要求以心理上的不欲和观念上的知足来抑制、取代人的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对人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进行具体规范，使无为消费切实可行。
对于春秋末期以来的社会变革，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老子主张“道法自然”。多着眼于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都采取了向后看的态度。从这一点上讲实不足取。但这并不影响这两位哲人对人生与社会的深入思考，更不影响他们所创立的儒家、道家学说的巨大认识价值和鲜明的思想特色。就消费观来说，虽取向不同，旨趣各异，孔子和老子都不同程度地主张黜奢崇俭，其矛头所向主要是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注：《论语·学而》。）老子曰：“人之饥也，以其取食税之多也，是以饥。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之有以为也，是以不治”。（注：《老子》第七十五章。）认为若不加节制必影响国计民生。其黜奢崇俭正是以此为出发点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
[1]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1980．
[2]许杭生．帛书老子注译与[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孔子论语十则范文5
关键词： 《论语》 养生 启示
生老病死，自然规律。我们无法改变这个规律，却可以顺应它，探索生命的规律，通过一定的方式提高生命的质量，延年益寿，这就是养生。中国古代养生理论十分丰富，包含许多真知灼见，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养生理论体系。
《论语》是研究儒家文化的最重要的经典著作，记录了孔子对社会人生的基本思考。这其中也包括孔子及其弟子对养生的基本观点。
1.《论语》反映的孔子养生的基本观点
1.1疾病的预防与治疗
古往今来，疾病就是人类的大敌，它直接影响到人类的平均寿命，当今社会人类平均寿命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医疗条件的改善，生化制药的进步，过去很多直接威胁人类生命的疾病被征服的结果。在《论语》中孔子就对疾病对人的影响高度重视：“子之所慎：齐、战、疾。”（《述而》）也就是说，孔子对三件事情态度非常认真，即斋戒、战争、疾病。战争与疾病是剥夺一个人生命的最直接手段，孔子尊重人的生命，将疾病与战争、斋戒（斋戒涉及孔子所尊奉的“礼”）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对病的发生不掉以轻心自然是养生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疾病的治疗，孔子很重视也很理智。《乡党》中记载“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别人送药给孔子，他很尊重，拜而接受，却因为对此药不了解而拒绝服用，这一记载生动展示了孔子对待药物及治疗的严谨科学的态度。
1.2铸炼体魄
生命在于运动。科学合理的运动对于一个人体格的塑造具有很强的作用，无疑这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方式。孔子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开设了体育课。孔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的射与御是指射箭与驾车，是当时孔门弟子的基本技能。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就是军体活动。孔子认为即便是下棋这样的小活动也是有益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阳货》）不仅孔子要求学生做到体格健壮，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礼记·射义篇》载：“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向我们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孔子带弟子练习的热闹场面与他的精湛箭术。
1.3饮食养生
孔子早就知道病从口入的道理。在《论语·乡党》中，他提出了对食物不食的原则：
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这段话涉及了食物是否变质，颜色是否纯正，气味好不好，烹饪方法当不当，以及调料、食物比例的搭配，食品来源等诸多问题，展现了孔子的饮食智慧，是一部精炼的饮食养生经，至今仍被人们反复引用，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1.4心理养生
现代医学证明，许多疾病是由人的心理因素造成的，人的心理、精神状态与健康长寿有密切的关系。保持良好的心态，我们可以远离某些疾病，达到养生的目的。儒家高度重视个人修养，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发展理念。“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而“仁者寿”（《雍也》）的观念更反映了孔子对其与养生关系的深刻认识。《论语·季氏》中提到的三乐、三损、三戒都是心理养生的精彩论述。
1.5生存环境与人际关系
良好的生存环境，融洽的人际关系，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安全和谐的生存空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安全、和谐、文明、政治清明，是孔子对生存环境的理想要求。他一生奔走宣扬其主张正是为了让人们都拥有一个这样的生存空间。“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则强调了和谐有序的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假如人们不能准确定位，各尽其责，即使物质丰富，也难免于困厄。
2.颜回的误区
颜回是孔子最著名的弟子之一，他聪明，好学，知识渊博，品格高尚，备受孔子喜爱。不幸的是他在三十一岁时就死去了（对颜回的年龄还有四十一岁之说）。对此，孔子极为悲痛，发出了“天丧予！天丧予！”“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论语·先进》）的哀叹。即便是在他死后，孔子在国君面前仍不断地对他进行褒奖。在回答鲁哀公提出的孔门弟子谁最好学的问题时，孔子回答，“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在另外一个场合，孔子给了季康子类似的答案。由此可见颜回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
就是这样一位深得孔子喜爱的学生，却不幸英年早逝，实在是令人惋惜。现在看来，颜回并没有像他的老师一样注意养生并获得高寿（孔子活了七十三岁，晚颜回两年去世），他在养生上存在以下失误：
2.1营养
人体每分钟都在活动变化，医学上叫新陈代谢，人每天需要获取一定的能量营养，才能保持人体各系统的正常工作，否则就会影响到人的健康。颜回当时“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段话是说颜回住在一个简陋的巷子里，每天用一个竹筒吃饭，用瓢喝水，别人都认为很清苦的生活，颜回却能够自得其乐。虽然他的心态很好，但毕竟人是生活在物质世界中的，需要摄取糖、蛋白质和脂肪等营养才能维持生命。从有限的记载来看，颜回在营养上是非常缺乏的，加之他学习用功，体力透支严重，久而久之，积劳成疾，他的早逝也就很正常了。
2.2片面理解了孔子的养生思想
颜回被孔子视为最好学的学生之一，他很聪明，在孔子一次与自贡的谈话中就可以看出，自贡称赞他闻一而知十，孔子非常同意自贡的说法，并说连自己也不及颜回（《论语·公冶长》）。孔子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求其私，亦足发挥，回也不愚。”（《为政》）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说法同出于孔子之口，足见孔子对颜回于自己言论的过于听从也是颇有微词的。同时，在论语中，孔子也从个人品德修养方面提出了许多他认为君子应当具有的品行，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于议也。”（《论语·里仁》）“饭疏食，饭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等观点，而颜回恰恰是在这些方面做得十分出色，他或许是出于对老师的热爱，将孔子对道德的要求作为自己生活的准则，忽视了艰苦环境中的养生保健，一味乐而忘忧，最终没能够如孔子和其他孔门弟子一样长寿。
孔子在《论语》中所反映出的养生智慧博大精深，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颜回的不幸则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这对我们科学养生均有好处。
孔子论语十则范文6
关键词：《论语》；成语；学习；教育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儒家经典之作，也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它作为文化载体，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各类成语。包括学习教育类、品德修养类、待人接物类、治国治人类和描摹状物类。它们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遗产。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论语》中自然饱含着孔子关于学习教育的思想。《论语》共有20章，共159572字，其中的学习教育类成语多达30条。这类成语揭示学习和教育的态度及方法，对当时乃至现代社会的学习和教育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将从四个角度对这类成语进行探讨。
一、《论语》学习教育类成语概况
《论语》一书共有20章，全书共15952字，共形成成语384条，其中，学习教育类成语多达30条，①分别分布于其中的12章中。其中，《论语・述而》中出现的最多，共有10条。其余分别是《论语・学而》2条、《论语・为政》3条、《论语・里仁》2条、《论语・公冶长》4条、《论语・泰伯》1条、《论语・子罕》3条、《论语・先进》1条、《论语・宪问》1条、《论语・季氏》1条、《论语・子张》1条、《论语・卫灵公》1条。[1]《论语》中的学习教育类成语可以分为两方面：有关学习的成语和有关教育的成语。
（一）《论语》中出现的有关学习的成语
《论语》中出现的有关学习的成语共有26条。列举如下：
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告往知来《论语・学而》、温故知新《论语・为政》、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知之为知之《论语・为政》、朝闻夕死《论语・里仁》、见贤思齐《论语・里仁》、敏而好学《论语・公冶长》、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闻一知二《论语・公冶长》、闻一知十《论语・公冶长》、不知肉味《论语・述而》、日知其所亡《论语・述而》、发愤忘食《论语・述而》、W而不厌《论语・述而》、一隅三反《论语・述而》、举一反三《论语・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论语・述而》、择善而从《论语・述而》、笃信好学《论语・泰伯》、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后生可畏《论语・子罕》、升堂入室《论语・先进》、下学上达《论语・宪问》、问一得三《论语・季氏》、博学笃志《论语・子张》。
（二）《论语》中出现的有关教育的成语
《论语》中出现的有关教育的成语共有4条。列举如下：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循循善诱《论语・子罕》、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
二、《论语》学习教育类成语结构定型的途径
由孔子及其弟子的问答对话，演变为今天的成语，《论语》中的学习教育类成语经历了一个结构定型的过程，其结构定型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分为以下四种：
（一）直接袭用原形
是指成语是直接从《论语》的原句中截取而来的。这样的成语在《论语》学习教育类成语中所占得比重最大，有17条。如下：
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见贤思齐：《论语・里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敏而好学：《论语・公冶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 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发愤忘食：《论语・述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学而不厌：《论语・述而》：“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诲人不倦：《论语・述而》：“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三人行，必有我师：《论语・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笃信好学：《论语・泰伯》：“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后生可畏：《论语・子罕》：“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子曰：‘有教无类’。”
日知其所亡：《论语・述而》：“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知之为知之：《论语・为政》：“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二）将原句简缩提炼
是指成语是从原句中撮要凝缩而成的。这样的成语所占比重也较大，有10条。如下：
温故知新：《论语・为政》：“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朝闻夕死：《论语・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
闻一知二：《论语・公冶长》：“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
闻一知十：《论语・公冶长》：“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
择善而从：《论语・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博学笃志：《论语・子张》：“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循循善诱：《论语・子罕》：“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
升堂入室： 《论语・先进》：“（仲）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告往知来：《论语・学而》：“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碚摺！
下学上达：《论语・宪问》：“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
（三）将原句调整重组
是指成语是截取原句中个别词语重新组合而成的。这样的成语所占的比重较小，有2个。如下：
举一反三：《论语・述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一隅三反：《论语・述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四）沿原文意义概括
是指成语是沿用原文中的故事体现的原意重新概括而成的。这样的成语所占比重最小，只有1个。如下：
“问一得三”出自《论语・季氏》。是源自这样一个典故：孔子的儿子孔鲤与弟子们一起在孔子门下学习。弟子们私下里议论：“先生必然是对自己的儿子格外关心，多教他不少学问，对我们恐怕要留一手的。”一天，一个名叫陈子禽的学生问孔鲤：“你在先生那儿一定比我们多学一些学问吧？”孔鲤老实地回答：“没有什么呀！就是有次先生一个人站在庭院中，问我有没有学过《诗经》，还说不学《诗经》就不会说话。从此我就开始学《诗经》。还有一次，他问我有没有学过礼，并说不学礼就没有立足社会的依据，然后我就去学礼，就这么两件事啊！”“那就好。”陈子禽因为问一而得三，高兴地向同学们汇报说：“我问孔鲤一件事，他却告诉了我三件事！第一知道要学《诗》，第二知道要学礼，第三知道了先生对自己儿子并不特殊亲近。”弟子们终于解除了对孔子的误解。“问一得三”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个故事中概括而成的。
三、《论语》学习教育类成语的语法结构
从语法结构角度，可以将《论语》中的学习教育类成语分为两种：联合结构和非联合结构。[2]
（一）联合式成语
联合结构的四字格成语大都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两个字和后两个字之间是联合关系，且前后结构相同。联合式的成语又分为以下几种结构：
1.动宾结构联合式。如：告往知来、温故知新、有教无类、举一反三。
2.偏正结构联合式。如：笃信好学、一隅三反、博学笃志。
3.并列结构联合式。如：敏而好学。
（二）非联合式成语
1.主谓结构成语。如：后生可畏、知之为知之。
2.动宾结构成语。如：不知肉味、诲人不倦、不舍昼夜。
3.偏正结构成语。如：学而时习之、不耻下问、发愤忘食、学而不厌、循循善诱、日知其所亡。
4.连动结构成语。如：朝闻夕死、下学上达、见贤思齐、闻一知二、闻一知十、升堂入室、问一得三、择善而从。
除了以上这些语法结构的成语外，还有由两个句子组合而成的成语。其结构如下：
1.并列关系：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2.假设关系：三人行，必有我师。
3.紧缩式：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四、《论语》学习教育类成语中的教学方法与教育思想
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作为记录其及其弟子言行的经典著作，《论语》中自然处处折射出众多教学方法与教育思想。下面就从学生的学习方法和教师的教学方法两个角度来探讨《论语》学习教育类成语中体现出的教学方法和教育思想。
（一）学生的学习方法
作为一名教育家，孔子十分重视对学生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的指导，从而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1.重视学与思的结合
孔子十分重视学习，同时也十分重视思考。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但他认为只学不思和只思不学都是不妥当的，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强调学与思二者相结合，才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2.端正学习态度，善于向他人学习。
孔子主张，学习应该持有端正的踏踏实实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也要学会虚心向他人学习，“见贤思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同时他也提倡“不耻下问”，面对不如自己的人，也要虚心学习。
3.提倡勤奋好学
孔子认为作为学生就要有勤奋好学的精神，提倡“敏而好学”。《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十分赞赏“学而不厌”，“发愤忘食”，热爱学习，永远不知疲倦，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
4.强调复习的重要性
孔子认为，复习在学习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论语・学而》开篇就提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论语・为政》中也提出：“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孔子强调学过知识后，要及时复习，及时巩固，才能扎实地掌握。
（二）教师的教学方法
作为教育家，孔子自然有自己独特的一套教学方法。它们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很显著的效果，对当今社会的教学也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1.对学生一视同仁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对学生一视同仁，不分贵贱贤愚，对各类人都进行教育。
2.主张因材施教
这是孔子的一个重要的教学思想，按照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教学，实行“因材施教”。
3.采用启发式教学
启发式教学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典型的教学方法。《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指不到学生们想弄明白而还没有弄明白时，不到学生想说而说不出来时，不去启发他。孔子采用启发式教学，“循循善诱”，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并且懂得举一反三，从而真正地掌握知识。
4.树立“诲人不倦”的态度
教师在传授知识的时候，应该有耐心，不辞辛苦，不厌其烦。孔子主张“诲人不倦”，教诲他人，不知疲倦。
五、结论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之一，传承至今，产生了大量的各类成语。它们是中华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一笔财富，值得我们深入地研究和探索。本文从多个角度对《论语》中的学习教育类成语进行探究，增长了对《论语》成语的认识。但这还只是个人浅见，《论语》中关于成语还有很多知识等待我们去发现和学习，相信以后的研究会更丰富多彩。
注释：
①此数量的核定参阅了《汉语成语辞海》（武汉出版社）、《中华成语辞海》（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国成语大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参考文献：
[1]黄伯荣，廖旭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2]孔子.论语[M].湖南：岳麓书社，2000.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曹瑞芳.《论语》成语研究[J].山西大学学报，1996（3）：66-70.
[5]丁大勇.《论语》中的成语浅探[J].文学教育（上），2012（1）：88-90.
[6]李波.《论语》成语探析[J].河南社会科学，2009（6）：160-162.
[7]汤可敬.谈谈出自《论语》的成语[J].益阳师专学报，1983（6）：63-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