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世家范文1
然而，20世纪70年代，河北定州八角廊汉墓竹简、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木牍的相继出土，以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问世、英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的公布，重新开启了对早已被打入冷宫的《孔子家语》研究的大门。《孔子家语》伪书说，这一禁锢了经史学界上千年的论断开始重新受到质疑。此后，《孔子家语》的学术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肯定。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孔子家语》的版本有很多种，不过总体来看，这些版本多出于明覆宋本、宋蜀大字本和毛晋本。
明覆宋本即是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王肃注释本，每半页9行，行16字。前有王肃《孔子家语序》，第10卷结尾处有“岁甲寅端阳望吴时用书，黄周贤、金贤刻”一行文字，最后为黄鲁增《孔子家语跋》。我们从黄鲁增的序文当中也可知他在刊印《孔子家语》时所依据的版本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宋本，其后两卷可能是用其他的《孔子家语》本补足的。
毛晋本《孔子家语》是指毛晋汲古阁所刻王肃注释本，前有王肃《孔子家语序》，后有毛晋《孔子家语跋》。
宋蜀大字本《孔子家语》也是毛晋汲古阁所刻。从毛晋《孔子家语跋》的内容可知，毛晋先从吴兴商人处收得宋本《孔子家语》，可惜这本《孔子家语》缺少第2卷16页以前的部分，这令毛晋颇感遗憾。老天似乎十分眷顾作为藏书家的毛晋，数年之后，他在一酒家又得到一宋本《孔子家语》，此本缺少的恰好是后两卷，于是毛晋将两个残缺的《孔子家语》版本合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本子。毛晋本和宋蜀大字本都是由两个不完整的宋本合成的。一些学者将毛晋本的第2卷16页之前和宋蜀大字本相比较，发现毛晋本和宋蜀大字本差别很大，认为毛晋本的第2卷16页以前没有采用宋本而是用其他较差的《孔子家语》本合成的，错误也比较多，而宋蜀大字本才是由两个宋本合成的。莫友芝(字子疲自号鄙(同吕)亭)、傅增湘《藏园订补鄙亭知见传本书目》云：
今以汲古阁刊本(宋蜀大字本)比较，二卷十六页已(以)上毛本伪脱殊甚，注文缺漏尤夥，与宋本迥异，十七页已下诸卷则与宋本悉合，盖毛晋刊是书时尚未得酒家本，故但据家藏残帙，其所缺者以别本凑合付梓尔。
笔者所藏《孔子家语》为玉海堂景宋丛书之一，清末贵池藏书家刘世珩以家藏汲古阁旧本为底本，请刻书名家陶子霖镌刻上版，并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刊于武昌黄冈。刘世珩(1874～1926年)，近代藏书家、文学家。号聚卿，别号楚园。安徽贵池人。光绪举人，曾任道员、江宁商会总理、湖北和天津造币厂监督，历办江南商务官报、学务。后任直隶财政监理官等职。喜文学，尤工词曲。家藏图书极多。因得到两部宋刊《玉海》，遂命其藏书楼为“玉海堂”。另有“赐书台”，以《玉海》和宋刊本《魏书》为其镇库之宝。汇有《玉海堂景宋丛书》52种、《宜春堂景宋元巾箱本丛书》8种、《聚学轩丛书》60种。
刘世珩得此《孔子家语》可谓颇费周折。观晚清藏书家莫棠在书封的朱笔跋语，可知刘世珩得此册并付刊的过程。此册《孔子家语》原刊本是由桐城的萧敬孚所秘藏。萧敬孚即萧穆(1834～1904年)，安徽桐城人，清代版本目录大家，也是近代杰出的文献学家。萧穆有《敬孚类稿》传世，是由友人沈曾植、徐乃昌等人在其身后出资刊行的。当年萧敬孚经常向同好夸耀其收藏的是明代汲古阁旧藏北宋本《孔子家语》。后来萧敬孚将《孔子家语》出质给了安徽的徐某。这个徐某和刘世珩是亲戚，由于刘对此宋本《孔子家语》垂涎已久，所以此宋本《孔子家语》很快便成了刘世珩玉海堂长物。原藏者毛晋及其后人对于此宋本《孔子家语》是极为推崇的，毛晋之子毛斧季在《汲古阁珍藏宋元秘本书目》北宋本《孔子家语》下云：“南宋本作‘良药苦口利于病’，此本作‘药酒苦口利于病’。及读《盐铁论》，亦作‘药酒苦口利于病’，方知北宋本之善。”毛斧季更是在汲古秘目中估其值五十金。而另外一位近代藏书家叶德辉在其《藏书十约》中提到，“藏书必有印记。宋本《孔子家语》以有东坡折角玉印，其书遂价重连城”，也即是指此本《孔子家语》。对于刘世珩收购该册《家语》时的价格，叶德辉《书林清话》中记载：“(近年)贵池刘某(指刘世珩)以番饼四百圆购汲古旧藏宋本《孔子家语》……”
笔者收藏的此册《孔子家语》有这样一段故事。1900年莫棠在上海遇到了刘世珩，刘告知莫棠，其向萧敬孚所购之宋本《孔子家语》已经覆刊，刘知莫棠是当时的藏书大家，尤喜宋元佳本，于是许诺书印成后即以初本相赠。但不久，莫棠即入广州为官，此事也不了了之。甲辰(1904年)二月莫棠才从海路收到莫绳孙寄给他的此册《孔子家语》。
此册《孔子家语》经数位近代藏书家递藏。书内有藏书章“聚学轩”“韶州府印”“问宾图书”“知求居藏”“天麟所藏”以及“独山莫绳孙字仲武号口口影山草堂收藏金石图书印”等。“聚学轩”为刘世珩的书斋名，依首页钤印推知，该册虽为莫绳孙寄给远在广州的莫棠的书，但是却为刘世珩相赠。
该册《孔子家语》封面上有莫棠先生的朱笔题跋，后钤有“楚生”印。其曰：
十余龄时，侍在太仓府君于上海，即闻桐城萧敬孚夸其所藏有北宋本《家语》，汲古秘目斧季定其值五十金者也。嗣仲武兄为言，尝向敬孚假读经岁，书中避讳至高宗孝宗，以为宋椠，则是指为北宋则非。其有东坡折角玉印者伪也。敬孚也，心是之，而犹强张曰北宋本。逾数栽，敬孚质诸皖中徐氏，徐，刘戚也，遂转归刘观察世珩。当其售刘之日，寓书仲武兄坚约勿昌前论与人，于是果得值如旨。庚子冬，予见刘上海，谓已刹覆，许以初本见赠。既予入广州，江海阻阔，意其刻成久矣。甲辰二月仲武兄始从海道寄此册，因书其流传之故。若夫其书之伪，而所缀集，则魏晋以上之遗，昔人言之盖详已。十二日辛亥莫棠记。
莫棠是清末民初藏书家，字楚孙，一字楚生，贵州独山人。他是晚清大儒、藏书家奠友芝九弟莫祥芝的第三子，官至广东韶州知府。民国以后弃官归隐，寓居苏州。1929年殁于上海。其一生酷嗜图书收藏，通版本目录学，家有“铜井文房”“文渊楼”等藏书之所，藏书闻名一时。莫棠生年各藏书家辞典缺失。台湾图书馆善本室藏有莫友芝之子莫绳孙日记和信札底稿数十册，其中有载：“楚生，甲辰八月初二日，四十初度。”莫绳孙所记甲辰年为1904年，前推39年即为莫棠生年。据此，莫棠生年为同治四年(1865年)。奠棠雅好收录黔人著述，并尽力助其刊布。如收集郑子尹《巢经巢遗诗》，编辑《巢经巢遗集》，又勘定遵义赵嵩(字筱容)的《含光石室诗草》等，均由陈夔龙出资刊刻，广为流播。自编有《文渊楼藏书目》，著有《铜井文房书跋》。
莫绳孙(1844～1919年后)，字仲武，贵州独山人，莫友芝次子。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随刘瑞芬出使俄国与法国，任参赞。因刚直不阿受责去职。长期独居扬州，整理和刻印祖父与父亲遗著，集成《独山莫氏遗书》66卷。原版留存至今，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重新印刷发行。自编有《影山草堂书目》。编辑出版其父莫友芝《宋元旧本经眼录》。
莫绳孙自幼聪慧过人，对其父书法甚有研究。1858年，莫绳孙陪父莫友芝到京城参加殿试，莫友芝仍榜上无名。莫绳孙便随家父一道于1861年拜在湘军统帅曾国藩帐下做了客卿。莫绳孙即随父潜心研究文字学、史学、音韵学、诗学、版本目录学等。1871年秋，奠友芝在江南一带寻访“四库”遗书时不慎偶感风寒，一病不起，于9月14日离开人世。曾国藩深痛不已，书写挽联：
京华一见便倾心，当时书肆论交，早钦夙学；
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酒樽和泪，来吊诗人。
孔子世家范文2
[关键词] 《孔子》;精神辐射;“知其不可而为之”
影片《孔子》上映以来,相关争论遍布网络。影片浓缩了孔子的一生,他积极进取,推行仁爱的政治主张,为理想奔波流离,形容枯槁,犹如丧家之犬,终无所遇,但时至今日他的社会理想仍然是我们的追求。孔子最终没能改变他那个时代,却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一个人何以去改变世界,本文试图由果索因,探寻矛盾背后的原因。
一
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强大的精神辐射能量是孔子改变世界的制胜法宝。20世纪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轴心时代”的概念,第一次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孔子、老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他们的思想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问题,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1]轴心时代的中国、印度和希腊三种价值体系中,仅有儒家思想经历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到今天仍发生着作用,成为“两千多年之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2]。
孔子思想超时空的辐射能量来源于孔子思想的普世价值。孔子站在他那个时代希图建立起一个真正富有人性的社会秩序,实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的理想社会。孔子思想能影响中国两千多年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思想具有普世价值,他的“仁”的学说从日常伦理层面提出泛爱的道德要求,从国家政治层面提出“为政以德”的德治理想、进而在“礼”的规范中实现社会和谐的理想,找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的途径。孔子最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当属“仁”,“仁”的根本在爱人,在于为社会树立一个如何与人相处、如何自处的社会人际交往规则,即由孝悌之德的家庭伦理(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代表)走向忠恕之道的社会伦理(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代表)。正如王恩来《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中所说:“孔子试图通过人性的寻找和人的自我觉醒,通过人类精神的自律,建立起与人类本质相一致、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个人与他人、个体与群体和谐统一的关系,建立确保这一关系稳固持久的价值观念系统,进而解决社会上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实现社会稳定、政治清明、人际和谐与社会大同。孔子的这一构想具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却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颇具建设性和前瞻性。”正因这一理想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所以能吸引后世人们去关注、追随,如雅氏所言,在此后中国社会发展的每一次飞跃都回顾了孔子的理想社会范式。
二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践道精神是孔子改变世界、征服世界的另一法宝。于丹说孔子是朴素的、温暖的,缘于孔子关注的是世间的真善美。他并非宗教领袖,没有任何超自然的能力,他伟大恰恰就在于他是生活在俗世当中的凡人。孔子站在人间的立场,不是向外,而是向内寻找力量。日本动画片或者科幻片中常有这样的画面:当勇者或战士遇到困境之时,总是冲着天空大喊 “赐予我力量吧”,便有神赐予一般,周身散发着奇异的光芒,有了战胜黑暗的勇气和力量。这反映了人的某种信仰――相信外在某种神力的作用。与此相反,孔子在遇到黑暗无边的困境之时,没有借助外在神力,而是依托自己内心素朴的力量,“孔子使理性在其范围与可能性之中首次闪烁出看得见的耀眼光芒,并且这些都表现在一位来自百姓的男子汉身上。”[3]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具有客观冷静的特点,不诉诸超自然力,这种素朴的力量才是真正强大的。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践道精神表现在孔子身上就是对中华文化强烈的传承责任和强大的文化自信。在《论语•子罕》中“子畏于匡”一段可以看做是这种践道精神的最好注脚:周文王死了,一切的文化遗产不都在我这里吗?天若是要消灭这种文化,那我也不会掌握这些文化了;天若是不要消灭这一文化,那匡人能把我怎么样呢?那种雍容的气度与自信背后恰恰是孔子对自己坚持的理想的绝对遵从。践行的力量永远强于言说,倘若孔子仅仅只是坐而论道,空有理想没有去实践,也没有遭遇到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苦难,那他的精神也只是存于典籍中。他的践行给世人提供了一条理想通往现实的路径,尽管他自己最终也没能走通这条路,但却让人生境界在这种践行中得以完善,“世界的不完美,扭曲了一切改造世界的努力。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也许永远不可能完善,但是知其不可而为,却可能完善一个人的人格与人生境界。一个人不可能去把握世界,却可以把握自己,也只能把握自己。”[4]49影片也借南子之口说出了孔子的人生境界:“世人皆知夫子之痛苦,却不知夫子在痛苦中领悟到的意境。”
放弃是容易的,而在痛苦中坚持才是难的。与孔子同时代的隐者恰好是孔子人生选择的一种对照,他们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逃避于社会现实之外。孔子对隐者是心怀敬意的,然而从孔子的“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看出孔子对浑浊世道的清醒认识:不是我不愿意从那浊流中抽身而出,如果天下有道,又何需我努力引道天下呢?他们对待生命的态度上有很大不同:隐者是看清了世道而决绝地与之隔离;孔子在认清形势之后不是远离社会而是更加执著地投入俗世。孔子可以选择做个隐者,但他的伟大正在于他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对意义的寻求是人最基本的需要,当这种需求不能得以实现的时候,人就会受挫,就会处在困境当中,痛苦也就由此产生了。而人对于痛苦或者苦难的姿态有两种,一种逃避,一种勇敢地承当,苦难本身在人生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一切宗教都很重视苦难的价值,宗教从出世的角度化解苦难,然而孔子不一样,他在求索的过程中尽管极其狼狈,犹如西西弗斯永远无望地推一块巨石,明知“道”之不可行,但他却从积极入世的正面肯定了人在困难中的自由意志,凸显作为人的尊贵。
三
弘道最终成就了孔子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孔子的苦难与他最后在文化上的全面胜利也许要归因于孔子的人生定位与人生选择了。孔子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始终是政治家,重建理想的社会政治和道德秩序是他一生的梦想。孔子的大半生都处在不断地寻找理想通向现实的路径,孔子在仁爱行道理想彻底失败之后所作出的抉择就是退而著述。或许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孔子人生的最后五年里,重新整理诠释六艺,培养出了曾参、子游、子夏等后进学生,因此也传下他道的理想。孔子晚年的真正成就在于通过著书立说来记录他无法在当时实现的“道”,并传诸后人。其标志性的事件是作《春秋》,影片结束时孔子说“世人理解我,是因为《春秋》;世人误解我,也是因为《春秋》”,其中既有孔子对一生追求的理想的执著表达,又有对后人无法了解他的良苦用心而担忧。正是晚年对文化典籍的整理和编订真正奠定了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儒家思想之所以流传久远缘于孔子为儒家思想奠定的正确传播途径,一方面孔子从30岁时开始传道授业,通过教育的方式横向上使自己的思想在当时得以传播,纵向上使得这一思想得以流传后世;另一方面,孔子晚年的著书立说,借着古代文化典籍的编辑整理之机,阐发自己的思想,《春秋》微言大义即为明证。再加之晚年培养后进弟子的传道精神,钱穆说:“盖孔子早年讲学,其意偏重用世。晚年讲学,其意更偏重明道。来学者受其熏染,故先进弟子更富用世精神,后进弟子更富传道精神。”(钱穆《孔子传》)这些传播途径的建立也是孔子的思想能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重要原因。
四
作为一代文化大师,孔子被现代人尊奉、景仰,因他对我们如何安顿精神世界、如何面对现实社会并勇敢地担当有着无法替代的价值。
孔子的理想世界那么纯美,他怀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梦想,寻找理想实现的途径,然而一旦踏上实践的道路,所有现实世界的非理性便迫近眼前。孔子面对的一个难以逾越的困境是:士君子的结构性困┚场―知识必须搭在权力之上,才有实践的可能性。[4]34倘若他只是一个梦想家也还好办,大可以像隐者一样不与不可理喻的现实世界打交道,但是孔子不单单是一个梦想家,他更是一个实践家。他面对重重阻力,不断践行,在流离挫败、企盼追寻的不断交替中,仍然执著,他内心那种强大的文化自信从没有陨落过。如果没有巨大的精神力量,怎么可能流离失所14年,在面对种种绝境时信念与理想毫不动摇?没有这种强大的精神内驱力如何能在人生最后几年的古籍整理中阐发自己的思想,使之流传后世?
在孔子被迫离开鲁国的时候,他的弟子们纷纷跟随而至。他强大的内在精神力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磁场,将他周围甚至后世的一批人吸引过来,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孔子离世后,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继承了他的精神,把研究和传播孔子的思想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阿里巴巴总裁马云在《赢在中国》中说:“我在公司里的作用就像水泥,把许多优秀的人才粘合起来,使他们力气往一个地方使。”能将优秀人才黏结在一起的力量源于马云内在的精神辐射力形成的磁场。新东方俞敏洪不也是拥有这样一种精神感召力的领军人物吗?一个人如何靠自己微薄的力量来改变世界?靠的是儒家所说的“内圣而外王”。
一个人如何改变世界,依靠的不是他的武力,武力只能胜之一时;依靠的也不是他的富庶,富庶也只是一世;孔子改变世界借助的是他不朽的思想,他强大的精神力量影响一代又一代人,影响乃至改变了整个世界。美国是当今最强的经济大国,然而是不是就能一直主宰世界呢?萨义德提出“东方学”是跳出西方中心主义来审视东方强大的思想魅力,其后是否也隐藏着一种惧怕,中国在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是否应当思考什么才是真正改变世界的力量呢?
[参考文献]
[1]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4.
[2] 李雪涛.作为范式创造者的孔子――雅斯贝尔斯与孔子的互动[J].读书,2010(05).
[3]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M].李雪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55.
孔子世家范文3
关键词：曾子;曾晰;孔子;孝道
中图分类号：B222.3;B8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曾子是先秦儒家学派中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上承其师孔子之学，对孔子学说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继承;孔子逝世后，又与孔子之孙子思以学同道，对思孟学派影响深远。有《孟子・离娄下》记载：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
曾子以孝道著称，其说其行多见于各类儒家典籍。而当儒家成为传世教民的正统之道后，后人对曾子的记述多有矫饰，其意乃彰显孝道，但也对后人研究曾子造成了一定误区。本文从现存的各种文献史料入手，以求对曾子与其孝道观的形成作一个比较客观的概述。
一、曾子其人
曾子师承孔子，其记载见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
由这段记载中可知曾子出生于公元前505年，也就是鲁定公五年，时年孔子四十六岁。又《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前481年）四月巳丑卒。”即在孔子逝世之时，曾子年仅二十七岁。
曾子虽被后世尊为儒家五圣，但是《论语》的记载中，曾子作为孔子的后进弟子却未被列入孔门四科十哲之中，论及孝之德行，孔子更是直言：“孝哉闵子骞！人不闻于其父母昆（兄）弟之言。” ①而记载中孔子对于曾子的评价则仅见“参也鲁”②之句，不禁让人疑问，为何是曾参这一被孔子评价为鲁钝之人全然继承了孔子的孝道理论，并予以发扬，成为了后世的孝之楷模呢？
首先，关于曾子拜师孔子的时间问题，《颜氏家训・勉学》篇记载：“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始来游学，犹为硕儒。”后世则以其为依托推断曾子师从孔子时间为十七岁，此说详见于钱穆先生的《孔子弟子考》《先秦诸子系年》，称“七十”为“十七”之讹传，曾子应是十七岁时拜入正离楚适卫的孔子门下的。对于此类说法，有学者认为，就《勉学》篇上下的行文相贯和文意所指来说，“七十”之称非是讹传，以此来断定曾子入学孔子门下时间并不妥当。[1]64
那么，曾子究竟是何时拜入孔子门下求学的呢？
曾子具体何时拜入孔子门下，并无文献记载，但是曾参之父曾晰也是孔门弟子，为孔门七十二贤之一，我们可以由曾晰与孔子的生平来推断曾子拜入孔子门下的时间。
二、参父曾晰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曾晰：“曾点字晰。侍孔子，孔子曰‘言尔志。’点曰：‘春服即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而叹曰：‘吾与点也！’”此段亦载与《论语・先进》篇，同坐有子路、冉有、公西华，都是孔门早期弟子。
关于曾参父子的世系，《元和姓纂》的记载为：“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春秋时为莒所灭，太子巫仕于鲁，去邑为曾氏，巫生阜，阜生参，字子舆，父子为仲尼弟子。” 《元和姓纂》成书于唐元和七年，即812年，在此之前的儒家典籍对于曾参世系并无具体详细记载。而据《左传》记载，国国灭前后多次向鲁国寻求庇护，亡后，应有不少国贵族入鲁为仕，并没有史料证明曾参先祖直承于太子巫。而就《论语》、《孟子》、《礼记》等文献中所记载的曾参父子生活环境而言，他们在当时应是不离农耕的普通士人，并无具体世系传承，而后人将其与太子巫世系衔接，乃是为彰显其家世之牵强附会。
关于曾晰的记载，除以上所记《史记》《论语》之外，其他记载多依托于曾子，如《说苑・建本》篇所载曾晰杖击曾参，孔子教曾参小则侍，大则走而为孝之事，此载亦见于《孔子家语・六本》篇。在这些有关曾参父子的记载中，曾晰往往是以一个暴烈的父亲的形象而为人所识，全无当初与孔子论志之时的洒脱气质。而另一有关曾晰的记载则见于《孟子・尽心下》，孟子言曾晰为孔子所谓与琴张、牧皮其名的狂放之人――“其志EE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在孟子看来曾晰这等志存高远的狂放之人，是高于不屑于做坏事的狷介之士的，至于那些八面玲珑、四方讨好而又对狂狷之士妄加评论的好好先生，才是败坏道德的人。[2]318由此可见孟子对于曾晰的评价之高，而后世《说苑》、《韩诗外传》等所记载性行暴烈怪戾的曾晰，多为衬托其子曾参之纯孝，与曾子去妻之说概同，应为后人衬托曾子孝举，宣扬孝道所伪作。
曾晰生卒年月不详。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定公五年（前505年），季恒子立，而后有阳虎之乱，“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一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时年正好是曾参出生之年，曾晰业已成人，鲁国内乱孔子不仕退而广收门徒。此后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年）孔子去鲁适卫，此时已经有子路随侍在侧，后适陈，亦与颜渊有对。又《孟子・尽心下》载：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这里孔子所思的“鲁之狂士”便有曾晰。再联系上文所引孔子评价曾晰为“狂”也确有论其眼高手低之嫌，我们可以推测，曾晰应是鲁定公五年孔子广收门徒后拜入孔子门下，而他在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鲁时也并未跟随其师而去，此时曾参才九岁，自然也不可能跟随孔子流离于列国。
三、曾参拜师
孔子离开鲁国之后十四年才得以返鲁，此时已是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在这十四年中，孔子辗转于卫、匡、蒲、曹、宋、郑、陈、蔡、楚诸地之间，居无定所而屡遭困厄。罗新慧教授在《曾子生平考》中认为，孔子周游各国之时，诸国战事频发，再加上古代交通不便，曾参离开鲁国去追随孔子求学的概率不大，并由此推断，曾参拜入孔子门下的时间应该是孔子回鲁之后，即孔子六十八岁、曾子二十二岁之后。而孔子终年七十三，那么就是说曾参在孔子门下学习的时间不过五年。[1]64
参照《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流亡列国之时确实是颠沛流离，先被匡人误认拘禁，又被宋人树下刺杀，与弟子离散之时更是形如“丧家之狗”，也佐证了罗教授的论断。其次，在前文已然论证曾晰并未随孔子离开鲁国，再加上《曾子・大孝》篇记载曾参对自己所尽孝道层次判定为“养”，虽然可能为自谦之词，也是说明了曾参对于养事父母之责也是尽心尽力，且《孝经》又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抛下父母而于乱世之中冒险求学，确实不像曾参所行之事。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断定，曾参拜孔子为师时间应是孔子回鲁国之后，受孔子终年所限，他亲受教于孔子的时间也不过五年，为孔子晚期弟子。然而，曾参之父曾晰也是孔门弟子，论及志向孔子还有“吾与点也”之言，曾参受曾晰言传身教而自幼熏陶于孔门学风之下，也可谓长受其教。
孔子逝世之后，《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葬鲁城北厮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为孔子守丧的弟子多守冢而居，聚居三年，缅怀先师之余学问交流也必然不少。孔子之子孔鲤早逝，曾参于其孙子思又亦师亦父亦兄，可以说，曾参所有学说思想的形成都离不开孔子直接间接的教导，曾参也全然接纳了这些教导并予以发展传承，而有“宗圣”之名。
那么，曾参对于孔子的学说，尤其是他为后人所称道的孝道学说又是如何继承发展的呢？
四、孔子治孝
孔子曾言：“周间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③以见孔子对周朝礼乐文明的追求与向往，然而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却是一个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的时期。《左传》记载了这一时期各种杀父弑君、罔顾天理人伦的事件――《文公元年》记载：“楚子将以商臣为太子，访诸令尹子上……既又欲立王子职，而黜太子商臣。商臣闻之而未察，告其师潘崇……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指弑父）乎？’曰：‘能！’冬十月，以宫甲围成王……丁未，王缢。”《襄公十九年》记载：“卫石共子卒，悼子不哀。”《昭公十一年》记载：“五月，齐归薨……九月，葬齐归，公不戚。晋士之送葬者归，以语史赵。”[3]300
众多史料表明，春秋时期，孝之一道已无《诗经・大武》中所形容的 “成王之孚，下士之式，永言孝思，孝思则维”盛况了。到了孔子时期，圣人以匡扶周礼为己任，编修了《诗》、《书》、《礼》、《乐》以教世人，其对孝道的论述则多见于与弟子问答，其中又以《论语》、《孝经》为盛。
《论语・为政》篇载：“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面对三子问孝，孔子的回答各有不同，但是究其根本，“敬”字为其要。世人都认为侍奉父母便算得上是尽孝了，在孔子看来，这只是做到了“孝道”的基础， 只有发自内心的敬爱父母，事事以父母感受为先，不以妄为让父母为自己而忧虑，才算是做到了孝的内涵。那么，孝之为道，除了养生送死的具体行为作为外在的方法论外，更有其内在的情感逻辑作为阐发支撑，这也就是孝道的根本。而在孔子看来，孝道的根本就是“仁”――“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与！”④
仁者，爱人，以恻隐之心济人。[4]318人既然有恻隐之心，他首先必定是一个感情丰富而敏感的人，并能够对自己的情感有着正确的认识，而且正确的抒发出来。 人必定要对自己作为人之本身有感情，才会有推己及人的同情之心，这种对自己的“爱”并不是自私，而是对“人性”的信仰，即人活着并不是为了占领更多的资源，而是为了追求自身人性的完满。人生而缺乏，是为恶而不自知，求仁得仁，是为善。
人若“自爱”，最基本的阐发便是对生身父母的怀有敬爱之情，父母既生我身为其血脉延续，作为树之枝桠怎能不爱树之根本？爱父母之心便有爱根本之心，其余阐发，皆出于此心，这“爱心”之名就是“孝”。孝为仁之本义，仁为孝之引申，在此之后所谓“忠”、“恕”、“恭”、“敬”都是由孝而发，其余形式，虽为末节，却也是以行见心的依据。
孔子为圣人，由己心之一发而有行天下之法。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⑤君子于家行孝而能为国用忠，以能用于一时而其声名传世，此为孝之外显。孔子向往大同社会的“大道之行”，以孝道行世，可谓大道。
五、曾子立孝
前文论证了曾子拜师孔子之时已经是孔子晚年，此时孔子已年近古稀，后天的修习与先天的本性已经逐渐融为一体，曾子所接触的乃是孔子已近成熟圆融的思想理论，这对于学说体系的传承来讲，是后进弟子的天然优势。
曾子以孝名彰显于世 ，与其直接相关的著作流传于世的有《孝经》与《大戴礼记・曾子十篇》。其中，关于《孝经》作者问题，历来是众说纷纭。现存足利本《古文孝经》凡二十二篇，孔子直述有十八篇，与曾子对答四篇，再联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所言：“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可以推断，《孝经》之作，无论成书于谁手，其记载内容全为孔子授业，是对孔子的孝道观的记述，而曾子本人的观点则多见于《大戴礼记》收录的《曾子十篇》。
《孝经》全文不足两千字，包含了孝的基本理论、孝与政治和孝道的实行。有些学者认为，孔子论孝，偏重于孝养顺亲，只是将孝作为诸种高尚品德之一而又能维持渐已崩坏的社会秩序而推广，到了曾子才将孝的范围推广到了极致，[1]183那么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就有关孝的基本理论而言，《孝经・三才章》载：“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即在孔子看来，孝道之行犹如天地运转的大规律，是人间永恒不变的法则。这与曾子在《曾子大孝》篇所言：“夫孝者，天下之大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的放诸四海而皆准概同。但是观其下文，《三才》篇论孝的目的是为彰显其化民之用：“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而《曾子大孝》篇所言“天下之大经”已经将“孝”推及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成为了普天之下的终极法则。
曾子的孝道观直承于孔子，他在完全继承了孔子“孝为仁之本”的孝道观学说并秉承了孔子“一以贯之”的方法论，同时补足了孔子孝论结构上松散的问题，并对“孝”作为道德本源的意义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将孝作为能施行于天下的终极真理而推广至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
这也是孔子与曾子不同之处，孔子周游于列国，遍识各国国情，而又多为各国高层问策，其孝道学说多为国计民生所用，更注重外在的德业，而曾子的孝道学说则更加注重个人内在的人格的完美性，为“反求诸己”之道。曾子早年经历不详，但观其父曾晰的性情言论，曾子幼时的生活环境应该是比较稳定富足的，却也非钟鸣鼎食之家;而在曾子学有所得之后，又有“曾子再仕”之传，可见其对仕途并无太大的兴趣;《礼记・檀弓上》载曾子临终前因失礼用“大夫之馈”而懊悔，说明曾子终生未为高官，其生平无非求学、游学、讲学而已。
如此，曾子终其一生都在专心致学，才能以后进弟子的身份将孔子的学说有一个比较全面地继承，并在此基础上对孔子的孝道观予以全面深入发展，形成自己的孝道观理论。在此之后的两千余年，世人凡称孝，莫不提曾子，孝道之传世立典，也以曾子为源。
注释：
①②《论语・先进》。
③《论语・八佾》。
④《论语・学而》。
⑤《孝经・广扬名章第十四》。
参考文献：
[1]罗新慧.曾子研究[M].商务印书馆，2013.
[2]杨伯峻.孟子译注[M].中华书局，2010.
[3]（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孔子世家范文4
乙：老兄此言差矣！孔子学院是我国教育部为适应各国人民学习汉语的迫切需要，由我国派教师旨在推广汉语而建立的国际性组织，当然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孔子）乃应有之义，但它不是专门研究孔子的学术机构。正如推广德语的叫歌德学院，推广西班牙语的叫塞万提斯学院一样。
甲：我承认，有所误解。那么，联合国一致通过将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作处理国与国关系的黄金律，总能说明进入21世纪的孔子之伟大吧。
乙：这8个字，胜过一切宣言，为全世界所接受，确实了不起！但同样的话，耶稣也讲过“‘爱人如己’包括了一切律法。”（《圣经•加拉太书》）可惜他是神，而孔子容易被各种信仰的国家接受。但要强国、大国、发达国家从行动上做到，难矣哉！1793年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也曾引用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那时的断头台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甲：这恰恰证明了他们的行动背离了孔子的格言。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毛笔书法、活字印刷都突出一个“和”字，这不是孔子的“和为贵”与“和谐”的弘扬？
乙：这确实得人心，比冷战、比“以阶级斗争为纲”、比“斗”字好。近来各国、各界都欢迎“双赢”二字。熊猫“团团”、“圆圆”到了台湾担当了和平使者的角色，连最顽固的追随者也被弄得哑口无言。
甲：还有，1988年有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联合宣言：“21世纪的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汲取两千多年前孔子的智慧。”我觉得国内外出现的电视读讲及出版《论语》热，是有时代依据的。孔子还是公元前551年出生的那个孔子，但随着时代变化，人们对孔子学说的需求有了不同，孔子的价值才拔宅飞升。能经得起2500多年的历史考验而为国际国内绝大多数人所拥戴，古往今来，实属罕见。尊崇孔子也是与我国重要的国际地位分不开的。我总觉得五四时“打孔家店”的口号太偏激，孔家店的“董事长”是董仲舒，是他把儒学神学化了。历代帝王对孔夫子的各种封号，全都与孔子本人无关。
乙：我们这些人很多都是先读鲁迅，从鲁迅的批判中结识孔子的，现在我觉得不能把鲁迅与孔子对立起来。鲁批孔，说得对的，汲而取之；不准确的，择善而从之；不对的，批判改正之。比如鲁迅多次批“中庸”，把它与退避、折衷、骑墙、调和等量齐观，显然与孔子所说的“中庸”原义不符。孔子是指不偏不倚，即中和为用，中为常道，执两用中，既不过分，也不不及……从各方面看，“中庸”都是和善、有用、正确和可操作的。
甲：古代帝王吹捧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一代代把孔子圣人化、完人化了。我还是喜欢“万世师表”四个字。
乙：对，孔子首先是伟大的教育家，关注人类道德建设的人道主义思想家，怀抱理想而又无法实现理想的失意政治家。他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推己及人，察己知人，关心他人的生存与发展，人家有了成就，承认之，欣喜之，别害红眼病。
甲：多年来，把鲁迅誉为“革命的圣人”也欠妥当。这样很容易造成两个圣人相隔两千多年而争执。
孔子世家范文5
他以弘扬孔子文化为己任，
行走於世界各国，
用1165场演讲点燃了孔圣人之火，
让火光照亮世界每一个角落。
他希望孔子思想可以普及全人类，
数十个省市的孔庙、孔子医院、孔子公园、
学校、儒学研究机构，
矗立在天地间，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传扬孔子文化的
决心、用心和赤心。
他将孔子思想推向全中国、全世界，
又向香港特区政府申请孔子诞辰日为公众假期。
他是闻名世界的儒商，
是赤心挚守、竭力弘扬儒学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儒者，
是孔子儒家思想的弘道者与践行者！
汤恩佳博士主要职务与履历
孔教学院院长
世界孔教总会会长
香港孔教总会会长
世界儒商联合会会长
国际儒家生态联盟副主席
香港特区第一、二、三、四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
2011年荣获中国孔子文化大奖
他拥有三百多个社会各界荣誉职衔
中华文} 在孔子文化中激情奔流与世长存
人世的哲理长久的隐藏在玄冥之中，宇宙不知疲倦地演绎着膨胀的轮回，直到两千五百六十五年前的一天，上天也厌倦了这周而复始、杂乱无思想的一幕，说：“你去吧。”於是，一道天光划亮了沉寂悠远的万古长夜，坠入了神州大地。几十年後，一个名为尼丘山的地方被永远地记入史册，因为“天纵之圣”孔子诞生在这里，因为他以不分昼夜的冥思苦想为人类换来了超凡的智慧，构建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影响绵延数千年至今。
中华文}，在孔子文化中激情奔流，以传统文化为立国之基的中国在世界上长存。“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对文化十分重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应该找一个对我们中华民族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人，来规范我们的思想和行为，这个人就是孔夫子;我们应该找寻一种东西将其作为我们的精神支柱，来代表一个传统，代表我们的文化。最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和有能力承担这个责任的是孔教文化。”汤恩佳博士说。
汤恩佳博士自四岁在内地学习孔教文化，至今为止的整整七十五年时间里，对於孔教文化的研读，汤恩佳博士不曾间断，深谙孔学要义。而他也是孔教文化的受益者，深水静流的孔教文化，让其享用不尽。
他十五岁离乡到香港谋生。十九岁，以51元港币起家。他待人至诚，忠义守信，以儒治商，成为“染料大王”，身家数十亿，享有“世界儒商”美誉。儒家思想成就了他一生宝贵的财富，经商也不断地深化了他对儒家思想的理解，这份理解中，其中的一个元素便是“爱”，爱能叫汤恩佳博士在一生当中永恒不变，K把这种爱发扬光大，他知道爱兄弟姐妹、爱家族，再扩大，能虬邻里、爱社会、爱国家，这就是这就是仁者爱人。
五十多岁的汤恩佳博士更加专注於弘扬孔子思想，而後来更是毅然从风生水起的生意场上退下来，一心向世界推广孔子文化。他所在的香港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一百多年的殖民地历史逐步剥离了中华传统文化在香港的地位，和对香港的影响。基督教、天主教等国外宗教在香港生根、发芽;中西文化的碰撞、汇集，让年轻的香港人的价值观逐渐向西方偏移。这样的现象，使汤恩佳博士十分忧心。怀抱拳拳爱国之心，他以弘扬孔子文化为己任，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最高目标，竭尽全力推动儒学的普及、传播与研究……传扬中华文化的道路漫漫，他一路披荆斩棘，即使孔教文化遭到误读，他亦不曾放，那份赤心和决心，从来不曾动摇。当香港特区政府将孔子诞辰日（9月第三个星期日）列为公众假期之时，汤恩佳博士的内心是欢喜不已的，因为，这是他努力的结果和成就，这也让孔子文化在香港的推广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充分反映孔教文化在香港的崇高地位。
“和平年代，是以文治国，以德治国，思想治国。而孔教文化是中国的本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孔教不是迷信，是修心，是教人做人的道理。”汤恩佳博士说。孔教文化言：“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人伦。”一个人在社会上，跟一切人相处不外乎五种关S，这个关S是道。所谓道是自然的规律，这不是哪个人发明的，也不是哪个人创造的，而是一种自然的规律，称为“道”;顺从自然，那就是“德”，合在一起就是“道德”。道德需要在社会中渗透，在言传身教中深入骨髓。汤恩佳博士写下《孔教餐前颂》：“感恩昊天，好生之德。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感恩孔圣，仁之教诲。义以养心，食以养身。须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将孔教文化融入生活细节中。
1987年，汤恩佳博士被选为香港孔教学院副院长，1992年接任香港孔教学院院长至今，他将大部分精力和资源投入了对孔教文化在整个社会的渗透之中，让孔子之光遍洒世界每个角落。
孔教文化 在上千次演讲中儒行天下
英国哲学家汤恩比博士说：“自从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处於优势以来，没有比今天再危险的时代了，人们不道德程度，已经是悲剧，而社会管理也很糟糕。东方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墨家的仁爱学说，是解决现代化社会伦理问题所急需，孔子的仁爱，是当今社会所必须，墨子的兼爱，过去只是在中国，而现在应该作为世界性的理论去理解。一些较为文明的宗教和哲学的创始人认为，神性的本质K非权威，而是爱、仁慈与人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需要中国孔孟学说。”
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在西方乱象横生、青少年犯罪居高不下的环境中，有识之士已经明显体会到他们崇尚个体的理念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他们开始在东方文化中寻找救世的良方，许多著名大学纷纷开办汉学系，设立专门的基金，组织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汤恩佳博士说：“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世界人类做人的基础，无论是物质文明或精神文明建设，都可以从儒家思想中汲取营养。”1993年，世界宗教会议，讨论全球道德伦理。最後大会一致通过，只有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被选中，被称为黄金规则，即道德规范的底线。“人类要能蚴刈≌飧龅紫撸其文明还有希望，社会秩序能蚧指矗还能朝着好的方面转化，如果要真正彻底转化，那麽只有中国孔子的伦理道德，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是大会最後得出的结论。
在五十多年时光中，汤恩佳博士身体力行，效仿孔子周[列国，向全球弘扬儒家思想。在近1170场全球性的演讲中，达至儒行天下，和宁四方。他以宣传孔子思想为己任，或慷慨陈词，宣扬孔子思想精义，或慷慨解囊，捐助孔教事业，他曾参加全国及国际的有关孔学会议数百次，发表演讲词上千份，至目前为止，他对中国数十个省市的孔庙、孔子医院、孔子公园、学校、医院、儒学研究机构等各团体捐赠逾三亿元，捐赠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孔子铜像五百多尊，捐赠孔子儒家文献资料不计其数。他传扬孔教文化的足E遍及瑞典、俄罗斯、韩国、美国、加拿大、泰国、马来西亚等五大洲国家，接纳四方名儒高士，弘扬中华文化。孔教学院会员数万人，正副院长及会董一百多人，他们拥有共同的目标和心愿，那就是推动海内外各地学术交流，策划振兴儒家思想文化。
汤恩佳博士坚信孔子儒家思想有六大主要功能，能虼俳世界和平;能提升全人类的道德素质;能与世界多元文化共存共荣;是中国56个民族、14亿人民的精神轴心;能促进中国和平统一;能达至与世界各宗教文化平起平坐。
孔子世家范文6
论文摘要:随着 科学 技术和 现代 工业 的 发展 ，人们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他的儒家思想至今还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进一步发扬光大。
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他的思想博大精深。既有崇高的价值理想，又有切实的百姓日用，是
早在公元一世纪，孔子儒家思想就传入东亚地区。先后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到十七、十八世纪后，孔子及儒家思想又影响到欧洲，在十八世纪曾掀起一股“孔子热”，当时人们就尊称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为欧洲的孔夫子。
2l世纪的今天，人类在经过了三次工业革命的大变革和二次世界大战血的洗礼以后在思想上已经进入一个迷茫时期。在人类所面临的众多挑战中。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人类自身的道德水准，西方学者因此提出了“全球精神危论”。
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经济 繁荣和高度的物质文明，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其价值取向更趋于复杂和多元。人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人文精神的弱化和道德的下滑。这样就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人正常的发展轨道。
儒家讲究天人合一，君子以自强不息，应该说对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WWW.133229.cOM诺贝尔物 理学 获奖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就说过：“人类如果要在2l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4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那么，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究竟体现在哪几方面呢？下文将详细阐述。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 政治 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 历史 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 自然 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 规律 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二、孔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 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 现代 教育 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 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 企业 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 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 发展 ，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 历史 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参考 文献 ：
[1]张卫中．论语直解[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2]杨树增．论语导读[m]．北京：中华书局，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