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范文1
媒介批评与大众媒介的发生发展相伴相随，以美国媒介批评为例，媒介批评往往是在大众媒介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负面问题时，担当着矫正、监督、制衡的角色、职能。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新闻界流行着煽情主义、商业主义等不正之风，各大报纸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争相报道黄色、暴力、、犯罪、灾难等负面信息，引起政府、研究者、读者的强烈不满，因此，美国新闻界开始反省，展开新闻自律大讨论，这种背景下媒介批评应运而生。至今为止，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其媒介批评研究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但在中国内地，媒介研究也只有十几年。尽管如此，中国内地的媒介批评研究还是对媒介自身发展、媒介学术研究的拓展以及社会文化的引领作出了积极贡献。
1、现实意义——促进媒介生产自觉自律。如同艺术生产、文学生产一样，完整的媒介生产应该包括品评、鉴赏、批评环节，媒介批评就是对媒介产品以及媒介产品引起的媒介现象、营造的媒介文化给予价值判断，因此只要媒介存在，媒介批评就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它就如同媒介的一面“反光镜”，时刻给媒介发展以警醒。20世纪90年代中期，媒介批评研究传入中国，当时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都处于转型期，大众传媒尽管处在快速发展时期，但同样面临着转型，媒介市场化、产业化趋势不可阻挡，由此带来了诸多问题：第一，媒体工作者尤其是一些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滑坡，比如滥用监督权、侵犯隐私权、“有偿新闻”现象等；第二，媒介产品的质量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一些粗制滥造的低劣产品不仅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更是带来了精神污染；第三，泛娱乐化、低俗化带来不健康的媒介文化；第四，传统的媒介管理体制不断受到质疑。这些现象的背后我们都能听到媒介批评的声音，例如对唯收视率、唯收听率、唯发行量至上的媒介评价标准的批判，对媒介工作者职业道德的拷问，对媒介伦理、媒介素养、媒介法规、媒介公信力、媒介美誉度的呼吁，对传媒体制种种弊端的质问，等等。及时指出了媒介发展中的不良现象，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这些不良势头的蔓延，基本回答了媒介发展中面临的困惑和迷茫，为净化整个媒介的生态环境，促进媒介生产朝着健康方向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学术意义——促进媒介研究全面深入。媒介批评研究自从由西方引入中国之后，便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迅速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一些学术期刊开辟了媒介批评研究专栏，甚至出现了专门研究媒介批评的杂志，还有一些重量级的科研项目获准立项，于是大量研究媒介批评的报告、论文、编著、译著和专著出现。在这种基础之上，媒介批评的研究在广度上不断拓展，在深度上不断深入，媒介批评的研究也愈发的成熟。然而媒介批评的意义不仅在于一个研究领域的开掘和深化，更重要的是随着媒介批评的研究的深入，大众媒介的理论研究也随之深入和拓展，尤其是对新闻传播学研究、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电影学以及新闻出版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媒介批评实践为媒介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和素材。媒介批评深受各种媒介重视，它们或开辟专栏、或开辟专题，甚至开辟专门频道，积极开展媒介批评实践：如人民日报编辑部公开出版的《人民日报评报选萃》、《新闻传媒阅评》；如中央电视台利用央视国际网站开设《电视批判》频道；如专业性的新闻传播类网站中华传媒网、综合性主流网站新华网以及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等都有自己的传媒频道或者媒介批评专题，这些媒介批评实践活动及时、全面、集中反映了媒介的传播效果和媒介存在的问题，为媒介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为深入研究媒介发展的内在规律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媒介批评在高校传媒教育中深受重视。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全国高等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编写的《新闻学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研究报告》中，“媒介批评”被列为新闻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甚至在一些高校新闻传播学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考试中，媒介批评被作为一门必考科目。第三，媒介批评在媒介研究中的地位越来越高。随着媒介批评研究的深入，媒介批评不仅仅存在于新闻传播学科，广播电视艺术学、电影学都出现了专门的批评研究，如在电视批评学、电影批评学的研究上都出现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值得一提的是，媒介批评受到文化批评者的关注，有学者甚至提出，媒介批评就是文化批评在新时期的反应。第四，媒介批评对相关学科的体系建设和完善是一个补充。文学的繁荣与文艺批评是分不开的，媒介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同样离不开成熟完善的批评体系，电视批评研究、电影批评研究、网络批评研究，为各自学科体系的完善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3、社会意义——促进媒介文化民主开放。媒介批评是媒介的一种自律自省行为，同时也是受众对媒介的一种自觉自主行为。随着大众媒介的发展，媒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人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媒介产品营造的文化当中，人们的生活观、价值观、审美观都或多或少的在受传媒的影响。但随着受众意识的觉醒，受众不再是媒介产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参与者，甚至是干预者，媒介在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也不断被人们的生活改变着，从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再到网络媒介，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一种变化就是媒介的参与性越来越强，“你写我看”、“你说我听”、“你拍我看”的模式已经大大改观，取而代之的是大家都是“主角”，读者的意见、观众的意愿、网友的兴趣爱好等成为各种媒介绞尽脑汁思考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它们媒介产品的形式特点和内容安排，例如近年来，电视媒体一些参与意识强的节目类型像竞猜类节目、赛事类节目、选秀类节目等受热捧就与此有关，观众的参与意识得到关注和尊重，节目的受关注程度也自然就会有所提高。而网络媒体就如同是一个开放的大秀场，没有门槛，没有限制，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参与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受众参与的满足感和自豪感。媒介不再对受众熟视无睹，受众的意见、建议、言论、价值取向、趣味、品味等都引起媒介的高度重视，媒介批评带来了媒介与受众之间的关系的根本变化，不再是独裁与被独裁的关系，而更趋向于民主。媒介产品因为观众的参与而不那么封闭，显得更加开放，所营造出来的媒介文化也显得更加和谐轻松而乐于接受。
二、当前媒介批评存在的问题
媒介批评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为中国媒介发展、相关学科的发展以及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但在成绩取得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正视目前中国内地媒介批评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有如下一些特点。
1、“无语”——专业性和时效性不足。近些年出现的一些媒介事件、媒介现象，如“超女”，遗憾的是我们的媒介批评界并没有及时地给予理论上的引导和批评，导致各种评论沸沸扬扬，社会公众不知所措，处于“失语”状态。其原因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第一，缺乏专业性，没有独立的客观的公正的立场。容易受制于商业利益的驱使，所谓“拿别人的手软，吃别人的嘴短”，媒介批评成为了媒介产品的鼓嗓者，或视而不见，或见而不说，或说而不真，媒介批评似乎沦落为一种工器，一方面采取“捧杀”，为各种媒介产品做无原则的吹嘘和追捧，客观公正的、直言不讳的评论相对较少；另一方面是骂杀，即情绪化的感性的毫无根据的指责甚至是谩骂。第二，缺乏时效性，理论批评严重滞后于实践的发展，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媒介批评对媒介实践要起到理论指引作用，就要求媒介批评能够迅速做出反映，对新进发生的媒介现象、媒介事件给予理论上的引导，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批评”的功效，否则全是马后炮，只是对媒介事件的一种总结，就是去了媒介批评的职责。
2、“无理”——科学性和人文性不足。所谓“无理”首先指的是没有学理。目前的媒介批评的对象、定义、内涵、外延、特征、功能、价值等基本命题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更不用说媒介批评的方法、模式、范式等中观问题，至于媒介批评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还尚待完善，因此媒介批评有时显得随性、随意、随便。对一些媒介现象的分析不是站在学理的立场上，而因个人的好恶、情绪好坏就大放厥词，争而不辩，争而不议，只是“争斗”毫无建设，甚至到了不是就事论事，而是针对个人的攻击、谩骂、指责的地步。其次是没有情理，即媒介批评缺乏人文性，缺少善意的、富于建设性的批评。在媒介产业化、商业化的潮流中我们急需以人为本、富于感染力、具有高品位、高品质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媒介批评。
3、“无力”——权威性和规模性不足。之所以出现媒介批评“疲软”的现象首先是因为媒介批评在质量不高，缺乏权威性。我们发现很多批评一般性描述多，有见地的观点少。媒介批评重在批评，即要依据合理、合法、公正的标准，来判断媒介产品、媒介现象的意义的有无和价值的大小。因此媒介批评不是隔靴搔痒，而是要直面现实，并拿出勇气和科学依据，明辨是非，对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媒介产品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使其功能最大化；对有害于国家、有害于民族、有害于人民、有害于社会的媒介产品坚决予以反击。“无力”的第二个原因是数量上的不足，难以形成规模。这个规模一是指一定规模的媒介批评人士，二是指一定规模的媒介批评言论，由于平台的缺乏，组织的不健全等诸多因素，导致媒介批评难以形成连续性、大规模的言论，因此很难形成较大的影响力。
三、对媒介批评研究的几点建议
媒介批评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发展还欠成熟，要建立成熟的媒介批评理论体系，就需要海纳百川，从西方相对成熟完整的媒介批评体系中寻求可资借鉴之处，从其他相对成熟的批评体系中吸取经验，并紧随中国媒介发展的实际需求，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理论联系实际，努力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之路。
1、中外结合——全球化视野、本土化道路。媒介批评起源于西方，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他们在媒介批评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上都有很多宝贵的经验，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如美国的“党刊论战”、新闻评议等媒介批评实践，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报刊的批评，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评思想，欧洲批评学派的媒介批评理论，北美学院派的媒介批评思想等，这些思想家、哲学家在媒介批评理论深度和理论高度上作出了精辟的阐释，值得我们去认真学习和研究。但一味的照搬照抄，食而不化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媒介批评问题，中国的媒介批评更要符合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实际，立足中国媒介发展的实际。纯粹的西化解决不了中国媒介批评在实践和理论研究中遇见的问题，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更是对中国的媒介批评的开展毫无裨益。因此，建立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体系，需要全球化的视野，本土化的道路，在与西方广泛交流的基础上，积极吸取西方成熟的经验、先进的理论，并将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2、内外结合——媒介批评与其他批评相结合。如今的媒介是大众的媒介，大众媒介自然要受到来自“大众”的批评，从西方的媒介批评中我们也可以佐证这点。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美学、文化学、艺术学到语言学、符号学、叙事学，从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结构主义，这些经典的理论和思想无不出现在媒介批评当中，成为媒介批评重要的思想工具和理论武器。与此相吻合的是媒介批评大师不是媒介精英和专门研究媒介的研究者，而是近代的一些思想家们，如葛兰西、哈贝马斯、罗兰•巴特、布尔迪厄、麦克卢汉、阿多诺。这一方面是因为媒介的辐射力太广，影响力太大，渗透到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因此媒介批评者可以是政府官员、媒介研究专家，也可是其他学科的研究者，还可以是普通受众；另一方面是因为媒介本身有较强的融合性，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伦理等各个方面，因此媒介批评也牵涉到各个领域的知识；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门相对年轻的研究领域或者是一门学问，媒介批评的成长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方式、模式和理论。
3、事理结合——理论批评与实践发展相结合。从美国的媒介批评发展来看，媒介批评起初是由业界发起的，对自己实践的一种反思，后经由学界参与理论总结。媒介批评需要结合具体的媒介实践，从媒介实践中来，再回到具体的媒介实践中去。媒介批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的完善从根本上说必须来自于对媒介实践的一线观察、思考，即密切关注媒介工作人员、媒介产品、媒介现象、媒介文化、媒介生态、媒介体制，并适时给予评价，分析其是非得失、长短优劣，从而总结归纳出媒介发展的内在规律；与此同时，再将这些鲜活的理论运用到具体媒介实践中，以来检验这些理论的科学性，二来为媒介生产朝着更加科学化、合理化的方向发展，提出有价值的思路、方法与路径。
关键词：媒介批评媒介文化媒介研究
媒介批评范文2
关键词：新闻自律；媒介批评；新闻专业主义
[中图分类号]G219.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11）11-0014-02
新闻自律是新闻职业主义的制度化，新闻职业主义的内在要求决定新闻媒体必须实行自我约束。新闻自律迫切需要的基础条件是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是新闻自律的制度基础，新闻自律只有在新闻自由的社会体制之下才能运行[1]。新闻自律的理论建构源于普利策和李普曼。1904年普利策在《新闻学院》中强调新闻教育中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在强调职业化理想的同时，提出了报业服务公众利益的社会责任思想。李普曼在1929年的《道德前言》将职业化与新闻道德结合起来，提出要注重职业良心。
一、建立新闻自律的监督机制
新闻自律是指新闻界的自我约束，自律的提出，主要开始于上世纪未．那时，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新闻自由原则全面确立，报业由社会舆论机关，逐渐演变为纯营利的商业机构，新闻自由成了报纸发行人营利的自由．一些商业报纸诲淫诲盗，大肆渲染色情凶杀；为了发掘社会新闻，不破坏社会公德，诽谤他人名誉；为了抢独家新闻，时常泄露国家机密，影响国家安全等等，招致了大量的批评．面对社会对新闻界的批评，新闻媒介自身认为应在新闻报道内容方面建立较严格的专业标准。
事实上，新闻界自律是源于社会对新闻界的批评，如此的话，新闻自律的主体－－新闻机构（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是在屈从于外部压力的情况下，被迫为之的．而在一般的情况下，新闻自律又被称为新闻道德约束或新闻伦理规范，在理论上，道德或伦理约束完全应该是个人的事情，是属于个人理性自觉领域，是内在于人心之中的，需要依赖个人的认同而自觉体现于行动之中的．这种被迫和自觉的冲突，当然会削弱自律的有效性．所以有人在论及新闻自律的价值意义时，认为＂强调道德准则，具有暂进安抚社会心理的作用．
二、国外媒介批评机制施行
媒介批评，是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分析媒介现象、评价报道得失、匡衡新闻观念、约束从业行为、促进新闻自律的一种手段。国外媒介批评机制施行的现状呈多样化：
1.从法律上约束
新闻媒体及从业者的新闻活动必须在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西方一些如瑞典、丹麦、葡萄牙、德国等国，已专门制订颁布了新闻法。许多未制订新闻法的国家，也通过专门法案和有关法律条文，对媒体从业者在新闻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明确规定。近一二十年，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与媒体激烈对抗的时代已经过去，进入了法律规范、批评约束的时代。他们通过参与建立媒介批评和自律机制等，达到了规制新闻媒体的目的。
2.成立媒介评议和自律组织
新闻评议制度自从1916年在瑞典建立后，目前全世界约有30多个国家建立了此类组织。
这些组织是媒体及从业者按照新闻职业道德规范，进行自我批评、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自我控制的职业社团组织。其主要职责是协调媒体及从业者因新闻活动所引起的纠纷，处罚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其中有对新闻活动的评议、更正，对从业者违规行为申斥、处罚等。从人员构成上，大多数国家的新闻评议组织由新闻界与其他各界代表共同组成，也有仅为新闻界代表或仅有社会各界代表。[2]
3.制订媒体评议和自律准则
日本新闻协会制订了一套完整的规范，如《新闻道德纲领》、《报纸销售伦理纲领》、《广告伦理纲领》，约束媒体和从业者的职业行为，对其实行严格有效的批评、监督。新闻协会对违反职业规范的会员处罚非常严厉，凡违反规定的会员，均可提请常务理事会予以讨论。理事会认为情节较轻的，就请有关会员注意或给予警告，并以备忘录的形式递交各相关单位。对情节严重的会员单位，常务理事会有权做出开除会籍的严厉处分。
在新闻报道、报纸发行、刊登广告等活动中，对有关规范能够严格遵守，自警自律。
4.新闻协会评议和媒体内部阅评相结合
通过新闻协会和媒体内部机构对报道进行两级评议，是日本新闻业评议和自律的显著特点。[3]新闻协会下设立审查室，每天对其成员和非成员单位报纸版面、内容进行审查。如有发现违反法规和新闻道德纲领的问题，立即报告编委会和理事会，视情节轻重，向该报社提出警告、劝告，甚至采取退会等措施，有时还将审查结果在协会报纸上予以公布。广播电视台则在内部设审议委员会，负责节目内容的审查。对非会员单位的广播电视机构，则设立广告节目审方机构。
从西方社会媒介批评与新闻自律的发展历程来看,其新闻自律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演变,始终离不开与之相伴的媒介批评因素,媒介批评与新闻自律在历史维度上有着非常明显的内在联系。媒介批评与新闻自律既有彼此的矛盾与对峙,亦有相互的拓展和延伸,但在实践层面,往往又带有明显的共融和妥协的象征意义。就新闻业自身而言,这种象征意义主要表现为,它是构筑新闻专业权威的一项重要策略。西方社会媒介批评与新闻自律的机制建设,既有利于新闻业的良性发展,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现实的困境。这为开展媒介批评与新闻自律的机制建设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1]商娜红.制度视野中的媒介伦理―职业主义与英美新闻自律[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P103.
[2]裘正义,黄瑚.欧美各国的新闻评议制度与新闻自律[J].新闻战线,1996年第1期.
媒介批评范文3
【关键词】普通受众；媒介批评；弱势地位；弱势原因
理想的媒介批评应该是向所有受众开放的。在我国，公民具有言论自由权利，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权利，对媒介及其行为展开批评。但在实践中，往往是精英分子的媒介批评占据主导地位，而普通受众媒介批评的实践却处于弱势地位。本文试图对普通受众媒介批评的困境和现状进行分析，并探讨其中的原因。
“普通受众”的界定
刘建明教授在《媒介批评通论》中将媒介批评主体分为：普通批评者、批评家群体、媒体的监管者、优秀稿件评选者。在界定“普通批评者”时，用到“普通受众”一词，“普通批评者对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信息论的知识了解甚少，批评很难带有系统性，加上普通受众大多为社会底层公众，从自身对新闻的感悟提出见解，是人民内心呼应的真实表现”[1]。由此可见，“普通批评者”即是“普通受众”，刘建明总结普通受众的特征是：包括任何职业的人，无特殊媒介背景，缺乏媒介知识。[1]
刘建明将“‘和媒介没有任何背景的人’，但谙熟其他学科的受众”列入“批评家群体”；王君超把“新闻界、文化界人士、社会学者、政府官员、传播学、文学、社会学教授等”列入“专家”范围[2]。二者异曲同工，都把某一学科精英分子或某一领域意见领袖排除在“普通受众”之外，这类人一般具有较高的权威或公信力。
综上所述，普通受众不在媒体或相关单位从业；不具备专门的媒介知识、媒介素养较低；非学科精英与社会名人，权威或公信力较低。同时具备以上特征的方为普通受众，至于普通受众的具体范围是什么，就笔者目前查阅资料，尚无明确划分，只见到刘建明教授在其著作《媒介批评通论》中写道：“普通受众多为社会底层的公众。”
“普通受众”媒介批评的弱势地位
受众是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新闻信息的接收者，又是批评意见的发出者。但实际中，普通受众对于大众媒介的信息接收和批评反馈呈不对称性。一方面，普通受众构成媒介信息最广大的接收群体，同时由于其信息接收渠道比较单一，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比较容易受到传播内容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受知识水平、参与渠道、个人影响力等因素的影响，只有很少数普通受众参与到媒介批评中，其批评质量相对较低，影响力相对不足。普通受众作为媒介信息最广大的接收者群体，却并不在媒介批评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不对称性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媒介批评并不能很好地代表普通受众的立场和观点，普通受众在媒介批评中处于弱势地位，其具体表现如下：
从数量上讲，普通受众在媒介批评者中占据少数地位。我国还没有形成专业的、全面的媒介批评队伍，媒介批评主要是政府管理部门对媒介的行政批评和新闻学院的专家、学者对媒体专业化领域的评价，缺少的是行业自律的批评和公众性的媒介批评[3]。无论是以平面媒体为载体，还是以网络媒体为平台，普通受众都在媒介批评主体中处于少数者地位。
平面媒体由于版面和时间资源有限，监管较为严格等因素决定了其准入门槛相对较高，对批评者的综合素质及批评作品的价值性要求较高，普通受众的媒介批评声音难以得到表达。刘薇通过对《今传媒》、《新闻记者》、《新闻界》上刊登的280篇媒介批评的文章分析发现，只有5篇来自“社会公众”。而这其中有两篇作者分别为北京组织人事科研所工作人员和烟台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他们显然并非普通受众。
然而网络并没有把普通受众推到媒介批评主体的多数者位置。媒介批评性质的网站或栏目大多有名无实。笔者写此文时，赫赫有名的媒介批评网由于网站维护出现问题，处于停止使用状态；中国传媒网的传媒社区几乎全是广告的招标，且最新日期基本都在2011年初。而且，网站上的很多媒介批评文章并非网络原创，比如新华网的传媒频道栏目和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网之“焦点话题”中的媒介批评文章，几乎都是转载自印刷媒介，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向所有受众开放的网络批评平台。再加上，网络内容庞杂、更新快的特点，普通受众的声音若不能及时脱颖而出，则立刻会被淹没在网络的大海中，而失去影响力。
从质量上讲，普通受众的媒介批评质量相对较低。首先，普通受众的媒介批评往往缺乏专业性、理论性和系统性。普通受众的文化水平和媒介素养相对较低，认知水平有限，对于媒介的批评并非都能够通过专业的批判视角、充足的理论知识表达出来，而是带有明显的经验性。而经验具有狭隘性、个体性、偶然性、非理性等特点，基于经验层面的批评则不免显得片面、盲目和无序。李滨和钟沈军通过对《新闻记者》媒介批评栏目中文章的研究，得到表格1[4]，进一步说明了普通受众的媒介批评缺乏专业性和理论性的特点。
普通受众媒介批评系统性不足，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网络平台上，大量普通受众各抒己见，各陈其词，其言论之多、之杂可见一斑，缺乏系统性的论证；其二，网络新闻时时更新，不断有新的内容吸引受众的眼球，普通受众的媒介批评也随新闻内容的更新而改变，往往不能就某个问题展开全方位且有深度的批评。
媒介批评范文4
[关键词]土地革命战争 中国共产党 媒介批评 特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十年内战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拥有了独立的新闻传播事业，在不断总结新闻工作经验，充分释放新闻传播的宣传和组织功能的同时。也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始对我党新闻传播中的缺点进行反思、探讨和批评，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媒介批评理论体系。
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是指以当时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闻媒体为认知对象，由共产党人为批评主体而开展的一种媒介价值判断与理性分析行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发生与发展具有深厚的时代和历史背景。
首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起来的政党，因此，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也为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并予以实践。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和任何其他革命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能够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而壮大起来。列宁曾说过：“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有足够的力量来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开门见山地说出自己的错误是错误，弱点是弱点。”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共产党人有力量的表现：“共产党人的责任不是隐讳自己运动的弱点，而是公开地批评这些弱点，以便更迅速、更彻底地克服它。”斯大林更明确地指出：“我认为我们需要自我批评就像需要空气和水一样。我认为没有自我批评。我们党就无法前进，就无法割开我们的，就无法消灭我们的缺点”。
中国共产党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也就是马列主义建党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实践相结合并得到发展创新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非常重视新闻宣传工作，新闻事业是党的整体事业的一部分，不言而喻，批评与自我批评也适用于党的新闻传播工作。换言之，对党的新闻传播工作进行批评、反思，即开展媒介批评，是党的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早在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议决案中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就包含着党开展媒介批评的萌芽：“大会一方面承认因为我们党的宣传工作之努力，在全民族革命运动中，我们党的机关报《向导》竟得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我们许多同志亦得立在行动的指导地位：但同时大会亦承认因为党的幼稚，党的教育宣传还未切实，致使党的理论基础常常动摇不定。”该议决案对党此前的宣传工作进行了审核，认为存在着党中政治教育做得极少、在职工运动中党的宣传和阶级教育未得输入工人群众、群众中的政治宣传常常不能深入等三个方面的缺点可以批评。在具体批评了宣传工作存在的缺点后，又有针对性地给出了十二条改进新闻宣传的办法。
将开展媒介批评作为党员对党报的义务，是中国共产党拥有独立的新闻事业以后一以贯之的思想。1928年，“中央党报的编者”将开展媒介批评作为党员对党报的义务加以强调：“同志们对于中央刊物都有必不可少的两种义务：一种是积极发表对于中央党报之批评的言论；另一种是帮助他的发行，使我们的影响达到群众中去。但是这两种义务，我们很少在同志中看见。”1929年1月1日于上海创刊的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刊《党的生活》，在创刊词《(党的生活)的任务》中明确指出：“布尔塞维克的党，是要在不断的‘自己批评’中锻炼出来。没有‘自己批评’的精神。决不能成为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党。”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党员，不只是站在党的路线之下，积极参加党的一切工作，而且要尽量发表个人对于一切问题的意见，贡献于党。“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党员，要有公开的批评工作，批评同志的勇气，尤其要有自己批评和接受人家批评的勇气。”将有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到党能否“布尔塞维克化”的高度进行论述，并将之作为《党的生活》的主要任务之一加以规定。
《党的生活》在创刊词中，还对右倾机会主义者抛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行为表示了极大不满：“我们党过去完全是一种‘家长制度’的精神，只要同志机械的服从，绝对不许同志发表对党的意见。党内生活只有传教式的训练，毫无活泼讨论的精神。于是党成了机器，党员成为木偶。”为了在党内恢复和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党的生活》的编辑在该刊第二期上特别刊出了《本刊的启事》一文，率先垂范，鼓励广大读者开展对《党的生活》的批评：“‘党的生活’已经出了两期了。这两期中所谈到的问题，是否恰是党的生活所最需要的问题，是否是全体同志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一点我们不知道，希望同志们对这个刊物发表批评的意见，能向我们提出具体的题目――迫切需要解答的题目――最好。”该刊编辑还将“积极发表对于中央党报之批评的言论”作为广大党员对于中央刊物必不可少的义务之一加以强调。
中国共产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严格限定了党的新闻出版事业与党的关系，“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应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中就初步包含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内容。党的新闻事业历来是党的耳目与喉舌，如果没有《党的生活》等中央党报的编辑率先垂范进行自上而下、自内而外的提倡，以党的新闻事业作为批评客体的媒介批评要正常而健康的开展是难以想象的。《党的生活》是中共中央创办的党内秘密刊物，主要撰稿人有李立三、向忠发、刘少奇、邓颖超、胡锡奎、潘问友、余鸿泽等，均为党在当时各个领域的主要领导人员，他们直接参与和主持新闻宣传工作，不仅使新闻传播的质量得到保证，而且使党报言论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党的生活》的编辑在《本刊的启事》一文中所表露出来的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大力倡导、积极鼓励的态度，对于启动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实践，无疑具有奠基性的提示、玉成之功。
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是一种颇为特殊的媒介批评，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其批评主体、批评客体的双重受限上。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批评目的、批评方法、批评文体、批评模式、批评效果的发生及其路径等诸多方面，都与通常意义上的媒介批评有所区别。批评主体与批评客体的说重受限，使得批评主体和批评
客体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认识实践关系，决定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是一种特殊的批评样式，具有解剖的价值。
通常意义上的“媒介批评的主体是由多种批评者构成的，他们分布在社会各个层面，同新闻媒体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有通过新闻市场获得新闻的普通批评者，也有具有专门传媒知识的高层次的批评家群体，还有分布在政府机关、媒体的管理部门及专业委员会的媒体监管者。分布广泛是通常意义上的媒介批评主体在社会身份方面的一个主要特征，职业、地位、经历、个性、思想倾向、价值观念各不相同。这导致通常意义上的媒介批评呈现出“多声部合唱”的色彩。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主体则是一个有着特定社会身份的人群，像瞿秋白、、博古(秦邦宪)、李卓然、李立三等人，以及某些隐去真实身份、仅以“中央党报编者”的署名为后人所知的批评主体，他们虽然在党内具体职务、分工不同，社会认识、经验阅历有别，甚至在从事媒介批评实践的时候其个人情绪、心境天地悬殊，不过他们都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共同身份。那些原本会对媒介批评造成影响的个体自然或经济因素，在他们的媒介批评实践中都相对淡化或退隐了。而其作为党员的社会政治身份，决定了他们的媒介批评具有更多的共性。媒介批评从本质上来说是批评主体的一种精神活动，而人类的精神活动是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东西，其表现形式本来应该像大自然一样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个人总是社会中的人，批评主体都生活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之中，受到一定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的主宰，“表现为不依赖于个人的、通过交往而形成的力量，从而个人的行为转化为社会关系，转化为某种力量，决定着和管制着个人。”从而使人们的行为显示出某些共性。决定人们行为的社会因素诸如阶级、民众、性别、年龄等等固然不一而足，但政党因素则是这诸多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政党的根本属性是阶级性，任何政党都是代表一定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并为其利益而斗争的政治组织，都有自己的组织和纪律。这种组织和纪律对其成员的行为都有着相对有效的约束和控制作用。这种根源于政党组织和纪律约束的行为控制作用在媒介批评领域，不仅表现在批评目的、批评态度的相似。甚至还表现在使用的批评语言、语气等方面都显示出某些惊人的类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的客体是本党管控的党报党刊。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党刊当然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报刊属性。承担着一般社会性报刊都必须承担的社会职能，但党报党刊又是党得心应手的宣传工具，是党的耳目与喉舌，在某种程度上是党的代言人和形象大使。党报党刊的这种特殊角色和地位预制了在媒介批评活动中，党报党刊会享受到某种特殊的待遇或关照，即批评主体与批评客体之间的关系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批评与被批评的关系，而更具有自我批评的属性，批评主体与批评客体同属于一个阶级阵营，是一种内部批评。在媒介批评理论研究中，学界对批评主体给予了较多的理论关注，而作为与批评主体对举概念的批评客体，其在媒介批评中的功能一直未获应有的重视和阐释。其实，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批评主体和批评客体是统一的。离开批评客体，无所谓批评主体。在批评实践关系中，批评客体对批评实践也具有不容忽略的制约作用。批评客体迫使批评主体的认识与改造活动遵循它的规律性，批评主体的实践目的、实践方式和实践结果都要受到批评客体的制约。具体到以本党报刊作为认知对象的媒介批评领域，批评客体的这种特殊身份使得批评目的只能是善意的，批评目的的受限性，必然带来批评态度以及批评方法选择上的受限性。媒介批评是一柄双刃剑，使用得当，就会有利于党的事业；使用不当，就会对党的事业造成损害。所以，以党的报刊作为客体的媒介批评特别应当讲究原则和方法。中国共产党的报刊自从诞生以来，一直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而没有获得独立的存在，对党的报刊的批评意味着对党的批评。批评客体的这种身份不能不使批评主体在选择批评方法时有所思量、斟酌，慎重为之。
同志在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说：“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这个观点的明确提出虽然是在1942年，但其蕴含的精神则是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在其所有工作中就一直存在着的，只是此前没有得到具体阐释和有效表述罢了。这虽然是针对报刊发表批评工作中缺点的报道而言，但其揭示的基本原理却具有普遍性意义，无疑也适用于媒介批评实践，是对媒介批评主体的一种提醒和要求。这种提醒和要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中有着非常鲜明而突出的显现，并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特殊环境中获得强大的动力，进一步凝聚、成形、体系化，发展为一种颇有影响力的批评模式。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这种媒介批评模式更是自然地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成为形塑20世纪中国媒介批评生态的主导力量。
三
1930年5月10日，问友发表的《过去一百期的“红旗”》，典型地体现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特点：“在现在当全国各地都需要办理这样报纸以领导全国各地之正在发展的革命浪潮的时候，我们需要将我们过去的工作给一个总的估计，根据这些过去的经验，来指出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并给与全国各地办理地方党报做一点参考。”㈣媒介批评的本质属性是其强烈的否定性和批判性。与在国统区存在的以报刊以及一般商业性报刊作为认知客体的媒介批评不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则是自我批评和自我帮助式的建设性色调。
特殊的批评主体和特殊的批评客体，导致特殊的批评目的。其深层原因是特殊的时代环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存在于受到层层包围和反复围剿的红色根据地，生存环境异常残酷，党的新闻事业的任务非常直接而单纯。正如《红色中华》发刊词所指出的那样：“它的任务是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帝国主义的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达到全国的胜利。”一切为了前线，赢得战争的胜利是党当时面临的压倒一切的紧迫任务。新闻事业存在的根据决定了媒介批评存在的根据。所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任务也必须紧紧围绕赢得战争胜利这个目标而设定。虽然当时根据地有些媒体也已经注意到了媒介的娱乐功能，如《(红星报)见面话》中，将“会讲故事，
会唱歌，会讲笑话，会讲苏联红军兄弟们的情形给大家听，会变把戏，会作游戏给大家看”作为《红星报》的使命之一加以规定，但这种娱乐功能并没有获得独立的价值，而只是作为提高士气、增强斗志的辅助手段。
任务的单纯排除了批评标准多元的可能，使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标准走向单一。这可谓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虽然批评主体不一，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批评标准却是异常的同一。这个标准就是马克思主义媒介的宣传和组织功能观。衡量媒介优劣，主要是看它是否完成和怎样完成了媒介的宣传和组织功能，看它是否通过新闻报道实现对党的工作的指导性。这个标准的建立是与当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对列宁新闻思想的学习密切相关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49年，同志在总结中国共产党28年的光辉历程时。从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真正理解、掌握、以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提出的这个著名判断，以形象化的说法揭示了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真正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以它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从1917年十月革命后开始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列宁的新闻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成部分。列宁的新闻思想对走与俄国同样武装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尤其具有现实性的前导和路标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办好中国无产阶级报刊的过程中。自然总是易于和乐于向列宁新闻思想的宝库中直接寻求可以借鉴的资源。而且紧张的现实斗争、繁重的宣传任务，使得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也无暇对新闻实践作出理论沉思，提炼属于自己的新闻思想理论体系。
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有关新闻论述中，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可以找到列宁新闻思想的影响因子。其中属列宁的报刊功能观最受中国共产党人的青睐。1901年5月，列宁在《从何着手?》一文中提出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著名观点，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构建新闻思想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石，1929年9月1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0期刊载的《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路线――列宁论“党的组织”》一文，其中第一节题为《党报是一个集体的组织者》，1930年3月26日出版的《红旗》第87期社论，发表的《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该文第一部分题为《列宁论党报的作用》，对列宁这个观点作了具体阐释。《怎样完成党报的领导作用》、博古《愿(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组织者》、邓颖超《把“红中”活跃飞舞到全中国》等文，都将列宁这个观点作为自己立论的支点进行阐述，或将其内容穿插到自己的文章中进行通俗的介绍。《红色中华》报社还把列宁这一名言印在毛巾上，发给通讯员。这使列宁的报刊功能观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中无需论证的唯一标准。
媒介批评范文5
[关键词]艺术批评；媒介；媒介批评
随着当代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媒介技术已经全面渗透到艺术活动的全部过程中，无论在艺术作品的创作、艺术传播，还是在艺术欣赏过程中，技术因素与艺术元素始终交织在一起，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一种“互化”的关系，即艺术被技术化，技术被艺术化。尤其在新媒体艺术蓬勃兴起以后，媒介不仅为艺术提供技术支撑，而且显示出支配性地位。可见，技术性已经逐渐演化为艺术的本质特征之一。艺术与媒介的高度融合对艺术作品的内容、形式和风格产生的影响，引起了艺术批评家们广泛关注。评论新的艺术形态，要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批评模式，因为“只有当研究对象与具体理论模式相统一时，才会获得其他理论模式所不能取代的意义解释效果。”从而揭示出艺术现象中蕴含的普遍规律。批评家们深谙此道，他们自觉从媒介视角进行艺术批评实践，媒介批评应运而生，并在网络媒介时代迅速发展为一种被频频使用的艺术批评方法。媒介批评，以其对新的艺术形式解释评价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取得了传统艺术批评方法不能取代的地位。wWw.133229.cOm
一
媒介(单数medium，复数media，也被译为媒质、媒体)，最初用于传播学，后来逐渐广泛用于其他学科。在美学和艺术学中，“媒介”主要在技术层面被使用，组成审美媒介、媒介文化、媒介批评、新媒介／媒体艺术等专业术语。通常，“媒介包含两方面的要素：一是包容媒质所携带信息或内容的容器，如书(甲骨、竹简、帛书、纸书)、相片、录音磁带、电影胶片、录像带、影音光盘等；二是用以传播信息的技术设备、组织形式或社会机制，包括通讯类(电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可视电话、移动电话等)、广播类(布告、报纸、杂志、无线电、电视等)和网络类(如国际互联网、vod随选视讯)三大类。”其中，与艺术有关的主要是第一方面和第二方面的广播类和网络类等媒介要素，我们在这里姑且称之为审美媒介。当媒介与艺术发生关联后，这时的媒介便是审美媒介了。
本文中所谓的媒介批评，即从艺术符码的存储和传达的技术和传播视角，对艺术作品进行的分析和评价。媒介批评的对象除艺术作品外，还包括大众文化，因为大众文化涵盖的“通俗诗、报刊连载小说、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都属于艺术范畴。
但是，作为艺术批评方法的媒介批评与传播学中的“媒介批评”不同，传播学的媒介批评是指对新闻传播媒介活动的批评，与社会学家们指责利用控制媒体形成的话语霸权去操纵民意，以此限制公共民主性政治活动的批判也存在差别(如布迪厄的媒体批评)。作为一种艺术批评新方法，如同精神分析批评把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理论运用于文艺研究一样，媒介批评从技术的层面，将传播理论运用于艺术批评，从其他学科吸收理论资源，带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
在漫长的媒介与艺术结合的演变过程中，从原始社会的工艺媒介、口头语言，到奴隶社会的书面文字、再到近现代的报刊杂志、影视广播，直至今天的互联网，每一种新媒介的发明，都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一次革命性剧变。在媒介发展史上，每个时期都有占主导地位的媒介形态和运用该种媒介创作的艺术形式。如工艺媒介时代，彩陶、青铜器、衣饰和器物等在原始社会各个部落间都起到了文化思想的传播与交流的作用。工艺媒介时代的“艺术品”是为实用制作的，与今天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创作和为满足大众精神需求批量生产的艺术产品不同。那时，“艺术品”的制作目的主要是为了生存，只是附带起到了交流思想和传播信息的作用。
口语媒介时代，歌谣、神话和史诗是这个时代的主要艺术形态。最初的言语艺术作品，就是依靠口耳相接流传下来的。口语的诞生，是人类自然进化的结果，不需要科技的力量，口语媒介的存储性和传播性都很低，很多口头文学作品因此而失传。
文字媒介时代，带来了语言艺术如诗歌、散文以及传奇的兴盛。文字媒介的传播性较之前两种媒介形态有所增强。用刀笔刻录在石头、兽骨、纸张、绢帛上的文字利于长期留存，文学作品在时间流逝中依靠人力或驿马的携带传播开来，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字在更大程度上起到的是媒质的作用。
手工印刷媒介时代的主要艺术形式是白话小说。文字和图画的一次制版，可以被反复印刷多次。手工印刷与刀笔刻写相比，大大加快了文学的传播速度，也促使该时期的文学作品的代表性体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篇幅和数字上有显著增加。手工印刷媒介的发明，开创了媒介技术的新纪元。它向我们预示：下一次媒介技术革命不会遥远。
大众媒介的时代到来显示出媒介的强大威力。在大众传媒时代，电影以先天的传播优势和巨大的媒介商业利润，宣告了文学传播霸主地位的终结。手工印刷时代结束，机械印刷，如报纸、杂志、书籍等机械印刷媒介形态和电影、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成为主流传媒。从这个时代开始，人类认识到媒介对人类进步的巨大意义。
网络媒介时代，代表艺术是数字艺术或新媒体艺术。由电脑、因特网、网站三部分构成的网络媒介是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媒介，它们将人类艺术的传播推进到网络传播时代。在这个时代，网络与传统媒介进一步融合，从而改变了传统的艺术传播方式。例如：新型恶搞作品要借助电脑先进技术——融导演、编剧、音响配置、图像处理于一身的多种制作手段。在网络时代，与技术息息相关的艺术种类越来越繁复，如音乐、舞蹈、文学、电影、电视、新媒体艺术都需要用媒介制作、负载和传播。网络媒介时代的技术，不仅生产使用价值，也生产着精神价值，是美的技术。
总之，技术与艺术由初期的结合到对立再返归统一，技术与艺术的发展经历了合——分——合的历史演变过程。远古时代的艺术是精湛的手工技艺，是通过经验获得的熟练操作技巧。手艺人或者说工匠就是所谓的艺术家。从文字媒介时代到手工印刷媒介时代，艺术与技术分流，在工业革命时期，它们仿佛势不两立。从大众媒介时代开始，技术与艺术又交融在一起难分难解。尤其进入“网络时代”以后，掌握媒介技术的使用方法，成为艺术创作的前提。在这两个时代，艺术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是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结合，技术理性中包含了感性因素。尤其是新媒体艺术，打破了艺术与技术的界限、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创作者和欣赏者的界限。各种新兴的电子媒介技术，形成了复杂的媒介环境，媒 介技术对艺术的审美效果产生显著影响。
有何种媒介，就有何种艺术，一种艺术形态还会形成不同的艺术思潮和流派，这时，批评家们建立的批评理论不仅仅是一种，而是针对各种电影思潮和流派创立不同的批评话语。比如：针对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形成了德国表现主义、俄国形式主义、法国印象主义等电影流派。绘画上的立体派、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等艺术流派。文学上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文学、荒诞派戏剧等流派。新的艺术批评理论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直觉主义与意识流、存在主义和荒诞派等等。无论如何，艺术批评家至少要建构一种针对某一类艺术形式有解说力的艺术批评方法。
二
当代西方艺术批评发生了两次历史性转移，第一次是从重点研究艺术家转移到重点研究作品；第二次是从重点研究作品转向重点研究欣赏者的接受。后一次转移，不能不说与大众传媒的发达，艺术作品走进千家万户有关。解释和接受美学家们认为，艺术作品的意蕴不是作者设定的，也不是唯一的。艺术作品只有通过观者的解读，才能成为艺术品。但是，理论家们忽略了达成从艺术家到作品再到读者接受的两个转向之间的中介，即艺术家是利用媒介(从大众传媒时代起是利用媒介及其技术)创作艺术作品，再利用媒介把他们的作品传播给读者。如作家的构思和生命体验用文字媒介的形式物化为艺术作品，存储在书中，然后利用印刷媒介把艺术品传达给读者。这个完整的过程用图示意，即：艺术家媒介及其技术艺术作品媒介及其技术读者接受。媒介是艺术创作的原材料，是存储艺术信息的容器；也是传播作品的通道。毋庸置疑，在媒介时代，艺术批评的第三个转移则为“重点从研究读者和接受转移到重点研究作者——读者、传播者和数码化技术。”这是一次媒介技术带来的艺术批评的转移，这条与新闻传播学平行发展的艺术批评的媒介研究路径，被传播学研究者称为“界外批评。”而后者，叫作“界内批评”。其实，媒介批评是从西方艺术理论的语言论转向之后的文化研究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新的批评范式。
媒介批评从发端至今已将近一个世纪，随着科技的进步，艺术作品中媒介成分含量增加，媒介已贯穿艺术活动的全过程中，如时下热映的电影《阿凡达》运用3d合成摄像机(3d fusion camera)、虚拟呈像摄像机(virtual camera)和传统摄像机(traditional camera)同时拍摄，通过网络传输影像数据，在远离拍摄现场的城市里由计算机完成影片的后期制作。《阿凡达》是利用计算机媒介技术制作的一个范例。如果没有今天高端的媒介技术，我们就看不到这部充满立体感的超现实场景和人物的精彩绝伦影片。对于这部影片，如果艺术批评家不从媒介技术的视角评论它，他们又能对这部影片言说什么呢?在媒介主宰艺术的时代，以往的艺术批评方法对当代丰富复杂的研究对象已丧失了描述、解释和评价的能力。作为一个批评者，如果要真正地理解和介入作品，就必须从媒介楔人作品。如果批评家在媒介时代仍固守着传统的艺术批评方法，用旧方法去解决新问题，他们过时的钥匙打不开新造的锁。批评的原则要遵守，批评的技巧要训练，批评的范式要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更新。
从媒介的视角评论艺术作品，必须打破以往仅仅从作品的形式和内容或者作者的经历以及读者的接受方面对作品所作的优劣程度鉴别，给作品的制作技巧以应有的评价。艺术理论工作者不应对新出现的艺术形式保持沉默与束手无策，理论应跟上艺术创作的步伐，及时对艺术家的创作给予指导和评断，从而推动艺术创作的发展和完善。
艺术批评家还担负着提高欣赏者的理解能力和认识水平的职责，要达到这一目标，艺术批评就必须发生媒介转向，这是在当代科技背景下，艺术批评发展的必然。批评家不仅要结合作者的学识修养和艺术经历把作品纳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还要依托作品产生时代的媒介语境鉴赏作品，“恰如克拉克在《观画》一书的献词中所言，正是弗莱教导了整整一代人如何观赏绘画作品。”难道我们当代的批评家不该象弗莱那样教导读者们如何欣赏新媒体艺术吗?
三
从20世纪初期至今这个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百年间，涌现出了许多从媒介角度评论艺术作品的批评家。他们的批评实践是不约而同的，在批评家们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媒介批评”这种艺术批评维度，但无人能否定他们的批评不是媒介批评。在西方艺术批评史上影响较大的媒介批评理论主要有：洛文塔尔(leolowenthal，1900－1993)的文艺传播批判理论、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论和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1911－1980)的媒介美学等。
洛文塔尔是最早从媒介传播的视角研究艺术的艺术传播理论家，他“从传播角度出发进行文艺研究，同时又从文艺角度出发进行传播研究。”他把文艺与传播结合起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从媒介人手，考察大众传播时代的艺术特征，寻找大众传媒时代的艺术与媒介的关联，从而揭示艺术转型的奥秘。洛尔塔尔敏锐地发现：只有“从传播的角度，把对文艺本质的探讨放在传播这一基点上，把文艺传播作为文艺自身的存在方式、作为本体存在的范畴来研究，才能深刻认识文艺的本质。”艺术作品在传播中被欣赏和消费，在鉴赏主体的一次次解读中作品的内涵被领悟，“传播”已成为艺术的一种存在方式。
一种理论体系的建立，创造的不仅是它的内容，而且包括它的形式。一种理论要具有创新性，除了内容上的新意外，还必须用新的概念和范畴表达这些内容。洛文塔尔为了增加其艺术传播理论的有效性和说服力，他提出了两个具有原创性的范畴：“‘传播力场，和‘理解力场”，并赋予其独特的内涵。洛文塔尔的艺术传播理论，不仅仅是内容上的创新，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可操作性。他在20世纪20年代前即着手从媒介传播的角度研究艺术，科技和艺术的发展证明了他的艺术传播理论的前瞻性和开拓性。
本雅明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论述了印刷术和照相术的复制功能取消了艺术作品的原本，艺术作品唯一性消失。复制技术也取消了传统绘画和雕塑艺术的神圣性和唯一原本的珍贵性，笼罩在传统艺术作品上的“光晕(aura)”熄灭了。但是，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的美学和艺术理论一方面直接指向对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历数印刷技术和摄影技术的诸种“罪状”，惋惜传统艺术“光晕”的消失；另一方面，他接受了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把艺术创作看作和物质生产具有相同规律的特殊的精神生产，认识到复制技术对艺术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他推崇建立在现代技术之上的“第七艺术”——电影艺术，给予摄影和电影等现代艺术带来的“惊颤”效果以高度评价。这两种观点统一于本雅明的艺术理论中，从表面看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这正体现了本雅明以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媒介技 术的进步对不同艺术形式产生的影响。
实际上，复制技术并不能宣告所谓“原本”的不复存在。电影、电视、照片的复本与原本是完全相同的，可以说，每一个复件都是原本。复制不仅没有导致原本的丧失，相反，倒是有利于艺术的普及。本雅明或许认为艺术欣赏只是少数社会精英们的专利。艺术需要进入民间，满足广大民众的精神享受。复制技术、传播媒介担负着开辟艺术通向世俗化之路的重任。
在工业革命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技术化的艺术意味着美学上的失败，因为那个时代的媒介技术不像当代这样发达和强大并取得了在审美活动中无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说艺术具有一种特殊的调解功能，那么，在现代主义艺术发展阶段，艺术尚不能调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科技之间的对立。现代主义科技发展只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科学尚未发展到在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的同时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阶段。
媒介批评范文6
媒介批评，即“以解读新闻作为范畴支点，对媒体和新闻作品展开一系列评价活动。”世纪之交，传播于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形式各异的媒介批评成为传媒领域的热点并开始彰显它的威力。就拿2007年的媒介事件来看，某些媒体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如“杨丽娟追星”事件中悲剧的恶意策划者、“蕉癌”事件中谣言的始作俑者，还有“纸馅包子”事件中恐慌信息的制造者等等。然而，在报道这些事件的同时，媒体上还出现了更多的对相关报道的质疑和探讨，并且这股澎湃汹涌的批评浪潮不断冲击和修正着媒体行为。
作为影响中国报业变革的力量体，媒介批评在整个力量体体系中只是小荷初露，虽然其威力有限，且这种批评规则还未完善，还缺乏相应的制衡机制，但不容忽视的是，媒介批评作为一种监督媒体的外在力量，将在政策监管和市场竞争中起到一定程度的制衡作用。
第四种力量形成的根源
经济根源：传媒业经济体制决定了媒介批评成为媒体之间的监督机制。自中国报业导入市场机制之后，报社之间成为争夺受众和广告份额的竞争者，这种竞争影响到报纸采编业务、人员素质、媒体诚信度、品牌经营等等很多方面。尤其是在新闻报道层面上的竞争，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新闻报道的同质化倾向越来越突出，报纸必须强化独家新闻、新视角新闻和深度新闻等来吸引受众的眼球。这种激烈的竞争也促使报纸间相互关注、相互学习借鉴和相互监督，其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就是用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等方式来进行的媒介批评。比如杨丽娟追星事件，《扬子晚报》（2007年4月5日A5版）刊发了该报编辑李军的评论《恶意策划是社会之痛》：“在这样的心态下，出现了某些媒体‘接力’争掏腰包把抛尸香港的杨家母女接到深圳，从深圳接到兰州，再从兰州接到北京接受‘捐赠’的乱象，才出现了某网站‘我出过钱了，你们采访她要跟我们打招呼’这样裸的话。.. ”文章发表之后立即引起其他媒体的关注，尤其是网络开始对该评论进行转载，如“西祠胡同”、“博通财经网 •实时评论 ”等，某些博主们也将这篇评论引入自己的博客来发表对该事件的个人意见。
媒体之间通过新闻报道或评论的方式展开的媒介批评实为媒体竞争的结果，它主观上是媒体针对某一新闻事件或现象进行自我视角的解读，以此来表现自身的新闻价值观和职业追求。但是，从客观上来说，却以媒介批评的方式在媒体之间形成一种行业内部的监督机制，制约着媒体的行为和理念，并时刻提醒媒体要客观地、全面地报道新闻，对社会和媒体受众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市场机制的导入促使媒体之间形成行业内部监督机制，即成为这类媒介批评的经济根源。
民主政治根源：公民民主意识增强促使其将意见表达作为个体需要。随着我国民主建设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如何在政治制度上充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人们在参政议政、发表个体意见方面越来越主动，尤其是文化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他们将参与热点事件的讨论作为体现自身社会价值的一部分。
在这个参与过程中，一方面，大众传媒这些意见的载体，尤其是信息时代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和新媒体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公民参与的机会，降低了公民表达意见的成本和介质阻碍，为公民开辟了更自由、便捷的意见传播和交流的空间；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也是这些意见指向的目标体。信息时代的大众传媒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甚至人们通过媒体视角看到的只是李普曼所说的“拟态环境”，而并非世界本身。这是信息时代传媒的巨大作用力，它是人们观察社会的镜子。以前人们只知道透过“镜子”来了解世界，而现在人们开始审视.. “镜子.. ”本身。对传媒这面“镜子”的审视――即公民个体发表的媒介批评――是社会民主进步的重要表现，也是民主建设推动下人们表达个人意见的重要方式。
理论根源：传媒学术研究对专业实践起到反思与警示的作用。理论总是对实践的总结，同时正确的理论会对实践起到指导的作用。某学科的学术研究是对本学科相关问题进行的独创性的理性阐释，通常以论文的形式表达。传媒学术研究是对广义传播实践的总结和分析，通过分析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来界定传媒业实际发展状况、媒体业务水平、传播理念和传媒人的职业道德等等。“以学术研究的方式进行媒介批评，针对的是重要的、较为宏观的问题，需要论证严密的观点。”这类媒介批评遍布新闻类学术期刊，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和评判了媒体行为和相关现象，站在理性的高度警示着媒体，为中国媒体朝着理性的方向发展提供了诸多坐标性意见。因此，部分传媒学术研究本身就是媒介批评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促使媒介批评成为影响中国传媒变革第四种力量的主要根源之一。
第四种力量的制衡效应
对于中国的传媒业来说，政策监管力量、市场推动力量、技术革新力量、媒介批评力量构成了一个四位一体的相互制衡的力量体系。称媒介批评为第四种力量，仅仅因为它是继前三种力量之后出现的又一种影响传媒变革的力量。从报业变革的角度来分析，随着媒介批评力量的增强，必然会将中国报业推至一个四力制衡作用的状态之中。
监督力的制衡：在报业内部建立“报纸审读”和“新闻阅评”制度。媒介批评在报业内部大体分为两种监督形式：报纸行业内部各报纸之间通过报道或评论客观上形成的监督机制和专门进行.. “报纸审读.. ”或“新闻评阅.. ”的报刊监督。比如《人民日报》成立了报纸阅评小组并于2000年将评报案例汇编成《人民日报评报选萃》、《新闻出版导刊》等等，这些审读媒体将与报刊有关的报道、评论、人员等因素作为“审读”的对象，用批判的视角来分析报刊行为及其社会影响，丰富和扩大了我国媒介批评的实践。
毋庸置疑，这种媒介批评形式对于整个社会的意见传播系统在保持信息对称和权力制衡方面是大有裨益的。媒介批评作为一种监督力的制衡，使报纸行业内部和报纸本身都受到这种力量的制约，使之时刻处于相互监督和自我监督的状态中，这为报纸能够更为客观、全面地反映实践提供了很大程度的保障。
判断力的制衡：对报道文本进行知识评判。网络时代人们面对的是信息的海洋，传者对信息进行策划、包装、开发，强化海量传播和深度传播，这无疑提高了受者对信息获取的费力程度，施拉姆的或然率公式表明，受者的信息消费难度会随之加大，受众在信息接受过程中会产生分化。其中一部分受众会迷信某一两家媒体，他们隐入沉默的螺旋，放弃了对事件的思考而按单照收；另一部分受众因为具有相应的判断能力，常会产生质疑心态，在浏览了大量的信息后仍未能获知具有说服力的“真相”后，会对媒体信息产生迷惑和困扰；还有一部分受众，相较于前两类具有很大的主动性，他们一般在某一领域具有专业理论认识或者具有科学技术能力，能够对某一事件进行足够的专业判断，他们选择将自己获知的信息和持有的观点通过媒体（大多数情况是网络）表达出来。因此，他们对媒体报道文本进行的评判就具有很强的辨识力，这类评判也是媒介批评的方式之一。
这种由专业人士针对报道文本内容进行的知识评判能够有效地起到信息说服的作用，它能帮助受众在如何判断报道内容是否符合科学规律方面提供指导。比如某些媒体2005年“高露洁部分牙膏被疑致癌.. ”的报道、2006年“广州市面出现注水西瓜”的报道和2007年的“蕉癌”报道，这些报道之所以造成新闻失实很大原因在于报道者对事件判断缺少科学的认识。可以看到，相伴而来的是一些专家对该类报道事件的科学解释，这种专业解释从知识传播的角度帮助人们来辨识新闻，在缺少判断的信息传播中增添了强有力的理性识别，保证了新闻传播的知识性和有效性。
对媒体商业利润的制衡：新闻专业主义与传媒消费主义的对弈。相较于西方报业市场化运营的成熟模式，我国报业的经营还处于幼年时期，虽然就整体而言，报业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如何实现报业的产业化运作，如何进行品牌经营。但是，商业因素对报纸的影响已经日渐显露，尤其是对报纸新闻理念的颠覆作用更为突出。报业产业化过程中某些报纸已经出现了一些极端的做法：版式改革中大幅照片加大标题新闻、软性报道主题、刺激性标题等等。如果报业的低俗化倾向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那么等到报业市场运营模式日渐成熟了，这种潜在的危机就会出现，它会直接影响到报业的诚信度和公信力。
这种倾向正从晚报、都市报等生活类报纸向党报蔓延，商业因素对整个报业新闻观念的侵蚀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报业需要面对的新课题。媒介批评的发展为有效地纠正这种倾向，提供了一个好的思路。也许，当前出现的媒介批评热，将在中国报业发展进程中起到“观念引导”的思想灯塔作用。纵观当前的新闻实践，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媒介批评的语境下，媚俗报道正受到问责，“有偿新闻”与“有偿不闻”现象正受到鞭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