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技术论文范文1
[论文摘要]大众传播媒介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在漫长的岁月中人们靠着表情动作来交流信息，直到15世纪才产生了技术上的真正突破——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机。科技的进步带来大众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的出现给传媒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我国传播媒介也在大力应用传播技术，并且还面临着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发展传播事业的问题。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分，主要包括：媒介产生发展的历史，各种媒介的特点，媒介同人类社会变迁和文明发展史的关系，媒介文化等等。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提出了如“媒介即讯息”等著名的观点，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媒介技术及其发展的巨大作用。然而，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人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和其产生的效果上。但近些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席卷全球的浪潮使我们看到技术在传播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掌握了先进的传播手段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
一、传播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人类诞生之初，由于生存的需要，必须实现个体之间的交流。在漫长的时期
内，人类只能依靠原始而古老的传播方式如表情、动作等来相互了解。随着劳动和生活中传播活动的需要，人类发明了使自己彻底完成从猿到人的转变的传播工具——语言，然后又发明了使信息可以保存下来并使文化有效积累成为可能的传播工具——文字。最初的文字刻在甲骨、金器上，后来又有了绢、帛，东汉的毕昇借鉴前人的经验发明了纸。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传播手段先进，传播内容丰富了起来。但是，这些还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迅速的社会传播，还需要有技术上的更大突破。这种突破，于15世纪中叶拉开了序幕，其标志是金属活字印刷术和金属活字印刷机的问世。
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手摇金属活字印刷机，开始了活字版印刷书籍，这说明人类在信息传递技术上的进步。到了19世纪初伦敦《泰晤士报》首先于公元1814年开始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印报，使得知识与资讯得以普及，这是一项相当重要的进展。1833年,第一张廉价报纸纽约《太阳报》的诞生标志着真正的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它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滚筒印刷机，每小时印报4000份，为大量发行提供了技术保证。
在19世纪，美国人莫尔斯发明通讯电码，开始了有线电报时代。1870年出现电话，1895年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无线电，使人类的通讯技术大幅改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此技术为基础发明了民用无线电。在此同时，电影工业在欧美亦成为另一种有力的大众传媒。电视是在1924年首次问世，而英国定期播放电视则始于公元1936年。电视时至今日，仍是一般人主要吸收资讯、常识，作为休闲娱乐，或作为消磨时间打发孤寂的工具。
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的出现为大众传播带来了一次新的机遇。数字化技术的运用，通过与通讯的巧妙结合，在加工处理信息方面改变了以往直接参与的方式，是信息处理第一次超越了人类自身而实现，真正达到了信息的传递、存储和加工处理的一体化和自动化，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最先进的传播革命，大众传播进入了数字化与网络传播的崭新时代。
电脑促进办公室自动化、产业自动化及家庭自动化；镭射科技，如磁碟机、碟片、影像传真机及文件处理系统普及；有线电视与通讯卫星结合，使电视的功能发挥更佳；资讯社会应用许多新的传播媒体，如电视、电话、电子邮件、电子报讯、电视传讯、电话影视、电子会议等等，正缔造全面电子化的环境。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整合了多种技术，它不但能统一处理文字、声音、图形、影像等各种符号形式，而且打破了地域界限和国家界限。信息技术的应用范围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正悄然改变着人们习以为常的传媒环境。
二、传播技术在我国媒介中的应用
近年来，我国的传播事业迅速发展。为顺应世界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潮流，
缩小与发达国家传媒业的差距，我国传媒业积极采用新技术，对媒介内部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改革旧有的观念，使之跟上国际步伐，成为我国传媒业的一个新趋势。
以《文汇报》为例，对我国媒介使用新技术的情况可窥见一斑。《文汇报》于1998年1月26日开始推出网络版，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兴趣，当时的数据表明，每天平均有近千人上网访问浏览。与该报印刷版相比，网络版提供了优秀的检索服务，读者只要键入自己想找的指令，很快就能得到许多相关资料。此外，对于外省市不能及时看到印刷版《文汇报》的地方，网络版更能显示出它的优势。网络的应用还能使读者的反馈瞬间传回报社，读者和报社的距离大大拉近，从而使报社更清楚的知道读者的要求，把报纸办得更有贴近性。
此外，除了报纸媒体使用新技术外，电台、电视台也在大量使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使用电脑工作室，实现了采访、制作、编排、播出的电脑化运作。在“数字化储存、数字化传输、电子化交换”原则的指引下，该电台在其传输系统中运用光纤技术，采用一种自愈式光纤环网，将广播节目从控制中心传输到发射台，该光纤环网还可同时传送数字化节目和模拟节目。我国电视媒体正在迈进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各电视台都在加快数字化进程。中央电视台采用多种电脑技术，尤其是多媒体技术，包括非线性编辑技术、虚拟技术、三维技术和动画技术，采用机械手自动装带播出系统等，在节目的制作和播出上更加自动化和智能化。
总之，我国传媒机构使用电子技术的用途大致有以下几点：①文字处理（写稿、改稿、编辑、排版、电脑字幕等）；②电脑激光照排；③扫描；④管理－信息存储与资料管理；⑤建立内部网络，进行稿件和图片的传输等；⑥三维动画；⑦非线性编辑，特技剪辑；⑧联网查询；⑨播出等。
三、新形势下我国传媒业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首先，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要加快数字化进程，实现信息处理的全面数字化。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的界限，为从事跨媒体经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在互联网上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已经实现，现在需要加快发展的是广播的数字音频技术和数字电视。
其次，还须加快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进程，使信息传播数字化。媒体要抓住机遇，谋求新的发展。我国政府近年来十分强调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人们因而十分敏感的关注科技创新事物对其他领域发展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们要对能够采纳最新信息传播技术持乐观态度，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契机。
总而言之，传播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决不能忽视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并不是惟一起作用的力量，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等都会对媒介产生影响。我们在努力创新传播技术并应用它的时候，也要注意与其他方面的协调，使先进技术发挥出最大的能量，促使媒介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咏华著，《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2002年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媒介技术论文范文2
关键词：新媒体；技术决定论；媒介环境；小生境理论；媒介进化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识码：A
一、媒介研究中的软、硬技术决定论
每一种新的媒介出现，都引发媒介沙场的鼓角争鸣和铁骑硝烟；每一种新的媒介出现，都带来社会关系的权力角逐和动荡震颤；每一种新的媒介出现，都引燃思想疆域的思想爆炸和群舌论战。因为媒介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是巨变，所以我们难以遏制对其的思考：为什么这种媒介会带来人们生活的如此变化？是否这种媒介就必然会导致人们社会生活的此种变化？
于是，媒介技术形成的媒介环境及其给人们带来的变化之间的关系成为每种媒介出现后的讨论热点问题。相应地，与媒介环境相关的技术决定论成为研究媒介的学者们讨论的关键词。
关于技术决定论，于光远先生曾在《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下了一个比较权威的定义“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通常是指强调技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认为技术能直接主宰社会命运的一种思想。技术决定论把技术看成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自从人类出现之后，技术就和人类息息相关，人类对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反思从16、17世纪开始，至20世纪开始枝繁叶茂，各个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对其提出过自己的看法。马克思对技术持乐观态度，却被艾伦·梅克森斯·伍德认为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对技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的，还有培根、麦克卢汉，他们可称得上是乐观的技术决定论。法兰克福学派、鲍德里亚等的思想则相对悲观。此外，关于技术决定论还有很多其他提法，如技术统治论、技术万能论、专家治国论、媒介决定论、技术至上主义、技术霸权主义、技术帝国主义、技术救世主义、技术乌托邦主义、技术敌托邦主义、技术恐惧主义等，都是技术决定论的别样说法，实质都是认为技术对社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媒介研究领域，有一系列与媒介环境研究有关的学者被看做技术决定论者，比如，研究城市规划的人类生态学之父格迪斯（Geddes）被认为是对芒福德的研究有重要引导作用的人，他的思想给予技术足够的重视。格迪斯创造了旧技术阶段（paleotechnic phase）和新技术阶段（neotechnic phase）的概念，旧技术阶段指的是蒸汽机占主导的阶段，新技术阶段指的是电子占主导的阶段；芒福德对历史仍然按照技术分期，在格迪斯的基础上分为三个阶段：前技术、旧技术和新技术阶段。在芒福德看来，文明的形态其实是机器产生的结果；雅克艾吕尔认为，新媒介本质上是技术媒介；博斯曼认为，电视这种媒介的属性就决定了其不适合真正富有意义的话语；威尔伯·施拉姆更是给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们贴上了技术决定论的标签，指出：“麦克卢汉，正如他的老师哈罗德·英尼斯一样，是个技术决定论者他同英尼斯一样，把西方近代史解释为‘建基于印刷文字的传播上的偏颇与知识上的垄断的历史’”法国学者鲍德里亚也有类似的标签言论：“……由于回避了任何团体经由媒体所建立的具体关系，他的‘地球村’预言成为一种技术决定论。”詹姆斯·卡伦（J.Curran 2006）则对媒介技术论者们的纷繁芜杂的学术做了统一的总结，认为这是一种媒介技术决定论的媒介史，这种媒介史的主张可以总结如下：每种新的传播技术及方式对时空维度都进行了改变，影响了社会的组织形式；英尼斯认为石刻文字产生受地理限制的社会的时空偏向论；麦克卢汉有“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著名论断；梅洛维茨提出的电视媒体降低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障碍，因为不同群体如男人、女人、小孩都可以收看相同的电视节目，尤其是在频道单一的年代。
需要指出，关于媒介环境学派学者们与技术决定论的关系存有争议。技术决定论是研究者们给媒介环境学派学者们贴上的标签，但这种标签是否贴切值得琢磨。有观点认为，给媒介环境学派学者定性为技术决定论者过于武断，至少媒介环境学派并不认为技术是社会历史变化的直接、唯一因素。在他们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传播内容和特定环境的作用。他们承认多种因素对社会历史变化的影响和人在媒介面前的主观能动性，不认为社会将在技术的规定下朝着一个既定的方向演进，更没有为我们描绘一个万事详备的未来。他们只是刻意强调，媒介本身与社会图景的宏观变化有着莫大的关系。
我们认为，不能统一地给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扣上一顶技术决定论的大帽子。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们重视传播技术对社会生活影响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同时媒介环境学派学者们对传播技术和社会环境的互动也是有讨论和评价的。从这个角度说，他们更适合被认为是软技术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可分为“硬技术决定论”和“软技术决定论”，其关键区别是认为技术在多大程度上是“自主”的影响社会变迁的。硬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是绝对自主的，技术是影响社会变化的最重要原因。而软技术决定论则认为虽然技术可以影响社会变迁，但是它是相对自主的，它身上还负载着一定的社会因素。这两种决定论的划分分别可以以下面的式子来表示：
TS…………（硬技术决定论）【式子1】
T+S（小）S（大）…………（软技术决定论）【式子2】
其中，T代表技术，S代表社会，S（小）代表社会中的一些局部因素，S（大）代表社会的整体变迁。需要注意的是，从式子中可以看出，无论是硬技术决定论还是软技术决定论，技术与社会影响之间的关系都是线形的，也就是单向指向的。这也说明这两种决定论所认为的因果关系都是单一的，缺乏互动和循环。
二、媒介进化小生境理论的启示
关于媒介的软、硬技术决定论，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 2002）指出，有些媒介学家认为信息系统对社会具有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他们称这种关系为硬媒介决定论。这种关于抽象语言和人类的关系的观点尤其极端。按照软硬决定论的划分，可以明确的是，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们称得上是软技术决定论者。对媒介环境学派学者们对传播技术看法的讨论是我们研究的切入点，因为针对媒介技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媒介环境学派学者考虑问题已经有其生态的角度，比如格迪斯提出的人类生态学观点。对他们讨论问题生态角度我们充分肯定，因为生态意味着整体、意味着和谐、互动。进一步看，我们赞同将从生态问题考虑传播技术影响的技术决定论称之为“生态技术决定论”，而非“软”和“硬”对立的两极中的一级。因为智慧从来不是两极的。
提及生态技术决定论，需要阐释保罗·莱文森的媒介进化观点。保罗·莱文森关于媒介进化的观点颇有生态技术决定论的意味。保罗·莱文森将媒介放在人类生态的大环境中，将媒介生态与人类生态结合，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出发，阐释了媒介在人类生存的规律，即媒介进化小生境理论。
传播技术的每一次改良，都意味着媒介生态的变化，意味着媒介生态的重新构造和组合。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在媒介发展史上，有的媒介衰落了，有的媒介却以傲视群雄的姿态屹立于媒介诸侯纷争的沙场。那么，媒介环境重新组合过程中，对媒介技术的选择依据是什么？或者说，后来的媒介技术对之前的媒介技术生杀予夺的权力运作规则是什么？在对诸多媒介点兵评将的过程中，研究媒介的人要思考这盛嚣尘上背后的生死存亡、兴衰成败规律。保罗·莱文森的思考独树一帜。
保罗·莱文森的思考从一个经典的媒介兴衰案例开始。20世纪的美国，有两种媒介占据媒介中的强者地位：无声电影和广播。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几年之后，有声片和电视出现了。于是，原来的媒介生态被改变了。改变的结果是：无声片退居到人们怀旧的记忆角落，广播却生存得很好，虽然是面临着电视的威胁。
很自然地，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两种媒介的命运会如此，而且如此不同？衰落的为何衰落？健在的为何健在？答案是：媒介的人类学理论表明，媒介倾向于复制前技术的世界。
保罗·莱文森分析认为，对前技术世界的考察可以分析媒介传播模式的生存问题。在前技术世界，人类很容易做到或者习惯于闭上眼睛只用耳朵听。所以，这解释了只用听觉不用视觉的广播媒介的发展机遇。广播之所以能够继续生存，在于它是对前技术世界一种人类感官模式的复制。广播的传播模式和人类在睡梦中被吵醒、在黑暗中听别人讲故事、偷听隔壁的人说话的传播模式是一致的。而在前技术环境的自然世界中没有只看不听的传播模式，人们习惯黑夜的来临，却不习惯白天万籁俱寂。所以，这解释了无声片的生存境遇。
媒介进化的普遍原则就是和前技术环境中真实世界传播模式的一致程度。一致程度越高，越能和自然和谐而生存。这和生物世界进化的规律是一致的。比如某种生物能历经亿年而不消亡，是因为这种生物和外在环境和谐，适应外在环境。媒介的进化就如同生物进化一样，也有和环境和谐与否的问题，和环境和谐意味着这种媒介的传播模式与前技术的真实世界的传播模式相似度高，否则便不与环境和谐，必然面临进化或消亡。媒介的人类学理论表明，媒介倾向于复制前技术的世界。前技术的世界，是人类的感官在没有技术干扰情况下自然生存的世界。生命的整体是平衡、和谐，前技术的世界是自然地平衡和和谐，人类的感官和自然和谐相处，人类生态平衡而无倾斜。其时，人类的感官没有被延伸，人的生态还没有成为电子媒介环境中感官被延伸至环绕地球的巨型触觉人的另一种生态，这种前技术世界的人类生态是媒介发展规律所依循的所在。媒介进化的普遍原则就是和前技术环境中真实世界传播模式的一致程度。一致程度越高，越能和自然和谐而生存。生存下来的媒介回应的环境必定是符合人类生态的、人类喜欢的真实环境。这样存在下来的媒介，被称之为找到了它的人类“小生境”的和谐媒介。与“小生境”和谐者生，否则死，这便是媒介生存进化律，即“小生境理论”。
据小生境理论，媒介对社会影响互动遵循的是生态技术决定论，而非软或者硬技术决定论。生态技术决定论指的是媒介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是在大至全球、小至人类某一小生境生态环境中产生的，这种影响受到诸多含有诸多生态因素的大环境和小环境中生态因子的作用。传播技术和社会影响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循环往复作用的复杂关系。关于生态媒介决定论，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示：
T+S（小）+S（大）S（小）+S（大）……【式子3】
其中，T代表技术，S代表社会，S（小）代表社会中小的生态环境中诸多的生态因素，S（大）代表社会大的生态环境中诸多生态因素。需要注意的是，从式子3中可以看出，生态技术决定论中，技术与社会影响之间的关系不是线形的，单向指向的，而是循环往复、互动作用的。我们以传播技术发展的互联网发展为例阐释。按照曼纽尔卡斯特尔在其《网络星河》一书中的阐述，关于互联网的发展，要从阿帕网谈起。阿帕网（ARPANET）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组建的计算机网。阿帕网是高级计划研究局1969年创建的一种计算机网络。阿帕网的建立就是为了服务于高级计划研究局，而将计算机中心和研究组织实现计算机共享的在线服务。阿帕网开始时只有4个节点，经过几年成功的运行后，发展成为连接许多大学、研究所和公司的计算机网。在此我们不是从卡斯特尔的角度来继续对阿帕网的介绍，而是从生态技术决定论的角度对阿帕网的发展进行解释。阿帕网发展的这个过程是阿帕网首先适应了高级计划研究局这个小的生态环境，然后逐步适应了美国的大的生态环境中政治、经济等生态因素的发展需要，在和谐互动中发展起来了。后来，随着阿帕网的发展，其大环境及其生态系统逐步扩大，阿帕网能通过卫星通信与远方的英国伦敦和北欧挪威连接，如此一来，欧洲用户也能通过伦敦和挪威的节点入网。适应小的生态系统，在很和谐的互动中逐渐发展，阿帕网最终发展成了今天的网络。从T和S（小）的和谐融合，到和S（大）的和谐互动，即从传播技术阿帕网和高级计划研究局的生态适应，到和大的生态环境中政治、经济等因素的互动（阿帕网的政治商业应用），然后再从S（大）、S（小）如其他诸多国家及和卫星的联系，互动回到T和S（小）、Sf大），这里的T指的是民间计算机网络传统的电子布告栏系统。因为阿帕网并不是今天因特网的唯一来源，上世纪7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个人电脑网络的BBS运动也是今天互联网的发展来源。于是，遵守着生态技术决定论，互联网就这样发展起来了。也可以说，有了阿帕网，才有我们现在用的互联网，我们才能畅游今天的丰富多彩的网络世界。
结语
媒介技术论文范文3
关键词 媒介间性；媒介融合；本体论；媒介边界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提出，媒介技术在分化，而文化在融合。新旧媒介融合发展是当下媒介现状的主旋律，随着融合进入纵深阶段，探索媒介融合的深层规律已成为重要议题。本文通过分析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y）理论在西方学术界的发展脉络，挖掘其在新旧媒介融合传播中的新价值，并将媒介间性视为重新理解和诠释媒介融合的一个理论维度，探讨其在当下重新获得新概念内涵的可能。
对于媒介间性概念的来源，学术界说法不一、争论颇多，最典型的现象就是它经常被当做一个新发明的概念。实际上，作为一个术语，媒介间性在西方学术界有二十余年的历史，在人文艺术多个领域形成丰富的理论传统，但其在传播学领域尚属新兴概念。《英汉大词典》对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y的前缀“inter-”的解释为：1.表示相互；2.表示“在…中间”，“在…之间”，“在…内”，因此中文文献中的intermediality有两种译法：“互媒体性”和“媒介间性”，本文采用第二种译法。在概念内涵上，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有重合之处，两者都关注新旧媒介之间关系。不同的是，媒介融合侧重媒介技术维度的关系，而媒介间性则侧重媒介文化维度的关系。维尔纳・沃尔夫（Wenner Wolf）认为，广义的媒介间性涵盖了不同媒介间的任何关系，狭义的媒介间性则聚焦人类艺术作品中一种以上媒介参与的现象。
作为一个舶来品，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两个概念发生联系是一个新现象。自2010年始，为了更为清晰地阐释媒介间性的内涵，研究者们常常将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相提并论，这个做法回应了数字技术引发的媒介边界消解现象：一方面产生了融合的数字终端，另一方面则是同样的信息或内容在不同媒介之间穿梭游移。媒介融合关注前者，而媒介间性关注后者。在理论前提上，媒介融合被视为具有浓厚的技术中心论色彩，而媒介间性则被视为具有文化中心论背景，两者既有区别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的关系浅析
对于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之间的关系存在多种说法，有人认为媒介间性是媒介融合的补充，即“补充说”；有人认为媒介间性不仅是一个学术概念，而且是一种理论和方法论，其解释力在传播研究中超越后者，即“超越说”。对于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的理论倾向，还分别存在“技术中心论”与“文化中心论”的说法。
“补充说”认为，媒介融合关注的是传统媒体如何利用新媒体技术实现自身进化，而媒介间性关注媒体间相互作用力所产生的传播效应，可以与媒介融合形成补充关系。每一种新媒体与旧媒体之间都存在密切的联系，而这种相互关系以具有强大冲击力的新媒体的作用为中心，具有各种媒体在震荡的媒体环境中寻求新的平衡关系的特点。而“超越说”则认为，媒介融合理论充满技术乌托邦色彩，在当下新旧媒介并存的环境中存在局限，其根本缺陷在于掩盖了媒介数字化变革中内在的结构性变化与社会性变化，通过强化同质性的过程，媒介融合模糊了媒介变革中的区隔性，所有的现象被同一个概念覆盖。而媒介间性则更多将注意力放在传播环境的特殊性中，因此能够超越媒介融合的缺陷。芬兰学者尤哈・海尔克曼认为，“媒介间性比媒介融合提供了更为有用和有效的方法，用以分析媒介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影响与后果。媒介间性的概念更加注重于变幻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媒介形式的持续性和媒介的结合与再结合（articulation and re-articulation）”。
由于历史背景与理论传统的差异，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代表着不同的媒介观。尤哈・海尔克曼（Juha Herkman）提出，媒介融合是技术中心论，而媒介间性是文化中心论（表1）。
媒介融合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伴随媒介数字化而兴起的概念，一般被认为由美国未来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olas Negroponte）提出。此后，媒介融合成为一个兼容并包的概念，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为传播学与媒介产业研究中的热门术语。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伊索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在《自由的科技》一书中提出，技术驱动的整合一直是媒介融合概念的主要面向。由此，媒介融合披上了技术决定论色彩。不同于前者，媒介间性发端于人文艺术领域，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为文学、文化、戏剧电影等研究领域的热门术语，因此披上了文化决定论色彩。
在历史上，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有过多重交叉，但其重心与媒体融合倒是恰恰相反：媒介融合强调的是技术视野下的媒介共性，媒介间性强调的是文化视野下的媒介边界。而在宏观意义上，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并不矛盾，可以共同指向未来“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由此，媒介间性可以成为重新理解与诠释媒介融合的另一个维度。
二、媒介间性概念起源与发展
（一）媒介间性的起源
媒介间性的源头曾被视作一种艺术创作思潮。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媒介间性起源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来源于激浪艺术家迪克・黑根斯（Dick Higgins）的跨媒介（intermedia）创作理念及相关论著。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对于媒介间性的讨论集中在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艺术中，聚焦于文本与形象之间的关系。作为学术术语，媒介间性出现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其跨学科之旅中，媒介间性首先受到电影研究热烈拥抱，戏剧研究也对其展开正式讨论，由于其概念背景原因，文学研究是否已全面接受此概念则尚不明确。
在文学领域，媒介间性被视为二十世纪末期英国文学研究中的一种跨媒介转向（intermedialturn），在这个范式中，研究者倡导于以文学为中心，用媒介间性概念探讨文学与多种媒介之间的多重交叉关系。而文化研究对于媒介间性的系统性分析始于对数字化和互联网的讨论，主要聚焦在它对于文本的影响。通过媒介间性概念，文本间性的概念被扩展，应用到数字互联网文本形式的分析中。而在艺术研究领域，媒介间性被认为是二十世纪艺术与媒介研究的主流，其概念历史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学者倾向于将媒介间性视为一种更为宽泛的思潮，所有后现代艺术和媒介均席卷其中。
对媒介间性的讨论是二十世纪末期欧美人文艺术研究领域的一个理论转型现象，其背景是媒介数字化浪潮对文学和艺术生产领域形成全面影响，是学术界对于媒介技术变迁驱动文学艺术生产转型的回应。而现在，以往对于媒介间性的定义开始面临挑战，越演越烈的“后媒介”环境将为媒介间性带来新的理论空间，同时媒介的商业化、全球化、数字化趋势，更使其作为一种跨学科理论愈发凸显出来。
（二）本体与融合：作为艺术（文本）生产方式的媒介间性
媒介间性与戏剧电影研究颇有渊源，许多研究者推崇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认为媒介在艺术（或文本）生产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独特的媒介，这种媒介将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区别开来。克里斯托弗.B.巴姆（Christopher B.Balme）曾总结三种“媒介间性”研究的范畴：1.一个创作主题从一种媒介转移到另外一种媒介；2.媒介间性作为文本间性的一种特殊形态；3.在不同的媒介中，对某一种特定媒介的美学传统进行再创造（re-creation）。另外，研究者对于媒介间性的讨论充满本体论色彩，延斯・施勒特（Jens SchrOter）认为，媒介间性意味着对媒介的重新界定，一种媒介只有在与其他媒介发生联系时才能界定此媒介的本体，单独对一个特定的媒介下定义是不可能的，除非拿它与其他媒介相比较。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媒介定义模糊是常出现的问题之一。尤哈・海尔克曼认为，媒介间性理论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通过媒介相互之间的作用和联系来界定某种特定的媒介，“预设不同媒介之间存在这么一种关系（媒介间性，笔者注），媒介身份才能通过相互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被认可和被阐释。对媒介身份的重要思考是媒介间性研究方法的关键所在。”对某种媒介进行界定时，媒介间性会将媒介置于某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对媒介的定义来自于媒介与其他媒介作为比较研究时产生的意义，有利于研究者沿着历史脉络梳理某种媒介在不同社会情境或媒介环境中与其他媒介的关系，进而探索媒介身份及价值回归。例如，在对电视媒介的阐释中，学者菲利普・奥斯兰德（Philip Auslander）曾通过电视与其他媒介进行对比得出结论，认为电视是电影、戏剧、广播等媒介的融合形式。“电视不仅仅是简单地改变了现有的媒介形式（戏剧、电影、广播），而是改变和融合它们，把它们变成不一样的东西。”
在此范式中，媒介“边界”（boundary/border）的穿透是媒介间性概念的基本范畴，而近十年间，随着电子媒介的迅速发展，媒介与艺术的边界逐渐模糊，以往媒介间性概念中的媒介“边界”穿透的标准不再适用。在2010左右，媒介间性研究出现新的趋势，媒介“边界”讨论再次出现热潮。尤尔根.E.米勒（J n rgenE.M ti ller）论述认为，媒介间性是对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杂交”（media hybridity）的延展，麦克卢汉暗示媒介之间有固定的边界，而媒介“杂交”概念对于跨媒介研究来说非常狭隘，而媒介间性包含了跨媒介过程的社会功能层面，该层面与媒介地图中的文化技术互动相联系。劳斯・埃勒斯特罗姆（Larse EllestrOm）认为，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交叉，而非相互隔绝的，“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媒介间性是已经建立的媒介边界被穿透的结果，实际上，媒介边界并不天然存在，但是为了解释媒介间性，我们需要讨论边界。”上述在本体论意义上对媒介边界的讨论丰富了媒介间性的内涵，对于如何解释融合背景下新旧媒介之间边界消失的现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它或许暗示着，媒介间性研究的重心将是技术融合之后新旧媒介在内容生产与传播领域的新现象。
（三）意义与融合：作为文本间性延展的媒介间性
在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媒介间性被视为文本间性在媒介范畴内的延展或创新。在这个范式之中，研究者首先反对抛弃文本、或背离以文本为中心去研究“文本一媒介”的关系。维尔纳・沃尔夫（Werner Wolf）认为，媒介间性的概念不是一个理论上的假想物，而是来自文学与媒介的关系，“在历史上和当代现实中有实质上的根基，上千年来被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东西，与其他媒介发生了多重交叉关系。”其次，研究者还将媒介间性视为一个可与文本间性相对应、相比较的概念。“文本间性认为所有的文本都和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都是有迹可循的，对于媒介间性来说，媒介来也是如此。”“（媒介间性）在广泛的意义上，也是我们这里所认可的，是文本间性之与媒介的对等概念，它涵盖了不同媒介间的任何关系。”
文本间性概念指向媒介维度，最早可见于约翰・菲斯克（John Fisk）对文本间性的阐释，他将大众文化文本的文本间性分为水平和垂直两个纬度。文化学者米克・莱赫托宁（MikkoLehtonen）认为，垂直文本间性因文本与传播媒介发生联系，因而与媒介间性概念联系更为紧密。“在文本间性的概念中，所有的文本在阅读中都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本发生联系，文本知识被读者所拥有。媒介间性的概念转而表明，这些其他的文本、以及文本知识，并非一定或必须来自于相同的媒介。”因此，他将媒介间性定义为“超越媒介边界的文本间性”（图1）。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对文本间性的讨论，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上，都在试图阐释跨媒介理论。尤其是在九十年代，媒介间性实际上顺着巴赫金的对话概念与克斯提娃的文本间性理论，为这两者提供了基础条件（Irina 0.Rajewsky，2005）。在国内，媒介间性亦被认为源自巴赫金或克里斯提娃，也是因为其与文本间性长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这种说法遭遇到广泛批评，克里斯托弗.B.巴姆批评文本间性限制了媒介间性的空间，或者使得媒介间性泛化。尤哈・海尔克曼（Juha Herkman）批评这种思路是特定领域的学者为保持学科纯粹性的思路，媒介间性应与文本间性这些概念区别开来，如果可以被作为一种不同媒介间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关系而被广泛理解，它将会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概念。杨霜也认为，媒介间性与文本间性有着共通的思维角度，同样具有反权威、反逻辑、去除中心、消融界限的特征，但如果涉及到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关系研究，互媒体性（媒介间性的另外一种译法，笔者注）比文本间性涵盖的内容与形式更为多样，影响力也更为强大。
（四）融合与文化：作为媒介认同机制的媒介间性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之下，媒介间性研究开始关注新旧媒介边界消失之后发生的文化融合现象，如信息的穿梭游移、意见的冲突协商，意义的逐渐趋同。亨利・詹金斯曾提出的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概念，将媒介融合视为一个文化转向、一个消费者驱动的机制。消费者移民式穿梭于各种媒介，通过互动与集体智慧建构自己的神话，构成媒介文化的新面貌。“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一切，每一个人知道一点，如果我们能倾泻我们的信息、合并我们的技能，我们就可以将碎片放在一起。”媒介融合中的文化转向促使我们思考，在一个重大媒介事件中，哪些媒介或传播主体能起到沟通、协调和整合的作用？
传播学领域中的媒介间性研究往往聚焦于此。例如，尤哈・海尔克曼曾研究2006-2008年芬兰政治选举，结论是芬兰政治传播领域传统媒体仍占主导地位、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隔阂依旧，以至于无法形成融合文化。“并非像融合概念所说的‘走到一起’，传播与媒介在格式、标准等方面的多样性甚于以往，更有历史、社会、美学和体制等方面的因素使得对单个媒介的认同顽固持续着。”杨霜以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事件为例，分析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渠道互补、内容分享和内容对立”的关系，认为传统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具有“安全倾向”，网络媒体具有“危险倾向”，而“第三方机构”（研究机构的学者群体、民间社团组织）“成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有效结合的‘互媒体’实践的重要平台，成为借助网络媒体互动优势提升传统媒体信息质量的有效手段，最终为促进科学传播与民意和谐互动做出贡献。”在现有相关研究中，每一种媒介均被视为独特的媒介形式或内容生产方式，研究者在此基础上考察其在传播领域的角色关系、相互作用和影响力。如在关于芬兰政治选举的研究中，尤哈・海尔克曼采用访谈法界定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在竞选中的角色与特征，并根据四种媒介的特性推论新旧媒介之间的关系。与此类似，杨霜也在媒介间性研究中提及四种媒介的不同功能，借此推断新旧媒介危机事件传播中优势互补的状态。
孟建提出，媒介融合的“数字终端”转向实现了数字技术对媒介边界的消解。“媒介与媒介之间的传统界限化为乌有，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内容得以轻而易举地实现共享，媒介与媒介之间的融合，不再只是必要，而成为了必然。”在边界消失之后，媒介间性研究关注的是信息在不同媒介间逐渐调适、实现受众认同的过程与机制，其核心为新旧媒介融合传播可以推动媒介向心力，强调媒介的凝聚力与社会整合功能。与媒介融合不同，媒介间性对新旧媒介互动关系的研究深入到信息聚合、意义整合、文化融合的层次，尤其关注集体意识的凝聚和群体身份认同。
三、媒介间性是重新理解媒介融合的另一个理论维度
尽管同时发端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却在数字化浪潮中形成了不同路径。媒介融合一词在大众视野中频频出现，而媒介间性则稍显冷僻。当下，两者殊途同归，共同指向新旧媒介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媒介间性既非媒介融合理论的补充也非超越，而是重新理解媒介融合另外一个维度。
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关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传统媒体建设新兴媒体，二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互动发展，三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现在正进入第三个阶段。融合已成为当下媒介关系的主流方向，而文化融合是新旧媒介之间融合关系进入复杂阶段的时候发生的。随着新旧媒介融合走向纵深阶段，以技术决定论为导向的媒介融合在解释新现象时难免乏力，尤其是在文化层面，未来媒介将在内容生产、传播结构、价值观念领域发生一系列深刻变革，这并非媒介融合一词所能完全解释，而媒介间性作为另外一种维度，重新理解与阐释媒介融合带来的变化。
在媒介融合背景之下，新旧媒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交叉重合性。劳斯・埃勒斯特罗姆（LarseEllestrOm）指出：“什么是媒介间性？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清楚什么是媒介，媒介间性在哪里为它们之间的‘鸿沟’搭建了桥梁。”媒介间性将媒介文化而非技术作为融合主体，考察新旧媒介在冲突中对话、在协商中共谋的动态，探索不同媒介共通之处，为搭建媒介之间的对话平台，促进媒介文化深度融合提供启示与方法。广义上，媒介间性涉及到对多种媒介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研究，与媒介融合不同，媒介间性探索新旧媒介互动传播的客观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媒介的融合路径与格局提出建议。狭义上，媒介间性研究将每种媒介均视为具有独特内容生产体系与文化特征的个体，关注媒介在深度融合过程重构传播格局的过程，如：新旧媒介如何在重大事件传播中重新定位，进而形成传播合力；新旧媒介在互动过程中如何超越主体限制、融合不同社群的话语，形成更为广泛的共识；新旧媒介如何相互促进，转换固有角色，重塑媒介形象，形成更强大的公信力。在新旧媒介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媒介间性重点考察新旧媒介在冲突中对话、在协商中共谋的动态，以及新旧媒介弥合话语裂痕与观念鸿沟，合作共建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过程。因此，在融合大范畴之内，媒介间性能够超脱以往技术偏向的融合话语对新旧媒介关系的宽泛解释，同时区别于一直以来在文学艺术研究中的批判模式，通过对新形势下媒介生态与传播格局的参与观察形成新的理论空间。
媒介技术论文范文4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核心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研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常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意。
与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研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与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问题，如果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常常与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与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媒介技术论文范文5
关键词：媒介技术；哲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N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812-2485（2012）03-026-1
麦克卢汉是加拿大著名的传媒学家，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名噪一时，甚至有人将他与马克思、达尔文相提并论。“媒介即是讯息”，是麦克卢汉阐释媒介现象的惊人之语。这一论说彻底抹平了媒介哲学中能指与所指、表达形式与被表达内容之间的根本差异,突显了理解媒介问题的主体性张力。但其媒介决定论又让思想混乱，哲学蒙羞。循着麦氏的思想轨迹，我们既能透过媒介与主体、能指与所指、符号与内容等一系列复杂关系，领略隐在媒介现象之最幽深处的无限风光，又能发现麦氏在媒介与社会生产、生活之关系中的屡屡失语，几近梦呓的荒诞。
1 媒介即信息――技术的社会建构意义
传统技术观认为，技术只是一种运载物质或信息的工具，它并不能决定或改变它所运载的东西。麦克卢汉认为，这种技术观遮蔽了技术的本质特征，忽视了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及对人的生活和心理等方面的影响。人们过分关注技术所带给我们的内容，而忽略了技术本身，对技术本身表现出了一种麻木。麦克卢汉认为技术最重要的方面并不是根植于与文化内容有关的各种问题，而是在于文化传播的技术。他认为，内容夺走了我们的注意力,损害了我们对媒介(技术) 本身的理解，甚至损害我们对媒介(技术) 的感知。麦克卢汉一而再， 再而三地坚持认为，探究媒介技术影响人类的感知的方式，构成了面对今天媒介技术研究的最为重要的理论问题。麦克卢汉试图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内容引向媒介技术。
在麦克卢汉的技术哲学思想里有一个重要的“媒介定律”。所谓媒介定律是指:所有人工物，无论是语言、法律、思想和假说, 或是工具、衣服和电脑都是人的躯体或大脑的延伸。人，作为制造工具的动物，长期用制造工具这种方式使他的这部分或那部分感觉器官得以延伸，而一部分的器官的延伸又会干扰到其他感官和官能。但是，在经过感官体验后，人们都疏忽了去观察这些延伸了。
电子媒介使声觉空间放大，大众媒介使印刷过时，大众媒介在全球范围内再现了昔日部落存在的成分，这些媒介最终发生了逆转，它们逆转为一种非常独特的电子环境，这种电子环境是数字在线时代，是数字时代的互动能力，是它对守门人功能的削弱。
麦克卢汉的媒介定律旨在提供有效的手段，使我们能确认技术、媒介和人工物的属性及我们使用它们时所带来的影响。这些定律不依赖任何科学观念或科学理论，它们是经验性的, 是用来切身感知使用这些普通人类工具和服务的有效途径。它们适用于一切人工物，不论是硬件或软件，不论是诗歌风格或哲学体系。
2 数字媒介技术的哲学思考
数字媒介，简言之就是以数字化形式传递信息的媒介。计算机网络、软磁盘、光盘、数字电话、数据库等都属于数字媒介。“在数字时代，传媒最本质的变化就是数字化，也就是说，数字技术成为当代各类传媒的核心技术和普遍技术。”数字化技术同时又是一种语言，一种不同于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新型技术语言，它正迅速地变革我们的媒介。罗杰•菲德勒在《媒介形态变化》中谈到语言在媒介中的角色时写道：“现在，一种新的并且相当不同的语言种类――数字语言，正作为另一种变革的催化剂出现了。”数字媒介技术的新特点主要表现在双向互动、无限复制、开放兼容和虚拟性等方面。
双向互动性。人类最初的口语交往是一种原始的双向互动交流，随后的文字、印刷技术的发明， 世纪电话、电报以及 世纪电影、广播和电视的媒介技术应用，一方面拓展了媒介传播时空性，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单向传播的等级性和权力象征。电话的最初功能是为有钱的人提供信息服务，即使是今天的电话也不过是拖延了空间性而言，其交互性甚至远不如原始的口语传播（可视电话可作为一个特例）。数字媒介突破了以往的单向传播模式，使任何人都能参与到由点到面的传播网络中去，传播的“去中心化”使传播者和受传者没有明显的差别。从传播的内容、场所、形态都具有双向互动性，且存在着三个不同层次的互动性：导航性互动、功能性互动和适用性互动。
无限复制性。尼葛洛庞蒂说过，理解数字化生存的关键就是理解原子和比特的差别。信息被数字化为和的组合后，任何人只要拥有和掌握相关的手段，就可以再造无数个完美的复制品，而且原来的物品完好无损，这是原子形态物质无法做到的。
开放兼容性。数字媒介系统是个开放的系统，技术上的每次升级换代都把传播的范围大为延伸，使信息者有更多的平台选择，相应地接收者亦可通过多种数字化终端进行接收。后代的技术都把前代技术包融在内，在制式上兼容，处于网络中的个人电脑更是把各种音频、视频、图像和文字传输融于一身。
虚拟性。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虚拟现实这个术语已经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词汇表中。从更宽广的意义上讲，电话最先给我们打开了通向虚拟世界的大门，我们在通话的时候有一种同在又异在的时空幻觉。数字技术带来的却是真实的虚拟现实，我们进入这个数字技术构建的虚拟空间如同在现实的物理空间，我们可以进出于虚拟社区、虚拟医院、虚拟图书馆，虚拟化身在虚拟环境里进行日常生活式的交流。虽然现在的虚拟现实还显得笨拙和卡通化，但是技术上的一旦突破，这一切都离我们近在咫尺。
3 结束语
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还表现在劳动时间和自由休闲时间上。如果说科学技术的发展缩短了劳动时间，那么可以说数字媒介则延长了自由时间。科技创新和进步提供了自由休闲时间的可能性，数字媒介技术则把它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数字视听媒介把丰富廉价的娱乐节目搬进家中，让人流连忘返，轻巧的鼠标一点，电脑立刻把人带进信息的海洋，让人在那里徜徉。数字媒介就像私家车，方向盘永远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且不怕山高水深，任人驰骋。总而言之，数字媒介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性化的技术，只有它才能满足身和心的双重需要，从而最终体现人性和社会性的完美结合，使人真正全面而自由地发展。
参考文献
1 宋奎波. 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技术思想研究[D].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2008.
2 沈默. 论媒介技术的本质与历史演变特征[D].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2008.
3 周长富. 麦克卢汉媒介技术哲学评述[D].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2009.
4 詹莉芳. 试论哲学文化视镜中的媒介技术观[J]. 文化学刊,2010(3).
媒介技术论文范文6
关键词：保罗.莱文森；麦克卢汉；媒介环境学派
1 麦克卢汉与保罗.莱文森
马歇尔.麦克卢汉：加拿大哲学家、教育学家、文学批评家、传播学家，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麦克卢汉以“地球村”、“媒介即讯息”等振聋发聩的言论名震全球，被称为20世纪的先知，主要代表作有《理解媒介》、《机器新娘》、《古登堡星汉》、《媒介定律》等。
保罗.莱文森：美国媒介理论家，被称为“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其充分运用学术、科幻著作、媒体评论甚至音乐来展现和阐释他的媒介观，主要代表作有《手机：挡不住的呼唤》、《数字麦克卢汉》、《莱文森精粹》、《软利器》、《新新媒介》等。
2 媒介环境学派
媒介环境学派主要研究媒介本身的功能和属性，关注技术、环境、媒介、知识、传播、文明的演进，主张泛技术论、泛环境论、泛媒介论。媒介环境学派的奠基人是伊尼斯，代表作为《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伊尼斯认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各自的偏向，大体上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例如广播能够传通万里，覆盖广大地区，因而很明显带有空间偏向，但由于“广播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而打破了阶级界线，因而有利于集中化和”。[1]
麦克卢汉受伊尼斯的影响，提出了“媒介即讯息”、“媒介即人的延伸”等观点来分析媒介所具有的感官偏向性。在麦克卢汉看来，在各时代真正有意义的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和它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麦克卢汉认为，“文字和印刷媒介是视觉的延伸，广播是听觉的延伸，电视则是视觉和听觉的综合延伸。”[2]史前人的听觉文化在感觉上是具有统合性的，因而其感觉能力大体上是平衡的；而从口语转向具有视觉偏向的文字和印刷媒介，实际上扩张的只是视觉，这种感觉分离会造成人的总体感觉能力的下降；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综合延伸了人类的各个感官，使人又重新回到了感觉平衡的状态。
尼尔.波兹曼的所提出的“媒介即隐喻”也是关注媒介的重要言论。波兹曼认为：“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往往不为人所注意”，[3]人们在使用媒介的时候更多关注的是媒介中传达的内容，而往往不会关注媒介给自己的大脑带来了什么影响，更不会关注媒介对自己认识世界的方式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因而，媒介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往往会被忽视，成为隐喻般的存在。波兹曼留恋以印刷术为代表的书面文化，对新技术带来的电视文化充满忧虑，他认为电子使人们进入了“娱乐至死”的年代，也导致了“童年的消逝”。作为波兹曼的嫡系弟子，莱文森的观点与波兹曼的技术悲观主义相左，他认为技术的发展会给人带来更好的体验。
3 保罗.莱文森对麦克卢汉的继承与发展
作为麦克卢汉的私交弟子，莱文森是一名技术乐观主义者，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麦克卢汉的思想，并对麦克卢汉的思想在进行了批评、修正和发展。
麦克卢汉认为每一种新媒介都把某种旧媒介作为自己的内容，他与其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媒介四定律”，即任何一种媒介的冲击力和发展都包含以下4个问题：
⑴它提升和放大了社会生活的哪一个方面？
⑵它遮蔽或使之过时的是什么东西？也就是说，它遮蔽的是它来临之前受到欢迎或地位突出的什么东西？
⑶它再现的是什么东西？
⑷当它走完生命的历程、潜力登峰造极之时，它逆转为什么东西？
在麦克卢汉“媒介四定律”的基础上，莱文森提出了 著名的三段论，即每一种媒介的发展经历了发展玩具、镜子和艺术三个阶段。在技术文化的初期，技术占绝对主导地位。一种新技术出现的时候，人们不关心它所能带来的实际价值，而是对这个新技术本身充满好奇，“情节、人物刻画、少得可怜的内容都扮演辅助角色，只是为新技术、新玩意服务，实际上不过是技术低调的载体而已”，[4]这就是技术作为玩具的阶段。在技术经历了作为玩具的阶段之后，便进入了镜子阶段，这时候的技术开始强调真实性和准确性，而作为艺术的技术则将前两者集于一身，既能反映现实，又超越现实，成为现实的抽象与重构。从电影的发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媒介从玩具到镜子再到艺术的演进过程。人们刚开始看电影，并不是因为它的内容如何吸引人，而是觉得好玩，因为人们平时熟悉的东西突然在一个媒介中动起来了。不久之后，吕米埃兄弟在巴黎的剧院里放映了他们实况拍摄的《火车进站》，观众们不停地躲避和惊叫，仿佛火车正向他们迎面而来。这时的电影，人们已经把它当作反映现实的镜子，人们对电影的欣赏己经成为对内容的欣赏。此后电影又运用剪辑手法完成了电影从现实记录到通俗艺术的转变。
麦克卢汉与莱文森对于媒介进化虽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但是两者有其共同之处：那就是媒介进化并不一定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而有可能是一个同时并存、叠加的过程。例如电视的出现是以电影为内容，但是作为旧媒体的电影却并没有消失，而是依旧在发展。
麦克卢汉被称为技术决定论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麦克卢汉在解释“地球村”时所提出的人类社会所经历的“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观点。在麦克卢汉看来，原始社会人们主要依靠口语传播进行面对面交流，在口语传播的同时还配合以各种手势、表情等符号语言来传递信息。在这样的信息传递过程中，人们必须充分调动一切感官参与到信息交流中来，这就导致人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整体世界。之后，文字的出现延伸了人的视觉，打破了人们的感官的平衡，削弱的人的听觉和触觉，放大了视觉，导致人们用线性的视觉价值和分割意识取代整体互动并导致了个人主义的出现。此后，电子媒介的出现使人的感官重新进入平衡状态，人类进入“重新部落化”的阶段，世界也由此变成了一个“地球村”。
在人类社会“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进程中，麦克卢汉认为技术起着决定作用，而“人“的作用则被弱化甚至忽略不计了。莱文森作为一个技术乐观主义者，也强调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其在技术发展的历程中，其看到了“人”在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从而提出了技术的进化的“人性化趋势”以及“补救性媒介”理论。
莱文森认为，人类技术开发的历史说明，技术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像人，技术在模仿、复制人体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管束媒介进化的“小生镜原理”，“即一种媒介的存活系数与前技术人们交流环境的接近程度有关系。一切媒介的进化趋势都是复制现实世界的程度越来越高，甚至其中一些媒介与真实的传播环境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和谐一致。”[4]莱文森这里所指的“前技术”是指口语传播时代，也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部落化时代。从莱文森的理论中不难看出其对“人”的强调，越是接近人类原始传播模式的技术越是能够继续发展。此外，莱文森还提出了“补救性媒介”理论，“补救性媒介”理论是建立在“人性化趋势”基础之上，主要用以说明“人”在媒介演化中的理性选择。莱文森指出任何一种后继媒介都是一种补救性措施，都是对过去某一种媒介的补救和补偿，而这种补偿是建立在人类对信息跨时空、精确性以及符合史前小生境的追求的基础上，媒介在这种补偿机制的推动下，越来越符合人的需求，最终媒介呈现人性化的发展趋势，即媒介将越来越能够满足人的这些追求，并将这些满足的可能性体现于媒介自身。
4 结语
“人性化趋势”和“补救性媒介理论”可以说是莱文森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最大的发展与创新，这两个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为媒介环境学派摆脱了纯技术决定论者的头衔。因为，在莱文森的媒介理论中，我们能够看到：技术是受人主导的。web2.0时代，更是应证了莱文森的这些观点。
目前，互联网上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参与内容生成，网站的内容通常都是用户，用户既是网站内容的浏览者也是网站内容的制造者，与此同时，用户与用户之间的交流代替了人机交流，使人们的线上交流更接近于线下的真实交流，这满足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社交需求，例如豆瓣、人人网、微博、微信等都这些web2.0时代的代表，都是为人们提供了在线交流的平台。基于这个平台，还发展出了基于人的社交需求的应用，比如红极一时的开心农场、抢车位等。此外，一些传统媒介也开始与新媒介相结合以增加其与用户之间的交流，比如一些纸媒都已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安了家。以此为关照，这些媒介早已在莱文森的“人性化趋势”上越走越远，复制真实世界的程度越来越高，力图为人们创造出一个类似现实的生活环境，让人类重新回到原始的传播模式中，而未来媒介的发展方向也必是更多地关注人的需求，在新旧媒介之间以满足人的需求为目的寻求新的融合。
[参考文献]
[1]伊尼斯，何道宽，译.传播的偏向[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