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家范文1
1.认同与国家认同概念
认同（identity），即“我是谁？”。最早由弗洛伊德通过精神分析法将其引入到心理学范畴进行思考。以弗洛伊德为基础，艾克里森提出“自我心理学”并认为“认同”是连续而有阶段性的心理社会发展过程，是人通过在社会交往中显现出的差异性而产生一种自我认知、自我界定，对自身特征的认识。而随着国外由逻辑实证主义向关注本体的人文主义学术思潮涌现，关于“认同”的研究更成为人文学科的研究热点，成为当代学术界一大流行词汇， 并聚焦于民族（族群）、国家这类社会群体。事实上，在全球化时代，人们生活在一个“多样”、“流动”和“断裂”的社会环境中，思考自己是谁以及自己属于什么群体显得尤为重要，而寻找自身的国家认同常常处于弗洛伊德式“自我反省”的首要地位。对于权力机关而言，在越来越“平坦”的世界中，各民族、国家都在努力弘扬传统文化、夯实认同基础，以增强民族国家凝聚力。”
国家认同是人民对自己国家成员身份的接受， 是一个包括许多成分的复杂心理结构系统， 这些成分可分为认知成分系统、情感成分系统。认知成分系统指包括国家人群的地理分布和区域、历史传统等的了解和认同。情感成分系统指人们对于国家和人群的情感、情绪和评价等， 如对自身国家和人民的依赖程度、归属感、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等。在一定程度上，国民对国家的认知与其对国家的情感紧密联系。而国家认同与社会秩序关系紧密，国家认同的水平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因此，通过国家教育增强国民对于国家知识的认识有助于增强国民对于国家的归属感，促进国民凝聚力的形成。本文探讨国家教育的空间载体——学校空间、课程（尤其是地理课程）对于塑造学生国家认同的作用。
2. 学校教育与国家认同的再生产
从空间生产角度出发，学校空间对学生国家认同的再生产有重要影响。自空间哲学家列斐伏尔提出“空间的生产”以来，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再现（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再现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及三者关系背后的社会关系分析成为认识社会空间的最重要视角。诚然，在后现代地理学的空间思维中，文化已经成为了空间的“隐喻”（metaphor）。在实质空间层面，空间乃权力与知识等文化要素转化成为实际权力关系之处，权力透过空间的构筑与使用而运作。从微观层面来看，空间权力运作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学校作为以传播知识与文化的正规场所（institute）一直受到微观政治学者的关注。在文化学家葛兰西看来，“学校既是经济机构， 又是文化机构。学校通过把某些群体的知识确定为用以生产或分配的合法知识，而把其他群体的知识和传统视为不适合于学校的知识，从而有利于再生产处于支配地位群体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形式”。即主流群体通过对知识选择权的控制，建立主流与非主流文化之间的边界从而实现主流知识的再生产。同样地，后现代主义课程论专家阿普尔（Michael Apple）认为，主流群体、国家、意识形态正是通过“霸权”（hegemony）对学校教育进行控制，而“隐性课程”（latent course）的存在正是社会主流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主要方式，即“什么知识才是最有价值”已经被“谁的知识最有价值”所代替。确实，学生在接受学校教育的过程实质上是社会化的过程，是由“家庭人”到“学校人”再到“社会人”的转变 。
本质上作为一种社会与文化的建构，认同从来都不是稳定或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地被“创造”和“操纵”。人的日常体验，社会关系，以及对地方知识的学习都会影响其对地方认同的强度。2011年《中国大学生的国际观调查分析报告》首次，调查显示地理教育对学生的世界意识及国家意识影响深远，地理学课程成为学生认识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途径。事实上，地理教材对于学生对国家及地方认同的塑型具有重要影响。Tatjana使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利用斯洛文尼亚地理学教材对斯洛文尼亚学生形成“欧洲观”分析发现，地理教育通过在标准教材大量使用关于带有“欧洲”话语色彩的内容，因而对学生形成“欧洲观”具有积极的意义。确实，地理教育由于其对于地理事物空间分布的阐述、地方文化的客观尊重、人地关系的辩证观、空间的相互作用及差异性知识的传播，因此其对地方及国家认同塑造的功能得到了学者的一致认可。
二、 研究目的意义与方法
1.目的意义
回看中国大陆，目前对于教育与学生社会化的研究已经逐渐得到关注，其成果主要集中于教育社会功能（衍生功能）的探讨，其中少数民族教育与国家认同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总体而言，目前中国大陆的研究主要关注与“教育”大概念下对于学生国家认同的塑造，通过单一学科来了解学生在学校空间中进行认同再生产的机制的较少，而从地理学科教育的角度出发的更是鲜见。
基于认同自身的历史动态性以及学校空间的对认同的再生产能力，从地理教育对塑造学生国家认同的视角切入，通过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以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教材为例，探讨地理教材对其国家认同的塑造能力，以其在理论上对补充目前国内对于地理学与国家认同交叉研究成果，在实践上也为地理教育培育国家意识，更大程度地发挥地理教育的社会功能进行有益的探索。
2. 研究方法
选择高中阶段地理教育为考察对象，从认同型塑的可能性及强度而言，中学教育于认同有着特殊的型塑意义，处于11～20岁的青少年是认同的敏感期，认同可塑性最大。学校教育过程的实施，是教育者运用一定的教育途径、教育内容、教育手段，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教材作为教育内容的核心部分，是教育者开展教学活动的主要依据。因此选择从教材环节出发，由它所体现的对国家认同的建构比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高中阶段地理教育的总体状况。
目前我国高中地理教育所使用的国家认定教材有四种版本，其中使用最为普遍的是人教版新课标高中地理教材，此套教材的知识维度、思想文化内涵维度、教学维度，以及教材特色维度在国内都属于领先的意义。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对高中地理教材（必修一到必修三）中文本及图像的地名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通过将关键词在不同空间尺度中的归纳，形成教材中地名关键词的出现数量的对比性分析，以期反映主流教材所体现的培养学生国家认同的价值取向。
三、地理教材的地名词频分析
对地方认同而言，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一是整体上的认同，以一个国家为单位，在国与国之间的对比中的认同，即国际视野下的中国。二是具体化的认同，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自然环境和人文风情在各区域差异大，按省份划分，各省份都独具魅力，各有精彩，这就有了地方认同，即中国视野下的地方知识差异。三是本土化的认同，即从身边的地理现象、地理事物出发，认同本土的所有，这一维度更多是出现在校本教材上，在统编教材上不具备代表性。故本研究从前两个维度解剖地理教材。
1.国际视野下的中国
通过对人教版高中地理教材必修一到必修三进行文本分析，以“中国”及其地理要素作为参考系，与各大洲的关键词及其地理要素做出词频对比可知，“中国”元素占总词频的62%，而其它大洲共占38%。这说明地理教材的编写以“中国”元素为主，同时兼顾“国际”元素，通过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地理知识的对比而形成的差异性知识将有利于学生在国际视野下逐渐形成对于中国的理性国家认同。
差异性是产生认同的根本方式。从表2可以看出，在全球性地理知识的介绍中，北美与欧洲的地理知识占绝对的话语权，由词频所体现的教材中欧美地理知识共占所有国外关键词词频的61.54%。而中国所在的由东亚、南亚、东南亚、中亚及中东地区所形成的“亚洲组团”共占的比例仅18.48%。可见，在人教版高中地理教材中，“中国”元素大多在与欧美地理元素的对比中强化，“中国意识”在对比强化中同步被逐渐型塑、增强。
2.中国视野下的地方知识差异
国家认同不仅可以通过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地理知识差异性中习得，同时也能在国内的区域性知识差异中得到深化。以省为单位统计教材中在其空间内出现的地理要素关键词频数得出（表略）。首先，“中国”作为出现频数最多的关键词，说明教材编写中充分体现“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意识的体现，是让学生形成对中国更深刻理解的重要途径。其次，在“中国”统一的国家意识背景下，不同区域知识的强度存在差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京、辽宁、上海、江苏、广东、内蒙、四川、河北及黑龙江等省份的地理关键词获得较多的出现次数，即区域知识强度较大。这与我国目前“北、上、广”几大城市的经济影响水平，以及辽中南、黑龙江等重工业基地的历史影响密切相关。相比而言，澳门、香港、海南、宁夏、江西、贵州、广西及青海等省份和地区的关键词出现频率较少。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尝试将地理教育与构建国家认同功能进行综合考察，引入空间生产、微观政治以及课程论等理论思想进行论证，验证“地理教育是构建国家认同重要途径”这一理论观点。同时利用文本分析中的关键词词频归纳分析方法，以高中地理人教版的必修一到必修三教材为分析对象，执行实际的实证研究，了解目前地理主流教材中对“中国国家”这一概念的塑造强度。通过研究可发现“中国”认同通过教材的“全球视野下”及“地方知识间”两个维度上同时进行构建。
“中国”认同在与世界其它地区及国家地理知识的对比中得到强化。从世界中看中国，通过与其它国家地理知识的比对学习与案例引进，让学生在国家的差异对比中增强对于“国家”差异性的意识，从而增强对自身祖国的认识深度，强化对中国自身的认同。
地理学家范文2
一、行政监督理论
建立在“天赋权利”、“权力恶”、“社会高于国家”等观念基础上的近现代西方国家监督制度理论，对权力制约与监督进行了大量、理性的思索。由洛克、卢梭等人阐发的在民论，成为之后以制约权力为目的的种种分权学说的理论基础。洛克还提出将分权制衡作为一种政府组织的建构原则，这一原则在美国的建制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分权制衡论由此成为西方国家监督制度的核心思想。西方其他监督理论还包括法治论、有限政府论、自由主义理论、“滥用权力”论、多元民主论等。当代中国监督制度的主要理论依据是议行合一说和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观。邓小平对新中国30多年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与总结，系统提出以权利制约权力、以适当分权制约权力、以法制制约权力、以公开与监督制约权力、以素质制约权力等权力制约与监控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观。
国家土地督察制度作为我国行政监督制度的组成部分，应以马克思主义监督理论为指导，同时注重吸收西方监督理论的进步成分：（1）在以市场配置和放权让利为基本取向的改革不断深化的形势下，土地行政管理权力滥用的可能性趋于扩大，加强土地行政监督势在必行。（2）土地监督制度设计一方面要注意保障民主和公民的土地权利，以民主和权利制约权力，另一方面要丰富监督方式，扩大行政内部和外部监督。（3）现代社会的权力制约和制衡具有向横向、纵向和社会的多维度发展的趋势，土地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在扩大地方政府权力和利益的同时，必须加强纵向的监督和制约，防止权力滥用特别是权力失控。（4）土地权利具有公权性质，国家拥有对土地的最终管理权和决定权，土地的国家监督是保证该权利实现的基本制度安排。（5）权力制约与法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加强土地监督法治建设，是建立和实施国家土地督察制度的前提和保证。
二、政府监管理论
政府监管理论兴盛于20世纪70年代，但其研究主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自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几百年来经济学、政治学、行政学、法学等研究的重点之一。长期占据西方经济学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认为，建立在“经济人”理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是有效率的、均衡的，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最终有效地促进了社会利益，市场自身会解决一切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使传统的市场经济制度神话遭到破灭，以倡导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凯恩斯理论应运而生。此后，有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争论延续至今。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市场机制无法有效配置社会资源和无法解决效率以外的非经济目标，导致市场失灵则主要有外部性、公共物品问题、信息不对称、垄断经营等原因。市场失灵提供了政府监管的必要前提，但并不能构成充分根据。政府失灵也是普遍存在的事实。政府失灵主要表现为公共政策失效、政府组织的低效率、寻租等。
土地和土地利用的特殊性使得土地监管成为政府监管的主要内容之一：土地的“准公共物品”属性使其在市场机制下难以得到有效保护或供应；土地利用的外部性问题较之其他资源的利用和产品生产更加突出；土地经营利用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问题增加了国家粮食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风险，等。政府土地监管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监管失灵”的问题，如：由于信息不对称、不完全和制订政策的复杂性等，容易造成土地公共政策失效；由于地方保护主义、自利动机的影响，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可能缺少保护耕地、生态用地等公益性用地的积极性，导致保护不力；政府官员的官僚作风与无处不在的寻租行为和利益集团影响相勾结，可能导致土地用途随意变更，侵害土地公共利益，等。
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在我国特有的土地管理“体制性失灵”问题。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无论是国有土地还是农民集体土地，其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主要归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成为事实上的“土地所有者”。这种身份使其在全国统一市场中更多地扮演了市场竞争的参与者而非监管者角色，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也由政策执行者更多地变为利益博弈者的关系。其结果，市场机制的各种缺陷，如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等等问题，地方政府土地行为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针对这种“体制性失灵”，有必要按照政府监管理论重新审视中央与地方的土地管理关系，加强和改进对地方政府土地利用和管理行为的监管。
三、府际关系理论
20世纪80年端于英美的新公共管理改革，推动了全球范围的公共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在以公共治理的市场化和社会化为基本特征的行政改革浪潮中，地方分权、府际合作和多中心治理成为府际关系调整和发展的共同取向。世界各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变迁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联邦制国家呈现由分散向集中的发展趋势，而单一制国家则呈现由集中向分散的发展趋势。这种以纵向分权、彼此制衡、相互合作为基本特征的国家结构名异实同的发展趋向，对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实行中央高度集权体制。改革开放以来，以放权让利和实行差别化区域政策为主要特征的地方分权改革开始启动。经过30年的改革，传统中央集权体制有所松动，地方政府自力空间显著扩大，但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中央政府仍然具有浓厚的集权色彩，但并不拥有足够的支配权力；地方政府在事实上分得了部分权力，但却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府际关系存在着“讨价还价，互相攀比”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问题，导致中央重大决策在地方执行中走样。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改变中央集权过度问题，实行中央与地方适度的分权体制，同时完善中央的宏观调控和监管体制，实现中央与地方之间分权分工、协调合作的良好关系。
中外府际关系的改革实践及相关理论，对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土地督察制度具有重要借鉴作用。（1）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和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地方分权趋势不可逆转，包括土地管理体制改革在内的任何改革都只能顺势而为。（2）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地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仍然发挥着其他要素无法替代的关键作用，这决定了土地管理地方分权的必要性。同时，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中央政府必须保持对全
国土地资源利用的有效的宏观调控能力。（3）要克服“一统即死，一放即乱”的怪圈，构建土地管理中央选择性集权体制看来是很有必要的。具体来说，应当明确哪些权力必须由中央政府行使，由中央政府一竿子插到底；对需要中央政府决策而由地方政府执行的权力，可以通过加强监督的方式进行管理。国家土地督察制度的建立无疑体现了这种现代管理的要求。其实类似制度安排，在任何现代民族国家都是必需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治理来说就尤其必要了。
四、利益关系理论
地理学家范文3
马尔康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四川盆地西北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部，面积6633 平方公里，是阿坝州州府所在地。马尔康历史悠久，根据县境内发现的哈休遗址、孔龙遗址等，马尔康现今卓克基土司官寨、碉楼及村寨。
的历史可追溯到遥远的新石器时代。马尔康县是以藏族为主，羌、回、汉等15个民族和睦相处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据2006年统计，总人口5.47万，其中，藏族39176人，占人口总数71.91％，主要居住着嘉绒藏族。“嘉绒”系藏语“夏嘉尔摩查洼绒”的简称，意为“东方女王谷”。
历史上马尔康等地就有“千碉之国”的称誉，汉文古籍《后汉书》中有对碉楼的记载。碉楼因其建造的年代、地域、形状、高度、位置以及建造者身份的不同，而有各自的功能和意义，曾经发挥过烽火台、军事防御、避难所、界定边界、宗教场所、储藏室等功能，同时碉楼也是当时土司权利和地位的象征。据不完全统计，马尔康县目前共存有61座完整碉楼及760余座碉房，其中八角碉楼3座、六角碉楼2座、五角碉楼2座，其余为四角碉楼。在马尔康县境内这些经过几百年后仍然屹立的碉楼中，我们看到了精美的土司官寨碉楼、罕见的五角碉楼、残缺的六角碉楼、雄伟壮丽的八角碉楼，看到了保存完整的房碉(指与楼房相邻的碉楼)和大量仍在使用的碉房(指修得像碉楼的楼房)，以及墙面上有精美艺术作品的碉楼。
卓克基土司官寨及四角碉楼
马尔康是以原嘉绒藏族18土司中卓克基、松岗、党坝、梭磨四个土司属地为雏形建立起来的，亦称“四土地区(指四个土司地区)”。这些土司在其区域内的权利和地位，修建土司官寨和碉楼曾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修建，甚至下令辖区内甚至邀请其他土司辖区的能工巧匠参加建设，因此土司官寨和碉楼建造技艺精湛，雄伟壮观，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嘉绒藏族石砌楼房和碉楼建造技术的最高水平。
卓克基土司官寨及碉楼位于马尔康县以东7公里卓克基镇西索村。卓克基土司始祖是公元1286年执政的斯达奔，从斯达奔执政到解放时，其家族共计十七代。卓克基土司始祖斯达奔是第三代梭磨土司日迦查完特的三子。第三代卓克基土司南卡乓（公元1401年至1447年间执政）协助宗喀巴大弟子之一的察柯?阿旺扎巴创建了位于卓克基土司官寨以南的察柯寺；第五代卓克基土司甲尕尔乓（公元1512年至1571年间执政）和砍竹喇嘛罗尔伍创建卓克基土司官寨附近的西索寺庙，庙内建有喇嘛罗尔伍的灵塔；历代卓克基土司中有两位女土司，分别是第十一代土司雍忠哈姆（公元1818年至1843年间执政）和第十三代土司仁青旺姆（公元1873年至1891年间执政）；第十五代土司钦日斯旦巴迦木措（公元1894年至1910年间执政）为黄教喇嘛，不娶绝嗣，1912年由汶川第二十二代瓦寺土司索代兴之子索观瀛（藏名三郎泽郎）继位，任第十六代卓克基土司。
末代卓克基土司是第十七代土司索国坤。1935年7月，、及中央机关长征途经卓克基土司官寨，并在此休整部队多日。2005年，国家相关部门拨款，由当地居民在原有基础上维修卓克基土司官寨，经维修后卓克基土司官寨成为展示红军长征文化和嘉绒藏族地域文化的博物馆。
根据对马尔康县境内卓克基、松岗、党坝、梭磨四个土司官寨碉楼的调查研究发现，除卓克基土司官寨碉原为九层，后拆至五层外，其余属于各土司的碉楼都高达九层，而其他非土司的平民碉楼都在七层以下，这正好与汉文古籍中“王者居九层”的记载相符。当我们看到英国人J.W.布鲁克拍于1908年的卓克基土司官寨及碉楼的照片时，我们可以了解到100年前卓克基土司官寨碉楼远远高出官寨高度，应是九层高碉。
松岗土司官寨碉楼
松岗土司官寨四角碉楼位于距离马尔康县城以西16公里的松岗镇卧龙山冈上。最早的官寨于公元634年由松岗土司始祖盘热（又名柯盘）组织修建在松岗盘果山梁，盘热是象雄地区一个首领的后代，是被吐蕃王朝派到嘉绒地区的军事首领。盘热的一个儿子在松岗继政，另一个儿子绰沃斯甲成为绰斯甲土司始祖。
约于公元1254年，即南木尔甲执政期间，官寨从盘果山梁搬迁到松岗卧龙山冈上，该官寨原名“松岗南木尔甲尼麦彭措宁”，因官寨在南木尔甲、尼麦、彭措这三位首领执政期间，即公元1254年至1401年间修建并完善故名。从公元634年松岗土司始祖盘热到1950年止，松岗土司家族传了二十五代（为不完全统计，因为前后有共计633年的历史无资料可查）。斯甲莫赤博执政期间(公元736年至791年)，藏族大译师白若杂纳来到松岗，并于公元780年，将原松岗直波苯教寺庙改为藏传佛教宁玛派寺庙，取名直波罗尔伍宁。
现位于松岗卧龙山冈上的松岗土司官寨已毁，还余两座四角碉楼，分别为东碉和西碉。东碉外观完整，雄伟壮观，共九层。
东碉坐东向西，入口位于碉楼西部墙面。东面墙体有一个用白石镶嵌在墙面上的牛角图案。
西碉位于原土司官寨以西，与东碉遥遥相望，共九层。西碉坐西向东，顶部已经破损，无翘角。东面墙体共有上下两道门，与东碉入口相对。该碉楼的底部四周墙角破损。在战争中，遇到危险时，人们就可以躲进碉楼，碉楼内的人员可以通过暗道到河边取水。土司官寨碉楼除在战争时代起到的防御作用外，还有储藏珍宝的功能。该碉楼在当地被称为“卓科”，“卓科”意为藏宝室，据说碉楼是土司储藏珍宝的地方。
当然，历史上土司官寨碉楼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那就是土司权利和地位的象征，只有土司的碉楼最高大，只有土司的碉楼角数最多，也只有土司的碉楼最精美。
党坝土司官寨碉楼
党坝土司官寨碉楼位于马尔康县党坝乡尕兰村。在党坝土司格勒（公元1658年至1693年间执政）之前，党坝为土舍，从格勒土司开始共有十二任党坝土司。其中有两位女土司，分别是泽郎哈斯基（公元1894年至1926年间执政）和末代党坝土司三郎旺姆（公元1946年至解放执政）。党坝土司官寨碉楼原有两座，即东碉和西碉，土司官寨和东碉毁于1933年。
两座碉楼原先分别位于党坝土司官寨背部两侧。目前余西碉，西碉外观完整，雄伟壮观，为四角碉楼，通高28.8米，共九层。该碉楼坐西向东，入口位于碉楼东部墙面。碉楼顶部有完整的四个翘角，碉顶四角分别有四个摩羯。木碉头像伸出墙外，木雕上方有片石伸出墙外作为顶盖。末代党坝土司三郎旺姆曾计划修复官寨，为此准备了不少的木材。新中国成立后她将这些木材分送给了党坝的九个村寨，用于修建学校。
梭磨土司官寨碉楼
梭磨土司官寨四角碉楼位于梭磨乡木尔溪村原梭磨土司官寨旁，该梭磨土司官寨已毁。梭磨土司官寨原有东、西两座碉楼，分别位于官寨两侧，现仅存西碉。西碉坐北向南，共有九层。梭磨土司先祖是吐蕃王松赞干布后裔玛达赤德的儿子达拉?更确斯甲，他于公元1183 年从阿里来到当时位于刷经寺的老官寨。官寨取名为泽尔登宁；罗尔伍执政期间（公元1301 至公元1354年），他于公元1315 年将官寨搬迁到木尔溪村，取名为梭磨砍尔?罗尔伍宁。自达拉?更确斯甲掌政时起至1913 年土司邓登班玛仁真时期，梭磨土司延续了十六代（为不完全统计，前后有236年的历史无资料可查）。1914 至1950年，梭磨以“流官”形式先后有四人执政，其中包括第九世班禅；在已知的梭磨土司中曾有两位著名的女土司，分别为清朝乾隆二年至二十二年（1737 年-1757年）执政的女土司若尔玛木初和清嘉庆四年至十九年（1799-1814 年）执政的女土司三郎若尔玛。
清乾隆年间，清政府两次发兵到大小金川，得到了女土司若尔玛木初的帮助。为此她不仅得到了清政府的赏封，还得到了乾隆皇帝赐予的一尊" 文官下轿，武官下马" 的牌匾，放置在官寨门前。因为梭磨女土司的名气太大，以至于1896 年5 月，65 岁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第一位女成员、19 世纪著名游记作家伊莎贝拉?伯德在当时的成都听到梭磨女土司的故事后，不畏路途遥远和艰辛，经岷江大峡谷、穿越杂谷脑河大峡谷、深夜翻越鹧鸪山、经过梭磨河峡谷，慕名来到梭磨土司官寨，了解传说中的梭磨女土司和土司官寨。伊莎贝拉于1899 年出版旅行游记《长江流域旅行记》，该书对19 世纪末岷江流域、杂谷脑河流域、梭磨河流域的峡谷风光、风土人情进行了大量的描述。作者在该书中是这样描述梭磨河的峡谷风光的：“这里的峡谷风光让我联想起美国落基山脉峡谷风光一些最美的景色。繁茂的落叶树林、开满鲜花的树丛、悬挂的枝叶、各种不同的植物以及从树上悬挂下来足有5 英尺长的碧绿的松萝使这里的景色更胜一筹。”在该书中，作者还对沿途观察的碉楼进行了这样的记载：“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我也只能对碉楼的功能做一些推测。通过一致论证，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这些碉楼内有两层或三层是由切割出踏板的圆木楼梯连接的。这些楼梯和现在村寨楼房里连接楼顶的圆木楼梯一模一样。有人给我看了一个非常大，做工粗糙的泥缸。这个泥缸是在其中的一个碉楼里发现的，泥缸里面可能曾经存放过水。我认为在近代，碉楼的楼顶很可能用来点燃烽火，但通过详细地考证一些碉楼后，我更倾向于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在碉楼的入口处是由便于移动的石头和泥土堆成的斜坡，这样各种物资通过斜坡搬运到碉楼内，牲畜也通过斜坡被赶进碉楼。人们搬走堆在碉楼外的泥土和沙石后，通过圆木楼梯进入最后的入口，然后把圆木楼梯搬进碉楼。这样，碉楼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避难所。碉楼的底层有牲畜，人则住在碉楼的上层，人和牲畜的粮食也存放在碉楼里。这个理论是通过考证一个村寨的几个碉楼后得出来的。很可能当时的土司、头人或村寨里的富人都有自己的这种避难碉楼。碉楼的建筑风格是远非野蛮人的能力所能及的。”
雄伟壮观的八角碉楼
马尔康有最雄伟、最精美的八角碉楼。分别是位于松岗镇直波村的若布碉楼、噶珠碉楼，以及位于脚木足乡的波学碉楼。若布碉楼位于马尔康县松岗镇直波村，若布碉楼为南碉，距离北碉噶珠碉楼大约100 米。若布碉楼因与若布家相近故名。该碉楼坐西向东，通高29 米，共九层。入口位于碉楼东部墙面。传说在该碉楼顶部有一个印有超长脚印的石板，相传是修建碉楼的大力士留下的，脚印约有成人的一肘长。另据传说，曾经该碉楼与北碉以及莫斯都沟有暗道相通，在暗道内当背水的两人相遇时可以擦肩而过，而不会碰撞。关于碉楼的建造年代，根据法国人弗德瑞克?达瑞根对碉楼木片送样后进行的碳14 测定结果，若布碉楼建于公元1230-1400 年之间。
地理学家范文4
一、先秦创始时期的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先秦尤其春秋战国时代应当说是一部先秦儒学的发生期或酝酿期。而此间的所谓儒学，则又可称之为“原典儒学”或者“孔学”。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贵“仁”。“仁”是孔子哲学思想的精髓所在，也是孔子政治思想、道德思想、教育思想、文献整理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前提。“仁”涵盖了一切善的言行，包括孝、悌、忠、恕、信、恭、敬、宽、敏、惠等许多道德规范。孝者，父母也；悌者，兄弟姐妹也。孝悌之爱所要解决的就是血缘之间的相亲相爱。“今之孝者，以为能养。至于犬马，皆为能养，不敬，何以别之？”此所谓不敬者，则不孝。而忠恕之爱，“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体现的就是忠道。恭就是对人民要恭敬；宽就是对人民要宽容；信就是对人民要讲诚信；敏就是要敏捷，提高办事效率；惠就是惠民之爱。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把这五条做到了，就是仁了。
另外儒家还提倡“礼治”，“礼”内涵着“和”的制度伦理，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礼”从行为规范变成约束人心的内在要求，提升为社会生活的自觉意识。
就人性论而言，儒家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儒家提出的道德修养过程是：志――学――思――行，以此来达到修养的最高境界。
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贵君轻”，提倡统治者实行“仁政”，在对人性的论述上，他认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论”，孟子认为人具有一种先验的善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认为，人能“存其心，养其性”，人应该把存性养性的道德修养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法。
荀子提出的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是以其“化性起伪”的性恶论为哲学基础的，而荀子的“天人相分”的自然观的思想模式运用在人性论问题上自然引导出“性伪之分“的命题。也认为人性恶是天然的，而后天的“善”则是人为教育的结果，这叫做“伪”。“虚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正名》）
二、汉代时期的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他把儒家思想归结为“三纲五常”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思想上的一统维护政治上的统一。他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提出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这很符合当时武帝要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使儒学成为传统主流思想。
董仲舒的人性论是主张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是天使人性有善、有恶。“圣人之性”善，“斗筲之性”恶。这两者是不可改变的，而“中民之性”，是“有善质而未能善”。他说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既然民需要教化才能善，而谁来实施教化呢？当然是统治者，即君王。君王是顺天之意来完成这项任务的。君王要顺天之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把被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完全交给了承“天意”的“圣王”。
三、宋、明理学时期的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程朱理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思想的合称。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朱子语类》卷十三）在人性论和认识论方面，宋明理学把“天理”和人性联系起来，认为“天理”在人心即为“性”，“性即理也”。强调人性本善，后世之人有“贤”、“愚”之分，是由于气禀不同，“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认为“浊气”和恶性都是人欲，人欲横流，蒙蔽了本心，便会损害天理。“无人欲即皆天理”，因此要人们“存天理，去人欲”。要“存天理”，必须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穷理，逐日认识事物之理，积累多了，就能豁然贯通。提出了“格物致知”的思想，倡导“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
地理学家范文5
【关键词】川东北地区；家长；社会交际能力；中学生心理健康
家长自身的素质是制约家庭教育成败的重要因素。福禄贝尔指出：“国家的命运，与其说操纵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掌握在母亲的手中。”这充分说明了家长素质在家庭教育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研究家长的社会交际能力与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也显得稀缺而又重要。家长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所给孩子呈现的为人处世之道、处理事务的态度等都影响着孩子后来待人接物、经世处事的方式，以及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孩子心理健康的形成。
一、被试
针对此课题选取的调查对象是川东北地区的在校中学生及其家长。本研究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川东北地区五所中学的1000名在校生及其家长，其中包括三个乡镇中学，两个城镇中学，学生年龄从11到20岁不等。
二、研究工具
采用《中国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 Mental Health Inventory of Middle-School》Students } MMHI-60，该量表由王极盛教授于1997年编制。它由60个项目组成，分为10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由6个项目组成。这十个分量表分别是强迫、偏执、敌对、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学习压力感、适应不良、情绪波动性和心理不平衡性。总量表反映总的心理健康状况。量表按5点记分，1 }- 5分别表示“从无”、“轻度”、“中度”、“偏重”、“严重”。问卷选取其中40题。总量表与分量表的得分越高，表示所反映受试者心理健康的问题越大。家长的文化素质调查研究采用自制家长文化素质调查问卷，问卷包括社会交际，文化水平，家庭教养方式，文学认知，价值观等五个维度。
三、统计方法：用spss19.0对数据进行相应处理
（一）研究结果
本次问卷调查总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775份，有效率为77.50%。统计分析结果如下：
1. 调查川东北地区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人口学分布特征一（见表1）
2. 调查川东北地区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人口学分布特征二（见表2）
3. 川东北地区家长社会交际能力与中学生心理健康变量的相关性分析（见表3）
（二）分析与讨论
在川东北地区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人口学分布特征的分析方面，调查结果显示调查样本中的大多数中学生都有轻度心理健康问题（如表1所示）；样本中没有中学生存在重度心理健康问题。调查样本的中学生中12岁到13岁之间的有中度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比例明显高于其余年龄段，每个年龄段均反应大多学生存在轻度心理健康问题，样本中没有学生存在重度心理健康问题（如表2所示）。12岁到13岁之间的青少年刚从小学升至初中，相对于小学课业的轻松，初中里学习负担会显得更为繁重些，再就是环境的改变和此年龄段学生在生理上开始进入青春期发育阶段等因素，都可能是造成此年龄段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要更为严峻些的原因或是诱因。
家长的社会交际能力与中学生心理健康总评分、偏执、敌对、人际关系敏感、抑郁、学习压力、适应不良呈显著正相关。学生自出生后生活时间最长的外环境是家庭，接触最多的是家长，家长的言行举止是孩子行为认知的首要模板，家长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所给孩子呈现的为人处世之道、处理事务的态度等都影响着孩子后来待人接物、经世处事的方式，以及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孩子心理健康的形成。
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有着显著的特殊性，家长应重视处于这一时期学生的心理状态，在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给予更多的关心与帮助，在与中学生日常的相处过程中，家长应注意自身的言行举止，避免给孩子带来负面的影响。针对中学生突出的心理问题，家长应积极采取措施，及早纠正。
参考文献
[1] 谢芳.高一学生心理健康与父母教养方式，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
[2] 汪四美.辽宁省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与其家长及教师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D].大连医科大学学位论文，
地理学家范文6
关键词：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为不断提升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就业意识和就业竞争能力，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增强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搭建学生与企业家交流沟通的平台，南昌理工学院工程管理学院近日组织开展了“百名企业家进课堂，千名师生下工地”系列活动，通过知识体系创新、实践创新、氛围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形成‘创新创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新模式。
一、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有关概念的阐释
1. 应用型本科人才
“应用型本科人才”是相对于学术型（理论型）本科人才而言的，是一种人才类型。应用型人才是指能将专业知识和所具备的能力应用于所从事的社会实践，主要从事一线生产的技术或专业人才，它与学术型（理论型）本科人才在知识、能力与素质结构上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首先，在知识结构上，应用型本科人才不过分强调学科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而更注重专业素质、能力的培养，将以学科为导向的学术逻辑体系转变为以专业为导向的技术逻辑体系，学科要服务于专业，理论以适用为度，强调服务生产一线、管理生产一线的能力。既要提高学生的职业适应性，尽快适应岗位需求，也要为学生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在能力培养上，不仅要强调实践操作能力，也要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不仅要注重专业能力，也要注重沟通、协调等综合能力培养；不仅要强调就业能力，还要强调创业能力培养。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多元化、多样性的要求。
最后，在素质结构上，应用型人才更强调职业素养。这里的职业素养，不仅仅是指职业技能，还包括职业道德、责任心、道德感、心理素质、意志品质、身体条件等。
2. 人才培养模式
最早使用“人才培养模式”这一概念的文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文中提出：“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从此以后，它在我国教育改革进程中被普遍使用。
3. 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要充分体现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特征。它是在应用型本科教育理念指导下的一个系统工程。包括应用型本科教育的理论基础、教育理念、办学指导思想、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的教育过程。涵盖了以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为核心的人才培养内容；以科学的教学管理、质量监控体系为主体的人才培养制度；所采用的教学方式、方法等的人才培养手段以及自身评价和社会反馈的人才培养评价等。
二、创新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
1. 更新教育教学理念，确立“应用”主导的培养目标
找准定位、明确培养目标是办好专业的关键，也是培养人才的关键。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与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需求息息相关，与学校的定位与办学特色息息相关。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以及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教育质量观念也要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要有科学合理的定位，要突出自己的特色。应用型本科高校要从自身特色出发，创新人才培养理念。要以“应用”为导向，培养具备现代科技和管理知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具有自主学习能力、实践创新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能在生产和管理岗位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型人才。
2.坚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进一步优化专业结构
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是以社会需求和企业需求为导向的专业教育，随着经济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企业、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多样化了。新兴产业的不断出现、原有产业的不断变革、行业的细分和深化越来越深入……，产业的升级改造和结构调整都要求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专业设置必须跟上变化的步伐。必须充分调研，深入分析，抓住这些变化的实质与内涵，找准人才培养的目标与要求，结合学校实际，灵活调整专业设置，为社会提供急需的各类人才，快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此外，还要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中心，建立起开放的专业设置机制。
3. 围绕专业能力培养，科学调整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核心是专业能力培养，因此，所有的教学环节都应该围绕此中心来构建。为实现学历教育与专业能力培养的统一，必须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能力的关系。反映在课程体系的设计上，应该包括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实践课程、拓展性课程等。具体而言，基础课程主要是基础理论教学，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专业课程则包括专业基础课、专业课教学，突出专业能力培养这个核心，以能力培养为主线，既要强调专业特性，又要强调学生个性，要根据不同学生的个性要求和专业发展方向设置课程，从而体现出专业教育和个性教育、人才培养的专业特征和个性要求的结合。
4. 构建实践教学体系，加大实践教学改革
实践教学要贯穿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各个教育环节，应围绕对应用型人才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要求，以能力培养为中心，做到理论与实践并重，要改变那种把实践教学依附于理论教学，把实验当作是理论验证的错误认识，要解决好教学内容的实践性（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课堂教学与实践活动（教学与实践的比例）、实践效果（应用能力、设计能力、创新能力、社会评价）等问题，要增加创新性实验、项目设计、工学结合等综合性、原创性，学生参与度高、主动性强的实践活动，激发学生兴趣，使学生在学中练、练中学，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和职业能力。
5. 根据培养目标需要，推进教学方法改革
选择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取决于确定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如果教学目标是对知识的掌握，教学内容为系统的学科理论，采取讲授法可能是有效的教学方式；如果教学目标是培养技术人才，教学内容为操作性技能，反复训练也许比较奏效。但是，从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来看，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完全适应学生职业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实践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等综合能力的培养。培养高素质、高质量、具有创新能力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必须要进行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的改革。必须将传统教育中以“教”为主的教学模式变革为真正的以“学”为主。要以学生为本，围绕学生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来改革教学方法。
6. 发挥评价导向功能，助推培养模式改革
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目标与过程决定了其评价指标不同于传统的学术性、研究性人才，不能仅仅考查学生对知识掌握的情况，而应该更加注重对能力的考核。如果说对知识掌握情况的考核往往以试卷、实验、论文、毕业设计等来考核，那么对专业能力的考核就应该是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了。要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综合评价，重视过程管理和评价，建立开放的、灵活的、个性化的评价方式，甚至可以参考和引进企业、社会评价指标。比如，学生实习期间的评价主要由所在企业技术人员或指导人员评价学生对技能掌握的情况和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