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教育培训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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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教育培训

法制教育培训范文1

(一)农村科学发展的现实要求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终身学习已经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不断学习已经走上致富之路。然而,那些贫困山区脱贫的步伐却依旧缓慢,经济发展不起来甚至进入死循环。很多农民固步自封,不愿意学习新东西,对国家的法律法规漠视不理,继续粗放式发展生产,从事不利于自身健康、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工作,这与整个新农村建设的科学理念、和谐氛围格格不入。因而,为促进农村社会管理与治安稳定,形成淳朴民风村风,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社会化迫在眉睫。

(二)建设法治中国的客观需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因而,解决好农民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全面提升农民的法律素养,使其法律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将成为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也将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

(三)农民自身法律素养提升的应然要求

法律社会化,指通过主体与法律的交互作用,使个体的法律共性与个性共同形成的统一过程。一方面,通过法律教化,使主体在法律环境的作用下,掌握法律文化,造就法律共性;另一方面,通过个体内化,使主体积极作用于法律环境,选择法律文化,塑造法律个性。构建学习型社会,农民的学习问题值得关注。特别是针对当前我国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素养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现实,要提升农民自身的法律素养,着眼于促进农民法律社会化理应成为一个突破口。具体来说,促进农民法律社会化,就是使农民从自然人成为法律人,就是促进农民逐渐学会法律规范和法律行为并为现存法律体制所接受,就是促进农民法律态度、法律信仰、法律意识形成,也是促进农民理性认知、利用和改造自身所处法律环境,从而使山区农民养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习惯,形成积极学法、遵法的优良风气。

二、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社会化存在的问题及归因分析

当前,我国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社会化程度较低,主要表现在:农民法制教育严重缺失,没有法制教育的相关计划与安排;缺少专门的法律服务机构,农民接受法律知识的主要渠道是电视、报纸、网络等;存在一定程度的法律信仰危机,司法公信力较低,多数农民认为学习法律无用,或者认为法律程序过于繁琐;农民文化程度多为小学,法律宣传教育效果不明显;法制教育内容与农民实际生产生活关联性小,且法制教育以文本方式为主,教学方式陈旧不先进,农民对其不感兴趣。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根源,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农民习惯、干部乐意的“人治”历史传统

中国普通百姓有勤劳善良、隐忍、逆来顺受等性格特质,文化水平低且社会地位低,遇到棘手问题多是依赖别人,不习惯独立解决。由于“有事找干部”、“有事找政府”等传统思想盛行,农民平时遇到纠纷时,常寻求村里的“智者”调和,想不到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二)贫困山区多粗放式经营,经济相对落后

贫困山区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可用耕地较少,因而农民务农收入并不高,村干部经济较差,没有形成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思路,对村里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生产生活方式视而不见或者得过且过,山区经济发展一直跟不上时代步伐,仍旧是粗放式发展。比如,山区农民长期以来形成开山取石的传统,破坏了国家国土资源、矿产资源、原始森林资源,同时,造成生态失衡、引发地质灾害。

(三)地理环境受限,普法宣传不到位

贫困山区多处偏远地带,交通不便,县政府对其监管不力。一些乡镇从未组织过村干部学习法律,更没有采取措施要求干部自学或进行相关法律培训。比如,国家森林保护法、国家矿产开采法律法规、环境保护法、土地流转政策、国土资源保护与利用等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法规,政府并未深入进行宣讲,对农民宣讲也不到位,并未分析农民的实际接受能力与法律认同感。一些法律主管部门或者浅尝辄止,或者流于形式,在没有长期性规划的情况下便开始农民法制教育与宣传,导致成果不理想。

(四)农村干部阶层法律意识淡薄,不能很好地依法治村

虽然我国的普法教育已经进行多年,农民的法制观念有所提高,但是贫困山区农民的法制观念依然淡薄。很多乡村干部对法律一知半解,处理一些农村基层工作时,很少以法律的视角来考虑问题,常常以权压法、以暴制暴,甚至对一些积重难返问题放任自流。或者因为自身管理能力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部分乡村干部不依法办事,随意侵害农民合法权益,以权谋私,损害党在农民心中的良好形象。然而,农民却不懂法,常常无意识寻求合理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种现实对于干部法制观念的强化与农民法制观念的形成极其不利。

(五)农民本身文化层次低,接受法制教育的意识不强

贫困山区农民眼界受限,对外界的新鲜事物常常怀有抵触心理;为了养家糊口,平时除了干农活、打零工外,没有太多时间娱乐或继续学习提升,就算有一点农闲时间也常聚众喝酒、打麻将、闲聊等,对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了解多是随意,或者有一些对时事感兴趣的农民也常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专业的法律语言不理解,对法律程序、法律制度更是难以知晓;有时听村长宣传相关法律知识,也会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麻木心理,多数人认为,法律离自己很远,自己只要本分劳动就不会惹事端。

(六)法制教育培训少科学规划,多主体造成责任分化

从纵向看,虽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农民法制教育网络,但整个教育培训体系无统筹安排与长远规划,收效甚微。从横向看,目前涉及农民法制教育的部门众多,如组织部、宣传部、司法部、妇联、学校等,但是多方管理造成责任分化,没有主要牵头负责部门便无法保证农民法制教育的顺利展开。这使农民法制教育在实际的宣传与培训中,陷入零散、盲目、无头绪的混乱情形。

(七)农民法制教育内容滞后,方法缺少针对性

农民法制教育内容更多是法律条文的堆砌而非对文本的具体解读,更多体现国家强制性而较少关注农民实际的法制教育需求,内容多枯燥而少灵活性、专业性强而晦涩难懂,无法激起农民的学习热情。我国于2012年重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但在农民教育培训方面,各地方省市还缺少相关法律法规,这就使得农民法制教育培训本身操作性不强,法理性不够。教育培训方法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单向的传单发放,不关注农民的反馈意见;多采用墙报、村务宣传栏进行短期突击宣传,不注重长期宣传及后续跟踪。

三、成人教育促进农民法律社会化

许多学者对农民法制教育的探讨侧重从法律、教育、文化、新农村建设等视角,本文重点从成人教育促进农民法律社会化视角来分析农民法制教育问题并提出应对策略,具体表现在:

(一)总体思路分析

1.充分考量农民心理及农民学习实际。

在中国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影响下,农民形成了“安全第一”、“知足常乐”等生存伦理和价值取向。他们存有保守古板、小富即安心理,力图规避对基本生存形成威胁的风险。同时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农民又有脱贫致富、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在这种安于现状的保守心态影响下,农民形成了过分关心实际效果的学习理念,具体明确的学习目的;同时,因农民忙于农事而致使他们严重缺乏学习时间及学习空间。因而,在农民法制教育中,应凸显尊重体谅的人文关怀、身体力行的公平正义,而不是极端偏见下的过分说教、至高权威与随意指责;应自觉打破思维预设,敢于推陈出新,并积极引导农民破除麻木冷漠、保守愚昧等落后思想观念,帮助其充分利用时空资源,养成主动学习习惯,做好对农民进行长期法制教育的心理准备,真正将农民法制教育落到实处。

2.妥善处理个群关系,使之良性互动,各司其职。

在农村社会生活中,个人往往以家庭成员的身份参与活动。因而,以家庭为单位开展农民法制教育,充分利用家庭内部与外部人力资源、关系资源、隐性资源显得尤为重要。协调好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其良性互动,更方便地开展农民法制教育。法律宣讲团成员在进行农民法制教育时,应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为了避免工作过程中互相推卸责任,必须提前进行工作分工:集体成员商议后确立短期和长期工作方案,组织部负责培训的具体组织与实施;宣传部负责前期动员与宣传;编辑部负责法律材料的编写与修正等。整个团队应注意个人与群体的良好协调及互动,并在活动中确立工作理念,逐渐形成科学的工作流程。

(二)具体操作方案

1.准备:创设良好的法律学习氛围。

(1)宣讲团成员提前深入农民生活,收集农民生活中的现实法律问题(离婚打官司问题、房产问题、子女上学择校问题、土地使用、流转问题等),以这些问题为原型设置问题困境并形成宣传资料,在培训开始前将其发给农户;(2)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进行普法动员;(3)由村委会组织村民观看法制类影片并穿插法律宣传片,充分激发农民学习法律的积极性;(4)将农民的实际法律问题改编成小品、相声等,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给农民以心灵的触动。

2.方法及计划:分阶段进行,循序渐进。

法国学者莱斯纳等人认为,成人在继续社会化过程中同时扮演继续社会化的客体、继续社会化的主体、继续社会化的施动者三种不同的角色。在此基础上,莱斯纳提出成人继续社会化的基本机制,分析形成了三类教学方法:以获得规范为导向的传授型教学方法、以个体发展为导向的帮助型教学方法、以对社会直接产生影响为导向的介入型教学方法。对农民进行法制教育的过程,实质就是农民继续社会化的过程。结合农民本身的文化水平,农民法制教育的培训工作应该分阶段实施,循序渐进地完成。(1)培训初期应多采用传授型教学方法,比如讲解法(分为一般法律知识专题和与农民相关的农村法律知识、政策法规等)、读书指导法(重点解读与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专业术语)等,侧重对农民基本与重点法律知识的普及,使其形成相关的法律概念与解决法律纠纷的图式;(2)培训中期应多采用帮助型教学方法,比如讨论法(讨论并学习借鉴农民身边熟悉的法律案件、纠纷的解决过程与审判结果,帮助农民理解法律问题的关键点及如何遵守法律法规)、心理体验法(有计划组织农民旁听县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会,让其身临其境感受法律公正、法律权威、法律维权,并在此过程中有针对性地教育他们)等,侧重培养农民的法制观念与意识、形成解决简单法律纠纷的能力;(3)培训后期应多采用介入型教学方法,以实际生活中涉及的具体问题为切入点,比如土地纠纷、村干部换届选举、婚姻财产问题等,侧重农民之间的互动,让其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争做“法律明白人”、“维权达人”。培训结束后及时总结并延续教学成果同样重要。经过集中式培训后,宣讲团要及时总结培训中成功之处及存在的问题,并在后期对村干部进行针对性培训,重点培养他们倾听农民心声、关心农民生活的习惯,鼓励他们及时发现并收集问题,帮助他们成长为农民的法律咨询员、调解员,最终促成村民与干部和谐共处、法律素养逐步提高。

3.内容选择:体现方向性,凸显地方性、时代性。

课程内容的选择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是一种文化选择。因此,农民法制教育的内容应符合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即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新时代农民。在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一致的前提下,教学内容的选择更应注重体现地方特色。应该具体结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法律及文件内容,形成一套适合农民学习的、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宣讲材料,并结合最新时事动态进行修改完善。比如,教学内容可以包括:基本法律常识、农民合法权益维护问题、婚姻家庭问题、赡养父母问题、房屋买卖问题、财产继承问题、土地承包问题、纠纷处理问题等等。

4.启动:村委会牵头,整合人力、财力、关系资源。

法制教育培训范文2

法制教育活动包含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基本范畴,体现了谁做,为谁做,做什么,如何做的前后相继的逻辑关系。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各根据地被分割开,没有形成适用于所有根据地的统一的法制法规。法制教育的规定也有所不同,但各根据地对法制教育及教育者有相应之明确规定。如有的根据地法制明确规定:“区公署(所)作为县政府的助理辅佐机构”,其主要职权之一就是“传达”上级命令、法令等事项[3](P345)。行政村村公所,根据工作需要一般都设有文教宣传部门,承担着宣传根据地法制的任务。各根据地对政府干部的奖励条件之一是“广泛宣传并具体实现边区施政纲领及政府其它政策法令”[3](P366)。监狱管理制度中坚持教育原则,“主要是组织犯人学习边区政府的重要法律文件”,如抗日民主政府施政纲领、主要的刑事法规[4](P563)。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1941年5月10日的《对各县司法工作的指示》还规定司法人员承担向普通民众进行法制教育的义务,规定奖励的条件之一就是“广泛宣传,并积极执行施政纲领和政策法令成绩优异者”。根据这些规定,根据地法制教育的教育者主要是政府组织中的区公署(所)、行政村村公所、法院、行政机关、教育机关、监狱管理机关等,它们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承担着相应的法制教育责任。党组织依据党的纲领、政策也是法制教育者。此外,中国共产党员、干部和其他积极分子也是法制教育的实际担当者。由于法制教育是为了动员和组织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战,法制教育的受教育者就应当是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就受教育者的具体范围来说,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认为是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小地主、学生等在内的“革命营垒”。

1937年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则使用了“人民”、“人民大众”的概念,应当同上述“革命营垒”的范围相同。而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使用了“民众”概念,指出要“动员社会的下层民众加进这个统一战线去”[2](P348)。显然,此处所言之“民众”应当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这些社会下层百姓。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使用了“大众”概念,是指“工农兵”。而在根据地法制中,使用得较多的是《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939)、《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等文件中提到的“人民”概念;而《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则使用“国民”概念。虽然使用了不同概念,但根据法制教育的目的和法律依据来说,作为法制教育的受教育者———“大众”应当是拥护抗日和赞成民主的人,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大地主中的部份拥护抗日和赞成民主的人,但主要群体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从反向来界定,“大众”应当是除那些与日本侵略者同流合污的人以外的中国人。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的法律文件共约1 150余件”[3](P358),涉及宪法、民法(包括婚姻法)、社会法、经济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等几乎所有部门法,而且法律法规数量庞大,内容十分丰富。但是根据地法制教育的目的决定了法制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宪法、民法中婚姻法、社会法中的劳动法,以及经济法中的土地法、刑法中的汉奸罪;并且主要教育法律核心价值。

第一,宪政的民主性与人权性。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主要有各根据地的施政纲领、人权法、选举法等,如《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39、1941)、《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1941)、《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1940)、《冀鲁豫边区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l 941)等。但法制教育却非常精准地抓住了宪法性法制的核心价值,即政权的民主性和保障人权。政权的民主性体现在一方面保护大众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徒与通信之自由;另一方面宣传大众的选举和被选举权;三是宣传政权组成的“三三制”。三个方面的宣传均将法律条文的规定提炼成非常简练的语言。保障人权也是抗日战争根据地法制的特色之一,法制教育当然要将这一特色作为重要内容。各根据地的人权法规规定的人权内容较为丰富,如《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规定了平等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居住与迁徒、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与通讯、信仰、宗教与政治活动之自由,以及如何保障这些人权之实现。《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还规定了对财产权的保护。尽管各根据地之人权立法内容丰富,但在法制教育中则将人权概括为平等权、选举权、自由权、财产权等予以宣传教育。

第二,经济法中的减租减息。为团结包括地主、资本家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之力量形成抗日之合力,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土地革命时期没收土地分配给农民的策略,而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并在《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1940)、《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1941)、《对于巩固与建设晋西北的施政纲领》(1942)、《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1944),以及土地立法中确定了“减租减息”制度。土地立法还涉及诸如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减租减息办法等。法制教育时,教育者充分提炼该制度的核心价值,一是明确“减租减息”之目的是“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5].二是尽管有关政策和根据地法制表述比较丰富,但教育者以“减租减息”概括这一制度,一般直接以“减租减息”为口号或标语进行法制教育。

第三,社会法中的工人劳动保护。有关劳动立法主要有施政纲领中的原则性规定,以及《晋冀鲁豫边区劳工保护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关于公营工厂工人工资标准之决定》、《晋西北工厂劳动暂行条例》等法规。这些法规涉及到劳动法的原则、劳动合同、劳动时间、劳动保护、工资、女工保护、劳动者的权利、劳动争议解决等各种具体的劳动制度。但劳动法的教育集中于劳动时间、劳动工资以及劳动保护这些重要的制度,一方面通过相关政策的宣传来传播这些制度或原则,另一方面直接宣讲有关根据地法制对这些制度或原则的规定,目的在于“调节劳资双方利益,巩固阶级团结”[1](P46)。#p#分页标题#e#

第四,民法中婚姻法的妇女权益保护———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有关保护妇女的根据地法制主要有《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939)、《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1939)、《山东省胶东区修正婚姻暂行条例》(l 942)、《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1943)等各根据地的施政纲领和婚姻法规,此外还有继承法中关于妇女保护的内容。这些根据地法制主要规定了男女平等原则、婚姻自由原则。在此原则基础上规定了结婚的条件、结婚程序、夫妻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以及继承权男女平等原则等。教育者以“男女平等”原则,以及由此引出的“婚姻自由”原则作为法制教育的重点,不仅简明扼要,而且体现了宪法文件和婚姻法的基本价值观,易于大众接受。

第五,刑法中惩治汉奸罪。抗日民主政权的“各级司法机关都把锄奸斗争当作法律法规执行的首要内容”[6](P41)。因此,抗日根据地制定了诸多刑法,但法制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刑法中的汉奸罪,“通过讲解《惩治汉奸条例》和其他有关法令,使群众了解政府的方针政策。以便随时利用一切机会,向奸特分子及其亲属和一切失足者,进行爱国守法教育”[4](P327)。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大众认清汉奸的犯罪活动,提高警惕,及时揭发。

抗日战争时期,法制教育的目的在于动员一切力量进行抗战。“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群众团体,靠干部人员。”[2](P449)从实践来看,法制教育综合利用了大众传媒,墙壁、岩石、门板等,以及人际传播、教育培训活动、执法活动、司法活动等载体。首先,创办、运用报刊杂志、书籍进行法制教育。当时抗日根据地创办了许多报刊杂志,如陕甘宁边区创办了《解放日报》、《大众报》、《抗战报》、《靖边报》、《民先报》等约20种报纸;还创办了60多种杂志。冀鲁豫边区的报纸和刊物达数十种。截止到1945年6月根据地有198种日报和期刊[7](P17)。各抗日根据地还有自己的出版发行机构,如晋察冀边区的“七七出版社”等[8](P258)。其次,通过人与人的囗头传播方式进行法制教育。主要由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分子,尤其是广大的政治宣传干部,在工作中积极对群众进行根据地法制的宣传教育,一般不仅是讲解根据地法制的内容,更讲解根据地法制的目的、价值观,以及如何执行根据地法制。主要形式是召开群众大会、理论学习、个别谈话等方式。第三,利用各种教育、培训活动为根据地法制大众化传播的载体。一类是培养具体宣传、执行根据地法制的干部的教育培训活动。当时各根据地创办了许多学校,如陕甘宁边区的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大学等。还有各类非正式的教育培训活动,如补习学校等。按照1942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之规定,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关于与各部门业务密切关联的政策法令指示决定的研究,例如财政工作人员应熟习财政政策与财政法令,锄奸工作人员应熟习锄奸政策与锄奸法令;其余类推”。因此,通过上述正式的学校教育和非正式的培训对干部进行法制教育,提升了干部的法制意识和执行根据地法制的能力,此时干部是法制教育的受教育者。另一类是各根据地还开办直接面向大众的教育培训活动,如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开办民族革命室即‘民革室’或‘救亡室’”,“向群众报告抗战形势,讲解有关抗战的政策、法令”[9](P27)。第四,以执法活动为法制教育的重要载体,即通过执行、实施有关法律法规的活动进行法制教育,如陕甘宁边区在1941年进行第二次选举时,开办选举训练班,学习《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选举条例的解释及实施》等法律法规、政策。“边区、各县、乡建立了许多宣传工作组和文艺宣传队。清涧县的52个乡就组织115个宣传队,881个工作组。这些文艺宣传队利用文字宣传、口头教育、演出的形式,深人到各地展开了广泛的选举宣传。”[10](P13)

在轰轰烈烈的参议会选举活动中,大众不仅从组织者那里了解了有关根据地法制,而且自觉参与有关根据地法制的实践,充分行使根据地法制赋予自己的权利,这种方式极大地教育了大众,提升了大众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第五,发挥大众化司法活动的法制教育功能。根据地的司法制度主要有人民陪审制度、公开审判制度、就地审判制度、巡回审判制度、公审制度、征求群众意见制度,以及具有准司法性质的调解制度。人民陪审制度即依法从大众中选取适宜的群众作为陪审员,与审判员共同审理普通民事及刑事案件的制度,陪审员在审判中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就地审判,“是初审机关走出法庭,携卷下乡,联系群众,处理案件,并通过具体案件的处理,进行政策法令宣传,教育群众,增强群众团结和促进生产的一种好方式”[4](P492)。巡回审判指司法人员深入到基层,巡回受理审判案件的方式,巡回审判有利于“深入地进行革命法制的教育”[4](P492)。人民公审是体现审判公开最彻底的形式,一般是选择典型刑事案件,组织一定规模的群众大会,进行公开审判。“审理过程中允许在场群众发言,判决应采纳群众意见。”[3](P542)还有一种征求意见制度,这种征求群众意见的制度既在根据地法制中予以确定,而且也是依靠群众的司法政策的体现。如太岳区在《暂行司法制度》中特别规定在诉讼中,“法庭应重视群众意见,采纳群众意见”。准司法性质的调解“邀请基层干部、地邻亲友、公正人士主持与参加双方当事人的说服教育和劝解。……对案情复杂,有典型教育意义的,采用召开群众会解决纠纷的办法”[3](P558)。此外,在司法中还通过拘役、教育释放、训诫等活动进行法制教育。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是典型的充分运用上述司法制度和司法政策,“设身处地体会群众的感情与要求,向当事人说理讲法……教育群众树立法制观念和司法工作在人民群众中的信誉”[3](P550)。这些方式不仅有大众参与,而且大众或大众代表运用根据地法制,可以让大众不仅了解根据地法制的内容,而且亲身感受到根据地法制的运用。

#p#分页标题#e#抗日根据地法制教育对当代的启示

就黄克功案给雷经天的信件中,指出如果赦免黄克功,就“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可见此时的抗日根据地已有初步的“法制教育”概念,法制教育活动更是如火如荼,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综合而言,根据地法制教育呈现下列特点,并因此对当代法制教育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每一个时代都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有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问题。土地革命时期,时代需要解决的历史性问题是封建主义与劳苦大众之间的矛盾,因此,那时根据地的法制教育就以动员大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共和国为目的。而抗日战争时期,时代需要解决的历史性问题是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此时法制教育的目的则是动员一切赞成、支持抗日的人士,进行抗日战争,赶走日本侵略者,建立人民共和国。法制教育的受教育者———大众的范围就相应地扩大到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支持抗日的地主、资本家等。可见法制教育是以解决时代历史性问题为目的的。既然法制教育以解决时代的历史性问题为目的,那么要明确当今中国法制教育的目的,以及受教育者范围,就应当首先认清当今中国面临的历史性问题是什么。今天中国面临的历史性问题是以基层群众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建设、社会文明建设、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国家民族认同等,因此,法制教育必须以解决这些历史性问题为依归,确定相应的目的和目标。

抗日根据地法制教育内容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是针对法制教育要解决的时代历史性问题,确定法制教育的内容。如将土地革命时期的“没收土地分给农民”的土地法变为“减租减息”;将“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政制度改为“人民共和国”的宪政制度。另一方面,中共在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相对较长时间局部执政,开展了政权建设。如果说夺取政权需要动员大众进行急风暴雨式的斗争,最直接的教育就是动员大众参与斗争;而在政权建设时期,则不能不注意教育民主性、人权性的法制内容,以保护大众的民主权利和基本人权。另一方面是法制教育对不同的受教育者采取重点教育不同的内容,比如对农民和支持抗日的地主、开明绅士主要宣传、教育减租减息、三三制等内容;对妇女主要传播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内容。当今的法制教育也应当根据法制教育的目的、目标确定普适性的内容;进而根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强调对今日之受教育者民主、人权等的保护;最后还要根据不同阶层,在普适性内容基础上,增加一些不同的重点内容。

法制教育培训范文3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言:“加强法制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学习法律知识,进行法制教育,使大学生成为知法、懂法、守法的合格公民,不仅是大学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建设法制社会的根本需求。开展法制教育工作是一项宏大、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面对思维活跃、个性迥异的当代大学生,面对法律意识薄弱与法制观念淡薄的大学生,开展法制教育工作大有必要。高校应通过以下途径构建法制教育教学之平台:利用思政课这一理论教学平台向学生系统传授与普及法律知识,让学生明白依法治国的重要性。思政课不仅是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教学的主要阵地,也是对学生进行普法教育的主渠道。通过这一渠道向学生普及法律知识,讲授法律理论,进行法制教育,使学生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我、维护权益、做守法公民,应是思政课的重中之重。利用专业课对大学生系统讲授行业专业法规,把专业教育教学与职业道德教育,技能培训与法制教育紧密结合起来。高校开设的专业课、技术基础课与实习实训课,在向大学生传授专业技能知识的同时,也担当着提高法律素养、普及法律知识、培育守法公民之重任,肩负着培育和塑造具有健全人格与优秀法制素养的守法公民的历史使命。通过主题班会这一途径,开展各种形式多样独具特色的法制教育活动,把学生日常管理与法制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利用学生身边的事例进行现身说法,结合社会上发生的重大案件开展法制教育,开辟灵活多样的法制教育新平台,应是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

法制实践教育教学平台

理论是灰色的,只有同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相结合,才能焕发出无穷魅力。法制教育的目的与宗旨也是服务大学生的生活与学习,重在践行。党中央极为重视德育课的实践活动,每年为大学生提供人均20元的实践经费,这其中就包括大学生法制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一是课内法制实践教育教学平台。现今各高校皆开设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在此课程的讲授中,各高校要依托课堂,开辟多种课堂法制实践教学活动,搭建法制教育平台,加强师生互动,从而提升大学生的法律素养,培养守法公民。这些课内法制实践教育教学平台及其活动主要包括:模拟法庭、法制辩论会、普法情景剧。二是校外法制实践教育教学平台。校外法制教育教学实践是大学生校内法制理论教育教学及其实践的延伸与有益补充,大学生的法制教育活动一要同校外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基地相结合,二要同校外法制教育基地相结合,依靠体验式教育教学,使学生身临其境,提升法律素养,培育法制精神。三是加强同地方法院合作,共建高校法制教育平台。有条件的高校,可采取“走出去”与“请进来”两种办法,既可以组织学生旁听法庭审判,也可创造条件建立流动法庭,力争法院将法庭设在高校,以让更多的学生进入巡回流动法庭接受法制教育,感受法律之威严。

二课活动法制教育教学平台

大学生二课活动是高校教育教学的延伸,也是大学生法制教育活动的有益补充。利用独具特色形式多样的二课活动,构建多渠道的二课活动平台,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法制教育活动,寓教于乐,寓“法”于教,在欢声笑语之中对大学生进行法制熏陶,从而提升大学生的法律素养与法制意识,应是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平台。一是通过高校举办的迎新生晚会、新年晚会等各种大型文艺晚会,利用歌曲、小品、相声、话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结合大学生自身生活特点,从生活中采集素材,编写演出反映大学生生活的法制剧目,对大学生进行普法宣传教育。二是利用各种校园广播、电视电影、多媒体以及专栏板报,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法制教育。要把普法教育同校园文化建设结合起来,把法制教育同公寓文化建设与教室美化结合起来,营造一个积极向上的法制教育教学育人环境,使得高校法制教育深入人心,有序展开。三是以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4.26知识产权日、11.9消防日等特殊的纪念日为契机,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教学的专题宣传与普法教育,普及大学生的法制知识,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涵养。

法制教育培训范文4

根据地法制教育是主体运用一定方法将根据地的法制传送给大众,影响大众身心的活动及其过程。因此,法制教育涉及到谁教育谁接受、教育什么以及如何教育的前后逻辑相继的三个要素,即法制教育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根据地法制教育的教育者。根据地法制教育的教育者非常广泛。从政权组织系统来说,根据1931年的《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的规定,乡、市级苏维埃、革命委员会作为最基层的政权组织,是法制教育的教育者。在军队系统,根据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的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要的任务。”[4](P2)而具体承担宣传群众、进行法制教育的组织是中国工农红军各级政治机关,其中最基层的党的连支部、党小组是直接承担者。在红军中还专门设立宣传队,进行包括根据地法制在内的宣传工作,如《红军纪律歌》中的“打土豪,分田地”等均是根据地法制的重要内容。此外,政权其他各级组织或部门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以及其他群众性组织等,也都承担着法制教育的责任,如选举委员会承担着“宣传选举法”的职责;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十家代表”承担宣传根据地法制的职责。除上述正式组织是法制教育的教育者外,有关政策和法规还明确了干部、党员、团员、积极分子等都承担着根据地法制教育的职责。如乡(市)苏维埃代表作为个体,负有将上级苏维埃的命令、指示和法律法规传达给其所代表的居民的职责。又如“村是基层行政单位,……其下设‘十家代表’,即每十家工农群众选出一名代表”,代表负责“宣传政府法令。”[5](P187)组织和个人的法制教育责任相结合,既保证根据地法制教育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完整性,又保证根据地法制教育的普及性、自我教育性、相互教育性。

根据地法制教育的受教育者———大众。土地革命时期,虽然仍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但大革命的失败证明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已不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完成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只能独立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势力之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因此,相对于大革命时期法制教育受教育者的广泛性,土地革命时期法制教育受教育者的范围开始缩小。《湘鄂赣边革命委员会革命政纲》使用“民众”概念,其范围限定于“工农兵”。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使用“劳动群众”、“劳苦民众”概念,其范围是“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2](P8)。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富农及一切反革命分子,不属于法制教育受教育者的范围,而属于专政对象。表面看,受教育者的范围非常明确。而实质存在一些“边缘人”,他们究竟是受教育者还是专政对象?不同时期曾有过争议。在“左倾”路线时期,常常把农民中的中农、富农,城市贫民即城市中小商人与学生、游民等排除在受教育者之外。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一条对苏维埃共和国目的的规定是“……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2](P8)而到1934年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时将第一条修改为:“……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同中农巩固的联合,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2](P13)上述对受教育者范围的确定是宏观的,而作为受教育者的个体,在社会中存在角色差异,有的仍旧是普通民众,有的可能成为党员、干部、政府工作人员、积极分子等。普通民众毫无疑问是法制教育的受教育者,但对于非普通民众,诚如上文所言,他们还负有向普通民众进行法制教育的责任。因此,非普通民众具有双重角色,既是根据地法制教育的受教育者,也是法制教育的教育者。当他们是后一种角色时,法制教育就成为典型的大众自我教育模式。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制定了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1934)、《劳动法》等在内的几乎涉及了宪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民法、社会法、诉讼法等所有部门法的革命法制。面对如此丰富的根据地法制内容,斗争形势的严酷性,以及法制教育的目的是动员大众参加革命,不可能将全部法制内容详细地教授给作为受教育者的大众。因此,法制教育选择了“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的内容,并针对不同对象确定教育的重点。主要针对劳苦民众最关心的政治地位、土地、工酬、劳动时间、妇女地位等,重点教育《宪法大纲》及苏维埃代表选举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刑法,而其他的法律法规则相对较弱。在上述法制中,也主要宣传教育法制的核心价值观。如,土地立法不仅明确规定了没收土地的对象、没收范围、对被没收土地者的处置,而且规定了分配土地的对象、分配办法、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查田等诸多具体制度。劳动立法具体规定的内容也非常丰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1931)共12章75条,规定了劳动法适用的对象、雇用手续、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工作时间、休息时间、工资、青工及童工、劳动保护、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地方组织、社会保险、劳资纠纷的解决等。有关婚姻的立法,不仅《宪法大纲》有明确规定,而且在有关婚姻法中规定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原则外,还具体规定了结婚的实质要件、形式要件、离婚、军婚制度等。但法制教育则主要传授反映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如原川陕苏区反映土地法的红军石刻标语是“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土地法令”,“雇农、贫农、红军家属、定要分好田,中农的土地不够要补足,雇农要领导贫农、联合中农加紧查田运动”。反映劳动法的标语是“实行劳动法令”,“工作八小时制度”。反映婚姻法的标语是“男女平等”,“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与男子一律平等”,“实行一夫一妻制”等[6]。

根据地法制教育的主要载体。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办了许多报刊、杂志,出版了大量书籍,最著名的报刊当属《红色中华》。这些报刊、杂志均是法制教育的重要载体。但相对于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最有特色的是墙壁、岩石、木板、门板等载体,以及各种培训教育载体、群众性的法制实施活动载体和大众化的司法活动载体。墙壁、岩石、木板、门板是随处可见的存在物,不易毁坏,而且公开性及持续性非常强,以此为载体进行法制教育,可对大众施以持续且持久的影响,传播面也非常广。因此,受到当时教育者的重视,如福建省尤溪县发现的当年红军刻在木板上的宣传标语,其内容是:“工人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青工每日工作6小时;童工每日工作4小时。”[7]标语至今仍清晰可见。在赣南一带的许多农村老屋的墙壁上至今还保留有大量当年的法制教育标语、漫画。各种教育培训活动是法制教育的特色载体之二。当时,中央根据地、地方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根据需要与可能,创办了培养干部的学校,以及提高大众文化水平的各种教育、培训组织,如识字班、读书班。这些众多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机构,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根据地法制,如1932年中央人民委员会第6号命令要求,文化程度稍高的政府工作人员“要成立读书班,以中央颁发的训令、通令、法令、条例和《红色中华》为教材。”[1](P220-221)又如1930年初,红七军在右江革命根据地恩隆县平马镇举办一个培训班,“宣传土地革命政策和土地法制”,培训内容主要有《右江苏维埃政府土地暂行条例》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共耕条例》等[8](P46)。根据地法制实施活动是法制教育的特色载体之三。根据地法制实施即法制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活动。根据地法制实施主要是实施选举法、苏维埃组织法、劳动法和婚姻法等。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不断地向大众宣传根据地法制,并且严格执行根据地法制,“在实践中宣传和执行民主法令”[9](P13),使大众分得了土地,得到八小时工作制,实现了婚姻自由,从而切身感受到根据地法制给自己生活带来变化,当然就更深刻地理解和认同根据地法制。大众化的司法活动是根据地法制教育的特色载体。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苏维埃法庭的群众化”,可以说是今天“大众化司法”的最初表达。大众化的司法审判主要体现为人民陪审制和公开审判制。由职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及其他群众团体选举产生陪审员,与司法人员一起进行案件审理。《革命法庭条例(草案)》还规定:“在未判决之前,主审应向群众征求对该案之意见。”[10](P330)而大众化司法审判的另一种形式是公开审判。要求审判前公开审判案件的情况,审判公开,允许群众旁听,甚至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此外,还组织巡回法庭,“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依靠群众查清案情,迅速及时地处理案件,扩大人民司法教育群众、威慑敌人的作用。”[1](P470)大众化的司法不仅确保大众监督司法,更通过大众化司法让大众了解根据地法制的具体规定,以及根据地法制的价值观。上述载体的运用常常结合在一起,综合运用。如根据1933年8月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2号训令的规定,对选举法的宣传就综合运用了大众传播媒体、墙壁木板门板等特色载体、教育培训活动载体、根据地法制实施活动载体等。#p#分页标题#e#

根据地法制教育的表达形式。当时,根据地法制教育的表达形式多样,主要有文字语言、口头语言和文艺形式、美术形式等。美术形式即通过图画、漫画等方式进行法制教育,现赣南一带的农村墙壁上还可发现一些当年宣传根据地法制的漫画。文艺形式包括所言的“化装宣传”,通过戏曲、歌曲等形式宣传根据地法制。口头语言即通过演讲、座谈、谈话等形式以声音、形象等符号进行法制教育。应当说这种形式在当年应用得最多,是通过广大共产党员、干部、共青团员、积极分子等进行面对面的艰苦的根据地法制宣传教育,取得巨大的成效,但由于非物化性而较少保存下史料。“文字宣传根据革命形势和任务的需要,适时印发宣传资料及报刊专著,印发传单,捷报、墨书文献,标语口号,錾刻标语。”[6]其中最具特色就是大量的口号、标语。由于作为受教育者的大众普遍文化水平较低,甚至是文盲,因此,针对这种情况,不能教育根据地法制的全部内容,而应如同志所提出的要有针对性,简洁。口号、标语简单明了,易于传播,而且传播速度快,也易于大众所接受。因此,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非常重视宣传口号、标语,一方面明确规定了宣传标语、口号。1928年《湖南省委通告》规定的宣传口号是:“工厂归工人管理,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一切土地,分配农民耕种。”[11](P157)至今保留在赣南一带的许多农村老屋墙壁上的标语有“实行婚姻自由,反对买卖包办婚姻”;“反对翁姑虐待媳妇”,“废止童养媳”[12]。另一方面对标语、口号的书写提出规范。1929年4月红四军政治部134条标语的同时,特别规定了九条书写标语的注意事项:不要写草字、省笔字。慢一点写,力求写得好看,不要性急乱涂。不要写错,不要遗落字,……一律用笔写上墙壁,不准偷懒改用纸贴等。1929年10月,红四军前委宣传科编写了《宣传须知》,标语不仅被列为第一个宣传方式,而且再次明确了标语宣传的技术[12]。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的法制教育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教育的启示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的法制教育促进了大众对根据地法制的认知、认同,达到了“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法制教育目的。根据地法制教育的成功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教育具有重大的启示。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动员大众参加革命,以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立独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因此,那个时代“救国”的历史使命决定了根据地法制教育以动员劳苦大众革命为目的。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的当代,党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当代“建设国家”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当前的法制教育目的应当是培养具有良好法律素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建设者”一方面不是破坏者,因而他不能违法犯罪;另一方面还必须具有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完善,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意识和能力,能积极参与民主立法,依法办事,严格守法,监督不法行为,同违法犯罪作斗争,从而增进社会福祉。

当代法制教育教育者的专业性。根据地法制教育的目的是动员大众革命,教育者越广泛,越能广泛地动员大众,以积聚更多的革命力量。所以,法制教育的教育者应当非常广泛。根据地法制教育动员大众革命的目的决定了其表达使用大众化语言,而较少使用专业术语或者某些高深莫测的用语,比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废除一切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劳动法》规定:严禁工头、包工头、私人工作介绍所、雇佣人代为雇佣工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了反革命罪。《川陕省雇工代表大会雇工斗争纲领》规定:雇工患病,医药费由老板负担,反对老板虐待雇工,老板解雇。其中工头、包工头、童工、反革命、堕胎、强盗、老板等许多语言都不是法律专业语言,但却是大众化的话语,而且具体表述上,根据当时大众在战争环境下深受压迫且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使用了政论语体和口语化。“政论语体是一种宣传鼓动的语体,具有驳斥谬误、宣扬真理的功能。口语化的词汇浅显易懂”[13](P40),不需要表达者有较高的认知与理解能力。因此,根据地法制教育的教育者无论是组织型主体还是个体型主体,都可以非常广泛。而反思我国当前的法制教育,或许是对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教育的路径依赖,法制教育的教育者同样十分广泛①,但效果却不尽人意。这是因为在当前建设国家时期,我国的法律不仅数量上更加庞大,而且法律更学科化,专业术语、专业词汇的使用成为必然,这是一个国家立法技术提高,法律完善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普及即法制教育的组织型教育者可以是国家相关部门、非政府组织、企业等,但实际的担当者应当是具有法律专业素养的法制教育专任教师,以及律师、法官、检察官、法学者等法律职业人。只有他们才能了解现代法律的专业术语,并可以用通俗的大众语言进行表述。因此,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法制教育应当强调教育者的专业性。

法制教育培训范文5

关键词:高校法制教育;生态文明;教育手段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在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生态关系上的具体表现”[1];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可以看出生态文明建设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生态文明的建设和发展与教育分不开。教育可以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和科学观,从而改变人类行为。因此,教育一直承担着倡导、传播文明的重任,对文明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高校是为社会输送人才的重要机构,在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已成为高校重要的任务。

一、开展包含生态文明内涵的法制教育

法制教育课程是高校大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在法制教育课程中加入生态文明相关内容,是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途径。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是法制教育跟随时展的体现。法制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使大学生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下,可持续发展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主要内容,是生态文明教育的主题。高校法制教育以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素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为目的,其必须加入生态文明教育。加入生态文明内涵的高校法制教育,主要“包括生态权利教育、生态人教育、生态正义教育、生态责任教育、生态安全教育五个方面的内容”[2]。第一,从生态人教育方面来看,主要是使大学生具备良好的生态法制素质,成为有生态法制素质的生态人。所谓生态人,就是人们在活动中,一切以追求生态利益为出发点。高校法制教育应教会大学生用法律手段保护自然环境,实现自然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第二,生态权利教育。现代法律过于强调人开发与利用自然的权利,而作为生态人,应该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高校的法制教育,应以积极的生态权利观开展肯定自然物与非人类生命体权利的教育,如动植物具备享受清洁空气、干净水源的权利,自然界生物拥有的生态权利是生物独有的,不能分配给任何国家、公民或者法人。此外,高校法制教育应让大学生树立生态权利意识,这是人类告别霸占自然界权利的工业文明时代走向生态文明时代的体现。第三,生态正义教育。生态正义教育,就是自觉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使命。高校的法制教育主要是教育大学生懂得不论国籍、种类、性别及文化水平的差异,每一个人都应自觉维护人类生活的生态系统。并且每一个人包括生物在内,都拥有享受清洁环境的平等权利。第四,生态安全教育,就是提高大学生对生态安全及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认识,改变大学生对安全问题偏颇、习惯性的认识,使大学生全面、深刻地看待法律安全价值,激发大学生保护环境的欲望。第五,生态责任教育,使大学生提高履行生态法律责任的意识,在实践活动中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使生态安全与生态权利得以真正实现,促进社会主义的可持续发展。

二、完善教育手段

为使生态文明教育被学生接受,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应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生态文明教育手段。我国目前的法制教育,仍然采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以理论讲授为主,很少有案例分析,这不利于学生接受知识,而且也难以使学生加深对生态文明的认识。因此,我国高校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手段,引入案例式教学方法,在系统介绍生态文明的概念、基本制度与原理时,可以利用网络手段选取一些精典的案例,指出社会中存在的环境问题与人的生存问题密切相关。也可以开展课堂讨论或运用多媒体技术开展模拟教学,提高学生理解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应结合学生所学专业的特点介绍案列,深入浅出地普及生态文明知识,加深大学生对生态文明的认识。高校教师应拓宽教育领地,使生态法制教育从课堂延伸到课外。互联网时代,高校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现在大多数高校都开展了法制公共课,但是课程很少,学生也不重视。高校可以利用网络信息传播速度快、受众面广的特点,利用校园网络开展生态文明法制教育。如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学者,在校园网中开办有关生态法制知识专栏或者讲座,长期为高校师生开放。同时还可以与国内外有名的生态文化学术机构或者高校合作,开设专门的远程教育,建立网络生态法制教育系统。学生通过注册账号登记选课学习,高校教师在网上进行辅导、答疑,对于完成学业且通过考试的学生,可以颁发学业证书已示鼓励。

三、构建四位一体的生态法制教育体制

高校生态法制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项复杂又长期的系统工程。因此,学校、家庭、个人、社会四方面必须联合起来,构建四位一体的生态法制教育体制。学校在这四位一体的教育体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高校作为教学科研机构,拥有丰富的教学资源与完善的教育系统,且与大学生直接接触,因此高校在生态法制教育中具有重要作用。高校应发挥优势,不断完善生态教育机制,提高学校领导和有关行政工作人员的道德素质,提高专业教师的生态法制素质。事实上,生态法制教育的成功与否,关键就在于教师。所以,学校应加强对教师的专业培训,不断完善教师的专业知识结构,鼓励教师开展生态文明法制课程相关研究。可以在学校原有的师资培训机构中,增设专门的生态法制教育培训部门,负责教师和管理人员的生态法制培训工作;或者开办各种生态法制教育研讨班或者培训班,通过介绍国内外生态法制教育的研究成果,使教师了解国际生态法制教育的发展趋势,不断完善教师的知识结构,提高教师的生态法制意识。同时,为配合生态法制教育,高校应不断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发挥校园文化对生态法制教育的作用,使校园文化成为生态法制教育的最佳隐形课堂。高校还可以开展校际合作,不断交流生态法制教育成果,推动生态法制教育不断发展。家庭在生态法制教育中有着不容忽略的作用。事实上,家庭的环境与家庭成员的道德风尚,对孩子的道德培养有着重要影响,父母的行为会影响子女行动。因此,家庭环境教育是直接影响学生形成生态道德素质的重要因素。家长应培养学生拥有环境伦理观、全球观、健康消费观,使其平等对待一切生物,并纠正孩子不正确的习惯,在生活细节中注重对孩子生态道德素质的培养。高校法制生态文化教育不能单独进行,应与社会各个部门、各个领域展开广泛的合作,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如高校可以与环保部门、动物园、博物馆等社会机构,还可以与一些高校展开密切合作的关系,调动一切可以开展生态文化教育的因素,用直观的方法展现出抽象的生态文化理论,使学生充分理解课堂上的知识,更好地开展高校生态法制教育。同时高校还应鼓励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在社会实践中领会生态文明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的意义。高校应与环保部门联合起来,共同开展生态文化教育,并力求获得政府部门的支持,形成各种类型的生态文化活动基础。如可以与环境部门联合起来,以录像、模型等形态展示环保工程和环保设备,使生态文化教育更规范与集中。同时,大众传媒在生态文化教育中也要发挥重要作用。大众传媒有着覆盖面广的优点,可以用生动的节目形式,充分展示生态文化教育内容,提高大学生对生态文化的认识,在认识过程中不断强化生态意识,提高生态道德素质。民间团体组织、学术组织,以及环境部门应指导学校的生态法制教育,为学校生态法制教育的开展提供经费、资料支持,创造学术交流和信息交流等机会,支持学校开展生态文化教育与宣传活动。生态文化教育目的的实现,最终要落实到个人自我教育上。任何外在教育,也只有通过自我教育才能达到教学效果。自我教育的开展,与学生的独立思考、明辨是非和自我管理密切联系。高校教师应引导学生进行自我思考,培养学生对生态文化的兴趣及独立思考的习惯。总之,在生态文明视野中,加强大学生的生态文化教育是高校法制教育的必然选择,也是为社会输送合格人才的必然要求,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大计。因此,我们应该调动各方力量,推动生态文化法制教育之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桂芳.生态文明内涵分析[J].生态经济(中文版),2010,(12):185-188.

法制教育培训范文6

新媒体技术相对于传统技术而言,是一种新型技术,在青少年的成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论文从新媒体技术的定义出发,阐述新媒体技术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分别从提高青少年自控能力、净化新媒体环境、强化法制教育队伍、引导合理利用新媒体等角度分析新媒体环境下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对策及思路,希望对青少年的健康发展提供帮助。

【关键词】

新媒体技术;青少年法制教育;影响;对策

1引言

新媒体技术相对于报纸、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言,是一种利用移动数字技术通过网站、论坛、博客等媒介向社会提供信息的一种新型媒体技术[1],具有速度快,信息量大、互动方便等传统媒体技术无法比拟的特点。随着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也在青少年的成长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青少年的思想和行为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2新媒体技术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影响

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也是推行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新媒体技术作为青少年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渠道,给青少年的生活和学些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新媒体技术像一把双刃剑,营造良好法制教育环境、给青少年提供知识的同时也给其青少年法制意识的正确引导带来了挑战。

2.1新媒体技术对青少年法制教育产生的积极影响

新媒体技术可以为青少年法制教育提供了资源丰富、覆盖面广、形式多样、检索方便的学习平台,一方面法制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这一平台搜索资料和素材,丰富知识的同时,以更加丰富的手段和方式为青少年法制教育提供专业技能;教育者也可以通过这一平台将相关的政策、方针和正确的法律知识进行及时的宣传,传播正能量;另一方面青少年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时随地的选取自己喜欢的学习资料,并可以通过这一平等、自由的平台参与交流,以积极主动的心态对知识的学习进行反馈,通过微信、微博、论坛等媒介传播自己喜欢的信息资源,极大的提高了法制教育资源的传播速度,使被动学习变主动学习,从而达到意想不到的学习效果。

2.2新媒体技术对青少年法制教育产生的消极影响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一方面新媒体资源信息量大,难免存在虚假及庸俗信息,因青少年年龄较小,缺乏辨别能力,在获取所需知识的同时不能很好的辨认新媒体环境下的错误信息和负能量,甚至有可能深陷其中,长期以往,其法制观及人生观将会发生变化,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另一方面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容易使青少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沉迷于网络,低头族、手机控在青少年中不为少见,影响视力的同时也不利于身体的成长,更甚者出现了孤独症、抑郁症患者,不能正常的与他人沟通和交流,拉开了和法制教育工作者的距离,从而不利于正确的法制教育导向。

3新媒体技术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对策研究

新媒体技术逐渐成为青少年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青少年的成长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要引导青少年正确利用新媒体技术,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力度势在必行。

3.1注重法制意识培养,提高青少年自控能力

一个事物要得以良好的发展,提供周围良好氛围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找出影响事物发展的内因所在,青少年对新媒体技术的自控能力则是新媒体技术影响其法制教育结果的内因,要充分发挥新媒体教育功能,关键在于培养青少年的自控能力和网络素质,引导青少年主动学习法律知识,从而提高青少年对新媒体信息获取和分辨、批判不良信息的能力,强化青少年新媒体技术下合法与非法的正确认识,将网络道德作为一门必修课,加强道德自律,使青少年充分认识网络道德的重要性,减少网上不良行为和网络犯罪的发生,使青少年能够正确的利用新媒体技术,做到不迷恋不盲目信从,正确利用新媒体技术这一平台中的知识与法律案例逐渐提高自身的法制意识,强化法制思维。

3.2强化新媒体管理,净化新媒体环境

新媒体环境潜移默化的改变着青少年的认知方向,良好的环境是正确认知方向的关键,也是青少年养成良好的法制意识和精神的关键所在。首先立法部门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强化新媒体技术下的法律意识,针对新媒体环境这一特殊教育阵地加大宣传力度,必要时加大通过新媒体进行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净化新媒体环境,使新媒体环境良好、健康、有序;其次新媒体信息监管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通过监控等方式过滤宣传信息,加大科技人才的培养,使流动的信息具有可操作性,力争将不良信息扼杀在萌芽中,真正做到从源头上净化新媒体环境。

3.3强化法制教育队伍,提高新媒体素养

法制教育队伍是青少年接受法制教育的关键人物,教育队伍要充分利用学校和社会等资源,强化道德修养和法制知识,全面提高教育者本身的法律素养,提高专业知识和技能,树立在青少年学习过程中的威信,必要时也可以通过知名法制教育者、律师、法官进校园等活动,通过法制宣传月、观看法律相关纪录片等多种途径对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培训,使法制教育过程真正做到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结合。法制教育者还要努力将新媒体技术运用到法制教育中来,重视法制平台的建设,通过论坛等媒介了解青少年的思想动向,监控青少年关注较多的新媒体事件,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成长有错误影响的新媒体事件,做到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和青少年的真实想法,必要时通过沟通等方式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全面提高法制教育队伍的新媒体应用能力。

3.4学校家庭合力,引导合理利用新媒体

新媒体作为信息获取的便捷和主要渠道,将影响青少年一生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学校和家庭作为青少年学习和生活的重要场所,家长和老师要发挥其重要作用形成合力,老师要引导学生通过法制主体教育的形式将法制理念纳入到日常行动中,家长则要充分发挥第一老师的作用[2],利用亲情的感染力,以积极的心态参与到青少年以新媒体技术为主导的活动中,引导他们合理的利用新媒体资源,以身作则,培养他们树立良好的使用新媒体工具的好习惯。

4结束语

青少年在社会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开展青少年法治教育,全面提高青少年法律意识,培养青少年法制思维的良好习惯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关键所在,进行法制教育刻不容缓,要充分发挥利用新媒体技术的教育和导向功能,传递正能量,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作者:张容嘉 单位:衡水中学

【参考文献】

法制教育培训范文7

关键词:依法治国;高职院校;法制教育;途径;有效性

一、引言

党十八大会议的召开,使“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成为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同时,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也提出“要增强全民法制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形成守法光荣违纪可耻的社会氛围”。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大潮中,国家也不断重视人才的培养,高职院校是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机构,对高职院校的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十分必要。高职院校的负责人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国家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以及意义,将依法治国的教育理念有效的和法制教育课程进行融合,教会学生懂法、知法、尊法,提高他们的法制教育观念,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培养一大批优秀的人才。

二、高职学生法治教育面临的困境

(一)高职学生法治教育的氛围有待改善

想要提高高职学生法制教育的有效性,必须有效的结合学校、家庭、社会这三方面的教育,这三个方面和学生密切相关。纵观现在的高职院校法制教育,仍然存在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国家应该对这些问题不断进行改进,促进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有效性。首先,高职院校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其发展较为缓慢,学校的方方面面缺乏正确的领导和规范,很多高职院校的负责人并没有很好的落实法制教育教学,受传统教学思想的影响,他们对法制教育并不重视,这使高职院校的法制教育只是流于形式,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校园的法制氛围也不尽如人意。这些弊端导致院校的教师和学生很难形成正确的法制观念。同时,受到社会上形形色色事件的影响,经常会发生一些权力大于法律的事件,给社会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极大的削弱了法律的可靠性和公信度,严重影响了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开展和实施;再者,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一些学生进入学校后,无人管束,从而在法制教育中家庭教育严重缺乏,从而进一步导致学生无法形成正确有效的法制思想。

(二)高职学生法治教育课程设置有限

众所周知,要想提高法制教学的有效性,学习专业的法制教育课程十分有必要。但是纵观现在高职院校法制教育课程,与法制相关的专业课程十分少,尤其是对非专业的学生来说,基本上只是学习一些基础的知识,这些知识对培养学生的法制教育远远不够。一般来说,非专业的学生主要学习《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些公共课程,对这些课程深入挖掘发现,《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总共由12章组成,只有第八章第二节中提到“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内容中讲述了一些与全面依法治国相关的知识,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只有三章的内容与法制相关,所占的比重十分的少,再加上有些教师为了应付考试,很难将教学的重心放置在培养学生的法制观念中,使高职院校学生法制教育的有效性严重下降,达不到国家规定的要求。

(三)高职学生法治教育的方法手段存在偏颇

高职院校的法制教育有效性得不到有效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教师受到传统教学思想的影响,无法真正有效的开展法制教育课程。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公共基础课程的教学中,由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所涉及的法制知识较少,所表述的观点也比较宽泛,使教师的上课任务加重,很多教师为了及时的完成课程任务,对这两部分知识的讲解仅仅停留在理论知识上,基本上没有结合实践内容来提高学生的法制思想,这种教学方式严重的削弱了学生学习的热情和信心;其次,在业余的法制教育培训中,相关的组织人员过分的重视实践,而忽略理论知识的教导。这种课下的法制课程主要是由一些辅导员以及团委等共同开展实施,受到一些时间以及经费的影响,这种课下的教学模式单一,基本上就是观看一些相关的教育影片,使得学生学习的兴趣不断下降;再者,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高职学生的业余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学生由于自我控制能力较差,导致他们无法有效的分辨网络上的好与坏,从而增加了他们在网络上的犯罪机率。

(四)高职学生法治教育师资水平良莠不齐

根据有关调查显示,高职院校法制课程的开展一般是由政治课的教师进行组织,这些政治教师所攻读的专业都是不同的,大都集中在法律学、教育学、汉语言文学及哲学等方面。特别是其他专业的教师,由于不是本专业,因此外出学习的机会较少,知识体系得不到及时的更新,对一些法律知识也仅仅是了解,并没有足够的能力进行研读,在对高职学生上课中,很容易就心有余力不足,导致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严重下降,法制教育课程的教学有效性也是大打折扣。

(五)高职学生法律意识不强,法律诉求缺失

对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他们对法律知识有着基本的认识,也知道遵纪守法的重要性,但是也有一些学生是例外,他们有着较强的个性,受到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形成了错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严重的有些学生不惜以身试法,最终断送了自身的大好前程。还有一部分学生不相信法律可以维护人的权益,因此即使自身的权益受到了损害,也不愿意拿起法律的武器进行维权。

三、全面依法治国视野下提高高职学生法制教育的有效性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如何有效的提高高职学生的法制教育有效性是当前教学的重点任务,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进行实现:

(一)营造法治教育氛围

良好的法制教育氛围能够促进学生养成正确的法制理念。学校、社会以及家庭应该做好配合工作。首先,学校应该通过校园广播、书籍、校园公众号以及网络等来进行法制思想的传播,让学生在校园内学法、懂法、守法。教师在上课过程中应该注重法制思想的传播,让课堂氛围具有法制教育的气息,同时学校的负责人也应该做出带头作用,不断健全学校的规章制度,依法办事;其次,要不断加强社会法制教育的宣传,可以通过公交电视、站牌、广告标语等方式来传播积极的法制教育理念,传播正能量,给学生创造良好的法制学习氛围;再者,家长应该主动和学校进行沟通,在培养学生的法制观念中起到促进作用。

(二)优化法治教育课程设置

合理的法制教育课程对提高高职学生法制教育的有效性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高职院校应该不断优化法制课程,将法制教育形成单独的教学体系,这是有难度的改革,学校应该循序渐进的完成改变,可以适当增加一些法制课程,让学生在每个阶段都接受不同程度的法制教育,从而提高法制教学的有效性。

(三)创新法治教育的方法

受到传统教学思想的影响,我国的法制教学模式仍然比较单一枯燥,教学的有效性也不尽人如意,为了有效的提高法制教育的有效性,法制教育课程的教学模式应该得到创新。学校可以融合网络的力量来开展教学,尤其是微信、QQ、一些有关的app等,丰富教学模式,采取以案说法、主题辩论、模拟法庭、录制微视频比赛以及理论教学等方式对学生进行教学,在课堂中,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在一旁进行引导,增强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同时教师在课堂中应该分析一些焦点问题,鼓励学生说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增强他们的法制思想。

(四)拓宽法治教育渠道

法制教育的有效性在于学生能够认同法律,能够应用法律。因此,仅仅讲授法律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强法制实践环节的开展,拓宽法制教育的途径。学校可以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实践活动,比如:组织学生去参观监狱、去法庭听审等,让他们设身处地的感受到法律的权威性,帮助他们在实践生活中增强对法制的理解;再者,学校可以定期邀请一些资深的法官或法律工作人员来开展法律讲座,一些真实的法律案例显然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以及认同感,进一步增强学生法制教育的有效性。

(五)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的存在对高职学生法制教育的学习十分有必要,教师作为一个引导者,可见其重要性。高职院校应该建立一支法制教育队伍来满足日常的授课活动。首先,学校应该定期组织一些法制课程培训,给与这些教师一些基本的物质保障,提高教师培训的积极性;其次,学校在招聘教师时,应该严格控制教师的专业,一定要与法律相关的专业,同时,师德也是其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最后,学校可以聘请一些有经验的法律工作者作为兼职教师,增强学校法制实践课程的有效性。

(六)培养高职学生的法治思维

法制教育的有效性不仅仅是让学生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同时还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制思维,这一点十分重要,正确的法制思维可以让学生在生活中利用法律来解决问题,可以维护自身的权益,避免学生误入歧途。要想培养学生的法制思维,首先应该引导学生在日常的学习中利用法律思维来看待法律案件,鼓励他们对案件进行评价,让他们正确的认识法律;其次,鼓励他们用法制思维来解决生活中遇到的侵权行为,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趋势下,提高高职学生的法制教育有效性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景凌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研究.广西教育.2016(23).

[2]赵颖慧、赵志坚.高职院校法制教育模式的创新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学理论.2017(6).

[3]周莺、龙?.“互联网+”视域下高职高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方法研究.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7(2).

法制教育培训范文8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按照全面依法治国的新要求,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基于“法律七进”活动,结合本乡实际,深入推动“法律五进”活动(进机关、学校、寺庙、村社、企业)。扎实推进法治文化建设、法治创建和法治宣传,扎实推进“七五”普法规划全面落实,推动形成全乡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为建设开放、富裕、和谐、美丽新梅家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主要内容

1.宣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作为重大任务,深刻领会、准确把握系列重要讲话的基本观点、思想精髓和核心要义,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运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指导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2.组织开展“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主题法治宣传实践活动。围绕迎接党的胜利召开,认真组织开展“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主题法治宣传实践活动。坚持把学习宣传宪法摆在首要位置,深入宣传宪法至上、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等理念,大力宣传宪法基本原则和内容,让广大干部群众充分相信宪法,真诚信仰宪法,主动运用宪法,让宪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深入学习宣传以国家基本法律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教育和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形成自觉守法、依法办事、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习惯,为党的的胜利召开、乡党委、政府工作开展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3.深入学习宣传党内法规。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宣传《党章》《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党内法规,教育引导广大党员作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的自觉尊崇者、模范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4.注重学习宣传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相关的法律法规。大力宣传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食品安全、脱贫、社会救助和妇女儿童、老年人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和谐梅家建设;大力宣传环境保护、资源能源节约利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推动绿色梅家建设;大力宣传国家安全、国防法律法规、公共安全和安全生产等领域的法律法规,提高全民安全意识、风险意识、预防能力和国防观念,推动平安梅家建设。

三、普法对象和要求

法制宣传教育的对象是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广大公民要结合工作、生产、学习和生活实际,自觉学习法律,维护法律权威。要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机关单位职工、青少年和农民的法制宣传教育。

(一)加强领导干部法制宣传教育,着力提高依法执政能力。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用法,树立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观念,树立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观念,树立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提高依法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能力,规范决策、管理和服务行为。要大力推进领导干部法制教育制度化、规范化,继续坚持和完善党委中心组集体学法制度、领导干部法制讲座制度、法律知识年度考试考核制度,并把学习和掌握法律知识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和任用考察时的重要内容。

(二)加强机关单位职工法制宣传教育,着力提高依法行政能力,要培养干部职工树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的观念。

(三)以培养自觉学法、守法意识为目的,大力强化农村青少年法制教育。针对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推动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社会教育与课堂教育相结合,全面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着力培养青少年的爱国守法意识和权利义务相统一的观念。注重进行法律启蒙、法律常识、预防违法犯罪教育,培养自护意识和分辨是非的能力,养成守法习惯。重点学习宣传以《宪法》《教育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为主体的相关法律法规。

(四)以逐步提高群众法律素质为目标,深入开展农村法制教育。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要求,引导群众树立遵纪守法观念、依法开展生产经营观念和依法维权观念;着力培养和增强参与村民自治组织和其他社会管理的能力,了解和掌握解决矛盾纠纷、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途径;通过开展“送法下乡”、培养“法律明白人”、以案说法等喜闻乐见的形式,不断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把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加强对进城务工农民的法制宣传教育,在进城务工人员管理活动中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和法律服务工作。

四、组织领导和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制度。各村、单位府要始终把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完善领导定期会议制度、工作督察制度;要加强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检查、督促,保障规划确定的各项任务的落实;要建立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责任制,制定年度计划,确定阶段性工作重点,做到有部署、有检查、有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