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研究论文范文1
在中国，作为文学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用了“文艺学”和“文学理论”这两个名称进行二而一又一而二的言说，呈现了学科的用语混乱。这两个名称，前者拥有权威学科目录支持（为共和国前期权威部门和改革开放后学位委员会学科目录用名），后者占有权威教材名称的优势（为童庆炳、陈传才、王一川、南帆、陶东风的著名教材用名），让言说者选词时或多或少地产生困惑；往往是互换着运用，引起读者理解上的困惑。与此同时，这一话语体系，究竟应集中在文学理论的本位，还是要把自身扩展到文化研究上，自21世纪以来，又形成了巨大的争论。宏观地看，文艺学与文学理论的名分之争和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方向之争，后面都有同一逻辑在左右。鉴于此，且从这一学科名称的产生与演进来切入这一逻辑，并希望以这一逻辑来引导这两种争论向有益的方向演化。 一、文艺学：词源与演进 以学术方式和学科的形式言说文学，在西方至少有两个传统，英语里的literarytheory（文学理论）和德语里的literaturwissenschaft（文学科学）。当东亚受西方文化冲击的时候，这两种西方类型都经日本的二传而进入中国，前者以“文学概论”一词进入中国（体现为后来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一书），成为民国时期的主流话语；后者以“文艺学”（日本学人用的汉字是“文芸学”，芸即艺）一词进入中国（体现在当时冈崎义惠的用文艺学为名的论著），在民国时期影响不大。然而，德国的literaturwissenschaft（文学科学）进入苏俄，以俄文（文学科学）为旗帜而蔚为大国，当苏俄的文学科学在中国革命的高涨中进入中国，中国则用日本人早年传入的文艺学一词对接而成为中国的文艺学，共和国前期苏俄理论一统天下，文艺学也成为学科的正式名称。 (1)英语文学理论和德语的文学科学的主要区别，在美学的理解上，英人更加突出美学是由知情意而来的情感之美，从而文学是情感之美在各文学体裁（诗、小说、剧本）上的体现，这在从20世纪前期译成中文的论著（如C.T.Winchester的SomePrinciplesofLiteraryCriticism）中有鲜明的体现。德人更强调美学是艺术哲学，艺术追求美，文学是一种艺术，文学科学对作为一种艺术的文学之研究，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然而，英语的文学理论和德语的文学科学又有共同点，即这一学科是艺术之学，追求美。日本人引进文学科学，是为反对当时文学理论界把文学作为文献来研究的“国文学”，突出和强调文学是一种艺术，要从艺术（即美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因此，把德国的文学科学译为文艺学，这个“艺”是为了让文学不是成为文献之学而是成为艺术之学。苏俄承接德国的文学科学，同样认为文学是艺术的一种，但认为整个艺术都须为政治服务，因此，文艺学成了服务于政治的政治之学，只是这一服务要通过文学中的艺术形象来实现。 这一苏联的影响，极大地影响了中国20世纪中期的文艺学面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开与西方的对话，英语世界的文学理论进入中国，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1984年译成中文，有两点甚为重要，一是认为德国学统的literaturwissenschaf（t与此词对应的英文词为lit-eraryscholarship）不恰当，认为“文学理论”一词，除了是文学的原理、范畴、判断标准之外，还足以包括必要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的理论”；（2）二是把文学研究分为内部研究（研究文学自身）和外部研究（研究文学与社会、思想、心理等其文学的关系），强调内部研究才具文学本性。前一个方面让英语的文学理论与德语——俄语的文艺学对接，并影响了文艺学语汇向文学理论语汇的转变；后一个方面应合了文学研究从政治的紧密关联中走出，而转向文学性的学术研究。由于文学以及相关的文学理论在文化中一直都有的先锋作用，这一转向实质是更好地摆脱了旧的文学与政治的关联，而以文学本性作为主体性，充当了时代的先锋。可以说，文艺学成了强调自身特性的主体之学。 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西方现代思想在20世纪前期的尾声，20世纪后期后现代的出现，引起了西方文学理论的新变，其对中国的影响，一是1987年伊格尔顿的《当代文学理论引论》译成中文，文学理论呈现为一个流派史，而其中的流派，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精神分析等，不仅是文学本身，而还关联到社会、心理、政治等诸多领域；二是1998年卡勒《文学理论》译成中文，一方面把对内部研究进行了文学性的推进，另一方面把外部研究扩大到文化研究，并认为文化研究是既把文学作为文化实践加以研究，又把文学分析的技巧运用到文化的其他领域，还把文学作品与其他论述联系起来(3)。这两种倾向的合力，使文艺学成为流派之学和文化研究之学。 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新潮出现在西方并迅速并传入中国，于是，中国文艺学界出现了关于文艺学应展方向的争论：是文学理论的本位研究，还是进入社会的文化研究？ 二、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在分裂、关联、张力中演进文艺学中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不同走向，第一，前者应合了现代化进程中教育体系和学术体系中学科建设和学术规范的要求，后者应合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世界互动中的文化转型的要求。第二，文艺学在中国一直都有两个功能，一是完善自身的学科体系，二是作为文化先锋。自中国进入现代性进程以来，文学一直扮演了文化先锋的角色，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对文化变革有重要推动；从鲁迅、郭沫若、茅盾到巴金、老舍、曹禺，都因文学上的成功而在文化上有巨大影响；从《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创业史》到《艳阳天》《金光大道》，显示了共和国前期的文化功用；从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有巨大的社会影响文学在文化中的高位决定了文艺学的科学建设和文化先锋这两个功能可能而且确实在合一的状态下进行。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艺术体系和文化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视觉文化中的电影和电视占了艺术体系的王位，而文学走向边缘。文艺学仅在文学之内，围绕着文学进行言说就难以取得文化先锋的作用，而要保持文化先锋的作用，就必须逸出文化之外，进入电影、电视、互联网、手机、广告等各种对社会有巨大影响的文化领域。这一变化，从现象上看，引起了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之间的论争，从实际上看，文学理论的本位守界与文化研究的跨界活动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共同推动了文艺学在新世纪以来的丰富演化，使文艺学呈现出一种多层级的深入和界内外的互动。#p#分页标题#e# 在文学理论的界域里，有关于文学性质的审美意识形态的大讨论（童庆炳、钱中文、朱立元、董学文等），有文学如何形成中国经验的言说（哈金、南帆、张清华等），有关于文学形式的多方面研究（赵宪章、南帆、刘晓丽等），有关于文学叙事学的持续讨论（谭君强、张万敏、车文丽、陈德志等）在文化研究的论域，有视觉文化的言说（周宪等），有图像时代的谈论（金惠敏等），有文学与传媒文化以及与媒介公共事件的关系的研究（陶东风、周宪等），有文学与公共性、公共领域的言说（陶东风等），有关于文化产业、奥运会、世博会与中国形象塑造的研究（金元浦等）在由文艺学的自然延伸且又关联上其他学科并彼此关联而自成领域的，还有生态美学（曾繁仁等）、网络文学（欧阳友权等）陆扬新近的文章用斯图亚特•霍尔的核心概念“连接”（articufation）来命名文化研究的新范式(4)。这一后现代意义上的“连接”正可以借来描述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之间丰富而动荡的关系。然而，从学科的角度讲，怎样才能把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从理论上“统一”起来呢？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文化活动，不一定需要统一起来，自己做自己想做的即可，但作为学科建设、理论把握、学术演进，却需探讨这种理论统一的可能。而从“文艺学”的中文名称产生以来时而含混时而明晰时而变形的演进，从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都把自己看成是文艺学的发展方向来看，追求理论的统一，正好形成一种前瞻性的“规划”。 三、文艺学的重释：西方之Literature与中国之“文”文艺学作为一个科学，来自于世界现代性进程中教育体制中的科学体系和知识体制中的学术体系的建立，现代学术是以区别和独立来达到整体的统一，正是在这一区分性和独立性中，艺术与广大的技术区分开来，成为美的艺术，文学与其他艺术区分开来，其研究成为文学科学或文学理论。正是在这一区分性中，literature一词才从广义性的文化，蜕变而成狭义性的文学。同样，中国之文，最初指一切形式的美（包括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山河动植）。先秦以后，主要指语言之美，因此，一切对语言进行美的呈再现的都是文，无论是哲学之文，如《庄子》、《孟子》），历史之文，如《史记》、《汉书》，政论之文，如章、表、奏、启还是骈文、古文、小品文，都是文。当中国走向现代进程，引进西学之后，与一般的文区别开来的，由诗歌、小说、剧本、散文构成的，作为艺术之一的“文学”，才产生出来。在西方现代性之前，作为大文化literature是有统一的法则的；在中国古代，作为一切语言之美的文，也是有统一的法则的。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的几篇序和在《西厢记》评点里，把《庄子》这样的哲学之文，《法华经》这样的宗教之文，《左传》这样的史学之文，《公羊传》这样的理论之文，与杜甫诗这样的抒情之文，《水浒传》《西厢记》这样的虚构性的叙事之文，放在一起，认为其有共同的“文法”。 而世界现代性的演化，进入20世纪，特别是进入到后现代/全球化时代之后，在学科和学术的独立和区分继续演进的同时，各学科和交汇与互渗所勃然兴起而蔚然成风，正是在这一跨学科的氛围中，西方的文学理论变成了流派理论，面对的已经不是狭义的文学，而是广义的文化。精神分析文论把文学与梦、艺术、现实现象相关联，叙事学把文学与语言法则、图像叙事、电影叙事、新闻叙事、广告叙事相关联，后殖民主义把文学与游记、报道、讲演、历史等统一把握可以说西方现代、后现代文论的每一流派，都对文学作了这样或那样、此向和彼向的延伸，从而，以流派史的形式出现的西方当代文学理论，已经事实上扩大了文学研究，可以说已经成为了文化研究。因此，中国的文艺学应考虑如何从狭隘的只以诗歌、小说、剧本、散文为文学的研究范围里超逸出来，形成可以把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综合起来的更为广阔的学科胸怀，在理论上必要起来，在实践上需要起来。 怎样进行这样的综合呢？ 正如文学一词需要重释一样，文艺学一词相应地需要重释，文学可回到西方古代的文化之广（lit-erature）和中国古代的语言之美（文），语言在文化的一切领域中流动，作为语言之美的文学也在文化的一切领域中流动。而作为研究文学的文艺学之“艺”就是对“文”之美的追求。正如在西方，艺术是追求美，在中国，文就是由内在蕴籍而外显出来的美。文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文艺学之“艺”（审美特性）随之有多样的风彩和各自的规律。当对文学之“文”和文艺学之“艺”作为新的解释之后，德语的文艺学与英语的文学理论就统一了起来，同时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逻辑龃龉也涣然冰释了。
法学研究论文范文2
2007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及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实现辽宁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关键之年。在新的一年里，省法学会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中国法学会五届三次理事会会议精神，围绕省第十次党代会和全省政法工作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切实履行职责，以引领和繁荣法学研究、培养和组织德才兼备的法学研究队伍为主线，以加强重大课题的研究工作、加强组织推动法学研究的机制创新、加强法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加强各级法学会和研究会的自身建设为重点，团结和带领全省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为促进辽宁和谐稳定、实现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提供强有力的法学理论支持和法律服务。 一、服务工作大局，进一步加强重大课题研究工作的组织实施 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影响辽宁社会稳定矛盾纠纷调查研究》课题。近年来，我省上访量居全国前列，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集体访、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我省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各级党委、政府都十分关注。开展这一课题研究，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是法学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行职责的一个极好的“切入点”。由于这一课题研究涉及面广，参与部门较多，工作难度很大，对研究成果的质量要求非常高，我们必须认真落实李峰书记的指示，拿出主要精力，组织协调好省直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联合攻关，从理论研究、对策措施、专项治理等层面，向省委、省政府提出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建议，在全局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抓好其他重点课题研究。省法学会今年围绕东北地区立法框架、实施“五点一线”战略法治环境研究、农村困难群体救助问题研究、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研究、《辽宁省人民调解工作条例》论证研究、职务犯罪证据认定问题研究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等重点课题，整合全省法学资源开展联合研究。加强对2006年省法学会确定的7项重点课题的指导，确保课题质量，按期结项。 同时，按照中国法学会举办“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法制保障”大型主题论坛的要求，围绕第二届“东北法治论坛”、“环渤海法治论坛”的主题，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形成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解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及区域性共同的重要法治问题贡献智慧和力量。 各研究会要结合专业特点，各市地法学会要从当地实际出发，选准重点研究课题，积极申报并开展国家、省级、市级立项的相关课题研究，把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侧重于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及时取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领导决策和法治实践提供法学理论支持。 二、创新工作模式，进一步加强法学研究组织体系和机制建设 加强学术委员会和法学专家人才库建设。学术委员会是各级法学会的最高学术评议和咨询机构。省法学会要进一步强化学术委员会的职能。已成立学术委员会的市法学会，应严格按照高标准调整、充实其成员，未成立的都要在今年上半年组建起来。省法学会法学专家人才库收录第一批成员后，按照不同专业、方向组织若干专业委员会、评选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参加由我会组织的重点课题研究、学术评审、法律咨询等活动。各市法学会也要尽快建立自己的法学专家人才库，并发挥好他们在法学研究和法治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着力加强研究会建设。研究会是开展法学研究的主力军，要把加强研究会建设作为今年的一项重点工作。省法学会要筹建以下研究会：依托辽宁大学法学院成立金融法研究会，依托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成立海商法研究会，依托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成立法理学研究会，依托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成立教育法研究会，依托团省委成立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依托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成立犯罪学研究会。各市法学会要根据本地区法学研究的优势和特点，吸纳省内外本学科、本专业的研究力量，本着“成熟一个、组建一个”的原则，积极建立学科（专业、专门）研究会。各级法学会对原有和新成立的研究会要制定管理规则，强化基础建设，加强学术规划和课题指导，规范学术年会，充分发挥其学术带动和辐射作用。按照中国法学会的部署，做好对相关法学社团的调研、接收和管理工作，健全法学研究的组织推动体系。要认真总结如何发挥和运用专业优势，使研究会工作更加活跃、更有实效的经验，为中国法学会召开首次全国法学会研究会工作会议做好准备。 加强合作研究。同相关部门开展合作研究，是法学会引领和繁荣法学研究的有效途径，既能够增强专家学者研究工作的针对性，提升课题的研究质量，也有利于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立法、执法、司法实践。今年适当时候，由省法学会与鞍山市法学会联合举行第四届“辽宁法治论坛”，主题是“影响辽宁社会稳定矛盾纠纷调查研究”邀请省内外法学界、法律界专家学者和相关职能部门实务工作者深入研讨，集思广益；各市法学会和各研究会也要围绕这一主题，结合当地实际，深入开展研究。省法学会正在与省人大法制委、省政府法制办探索建立法学专家学者同职能部门联合调研、起草地方法规的合作机制，并与省直有关部门商定了今年的合作研究项目。各市法学会要主动加强与立法机关、政府部门、政法机关、企业单位的合作研究。省法学会各研究会要加强对各市法学会同一专业学科研究会学术研究活动的指导，广泛开展各研究会之间、各法学会之间、研究会与法学会之间的合作研究，倡导跨学科、跨地区联合研究，优势互补，形成合力，进一步活跃全省的法学研究。 建立会员广泛参与法学研究的工作机制。省和各市地法学会要加强与会员的联系和沟通，采取向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发放会刊、组织参加各项学术研讨和国内外交流活动、评选表彰做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p#分页标题#e#人并通报其所在单位等方式，充分调动广大会员参与法学研究、学术交流的积极性，进一步增强法学会的凝聚力和活力。 建立健全法学研究成果评价、转化机制。法学研究的真正繁荣，不能只看研讨会的次数和论文的数量，而要看研究成果的转化率、采用率。我们要按照这个标准，进一步完善法学研究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和奖励办法，以加强应用研究、对策研究、合作研究为突破口，有效促进法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省、市法学会和各研究会要对每年的论坛、研讨会、学术年会的优秀论文成果进行收集，组织专门力量筛选、提炼和深加工，对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的课题支持再立项进行深化研究，形成指导性和实用性强的“精品”，通过《法治建议》等载体，及时报送有关领导和部门，推动更多的成果进入决策层，指导法治实践。对研究成果（论文、专著、调研报告等）发表在国家一级刊物或在省法学会以上组织的各项评选中获奖、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或在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被市以上领导机关采纳、在法治实践中取得实际效果的予以奖励。省法学会继续组织好第二届（2006-2007年度）全省十大杰出法学成果评选活动；发动广大会员积极参加、申报我省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并切实做好该奖项法学类成果的初评工作。各研究会和各市地法学会也要对优秀法学成果进行评选奖励，促进全省在法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上取得明显成效。 三、开辟更多渠道，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和国内外学术交流 举办“双百”报告会。围绕“树立法治理念，建设和谐社会”这一主题，组织好“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在我省的活动，邀请国内著名法学家作演讲，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辽宁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提供法学理论支撑。 积极参与法制宣传。与省司法厅联合开展系列活动，纪念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十周年，让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人心；组织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踊跃参与送法下乡进社区、科普周等活动，积极拓展法制宣传的新形式，使“五五”普法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办好会刊和网站。继续办好省法学会和10个市法学会的内部刊物，指导另4个市法学会尽快创办会刊，进一步提高办刊质量。省法学会建立独立的网站，设置“学会公告”、“法学研究”、“学术交流”、“会员工作”、“学会介绍”、“法学人物”等栏目，有条件的市法学会和研究会也要开办网站，不断完善功能，加强信息交流，传播、推广法学研究成果和法学会工作经验。要与省、市新闻媒体建立紧密的工作联系，加大法学研究重大成果和法学会重要工作的宣传力度，扩大法学会的社会影响力。 活跃省内外学术交流。组织全省广大会员积极参与各级法学会和研究会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及区域性研讨活动，认真撰写论文，广泛开展学术交流。继续组织市级法学会到先进法学会学习考察，交流和借鉴成功经验，推进我省法学研究和法学会工作。 提高对外法学交流的学术含量。全年组织4批人员赴美国、加拿大、欧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考察。从2007年起，省法学会与台湾玄奘大学法学院每年分别主办一次学术交流活动，围绕两岸关注的法学理论问题进行专题研讨。 四、适应形势要求，进一步加强全省法学会系统自身建设 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确保法学研究和法学会工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按照中央政法委的决定，今年上半年继续搞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集中教育，然后转入经常性教育。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学习《文选》、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党风廉政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注重解决政治立场问题，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鉴别力，始终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各级法学会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化学习，组织好专题学习讨论，在考试考核中取得好的成绩。要引导全省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在法学教育研究、对外学术交流中坚持讲政治与讲法治的统一，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决克服和有效防止盲目崇拜、片面宣扬西方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价值观念的倾向，增强抵制境内外敌对势力在法学领域渗透破坏的能力，用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占领政法意识形态阵地。精心组织一批法学专家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分专题进行系统宣讲，引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深入开展，从中发现和培养德才兼备的法学优秀人才。 继续全面贯彻中政委5号文件和“沈阳会议”精神，切实解决制约市级法学会和各研究会发展的问题。市级法学会的人员编制，要按照沈阳、大连各8人，鞍山、抚顺、本溪各5人，其他市3人以上的要求定编。虽然解决编制、级格、经费等问题难度很大，但只要我们用足中政委5号文件和我省有关文件，敢于和善于争取市委、市政府、市委政法委领导，积极与有关部门协商，就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时，现有的编制不能长期空编，要尽快选调、配齐配强专职工作人员，还可以借用政法部门符合条件的“离岗未退休”人员帮助工作。有的市法学会第一副会长年龄到限，应由市委政法委分管副书记及时接任，并报省法学会，今后均应照此办理。有条件的县（市、区）成立法学会，至少要有一名专职干部，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把会员组织起来，把学术活动开展起来。各研究会要加强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积极争取所依托的主管单位提供办公场所、设施等必要的工作条件。各市地法学会和各研究会要参照省法学会的做法，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并按进度检查落实。 从规范管理着手，加强会员队伍建设。 修改完善《辽宁省法学会会员管理暂行办法》，制定《关于加强会员队伍建设的意见》，进一步规范会员管理工作。各研究会和各市地法学会要通过发放《会员证》和完善信息管理系统，完成会员的核实、登记工作，并及时了解、掌握会员发展变化等情况，按时收缴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的会费。#p#分页标题#e# 要增强服务意识，依法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使法学会真正成为“会员之家”。 加强培训工作。省法学会继续举办培训班，对市法学会领导及负责办公室、学术研究、会员工作的干部进行培训，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做好法学会工作的重大意义，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研究法学会工作的特点、规律，总结和交流繁荣法学研究、做好法学会工作的经验。各市法学会要组织机关工作人员加强业务学习，提高工作能力和效率。 今年年底，省法学会继续组织年终考评和评先活动，各市地法学会和各研究会要对照2006年度的考评标准，查找出存在的不足，采取切实有效的工作措施加以改进，努力把自身建设和各项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法学研究论文范文3
对法学研究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纯粹的主题话语，还需要延展至相关领域，从而有助于研究的深人，并充分体现研究价值。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在根本目的上的一致性，决定了二者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 首先，法学研究类型与法学教育类型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性。 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法治作为社会有序运行的机制，决定了以法律和法治为研究对象的法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决定了法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法律和法治实践。由此引出两种法学研究类型:其一，直接服务于法律和法治实践的法学研究类型，即实务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法学理论指导法律的制定和法治系统的形成;二是用法学理论指导法律的实施和法治状态的推进。其二，间接服务于法律和法治实践的法学研究类型，即原理研究。这是指法学理论本身的建构，是要揭示法律和法治的建立及运行的根据和规律。两种类型的关系好比“砍柴”与“磨刀”，缺一不可。 需要指出，法律实务工作者从事法律实务本身就属于实务研究。因为法律实务既是客观外在的工作流程，也是主观内在的研究过程。换言之，法律实务乃客观外显的“实务工作”与主观内存的“实务研究”相结合的过程。所谓研究，不过就是运用理论去发现、分析、演绎、归纳和回答问题的思维活动。其中的问题是原理，就是原理研究;其中的问题是实务，就是实务研究。法律实务工作者运用法学理论解决实务问题的思维活动，当然就是法律实务研究。法律实务事关重大且专业性极强，实务者必须有严格的科学精神，不能盲目和随意，这就需要以法学理论为指导对实务问题开展细致的科学研究。法律实务有着比其他实际工作更为突出的研究特质。对此，换个角度更加清楚:法学理论工作者对法律实务进行探讨，与法律实务工作者对自己从事的法律实务进行探讨，其主观过程和规律没有什么不同，承认前者是法学研究便不能否认后者。不能认为法学研究只是理论工作者的事情，而实务工作者不需要研究，因为完全不需探讨的法律实务很少。 再看法学教育的类型。法学教育的任务是培养法科人才，其目的与法学研究一致，即通过培养专门人才来服务于法律和法治的实践。既然“砍柴”和“磨刀”都为法律和法治的实践所必须，法科人才的培养就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着力培养专门的实务人才和理论人才，由此形成两种法学教育类型。实务型人才培养着眼于实务工作岗位，主要是律师、法官、检察官、警察等司法和执法岗位(我国“大法学”概念包括公安学科，但中外对警务执法人员的培养都是法学院之外的另一个系统)。理论型人才培养着眼于理论工作岗位，主要是法学教师和研究员等教研岗位。 然而，要把法科学生分别培养成两种类型的岗位人才，必须清楚:究竟要着重培养学生的何种素质和能力?两种教育类型对此有何种定位?这个法学教育基本问题的答案便是法学研究。一方面，要从事法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学生，必须在系统的法科学习中获取法学理论研究能力。另一方面，法律实务工作岗位固有的研究性要求实务人才具备实务研究能力，培养实务人才的法学教育类型要让学生具备这种研究能力。法科学生获取两种研究能力的共同前提是掌握理论知识，包括法学理论和相关理论知识，这是法科人才必备的基本素养。从法学教育的过程和结果来看，两种法学研究涉及三种主体:法学理论工作者，法律实务工作者，在校法科学生。其中，在校法科学生与法学理论工作者中的法学教师反映法学教育的过程;法律实务工作者与包括法学教师在内的法学理论工作者体现法学教育的结果。几种主体都可对法学原理和法律实务展开研究，但是，毕竟法学教育类型与法学研究类型之间具有一定的对应性，即法律实务人才主要进行法律实务研究，法学教育重在培养此类法科学生的实务研究能力;法学原理的研究任务主要由法学理论人才承担，法学教育重在培养此类学生的理论研究能力。任何主体都应首先具备与岗位湘适应的研究能力。当然，区分培养类型不意味着两种人才只能有单一的研究能力。两种培养类型都要让培养对象掌握法学原理和相关理论，教学中都要联系法律实务中的现实问题，教学内容本身就有重合和交叉。不同法学教育类型只是在法学研究的取向上有所侧重。 其次，法学研究类型是构筑法学教育体系的基本坐标。 法学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培养有研究能力的法科专业人才。法学研究的两种类型自然成为各国构筑法学教育体系的基本坐标。外国法学教育大致有两种模式:欧洲模式与美国模式。两种模式各有不同，却都以两种法学研究为内在依据。 第一，从两种研究能力出发，对法科学生分类培养。各国法学教育品种的设置体现实务研究与原理研究的横向区分。欧洲模式中的法学本科与美国模式中的J.D.学位，都属实务教育品种，前者旨在一体化地培养法官、检察官、律师，其培养过程兼顾几种法律实务角色的理论素养和研究能力，后者直接培养律师，法官和检察官则从优秀律师中选任，其学校培养环节集中在律师的理论素养和研究能力。两种模式中的法学博士都属理论品种，着力培养法学理论方面的研究能力;法学硕士主要作为外国学生攻读法学博士的跳板。不同法学教育类型培养不同研究能力，相应的学历学位类型只作为相应岗位的资格。例如，美国的法学博士(5.J.D.)和法学硕士(LLM，)学位通常不能作为参加律师考试的资格，此类学生就不能进人法律实务岗位。 第二，从两种研究能力出发，设定不同的培养层次。各国法学教育都在学历学位的层次上体现实务研究与原理研究的纵向区分。各国法学教育设置了本科、硕士、博士等不同层次，但不同法科人才培养品种所需要的学历学位层次不同。各国法学教育的实务人才培养类型都以第一法学学历学位(所谓第一法学学历学位，是指未来要从事法律实务工作或者法学理论工作的人员第一次接受的系统的法学专业高等教育)为必要和充足。欧洲一般是4年本科，美国则是本科后的3年J.D.教育。所谓“必要”，是指没有接受过本国第一法学学历学位教育的人员，就没有从事该国法律实务的文凭资格。从事法律实务，必须科班出身。所谓“充足”，是指完成本国第一法学学历学位教育的人员，就有了从事该国法律实务的文凭资格。然而，各国法学理论人才培养类型需要多层次法学教育。事实上，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等高学历学位人员都聚集在法学理论工作岗位上。#p#分页标题#e# 第三，从两种研究能力出发，合理安排培养内容。各国法学教育都以传授法学理论和训练法学研究能力为主干。尽管法科学生由于自身知识和能力的构成特点，难免存在两个部分之外的学习需要，但其需要的各种学习项目或者由选修课解决，或者各自安排。即便是与学生就业有关的共性项目，如果喧宾夺主，也不能纳人教学体系。例如，各国司法考试或律师考试是法科学生进人实务岗位的前提，但欧美的法学教育都不以考试为主线或参照，更不安排考试培训。其考试与培养内在一致，都着眼于实务研究能力，课堂学习优秀者更容易通过考试。这种一致性促进了法科学生认真掌握法学理论和积极训练研究能力，从而保证了教学计划和质量。 欧美法学教育历史悠久、发展稳定、成效显著，与其说是教育模式的成功，不如说是遵循规律的结果，其培养模式可供借鉴，其科学精神更值得学习。 最后，法学研究类型为法学教育调整提供指引。 我国法学教育恢复初期只有本科，面对法律实务人才和法学理论人才的双重短缺，法学本科将两种人才培养一肩挑起。法学硕士的设立是我国法学教育类型区分的标志。解决法科人才奇缺的当务之急是培养能够培养人才的师资。以法学二级学科为专业的法学硕士建立伊始，自然成为培养各门法学课程教师的理论人才品种。此后出现的法学博士是该品种的延续。法学本科逐渐转向培养实务人才。此种格局基本符合两种法学研究的规律，与欧洲模式接近。接下来十几年，法学硕士和博士与理论人才需要相适应，稳定保持有限规模，但伴随我国社会日益升温的文凭热，催生了提高法律实务人才学历学位层次的需要。为解决这种矛盾，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借鉴美国模式，招收非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从而在研究生层次把实务人才与理论人才的培养区别开来。但是，法学本科与法律硕士均作为实务品种，双轨之间的关系并未厘清。本世纪初，法学师资经多年积累，需求数量减弱，门槛则向博士提升，又遇法学硕士急剧扩招，能当教师的法学硕士越来越少，其多数要从事实务。这对培养实务人才的法学本科和法律硕士形成挤压，也使得不同岗位去向的研究生被理论色彩的培养一锅煮。近年，各高校招聘法学教师非博士不取，而博士的扩招又使越来越多的法学博士也要走实务之路，法学硕士则在事实上完全变为继法学本科和法律硕士之后的第三个实务人才品种。然而，就法学硕士的培养来看，尽管各培养单位向实务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在课程体系、授课内容、论文要求等基本方面，仍未突破理论人才类型的总体框架。令人不解的是，教育主管部门此时反而强化法学硕士的理论型色彩，将其归为“学术型”品种，与“应用型”的法律硕士相对，使两个品种的关系变得十分纠结。应当看到，我国法学教育成绩巨大，功不可没，但当前发展进人瓶颈，结构不顺，规模失控，盲目攀比，质量堪忧，就业困难等，都是不争的事实。 我国法学教育呈现乱局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充分认识到两种类型的法学研究能力在法科人才培养中的中心地位。第一，忽视两种研究能力与人才培养需要的对应性，导致未能科学设计法科教育品种。品种繁多，关系不明。第二，忽视两种研究能力对于人才培养的必要性和充足性，导致一方面未将科班培养作为上岗的硬性条件，另一方面层次累赘，本科足以从事实务，却还要培养研究生，硕士能胜任实务，却还要博士，4年或3年能完成的实务人才法学教育，偏偏要用7至10年。第三，忽视两种研究能力所代表的人才素质内容，导致一方面未能真正形成分类培养，另一方面不把研究能力及其理论素养作为实务人才培养的重心，往往忙于给学生灌输工作流程、操作技能、司考方法、实务经验甚至“潜规则”，从而遮蔽了法科专业大学教育的深邃灵魂。 针对缺失，我国法学教育巫需科学定位和调整。第一，以两种法学研究能力为基准，明确我国法学教育的品种和层次。可有四种方案:(1)保留法学本科作为实务型品种，法学硕士和博士作为理论型品种;取消法律硕士。(2)保留非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作为实务型品种，法学硕士和博士作为理论型品种;取消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和法学本科。(3)在理清关系的前提下保留法学本科与非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两个实务型品种，设置不同培养机制;保留法学硕士和博士作为理论型品种;取消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4)保留法学本科与法律硕士作为实务型品种，由不同培养单位自行选择其中之一;保留法学硕士和博士作为理论型品种;取消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第二，以两种法学研究能力为根据，设置我国法学教育的内容和环节。两种研究能力决定了两种教育类型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论文选题、考核答辩、实习内容等培养方面都要有明显区别。例如，实务型学生的毕业论文不应从原理开题，不要求理论创新和发表文章，而理论型学生必须进行系统的原理研究，必须推陈出新，力求发表学术成果，要做教师还应到课堂实习。两种类型的人才培养都需要高度重视理论，让校园回归理论氛围。此外，需要不同研究能力的人才的数量关系是实务远远多于理论，招生时应保持恰当比例，相应调配教学资源。第三，以两种法学研究能力为门槛，明确两种岗位人才的准人资格。未受过实务型法学教育的法学博士不能进人实务岗位。没有理论型法学教育经历者一般不能进人理论岗位。第四，以两种研究能力为标准，建立法学教师的考评指标。法学教师是理论工作者，应当具备人才培养所需要的两种研究能力。法学教师应当是接受过实务类型第一法学学历学位教育和进行过理论型法学深造并将两个方面交相融会的法学研究通才。应对两种研究能力突出的教师给予更高的评价和待遇。此外，还应具备法学教育研究的能力。
法学研究论文范文4
拉伦茨先生在伟大的著作———《论作为科学的法学的不可或缺性》中认为:“法学有三重任务:解释法律，按照内在的法律制度的价值标准和思想尽可能发展法律，以及不断寻求用统一的视角诠释大量的法律资料，不仅为了外部的整齐划一和条理清晰，也为了尽量实现各种规则的内部统一和客观的协调。简而言之，法学的任务就是解释法律、发展法律以及———或许可以这样说———整合法律资料。”［1］要实现这三项任务，需要法律人不断训练自己的法律思维，提高解释、发展和整合法律的能力。作为法学研究生，欲达致此三项任务，需遵循法律史、法解释与法释义学的研究路径。
何为法律史、法解释和法释义学?
我这里所说的法律史，确切地讲是私法史，私法制度史，它不是关于某一历史阶段法律、法律思想等发展特点的板块式概述，也不是一种全面的法律史解读，而是一个个具体制度的历史纵向发展线索的梳理，如不当得利制度从罗马法———普通法———德国民法(BGB)以及现在的历史发展。此种意义上的法律史常常被誉为“法律胚胎学”，其研究的动力在于为现行法解释提供历史线索，为现行立法的构建提供历史证据。法律史主要不关注当下的法律问题，它是解构的学问，虽然其为当下服务，但其梳理过程本身对法律制度发展流变过程的完整展示(再现)才是其最终归属。还历史于本来面目，具体制度的解构及其功过得失析出，都使其与历史研究本质无异。法律史并不对当下的法律问题直接发表对策性意见。
法律史在统一的制定法之前是法学研究的主要素材和矿藏，《德国民法典》之前的19世纪法学———历史法学派以研究罗马法为主要任务，从古代法中发现和提炼裁判规则，来构建法律体系和法律原则。在那样的时代，法律史的研究是法学研究的主流。但是，《德国民法典》之后，制定法成为唯一法源，法律实证主义取代法学实证主义，法学研究的主要任务转向对《德国民法典》本身的注释，对《德国民法典》具体条文的解释和应用是司法实践的需要，法律史的研究从此不再成为主流。与此相应地，法学院课程设置中的罗马法课程也大为缩减，因为法学教育的主要任务在于培养学生依据《德国民法典》来处理案件，在于教会学生法律职业的技术———法律解释和法释义学，而不是培养学生如何去处理史料和已经死去的法律。
法律解释与法释义学是不同的。法解释是解释法律的技术概称，如萨维尼所言的三大解释方法:文义、历史和体系解释。此外，还有目的、扩展、缩减等解释方法。法律不经解释无法运用，解释法律的过程也就是法律条文与案件事实不断来回穿梭的过程，解释者的眼光不断在此二者之间来回徘徊，进而依据法律得出裁判结果。一定法解释方法是科学判决结果得出的基础。法解释是一个法律应用的过程，也是一种法律应用的方法。
司法参与者必须掌握良好的法解释能力，方能科学裁判。法学院的教学主要的任务在于法解释的传授与演练。共同的法解释技术掌握也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构建的一个基础和对话的平台。专门的法解释技术使得法律适用是一门科学，大众感觉并不宜成为裁判依据，司法应在这项技术的基础上保持独立。正是因为这样，耶林在《法律是一门科学吗?》这篇著名的文章结尾写道:“如果要将我已经说过的事情，做一个总结，那么可以这么说:法学就是在法律事物(DingedesRechts)中的科学意识。这种意识，必须往法哲学的面向发展，以便探求现实世界法律之起源与效力所赖以成立之最终基础;它必须在法律史的面向上，追溯自己曾经走过的所有道路，好能使自己从一个阶段迈向下个阶段，以臻于更高之圆满;它也必须在释义学的面向上，将所有我们借着对法律之认识与掌握，而获致之暂时性的高点与终点，汇集于经验与事实，并且基于实际使用之目的安排这些素材，进行科学的阐释。”［2］Rechtsdogmatik、法释义学、法教义学，是指从同类的众多有既判力的判决(判例)中总结相对更加具体的规则或裁判标准，精心类型化、体系化，形成一套比法律条文更加细致、更具接近性的实践规则，然后再应用于实践。法释义学的结果是形成体系的规则群，法释义学的过程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如果学者仅仅解释法律本身而得出了某种结论，或者从历史史料中得出了某种结论，那仅仅是Auslegung(学说)，没有案例基础的学说或者解释不是法释义学，不是以实践为目的的学说或解释也不是法释义学。在德国民法中，典型的法释义学结果比如关于§242BGB诚实信用、§134BGB违反保护性法律的侵权行为、§138BGB违反善良风俗的法律行为等等类型化的总结，这些可以从权威学者的教科书及法典评释书(Kommentar)中找到。法释义学结论的得出需要运用法解释学的各种方法，二者的关系某种层面可以说是手段与目的、方法与结果的关系。当然，法释义学的结果不是法解释学的唯一目的。
法律史、法解释和法释义学在法学研究中的位置与关系是什么?
法律史的研究是法律解释的一种重要方法，这一点萨维尼早就指出。法律史对于法之续造具有重要意义。法释义学的对象是现行有效的法及其判例，特别是最高法院的判例是其最主要的关注对象。诚然，法解释学是法律职业者的必备知识，也是其主要知识;法释义学是学者的主要任务，只有依靠法解释的各种方法来不断总结实践发展出更加细化、具体和可接近性的法释义学，法律条文才能保持的相对的稳定性和开阔型，法律成长才变得可能，法律的生命力才得以实现。但是法律史仍然无法忽略。诚然，在现代学术评价体系下及学术积累不断厚实的现实中，特别是囿于学术论文的篇幅限制，我们已经无法在一篇学术论文中对该论文所要研究的制度进行从罗马法以来的梳理，而且这也是不必要的。因为，这一任务应该交给法律史来完成，专门的制度史研究成果应该得到鼓励，因为它可以为法解释和法释义学形成提供基础。常常可以见到的学术论文对历史似乎梳理比较清楚，但却对当下的问题或者文章要解决的问题寥寥数语，无法深入，史料与现实没有形成有效论证。为了克服这一问题，有必要重申法律史研究的必要性，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继受法国家。
法解释的擅长者不必强调法律史研究者不顾中国国情，没有中国问题意识，而视其为远离现实的“阳春白雪”。因为法律史研究的虽是外国的法律史，但也是中国现代法制赖以建立的法律史，也是中国的法律史，是人类共同的法律文化，法律技术及其原理、原则和观念具有一定的普世性。过度的强调“本土资源”无异夜郎自大，法学知识是普世性与地方性的统一。同样，法律史研究者也没有必要强调法解释者只是单纯的“奇技淫巧”，讥讽其过于忽视历史而没有深度。法律史研究者也不必要认为对策性研究不是学术、不是学问，因为生活在当下的人们需要对策性研究，毕竟当事人正在等待判决结果，法律审议机关正在等待科学的立法草案出台。法律是学，也是术。#p#分页标题#e#
法学研究论文范文5
注释方法，简而言之，就是对刑法规范涵义的阐明。具体而言，就是“从既有的案件事实出发而理解刑法规范的意义， 其任务是将刑法规范具体适用于每一种特殊的案件事实”。以注释的方法构建起来的刑法学被称之为注释刑法学或者是刑法解释学。注释方法典型的特征就是其严格遵循刑法的明文规定， 在现行刑法规定的范围内运用各种解释手段对法条进行诠释，以寻求最符合案件事实的法律规范。思辨方法是对隐藏在刑法法条背后的理性（法理基础）进行寻根究底，力图在更抽象的层面，探究刑法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方法。以思辨的方法建构起来的刑法学被称为刑法哲学或者是批评刑法学。思辨方法是刑法学对哲学思辨的引入，思辨方法典型的特征就是它不拘泥于刑法的明文规定， 它注重的是探究隐藏在法条背后的理性———法理基础。因此， 思辨方法具有着深刻的批评思想和强烈的问题意识。
注释方法从两汉开始至新中国成立之前一直是我国刑法学领域主流的研究方法。但是，随着十年动乱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法学研究的复兴，思辨方法逐渐开始兴起并日趋流行。思辨方法的流行，肇始于陈兴良教授的《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一书。陈兴良教授在《刑法哲学》中指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反思的时代，崇尚思辨应该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刑法学如果无愧于这个时代的重托与厚望，必须提高自身的理论层次，引入哲学思维，使刑法的理论思辨成为对时代本质的思维，与时代变革的脉搏合拍。”[6]并呼吁刑法学研究要实现从注释刑法学到思辨刑法学的转变。由于思辨方法具有学术气息浓厚，理论自足性强，易于标新立异等特性，于是乎，思辨方法成为刑法学研究的时尚和潮流。各种运用思辨方法撰写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层出不穷，注释研究方法的主流地位也因此渐失，并被思辨方法所取代。然而，注释方法并不甘没落。以张明楷教授为代表的注释方法的支持者，对此作出了强有力的回应。 张明楷教授在《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一书中称：“刑法解释学不是低层次的学问，对刑法的注释也是一种理论，刑法的适用依赖于解释。因此，没有刑法解释学就没有发达的刑法学，一个国家的刑法学如果发达，主要原因就在于对解释刑法下了功夫。就适用刑法而言，刑法解释学比刑法哲学更为重要。”[7]在随后撰写的《法益初论》、《刑法的基本立场》、《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的专著中，张明楷教授则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论证了注释方法的重要性。由于对刑法的注释本质上也是一种高层次理论，而这种注释是在刑法的明文规定下进行的逻辑演绎，因而注释方法比思辨方法更切合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要义。思辨方法不拘泥于刑法的明文规定，其结果难免不自觉地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偏离，因而与思辨方法相比，注释方法更具有实践性和应用性，而刑法解释学也比刑法哲学更利于刑法的适用。基于以上的认识，学者们逐渐减弱对思辨方法的热衷，对注释方法的研究也逐渐升温回暖，并旧爱重生，刑法学界的研究方法也因此由思辨重归为以注释为中心。
思辨方法与注释方法的争论，正如我国学者刘艳红教授所言，实质上是当代哲学中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之争。在哲学领域里本体论与认识论到底孰轻孰重，现今或许将来都难以有定论。但是，在刑法学研究领域里，作为认识论化身的注释方法应当优先于作为本体论化身的思辨方法， 注释方法才是刑法学研究的主流方法。不可否认，思辨方法的引入，大大拓宽我国刑法学研究的视域，刑法学研究的触角，也从单纯的刑法条文延伸到刑法的精神、价值、人性基础等根基，刑法学理论研究因此得到繁荣，刑法条文本身也因此得到完善。但是，我们更需要看到，在罪刑法定的语境之下，思辨方法以“我认为”的形式存在，其不拘泥于刑法法条的自由，很容易与罪刑法定的语境相冲突， 而且通过思辨而得的理论其实践性和适用性也让适用者产生质疑。 刑法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 这样的冲突与质疑势必会影响刑法的实际运行，影响刑法对社会的调整作用。因此，在罪刑法定的语境之下，注重实践与适用的注释方法才是我国刑法学研究的主流方法，思辨方法并不适合在我国的刑法研究中担当研究方法的主流角色。
思辨方法与实证方法：逆向发展与横向联姻
实证方法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之一， 将实证方法引入到法学领域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法学领域的实证研究是“指按照一定程序规范和经验法则对法律信息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8]。实证研究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大类， 具体包括四种方法即观察、调查、文献分析、实验[9]。思辨的方法如前文所述是对蕴含在法条背后对法条起支撑作用的法理的探究。 实证方法与思辨方法相比较具有以下的不同点。首先，两者的推理方式不同。思辨方法的推理一般运用的是演绎推理方式， 而实证方法的推理一般运用的是归纳推理方式。 由于演绎推理的方式是一般到具体， 而归纳推理的方式是具体到一般。所以，思辨方法注重于纯粹的理论构建，喜欢就事论事，而实证方法则注重于事实论证，喜欢用事实说话。其次，两者关注问题的细致程度不同。由于实证方法是建立在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之上，因而实证方法更注重关注刑法个案及其他与案件事实有关的细节问题， 甚至连一些与案件无关的蛛丝马迹也不会放过。而思辨方法则注重于整体研究，对于细枝末叶的东西常常视而不见， 这与思辨方法的推理方式不无关系。最后，实践品格与理论品格不同。实证方法是对法律信息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其具体的方法包括观察、调查、文献分析、实验四种。因此，实证方法更具有实践的品格。而思辨方法是对蕴含在法条背后对法条起支撑作用的法理的阐述，其落脚点在于对刑法及其条文的合理性进行拷问，因而思辨方法更具有理论的品格。通过两者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实证方法与思辨方法之间实质上是一种逆向发展的关系：实证方法重个别，思辨方法重一般；实证方法重细节，思辨方法重整体；实证方法重实践，思辨方法重理论。
实证方法与思辨方法之所以呈现以上的逆向发展关系，究其深层原因，在于实证方法是自然科学的“舶来品”，而思辨方法则是哲学的“舶来品”。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是中性无色事实，不会牵涉价值判断的问题。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历来都奉行“观察优于想象”的规则，如果没有实证作为支撑，再好的理论也不会被接受。而哲学所研究的对象是万事万物的共同性质和普遍规律，其研究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因此，即便没有大量的实证作为支撑，而是通过哲学概念的构建以及概念之间的逻辑演绎，哲学的理论也能够实现自足与自洽。正是基于各自学科性质的原先性差异，实证方法与思辨方法之间呈现出逆向发展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换个维度进行思考，将实证方法与思辨方法这对看似水火不容的研究方法实现横向的“联姻”，那将是另一番的景象。一方面，实证方法的强实践性可以有效补足思辨方法的实践性缺失，从而有效弥补思辨方法过于空泛抽象、言之无物的缺陷，为刑法理论的构建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刑法学也因此具备了科学的特性。另一方面，思辨方法深厚的理论品格则可以有效弥补实证方法之理论不足。“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乃思辨方法研究的基本范式，思辨方法发现的问题越多，在客观上为实证方法提供研究的问题也会越多，同时也为实证方法指明了研究的方向。总之，在刑法学研究当中，我们应当实现实证方法与思辨方法两者之间的横向“联婚”，在思辨的指导下进行实证，在实证的检验下发展思辨，如果真正能实现这样的搭配，这对“夫妻”必将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注释方法与实证方法：支撑主流的是边缘
如前文所析，注释方法在刑法的研究方法中复归主流， 是由于刑法学这门规范学科的性质决定———法律适用才是硬道理。同时，这也决定了实证研究方法在刑法学研究中的边缘地位。 说实证方法是边缘，并无贬低或者歧视之意，笔者之意是指实证方法应用少，在刑法学研究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目前，在我国的刑法学研究领域中，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所涉领域大多囿于刑罚制度领域， 例如死刑实证研究、累犯实证研究、监禁刑实证研究等。造成以上这种厚此薄彼的研究态度， 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学者忽视了实证方法对注释方法的支撑作用。实证方法对注释方法的支撑作用，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首先，实证方法是验证注释方法合理性的试金石之一。刑法的注释方法有很多种，有当然解释也有体系解释，有历史解释也有目的解释，有扩张解释也有限制解释， 各种各样的解释方法合理与否可以通过实证的研究方法进行验证。 通过实证研究对法律信息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我们可以探寻出哪种解释方法更具有合理性， 更加符合司法实践之需求， 甚至通过实证研究可以丰富注释刑法学的解释手段。因此，从检验注释方法合理性的角度而言，实证研究方法赋予刑法注释的正当性甚至是新的生命，实证方法对注释方法的支撑作用不可忽视。
其次， 实证方法有助于确立和维护注释方法的权威性。 注释方法不是翻字典式地对刑法条文进行机械解读，因此，刑法注释依靠的不只是条文固有的文字含义，它同时也蕴含着对刑法理论（刑法的基本价值、精神、原则以及犯罪概念、犯罪构成、刑事责任、刑罚本质等）的逻辑运用。如果这些理论仅仅是通过闭门造车、苦思冥想而感悟得到的哲理结论，那么， 通过注释方法而得的法律适用结论将很有可能与司法实践相脱节。 这样的解释结论无助于确立并维护刑法注释的权威性， 而实证研究方法的出现恰恰能够弥补注释方法此方面的不足，通过实证考察，刑法理论的合理性得到验证， 而运用合理的理论对法条进行解释，并得出合理的法律适用结论，注释方法的权威性才真正得以确立。由此可见，实证方法是确立与维护注释方法权威性的有力支撑。再者，实证方法赋予注释方法更高的实践品格。法律适用是法律实践活动的一种， 它具有不可争辩的实践性。然而，目前我国刑法学者对法律适用的理解大都依然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面， 诸多注释结论也仅仅是建立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之上，缺乏系统的、深入的、规范的实证研究。由于实证研究是对法律信息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要进行实证研究就必须掌握大量的、丰富的、翔实的原初性材料，并通过观察、调查、文献分析、实验的方法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提炼，去伪存真。因此，刑法学者如果能够正视实证研究的作用，大胆地在刑法领域内进行实证研究，在程序式的调查研究活动当中，刑法学的研究人员就会自觉地走出经院书斋，进入杂乱无章的社会，从社会生活中搜集各种有助于进行法律适用的第一手材料，并将通过实证方法而获取的知识注入到注释方法当中，注释方法合理性必将大大增强，其实践品格也因此得到更高的提升，刑法学者也不再沦为与生活不近的“经院哲学家”了。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知，尽管我国刑法学者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的领域非常有限，但这无碍实证方法在我国刑法研究中的光明前景；尽管通过实证研究取得的知识成果目前还屈指可数，但有了实证研究方法，注释方法才更有说服力，注释方法也才更加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尽管实证研究方法在刑法研究中处于边缘地位，但是实证方法对注释刑法学的贡献不可磨灭，支持主流的恰恰是实证这个边缘。因此，作为刑法的研究者，我们必须重视实证方法的应用价值。
结论：综合的方法是最好的研究方法
法学研究论文范文6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法学研究生教育;地方高校;改革路径
2015年，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以下简称“双一流”)的战略目标和要求。2018年，教育部、中央政法委继续推出《关于坚持德法兼修实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进一步提出“做强一流法学专业，培育一流法治人才”的具体要求。至此，法学教育领域迎来了深化改革的新阶段。研究生教育承担着培养高层次、高创新的学术力量的重任。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一流的研究生教育都是建设一流大学的关键突破所在［1］。因此，深刻认识和科学探究一条合理科学的法学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之路，是我国法学学科迈向一流发展的应有之措。而地方高校①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建设的主体力量②，在此次改革中的表现，将很大程度上影响一流法学学科建设的进程。
1耦合与催变:“双一流”建设对地方高校法学研究生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意义
“双一流”建设名单中，法学专业虽仅有6所高校③上榜。但“双一流”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对广大的地方高校发展、改革法学研究生教育意义非凡。
1．1“双一流”建设重塑了竞争机制，激发了地方高校建设动力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建设更加强调统筹协调，即“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可不集中于同一所高校开展建设。这一举措有助于突破以往的身份头衔，进而重塑研究生教育竞争机制，激活地方高校建设动力。在统筹协调理念指导下，国家提出了新的教育考核体系:通过对人才培养质量、社会贡献高低、学科发展水平、国际认可度等指标的量化考核，认定“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继而以该绩效结果为依据，配置研究生教育资源。同时，5年为一周期的高校及学科有进有出的动态评价机制的建立，打破了“一评定终身”的资源分配惯性。也就是说，地方高校尽管总体实力与重点高校难以匹敌，但若自身建设得当、效果明显，仍可获得国家教育资源相应的支持。国家还创新了对高校的财政支持方式，地方高校发展所需资金的统筹安排虽归于地方财政，但中央财政也将拨付相关资金给予引导支持［2］。此举拓宽了地方高校获取教育资源的渠道，极大地激励了地方高校法学学科的建设动力。
1．2“双一流”建设扩展了建设时空，催化了法学教育体系革新
除了激发建设动力，“双一流”建设还为一流法学学科的建设提供了更充裕的时间以及更广阔的空间。“双一流”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思想，分别以21世纪头20年、30年到50年作为节点，逐步推进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对于地方高校来说，尚有31年的发展时间，只要加强学科教育建设、专攻特色，形成差异化发展，一流的法学学科的建设预期大有希望。同时，根据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高校评估结果，A类法学学科的高校共计14所①，而第一轮“双一流”评估中法学学科只有6家高校上榜。不难想到，这些学科评估成绩较好、却未能进入“双一流”建设名单的高校，也将是未来“双一流”建设的重点目标。除学科评估A等级的高校外，还有诸多实力不俗或特色鲜明的法学院校仍待进一步发展。显然，法学学科的建设空间是巨大的。对地方高校本身来讲，“双一流”建设将高等教育的建设放在了全球化的竞争与发展平台之上，这将激励地方高校主动扩展全球视野，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充分挖掘地区特色与国际趋势的结合点，借助多元资源发展自我，积极走向世界，拓宽发展之路。在“双一流”建设强调我国教育由大到强的转变背景下，国家已经把发展一流高等教育的视野从重点高校扩展到整个教育体系。地方高校将以法学研究生教育改革为发端，从目标定位、师资调整、课程设计、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角度进行全体系变革，引发法学学科又一次大发展。
2桎梏与茧缚:法学研究生教育发展和改革面临的现实困境
截至2018年，我国法学类专业②开设学术型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共计768个，专业型硕士学位授权点243个，学术型博士学位授权点161个，学位点遍布于我国的东中西三部分区域。法学研究生教育发展的40年间，我国在高层次法学人才的培养、社会需求的满足以及高校教育实力的提升等方面，成效显著，为“双一流”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虽然法学学科建设已显成效，但痼疾仍在，需要加以破除。当前我国法学研究生教育仍面临着以下现实困境。
2．1研究生教育培养目标定位不清
培养目标定位，是高校教育理念的逻辑起点，更是一流法学学科建设背景下必须攻克的技术难题，具体而言即“发展何种法学教育”“培养何种法学人才”。目标定位问题可以从以下三组关系进行解析:一是地方高校与“双一流”高校之间教育目标趋同的问题。“双一流”高校由于历史悠久和政策支持等原因，学科配置齐全、师资力量强大，多将目标定位于研究型、学术型人才的培养。而一些地方高校模仿照搬“双一流”高校的教学模式，也将培养目标定位为学术精英的养成。但是地方高校在资源获得、政策支持、建设经费、生源质量等方面，与“双一流”高校存在天然的差距，最终陷入培养目标难以实现的窘境。分析各地高校推出的“双一流”建设方案之后，不难发现，这种“千校一面”的情况依旧存在。二是目标定位在研究生不同层次与种类间的混同。我国法学学科研究生主要由法学博士、法学硕士、法律硕士(法学)、法律硕士(非法学)四种不同层次和类型组成。地方高校在落实这种法学研究生的多元设置的教学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法律硕士(法学)这一专业学位定位混淆问题。顾名思义，法学硕士教育定位于培育具有科研创新能力的学术精英，法律硕士(非法学)则侧重培养复合型人才，而法律硕士(法学)定位于培养“专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但是在各大高校的建设过程中，却出现了简单复制法学硕士的教育模式培养法律硕士(法学)，或是将其与法律硕士(非法学)的培养划等号的情形。地方高校在不同类型法学研究生间存在的定位模糊问题，将继发性地引起教育工作具体开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在下一步的建设改革进程中，地方高校明确何种法学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并以此为出发点引领研究生教育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值得思考。
2．2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体系僵化
所谓研究生教育资源，指用以支持研究生教育开展的涵盖财力、物力、人力以及政策、信息等一切有形以及无形的资源的总和［4］。教育资源获得的多寡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科乃至高校的发展前景。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在高等教育领域采取了整体支持、分层分类推进的建设发展模式———集中力量推进“211工程”“985工程”重点高校、重点学科建设。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校得到了教育资源的全方位倾斜投入，获得了长足发展。这样一来，国家、社会以及时代的智力需求得到了初步满足，但同时也导致高等教育体系内更为广泛的地方高校难获教育资源投入的问题。教育资源的缺失限制了地方高校发展，压制了地方高校的发展活力，长远来看会危害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健康发展。因头衔帽子、所在区位的影响，各校获得教育资源的能力出现“马太效应”，由此导致部分高校发展的窘境。具体而言，传统的“五院四系”及一些历史悠久的老牌院校，实力尚存，但处境尴尬;新崛起的一批高校，因为学科办学历史短、总体实力相对不足，法学学科的发展更是受到限制;一些传统理工科强势的高校，推出了学科交叉、综合创新型的法学学科，特色鲜明、潜力巨大，但实力的提升依然受到教育资源缺乏的掣肘。教育资源的缺乏俨然成了阻却高校进一步发展的“紧箍咒”。地方高校与重点高校在财政支持、学术课题、科研经费、师资条件、社会资助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在内部建设中，更是受长久以来的“金本科，银硕士，铜博士”看法的影响，对研究生教育的资源供给远不及本科教育。法学研究生教育在内外这两个层次，都存在教育资源的量的匮乏。具体到法学研究生教育的多种层次与类型，法学博士和法学硕士作为科研的主力军，外出调研、研究课题所需的物质支持、社会支持往往难以落实;法律硕士教育中复合性、实践性的教学开展所需的实践教学设备、多元师资等基本条件也往往落空。研究生教育开展还存在教育资源质上的不足。
2．3研究生教育培养体系同质化
研究生教育培养体系的同质化，是培养目标定位模糊问题的具体体现。该问题不仅存在于校际，还广泛存留于校内培养的不同层次和类型之间。目前，我国有600余所高校开设了法学专业，本科阶段的课程往往围绕16门核心课程展开，鲜见16门课程以外的教学设计，这一设置上的缺陷也蔓延至更高层次的研究生课程上。很多高校在研究生阶段开展课程多为本科基础法学专业课的重复，选修课程范围也极为有限，课程老旧、雷同，学术理论前沿更是少有涉及，培养体系“千篇一律”。同质化的问题在高校内部体现为培养内容、考核标准合理性的缺乏和衔接性的不足，即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两个层次、学术硕士和专业硕士两种类型之间存在多方面的重复。现实中出现了法学研究生都以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为首要目标，并将精力集中于到实务单位实习，导致法学硕士以及法学博士忽略理论研究的现象。一些院校为提高就业率，将学校课程开展成了法考培训课，高校教育开展成了法考培训教育。高校考虑学生的就业问题无可厚非，但这些做法却导致四种类型的研究生实际培养结果大同小异。同时，地方高校在研究生的考核标准中存在的问题也显而易见———研究生的期末考核未加区别地确定为提交课程论文、参加笔试(以论述、案例题为主)等，毕业标准则是字数略有差异的论文写作。这些都对发展差异化的研究生教育有弊无益。最后，聚焦至研究生教育的最小单位———导师，一些导师对学生的了解不够，未加区别地开展统一的团队式培养，亦不利于研究生学术能力的养成。
2．4研究生教育教学模式不合理
培养目标定位的模糊和培养体系的趋同，导致法学研究生教育工作具体开展中的种种问题。一是课程设置的不合理。现实中，往往出现地方高校为博士生开设课程过多，挤压自学研究时间的情形;其中，公共课也不合理地占据了大量课时。法律硕士(法学)更是课程设置不合理的“重灾区”:地方高校或是理论课程开设过多，实践性课程和环节设计过少，或是“案例分析”“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实践性课程流于形式，显然是简单复制法学硕士课程;还有地方高校甚至将本科课程重复教学，俨然是作为法律硕士(非法学)的翻版。同时，法律硕士(法学)课程体系中有利于专业法律技能养成的跨学科课程也开设不足，难以满足“实务型”特征的要求。二是师资配备的不合理。一方面，由于法学研究生的扩招，优秀的法学教师资源储备不足，生师比过高，研究生上课也存在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大课。另一方面，师资构成中占比绝大部分的是从法学院系毕业直接任教的学术精英，实务界、跨学科教师占比过少，师资配备出现结构性失衡。三是教学方式的单一。无论是哪种层次的研究生教育，上课形式多以教师讲授或是学生讲授、教师点评为主，依然沿袭传统的“台上讲，台下记”的本科教学方式，显然无助于法学研究生专业技能在本科基础上的再提升。
3破茧与蝶变:地方高校法学研究生教育改革的路径选择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地方高校如何借助新的机遇和发展时空，抢抓发展之机，积极推动改革，转向内涵式建设，实现法学学科教育实力的“破茧成蝶”是值得探索的。
3．1立足现有基础，明晰法学研究生教育战略目标定位
对法学研究生教育的再建设而言，高校系统需以教育目标再定位为第一步，进行特色更凝练、资源更整合、动力更激活、实效更提升等方面的改革［5］。地方高校需要立足现有基础，处理好与“双一流”高校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这需要地方高校在坚持法学通识教育的基础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理性考量自身客观条件，扎根地方和行业，深挖自身优势学科，发展特色型法学研究，实现与其他高校的错位竞争［6］。于内部而言，地方高校需要理顺两个层次四种类型的研究生的目标定位。首先，法学硕士生和法学博士，可以被视为学术创新的“后备军”乃至“主力军”。自然，应将培养目标定位于学术型、研究型人才。其次，根据教育部出台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法律硕士被定位为“立法、司法、行政执法和法律服务领域的德才兼备的高层次法治人才”，侧重于“专门型、应用型”，而法律硕士(非法学)突出“复合型、应用型”特征。地方高校应严格以此为指导，结合所在地域、自身特色、发展情况、社会需求，定位精准的、独特的教育目标。以现有的建设经验为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就将培养目标定位于兼具财经、政法特长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而清华大学开启了“人工智能+X”的复合专业培养新模式，设置了计算法学法律硕士的专业学位。这种高校对自身学科的全新教育模式，符合自身特色的同时，亦迎合了时代趋势，也获得了社会的认可与支持。
3．2推进模式改革，调整法学研究生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师资队伍
首先，教学模式改革要从优化课程体系入手，进行“法学硕士趋向研究化，法律硕士落实专业化”［7］的分类设置。一方面，地方高校可采取“少量必修，辅以大量模块选修”的课程设计，给予学生学习课程的选择空间，但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的研究生加以不同模块选修学分的限制，以实现课程总体上方向的控制。另一方面，地方高校除为法学硕士与法学博士开设法学理论的研究课之外，还应注重培养其对法律运行逻辑的推理能力，使其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因此，可以开设法律逻辑、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课程。再一方面，以法律英语课程取代公共英语，为高端法学人才开展域外研究扫清语言障碍。此外，地方高校还可根据需要开设小语种外语、少数民族语言等语言课程，满足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等对外交往过程中的法律人才需求。最后，课程体系的优化，还要注重硕博课程之间的衔接问题，可以通过直博生部分课程免修、已修课程学分转化等措施，避免无意义的重复教学。其次，课程体系的优化，需要通过成熟的教学方法来实现价值。我国法学学科一直以来存在教学方法单一的弊病，然而教学对象的多元和研究生教学规律决定了教学方法必然是独特和丰富的［8］。对法律硕士，地方高校可开展“案例教学”“法律诊所”“时事热点评议”式授课方式，模拟实务情景，激发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对于博士生这一层次的研究生，要注重学术交流和开阔视野，可以采用理论研讨会、访学、海外研修等方式开展研究与教学。最后，教学模式的改革还需要通过调整师资结构来落实。发展交叉学科的法学院校，要注重融合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力量，开展跨学院、跨学科的综合创新教学。同时，加快实务教师队伍的建设，一方面，与实务部门合作，通过人员互动、顶岗工作等方式对在校教师进行实务培训，提升师资队伍的实践技能，同时吸收实务专家深入课堂，为学生授课;另一方面，鼓励教师在学历提升中实现跨专业学习和知识更新，实现师资队伍的合理动态变化。
3．3贯彻实践化理念，推进法学研究生教育教学体系改革
法学本就是基于先验、重视经验的实践性学科，因此，学科改革的总体方向必然是实践化的。而法律硕士这一专业学位，更是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质。因此，建议以法律硕士(法学)为核心，完善法学学科教育的实践教学体系。一是加大实践性教学的经费投入，包括硬件配备、师资调整、外出经费支持等方面。地方高校应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教师实务技能提升以及师生外出培训、调研、科研项目的展开等提供物质支持，鼓励研究生进行实训，积累专业技能。二是落实实践教学方式，加强实践能力训练。如上所述，一直以来，法律硕士教学中的“法律诊所”“模拟法庭”流于形式，对法律硕士的实践技能无大的提升。实践教学改革可以从以下角度入手:(1)将“案例教学”“法律诊所”“时事热点评议”等实践性课程纳入必选课程，规定以必要的学分限制，即法律硕士必须从该类课程中选定一定学分的课程进行学习，给予学生重视实践课程的压力。(2)细化该类课程的考核标准，提升学生的参与度。比如，“案例教学课”以相关法律文书的完成度为考核标准，“法律诊所课”可以以实际处理案件效果为基准，“时事热点评议课”则据理论阐述、案例援引、发言表现等各项指标而定。(3)关注法律职业技能的培养，为法律硕士(法学)的学生开设法律修辞学、法律口才学、谈判学等法律实践技能课。三是树立服务地方的理念，并在服务地方过程中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地方高校通过与实务单位建立合作关系，一方面，可以引进实务部门专家参与教学，合理调整师资结构;另一方面，实现法学院师生“走出去”，参与实务部门工作，获得宝贵的实务经验。同时，亦能为发掘地域法治问题、精准定位培养目标提供思路。
3．4转变传统思维，拓宽法学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思路
地方高校要想借一流法学学科的建设之机，必须加快整合教育资源，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进而推动法学学科的大发展，并在下一轮“双一流”评比来临之前占有先机，获得国家的教育资源扶持。从校际交往层面来讲，为减弱各校发展之间的“马太效应”，地方高校要加强校际学术合作，整合多校优质的教学资源，实现法学学科的资源共享建设，打造大法学学术共建共享圈。以现有运行良好的“立格联盟”①为例，院校之间开展互访与经验共享活动，合作科研，优势互补，互相支持实现良好的互动发展。未来，地方高校间可成立或发展出类似的地区性甚至全国性的学术共同体。该共同体由权威机构牵头，组织收集整理与更新相应范围内尖端学科资源，在学科专业、师资队伍、学术资源和管理经验等多方面实现隔空共享。让一批地方高校能够接触他校优秀的建设经验，并结合自身实际，最终走出具有特色的发展之路。在目前教育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地方高校还应加大探索校社合作模式，与科研院所以及企业、律所等司法实务单位合作办学或合作科研，进行产学研的成果转换与再循环。这样一来，不仅能获得社会资源的补充支持，地方高校还将实现理论成果的变现，社会声誉也将进一步提升。此外，地方高校内部应转变以本科教育为重的资源分配思路，从经费保障、科研条件、师资力量等多方面支持研究生教学和科研的展开。更要转变观念，加大实践教学经费投入，为上述措施的落地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
4结语
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地方高校不必也不得再“临渊羡鱼”，而是应当顺应时代要求，担当起提升我国法学教育综合实力的历史重任。地方高校必须从培养目标的再定位出发，多角度地推进法学研究生的教育改革，实现“彰显特色、国内一流”的高质量法学研究生教育建设。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内，加快改革步伐，进一步提升学科实力，为“世界一流法学学科”的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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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论文范文7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民法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实行改革开放的1979年到1986年民法通则的制定。在这一阶段，值得关注的研究有: 1.开展了民法与经济法的论战。我国是一个没有民法传统的国家，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不仅决定了我国的经济体制形态，而且对学术观念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1979年8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举行的理论座谈会上，对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出现了大的争论。较为强力的观点认为民法只处理百姓之间的私的关系，例如婚姻、继承、生活借贷等，而企业之间、企业与百姓之间的关系属于经济法的调整范围。王家福先生和终柔先生等则力主民法的基本法地位。1980年王家福先生等《我们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民法》，伶柔先生在西南政法学院师资培训班上宣扬民法的调整对象为商品经济，他们的观点逐渐为大家所接受，并最终确定了民法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基本法地位。其直接影响，就是民法通则对民法调整对象的明确规定。 2.集中讨论了国有企业财产权性质。从1980年开始，针对经济体制改革对企业的减税让利、简政放权、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政策，学者们试图从法律的角度提供解释，提出了占有权、相对所有权、用益权、部分所有权、企业法人财产权、企业法人所有权、商品所有权、企业经营权等十几种观点。此一讨论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企业法人所有权说逐渐为大多数学者和立法所接受。对各地推行大包干合同制、企业经营自主权等，学者进行了调查，并提出了法律建议。 3.学者对民事主体制度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说明改革开放对民事主体制度的冲击和影响。 婚姻继承法的研究成果较多，表明学者的关注点还受制于社会生活和立法的现实。 这一阶段民法学研究的特点，一是涉及的主要是传统学科，且大多为制定某个法律的建议(重要性、必要性、主要框架等)，较为宏观，对于具体制度和理论体系的关注不够。二是学者有很强的社会责任心，密切联系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试图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说明和法律制度方面的指引。三是注意引经据典，且大多以马列著作作为立论根据，引证的资料80%以上为马列著作。另外，引证较多的还有苏联民法理论，说明苏联的民法理论还占据统治地位。当然，当时客观上对西方国家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了解不多，主观上对资产阶级法律理论的抵制倾向也是一个原因。 第二阶段从1987年到1999年。此一阶段民法学研究的基本情况是: 1.对民法典的研究较为兴盛。主流学说强调民法理论和制度的普适性，以西方知识体系为基础，较少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的社会特点。在物权法方面，学者开始关注所有权制度的研究，随后扩及物权法的诸多具体制度。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课题组发表《制定物权法的基本思路》，对开展物权法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债法的研究不断深人。学者对合同法三足鼎立的批评日益高涨，并提出应当制定统一的合同法，最终使国家决定修订经济合同法，并委托学者起草统一的合同法，使我国市场经济有了统一的交易规则。侵权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的研究也开始兴起。而婚姻继承法的研究逐渐萎缩。 2.建立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主张受到关注。1993年初，谢怀拭先生发表了《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法经济法体系》一文。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课题组发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思考和对策建议》，使人们注意到零敲碎打式的立法(成熟一个制定一个)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可能是不利的。学者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了法律体系的构建，随之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几乎涉及到各种重要的民商事法律制度和法律理论。 3.外国的法律制度和理论被大量介绍和引进，比较的方法成为研究中使用的主要方法，也成为最时尚的做法。从90年代初开始，对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制度文献的使用开始大量增多，马列著作的引用则大幅减少。学术规范(至少是形式上的规范)开始受到重视。 第三个阶段:21世纪以来。本世纪初，我国统一合同法开始施行，物权法的制定紧锣密鼓地进行，民法典的制定也见诸立法机关的行动，这使得民法学研究欣欣向荣，似乎所有该研究的问题都有所涉及。而其中，围绕着法律的制定以及新法律和新制度的研究成果最多。 对合同法的研究呈逐年递减的态势。学者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向物权法。特别是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出现了对“平等对待，一体保护”原则的不和谐主张导致物权法的推迟出台，社会上百姓对于物权法的强烈期待，更激发了人们研究的兴趣。其后，侵权责任法的制定提上立法日程，对侵权法的研究也成为热点。 近几年，学者对于中国问题的关注度有所加强。实证研究(包括社会调查和对中国法院判例的综合分析研究)的成果时有所见。随着对外交流和长期出国访问的学者的增多，对外国法律理论和制度的介绍变得较为准确和全面。法律文本的简单比较有所减少，结合外国判例进行分析和说明的文章有所增加。 如果换一个角度，我国三十年的民法学研究也许可以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对外国的法律理论不够了解的情况下，学者充分地关注中国问题。这个阶段大致持续到1986年民法通则的制定。第二个阶段，是介绍、引进国外的法律理论和制度，并以外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理论作为提出论点、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主要根据。而新阶段(认真细致地研究中国特有的问题并创造出解决中国法治问题的理论和制度体系)，可能刚刚开始。 总体而言，三十年的民法学研究为我国的社会发展和法治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主要表现就是促进和推动我国制定了主要的民事法律，民法学的体系也基本建立。但毋庸讳言，民法学也存在诸多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引起重视并得到解决，我国的法学研究将不能顺畅发展。概括起来，现存的问题大致有:#p#分页标题#e# 第一，对中国社会现实了解不够，对老百姓的真正利益和法律需求了解不够。例如土地，特别是农村土地权利问题，东西中部、经济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对于土地的权利要求不可能相同。而不少研究者在外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理论的框架下寻找解决方案，试图设计出统一适用的权利配置方案，这自然无法得到社会包括农民的认同。学者提出的法律草案建议稿与立法机关最终通过的法律文本在内容上出现重大差异，其中一个原因也许就是学者更多地关注法律的体系性与逻辑性，和中国的社会现实有一定差距。学者和司法实务工作者距离的拉大似乎也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对中国特有的问题关注不够，缺乏问题意识，尤其是缺乏中国问题意识。我国有着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传统，我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还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社会及其成员对法律的需求、法律所能发挥的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方式一定与外国不同。在外国的法律制度或者法律理论上视为当然的事情，在我国现阶段却不尽然;我们现在面临和需要解决的有些问题，在别的国家甚至不可能出现。对这些极具特色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升并纳人到中国的法律理论体系，本应当是学者的使命和贡献，然而，有不少学者或者忽视、或者以政治敏感性为由回避对中国问题特别是重大问题的研究。 第三，对法律实际运行情况关注不够，重视立法建议而缺少对法律实施机制和效果的研究。 长期以来，学者的研究重心是法律制定。大多数研究成果的落脚点在提出立法建议。是否提出立法(或者修改法律)的具体建议甚至成为评价学位论文价值的一个标准。以法律制定为中轴的研究兴趣抛物线形态也证明了这一点。学者对于法律的实施及其效果少有问津，对法律制度如何作用于社会生活关注不足，表现在研究中对法院裁判文书这一重要研究素材的忽视。近几年这种状况虽有些许改变，但只是一个好的开始。我认为，中国法学研究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有相当一批学者把研究兴趣转移到对“活的法律”的研究上来。 第四，研究方法相对贫乏，对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缺少掌握。学者驾轻就熟的比较方法的使用问题最多:一是比较的素材不可靠。不少学者在进行比较时，一方面对外国某项法律制度的产生背景、适用状况、实施效果不甚了了，另一方面对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立法背景、立法精神及其实施状况也并不了解。二是判断优劣的标准不科学。不少学者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作为判断优劣的标准，把外国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当作定理来衡量中国的法律制度;当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不一致时，就以我们“似乎了解”的那个国家作为标准。三是比较的目的似乎主要是为了批判我国的相关制度。与此同时，实证方法在我国法学界却被忽视。多数学者习惯于埋头做案头研究。没有实证资料将可能使我们的研究建立在既不了解我们所推崇的外国、又不了解我们想要改造的中国的情况的基础之上。而其他研究方法的欠缺，则影响着研究的广度、深度和视角。 第五，学术规范方面，学风浮躁，功利主义风气弥漫，重课题轻兴趣，精品意识淡薄。现有的学术研究管理体制、学术成果评价机制以及命题作文式的课题(项目)制，在客观上无疑起着不良的引导作用，但学者的学术心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引注方面，失范现象较为常见:一是为引注而引注。一篇文章引注几十上百个，其中有许多大部头的外文书，作者是否都仔细读过，值得怀疑。二是大段援引外国人的观点，并以其作为文章说理逻辑的大前提。三是有选择地引用，只引和自己的主张相同的观点。四是喜欢引用外国思想家和哲学家的语录，法学家的观点则较少引用。应当特别注意的是，现在甚至出现了伪造引注的现象。另外，学者间的学术争论没有充分开展，难以形成学术焦点，研究的深度受到影响。 故此，我以为我国的法学研究现在面临着转型问题。当着我们对外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理论有了较为准确和全面了解的时候，特别是当着外国的制度和理论在用来解决中国的某些实际问题时已经显得捉襟见肘甚至无能为力的时候，再简单套用外国的制度和理论来为中国法治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就学术发展和学术贡献而言，我们不能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永远当别人的学生。如果说外国的法律学术属于人类的文化遗产可以被我们所继承，我们为什么不能创造一些让外国人继承的法律文化遗产呢?上世纪末，在《法学研究》编辑部与其他单位联合举办的研讨会上，有学者认为，不要追求有中国特色的法学，或者说不必刻意追求有中国特色的法学。有学者认为法学太过强调为社会实践服务，会忽视学术本身的问题，认为如果一切研究都首先考虑能否被人民和政治家接受，就会使研究偏离学术性。这些说法无疑有其合理性。但法学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首先应该用于、而且能够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社会有其自己的体系，生活有其自身的逻辑。法律理论的体系和逻辑应当尽量靠近社会生活的体系和逻辑，否则其科学性就会大打折扣。外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理论体系应当借鉴但不一定要因循。也许，在我们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时提出的理论和设计的制度相互之间有着体系上的若干不协调(其实并非不可避免)，在制度理论和制度建构较为丰富和完备时，我们完全可以在法治的原则和精神的统领下，从体系和逻辑上尽可能将其理顺。不可以认为外国人为我们提供的是完美和唯一正确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的逻辑体系，否则我们的任务就可以简化成为翻译、介绍、注释和内容填空。 我以为中国的法学研究的转型，简而言之大致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单纯的理论构建转向宏观法治对策研究(非微观对策)。2.从单纯的案头研究更多地转向实证研究。3.从立法研究更多地转向解释论研究。4.从对法律制度的逻辑批评转向效果评判。5.从封闭的、单兵作战的研究方式转向讨论和争鸣，进行不留情面的学术批评。 当然，目前的学术研究管理体制和学术成果评价机制也应改革。
法学研究论文范文8
我国民事诉讼法学随着法治建设的进程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据2007年至2009年的统计，我国每年大约产出民诉相关论文800余篇。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民事诉讼法的教材约有近百种，专著、译著也有几百种以上。在研究领域方面，已经基本涵盖了民事诉讼法的各个方面。研究视野更加开阔，学者们试图突破过去简单解读、阐释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文本的语义学束缚，更深层地挖掘民事诉讼法的应有机理、结构和运行方式。但总体而言，我国民事诉讼法学依然缺乏深度、原创性和自主性，所产出的论文、著作多是较低水平的重复劳动，还没有形成指导我国民事诉讼实践的、有厚度的民事诉讼理论，呈现出日益滞后和贫困化的状况。相较而言，日本、韩国、我国台湾虽然也曾有照搬他国法律及理论的时期，但通过立足于本国、本地区的实践和探索，已逐步形成了具有自主性的理论。我国民事诉讼法学发展严重滞后的主要原因大概有以下方面: 第一，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从实务界的视角来看，民事诉讼理论完全游离于民事诉讼的实践之外，理论不具有现实性，缺乏对实践的指导力。司法实务人员更关注的是具有理论支持的操作技术，而脱离了实践的民事诉讼理论无法细化到对操作技术的指导。民事诉讼实务操作的随意性和非规范性以及各种内外干预使民事诉讼实务界对于理论解释也没有迫切的需求，加剧了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对此，仅仅简单地用人治传统和司法传统来解释实践背离理论的指导是片面的。 理论研究与实践分离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司法的不开放。司法不开放的一个表现是司法的过程和结果对于社会而言是不开放的。虽然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判决在法院的网站公开，但这种公开依然是局部的和有选择的，即使公开了部分判决，关于程序问题的裁判及理由也很少公开。 这也可以解释程序法学滞后于实体法学的现实。司法不开放导致理论研究者无法了解实践的真实情形。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充分实现司法开放，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是裁判的全面公开。当然，如何公开需要细化，公开也有一个过程，但我们应当努力推进。 第二，程序理论与实体规范、理论的分离。这种分离在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管辖、诉讼标的、当事人适格、共同诉讼、财产保全、证明责任、执行救济(实体权利争议的救济方式与程序权利的救济方式)等方面都有体现，可以说几乎贯穿于民事诉讼的所有领域。例如，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构建和阐释没有顾及民法的实体要求，没有与民法的基本原则、精神相契合。在诉讼标的理论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实体规范和理论，甚至与实体请求权理论相背离，致使对诉讼标的的研究无法深人。在共同诉讼方面，现有理论将连带性作为必要共同诉讼的实体条件，但在实体法中，就共同侵权所发生的连带责任，请求权人完全可以向任一责任人单独主张损害赔偿，没有必要将所有责任人作为必要共同诉讼人。在执行异议救济方面，没有考虑将执行违法的异议救济与实体权利争议的执行救济加以区分，违背了实体权利争议应通过诉的方式予以解决的基本原理。 与实体法原理和规范相背离导致诉讼运行不合理，不能实现诉讼法的工具性要求和价值。 导致程序理论与实体规范、理论相分离的主要原因是法学学科中程序法学与实体法学的隔离。程序法研究者欠缺实体法知识，不能持续关注实体法及其理论的发展，致使程序法与实体法渐行渐远。应对这一问题首先要强化学科的交叉和贯通，使程序法研究者能够持续关注实体法学和实体规范的发展。其次要实现学科知识教育的交叉，使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者具有扎实的实体法知识基础。甚至可以像德国那样，实现程序法研究和实体法研究在研究主体上的合一。 第三，研究方法的缺失与失范。长期以来，民事诉讼的研究过于注重法解释学方法，没有充分吸收其他学科(如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注重规范分析而不注重实证研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法学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必然涉及其他相关社会科学，因此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于研究法律这一人文现象也是有意义的。 例如，广义民事诉讼中的调解、起诉难、再审、执行难等诸多中国问题，单纯从法学的角度和法解释方法人手很难加以充分阐释。如果从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视角，运用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来进行分析，就可能更有说服力和阐释力，认识到问题的本质和真相。 另一方面，在运用新方法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方法失范的问题，即不正确地使用某种研究方法。方法失范必然导致研究结论的不可靠或不正确，其原因主要是没有真正掌握该研究方法，仅仅是以研究方法的新颖性吸引读者。例如，经济学方法是现在运用比较多的一种方法，但相关研究往往是使用或堆砌一些经济学的时髦概念，而非真正运用其方法进行研究。又如实证研究方法，现在法学界所谓的实证研究大多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方法，依靠田野调查收集有关数据进行分析。问题在于，由于对社会调查方法缺乏一定的训练，因而在设计抽样调查、取样、数据统计方面都存在缺陷，导致调查结论的不可靠。有的调查本身就有预设性，调查完全是服务于特定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于实证数据的心理需要。由于实证调查难以验证，研究者的主观性易于被掩盖。对于上述问题，解决之道在于加强对其他学科知识、方法的学习，尽可能进行交叉学科的合作研究，以弥补知识的不足。 第四，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分离，整体认识与局部认识相分离。宏观分析和整体认识常常涉及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忽视这些必然导致对基本原理的忽视，使研究结论与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相冲突。民诉研究往往是从问题出发，而问题是直接的、具体的、局部的，因此人们习惯于从微观、局部寻找化解问题的方法，但有些问题如果不从宏观、整体的视角出发，则很难发现问题的本质。例如，立案难实质上是司法制度、司法权、司法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而非起诉、立案制度的问题，因此仅改革立案制度不会有多大成效。现在人们争论的是，是否应将现有的审查立案制改为登记立案制。但如果法律的权威性、司法权的相对独立性不解决、法官的职业道德问题不解决，立案难就可能演变为登记难。#p#分页标题#e# 整体认识与局部认识的分离也是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由于没有从整体加以认识，往往导致研究结论从局部看是合理、可行的，但却与诉讼制度的整体相冲突、矛盾。在再审事由的设计上，如果仅考虑到违反管辖规定应当予以纠正，而没有从管辖制度的整体以及管辖权与司法权配置的关系上予以考虑，一味追求再审救济就会发生救济过剩和成本、代价过高的问题。 第五，缺乏自主性。这是指在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研究主体不能依照法治、基本法理、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而是依附或依从于一定的政治风向、利益需求、特定关系，使其研究满足于预设的要求。这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所谓的“庸俗化”。“跟风”是一种常见的缺乏自主性的表现。所谓“跟风”，主要是研究主体为特定的社会、政治意识的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跟风”研究完全抛开了法治、基本法理、民事诉讼基本原理，是一种预设性论证。为了获得论证预设的结果，往往以实用主义的心理，从外国法律制度和理论中寻找证据。这些从预设目的出发所收集的论证依据往往严重割裂了该国法律制度与其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 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非自主性主要缘于研究主体的非自主性。这种研究主体的非自主性又与特定的研究体制、成果评价体制、课题管理体制、研究激励机制、社会的泛政治化、泛行政化、泛权力化有关。在特定环境下，研究课题往往基于特定要求设立，因此依附性的研究课题更容易获得批准、立项，研究成果更容易发表，也更容易获奖。而自主性的研究项目因为课题的边缘化而很难获得认同。在这种环境下，研究主体希望其社会地位、学术地位获得官方的认可而不是学术界和社会的认同。比较典型的是，关于如何认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在强调调解的大背景下，调解的功能被夸大，调解成为一种强势调解，成为一种运动，调解率被不断刷新，成为司法政绩的表征。由此，调解自然成为课题项目的主要内容，各级、各地有关课题研究项目中几乎都少不了调解。而由于研究项目实际存在预设性，因此关于调解的研究几乎无一例外是论证其合理性，鲜有论证过度调解的弊端的，也没有研究者主张判决与调解的合理关系，强调判决指引性、解释性、对事实、权利义务清晰性判断的积极意义，从而进一步误导了人们对调解的正确认识。 要做到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就要求学者坚持学术独立和自由。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学术研究的自主性，也就不可能有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应当实行研究体制、成果评价体制、课题管理体制、研究激励机制的改革，从宏观上弱化泛政治化、泛行政化，激励学者从事自主性研究，推动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 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滞后，除了以上原因外，还有其他诸多原因，如学术研究生态无序、片面追求学术GDP、缺乏良好的学术评价机制、没有广泛、规范的学术争鸣、学术组织的行政化、学术人才培养的投人不够、学术没有充分开放、深层学术交流缺失、研究心态浮躁等，这些也是整个中国法学界所面临的问题，需要学术共同体共同努力加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