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的文章需要精心雕琢，小编精选了8篇法律文化论文范例，供您参考，期待您的阅读。
法律文化论文范文1
1.法律难以跟上新媒体发展节拍
学术期刊没有作者许可是否可以网络使用存量论文。“先授权后使用”是版权使用的通常法则。依此，学术期刊网络使用论文除法定例外必须获得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授权。然而，广大学术期刊对历史上的大量存量论文，尤其是互联网还没有兴起时登载的论文，并没得到这样的授权。这意味着从法律意义上讲，学术期刊们是无法直接网络使用这些存量论文的，除非他们一个个找到作者，拿到授权，但这又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学术期刊与新兴媒体融合是大势，但若不能很顺畅地利用这部分存量作品，融媒进程自会大大受阻。学术期刊是否有“孤儿作品”的网络使用权。或者因为作者离世且无继承人，或者因为版权管理信息不全而无法找到作者，或者其他原因没有作者，等等，使得很多学术期刊掌握大量的“孤儿”或“无主”作品，对于这些作品是否能网络使用，目前得不到相关法律支持。学术期刊通过“用稿声明”方式获取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效力问题。目前大部分学术期刊通过“用稿声明”或“投稿声明”方式来获取作者的信息网络使用权，诸如“凡经本刊采用的稿件，即视为作者同意授权本刊对其图文作品形式网络传播再使用的权利”。对于这种获权方式的合法性，学术界有不同声音，司法实践也未给予实质性支持。[4]经过作者许可的网络使用是否不需要学术期刊的授权？依照我国现行《著作权法》规定，论文信息网络传播权在作者手里，为此，一些网络媒体时常只获得了作者的许可便转载使用已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这样的网络使用对学术期刊的利益损害很大，最直接的影响当然是发行，此外也是对学术期刊论文生产投入的否定。学术论文的最终成稿出版，并非仅仅是作者的劳动成果，外审专家的评审，编辑的选稿、审稿和与作者的反复讨论，校对的审校，等等，学术期刊投入了很多，网络转载时不经过学术期刊的许可，这意味着这种投入是“为他人作了嫁衣”“被打了水漂”，是一种不公正的对待，也会严重挫伤学术期刊的积极性。现有“合理使用”给融媒环境中学术期刊合法利益带来潜在风险。如果微信或微博用户个体在朋友圈或微博空间里以学习、研究或欣赏的目的将学术期刊的论文进行上传或转发，那么这样的作品使用是否适用“合理使用”？依照传统环境来看，这样的作品使用属于我国《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合理使用”。但在融媒环境中，若也简单将其适用，就有可能对学术期刊合法利益带来较大的损害。因为假如用户是网络大V，那么这样的上传或转发就可能带来很大的论文点击量和转发频次，这自然会冲击到学术期刊的发行量，损害学术期刊和作者的利益。
2.学术期刊版权素养整体偏低
2010年9月《传媒》杂志曾经展开过“中国媒体人版权素养调查”，数据表明，与其他媒体人相比，期刊人的版权素养最低，只有18%的期刊人经过版权培训，3%的期刊社有自己的法律顾问。[5]其中的学术期刊也不乐观。2014年和2017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分别认定了两批学术期刊名单，第一批为5756种，第二批为693种。这些学术期刊大部分处于“小弱散”的状况：几名编辑，有时会有一两个编务和一两名经营人员，加上社长总编，大致10人左右规模；经营收入大多是勉以度日或靠体外输血；至今没有一家叫得响的学术期刊出版集团，期刊之间的合作交流也很少。此外，这些学术期刊的体制机制时常较为保守，大量依然是事业单位，一些已转为企业的也仅仅是“翻牌公司”。总的来说，学术期刊现有的状态很不利于学术期刊版权素养的提升。一方面，没有能力在版权领域做过多的投入，如设置版权管理部门、整理作品版权信息、展开维权保护、让员工接受版权培训，等等；另一方面，也缺少动力，体制的庇护和资源的红利虽不能使日子“红红火火”但也能“旱涝保收”，版权保护所带来的增利很难内化为一种激励。
3.版权的授权和评估环节不畅
版权的保护与利用相辅相成，合理的版权保护有助于版权利用的顺利进行，顺畅的版权利用能促使版权得到更好的保护。现今融媒环境中学术期刊的版权利用不是太畅通，突出表现在版权的授权组织不发达和价值难评估两方面。融媒环境中如何将学术期刊版权的三大利益方——作者、学术期刊和新媒体用户联系起来，这需要较为发达的版权授权中介组织。当前，与学术期刊版权相关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虽成立时间较早，但依然处于职能较弱、权限不大、规模较小、市场化程度不高的阶段，学术期刊版权授权时较少会想到借助它的力量。版权作为无形资产，如何评估其价值，这本身就是传统难题。一篇学术论文究竟价值几何，惯例评估做法，一是国家法定规定，如《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的千字稿酬标准；二是合同约定，当事人互相约定价格。然而，现有法定规定针对传统纸质环境中而形成，融媒环境中是否适用没有法律支撑，也时常得不到相关当事人的认可，如论文的市场表现数据，如点击率和转载率的造假问题，便容易使作者或学术期刊质疑所获得的版权报偿。合同签订习惯的未养成，如很少有学术期刊与作者签订书面的授权协议，以及新环境中版权价格的很难达成等客观因素导致的合同签订率不高，也使得借助合同约定来评估版权价格的这一方式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法律文化论文范文2
综观整个80年代，我国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研究从对苏联相关文献的翻译，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继续深入介绍研究国外青少年法制教育举措，重点反映国外(主要是苏联)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重视，希望我国也予以重视。第二，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从单纯重视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拓展到法制教育与预防青少年犯罪之间的关系研究，并提出要加强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协调好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之间的关系，强调预防青少年犯罪是全社会的责任。此外，除了研究领域的拓展外，也有人提出拓展对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的场所与方式。第三，明确提出对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的重要性。客观地说，20世纪80年代是青少年法制教育的起步期和诞生期，出现了青少年法制教育方面的研究论文，相关研究成果涉及的面比较广泛，有突出青少年法制教育重要性的，有域外借鉴的，有拓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场所和方式的。这个时期的研究基本上奠定了未来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研究基础和发展方向，是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诞生期。不过由于当时整个国家尚处于法制的初创阶段，相关研究还比较少，研究的水平深度还不足，有待进一步发展。
二、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发展期
进入90年代，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相关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中明显的表现就是研究成果比80年代有了一定的增加。当然这只是表面的，深入的分析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笔者发现围绕青少年法制教育这一主题的研究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方面是理论水平的进一步加深，呈现出从多维度、多视角研究这一问题的趋势;另一方面表现在实证研究的出现，开始出现了以某一地区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具体来说，在理论研究方面的深入主要表现在:第一，对青少年违法犯罪高发现象进行了反思，认为学校教育存在失衡，学校之外大环境恶劣，家庭教育不当是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障碍。提出了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对策，用立法的形式保障青少年学习法律常识，实行多种形式的教育方法，加强综合治理。第二，法制教育是青少年行为规范教育的必然选择，而法制教育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在政府，并提出了政府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的对策性建议，即以学校为中心，依托社区，包括边缘青少年，进行规范性教育，构筑法制教育的管理体系。第三，青少年法制教育存在法制教育目的偏差、流于形式化、过分依赖学校、农村青少年法制教育落后等亟待解决的问题。第四，首次出现了对邓小平法制教育思想的研究，认为加强法制根本在于教育人，重点是领导干部思想觉悟，目标是使全体公民知法、懂法、守法和护法。在具体的工作中，要切实培养青少年的公民意识，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培养自觉维护社会秩序、校园秩序的观念;学习市场经济的法律知识。第五，在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思路方面也出现了专门的文章讨论。在实证研究方面表现在:第一，结合具体地区的案例型研究。青少年法制教育伴随着上海社区化的过程，上海市通过积极探索社区化的过程，努力开展针对青少年进行社区化法制教育的实践，利用华东政法大学等研究优势资源，推进这一工作的开展。第二，结合具体地区的调查型研究。共青团河北省委的工作人员赴沧州、衡水等地进行了专门调研，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分析，认为一方面青少年法制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另一方面由于青少年法制教育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有一些问题，有待完善。并分析了青少年法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剖析了相关原因。最后结合法制教育的相关特点，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实证研究在当时应当说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许多问题与建议都是建立在调查的基础之上，比较有说服力。不过对于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整体判断不甚准确。此外，媒体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报道与宣传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报道内容简单通俗，易于理解，对青少年法制教育走进普通人的视野中、引起大家的重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中，采访相关专业的专家也成为一种凸显青少年法制教育重要性的形式。
三、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繁荣期
进入21世纪，青少年法制教育相关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视角，研究方法也更加多元，研究成果丰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体现。这一时期，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进入繁荣期，表现是多方面的。
(一)专门以青少年、青年群体为研究中心的学术期刊的繁荣
《青少年犯罪问题》杂志一贯注重反映有关青少年犯罪、少年司法、青少年权益保护以及犯罪学领域的新动向、新观点、新问题、新经验;致力于整合犯罪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资源，深化和繁荣青少年犯罪研究，推动我国青少年犯罪防控与青少年权益保护事业的发展。此外，《青年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等期刊在这一时期也开始活跃起来。专业以青少年为研究中心的刊物的繁荣，发表了大量的关于青少年法制教育方面的论文，这些学术论文能够突出青少年的年龄特征、心理特征，综合运用法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知识，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值得肯定。
(二)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论文的水平与之前相比有了明显提高
首先，论文的写作更加规范。回顾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的诞生阶段和发展阶段的论文，虽然不乏有质量的论文，但是写作大多比较随意。比如论文没有摘要，没有关键词，注释等也很不清晰。总体来说，繁荣期的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相关论文学术规范得到加强。其次，论文的质量比之前有了较大的提高。大致可以概括为研究更为深入，许多论文运用多学科知识来进行理论分析，具有很强的预见性和针对性。
(三)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视角、研究方法更加多元
由于这一时期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成果非常多，一一进行评述和梳理比较困难，所以笔者选取了相关研究中具有代表性、方向性、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进行述评，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是繁荣期研究成果丰硕的一个表现吧!
1．比较研究兴起
美国是一个十分重视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国家，在比较研究中选择美国作为比较研究对象的成果率先出现。“培养美国公民，面向社会、实现价值认同”一直是其在青少年法制教育中坚持的基本理念。同时，美国在法制教育的内容、方法和途径上都独具特色:教育内容的社会化，突出价值观的塑造;教育方法多样化，注重行为的养成;教育途径综合化，强化渗透式教育的作用;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英国是普通法系国家法律教育的代表，也是传统法律教育模式的典型，虽然它没有成文宪法，但它却是有法治传统的国家，也是一个法制非常完善的国家，所以它的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在对青少年法制教育中借鉴。以英美为青少年法制教育比较研究对象成果的出现为这一时期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提供了域外视角，也为这一领域研究开拓了新境地。
2．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兴起
青少年喜欢阅读且阅读最多的是文学，文学的产生源于生活，其审美价值观与法律有着天然的统一，决定了文学应当成为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重要方式。文学方式的青少年法制教育与学校课程式青少年法制教育相比较，具有传播法律知识、法律目的和法律价值观更加艺术性、生动性、感染性和超越时空的特点。文学方式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实现需要更新观点，创作具有青少年法制教育目的的准确传播法律且具有文学艺术表达形式的优秀“涉法”文学作品，并通过推荐、转化载体和形式等方式积极推广。以文学的方式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这种利用文学与法学跨学科间的研究拓宽了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领域。针对青少年自身的特殊性，少年管教所应当利用其特殊的优势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积极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法制教育，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以这一特定领域来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研究也应用而生。少管所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关键在于自身要转变观念，主动承担起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社会责任。少年法庭作为审理未成年人犯罪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案件的司法机构，在对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中占有优势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网络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已经引起了社会的高度重视，我们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及时开展新形势下所面临的网络伦理、法制建设和法制宣传教育问题研究，对青少年进入网络社会进行法律保护和有效地打击网络犯罪，为青少年提供一个安全良好的网络环境。伴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拓展到以网络为渠道的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也开始出现。
3．传统研究得到加强
一方面，关于青少年法制教育重要性的研究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关于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理论更加丰满。此外，这一时期报纸、网络对青少年法制教育这一领域的报道和关注也是空前的。综合来讲，这一时期，围绕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和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与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关系的研究获得巨大的发展，许多学术论文立论的目的和基点都是为了预防青少年犯罪，在这两方面的研究广度更广和深度更深。不过这也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导致口号性的呼喊大于理论的沉思，忽视了法治意识的培养，这种情况是值得反思的。
四、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不足与挑战
法制教育是一个兼有法制与教育二者的一个合成词语。一方面，当今中国的立法工作变化很快，几乎每年都有新的立法，尤其是2012年吴邦国委员长宣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初具规模，这些变化都需要在法制教育中予以适时的体现，教育的内容要紧随时代立法的变化。另一方面，法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日益繁荣也为法制教育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中国的法学教育在理论上的研究值得在法制教育中予以借鉴。最后，教育学理论的深入研究，教学教法的理论体系的丰满完善使得法制教育的教学方式还有一定的滞后性。针对存在的问题，时代变化，立法发展，法学与教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针对法制教育尤其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紧跟时代潮流，探索中国法制教育的未来之路还很长。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与教材编写，理论分析与实际效果之间更需要一种平衡，需要一直探索、努力。时间一直在前进，笔者认为我们除了紧紧跟随时代的步伐之外，还需要发掘中国的历史传统法制教育的现代因素，在中西方比较视野中拓展法制教育的内容，寻找适合中国法制教育的最佳路径，寻找中国法制教育的文化归宿是青少年法制教育时代的要求，必然的趋势。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有中国的传统，中国善于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这些都为我们开展研究、开展比较研究、开展专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视角。而以哲学为角度，我们不能不反思，中国的法治之路，或许并非中国现代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做得不好，问题恰恰在于缺乏了现代法制与历史传统的衔接，而这种衔接恰恰是青少年法制教育成败的关键。“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人的性格决定了法律不能够成为社会行为的主要规范。中国人所追求的自然和谐的生活方式，本身就与那种外在的、刚性的法律不相协调。在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手段的选择上，亦可见中国人惯常的折中、调和的态度。法律虽为调整社会关系非常有效的手段，这一点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强调，但在中国人看来，法律的方式太过刚强，而中国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和谐，法律的方式有违这一目标，故为中国人所不取，至少是不尚。”这一问题与现实是我们在进行青少年法制教育中应当注意的。
五、结语
法律文化论文范文3
图书馆管理是一个计划、决策、组织、领导和控制的全部过程，它对于图书馆文献以及各种有效资源都非常重要，也能完成图书馆的管理目标。长久以来，图书馆管理都是一个热点探讨的问题，本文将以近年来的122篇文献作为数据源，通过知识图谱分析，来展现我国图书馆管理三个时期以及研究内容。
关键词：
图书馆管理；三个时期；知识图谱；文献
随着我国理事会制度的不断完善，近年来我国法人管理结构已经确立，这使我国图书馆管理从理论转向实践过程中收获了稳定进展，而学术界也从这些年的学术动态中发现了不少问题，只有在这些问题中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以正面的姿态去面对出现的问题和挑战，才能巩固研究成果。本文将从空间、演化两大维度，运用知识图谱的方式对我国现在的图书馆管理研究现状展开分析，拟能提供借鉴作用。
1来源数据库与研究方式
我国当前文献数据库众多，不同的资源库的优点也不同，目前中国知网（CNKI）作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的出版总库，它有着其他众多资源库所不具备的优点和功能，比如检索数据快，更新速度快，资源更丰富，功能更完善，并且高级搜索针对性更强，对于CAJD检索要选择研究对象，而且主题检索所获得结果要更多，关键词检索范围要小一些，不过主题检索也有缺点，就是检索出的无关内容多，要被检索者进行再次筛选，这会相应损耗一些时间，举个例子，比如主题检索中，选择“图书馆”并含有管理一次，第二选择“图书馆”再加关键词“理事会”，就会得到两种相差甚远的检索结果，分别是358条和880条，笔者又将其中含有有效关键词的文献进行再次几何处理，比如按照优先出版和增刊进行检索，最终获得了122篇可用论文。笔者此次研究采用的方式是信息计量并通过知识图谱展现的方式，知识图谱分析使用的工具是CiteSpace和VOSviewer，相较于其他工具，VOSviewer更注重图形化展示，可以以颜色的不同来反映不同的类聚联系。
2我国图书馆管理研究的时间分布
2.1研究论文的年度分布
从时间分布上我们能够看出学术成果的发展情况，对于论文在时间轴上的反映，表示学术研究成就随着年份推移呈现了不同趋势，笔者将筛选出的数据用表格进行了升序处理，展现出的分布图示如图1。图1中展现出的论文出现了三种走势，我将它们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萌芽阶段，2000-2006年是论文的一个初期上升阶段，作为S1段，年度论文量只有一两篇，特别是第三年还出现了空白；第二时期是转折阶段，2007年整年度的论文量超了前面所有年度的总数，以后两年进入的是发展探索阶段，作为S2段，年度论文量在5-10篇；第三时期是发展阶段，在2010年出现了第一次峰值，作为S3段，但是此时我国的学术论文产量还是出一个探索阶段，此后五年我国论文量积累又创立峰值，但是这也并不是成熟阶段。但是2010年是我国图书馆管理研究的一个关键年，当年有关论文量已经达到了25篇之多，这是我国日后图书馆管理不断成熟的标志，特别随着政策的不断完善，我国图书馆管理作为公共管理的一部分，已经成为一个关注重点。
2.2研究论文的作者合著网络
笔者将文件导入后根据时间不同进行了整理，节点类型勾选“Author”(作者)，阂值的三个具体指标均调节为(1，1，10)，在其他参数为默认设置的情况下，运行软件后获得包含116个节点和42条连线的作者共现网络，调整节点在界而中的位置并优化布局，截取的全部作者合著网络图。节点上的标签代表作者；圆圈的颜色反映发文时间，颜色越深表明时间越早；节点直径的大小与节点上的作者或机构的发文量成正比，节点之间连线的粗细反映合作关系的强弱。借助CiteSpace提供的节点信息可知图书馆管理研究作者共116位，其中发表1篇论文的96人；发文量为2篇的11位；发文量为3篇及以上的9位。属于第一方阵(T1)的作者群是以黑龙江大学蒋永福为核心的研究团队，T1由蒋永福(15)、张世颖(2)、王明慧(2)、王清远和李京构成，T1内的作者除李京外，均来自高校系统。属于第二方阵的作者群是以深圳图书馆肖容梅为代表的研究人员，T2由肖容梅(5)、梁奋东(2)、吴烯(2)，邱维民、万群华、刘杰民、汤旭岩和肖永衫组成，T2内的作者均来自公共馆系统。属于第三方阵(T3)的作者群由阮胜利(9)、毛旭(2)，鲁卫良和袁雪梅构成。以西安文理学院段小虎(4)为中心的研究小组属于第四方阵(T4)。来自中国科学院的黄颖和西安科技大学的姜利华等各自构成的研究小组属于第五方阵(T5)，冯佳、李明生和王冬阳均各发表3篇论文，是较大的节点。
3我国图书馆管理研究的现状与变化趋势
为了深入研究我国图书馆管理的现状与变化趋势，笔者运用CS软件对时区分布进行了制图分析，在对数据进行关键词设置后，软件收获了61个阶段和75个相关关键词。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年度时区内没有相应的关键词，分别是2001年、2002年、2005年度，这是因为这三年我们在上文提到过没有相应的论文。其次，由于软件设定算法的迥异，所以各个年度没有显示相应关键词。最后，随着时间从过去到现在的推进，节点颜色由冷变暖，由此笔者认为，我国图书馆管理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具体展开探讨如下：
3.1西学东渐———早期萌芽阶段
在2000年我国经济形势开始出现较大进展，同时图书馆行业也形成了第一次进步，虽然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还很严重，并成为阻碍我国图书馆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在旧的管理体制中转变出来，并为未来的图书馆管理注入新的活力，这是我国图书馆管理研究的先河。作为我国的公众服务机构，图书馆管理政府做主导的问题长期以来还十分凸显，黄颖在2003年的文章中提到，想实现管理型的转变，需要与市场充分接轨，淡化公共行政干预的色彩，并有法律制度作为长久保障，图书馆管理不能再是政府行为，必须要下放给市场，这一点徐引旎在2004年的文章中就有涉及，她提到美国国家图书馆理事会的职权、组织不同层级是完全不同的，而我国的图书馆管理就是由于缺乏完善的法律体系来规范。
3.2中西合璧———中期探索阶段
此阶段认为，管理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可以是社会力量，或者任何可以担当此角色的群体来实现目标管理。图书馆管理并不同于其他行政管理的部分，比如在发达国家的图书馆管理中就与我国有着本质的差异，如美国的学区图书馆，在管理模式上与我国非常不同，姜永富在2008年提到，图书馆管理的参与者不仅仅需要政府，还需要社会组织、协会、人等各种力量的参与，他们都是事先图书馆管理核心价值的重要主体，从保护公众利益的角度出发，图书馆管理应当以保护公众信息为首要目标，因此管理中也要以此问题为重。依照我国现有的事业单位管理情况来看，政府还是占据了相当的重要地位，社会力量仅仅是参与，因此下一步政府应当下放权力，与社会团体实现良性互动，比如建立图书馆管理理事会等。我国对于图书馆管理的法律制度也十分欠缺，当下应当学习发达国家的法律体系，充分赋予图书馆理事会权力，鼓励各地出台相应的规章、办法，但是我国现在相关法律身上，法律效力不高，导致制度运行并不畅通，图书馆法人管理结构将是一个重要的解决方向。张洪斌在2009年的文章中提到，图书馆的相关利益者是作为理事会运行的重要主题，可以让他们作为图书馆法人管理结构中的一员，负责其运营发展，并通过决策机构———理事会，确立战略计划，从而实现一个科学健康的运转。另外，法人管理制度要实现内外监督机制，即审计、决策、信息公开制度，但是因为我国所处的经济环境以及文化氛围都与国外发达国家不同，因此在制度和运作模式上不可以照搬，要选择适合我国国情，并且有利于我国图书馆管理趋势的运作模式。
3.3西学中用———中期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也是我国自2010年后的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时期（2010-2014年），我国相关利益者认为要实现正确的行政导向，图书馆管理的关键要素是关心支持图书馆事业可持续发展的组织和个人，图书馆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人的理念变革，这是形成有效管理的内在动力。引入图书馆理事会制度过程中，应妥善处理机制改革中的适应性问题，核心是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问题。虽然依照我国国情来看，要实现多元化的设置格局还受到体制的较大阻碍，但是鼓励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管理，将是我国促进图书馆管理发展，形成新的管理模式的重要举措。
4结束语
本文从时间维度、作者合著网络两大方面揭示了我国图书馆管理理论的现状与发展态势，也从多个视角对我国图书馆管理理论进行了研究。进入21世纪后，我国图书馆已经实现了质的跨越，但是我们仍然要看清其中的问题，并探索日后的新格局。随着图书馆管理模式的升级，我国图书馆管理模式仍然受到了制度与社会环境的不同影响，因此日后我们要从政策上完善，改进做法，不断推进国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作者：莫晓君 单位：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张鹏.我国图书馆联盟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D].曲阜师范大学，2013.
[2]李文娟，杨国立.近五年我国情报学研究知识图谱分析[J].情报科学，2014，01：104-109.
[3]苏坤，杨洁.我国图书馆联盟研究趋势知识图谱分析[J].情报探索，2014，09：11-16.
法律文化论文范文4
1．复合型编辑人才缺乏
媒体融合不是不同媒介形态的简单拼接，而是技术融合、渠道融合、平台融合、内容融合、经营融合、管理融合等全方位的调整，新技术的采用、传播渠道的改进、内容生产方式的创新、传媒组织形态的升级、传媒产业链条的重构、管理体制与政策的改革都要随之发生相应的变革。技术融合是整个媒体融合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它们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过程中能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目前传统学术期刊的人才储备与技术支持无法满足媒体融合建设的需求。我国学术期刊的主办单位以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学会为主，由“体制内”任命的部分期刊领军人物，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很好的学术理念，却缺乏驾驭新媒体业务的技术素养，没有树立拓展新媒体业务的基本目标，更没有规划新媒体业务的长远战略。目前很多学术期刊已通过集成的采编系统实现了审稿、编稿、发稿过程数字化，以及这一流程与PC端和互联网的融合，但这一流程与移动互联网的融合却进展迟缓。其关键在于，缺乏新型的复合型编辑人才。老编辑对新融合、专业技能（信息检索能力、计算机操作能力与多媒介转换能力等）的缺乏了解和掌握影响了他们对学术新媒体的热情和探索精神，影响了互联网思维在学术期刊领域的运用和发展，更制约了行业借助融合业务技能实现对多种媒体的资源整合。
2．媒体融合主导权缺位
我国现有传统媒体管理制度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了以审批制度、主管主办制度、行业管理制度、属地管理制度为核心的规制政策。在这种体制下，传统学术期刊一直保持主流学术传媒地位，发挥着主体性作用。“其一，拥有公开出版的刊号，具有体制授予的合法身份，不存在‘无米之炊’的生存威胁；其二，牢牢把控着学术信息源（专业边界）和作者资源（学术水准），目前还没有任何学术新媒体能够与其分庭抗礼，对其构成挑战；其三，在现行的学术评价与期刊评价机制之下，只有具有正式刊号的期刊才能得到行政权力部门与专业评价机构的承认，尽管纸本期刊的传播功能早已名存实亡，但其‘记录功能’仍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15］然而，恰恰是这类媒体，在媒体融合的道路上走得跌跌撞撞，深陷“不做等死，做了找死”的困惑之中，无法承担起媒体融合的主动权。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缺乏国家主导的大型公共服务数字出版平台，表现为具有公益性质的学术期刊没有公共技术平台的强力支撑，盲目“嫁接”或重复探索；二是学术期刊的市场主体地位模糊，身份尚为事业单位或改制后只是换块牌子的“翻盘企业”、改制后依然没有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的传统媒体，在与新媒体融合过程中必然遭遇体制障碍与规制约束；三是学术期刊分散弱小、技术落后、经济实力不强，作为媒体融合中的被动者，它们根本没有实力与能力去主导媒体融合。互联网企业与新媒体公司是否具有媒体融合的主导权？答案也是否定的。从技术、平台与资本实力来看，它们有舍我其谁的优势。然而，在深入思考探究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时，我们会察觉到一些悖论的存在。首先，民营力量主导媒体融合，势必与党和政府强调的媒体的政治属性、舆论导向冲突，很难满足“可控可管”的传播要求；其次，中国知网、万方等大型期刊数据库虽然在数字传播方面几乎取代了纸本传播，但其在学术信息源、专业编辑权威性、学术共同体关系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因而无法替代学术期刊承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再次，互联网企业与新媒体公司并没有获得体制授予的合法身份，还不具备与学术期刊刊号相当的学术传媒地位。目前流行的微信公众号与论文在线网站，不过是学术期刊的附庸或补充，暂时不足以动摇学术期刊的主流地位。
3．政策与规制缺陷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也给政府的媒体管理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一是多头管理、权责不一。在互联网的监管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是行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负责打击利用网络实施的各种犯罪活动，文化部门对文化产品、文化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全国网络出版服务的审批和监督。这种管理体制职能交叉、条块分割，致使在监管的具体过程中，形成政府管理越位或政府管理缺位两种现象。比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是把互联网和手机作为信息产业来定位的。但互联网和手机既有产业属性，又有媒体属性。单纯由产业部门管理，很容易造成行业管理和舆论监管的脱节。特别是新闻出版广电部门实行严格的内容监管，而电信部门只管传输不管内容，结果因传输平台的不同，就会产生天壤之别的规制差异。二是法律“跟不上、管不住”。近些年，虽然我国在新媒体管理方面已出台数部法律法规，但总体上立法层级不高、法律效力较低，“一方面，行政机关对现行行政法律文件的修改、补充滞后于新媒体的快速发展，造成法律制度不该有的缺位；另一方面，各行政机关进行听政活动所参照的法律文件多为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效力较低，仅限于本部门范围，造成有法可不依的尴尬；且各行政机关在制订、执行部门规章和行政规定时往往各行其是，又造成了行政法律制度执行的冲突”［16］。在学术传播领域，“双重管理体制”使传统媒体在发展新兴媒体业务时，远不如商业新兴媒体那样能够放开手脚大胆创新，经常是稍有创新、稍越雷池，就可能被“约谈”、批评。在媒体融合的大潮之下，尽管互联网与新媒体具有快捷、方便、及时、聚合等优势，但所在企业仍然拿不到体制所承认的正式刊号，那些仅在网络平台或新媒体上发表的论文统统被排除在体制认可的评价之外，这不能不说是体制壁垒与规制政策滞后性的体现。
法律文化论文范文5
关键词：成人学历教育；法律专业；职业化；教学改革；路径
一、成人学历教育法学专业职业化改革的必要性
1.成人学历教育的职业特征
有论者指出，成人教育的职业化是指：“成人教育以满足、面向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为导向，以促进服务对象就业、转岗为主要价值取向，通过校内校外两个课堂为服务对象提供学习产品，从而使服务对象在取得学历的同时，获得一技之长。”[1]有必要说明的是，成人学历教育的职业化并不是将成人教育吸收并入职业教育，因为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分类依据不同，属于性质、定位不同的教育门类，那种“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人教育又属于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职业教育内容的重要补充、职业教育实践的主要阵地。成人教育的职业化和职业教育的成人化，是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重要交叉点”[2]的观点并不妥适。成人学历教育职业化的目标是满足成人学生的实际需求，着眼于提升其职业技能或职场能力，其核心是去理论化，即去除人才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中过于理念化、理论性的内容以及脱离成人学习者实际情况的教学要求，回归成人学历教育应用化、技能型、职业性的初心。成人学历教育的职业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成人学历教育对象的职业特征。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成人学历教育最显著的特征是，其教育对象是在职在岗的已就业者，多数在24—29岁这个年龄段，对依靠记忆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学习手段充满抵触，对记忆中的中学阶段的填鸭式教学更是天然排斥，这些学习特点决定了他们对纯理论知识的学习兴趣不高。成人学习者已经就职于某一行业，和普通高校学生相比具有鲜明的职业背景，不管其求学目的是补偿学历，还是职场充电，或是重新择业，进行职业技能训练、着眼于提升职业能力都不违反其求学目的和职业需求。因此，对教学内容、教学模式进行职业化改革是符合成人教育对象的特征的。“认清成人教育对象的职业化特征，使其和普通教育相区别，这是制定教育目标和教学计划的基础。”[3]（2）培养目标的职业化。进入21世纪后，成人学历教育尽管尚肩负着学历补偿教育任务，但培养目标已趋多元化，不少学生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学习目标或虽以获得学历为目的但并不拒绝职业能力的提升（见表1）。更重要的是，就算以学历获得为目的，但学历就排斥职业技能吗？因此，培养目标的职业化既符合经济社会对教育的要求，也有利于受教育对象，是双赢之举。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ISCED1997），教育级别被划分为0-6级6个层次，其中ISCED5B类大致等同于我国的专科教育层次。ISCED5B类定位为“实际的/技术的/职业的特殊专业课程”（practical/technical/occupationallyspecificprogrammes），培养目标为使求学者获得某一特定职业或职业群所需的包括技能和知识等实际能力，其教学计划比5A（通常理解的大学本科教育）的计划“更面向实际，更与具体的职业挂钩”。可见，虽不能据此将成人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划等号，但根据ISCED1997，成人学历专科教育从教学计划伊始就应该呈现出其相应的职业特征。（3）教育政策的调整。早在2000年，教育部就了《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教学管理要点》（教高【2000】2号），其第5条规定，该要点供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参照实施，说明在教学管理要求上，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与高职高专适用同一标准。其次，在专科专业目录上，“法学”已不再是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专业名称，而代之以“法律事务”为代表的法律实务类专业。从“法学”二字到“法律事务”的调整揭示了专业定位从重理论学习到重实务操作的政策导向。鉴于目前只有成人高校和高职学院还开设专科专业，这一定位转换再次证明了成人学历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上的职业化特征。
2.成人学历教育严重的理论化现状
然而，与成人学历教育职业化特征形成严重反差的是其严重的理论化现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课程设置、教学要求上向本科院校看齐。成人学历教育的“降生”是政策推动型的，上级政令一出，各地全面开花，要多快好省上规模，采取“拿来主义”，直接套用、照搬普通高校现成的计划、课程、教材、考试评价标准是最简单易行的做法。在成人学历教育兴办之初的1978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1.55%，[4]客观上还担负有帮助大量优秀在职人员一圆大学梦的学历补偿任务，因此尽管也存在前期理论论证不足、顶层设计过于粗放、缺乏对成人教育特殊性进行系统研究、普教化严重等弊病，但鉴于当时主要教学目标就是弥补文化理论知识，矛盾尚不尖锐。而进入21世纪后，成人学历教育学生生源构成、学习目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对文化知识不再感兴趣，对系统化的理论学习产生抵触甚至厌倦情绪，而且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基本素质也无法与20世纪相提并论，普教化的教育理念、模式与学生现状发生了根本对立，再加之个别社会教学点视办学为生财之道，教学环节虚无、考风考纪差，口碑急剧下滑。（2）大量使用与普通高校高度同质化的教材。当前国家开放大学（电大）系统使用的教材编者不乏大家，在编写、印刷、出版质量等方面也没有任何问题，但偏重理论、内容枯燥、版式设计单调，与普通高校教材高度同质化，或者就是普通高校教材的翻版。其次，拥有与文字教材配套的音像教材或视频讲解曾经是开放教育引以为傲的特色教材，但观看这类音像资料后，会发现多数授课专家一本正经地把概念的“定义—特征—比较辨析”从头说到尾，讲得多，互动少，在拍摄时长时间保持同一个镜头，画面呆板，课堂实录化严重，严肃有余而吸引力不足，不能激发学生观看兴趣，实践中利用率极低，更别提对教学的辅助功能了。（3）考试题量上死记硬背题“一家独大”。仅以开放教育民法学课程考试为例来说明。在2019年X月期末试卷100分的总分值中，除16分的案例分析和一个3分的单选题外，其余81分均系就概念术语、法律理论进行考核，学生必须在大量的背诵记忆基础上方能作答。（4）实践环节考核以论文等理论化成果为唯一方式。就法律专业而言，实践环节是为数不多的将抽象的法律原理应用到具体生活现象的从理论到事实的思维训练过程。实践环节是将书本理论知识转化为活知识的桥梁，是将法律条文实用化的过程。然而囿于在业余学习模式下组织集中实习几乎不可能、实践环节考核标准的高度主观化等现实问题，实践环节在教学过程中能省则省、能简则简，或干脆睁只眼闭只眼，其重要性仅停留在教学计划中的文字表述上，徒具“理论价值”。实际操作中，多以论文写作作为实践环节的最重要甚至唯一考核方式，而论文写作本身就是理论化的，用一种理论化的成果来评价实践环节的教学效果，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二、职业化改革的路径探索
成人学历教育严重的理论化现状和职业化特征形成尖锐冲突，在理论化和职业化两者之间长期的角色错位导致其自身定位上的不明，定位上的暧昧反过来严重限制了成人学历教育的发展思路，因此，不再跟在普通高校后邯郸学步，而是勇敢地承认自己的职业定位有利无弊。有鉴于此，结合法律人才的社会需求和专业特点，我们对法律事务专业按照以下思路进行了初步的职业化改革。
1.培养目标的复合化
普通高校学生以职业选择为求学目的，顺利就业或继续深造是学习需求也是教学目标，培养研究（预备）型人才或高级应用型人才是普通高校人才培养目标。成人高校学生不以就业或升学为目标，他们已经有特定的工作岗位，毕业后多数还是继续原来的职业，他们会不知不觉把工作困惑、业务需求带到学习过程中，也会本能地把所学到的知识和真实的工作、生活相比较，并自然地用个人经验来评价所学知识对工作有无裨益，因此单纯以知识灌输为手段的教学很难满足学生实际需求，极易形成教与学的严重对立。这种不以知识获取为单纯目的、学习目的多样化的实际决定了成人学历教育在培养目标定位上的特殊性，具体到法律事务专业，就是培养目标的复合化。法律从业人员的高起点化是国际惯例，职业的高门槛化使专科层次的学生不可能从事律师、审判人员、法学教师等传统的法律职业或专业性事务，即使非全日制本科毕业，也不具备报考法律资格考试的资格。培养目标复合化要求分析目前职业资质要求，找准行业定位，放弃传统的纯法律职业，而以掌握一定法律知识作为基础的相关或交叉职业为职业定位，具体如行政执法、辅助执法、社区服务、社会工作、司法机关书记员、法律秘书、治保人员、村社干部、基层干部、律师助理以及税务、证券、工商等各类专业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等初级复合型岗位。以社会工作为例，在城乡一体化、建设美丽社区的背景下，社会工作人员的需求量很大。社会工作从业人员日常接触的家庭养老、继承抚养、相邻关系、社会保险、工伤优抚、民间纠纷等纠纷性质不严重，但多发易发，纠纷的调处需要综合运用道德、政策、法律、纪律等手段，工作内容不是纯粹的法律事务，但具有相应的法律知识背景对开展工作非常必要。据统计，截至2018年底，广州持证社工人数已逾1.8万，[5]而四川全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仅2万余人，其中取得全国社会工作专业职业水平证书人员6931人（《四川省“十三五”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征求意见稿）》）。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四川社会工作人员不仅缺口相当大，而且学历偏低，还有半数以上未取得职业水平证书，他们有在职接受学历提升的需求。因此，将初级复合型人才作为培养目标符合成人学历教育的办学定位，也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律。
2.课程设置技能化
在确定复合型的人才培养目标后，我们放弃了对普通高校专业建设模式的简单模仿，以应用化、技能化为指导思想对法律事务专业教学计划进行了改造（新旧教学计划部分课程对比关系见表2）。法律事务专业共开设有民法基础与实务、刑事法律基础与实务、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与仲裁实务、行政法律制度与实务、经济法基础实务、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基础与实务、办公室实务、书记员工作与实务、律师与公证实务、合同法律制度与实务、行政执法实务、法律文书、婚姻法、司法笔录14门专业课程，课程名称“实务”化成为显著特征。为实现“名实一致”，在教学内容安排上，参照高职教学要求，较大幅度降低理论难度和减少理论教学，增加大量法律运用性知识，强调课堂微型案例分析，突出实操性和思维分析能力训练。
3.教学资源设计小微化
根据注意力衰减规律，长篇、大幅的文字阅读容易使读者产生枯燥感，因此，在教材的选择上，原则上以高职高专教材为主教材，以理论够用、重应用分析、“互联网+”教材为选用原则，避免单一章节文字过长、板式设计单一的版本。视频是网络学习的重要教学资源。针对成人学习者学习环境易受干扰性和时间零碎化的特点，首先尽量避免使用课堂讲课式的视频，代之以一定镜头切换、画面变化的视频来保持学习者注意力。其次，视频资源以微课为主体，每讲5—8分钟，以一个知识点或典型案例分析为线切入知识点，如民法基础与实务课程选用了“王健林名誉权侵权案”“重庆天降烟灰缸伤人案”“未成年人购买彩票案”等分别介绍人身权制度、共同危险责任制度、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刑法基础与实务课程选取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故意、犯罪过失、一般正当防卫、特殊正当防卫等30个重要知识点，分别制作30个微课，其间穿插大量经典案例及生活化小案例。通过专业公司进行动画制作、美化处理，保证视频教学资源具备一定观赏性，提高教学资源的实际利用率。同时，资源的小微化也为下一步应用在手机移动学习平台上预留了空间。
4.考试方式实用化
考试是评价教学效果的重要一环，任何回避考试环节的教学改革都难以形成“教学设计—项目运行—成效评估”的逻辑闭合圈，都可能陷入纸上谈兵。成人教育学生天然存在工作与学习时间的激烈冲突，生存本能会促使他们在时间安排上以工作为优先，闲暇的时间才会安排学习，甚至考试，也会让位于工作。历年的期末考试都有不小的缺考率，即使在实行随到随考网络化考试后，四川电大近三次考试缺考率仍然达7.3%、6.7%、7.1%。因此，需要就考试方式做一些适应性改革，区分具体课程在专业知识构造中的地位，采取部分课程形成化考核、部分课程集中考试的混合考核机制。具体而言，民法基础与实务、刑事法律基础与实务、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与仲裁实务、行政法律制度与实务、经济法基础实务、法律文书等6门专业核心课程采取纸质化统一考试，其余课程采取网络化形成性考核。问卷调查也表明，通过将考试过程化，分散在日常学习过程中，有助于减轻学生工学矛盾，增强学习获得感，受到95.93%学生的欢迎。
5.考题内容应用化
成人学习者的另一个学习特点是机械记忆能力明显下降，具备一定的逻辑分析能力。对他们而言，背诵记忆大量的概念、术语有相当的难度，更重要的是，就算概念、术语烂熟于心对实际工作也裨益不大，所以主观上也排斥概念、术语的死记硬背。如果考试一味考法律术语的概念和特征，一方面极易诱发学生考试时铤而走险去作弊抄袭，另一方面会降低其学习获得感。破解这一问题，需要教师动脑筋将所欲考察的教学知识点进行应用化设计，减少记忆型试题，增加分析型考题。同样以民法基础与实务课程期末试题为例。该课程试题分选择、判断、问答、案例分析四种题型，从分值构成上看综合案例分析、小分析题达50分。教师在试题设计时，将一些重要概念的关键字适当改动作为判断题，引导学生辨析概念的核心要素。如对“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之间、法人之间以及不平等主体的自然人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进行对错判断；又如不问什么是原始取得的概念，而是以“李四新购得三居室新房一套，其对该房所有权的取得方式是原始取得”为题来判断什么是原始取得。这样既有考点，又有迷惑点，又省掉对概念的记忆，将考点从概念记忆转换成对概念的理解分析。尽管考题内容应用化不可能根除考试作弊，但可以提高作弊的难度，降低作弊的“收益率”，值得一试。考题内容的应用化变化在实践中也获得67.48%的问卷受访者好评。在最喜欢题型上，单选题、判断题、案例分析题占比分别为47.15%、35.77%、15.45%。
三、职业化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分析
法律事务专业的一系列职业化改革措施因应了学习者实际情况，受到学生的欢迎。通过问卷调查、学生访谈得知，学生对课程设置、教学资源小微化、形成性考核方式的满意程度分别达到84.55%、97.56%、95.93%。当然，在新教学计划和教学要求的实际运行中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使改革的设想和实际效果间出现一些差异。
1.考试内容应用化后，成绩及格率反而下降
这是在制订专业改革方案时未曾预计到的情况。如民法基础与实务课程目前经过了三次考试，第一次考试及格率为93.75%，第二次为33.33%，第三次为86.36%；而课程改革之前的三次民法学课程考试及格率分别为94.74%、100%、100%。刑法基础与实务课程最近三次考试的及格率为90.91%、77.78%、86.36%，而改革之前三次刑法学课程考试及格率分别为91.67%、75%、100%。究其原因，首先，成人学历教育实行教考分离，学生，特别是分散在各地教学点的学生，难以参加命题教师的面授课，不能面对面接触命题教师，把握不住命题的思路和复习的方向。其次，学生一方面排斥机械记忆，一方面又懒于开动脑筋主动思考，致使考背诵的题记不住，考分析题又做不来，学习态度上还需改进。最后，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已经对填鸭式教学形成全面依赖，虽已具备相应的逻辑思维能力，却不善于、不喜欢运用这种能力去解决问题，仍然习惯于被动接受知识，所以分析能力差强人意。考虑到成人学习者学习能力不可能短期内取得突破性的改进，一方面要加强针对性的考试辅导；另一方面要提高命题科学化，在分析题与记忆题之间寻求题型、题量的平衡点。
2.适用的文字教材匮乏
尽管各式文本教材种类繁多，但真正适用成人学习者且满足职业技能训练所需的教材却不多。首先，绝大多数教材内容上严重理论化已有如前述。其次，部分专为成人学历教育编写、设计的教材因出版日期久远或不再版或内容老旧而无法选用。再次，尽管高职类教材为数不少，但因高职教育以技术、工程类见长，法律类教材却并不多见。最后，少数课程如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与仲裁实务因内容涵盖民事诉讼法与仲裁两个领域，可适用的教材非常少。因此，教材的可选择面并不大。
3.实践环节依旧相当薄弱
首先，虽然与律师事务所合作建立了实践基地，不过学生地域分散、时间难以统一，加之成人学生也没有寒暑假可言，难以集中组织教学实践，学生自行联系的实践又难保质量。其次，在进行需求调研时，尽管学生都对流于形式的实践极为不满，希望大幅提升实践环节的质量，而一旦真正要求其协调好工作安排、牺牲部分个人闲暇时间时，又畏难退却，认为实践环节没必要一丝不苟，没必要进行刚性考核，学生的两面性暴露无遗。最后，实践环节如何设计、如何考核以及如何制定考核标准同样是不太容易解决的老问题。
4.教学质量保证体系脆弱
首先，课堂教学仍旧形不成双向互动。尽管在教学要求中安排了不少微型案例分析的内容，也受到学生欢迎，但学生更习惯于听教师讲案例，极不情愿主动参与分析讨论，也鲜有提问或质疑。课堂仍然是教师→学生的单向交流，不能有效形成师生的双向互动，对学生技能的训练也停留在理论设计层面。其次，成人学历教育目前采用课堂面授+网络自学的混合教学模式，相较而言，网上学习的质量更难以保证。通过技术手段，可以对学生是否上网学习、学习时间等进行记录，但是否挂机学习、形成性考核是否本人完成、学习状态、学习效果等学习质量要素却不可能以技术手段来监控，只能由学生的自觉性来保证，而一切依赖于个人自觉性的保证体系经证明都是非常脆弱的。
四、对法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借鉴意义
四川电大法律事务专业的职业化改革绝非完美，但也可以为下一步的法学本科教学改革提供以下有益借鉴。
1.坚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用性
在过去普通高等教育精英化的时代，成人学历教育尚负有为在职人员提供学历补偿教育的使命，学科理论体系的教学被置于相当重要的地位，以获取学历为学习目标有其历史合理性。这样的功能定位决定了除受教育对象有区别外，成人学历教育几乎是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的翻版，“事实上成人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普通教育的简单移植和翻版，毫无特色可言。当普通教育充实和完善自己的功能定位后，成人教育便在教育目的、培养目标、教育方法乃至服务功能上迷失自我”[6]。随着普通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持续提高（2020年将达到40%）和教学改革的深入，成人学历教育低门槛化、学习方式灵活的优势不再明显，继续和普通高等教育保持同质化，会逐渐丧失特色，走向消亡也并非危言耸听。在不同教育类型层次鲜明，教育供给市场细分化的今天，成人教育更要发挥贴近社会接地气、贴近在职人员职业需求的优势，以职业化教学为特色，确立以在职人员职业能力提升、职场竞争能力提高为导向的实用性人才培养目标。培养目标的实用性并不排斥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成人教育的职业化发展并不意味着其他教学环节的忽视，也不意味着盲目的扩招和理论教学的弱化”。[7]我们是在学历教育的大前提下探讨职业化，缺乏成体系的专业知识是不能称为学历教育的，因此职业化是在掌握必需的理论知识基础上进行的，理论知识是根本，在此基础上再拓展职业能力、满足职业发展需求，二者是皮与毛的关系。不能过分强调职业技能的培训与训练而忽视理论学习，那样可能滑向只有技能没有专业知识的极端，将学历教育培训化，将理论知识无用化。轻视构成专业知识体系核心的理论之核，缺乏学历所必备的理论学术素养，就好比没有内功功底的武术，缺乏进一步向上提升的基石，必然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下滑。
2.课程设置的构想
（1）课程体系宜简单化。可设公共课、专业课、综合实践课三个板块，各板块学分之比为3∶6∶1，公共课、专业课相应分必修课、选修课，必修课、选修课学分之比以6∶4为宜。选修课开设的总门数不宜太多，因为成人学习者一来不像普通高校学生有广泛的兴趣爱好，二来并不通过选修课学习这一途径来提升素质，选修课过多并无实益，甚至反而导致师资的不足。（2）在具体课程设置上，鉴于法律事务专科未开设法理学课程，在本科阶段应开设法理学，以帮助学生形成系统的法律思维方式，为未来更高层次的专业学习奠定理论基础。首先，有学者认为专升本课程“应以专科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目标，基础课程应少而精，理论知识应以实用、够用为度，不能盲目以宽口径、厚基础来要求‘专升本’学生”。[8]不过，本科毕竟不同于专科，本科的教学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理论性的或具有相应的理论教学要求，“可以要求完成一个研究项目或一篇论文，为从事高技术要求的专业或为进入高级研究计划提供所需的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相较于专科的应用性，本科应该具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和相对完备的知识结构，因此要注重法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其次，根据2018年4月司法部《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不能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成人学历教育毕业生很难再从事律师、公证、司法人员等职业。与国家政策相适应，可以考虑删除律师实务类课程，代之以行政执法实务、交通管理执法实务、婚姻家庭继承法律等课程，以与法学本科学生大量从事的行政执法、行政辅助执法、社区服务等工作的内容相适应。最后，为增加课程的实用性，可以用司法文书取代法律文书课程，加大实务中常用、常见的行政执法文书、调解文书的教学内容。囿于篇幅，具体课程的设置不能一一而论，要注意的是，目前的成人学历教育法学本科是专升本专业，在课程设置时要考虑如何与专科课程科学衔接，尤应避免在课程名称、教学内容上的简单重复。
3.课程内容建构的职业化
课程内容建构，包括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与调整，在广义上还应包括考试以及实践环节的设计，以下分别说明之。（1）根据成人学习的特点和人才培养要求，进一步增强课程教学内容的针对性。成人学历教育“在教材、教学内容上应体现‘学以致用’的原则，讲究实用性，在课程内容上要结合专业实际和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增减、融合或重组”，[9]即教学中不一定面面俱到，根据成人学生行业特点，合理增删教学内容或根据实际对教学重点适当做出调整，以实现针对性施教。以司法文书课程为例，可以减少判决书、起诉状、答辩状、辩护词等诉讼文书的教学，加大调解文书、公证文书、现场笔录、行政申请、案情通报、行政执法处理决定、行政决定、听证文书、家庭纠纷调处协议、遗嘱等常用、常见的行政、民事文书的训练。应该讲，课程内容建构合理性与教学成效的最直接评价指标是学生在单位上的好评度、职位晋升速率、跳槽成功率等，但在缺乏学生追踪数据的条件下，目前更多还是通过考试、实践环节来验证。因此，在对课程教学内容做出调整后，还需要对考试、试题设计及实践环节做出相应变更。（2）题型、考题的均衡化。教学内容的变化必然要求考试题型、试题与之相适应，方能实现教考一致性。在设计成人教育考试题型时，可以减少名词解释、概念比较、问答、论述等记忆类题型，增加分析类题型如判断分析、案例分析等，适应成年人机械记忆衰退的特点。在试题设计时，可以将概念、特征等知识点生活现象化，通过对生活现象的判断帮助学生掌握基本原理。当然，这客观上增加了试题难度系数，尽管没人喜欢死记硬背，但分析型试题的灵活性和困难度显然高于死记硬背型试题。教师首先要掌握好度，平衡好记忆题与分析题的比重，根据及格率、学生反馈及时调整比例，避免发生大规模不及格现象；其次要适度控制试题的灵活性，减少试题的迷惑点；最后要加强对学生的辅导尤其是面授辅导或案例分析专项练习，在面授中有意识加入小案例的分析，切实提高学生思维与分析能力。（3）课程内容的合理建构同时也要反映在实践教学环节上。目前，成人学生跨职业、跨专业学习比例相当高，据统计，有68.18%的法学本科学生没有从事法律实务的经历，有15.91%的学生是为了换工作而新选择法学专业，他们没有专业背景，更没有实践经验，让这些零基础的“法律素人”建立起起码的专业感性认识非常迫切。组织学生观摩庭审，到律师事务所参观，听律师讲授实务基础知识与经验、初步掌握具体个案的办案流程和涉及的协同部门等，都是可行的办法。为此，需要建立一批实践教学基地，通过专业见习、课内实践教学尽快形成对法律的直观认识以及作为专业人的自我定位。其次，法律咨询仍然不失为实践能力锻炼的好方式。生活现象千奇百怪，用预先制定好的几百条、几千条法律条文来应对大千世界总有捉襟见肘的不足。为了把千奇百怪的生活现象与法律条文相对应，就要把这些现象背后的实质进行梳理提炼，提炼成符合法律规范所要求的事实构成，即把生活事实提炼为法律事实，再将之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相比对，界定其法律关系性质，再区分容易混淆或似是而非的法律规范，找出正确适用的法律关系，明确具体权利和义务。剖析真实的纠纷最能锻炼对所学法律知识的灵活运用和分析能力，是把“纸法”变成“活法”的不二途径。通过法律咨询接触到鲜活真实的案情，在对其进行法理分析的过程中，学生必然会有“书到用时方恨少”，所学知识严重不足、难敷应用之感，会促进他们努力钻研法学知识，在学习中带着解决问题的意识主动思考，增强学习效果。
4.综合实践考核方式的多元化
长期以来，法学综合实践环节都被设定为综合实践和毕业设计（论文）两部分，毕业论文通常计5学分，不仅在分值上高于3学分的综合实践（以国家开放大学法学本科教学计划为例），同时还因与学位挂钩而倍显重要，写毕业论文是毕业前的最后一环已成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认识。不容否认，写作论文可以训练逻辑思维与分析能力，论文成为公认的综合实践考核方式也有其合理性，但论文就其实质而言是理论化的成果，用一个理论化的成果作为实践成绩的评价标准似乎本身就说明了实践环节考核方式上的无奈。正如法学实践教学应包含“实践性法律课程体系（包括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专题辩论教学法、法律诊所式教学法）、社会实践课程体系（包括社会调查教学法、法院旁听教学法、法律咨询教学法）、实习课程体系（包括中期实习和毕业实习）、论文课程体系（包括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10]等多种课程体系，也应允许多元化的实践教学考核方式并存。根据法律职业能力的培养需求，可以“提供更多的毕业设计选项，给予学生一定的选择自由，致力于更高层次学习的或对法学理论感兴趣的可以选择写作论文……其他致力于法律实务工作的可以通过撰写案例分析报告，法律文书来增强实践训练”。[11]因此，需要改变那种将论文等同于毕业设计的“唯论文”的一元考核方式，使综合实践考核方式多元化，实现实践教学的实践性这一本质属性的回归。为配合综合实践考核方式的多元化，前期需要加强课程内实践教学，在教学中有意识增加文书写作和案例分析的训练，同时通过举办司法文书写作、案例分析比赛等活动，营造重实践重技能的教学氛围。
5.职业化与人文性相统一
法律文化论文范文6
拉伦茨先生在伟大的著作———《论作为科学的法学的不可或缺性》中认为:“法学有三重任务:解释法律，按照内在的法律制度的价值标准和思想尽可能发展法律，以及不断寻求用统一的视角诠释大量的法律资料，不仅为了外部的整齐划一和条理清晰，也为了尽量实现各种规则的内部统一和客观的协调。简而言之，法学的任务就是解释法律、发展法律以及———或许可以这样说———整合法律资料。”［1］要实现这三项任务，需要法律人不断训练自己的法律思维，提高解释、发展和整合法律的能力。作为法学研究生，欲达致此三项任务，需遵循法律史、法解释与法释义学的研究路径。
何为法律史、法解释和法释义学?
我这里所说的法律史，确切地讲是私法史，私法制度史，它不是关于某一历史阶段法律、法律思想等发展特点的板块式概述，也不是一种全面的法律史解读，而是一个个具体制度的历史纵向发展线索的梳理，如不当得利制度从罗马法———普通法———德国民法(BGB)以及现在的历史发展。此种意义上的法律史常常被誉为“法律胚胎学”，其研究的动力在于为现行法解释提供历史线索，为现行立法的构建提供历史证据。法律史主要不关注当下的法律问题，它是解构的学问，虽然其为当下服务，但其梳理过程本身对法律制度发展流变过程的完整展示(再现)才是其最终归属。还历史于本来面目，具体制度的解构及其功过得失析出，都使其与历史研究本质无异。法律史并不对当下的法律问题直接发表对策性意见。
法律史在统一的制定法之前是法学研究的主要素材和矿藏，《德国民法典》之前的19世纪法学———历史法学派以研究罗马法为主要任务，从古代法中发现和提炼裁判规则，来构建法律体系和法律原则。在那样的时代，法律史的研究是法学研究的主流。但是，《德国民法典》之后，制定法成为唯一法源，法律实证主义取代法学实证主义，法学研究的主要任务转向对《德国民法典》本身的注释，对《德国民法典》具体条文的解释和应用是司法实践的需要，法律史的研究从此不再成为主流。与此相应地，法学院课程设置中的罗马法课程也大为缩减，因为法学教育的主要任务在于培养学生依据《德国民法典》来处理案件，在于教会学生法律职业的技术———法律解释和法释义学，而不是培养学生如何去处理史料和已经死去的法律。
法律解释与法释义学是不同的。法解释是解释法律的技术概称，如萨维尼所言的三大解释方法:文义、历史和体系解释。此外，还有目的、扩展、缩减等解释方法。法律不经解释无法运用，解释法律的过程也就是法律条文与案件事实不断来回穿梭的过程，解释者的眼光不断在此二者之间来回徘徊，进而依据法律得出裁判结果。一定法解释方法是科学判决结果得出的基础。法解释是一个法律应用的过程，也是一种法律应用的方法。
司法参与者必须掌握良好的法解释能力，方能科学裁判。法学院的教学主要的任务在于法解释的传授与演练。共同的法解释技术掌握也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构建的一个基础和对话的平台。专门的法解释技术使得法律适用是一门科学，大众感觉并不宜成为裁判依据，司法应在这项技术的基础上保持独立。正是因为这样，耶林在《法律是一门科学吗?》这篇著名的文章结尾写道:“如果要将我已经说过的事情，做一个总结，那么可以这么说:法学就是在法律事物(DingedesRechts)中的科学意识。这种意识，必须往法哲学的面向发展，以便探求现实世界法律之起源与效力所赖以成立之最终基础;它必须在法律史的面向上，追溯自己曾经走过的所有道路，好能使自己从一个阶段迈向下个阶段，以臻于更高之圆满;它也必须在释义学的面向上，将所有我们借着对法律之认识与掌握，而获致之暂时性的高点与终点，汇集于经验与事实，并且基于实际使用之目的安排这些素材，进行科学的阐释。”［2］Rechtsdogmatik、法释义学、法教义学，是指从同类的众多有既判力的判决(判例)中总结相对更加具体的规则或裁判标准，精心类型化、体系化，形成一套比法律条文更加细致、更具接近性的实践规则，然后再应用于实践。法释义学的结果是形成体系的规则群，法释义学的过程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如果学者仅仅解释法律本身而得出了某种结论，或者从历史史料中得出了某种结论，那仅仅是Auslegung(学说)，没有案例基础的学说或者解释不是法释义学，不是以实践为目的的学说或解释也不是法释义学。在德国民法中，典型的法释义学结果比如关于§242BGB诚实信用、§134BGB违反保护性法律的侵权行为、§138BGB违反善良风俗的法律行为等等类型化的总结，这些可以从权威学者的教科书及法典评释书(Kommentar)中找到。法释义学结论的得出需要运用法解释学的各种方法，二者的关系某种层面可以说是手段与目的、方法与结果的关系。当然，法释义学的结果不是法解释学的唯一目的。
法律史、法解释和法释义学在法学研究中的位置与关系是什么?
法律史的研究是法律解释的一种重要方法，这一点萨维尼早就指出。法律史对于法之续造具有重要意义。法释义学的对象是现行有效的法及其判例，特别是最高法院的判例是其最主要的关注对象。诚然，法解释学是法律职业者的必备知识，也是其主要知识;法释义学是学者的主要任务，只有依靠法解释的各种方法来不断总结实践发展出更加细化、具体和可接近性的法释义学，法律条文才能保持的相对的稳定性和开阔型，法律成长才变得可能，法律的生命力才得以实现。但是法律史仍然无法忽略。诚然，在现代学术评价体系下及学术积累不断厚实的现实中，特别是囿于学术论文的篇幅限制，我们已经无法在一篇学术论文中对该论文所要研究的制度进行从罗马法以来的梳理，而且这也是不必要的。因为，这一任务应该交给法律史来完成，专门的制度史研究成果应该得到鼓励，因为它可以为法解释和法释义学形成提供基础。常常可以见到的学术论文对历史似乎梳理比较清楚，但却对当下的问题或者文章要解决的问题寥寥数语，无法深入，史料与现实没有形成有效论证。为了克服这一问题，有必要重申法律史研究的必要性，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继受法国家。
法解释的擅长者不必强调法律史研究者不顾中国国情，没有中国问题意识，而视其为远离现实的“阳春白雪”。因为法律史研究的虽是外国的法律史，但也是中国现代法制赖以建立的法律史，也是中国的法律史，是人类共同的法律文化，法律技术及其原理、原则和观念具有一定的普世性。过度的强调“本土资源”无异夜郎自大，法学知识是普世性与地方性的统一。同样，法律史研究者也没有必要强调法解释者只是单纯的“奇技淫巧”，讥讽其过于忽视历史而没有深度。法律史研究者也不必要认为对策性研究不是学术、不是学问，因为生活在当下的人们需要对策性研究，毕竟当事人正在等待判决结果，法律审议机关正在等待科学的立法草案出台。法律是学，也是术。#p#分页标题#e#
法律文化论文范文7
学术论文在移动互联网中的传播效率大于其在传统互联网中的传播效率,学术论文的主体传播途径进化为互联网移动端互动交流共享,同时,由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冲击,产生了学术论文著作权“乱象”,对于这些无序“乱象”,很多著作权权利人选择“漠视”“忽视”,还有些非权利人为获取更多权益而频频“越位”。
一、作者“漠视”现象
作者本是学术论文的著作权人,一般情况下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规定的17项著作权,不仅包括人身权还包括财产权,其中除4项人身权不能授予他人外,其余13项人身权可以授权转让,还可以授权许可他人享有专有使用权或非专有使用权。首先,在作者投稿发表学术论文并签署著作权合同过程中,很多作者都选择“漠视”著作权被转让或专有使用权被独家授予期刊出版单位这一条款,抱着作品只要发表了,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的心态,“漠视”自己已经丧失的复制权、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其次,在后,有些作者“漠视”自己已经失去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仍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或其他移动互联网平台上传播自己的学术论文。再次,有些作者即便没有将著作权授予期刊出版单位,在自身仍拥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的条件下,对于互联网移动端的其他非权利主体非法传播其学术论文的行为也都选择“漠视”,有些作者还认为这是免费替自己宣传了作品。
二、期刊出版单位“忽视”现象
期刊出版单位为扩大办刊影响力,主动与网络数据库服务商协作建立回溯期刊库或者现刊库,依托网络传播学术资讯,但是期刊出版单位与学术论文作者签署协议取得学术论文的“纸质著作权”并不意味着其同时取得学术论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多期刊出版单位“忽视”协议内容,在没有得到作者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在移动互联网上他人学术论文摘要或全文,这实际上侵犯了作者的网络信息传播权[1]。就期刊出版单位本身而言,其往往只拥有期刊版式设计权,《著作权法》并没有明确赋予期刊出版单位对学术论文著作权的绝对控制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期刊出版单位对学术论文著作权的控制,而学术论文著作权的核心内容———学术论文的复制权、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的取得需要与作者签订授权合同。网络数据库服务商取得期刊出版单位许可使用协议有严格的次序要求,期刊出版单位首先应与学术论文作者签订著作权转让合同,然后再与网络数据库服务商签订著作权使用合同,但是,期刊出版单位对很多非合同对象在微信、APP等移动平台上传播期刊出版单位已发表学术论文这一个现象,由于侵权数量多,维权成本高,很多期刊出版单位选择“忽视”。由于移动互联网出版行业存在巨大的商机,部分网络数据库服务商与期刊出版单位签订排他性合同希望垄断优秀论文来源,同时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压榨”期刊出版单位的商业利润,一些期刊出版单位或为“反抗商业暴力”、或为利益诱惑、或因法律意识淡薄,“忽视”排他性协议的约束,同时与数家网络数据库服务商签订类似授权合同,如有的期刊出版单位与某家期刊数据库服务商签订了独家数字出版合同,在合同中明确期刊出版单位不能再与其他网络数据服务商签订类似合同,但期刊出版单位又与其他网络数据库服务商签订了独家数字出版合同,法律实践中,若这些网络数据库服务商追责,期刊出版单位要承担相应违约责任[2]。
三、网络数据库服务商“越位”现象
基于无线网络技术的进步以及移动终端设备及软件的发展,许多网络数据库服务商纷纷推出自己的移动端微信公众号、APP等,其在移动互联网平台上刊载的学术论文种类多、数量大,有些还进行了再次编辑或作出专域的区分。部分网络数据库服务商为追求点击率、关注度,一方面无视期刊出版单位著作权权益,擅自引用、摘录期刊出版单位已出版纸质刊物上的学术观点,有的甚至全文刊出;另一方面,部分网络数据库服务商为追求学术层次,打造专项领域品牌,依托优秀纸质期刊“按图索骥”,绕过期刊出版单位直接联系学术论文作者,非法转载已被期刊出版单位享有著作权的学术论文。在网络数据库服务商同行竞争方面,部分网络数据库服务商凭借先进的移动数字技术,游走于法律边缘,频频“越位”非法剽窃传统期刊出版单位的优质内容资源,以学术论文的网络传播迅速占领学术论文市场,获得丰厚的商业利润,这也刺激了“按规矩办事”的其他网络数据库服务商,导致学术论文网络传播秩序混乱。
法律文化论文范文8
自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的道路逐渐展开，根据我国国情，要实现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应当进行全面的普法教育，把法治文化建设和道德文化建设有效地结合起来，提高全民族的法律意识。高校作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摇篮，在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时将法治建设贯穿其中，增强学生的法治观念，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是大学生综合素质提升与发展的内在要求。所以，在高校的教育中不能简单的进行法治教育或者道德教育，应当对二者进行革新，主要体现在使其相结合，共同推动高校教育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
高校;法治文化建设;道德建设;革新
一、法治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的联系
高校法治文化建设可以让学生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逐渐的形成一种法治观念，并且通过提高学生的法治素养塑造学生的法治精神，从而使得受教育者自觉形成良好的法律行为和习惯。道德建设则是让大学生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建设，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提高学生的道德觉悟，增强道德素养，从而做出符合道德的行为。通过对高校法治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可以从道德和法律两个方面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令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做出的一系列行为符合法律和道德，减少违法犯罪的存在。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之下，进行高校的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的结合不仅符合依法治国的方针政策，而且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策略也是相联系的。
(一)高校法治文化建设以道德建设为基础
道德建设注重于将道德思想的内化，使得学生在内心树立道德标准，从而约束自己的日常行为。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如果能够以道德来维护社会秩序，那就不需要进行国家强制力的干预。对高校学生的法治建设应当在道德建设的基础上进行展开，将法律的标准进行升华，使它内化为道德要求，在进行道德教育的同时，将法治教育加入其中，逐渐形成高校的法治建设全面化。
(二)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互相影响
法律和道德可以有着相同的价值取向，在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中，两者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良好的道德建设可以促进法治建设的发展，法治建设也可以完善道德建设存在的弊端。道德建设的法治化和法治建设的道德化，二者的结合可以增强高校学生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这对于建设安全的校园环境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三)法治建设保障了道德建设
道德是人们内心对于善恶美丑的区分，道德约束是一种自律，如果没有很高的道德标准，道德对于人来说只能在行为之外存在，根本起不到约束行为的作用。法律的要求与道德正好相反，法律的效力是确定的和强制的，如果有人违反了法律，这时候国家强制力就会出现，给予相应的惩罚。若想达到道德建设的目标，法治建设是必不可少的环节，高校的思想道德建设之路应当辅以法治建设。
二、高校法治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结合的意义
(一)有利于培养综合素养高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迈向了新的轨道，正是需要法治意识高的新型人才的时候。通过高校的法治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可以在提高学生道德素养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塑造全面的素养。当大学生懂得了法律之后就能去遵守法律、依法行事，并且在今后的社会工作中可以向周围的人进行普法教育，这样就可以形成全民懂法、守法的社会效果，逐渐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可以建立起来。
(二)符合当代的治国道路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治国之道，在高校开展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的结合也正符合当今中国的治国方略，并且高校的法治和德治的结合有利于促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进程。高校作为社会组成的一部分，率先开展法治和德治的结合，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为全国各个企事业单位的法治建设和德治建设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当社会上渐渐的推崇这种法治和德治的结合，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指日可待了。
(三)有利于良好的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是学生生活和学习的主要场所，校园文化的好坏关系学生的学习与身心健康的发展，良好的校园文化有益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学术研究。纵观现今的高校之中，恶习之风逐渐涌现，大学生的违法乱纪行为也频频出现，其主要的原因在于文化建设的不到位。高校过于注重学生的学业教育和思想教育，而忽视了法治教育，这样形成的校园文化是不健全的，所以将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结合起来，将会促进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使得高校更加利于学生的学习和成长。
三、目前高校的法治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高校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法治教育目标落实不够
就目前高校法治教育的形势来看，对大学生的法治教育应该以培养大学生的法治意识，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养为目标，而不是以单纯的向他们灌输法律知识为目的。从总体上看，当下高校通过法治教育向大学生传授最基本的法律知识，从而培养学生法律素养的目标已逐渐形成，但是，由于高校教育的落脚点在文化教育和专业知识教育上，对于法治教育的目标不是很明确。所以高校教育应当进一步明确法治建设的目标，把目标落到实处，在对大学生进行法治教育的时候应当注重培养大学生的法治意识，提高他们的法律素养。
2．法治教育内容滞后
据国内学者研究表明，因为大学生法治教育被忽视，造成大学法治教育的教材内容不能紧跟时代步伐，并且教材单一。甚至有些法律已经修改了，但是，在教材里显示的法律规定、法治观点仍未更新。社会实际和理论脱节，法治教育的教材因未能及时调整和修改而流于形式。另外，教材陈述过于理想，法治课程重视内容目标，忽略过程目标。法治教育课程的核心在法律条文，而非法治文化背景因素及法学与社会学等学科的整合等。所以，在进行法治教育中，教师应该多联系实际，以案说法，使抽象的法律条文具体化，从而使学生能感受到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有益于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3．法治教育形式单一
当前的大学教育中课堂讲授仍是加强大学生法律素养的主要途径。但是，老师的讲课方式主要是以向学生灌输大量的法律条文为主，不能将条文与案例联系，对于条文背后的涵义也没有进行阐释，久而久之，学生对于法律知识的学习丧失了兴趣，并且，大多数学生以专业课为主，对于法治教育的公共课重视程度不够，所以，单纯的通过课堂是很难实现大学生的法治教育。
4．学生法治品质不足
目前，虽然大部分高校学生对于法律知识还是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对于法律的具体作用却是个门外汉。在大学期间，老师也并未系统的向学生阐述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学生们对法律的作用的理解也只是根据平时的相关新闻获取，对于法律的内在价值，仅仅靠这些是难以明了的。此外，高校学生对于自身所享有的权利和应当承担的义务是很模糊的，有些甚至不知道自己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是什么，对于承担的义务更是一无所知了。通过有关的教育，高校学生所有的法治意识渐渐形成，很多同学能够认识到社会中存在的一些法律规则，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对于规则本身的了解大部分同学是迷茫的，能遵守规则更是难上加难，就目前高校的一些情况反映，高校学生违反法律的现象比比皆是。当大学生的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利用法律手段来对抗不法行为，维护自身的权益。
(二)道德建设存在的问题
1．道德教育实践不足
学生的道德教育从小学阶段就开始了，但是一直以来，对于学生道德教育主要是以道德知识的灌输为主，对于道德品质的培养相对欠缺。道德是人们内心形成的一种对于丑恶好坏的评判标准，如果没有将内心的意识具体到行为上来，道德建设是不完善的，高校道德教育更应该注重于对学生德行的塑造，以具体实践的方式培养学生的道德素养，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教育。
2．学生耻辱感缺失
耻辱感是人内心对自己行为的衡量标尺，如果缺少了耻辱感，人们就会为所欲为，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一切的行为都以自我为出发点，这样犯罪就会大大增长。目前高校道德教育大多是正面的教育而忽视了反面的耻感教育，使得学生的耻辱感有所缺失，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做一些自己以为很合乎情理的事情，而这些恰恰是违反道德，甚至是法律的。例如，高校学生存在的考试作弊想象，很多同学把作弊当成了常态，有时候即使被老师发现也不以为然，部分同学甚至和老师争吵。这些情况的发生主要由于高校道德教育忽略了对学生耻辱感的培养，加之道德要求的主要靠自我约束，没有像法律一样的强制力，很容易造成学生道德的缺失。
3．道德建设的法制保障不够
高校的规则制度中都会有一些对于学生违章违纪的处罚措施，但是对于违反了道德的行为，几乎很少有相应的处罚，学生对于道德的态度也就逐渐淡漠。这和道德本身存在的弊端有关，道德因为不具有法制机能，人们在做出行为时，可以根据自己内心的道德标准来决定是否遵守道德，在违反道德之后，获得的惩罚也仅仅是迎来人们道德的谴责。这样，道德并不能被很好的遵守，道德标准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四、高校法治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结合的措施
(一)相关规定的结合
法律如果不能将它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就很难被人们所遵循，同样法治建设之路亦要辅之以具体的规章和条文。高校的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应当用具体的规章来使其制度化，将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的具体要求一起写入高校的规章制度之中是很好的做法，在制度化之后，法和道德相辅相成，共同要求，就可以同时对学生的言行举止做出约束，学生的违法现象也就可以得以制止。
(二)两种教育主体的结合
老师是学生获得知识有效途径，要想推动高校的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的结合，老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谓术业有专攻，高校教师对于本专业的理论研究都比较深入，而对于专业之外的学术研究就很少。大学进行思想道德建设的老师主要是思政老师，即使老师们对于法律也有所了解，但毕竟不是自己的专业，所以在课堂上传授法律知识并非易事。高校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需要老师加强对于法律知识的了解，甚至可以把法律专业的老师加入到思政教育之中去，在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时进行法治素养的熏陶。
(三)两种教育理念的结合
高校教育中应当逐渐贯彻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结合的理念，在思想道德教育的课堂授课之中积极的把法治教育融入其中，形成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相统一的教学模式，更加注重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时加强学生的法治意识培养。除了思政教育，高校教师也可以在专业课之中结合相关的法律知识，进行法律教育，建立学生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意识的形成。
(四)两种教育实践的结合
学生对于道德问题从小就在书本有所学习，有关道德问题的案例不胜枚举，法律案例也随着新闻媒体的进步而被大家所知晓法律与道德不同。但是案例只能对于教育起到辅助作用，对于具体的内容，案例是很难使学生的内形成对法律和道德作用信念，所以对学生的进行法律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时候应当带领学生进行具体的社会实践，例如，根据社会调查发现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法律和道德问题，进而提出解决措施。这样可以把书本知识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通过实践慢慢的让学生了解法律和道德在社会中存在的价值，渐渐增强学生的法治和道德素养，加快高校的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步伐。
［参考文献］
［1］魏高雁．法治建设的道德保障研究［D］．中北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11．
［2］董升太．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法治教育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11．
［3］云心田．浅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J］．华人时刊(下旬刊)，2014(1)．
［4］魏国强．论高校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改善措施［J］．科教导刊，20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