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学论文范例

传统文学论文

传统文学论文范文1

(一)中国传统文化概述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其内涵博大精深,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呢?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有着几千年来都不曾间断的文明发展史。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上演着一出出华夏子孙不断丰满其文明羽翼的故事,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在这样绵延不绝的演化中慢慢汇集而成的。此外,传统文化漫长的发展中也不断流入不同民族的智慧结晶和风俗习惯,反映了各民族特质与风貌。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儒、道、佛三足鼎立,互融互补,此外还包括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等。确切地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各种习俗、思想、观念、行为的汇总,具体通过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等形式表现出来。

(二)现代文学概述

现代文学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并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虽然这种形式对传统文化有所继承,但它又区别于传统的文学,它不再用文言文来表达思想,而是用现代语言来呈现,表现手法上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建立了属于新时期的文学体裁,如散文诗、新诗、白话文、现代小说等。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充分接纳与内化外来文化,不但具有非常浓厚的现代气息,而且与世界潮流并行,这显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些冲突。然而,现代文学的发展不能脱离传统文化,它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

二、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社会的不断发展必然会产生很多不同的思想,这些思想不断汇集,经过时间的考验、人们的雕琢,最终形成的传统文化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必然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儒家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儒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和道德理性,其思想以仁为核心,包括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在众多思想文化成果中,最优秀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儒家文化,可以说儒家思想就是整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传统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源泉所在。儒家文化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那它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在许多当代文学创作者创作的作品中,总会存在一些儒家思想。究其原因,这是由于文学创作者们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甚至心理结构都对儒家思想有强烈的认同感。因此,他们的作品中都渗透着儒家思想的一点一滴,儒家思想对现代文学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秦腔》都对儒家文化有深入的刻画,虽然他们的作品中讲述了儒家文化在现代的衰落与困惑,但是同时也表达出了对其顽强生命力的敬畏之情。

(二)少数民族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我国有56个民族,汉族以外的民族都是少数民族,各个民族都经历了沧海桑田的洗礼得到了长存,是中华大家族里的瑰宝。少数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除了会受到儒、道、佛等思想的影响以外,在不同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又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少数民族文化,这些文化伴随着少数民族的发展而流传至今。因此,少数民族文化理所应当是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尽管在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鲜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似乎少数民族文化总是被创作者们所忽视,但不可否认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比主流文化更具特色、更有个性,从这一点来说,少数民族文化能够更好地推动现代文学的发展。文学创作者在创作时应该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糅合,更好地将少数民族文化表现出来。例如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就融入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把藏族的土司制度展现得淋漓尽致,使其作品更富有民族气息和民族特色,显得深刻而神秘,越发吸引读者。

(三)民间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民间文化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其中最大的三个特点就是驳杂性、自由性和发散性。所谓驳杂性是说民间文化多且杂;自由性是指民间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没有严密的组织,是自由发挥而形成的;发散性是指民间文化在民间的传播速度很快。此外,民间文化还具有轻松、幽默等特点。正因为民间文化有这些特点,才使民众喜闻乐见。既然民间文化有如此多的优势,那么它又是如何影响现代文学的呢?由于民间文化与人们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现代文学的创作者们捕捉到了民间文化的这些特点,为了使他们的作品能够受到读者的喜爱,于是就在作品中引入了民间文化。如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和小说《故乡》中都充满了对家乡民间文化的眷恋之情;再如金庸的很多武侠小说也对民间文化有着大量的呈现。由此可见,现代文学取得的成就离不开民间文化的助阵。综上可知,优秀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少数民族文化,抑或是民间文化等都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现代文学迸发活力的源泉所在。

三、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发展现代文学

虽然现代文学在短短的时间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它应该如何继续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总的来说,现代文学的发展仍然需要立足于传统文化,具体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继承传统文化的丰富遗产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沉重地打击了传统礼教,启蒙了民众的思想,推动了中国的发展。这场运动对传统文化痼疾的批判无疑是深刻彻底的,但不得不说的是,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是偏激的、片面的,这是当代文化建设时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无疑是现代文学继承传统文化的丰富遗产的必由之路。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封建糟粕,但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流传下来的思想精华也有很多,这些东西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辉,值得我们去学习,在现代文学中更应如此。只要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源头,并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就能够繁荣发展。

(二)探寻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

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很多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用心去探寻。虽然在不同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形成的地域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它可能会不断延伸、逐渐变迁。地域文化将会更加纷繁复杂,这就需要文学创作者付出更多的心血去领悟其中的真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可供使用的宝贵资源。另外,民间文化也有丰富的内容,值得文学创作者进行深层次地挖掘。民间文化在受到主流文化影响的同时又有相对独立性,这成就了民间文化无拘无束、豪放洒脱的特性。但是民间具有复杂性,它既能滋养高尚情操,又可能会隐匿庸俗文化。这就要求文学创作者对文学素材的选择上要有所取舍,把握好作品的道德判断、审美取向和写作技巧等。只有积聚更多积极的传统文化资源,才能更好地推动现代文学向前发展。

(三)重建文学观念中的中国意识

现代文学越是强调“现代”,就越是看重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差异,这会导致现代与传统的断裂。当这种断裂成为现代文学的主旋律时,文化与文学血脉相连的关系就会被忽视。因此,重新定义现代文学的内涵与外延,重新认识现代文学的特殊性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体性关联已经迫在眉睫。要唤醒文学研究的中国意识,就必须将文学放置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中。钱穆先生认为:“欲求了解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必于其文化之全体系中求之。换言之,若我们能了解得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亦可对于了解此一民族之文化特性有大启示。”因此,现代文学创作者应当在其作品中积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意识,树立传统文化的审美理想,积极投身于当代文化建设中,为现代文学的发展乃至主流文化的走向做出更多贡献。

四、结语

传统文学论文范文2

常言道“: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作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是完成社会主义宏大梦想的中流砥柱。小学教育是培养青少年优秀品德最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孩子是初步形成对道德问题的基本认识和判断,但仍需引导的阶段。因此,做好青少年的教育要从孩童时期抓起。一方面,青少年道德意识的好坏决定其自身以后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意识也决定整个中华民族未来的走向,所以必须受到重视。因此,抓紧小学德育中的传统文化教育迫在眉睫。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小学德育管理中的实践措施

教育部2015年工作要点有关切实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中提出:深入开展“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教育活动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继续推进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开展“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系列教育活动……可见,将中国传统纳入小学德育教学是时代赋予的要求,更是小学德育培养有素质人才的社会价值。因此,教育界要十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发展学生德育这一载体的作用。

1.提高教师的知识水平,让传统文化渗透于各科教学中

教师在进行课堂内容的教学备案时,要分配好课本内容和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比例,将传统文化的知识点自然地渗透到各科教学中。如,学习唐代诗人杜牧的《清明》一诗时,老师除了指导学生理解“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诗句意思外,也要向学生讲解清明节的来历,甚至可以延伸至课外,让家长带领学生去了解中国几大传统节日的由来。这样一来,不仅学生一个人学到了,家长也巩固了这些知识,难得的是,你的一道家庭作业,无意间也指导了某些不懂如何教育孩子的家长们,学会了一种教育方式,真可谓一举三得。另外,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需要孩子主动学习,才能更广泛地、更深入地学习课程之外的知识,这就要求老师正确地指导,不断增强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激情,以达到培养爱国意识的目的。

2.改变传统教学模式,让传统文化在活动中开花

由于传统文化极具时代特色,在现代环境的背景下容易引起学生的迷惑心理,因此学习传统的历史文化要放在一定的环境渲染下进行,教师要不断变化教学方式,适应不同教学内容的需要。例如,我们组织学生参观历史博物馆、文化遗址以及探访革命前辈活动的场所,让学生亲身体会历史的变迁。学校专门组织了一支古筝队,使学生能在学习古典器乐中了解一些古代乐器知识;还常常组织绘画、歌唱、书法等比赛等活动,使学生一方面可以培养自己的特长才艺,一方面能增加对传统文化知识的深入了解。除此之外,学校每周有一个师生共同期待的时刻,那就是在每周一升旗仪式上,除了常规庄严的升旗仪式外,学校专门设立了一个“悦读越美”的班级展示环节,其内容都是学生美言美行优良习惯的传播和中华诗词歌赋的展演,每周一个班,每班一个主题。长此以往,学生的个性特长有了一个充分展示的平台,班级的特色在这儿也得到大家的关注,每到这时候,连周围楼上的居民也在高高的露台上遥遥相望,侧耳倾听,那真是一幅美丽的景致。通过些活动,学生了解了传统节假日的来源和传统习俗以及相关活动的信息;学会了更多传统文化知识,学生的爱国意识也潜移默化地得以提升。

三、结语

传统文学论文范文3

大学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目标的重要支撑,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在我国深化经济结构转型、社会多元化价值观的环境背景下,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大学生践行社会主要核心价值观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重要途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梦,离不开优秀人才的支持,需要依靠高校优质的教育资源,大学生作为高端知识的掌握者,通过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将社会主义价值核心与大学生自我价值相结合,进而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宏伟目标后续有人;其次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也是提高当代大学生应对各种思想形态的主要手段。在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和追求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西方的享乐主义、奢华主义等严重影响着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高校必须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此坚定大学生的政治信仰和价值取向,提高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就业能力。另外大学生在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问题解决亟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践行,通过正确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来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2014年五四青年节之际,在北师大师生座谈会上又明确提出了青年学生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青年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的基本遵循,并身体力行大力将其推广到全社会去。”

2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共中央总书记主席在2014年举办的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中学习时,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要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优秀的传统文化必须要建立在不断地创新与发展中,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不断发展。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一致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立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优秀中华文化的体现,因此在弘扬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要吸取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优秀传统文化为大学生践行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内涵。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在于对外讲究“和”,对内讲究“修”。《中庸》的“和”理论与《论语》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准确的说明了这种千百年来的和谐思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和谐自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具有重要意义。儒家经典《大学》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安身立命的基础。同时儒家也提倡“慎独”、“吾日三省吾身”。这种自我约束、自我修养在当前社会对于每个人的成长仍然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除了儒家的传统思想之外,法家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所体现的“公正”、“变革”思想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公正”、“法治”与“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优秀传统文化也必然包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年代所形成的“红色精神”,如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这些红色精神同其优秀传统文化一道为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内涵。

3用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策略与途径探索

如何通过优秀传统文化学习来引导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努力。

3.1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凝聚学生

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英雄辈出,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无数仁人志士为国为民激起一腔豪情。远有苏武、岳飞、郑成功,近有革命建设年代的先烈英模。他们的赤子情怀、拳拳爱国、爱民之心被人唱诵。我们应效法先贤,通过多种形式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只有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才能对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伟大实践理解更为深切,才能把青年学生的理想凝聚到投身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去。

3.2以感恩教育为重点塑造学生

当代大学生多种问题多发的重要原因即是感恩情怀的缺乏。不能感恩社会、父母、教师、朋友就不能处理好自己与外界的关系,不懂得珍惜机会、和谐相处;不能感恩自己、善待自己就不懂得努力奋斗不负青春。所以在大学生中大力倡导感恩教育尤为必要。以二十四孝为代表的中华孝道文化源远流长。今天提倡孝道、感恩父母并不是说“愚孝”,而是真切体会到父母养育我们的不容易,用自己的努力成长来回报父母。懂得感恩父母必然会懂得感恩老师、感恩他人、感恩社会。所以在大学生中间开展以弘扬孝道为主的感恩教育,对于塑造学生良好的人格品质具有重要作用。

3.3以经典阅读为载体涵养学生

传统文学论文范文4

以人性假设为价值前提的角度来看,学校管理过程是管理者通过展开的一系列管理职能,使主客体在相互作用中实现以育人为中心的目标,在各个方面规导与教化着未成年的人。学校管理应成为一种强调人性中的应然层面、合乎人本性的人道管理。首先,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是脑力与体力劳动的结合,具有复杂性、情感性、潜在性等特点,学校管理活动应实施符合人性的、激发工作热情的管理模式,尽可能满足教育工作者对尊重、理解、支持等精神上的需要。其次,受教育者具有不同的个性心理特征及身心发展规律,这要求学校管理在尊重必然法则的同时,尤其注重人性的特征,以人性的存在为基础,以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为准则,尽可能了解人的需要、情感和行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管理背后的伦理价值选择来考察,任何一种管理制度和行为的背后离不开深层的伦理和价值的选择。管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决策是整个管理活动的核心。学校管理中,常常会出现不同价值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在不同的价值选择中,即可能存在双方平衡的支点,也可能会包含着尖锐的价值冲突。学校决策的依据、学校管理的理念以及学校管理方式的确定都离不开价值的选择。因此,如何更“好”地抉择,体现价值冲突中的“合理”与“善”,要彰显学校管理中的伦理意识和道德目标,以价值观、伦理准则和规范作为决策的依据和指导,解决管理过程中不同价值选择之间的冲突,使其符合评价主体的伦理道德取向、伦理追求,从而使学校管理活动具有可行性与科学性,促进学校管理活动的不断进步。学校的伦理管理并不是一门纯粹的技术科学,它与心理、价值、观念、文化有关。彼得•杜拉克认为,“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隐藏在价值、习俗、信念的传统里……管理也是文化,它不是无价值观的科学。”民族文化会影响管理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和全方位,使其体现独特的民族特色和精神。学校伦理管理中的道德价值向度和公共伦理精神与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价值、信念息息相关。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的国民有着与西方不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经过五千多年的文化洗礼,中华民族文化根扎于人们的思维、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中,形成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在这样的民族文化背景下研究学校管理,需要我们深入了解我国管理文化底蕴,实现适合中国文化的学校伦理管理。

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哲学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又叫“崇德型”文化。在中国的伦理文化形态中,以重伦理、倡道德为原则的伦理思想和行为追求,贯穿从先秦孔孟一直到宋明理学、陆王心学,融汇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政治、教育中,始终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地位。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其本质是生命文化或修道文化,是生命体验和直觉感悟的结晶,回答的是人类自身以及人与宇宙万物的相处之道和终极关怀如何解决的问题,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圆融无间整体互动的和谐理念。张岱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即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程思远根据这种强调和谐与统一的特征,将中国传统文化称为“中国和合文化”,并认为“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运用和合概念与和合文化研究自然界的生成和人的生成;研究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研究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人的身心统一规律和养生之道的文化传统”。张立文则开创“和合学”,并认为和合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为价值取向的反思,“和”与“中和”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即“中”是宇宙万物的根本。“中”是阴阳和合的结合点,是宇宙万物的能量信息相互转化的必经途径和孕育万物的能量来源,也是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法则和相互作用的力量平衡点。人道治理必须知中、守中、体中、执中、用中,从而建中立极,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宇宙元气能量,才会实现人内在的心身和谐和外在的天人和谐。“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即“和”是亨通天地万物、人间万世的宇宙真理。世间万物包含着差别、矛盾和冲突,这些概念突出了事物内部之间排斥、对抗等方向,却不能表达世界或其中事物的本然状态,即多样性的统一、有机的联系和秩序。“和”意味着从冲突到融合,内涵各种成分升降相荡的能动性和生命力。“中道和合”是“中”与“和”体现在认识和把握管理运作过程的方法论。“中道和合”即无差别、无偏倚的至理。它强调在不偏不倚中寻求恒常之道。致中和,以使事物不同因素之间的冲突相互融合。它是管理的最高原则和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中道和合”揭示“中道”之和首先要用在修身做人上。“中道”是仁智双修,是内圣与外王相统一的大道。孔子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无论是修身做人,还是治国平天下的管理过程都是修道的过程,都是自度度他、化育群伦的过程。要做到“性之德,合内外之道”,内养与外用不二;其次,世间万物的生存和发展都是在中和平衡状态下完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一阴一阳才成其为道,偏执一端就远离道,唯有执中才是成事正道,是为“中道”。管理要做到全面辩证地认识分析分歧,把握管理过程的适度性、合理性,在思成并举、严宽相济中获得和谐。最后,孔子强调“时而中”,“中”不是空间位置,而是一种状态。它是动态的,即能够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而遵循“中道”原则。宇宙万物,千变万化。在管理中做到“从容中道”即娴熟地驾驭事物发展变化的“中道”,体现出“得其圜中以应无穷”的洒脱与超然,游刃有余的管理智慧和管理艺术。

三、启示:从“中道和合”看学校管理的伦理准则

《论语•子罕》中有“扣其两端以竭焉”是孔子“中道”的核心思想。其“两端”关系非两级对立、非此即彼,而是在变化中保持两者动态平衡的状态。在管理中体现出一种由“中和”而产生的合力,使两级复归于“中”。在管理活动中,处于“两端”状态,以期达到平衡状态有管理理念、管理过程、管理方式等各方面。本文以寻求学校管理的内在管理哲学为要义,故选取体现学校管理者、管理境界、理念以及方略伦理性的四个方面:“正己正人”、“义与利”、“天与人”以及“乾与坤”进行阐述,并非“中道”思想在管理中的全部体现。

(一)正己正人

中国文化强调“性之德”乃“合内外之道”。“正己正人”是建立在“天人合一”、“人与己”不可分的系统整体的思维方式基础上的。儒家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正己正人、“修己安人”的过程。这种以“内修”推动“外治”,由“内圣”达到“外王”。通过“修己”达到安人目的的管理思想,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管理哲学的逻辑起点。《大学》提出“三纲领”把“内圣外王”具体化。“三纲领”,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即发扬德性;“亲民”即推己及人,以己之德教化大众;“止于至善”即达到仁的至高境界。“正己”与“正人”就是强调通过管理者道德威望的树立,在无形中影响被管理者,成为普遍的社会行为规范和社会公理解释体系,并内化为每个人的行为准则,从而达到安稳和谐的状态。在学校管理过程中,学校管理者要依据伦理道德规范,加强自我心性的修养与管理,做到率先垂范、“上为下效,君行臣甚”,用示范与表率作用带动影响学校成员,把“修身”视作学校管理工作的一种重要管理手段、首要任务和主轴内容。

(二)义利之辩

中国儒释道三家都对无形的人的精神层面有着无限的热情。他们都重视心性之学,其立教弘法的宗旨,都是为了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始终把管理的最终目的和最高境界,定位于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合于“道”,把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作为人道治理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境界”同“功利”的区别,在于德性升华与欲望满足这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的分野。儒家认为境界与功利、“以政为德”的管理价值观与管理成效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因果关系。这种对功利的关注,不在个人利害得失之计较考量,而在万民之忧乐、国家天下之安危的萦怀牵挂,因而管理是在现实中蕴含着理想,在功利中体现着境界。学校管理是一种有效的、动态的活动过程,是以取得最大化的办学效益为目标的有效活动与动态过程的总和。在学校管理工作中,功利与人文的权衡与把握这一伦理原则,存在并体现在学校管理者的管理境界上。管理境界即管理者的思想境界,体现了管理者对管理本质、发展规律的把握,并反映在管理方法中。“大学之道,止于至善。”即明明德与亲民实行到至善之境,才算成就大学之道,即圣人之道。正所谓大道至简,“至善”是学校管理者修己的最高境界,也是学校实行人文管理的极致体现。学校管理者在处理功利与人文的关系时,应当从“至善”的层面着手,在管理方法和手段上,体现人文色彩,挖掘师生的内在潜质,实现师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提升,使学校管理在取得办学效益中体现着“至善”的最高道德境界。

(三)天人合一

中华民族先哲对人的认识,是站在“天人合一”的高度,运用“精气”或“元气”理论,去探索人类生命的起源或构成,是从生命宇宙发生学意义上去说明人与万物的关系,揭示人类在自然宇宙中的地位和价值。因而,中国文化的重人,是带有根本意义的重人。从“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出发,古人认为“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人们的愿望反映了自然法则运行的趋向,是天意所归。但是,人类不能也无权排斥、宰制、征服万物,应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文化强调通过赞化育、参天地,实现“天人合一”。把“天人合一”观念运用于管理实践主要把握:“天地之性人为贵”,确立与保障人的主体性、人的独立价值与尊严,人道治理和天道运行相和谐,与自然相和谐。学校管理首先是对人的管理。为了实现教育精神和人文价值,管理者必须重视人性中的应然层面,满足人对个性、尊严、潜能的发挥的需求,全方位、深层次地实行合乎人的本性的人性化管理,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其实质是重视人的发展,将个体的全面与个性发展、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养成统一起来,正确认识人的价值,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充分开发个体的智能。“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学校建设中得以实现的关键就在于:如何体现人生的价值观,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从而提升人的生命质量。这也是学校管理者必须具有的观念。其次,学校是一个开放系统,学校管理活动必然与相关的外部环境发生联系。如自然、社会、政治、法律等,组成“管理—环境”的互相作用与制约的动态系统。学校环境影响学校管理功能或程序,进而影响学校管理功效的发挥。学校管理者在管理实践中应自觉认识与把握学校外部环境的变动及其发展趋势,沟通协调外部社会教育资源、家长等,协同搞好教育。

(四)乾坤相合

“乾”与“坤”,入于“八卦”之中,列为《周易》之首,是我国最早的文字与概念之一。一般代表天地,阴阳。万物存在最根本的力量就是宇宙间生生不已的阳刚之气。这就是“天道”,也是太极阴阳的生生不息的运动之道。《周易》认为世间万物皆由阴阳构成,阴阳相合,互动互补,相反相成。因此,自然界万物和谐发展的本质是阴阳和谐。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内外结合、主客兼顾、进退有度、张弛与时、管理与伦理、理性管理与人性管理都在乾坤之列。《杂卦》开篇道:“乾刚坤柔”。刚柔构成乾坤的基本内容。乾坤相合体现在管理上表现为“刚柔相济”。在学校管理中体现为理性管理与人性化管理的和谐统一。“刚”体现在制度方面。学校管理过程中,要保持学风刚性严谨以及制度的明确性与可遵守性。此外,还要注重学校环境和整体设施的氛围,扩大并延续学术氛围,在对学校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保持其审慎严谨的治学态度。“柔”体现在管理层面上,凸显育人的管理内涵和人性化管理的韧力。柔性管理不是软弱的管理方式,而是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给予每一名学生利益诉求的空间,让学生充分融进管理体系中,实现他律自律的结合,从而保障优质的管理效果。任何单一的方式都不足以为当代的通识教育提供完整的服务。这就要求学校在实施时充会结合校内的实际情况,在权力与非权力之间,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制定制度规范和文化约束机制,寻找能同时体现柔性管理,又实现本校特色的运作模式。通过张驰有度的管理方式,形成平衡及理性的教育管理模式。

四、融合: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超越

传统文学论文范文5

一《史记》不像一般小说那样可以任意虚构,因为它首先是一部历史著作,应责无旁贷地对历史演变的轨迹以及历史人物的事迹加以真实记录,否则既会愧对像齐太史兄弟那样的不惜以生命和鲜血维护历史真实的前代史家,也会招致后人以“曲笔”相评的指责。司马迁的光荣在于,来自于这两方面的遗憾均与他绝缘,从而令人欣羡地赢得了“实录”的桂冠。《汉书•司马迁传》曰: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由此可知刘向、扬雄等汉代学者的史学“实录”观包含以下两层含义,一层是指史家须对史料下一番去伪存真的考辨功夫,做到“事核”;另一层是指史家要遵循求真原则,准确记录历史事件,做到“文直”。“文直”与“事核”导引史家进入“不虚美、不隐恶”的境界。以这一“实录”观衡量《史记》,便知汉代学者对司马迁的评价是发自肺腑的。《史记》内容的可信性,已被不断出土的地下文物所证实,比如殷墟甲骨卜辞的发现,就证明《史记》对商代世系的记载是大体可信的。然而,在赞赏《史记》“实录”品格的同时,也需指出一个毋庸回避的事实:即《史记》存有不少刻意违逆史实的文字,韩兆琦先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曾将其大略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形,诸如“为了说道理而颠倒事实的时间顺序”,“将一些可有可无、似是而非的人物、事件庄严地写入传记”,“张扬天道鬼神,故作痴傻,实际是借用这种手段表达自己的某种态度与信念”②等。有意思的是,这些失实的笔墨,并没有使《史记》失去“实录”的美名。为什么?笔者以为原因有三:一是《史记》有文献依据。例如伯夷的确是莫须有人物,但其人其事先秦典籍均有记载;二是《史记》失实之处多属枝节问题,如对伯?、子路结局的处理等,其误谬虽早被研究者指出,但由于所涉及的均非《史记》的主要人物,故而给人以白璧微瑕、无关宏旨之感;三是传统观念的庇护。古人囿于科学水平的低下,知识阶层迷信鬼神的也不在少数,对《史记》中的神怪内容,尽管有少数学者指瑕,但没有形成群起而攻之的现象。这一切,使《史记》两千多年来得以一直保有其“实录”的美名。

当然,绝对的“实录”著作,从来就不曾有过。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香港版的“前言”里指出:“历史的进程里,过去支配着现在,而历史的写作里,现在支配着过去。”③故而任何历史著作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作者及其所处时代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当然不可能是绝对的“实录”,更何况它还存有上述种种失实之处。值得深思的是,古今研究者所举出的《史记》“非实录”笔墨之例证,如洪迈《夷坚志•自序》所举秦穆公、赵简子、长陵神君、圯下黄石等事,钱钟书先生《管锥编》所举刘媪交龙、武安谢鬼④,以及韩兆琦先生所举伯夷、伯?等⑤,竟往往不属于《史记》文学传记中旋律最为动听的乐章。也就是说,这些笔墨与传统小说理论中的“虚”的概念贴得最近,其文学色彩理应最为浓郁,理应最能展现《史记》的文学魅力。可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这一尴尬同样出现在对《左传》等先秦史著之虚实特征的研究上。

朱熹认为“左氏所传《春秋》事恐八九分事”,钱玄同、顾颉刚等则进而将《左传》归入《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一类。⑥支撑他们观点的,便是《左传》中的非信史文字。前人于此多有考论。傅修延将之概括为如下两种情形:其一为“喜语神异”,“左氏记述的神异包括卜筮、灾祥、鬼怪、报应、梦兆等”;其二为“记述无凭”,“经不住认真的推敲与追究。”⑦《左传》第一种情形的文字,与《史记》中的神鬼故事一起,均构成后世志怪小说的滥觞,在小说史上自然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不过,这些鬼怪故事绝非《左》、《史》最出彩的叙事片断。再看《左传》第二种情形文字,则可以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古今学者所举之例证竟是如此的贫乏,仅限于少数几则,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亲逃隐前的对话,宣公二年??自杀前的自语等。其中后一事例,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左传》记述该事曰:宣子骤谏,公患之,使??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纪昀质疑道:“??槐下之词,……谁闻之欤?”(《阅微草堂笔记》卷一一)李元度亦云:“又谁闻而谁述之耶?”(《天岳山房文钞》卷一《??论》)面对他们的质疑,《左传》作者必当无言以对。的确,??自杀前身边没有旁人,其自语自然无人知晓,况且他自语后随即“触槐而死”,没有将其自语转述他人的些微可能。这段文字纯属虚构,是任何人也推翻不了的事实。不过,类似这样的“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⑧而无所依凭的事例,在《左传》中毕竟为例不多,更何况它们同样也不是书中最出彩的文字。以传统虚构的概念衡量《左》、《史》,竟会身陷如下怪圈:本意是想由此拥抱这两部书的文学精华,但没料到抓住的却并不是想象中的瑰宝。问题出在哪儿呢?

二叙写同样一段历史,不同作者的笔下会出现不同面目的作品。比如同样写西汉史,司马迁的《史记》与蔡东藩的《前汉演义》,便给人以天上人间的不同艺术感觉。前贤多指出《前汉演义》艺术逊色的原因之一是太计较史实的真伪⑨。蔡东藩本人在历史小说能否虚构的问题上所发表的见解,也坚定了人们的这种评价。他曾多次愤愤然地指责历史小说的虚构现象,如对唐史小说的批评:“徐懋功未作军师,李药师何来仙术。罗艺叛死,乌有子孙。叔宝扬名,未及子女。唐玄奘取经西竺,宁惹妖魔……”(《唐史通俗演义》自序)又如对宋史小说“荒唐者多,确凿者少”的批评:“龙虎争斗,并无其事;狸猫换主,尤属子虚。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羡。庞籍非怀奸之相,毁出不经。岳氏后人,不闻朝中选帅。金邦太子,曷尝胯下丧身。#p#分页标题#e#

种种谬谈,不胜枚举。”(《宋史通俗演义》自序)他认为历史小说任意虚构将“导善不足,导欺有余。”(同上)扫除历史小说中的这种普遍存在的虚构史实的现象,成了蔡东藩从事历史演义创作的一个目标,他声称:“种种谬妄琐亵之谈,辞而辟之,破世俗之迷信者在此,附史家之羽翼者在此。子虚乌有诸先生,谅无从窃笑于旁也。”(《唐史通俗演义》自序)蔡东藩能否在创作中捍卫其理论主张呢?翻阅蔡东藩洋洋大观的演义小说系列,能够找到不少令他难以自圆其说的文字。即以《前汉演义》第二十四回为例,开篇描述项羽杀回彭城,刘邦落荒而逃,被楚兵追赶得无暇小憩。紧张之际,蔡东藩宕开一笔,将一段儿女情长插入文中,写刘邦夜晚逃入一处村落,巧识戚氏父女。戚老汉见“汉王容止,不同凡人”,遂将女儿许配。戚女就是赵王如意的母亲戚夫人。《史记》、《汉书》均未提及戚夫人的身世,更未提及她与刘邦的结缘始末。因而上述描写只能是蔡东藩的虚构。蔡东藩似乎忘记了自己反对虚构的慷慨主张,不但不因此而自愧其理论的自相矛盾,反而以这段文字为得意之笔,在文后评点道:“汉王既入彭城,应该亟请老父,乃耽恋美人宝获,置酒高会,……濉水之败,乃其自取……况孑身避难,一遇戚女,即兴谐欢,父可忘,妻可弃,兄弟家族可不顾,将帅士卒可不顾,而肉欲独不可不偿,汉王亦毋乃不经乎?……本回叙及戚姬,所以原人彘之祸,……详正史之所略,而惩劝之意寓于中,是亦一中垒之遗绪云。”⑩在这里,蔡东藩指出戚姬一节文字有两个作用,一是在意蕴方面,讥讽刘邦贪恋美色,人品低劣;二是在结构方面,为后文吕后残酷迫害戚夫人母子作铺垫。从作品的实际情况来看,戚夫人的首次出场给人的感觉像是个木偶,与生动、鲜活的艺术形象还相距遥远,但蔡氏设计这段故事的一番苦心倒也值得首肯。

蔡东藩采用难以徵信的野史轶闻和民间传说,其事例是不胜枚举的。11从蔡氏作品大量的夹注与回评中,能够看出他对小说不同于史书的一些特性是颇有体悟的,如:“夫正史尚直笔,小说尚曲笔,体裁原是不同,而世人之厌阅正史,乐观小说,亦即于此处分之。……化正为奇,较足夺目,能令阅者兴味无穷,是即历史小说之特长也。”12可以说,历史小说的这种长处,也是蔡东藩花费心血创作演义小说的动力之一。即以《前汉演义》而言,蔡东藩以为自己写作该书是很有意义的,尽管关于前汉史事,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都有较为详尽的描述,然“二书繁博,非旬月所能卒读,且文义精奥,浅见之士,尚不能辩其句读,一卷未终,懵然生厌,遑问其再四寻绎乎?”(《前汉演义•自序》)相反,稗史能够“令人悦目,固较正史为尤易也”。正是意识到这种差别,才促使他“借说部体裁,演历史故事”。(同上)为了取得“令人悦目”的艺术效果,蔡东藩的确动了不少脑筋,其徵象之一即表现在他所虚构的情节故事本身,能够透示出他运用小说技巧的得心应手。比如他深知文脉的一张一弛,能在叙述紧张残酷的军国大事时,插写一段轶事以松弛读者的精神,像第二十五回对薄姬身世的描写即属此类,蔡氏为之评述道:“中插薄姬一段,更于战云阵雨之中,辟出风流佳话,尤足生色。”13很显然,小说第二十四回涉及戚夫人的虚构笔墨,也有这种妙处。另外,蔡东藩驾驭文字的功夫也值得称道,他的一些想象性的文字也能让人发出由衷的赞叹。像第三十一回写项羽被围垓下,兵败自尽。其内容源自《史记•项羽本纪》。司马迁对项羽被围垓下而“四面楚歌”的描写堪称《史记》最生动感人的段落之一: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四面楚歌”乃汉军的攻心术,它使项羽痛切地品尝到兵败的痛苦,从而萌生深入骨髓的酸楚而无法成眠。司马迁以“四面楚歌”为铺垫,引出项羽的“悲歌慨”,令人倍感英雄末路的悲痛。对比太史公的绝代佳文,读者必会觉得蔡东藩对“四面楚歌”的描述亦颇为出色:项王才就榻睡下,虞姬坐守榻旁,一寸芳心,好似小鹿儿乱撞。甚觉不宁。耳边又听得凄风飒飒,?栗呜呜,俄而车驰马骤,俄而鬼哭神号,种种声浪,增人烦闷。旋复有一片歌音,递响进来,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一声高,一声低,仿佛九皋鹤鸣四野猿哀。虞姬是个解人,禁不住悲怀戚戚,泪眦荧荧。蔡东藩转换叙事的视角,将四面楚歌的感受者由项羽换成虞姬。女性天生较为敏感,故而从虞姬的角度细腻地叙写楚歌的悲凄,显得十分贴切。蔡东藩自注曰:“从虞姬一边叙入楚歌,尤觉凄切。”14虽属自我褒扬,却也合乎实际。分析至此,笔者感觉又身陷另外一个怪圈:尽管包括《前汉演义》在内的蔡氏演义小说系列,绝对进不了优秀历史小说的行列,但遵循蔡氏虚实理论考察其《前汉演义》中“虚”的文字,却并未找到原以为会很糟糕的笔墨,因而也就难以据此对作品的价值作准确的评价。笔者不能不再次自问:问题出在哪儿呢?

三问题出在传统虚实学说所固有的理论误区上。古代小说理论中的“虚”的概念,与现代文学理论中的“虚构”概念,二者的内涵并不一致。了解古人在小说领域对“虚”的认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古人在历史小说能否有虚饰成分的问题上长期以来争论不休,从这一分歧点入手,或许就能明白“虚”的意义指向。概括而言,古人的争论分为两大派,一派以陈继儒、胡应鳞、蔡元放、蔡东藩等为代表,认为历史小说要与经史相表里,成为“世宇间一大帐簿”;内容须“事核而详”15,不能虚构史实,若离开史书编造故事,便是“大可笑”16。另一派的倡导者为熊大木、金丰等,其中又以金丰的看法为最典型。金丰在《说岳前传序》中对演义小说的创作发表了一番弥足珍贵的见解。他认为那些可读性强、“娓娓乎有令人听之而忘倦”的历史小说,其出奇制胜的妙方是“实者虚之,虚者实之”。17并说:“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出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那么,到底什么才是“虚”呢?金丰认为是“不闻于史册,不著于纪载者。”较之胡应鳞、蔡东藩等注重史实真伪、强调历史小说须处处有来历的观点,金丰的见解无疑要通达得多;而他对“虚”的定性,则代表了古人对“虚”这一概念的一般认识。后来章学诚以“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丙辰杂记》)评价《三国演义》,其对“虚构”之理解,便与金丰的看法别无二致。#p#分页标题#e#

当今学者大都接受了现代文学理论中的虚构观,承认“即使以真人真事为主体,富有传奇色彩的作品,同样离不开虚构”。18但在分析传统历史小说时,却又不自觉地沿用了古人的虚构理论,如仍有人认为:“虚实之分,盖当以史实为界”。19受这种观念影响,人们以为历史小说就是史实加虚构,而虚构与否的标准则完全是看小说内容有无文献材料作依据。表面看来,该理论模式好似清晰、合理,而实际则含糊、偏颇;因为它将原本应是浑然一体的历史小说内容人为地割裂成真实与虚构两个部分,而这种割裂的思想根源便是出于对历史这一概念的简单化理解,忽视了历史文学研究中本应最值得重视的环节:即将历史事实与文学虚构贯通成一个完整世界的作家主体意识。

对历史这一概念,美国学者卡尔•贝克的认识堪称精辟,他说:“我们承认有两种历史:一种是一度发生过的实实在在的一系列事件,另一种是我们所肯定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意识上的一系列事件。第一种是绝对的和不变的,不管我们对它怎样做法和说法,它是什么便是什么;第二种是相对的,老是跟着知识的增加或精炼而变化的。”20据此,史学著作隶属于贝克所谓第二种历史。这种历史之所以是相对的、变化的,就在于它有心灵的介入。史料固然可分为可靠的与诞妄的两种,但即使是所谓可靠的史料,也毕竟是以文字载记的方式存在着,其中不能不打上记录者的心灵印记;而这种史料一旦进入史家的视野,经其选择、加工而成为著作内容的组成部分,该史料就又增添上这位史家的心灵印记。以往将史书(包括历史文学作品)的内容分成真实与虚构两大部分,但即使在有可靠史料依据的所谓“真实”的部分中,也有“虚”的成分。往昔虚实理论的误区,便是只胶着于史料诞妄不实之“虚”,忽视了在人为划分的“真实”与“虚构”的内容中,都回旋着“虚”的影子。显然,影子所反映的就是作者的主体意识。相对于外部世界的大宇宙,主体意识可视为心灵世界的小宇宙,它是由诸多元素组成的复合体。其中影响历史文学面貌的最为活跃的元素,当为主体的审美个性及艺术领悟能力。先看审美个性。不了解历史文学创作甘苦的人,会想当然地觉得这一行当较之纯虚构的文学创作要相对容易。殊不知,面对积箱盈箧的史料,缺乏创作素养的人,会因史料的头绪繁杂而不知所措,会身陷素材的大海而辨不清创作的方向。史料始终处于蛰伏的状态,等待着世间活生生的心灵与之碰撞。史料是被动的,作者是主动的,而作者的主动性又是由其审美个性所左右的。这在《史记》当中有典型的表现。

司马迁的审美观突出地表现为一种“爱奇”的倾向。古人对《史记》的“爱奇”早有发微,如生活年代稍后于司马迁的扬雄说:“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君子篇》)然而古人对司马迁“爱奇”的认识,多停留于他选择素材的“旁搜异闻”,而未能触及问题的实质。鲁迅对《史记》“爱奇”倾向的看法是值得重视的,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21刘振东依据这一论断,进而指出:“说到底,司马迁之‘爱奇’,就是对于‘奇人’———有特异性的历史人物的推崇与偏爱。至于‘旁搜异闻’、‘多闻广载’等,都是围绕着表现和突出有特异性的历史人物这一中心点派生的具体问题。”22可谓抓住了司马迁审美观的核心。

“爱奇”审美观极大地影响着司马迁对传主的选择,如郭解、朱家等游侠义士虽不为当权者所容却得以正面讴歌,项羽虽为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死敌却得以深情颂赞,李广虽未被封侯却得以美名流传……正是因为有了司马迁审美光芒的照耀,他们的人生经历及人格魅力才被后人津津乐道。《史记》聚焦于这些人物,显然与司马迁的审美个性紧密相关,这是无需过多论证的。笔者以为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司马迁的审美气质还表现在对史料的加工上,使得那些即便是有可信史料支持的内容,也飘浮荡漾着司马迁本人所特有的审美气息。例如《项羽本纪》写项羽大败于垓下之战,最后身边只剩下二十八骑兵;在“自度不得脱”的危难关头,项羽尽显英雄本色,对士卒慷慨陈词,表示要“为诸君溃围”,以证明“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他不仅以其实力震慑住敌手,使“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更让他的士卒非但没有丧失反而是增加了对他的崇敬,皆伏曰:“如大王言。”面对司马迁所描绘的这幅气势悲壮、使天地动容的画卷,读者能够通过人物语言的媒介,既感受到司马迁对项羽神勇过人的钦服,也能看出他对项羽至死不悟其失败缘由的惋惜。按照以往史实加虚构之二分法的理论思路,会因《项羽本纪》的记述内容符合垓下大战的基本面貌而将其归入“真实”类,殊不知其中也存有虚饰的成分。该虚饰主要来源于司马迁对反秦英雄项羽的格外欣赏,来源于司马迁“爱奇”的审美个性,否则他完全可以用寥寥数笔交代清楚垓下之战的过程及结果,而不必浓墨渲染项羽的上述豪言及壮举。再看作家主体意识的另外一个组成要素———艺术领悟力。历史小说家有其特有的烦恼,常因受题材的制约而不能像一般小说家那样无拘无束,天马行空,任意设计人物故事。但与此同时,历史题材也能激发出作家的创作潜力,使他们享受到因迎接特殊挑战而带来的旁人所体会不到的喜悦。法国传记作家安•莫洛亚曾以雕塑家的创作为例来说明这种情形:“米开郎琪罗与文艺复兴时期其他伟大的雕塑家从他们的暴君与资助者那儿得到大块大块的往往奇形怪状的大理石,不得不奉命利用这些大理石。然而,常常从这奇形怪状中雕出最优美的姿态;石头的抗力迫使艺术家发挥创造力。……某些小说的不幸在于其构思过于自由。”23这段话形象地揭示了历史素材的先天局限与特殊优势。可以说,历史小说家要想取得成功,关键看他能否驾驭好题材,而这与他的艺术领悟力是息息相关的。

历史小说家的领悟力,指的是作者在与题材的精神碰撞中,能够激发起不可抑制的创作激情,将勃勃生气灌注于作品之中,使作品的各个细胞在历史、现实与个体的三维空间中产生共振。在《史记》优秀的传记篇章中,司马迁的艺术领悟力往往让人叹为观止。这不仅表现为他具有研究者早就指出的塑造感人至深的艺术形象的能力,如明人钟惺所说的“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史记钞》),更在于他具有将题材内涵、个人感受和时代精神完全打成一片、熔铸成一个整体的能力。比如在范蠡、文种身上,折射出刘邦屠杀功臣的血腥现实;在伍子胥的身上,便能看到司马迁反抗暴政、欣赏忍辱奋斗的思想追求;而在孔子身上,则可以感受到司马迁对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著追求所产生的无限向往之情。在优秀的历史小说家那里,审美个性、艺术领悟力等主体意识的诸要素有条不紊地作用于小说创作过程,从而赋予作品以一种生命活力的东西,印度著名作家泰戈尔将其称为“历史情味”24。它的醇厚与否,应是检验历史文学作品质量高低的主要尺度。《史记》含有司马迁所酿造的含有其深邃博大之主体意识的“历史情味”,因而尽管他没有小说创作的自觉意识,但仍能令人惊奇地在历史学的园地里开放出历史文学的花朵。而蔡东藩之所以相形见绌,就在于他的包括《前汉演义》在内的演义小说系列缺乏“历史情味”的芳香。他试图让沉睡的历史复活,让民众因熟悉历史而激发起爱国求存的力量,这一意愿以及为此而付出的艰辛努力,是让人不能不肃然起敬的;他也试图让其笔下的人物故事生动起来,从上文对《前汉演义》的分析中,可以知道他是具备小说家的虚构能力的;但可惜的是,他缺乏深厚亮丽的审美个性,更缺乏以时代精神穿透历史素材的能力,从而使他难以跻身一流作家的行列。#p#分页标题#e#

四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的大家庭中,该如何确立《史记》的地位?笔者以为可以《三国演义》的问世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创作的“不自觉”阶段,《史记》代表了这一阶段的最高成就。后一阶段是“自觉的”创作阶段,独占该阶段之鳌头的,便是《三国演义》。《史记》之前,《左传》已能用典雅简洁的文笔从容不迫地叙述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刻画出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形象,对此唐人刘知几有一段不无溢美的评价,即:“《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诡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史通•杂说上》)不过,《左传》也明显存在两大弱点。其一,它是以记事为主的编年体史书,系于书中某年某月的历史事件既孤单又琐碎,使初读者容易陷入历史事件的大海而找不着北,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物鲜活形象在读者心中的树立。其二,由于它的素材主要来自于各诸侯国不同史家的记述,故而在成书前,它虽经过某几位史家的整体润色,但编撰者的个性色彩却并未因此而凸显出来。

这些缺憾均不见于《史记》。究其缘由,首先,司马迁创造性地发明了纪传体的撰史体例,第一次树立了以人为中心的写作模式。读者从此不但不易被历史事件的大海所淹没,反而能由一斑而窥全貌,透过人物的经历,清楚地?望历史大海的波澜壮阔。其次,司马迁曾阐明其创作《史记》的目的是通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最终“成一家之言”,加之他又是一个情绪热烈的人,“他的情感象准备爆发着的火山一样,时时会喷放出来!”“他的书是赞叹,是感慨,是苦闷,是情感的宣泄,总之,是抒情的而已!”25这就使《史记》既是体例严谨的通史,又是展现司马迁人格魅力的宏大诗篇。司马迁之前,史家的个性从未有过如此淋漓尽致的张扬。文学是人学,须揭示作品人物及作家本人的灵魂,《史记》恰好契合文学的本质规定,故而司马迁得以拥有史家与文学家的双重身份。显然,司马迁原以撰史为己任,是完全在不自觉的状态下成为历史文学家的。这种“不自觉”明显地表现在他对史料“虚”“实”问题的认识与处理上。如前所述,《史记》尽管主观色彩很浓,以至于即使是在有史料依据的内容中,也闪烁着“虚”的影子,闪烁着司马迁的审美光辉;但他在下笔前毕竟是非常重视史料的,不仅在原则上反对随意杜撰,甚至还注意甄别材料真伪,如其记述黄帝的事迹时,手头的材料十分丰富,有“百家言黄帝”,可因“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五帝本纪》),就毅然舍弃,不予采用。对史料可靠与否的重视,决定了司马迁难以任意撇开史料虚构故事,其“一家之言”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历史情味”,只能是在不违背史料规定的前提下,主要通过语言设计、细节描写等环节发送出来。这种情形使得《史记》的第一身份永远是史学著作,而不是历史文学作品。

《史记》在史学领域的地位是极其崇高的,尽管不少学者因强调《史记》的文学虚饰成分而将其等同于小说,如郭沫若便说可以把《史记》看成是“一部历史小说集” 26,但绝大多数的史学工作者仍把《史记》当成绝对正宗的信史。他们很重视汉代学者以“实录”一词称许《史记》的观点,认为《史记》的内容基本上是客观真实的。这似乎已成为史学界的一种定论。笔者对此亦深表赞同,因为前文已经指出,司马迁尽管有违逆史实的笔墨,但它们基本上属于细枝末节,未对《史记》的“实录”面貌构成威胁。此外,司马迁的确具有难得的求实精神,特别是他记述西汉史时表现出的勇于抨击时弊的精神(最典型的是对当朝君主汉武帝的批判),表现出可贵的史德,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史记》的实录印象。然而笔者试图提醒人们,《史记》固然是研究秦朝至汉武帝时期的最基本、最权威的史料,然而其权威地位的建立又与它是第一部系统记述秦汉史的史书有关。司马迁在记述这段历史时,参考了大量的文献材料,其中既有私人记述,如陆贾的《楚汉春秋》,更有官家档案,即司马迁所谓“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太史公自序》)。但可惜的是,司马迁所依据的材料基本上都散失了,使后人无从细致研究司马迁是如何处理秦汉史料的。如此一来,《史记》秦汉部分也因其独家记闻的性质而成为后人据以辨别真伪的前提。一般情况下,若违背了《史记》的记述,人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怀疑其可靠性,就像《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赡的春秋史,后人述及这段历史而与《左传》有所出入,若无其他过硬依据,便难免招致旁人对他的质疑与匡谬。《史记》成为秦汉史的第一手史料以后,人们实际上已经很难全面论证其内容的真实性,这种情形对《史记》身份之鉴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影响了对《史记》主体意识的深入挖掘,不利于对《史记》文学性的把握;另一方面,《史记》的史学地位却能因此而得到巩固,它的史学身份自然同时也得到了强化。

司马迁之后,纪传体史书的编撰成为绵延古代中国数千年的独特文化风景线,产生了蔚为大观的二十几部“正史”。这些“正史”的文学性较之《史记》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无论是史家的具体写法,还是史学理论家的宏观指导,都表现出对史学面目的有意识强化,以及与文学家族的主动划清界限。然而到了元末明初,文学家族的损失得到了补偿,以《三国演义》的成书为标志所出现的历史演义体裁,却毅然不去攀附地位显赫的“正史”,而“自甘堕落”地加入“低贱”小说的队伍之中。《三国演义》是一部有着自觉创作意识的历史文学巨著。尽管他的作者们并没有喊出明确的口号,但作品本身已经足以说明其已完全脱离“正史”的阵营。如果说《史记》在虚实方面表现出文学创作的不自觉的话,那么《三国演义》则在这方面表现出彻底的自觉。

即以对诸葛亮的形象塑造为例。《三国演义》以诸葛亮《隆中对》中“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等数句为依托,演绎出洋洋洒洒的第三十七回“司马徽再荐名士,刘玄德三顾草庐”。作者有意不让诸葛亮本人出场,借助烘云托月的方式,间接地展现诸葛亮超凡脱俗的形象。毛宗岗深得个中三昧,评点道:“此篇极写孔明,而篇中却无孔明。盖善写妙人者,不于有处写,正于无处写,写其人如闲云野鹤之不可定,而其始远;写其人如威凤祥鳞之不易睹,而其人始尊。且孔明虽未得一遇,而见孔明之居,则极其幽雅;见孔明之童,则极其古淡;见孔明之友,则极其高超;见孔明之弟,则极其旷逸;见孔明之丈人,则极其清韵;见孔明之题咏,则极其俊妙。不待接席言欢,而孔明之为孔明,于此领略过半矣!”27的确,诸葛亮虽然还未正式在书中与读者见面,但通过第三十七回的铺垫,读者已对他的神采风姿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三国演义》的作者们极尽曲折之能事地虚构出刘备次次扑空过程中与诸葛亮亲朋好友的言语交往,令人不能不承认其文学虚构能力之高妙。若联系《史记》作进一步的追问,则《三国演义》的虚构与《史记》的虚构有明显的不同吗?答案是肯定的。首先是虚构的成分有繁简的不同。《史记》在描摹人物的对话、行动方面,虽然较之《左传》、《国语》等先秦史册要细腻深入得多,但它呈现出的描写方式毕竟是如董乃斌先生所概括的“史事纪要式”28的,其细致程度不如“叙述宛转,文辞华艳”29的唐传奇,更不如“文章之最妙者”30的《三国演义》。其次,就对史料的态度而言,在司马迁那里,追求真实是第一要义,而《三国演义》并不刻意追求历史真实,它只求大体不违背历史发展的基本轮廓。人物故事的鲜活生动为《三国演义》所孜孜追求,因此只要有利于人物的塑造与情节的安排,它就敢于大胆地撇开文献史料。《史记》也出现过有意撇开史实的现象,但它毕竟是偶尔的,少量的,而《三国演义》则是经常性的,大规模的。量的积累引起质的变化,尽管《三国演义》大量取材于《三国志》,但它与《三国志》却分属不同的家族,一个姓“文”,而另一个姓“史”。《三国演义》的“文学”身份是自觉追求的结果。不仅《三国演义》,其他历史演义小说也是主动与“正史”分了家。它们自然不敢与地位崇高的“正史”争锋抗衡,顶多把自己比作“正史”的羽翼罢了;与此同时,它们也不愿把自己混同于“正史”,而是从“正史”的“文字深邃”、“艰于记忆”31等短处中,找到了各自生存的价值所在。当然,仅仅将人物故事写得比“正史”生动有趣,引人入胜,还不足以跻身一流小说之列,最关键的,还要看作品中“历史情味”的质量。受“滚雪球”式成书过程的影响,《三国演义》蕴含的“历史情味”是多元的,混合着民间艺人及最后写定者罗贯中的审美气息。这种混合,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增添了《三国演义》的艺术魅力,使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传统演义小说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p#分页标题#e#

传统文学论文范文6

1.1课程目标:综合语言应用能力

(1)语言学习的最终目标是交际。

即学习者能够通过语言学习达到交流的目的。打破过去传统英语教育环境下一般学习者的通病——无法自如地让英文脱口而出。读写的能力突出,而听说能力欠缺。培养一定的交际能力已经是新的英语课程改革后喜人的变化。当然,有效的交际涉及的范围就很广了。语言知识:学习者语言知识的掌握程度、面对口语交流时瞬间的反应,是否是直接的英文对英文的反应,还是有一个翻译的过程;“脱口而出”的能力,是否能第一次时间便组织出正确的语句运用在日常交际中;认知能力:则是学习者对周遭事物的认知水平、智力水平、反应能力和有关英语国家风土人情的了解程度;语言技能:则是常说的听、说、读、写的能力;情感因素:则是学习者进行交际的动机,面对人事物的态度,个人的性格、品格、习惯以及面对新环境的心理变化和适应程度;文化知识:则是学习者对英语国家世界的物质文化、人文的了解及理解的程度。

(2)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则是获得优秀的交际能力的必备条件。语言是一个需要大量积累,才能不断输出的过程。如果学习者缺乏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那么其在听、读的输入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理解的障碍的问题。而这样的话,在表达的过程中,则很难确保语法正确性以及输出的流畅性,甚至影响表达含义的合理性。

(3)认知能力:一个英语学习者的认知能力,往往影响交际者对语言的理解,以及对所学语言的输出效果。缺乏必要的认知能力,所进行的交际必然流于表面,甚至词不达意。所交流的内容不仅缺少一定的深度,同时也会缺少一定的内涵。

(4)文化意识:每一种语言文化都具有其独特性。语言文化既反映了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风土人情,同时也是知识的一部分。语言的文化既是影响语言交际是否得体的重要因素,也是语言交际过程中的内容组成,因而也对交际的深度有一定的影响。

(5)情感因素:情感因素是影响学习的效果,交际的成效的重要因素。语言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语言能力得以提高,你会惊奇地发现,其他能力和素养也在逐步形成。比如学习者的文化素养、思维能力、学习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等等。这些素养和能力将对学习者终身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进行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时应该着重发展其两方面的能力:一是培养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实际运用能力,帮助他们能够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有效地利用语言进行交际;二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1.2教育方式

而传统的学校英语教育又是如何展开一系列的教学措施来确保达到义务教育阶段英语课程标准所确定的课程目标呢?课程设计:根据语言学习整体性、连续性、渐进性的特点,以三年级开始设置英语课程为例,传统学校的英语教育者在课程安排上以短时高频的方式,安排学生的学习时间。规定安排每课次40分钟,每周3至4次,每周课时必须大于或等于80到90分钟的课程。上课方式:各传统学校由于对英语教育的重视度不同,在上课方式有一定差异。仅针对所调查了解的小学为例,上课模式均以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在传统的教学方式里,老师是课堂的主角,多数孩子只能扮演接收者的角色。大部分是以中教老师为主。个别重点校在中高年级,会适当加入外教以加强学生实际运用能力的培养。

1.3学习成效

调查过程中,在传统非国际学校内,只依赖传统学校英语教育输入的学生所占比例,根据传统学校所在区域及级别划分不同,呈反比例增加。即经济越发达区域,学校级别规划越高,在校学生中单纯依赖传统学校英语教育输入的学生比例越低。在对这部分只依赖传统学校英语教育输入的学生的学习成绩追踪观察后发现,随着学生年级的增加,学习难度的增强,学习成效呈下降趋势。即在低学年段时,学生之间的学习成效没有大幅度的落差,呈趋势较缓的曲线。而随着年级增加,学生间学习成效的曲线有明显的曲度变化,趋势愈发明显的呈现两极化。

2校外培训机构英语教育现状

2.1教育理念

大多数引进的教育机构均确立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理念,探索适合中国儿童的专业英语教育。以教学研究与发展为主轴。具有较新的教育理念。确立的“直接沟通”的教学思想,要求教师要放下“师道尊严”的架子,努力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在课堂中,要求教师要由教学的主宰者、操作者变为引导者、激发者,鼓励学生大胆发言、提问,充分发表个人见解,营造互动的教学环境。同时课堂上以全英文进行,在进行教学的同时便创造全英文的环境,充分锻炼学生的听说能力。改变过去那种强调整齐划一的教育观念,努力探索现有条件下的分层次教学,根据学生的年龄段特点,以及各学生的差异设计不同的教学目标。

2.2课程目标

培养学生英语文的听说读写能力,使其运用于实际生活之沟通。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方法与态度,以便有效地自发学习。建构以英语文进行逻辑创新思考、分析、判断,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对本国与外国文化习俗的了解与尊重,以拓展本土意识与国际视野。

2.3教育方式

2.3.1课程设计

校外培训机构学时相对集中。一般课时安排为一周两次,200分钟到240分钟不等。属于短频长时的集中教学。而学龄分制又会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学习者及不同能力的学习者有不同的课程设计。1~2年级:一二年级额学习者一般的学龄在6~8周岁,而6~8周岁这个年龄段的学习者属于“小儿童”。课时通常为每周两次,合计200分钟的集中教学。这个阶段是儿童右脑开发的黄金时期,根据这一特点,这个学龄段的学生通常以量身打造的有利于右脑开发的课程为主。以知名童话故事的精髓,融入生活化、实用性及趣味化的主题、句型与沟通功能,激发学习动机,并认识多元的文化。以大量“听”的输入,促进孩子“说”的输出,配合字母拼读,为拼字及读写能力打下稳固的基础。3~6年级:3~6年级的学习者本身的在学习能力发展方面正处于突飞猛进的阶段,属于“大儿童”。在培养这一阶段的“大儿童”方面,校外培训机构主要以培养听、说、读、写全面发展的英语能力,并使其运用于实际生活和沟通中为主。根据“故事导入英语教学”这一理念的优势,来开发和培养学习者对于学习英文的兴趣、方法掌握以及学习英文的态度。对于这以阶段的学习者而言,学习者必须掌握课程设计中的必背单词量2400字左右。所学习的语法、时态涵盖初中至高一课程。在课程设计里能够广泛阅读5600字左右的各主題、题材及句型架构的文章,并通过各主题及句型架构来引导式的培养写作能力,在“大儿童时期”便培养学习者扎实的写作能力。初中阶段:初中阶段的学习者位于义务教育的最后阶段。校外培训机构针对这以阶段的学习者,会根据学习者先前的学习经历来安排合适的课程。学时为每周一次,每次120分钟到180分钟不等。对于已经具备一定的英文能力,基础扎实的学习者,以进一步的规划、提升为主。所设计的课程内容保罗万象,涵盖科技、地理、历史、运动、艺术和本土及外国文化等各领域的内容。不仅能够开拓视野,更有效地提升英文阅读能力。

2.3.2教学方法

以“沟通式直接教学法”来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调动其学习的主动性。使用“沟通式直接教学法”使学生成为课堂活动的主导,教师扮演“伙伴”的角色,而非权威的指导者。此外,由于课堂要求“全英文”,当被禁用母语的老师在学生提出疑问时,会尽量以示范代替翻译或解释,这就要求教师在创意、想象力、肢体语言和表达能力上要有一定高度,才能有足够的活力随时满足学习者多课堂学习的需求。

2.4学习成效

通过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课程设置和教材的使用,所调查的校外培训机构中能够系统完成整体课程规划的学生所掌握的单词量超过2400个,其掌握程度涵盖并超过初中毕业,也就是英语课程标准中所设定的英语五级1500~1600单词量的要求。在这一部分学生中的90%以上具备并超过英语7级的要求,也就是学习者能够精熟高中的课程。

3传统学校英语教育与校外培训机构英语教育优势比较

(1)教育理念:远景的教育理念一致,同时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校外培训教育机构的教育理念上更趋向洋派,更追求学生的个性发展。而传统学校英语教育在教育理念上更注重整体性。

(2)课程目标:二者的课程目标是一致的,所以在学习上,学习者不会有因校内与校外的课程目标不一致而出现课程衔接上的问题。

(3)教育方式:传统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的英语教育最大区别体现在所采用的教育方式上。受教育大环境所限,传统学校多以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课堂上以教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而校外的培训机构大多数采用“沟通式直接教学法”,在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自主学习力、主动思考力方面的效果卓越。所以常常出现虽然越学越难,但学习者却越学越“轻松”。对于被激发了学习热情、已养成自主思考习惯的学习者而言,知识深度的增加是其渴望的而非强迫的。由被动灌输变为主动吸收。

(4)学习成效:就义务教育阶段而言,校外培训机构的学习成效明显超前于传统学校教育。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①受高考改革及教育大环境的影响,致使学生家长对学生英语教育的投入热情极高,同时期望极高,促使校外培训机构的学习成效主动超前传统学校的英语学习。②校外培训机构受市场因素制约,会主动加强自身营业能力、教学能力及服务质量,使自身学员的学习效果必须超出学员在传统校内所接受的英语教育。

4结论

传统文学论文范文7

培养思辨能力的教学理念

为了帮助学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上升至概念层面,同时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扩大他们的知识面,获取较为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本课程由两大部分内容组成:一部分侧重于传统实践,包括传统节日,传统技能、技法的介绍,如瓷器、丝绸、茶道、书画、园林、建筑、曲艺、武术、中医等等,这一部分旨在引导学生从表面现象入手,深入探讨这些传统实践背后隐含的文化内涵;另一部分则为形而上的介绍,着重探讨儒、释、道以及中国传统的哲学观,意在帮助学生建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框架。这样的课程设置,意在使学生将文化现象与形而上层面的认识相结合,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相对完整的体系式认知。

面对如此庞杂且难度深浅不一的教学内容,因材施教始终是一项极为有效的教学原则。不过,这个“材”不仅仅指传统意义上的教授对象,也包括不同教学内容、教学材料。而“读议写”课程的教学改革就能很好地满足因材施教的需要。“读议写”系列课程是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听说读写基础课部级教学团队改革传统英语教学模式的一次大胆尝试。它一改以往教学中锻炼“手段”、单独训练某项技能的做法,将教学目标提升至较高的锻炼思辨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层次,引导学生以增强智识为目的,通过课前广泛涉猎阅读材料(读)、课堂讨论(议)以及课后写作(写)的方式,从整体上提升学习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思辨能力的锻炼是“读议写”课程的重要目标。思辨能力的培养是教育界经久不衰的话题,但教育实践往往与教育理念脱节,这种情况在英语专业似乎更甚。文秋芳教授曾于2009年11月针对11所高校14个文科专业超过2000名一至三年级学生展开过思辨能力的实证调查,实验结果显示,“大学3年期间,英语专业学生思维水平有小幅量变,但未呈现质变的阶段性特征。其他文科类大学生不仅进步幅度大,而且呈现质变的关键期在二到三年级之间。”英语专业学生思维发展变化呈现的这一特点与英语系在课程设置上重视语言能力的培养轻分析、推理、评判能力的训练不无关系。“读议写”系列课程正是针对这一现状就思辨能力的培养展开的一次有益尝试。

三段式教学实践

按照“读议写”课程的要求,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遵循归纳的逻辑,将课堂教学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入门铺垫阶段,这一阶段的教学以激发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为目的,从那些学生自以为熟知的文化现象入手,发现其间不为人留心的关联,对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深挖;第二阶段为知识扩展阶段,此时要将教学视野扩展至知之不深的种种文化实践,以深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第三阶段则为总括升华阶段,旨在归纳总结之前的学习,将教学内容上升至形而上的层次,以建立体系式的认知。对应于这3个不同的学习阶段,课前的阅读、课堂里的讨论形式会相应地产生变化。

第一阶段学习的关键在于从现象中发掘观念。一般说来,学生从出生之日起,一直浸淫于中国文化之中,对于传统文化一知半解,仅知道一些简单的文化现象,熟悉表层文化,但对于这些表层文化现象很少进行批判性思考,对支持这些文化现象的深层文化更是缺乏了解,对之进行探究的意识淡薄。针对这一情况,教师作为课堂讨论的引导者,采取启发式教学,有选择性地择取并罗列学生熟知的表层文化现象,再以连续发问的形式将这些现象上升至概念层面,引领他们发现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情背后的中国人特有的基本文化观念,再经由辩论、讨论等形式加深理解。例如从引导学生分析汉语里的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对于某些奇、偶数的偏好入手,深入发掘中国古人独有的宇宙观等。这些观念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并决定人的行为,不少属于集体无意识的范畴,从学生的反应来看,他们大多受控于这些观念却不自知。再如,学习传统的重大节日时,让学生列举传统节日的传统风俗以及与这些节日源起相关的种种传说故事,并对各个节日进行分类比较,使他们发现很多节日背后的文化内涵。从大量的节庆都要进行扫墓祭祖活动不难看出中国人对于祖先的敬重,由此对于家文化是支撑中国传统文明的一大基石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此外,这些传统节庆日期的取定,又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对数的理解,以及佛教、道教的影响息息相关。从教学中收到的反馈来看,经过这一阶段的学习,学生往往能意识到自己知识结构、经验范围以及思维方式上的不足,他们的好奇心被调动起来,从而激发他们主动学习的兴趣。

打好基本观念的基础之后,第二阶段的学习重点定位于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从不同角度观照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并对之进行深层次的学习。自古以来,中国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对世界文明的进程有着重大贡献,因此,这一阶段的学习不再单一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进行研习。例如探究为什么中国的四大发明是火药、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术而非其他诸如丝绸、瓷器等举世闻名的创造或物产,以及活字印刷和造纸术如何影响了欧洲文明的进程等等。

有了第一阶段启发式教学的铺垫,第二阶段教学的特点在于“主动”二字。首先,这一阶段要求革新教学手段,变由老师主导的课堂为学生主讲的课堂。第二阶段的教学按讲授主题事先将学生分为若干个小组,或称小的学习共同体(communityoflearn-ing),在课堂上给每个小组20分钟时间充当“本堂课讲师”,共同就一个话题展开陈述。在陈述过程中给予听众随时就陈述内容进行发问的权力,以此激励讲师与听众之间的互动。此举一方面活跃了课堂教学氛围,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将被动地接受灌输变为主动学习。另一方面,由于随机提问提高了主讲人对于讲题的了解和熟悉程度的要求,增强了课外学习的严肃性和重要性。换言之,它将课外学习与课堂学习有机融合,在某种意义上强迫学生主动思考,有效地提高了学习效果。当然,这并不代表教师在课堂中丧失了教学功能,相反,这样的教学模式对老师的知识结构以及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能够加入并引导学生的陈述和讨论,更要能从课堂讨论中启发学生。#p#分页标题#e#

基于锻炼学生思维和交流能力的考虑,我们要求陈述内容充实、思维严密、逻辑严谨、表达得体。学生在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进行陈述时,PPT里面只能出现提纲挈领式的关键词,主讲人只能讲不能诵读,必须要以学生自己的逻辑呈现所讲述内容。针对部分英语表达不够自信的学生,鼓励他们以完成交流为首要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同时兼顾语法准确、语音正确等其他原则。如此一来,既避免学生直接挪用网上获取的资源,又锻炼了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以及临场应变的能力。此外,无论是讲解还是提问交流或是展开讨论,学生须遵循“得体”原则,注意区别口头陈述语言与书面语。口头陈述要重点突出,与同学交流时则要注意彬彬有礼。从教学效果来看,在某种程度上,第一阶段中教师的教学方式对学生起到了示范作用,学生在汲取教师经验的基础上自我发挥,不少人在角度的选择以及陈述的形式上出人意表,带给教师很多惊喜。

除了课堂内的主动,课外的主动学习对于第二阶段的教学也非常重要。课外学习指的是学生课前搜索并筛选阅读材料,进行大量阅读,将知识消化吸收,然后选择角度提炼陈述。教学材料的获取曾经是困扰英语专业学习的一大难题,如今,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多元化,在网络日益发达的情况下,各种搜索引擎以及知识库的出现令知识信息量成几何级数增长,这一方面解决了阅读材料来源的问题,另一方面对阅读者的逻辑思维能力,尤其是甄别、过滤材料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时,训练学生如何从浩如烟海的信息量中筛选出有用信息、权威知识,就成为重要的学习内容。因此,学习不再局限于知识的获取,更是智识的锻炼。

有了前两个阶段的学习和探讨作为铺垫,第三阶段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形而上的总结讨论就不再显得深奥艰涩。这一阶段的学习以深刻性为特征,而检验思考深度最有效方式便是写作。从思维训练的角度上来说,课后写作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课前阅读以及课堂讨论,因为写作是课前、课中思考的延续,是对阅读、讨论的成果进行反思,努力形成自己独有观念,并将之系统化的过程。换言之,阅读和讨论的最终落脚点为能够将所思所想付诸文字,形成篇章。如果说,课前、课中的学习旨在锻炼并提高学生综合思辨的能力,那么课后的写作环节就是对之前学习的检验。根据“读议写”课程的整体设计,学生的写作训练贯穿这3个学习阶段的始终。为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给予学生一定的自主性,教师只规定某个写作主题,学生可以根据各自的喜好,围绕该主题自行拟定作文题目。

与传统写作课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要求学生只就一个题目进行写作,但必须经历数易其稿的过程,将论文由最初的600字左右扩展至最后的1500字。最初的论文,逻辑性差、论点不够鲜明、论证不充分等老问题仍然十分突出,而且学生的思维存在严重的同化现象,不仅选题雷同,论点相近,就连论证的方法以及论据都极为相似。有一个班,第一次交上来的作业有四分之一的同学全部以“论文化身份”为题。不过,这种大面积雷同并不意味着学生的个体性已经遭到抹杀,而是说明学生在某种程度上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收敛了其思维的锐度,在面对各种纷至沓来的作业时,已经养成了思维上的一种懒惰,总是以最显而易见但却缺乏思想深度和个性的方式进行应付。然而,随着学习的步步深入,思考逐渐深入,学生的思维开始活跃。同样是从小的现象入手探究文化现象背后隐含的文化基因,但最后确定的选题殊异,有同学探讨龙图腾,有的同学选择研究中国的人情观,还有同学从《喜福会》入手,分析中国的家观念等等。选题的多样化至少从一个方面表明学生确实积极主动开始思考。实践证明,经过数次修改、扩充之后,论文在论点的鲜明度、论证的条理性、论据的提出等方面得到明显改善。如果说写作是有效展示学生思辨能力的方式之一,这样的结果也许能说明经过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至少,在思想的深度、知识面的广度以及思考问题的角度等方面取得了进步。

结语

传统文学论文范文8

1.由于语文教学教师的语文阅读教学能力限制,比如理论教学基础知识掌握不足或者不牢固,导致在语文阅读教学的过程中出现盲目性。

在以往的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一直忽视阅读教学,不怎么重视这个项目,近些年,随着教学的改革虽然把阅读教学提高到重视程度,但是实际取得的效果并不理想。这是因为只是单纯的为了实验改革教学方法,导致语文阅读教学理论基础的长期缺乏,没有形成一套可行的语文教学理论体系,才会出现语文阅读教学中的盲目性。因此,长期依赖教师的教学权威,学生逐渐对语文阅读学习没有了兴趣,也不会积极主动地学习。

2.语文教学教师在制定语文教学计划中对阅读教学没有明确的目标,因而也就没有按目标制定的行之有效的教学计划。

教学目标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是教学的过程的首要任务,是整个教学的核心部分。如果一个教学过程,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没有行之有效的教学计划和方法,那么它的教学任务根本不可能顺利完成。然而,在我国的语文阅读教学课堂上,没有明确的教学计划和目标,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在教学过程中,大都是根据教学教师的能力和水平发挥,随想随讲,随意性很强。这样的教学对学生来说非常被动,因为在没有顺利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下,最终会致使学生的语文阅读能力和水平低下。

3.传统的阅读教学都是教师是主体,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只是被动接受,主动参与很少,因而导致学生逐渐丧失学习的主动性。

在语文阅读教学的过程中,历来都是教师的主体性发挥作用,而学生的主体性常被忽视,即便是在现在的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也普遍存在的现象。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导致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大大丧失了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就不让广大学生对语文阅读产生学习兴趣,最后又导致整个教学效果不理想。

4.科学有效的语文阅读教学评价标准体系的缺失,导致不能对现阶段的语文阅读教学效果进行有效评估。

一直以来,我国还没有建立一套科学地评价语文阅读教学评价体系,没有一个科学的评价标准。教学教师就是在这种教学环境下进行语文阅读教学的,难免会导致最后在教学过程中出现想到哪里就讲哪里的随意教学。这种教学始终是教师本位,学生依然是很被动,而学生的实际学习状况始终都不理想。

二、提升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水平的有效措施

1.一定要明白确定阅读教学的实效性,重点抓在阅读教学中的实际效果。

我们之所以重视阅读教学,就是引文它能够大大提升学生在学习过程的阅读能力和运用所学文字知识的能力,能够达到教学计划里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的实际效果。所以,在以后的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一定要把阅读的实际效果当做首要任务,围绕教学的实际效果这个目标,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充分发挥主体作用,真正注重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例如,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让学生自己阅读课文,不能以阅读是否通畅和速度是否快速为评价标准,我们应该关注学生是否通过阅读掌握了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否能够通过阅读得来的知识运用到现实生活中,这样语文阅读教学才可能真正收到实际效果。

2.教师要做好备课工作,学生要做好预习工作,双管齐下,两手都要抓。

我们都知道,教学过程的顺利开展并取得预期的实际效果,一方面依赖于老师的备课,这是关键的步骤,老师在课前应当做好相关工作,明确教学目标,制定详细地教学计划,做到有备无患;另一方面,要让学生提前预习课文内容,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让他们进行自主思维的预先理解和学习,为教学过程的顺利开展奠定良好基础。可是现阶段,一些语文备课工作流于形式,备课没有实效性,所以课堂教学就不能顺利完成,也达不到预期效果。所以,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一定要重视备课和预习工作,同时明确教学目标、制定教学计划、合理把控教学内容、得当分配课时。这就要求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教师提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能力,结合教材实际和学生实际情况做好备课和布置预习工作,来满足学生学习的需要,进而提高阅读教学的效率。

3.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结合课堂实际对阅读教学进行综合把握。

第一,依托课本,认真学习讲授,挖掘课本里知识魅力,让学生充分吸收这“养分”并转化成自己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语文知识素养和水平,为后面的深层次阅读教学打下奠定基础。第二,结合学生和课堂的实际,改变一成不变的单一授课模式,开展多种多样的阅读教学。在课堂中,教师要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让学生了解、学习并掌握课文的字、词、句里的知识,从而不断提升学生对文句的阅读、感知和理解能力。进而提高提升阅读教学效果。

4.为了保障语文阅读教学的效果提高和教学方式进步,一定要建立相关的评价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