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学新媒介生态研究

传统文学新媒介生态研究

一、传统文学在新媒介语境中的生态转变

传播媒介对于文学而言,是文本生产、传播、接受流程中必需的工具和载体,德国美学家韦尔施就认为:“有了传媒的表征,日常世界便愈益根据传媒的法则来框架自身。比如,它就正在适应快速切割、图像化和高节奏系列化的需要。这导致了传媒和日常逻辑的混合,至少是在那些唯有通过其传媒表征才被认知的现实之中。”①新兴技术媒介打破了以往文学纸媒精英的一元传播,影视媒介、数字化媒介的出现和普及让文学的传播更加多元化。新媒介的兴起不仅带来了写作工具和传播技术的进步,也导致了传统的文学场域发生了某种分化和裂变,促成了文学生态和文化身份一定程度上的转型。文学已经搭载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开始与传统的印刷纸质文学分庭抗礼,并且大有拓展空间挤压纸质文学的势头。在新媒介语境中,媒介的中介性和工具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文学生产的思维方式、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自然也在影响着文学的生产机制。新媒体文学正在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学场,在生产者、消费者、产品、传播中介、权力结构关系等各个方面都与以往主要依托纸质媒介的精英文学生产场和大众文学生产场大相径庭。新媒体文学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媒场域对于文学生产的限制,以往那种“霸占”文学生产与传播流通要道的情况正在被消解。文学与传播媒介之间相互作用正在构成新的生产关系场。文学力图借助新的媒介和新的传播模式来重新搭建自己的话语平台;而新兴媒介也正在逐渐交织成为一张庞大的网络,把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严密地罩在其中,传统文学不得不面临着新的电子艺术形式的挑战。毋庸置疑,文学传媒要素对于文学传播的每个具体阶段的影响力以及对于整个文学活动的意义是重大的。在迫使传统文学面临诸多挑战的同时,传播媒介的变化也对文学的传播力起到了积极的提升作用。媒介日新月异的变化让文学通过纸媒、电子媒介等渠道在全世界更广阔的空间传播并发挥影响,使中国文学在走向世界、影响人类的欲望驱动下,开始参与到全球化的语境中来。不论是中国传统的经典作品,还是当下民间意识形态的个人化写作,都在新媒体时代借助媒体以及新的推介方式不断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由于作为载体的媒介出现了多元化、多样化的趋势,以往的传播空间被打破和拓展,全新的、多元化的、更丰富和立体的文学格局正在被构建。新媒体突破了传播的空间限制,开启了互动的领域,促使文学样式或写作样式更新。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介与推介活动直接与读者市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不可避免地进入流通市场。由于以资本为纽带引进新的主体参与到文学生产的过程中,文学的生产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也需要遵从市场规律的调节,为推介文学作品而采取的经营理念和手段也相应地给文学带来新的变化。因此,新媒介对艺术受众群体的进一步开拓,使包括传统文学在内的各种文学样式出现了新的景观,新媒体已经不单单是文学传播的新载体,同时也成为转变文学身份、文学生态与文学生产模式的重要工具。新媒介的互动功能和市场的选择功能,使文学接受者能够以文化市场主体的身份广泛参与到文学的场域中,拥有更多消费选择和发表评论的权力,文艺民主在市场的公平竞争中有了更多保障。同时,新媒介也严重地影响到了文学本身的构成,文学与媒介的关系已经完全打破了先前的主从关系,媒介已经影响到了文学的创作者、阅读者,甚至是文学评论者的思维与意识。新媒介通过其价值评估标准要求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必须符合媒介的传播特性和市场调节的法则,在为文学提供新的动力源的同时,也导致了作品类型化和模式化的趋势。新媒介在刺激起更多的文学消费欲望之余,不断地与文化市场合谋,以文学印刷文本为基点,覆盖到影视、游戏、广告等领域,正在逐渐培育着具有文学性质的生态链条或者说是产业链条。在混乱与生机并存的当前文学生态中,传统文学不仅要在夹缝中生存和发展,还应该积极地去适应新媒介的发展状态,改善和重塑文学生态,改变传播技术上处于劣势的现状,在新的文学生态中找准自己的定位,抓住蕴藏着文学发展的新契机,与大众文学、市场文学相互竞争、取长补短、相互渗透、竞相发展。

数字化新媒介的广泛应用,无论是在文学创作还是文学传播和文学接受等方面都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可以说,从外部生存背景上,数字媒介不仅对文学这种艺术样式,就是对整个社会文化生态的渗透都已经是全方位的。然而,这不能成为导致文学存在方式大范围转向“数字化生存”的理由,不能使文学在技术与商业的双重压制下丧失自身文学性的原因。传统文学承载着传播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的重任,媒介的技术性虽然改变了文学的阅读、写作和传播方式,但是文学所包含的人类对世界的审美判断与思考,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的引领人类精神超越纯粹感性并向诗意升华的责任,不能因为传播媒介与传播态势的变化而逐渐趋于沦丧。虽然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写作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写作和传播更加便捷,文学创作几乎彻底趋向了大众,平民化与自由化的话语形式开始让读者习以为常。然而,文学主体过分泛化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弱文学话语由于缺乏艺术体验和艺术思维而具备的文学性,可以说,这种“价值理性和意志自由的反面”从根本上说就是人被工具异化,是人在数字化面前的主体性的缺失,是“数字的知识化对意志自由的限制”②,这已经引起了有识之士的警惕。

二、传统文学与商业力量的博弈

在新的文学生态系统中,以往以权威面孔出现的作家、编辑的地位日渐式微,数字化的表意系统也让文学文本的符号面临随时被增改、删除的可能,文学的神圣性、严肃性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大众似乎可以不受多少约束就可以进入文学的领地狂欢,以往的文学秩序在变化中不得不面临重组。新媒介的发展毫不留情地改变了传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方式,文学的传播模式也开始依托纸质文本、影像文本、网络文本为媒介进行多元传播,虽然文学的诗意和隽永遭到新媒介无情的吞噬,但是不可否认,不同形态的媒体在文学传播中已经构成了共生互动的格局。与此同时,媒介的快速发展对传统文学作品、文学期刊等文学传媒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新媒介由于具备快捷、经济、方便等技术优势,已经迅速并广泛渗透到公众的社会生活领域,并快速牢固地占据文艺市场的份额。由于伴随着电子书写和网络技术的普及,文学已经出现了产业化的趋势,这让文学的生产方式以及读者的阅读体验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观。“商业力量通过对文学价值评价尺度的改造,确立了一套从文学消费的终端———读者入手,完全以商业收益为终极标准的文学评价体系。通过这套评价体系,网络商业文学形成了一个自成系统的文学生产网络。在此系统中,文学产品与其他商品一样,形成了完整的生产———销售———消费的产业链条,并且,最终由市场反应亦即消费端形成了一只看不见的手,反过来决定生产环节的各产业要素。”③文学作品的文本风貌和结构形态在文学产业化的趋势中,必将出现写作的异化状态,而这种状态只能使创作主体丧失支配话语的权力,逐渐沦为罗列话语符号和关注所谓“排行榜”的“文奴”。传统文学表意的习惯模式基本是先验地预设了文学内容之于物质现实的依存性,作品一般以表现人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艺术审美关系为主旨,并且用独具魅力的文学语言去表征,以彰显对人生的终极追问、对彼岸的关注和对真、善、美向往的本性,这在任何时候都是无法被取代的。#p#分页标题#e#

文学产业化的出现对文学外部环境的重塑以及对文学内部规律的渗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社会整体性的审美趣味和阅读兴趣势必会与产业的谋利性不断进行着博弈,这已成为一种无法避免的现实。然而,这种趋势对传统文学空间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将挤压传统文学原本并不宽敞的生存空间,使之相对狭小,并逐渐消解文学的尊宠地位;而另一方面,面对如此困境,传统文学可以通过对现代传媒的渗透,利用媒体的便利来扩展文学自己的生存空间,从而激活作家的创作欲望与创造精神。面对具有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想象性和易变性的新媒介,传统文学以往牢固的中心地位被边缘化了,以至于出现“文学终结”、“艺术死亡”的哀叹。在这种情况下,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的成功运作为传统文学带来了希望和生机。《大秦帝国》没有服膺于文学产业化的商业逻辑,而是打破了传统的文学文本从形式到内容与商业诉求并不相符的规律,主动利用纸质出版与网络、影视等媒介以及新的营销手段,将一部多达六部十一卷五百多万字的长篇历史文学巨著打造成了畅销类的文学作品,销售已逾十万套,一百一十多万册,改变了以往只有商业化的写作才能成为市场销售宠儿的惯例,成为一个传统文学经受市场考验的成功案例。《大秦帝国》的传播模式让我们重新审视,媒介的技术因素并非与文学完全对立,影视、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介的崛起为文学生产和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把握和利用好新媒介的传播智慧与传播平台既可以扩大传统文学的影响力,也可以为文学的生存创造出新的空间。在泛娱乐化的时代,新媒介的发展可以说一定程度上给传统文学带来了新的机遇与力量,在扩大文学传播范围的同时,深化了文学的某些内涵并提升了其人文底蕴,更好地致力于人类价值理性的建构。

三、传统文学在新媒介语境下的传播策略

“产业化的生产方式使文学艺术超越了个人心灵的想象和独语状态,走向生活化和社会化。它在写作方式、传播方式、发表方式和接受方式等方面,都深刻地改变了传统文学的过程。它需要我们突破以往的对文学的认识论框架,把对文学的观照从静态的认知拓展为人类的共同体的一种活动。”④在产业化的趋势中,传统意义上要求文学秉承人文性的精神原点和自觉履行文学的价值承诺之间的矛盾似乎不再那么尖锐了;甚至以往文学媒介的权威性、人文性、一元性、不可变更性等特点也日渐丧失。文学产业化的生产传播模式、商业化的评价体系、细化分类的消费目标群体,文学的空间呈现出向普通大众延伸的普泛态势,这些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当代媒介的新景观,而且还使我们对传统文学与新媒介的理解和思考变得更加全面深入。事实上,无论是传统的纸媒还是数字媒介,对于文学而言,它们已经不单单是一种纯粹的载体工具,它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内在参与了文学文本审美特质的建构,媒介的力量已经不容忽视。诸如《大秦帝国》等文学作品的传播、推介和营销模式让我们看到:利用新媒介资源策划新闻事件引发媒体聚焦,并契合市场规律运作以牵动读者视线,完全可以让传统的、主流的、严肃的、高雅的文学作品占领读者市场,发挥应有的影响力。未来应该是不同媒介传播模式并存的时代,以往一元化的文学传播观念需要被打破,伴随着新媒介的发展,要逐步培养和建构起新的文学传播生态观念,让传统文学与新媒体文学、市场文学能够相互慰藉、相互补充、相生共荣,为文学开拓新的生存空间。当前的文学舞台可谓是形态各异、鱼龙混杂,文学的发展仍然需要从传统的精英文学中汲取营养,因为“文学的建设最终作用于人的精神,作为物质世界不可缺少的补充,文学营造起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文学不可琢磨的功效在于人的灵魂,它可以忽视一切,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他始终坚持使人提高和上升,文学不应认同于浑浑噩噩的人生而降低乃至泯灭自己”⑤。文学在坚守人文审美的价值承诺的同时,对于新媒介不能一味地批判,更不能无谓地逃避,要以此为契机,懂得运用媒介,不断发展与拓宽文学发展的新空间,让主流的、厚重的、高雅的文学作品可以通过媒介和营销战略占领一定的市场份额,在调整与转型中吸纳新媒介文学的传播经验,在丰富和改变自身中重塑文学的新境界。

新媒介已经似乎使当前的文学生态进入了自为的市场调节,出现了更为色彩斑斓的新局面,文化价值坐标也由过去的政治认同、社会认同、群体认同大幅度转向媒介认同和市场认同。文学在今天的商业喧嚣中注定无法抽身逃离,与其让商业生产逻辑冲击与充斥文学的母体,不如在保留传统的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方式的基础上,增强传统文学自身的生产与传播力,在这场博弈中抢占发展的空间与制高点,让文学在多元共生的传播模式中为人们提供更多样化的载体和观念。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话语是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恰恰是人类所特有的产物,要通过主流文学的话语系统,抵制数字符号、多媒体电子话语及“拟话语”在文学话语系统中的泛滥。正如《大秦帝国》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战国时代特有的张扬奋发、猛士慷慨、奇才纵横的生命状态,在那个充满伟大魅力的时代蕴藏的理想信念与人生精神正是这个时代所亟需的。当今的文坛上需要更多诸如此类优秀的、充满魅力的文学作品,来更好地来刺激社会的神经,敲打人们的灵魂,确证崇高或美好的欲望,还人类以灵魂的洁净,还社会以健康的理性。传统文学与新媒介以及新媒介文学已经从排斥、观望逐步发展到沟通、互动的状态,对于文学而言,相互融合、共同振兴仍然低迷的文坛,似乎比追究血统更为重要。正如陈平原教授所说:  即便再精彩的理论,也都无法穷尽纷纭复杂、众声喧哗的文学世界。以活生生的文学现象为“对话者”,在一系列审美的和历史的交谈中,实现人类的精神超越与文化更新,应该是文学史家的最大愿望,也是其基本的工作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研究既是一门精湛专深的技艺,也是一种元气淋漓的行动———对话过程很可能比具体结论更重要。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