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春秋丛刊的特点及启示

文艺春秋丛刊的特点及启示

 

《文艺春秋丛刊》于1944年10月10日创刊上海,由永祥印书馆编辑出版,发行人为陈安镇,为不定期刊物,每辑另题刊名。1945年9月1日出版至第5辑时宣告休刊整顿。前后共出版5辑,合为一卷。《文艺春秋丛刊》为综合性文化类不定期刊物,内容包括文艺、历史、教育、出版等,而以文艺为主[1]。它是上海在沦陷时期的主要文化阵地。本文通过将《文艺春秋丛刊》的发行、内容、装帧和经营方面与当代杂志书进行对比,旨在证明《文艺春秋丛刊》虽然与当代杂志书产生的背景不同,但具有当代杂志书的特点,可以称之为中国早期的杂志书之一,并结合当代杂志书的现状,反思当代杂志书中国图书市场上所面临的困境。   一、当代杂志书的基本特征   近年来,在传统出版业面临着互联网和手机、电子图书、电子杂志等新兴媒介的巨大冲击下,杂志书(Mook)作为一种新兴的出版形态广泛地出现在图书市场,走进消费者的视野,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在国内呈现上升的出版趋势。它没有期刊号,以独立的书号在市场流通,但又像期刊一样定期出版,属于连续出版物,杂志书(Mook)就得名于这种“似刊非刊”出版特点:Mook即杂志(Magazine)和图书(Book)的混合体,它既能像杂志一样拥有一批固定的读者群,能够产生连动效应,节约宣传成本,又可以像图书一样具有比较长的生命周期,能够随时加印。杂志书不仅在出版发行上与杂志和图书有相似点,在内容上,也兼具杂志和图书两种出版物的优点。杂志书有图书的权威性和专业性,探讨主题时能够深入且全面,与图书一样具有收藏价值,与此同时,杂志书与图书单一的主题不同,一般由多个作者撰写多个主题,它又具备杂志时效性强的优点,富有时代气息。杂志书在经营上依赖广告,并且有图文并茂的特点,版式装帧讲究,可以带给读者较强的视觉冲击力。   二、《文艺春秋丛刊》的杂志书特点   (一)以书代刊的发行模式   当代杂志书在我国兴起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国九十年代实行严格的刊号控制制度,有的出版社在设计出版期刊时申请不到刊号,便采取书号代替刊号的方式使刊物在市面流通。学界与业界认为,中国当代的杂志书的是以1996年山东画报出版社的系列丛刊《老照片》为开端,以富有时代气息且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集合在读者群和出版界中引起了巨大反响。随后,杂志书在我国迅速发展,如今,已成为出版业中一股新兴势力。例如,2011年3月,安妮宝贝主办的杂志书《大方》刊登了占据100页篇幅的村上访问,并以首印100万册的数字,引起读书界瞩目。80后作家张悦然主编《鲤》,郭敬明主编《最小说》,笛安主编《文艺风赏》,落落主编《文艺风象》等偶像作家主编杂志书,成为媒体瞩目话题。[2]虽然历史背景不同,《文艺春秋丛刊》也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以“以书代刊“的模式发行。上海是抗战前全国的文化出版中心,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上海的文化出版事业界不仅受到日伪的摧残,还要承受国民党的以“战时”名目而进行种种限禁。许多出版社迫于发行上的困难和政治上的压力,纷纷向武汉、重庆等地转移物资和人员,建立分支机构,作为文化中心的上海的地位迅速失落。1944年,我国正处于抗日战争中后期,随着反共高潮迭起,国民党对进步出版业的迫害也不断加剧,先后公布《修正图书杂志剧本送审制度》、《杂志送审须知》,用于钳制言论,实行文化专制。[3]范泉后来在《文化硝烟》中回忆说:“这(上海)不管怎么说是一个文化阵地,不能丢。”[4]但在沦陷时期,出版期刊必须向敌伪登记,为了避免登记,主编范泉决定用采用丛刊的名称将期刊分辑出版每辑一个书名。另外,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化人大多迁往内陆,留居上海的文化人要么落水,要么辍笔隐居,创刊之初《文艺春秋丛刊》稿源短缺,在保证读物的质量的前提下,便无法保证定期出版。基于这种出版环境,范泉于1944年10月10日出版了《文艺春秋丛刊》的第一辑《两年》,第二辑《星花》于1944年12月1日出版,《春雷》1945年3月15日出版,《朝雾》1945年6月10日出版,《黎明》1945年9月10日出版。采取这种的不定期出版形态不仅躲避了汪伪政权的登记审查,还有助于争取约稿的时间。   (二)内容贴近大众需求,具有时代气息   当代杂志书内容贴近生活,读者容易接受。一期读物一般是围绕一类读者所关心的主题所展开,进行深入全面地介绍。以杂志书界的元老《老照片》为例,刊物以读者的投稿为内容的主要来源,每一篇文章都是围绕一幅或者几幅老照片所撰写,内容丰富而广泛,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人民大众的生活与思想状况,有的表现了历史转折的重大时刻,也有的反映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非常具有可读性。另一代表性的杂志书《九州志》是以近年来玄幻小说兴起为依托背景,以青少年读者群为目标受众,根据他们在社会压力中的焦虑与迷茫,量身打造的旨在逃避现实缓解压力的幻想类文学杂志。它的走红,体现了一代青年人的生活与思想状态。《文艺春秋丛刊》也是秉承着服务读者大众为办刊原则的。刊物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例如,有司徒宗、沈子复所创作的迎合市民阅读的小说和戏剧创作,也有矛盾、范泉等名家的文艺时评,也有篇幅短小的文艺知识介绍,这些多样的文学样式并配以作家手记、照片、漫画等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充分地表现了当时中国上海的社会状况。在每期的《文艺春秋》专栏中向读者提供文艺界的信息,包括剧团演出、新书出版、名家近况等读者关心的问题,实用性强。除此之外,主编范泉在每期还设有《编后》栏目,虽然篇幅短小,但充分体现了范泉编辑刊物时的读者意识,虚心采纳言之有理的读者意见。   (三)装帧设计精致讲究   杂志书在装帧设计上十分讲究。读者被杂志书吸引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杂志书的独特且精致的包装设计。《老照片》出版的72辑中,每期基本上以一张具有代表性的照片作为封面,再配以看似随意摆放的文中标题,简单而且醒目的封面透出内容的沧桑感。青春文学类杂志书作为近几年图书市场的佼佼者,也十分重视装帧设计。封面形式或采用真人照片,或采用有经验插画家为其设计供稿,色调以浓艳居多,也有较少的一部分作品坚持采用素雅的色调做背景,用简单的文字形象表达刊物的内容与内在精神。在《文艺春秋丛刊》封面设计上,范泉先后选用了装帧艺术家钱君匋和池宁,封面是钱君匋设计前三辑,池宁设计后二期。邀请名画家亲笔作画能凸显了读物的艺术性与收藏价值。钱君匋是被称为“一身精三艺,九十臻高峰”的著名篆刻书画家,他所设计的封面有蓝印花布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又可呼吸到现代化的气息,更有一种活力,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感觉。[5]以《文艺春秋丛刊》第二辑《星花》的封面为例,沧桑的土黄色为底色配以黑色的印花,这种鲜明的色彩对比给人以粗狂醒目的美的感受。正文编排上,主编范泉给每一篇文章的题目旁都配有不同风格的印花,并不同字号、花边等手段编排作品,使其自然转接,不会给读者生硬的感觉。在当时困难的时局中,很少有出版物在装帧上能精致到这种程度。#p#分页标题#e#   (四)商业化的经营   目前我国的杂志书虽以书号出版,但大多数在经营上依靠广告,这使其相较于图书更有优势,因为广告在出版中的重要性突出了出版的媒体性质。这些年炙手可热的青春文学类小说就充分利用了广告的优势,在封底、插页上安排游戏或者系列刊物的广告以牟取利益。《文艺春秋丛刊》在经营上自给自足,永祥印书馆创办于清末,由陈永泰独资经营,最初专事印刷。印书馆由陈永泰之子陈安镇接办以后不断拓展业务。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提高股票价值,永祥印书馆便开始投资出版业。在这种情况下,范泉接手永祥印书馆的编辑出版工作,创办《文艺春秋丛刊》,若想获得资本家的支持,使这份刊物生存下去,刊物必须盈利。作为《文艺春秋丛刊》的编辑,范泉很好地处理了经济效益与文化效益两者的关系,通过灵活的编辑策略和对作者、读者的充分尊重,使刊物在文学和市场之间取得了平衡。[6]《文艺春秋丛刊》在第一辑和第二辑中为了追逐直接的经济利益,刊登了大量的广告,广告的范围涉及很广,包括了餐厅、布庄、药品等各类物品广告。这些商业广告保证了《文艺春秋丛刊》的顺利发行,为之后迈入正轨提供了物质基础。随后的三期中,各类商品广告的比例渐渐被由永祥印书馆自己出版发行的文艺书刊的广告所替代。   三、《文艺春秋丛刊》对当代杂志书的启示   《文艺春秋丛刊》虽然产生于抗战时期的上海,但它在发行上以书代刊,内容上时代气息强烈,装帧上精致讲究,经营上依靠广告,这些充分具备了当代杂志的书的特征。它是在特殊社会背景下采取的特殊出版手段,是中国民国时具有杂志书特征的代表刊物。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内的出版环境相对稳定,范泉便将《文艺春秋丛刊》改版为定期出版的月刊《文艺春秋》。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手段只是一段时间内迫不得已的选择,等到稳定后必然要改革以顺应正常出版秩序,当代杂志书在“以书代刊”的出版做法上还存在着争议,毕竟,这不是按照出版规范来出版书刊的,它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过渡出版形态,这种“擦边球”的出版方式在今后的出版活动中面临着巨大的阻力,要想增强市场竞争力,需要以正规的经营模式进行运作和营销。   另外,《文艺春秋丛刊》虽然只出版了五期,但它作为一个战时的文化阵地,揭露了当时国民党表面合作实则反共的真面目,鼓舞了大量的上海进步人士,出色地完成了战时出版界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杂志书既然有保存价值,就应该以高格调要求自己。而当代杂志书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一味地迎合读者对浅阅读的读书要求,娱乐化现象愈发严重。一个文化产品,只有空洞的内容是无法长久地吸引受众的。作为文化消费产品,在满足读者需求的同时,应该提升文化传承的自觉,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中找到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