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网民最多、互联网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中国政府积极探索依法管理、科学管理、有效管理互联网的途径和方法，已初步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互联网管理模式。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中国模式”代表着信息网络时展中国家在互联网管理领域的有益探索，其主要理念、一般经验和基本做法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对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互联网治理新秩序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因此，“中国模式”的实践价值和世界影响值得梳理和总结。 发展中国家互联网管理的压力与挑战 2010年全球上网人数超过20亿，发展中国家上网人数占总人数的21%，这一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71%。虽然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势头迅猛，但不可否认，作为后发国家，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信息科技发展水平、虚拟社会管理能力和国外政治压力等方面的原因，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管理面临诸多挑战。 （一）经济社会转型的压力。互联网作为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赋予每个网民平等的参与权、话语权和知情权，实现了现实社会中难以达到的“去科层化”。尤其是社会转型中的利益受损群体，更倾向于通过网络平台表达利益诉求和抒发情感。因此，现实社会矛盾和问题往往会在虚拟空间以较为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反过来固化了社会的“极化”和不宽容，为转型期的社会稳定运行“增荷”。 （二）信息技术落后的压力。在网络信息技术上，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竞争劣势。从硬件看，目前支撑互联网运转的根服务器全球共有13台，其中1台是设在美国的主根服务器，另外12台根服务器也有9台设在美国。同时，全球约3000个世界性的大型数据库中，70%设在美国，美国的电子商务额占全球总额的75%，商业网站占全球总数的90%。在互联网上，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新闻组织收集情报和信息的能力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新闻组织。发达国家的互联网企业在商业合作、海外技术援助等名义下，介入发展中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公司凭借技术优势在竞争中挤压发展中国家本土信息技术企业的生存空间，阻碍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技术自主研发进程，造成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附，处处受制于人，诸多关系国计民生领域的信息安全难以保障，经济社会运行将面临极大风险。 （三）社会管理缺陷的压力。作为后发国家，发展中国家不仅在信息技术水平上与西方国家有较大差距，在社会管理上也存在很大改进空间。尤其是如何加强和创新虚拟社会管理，是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的难题。目前来看，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尚未认识到虚拟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对互联网的管理不重视，工作不到位，监管出现漏洞，或是任由极端言论和虚假消息在网络上蔓延，或是不注重听取网络民意导致执政被动，或是网络空间被敌对势力利用引发政局动荡；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一味采用强制手段压制反对意见，对网络意见领袖进行镇压，遭致国际舆论的谴责，政府的合法性受到削弱。总之，在虚拟社会管理上，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法制化、长期性、稳定性的运作，依然以压力型、应急型、随意性的操作为主，一旦发生经由互联网煽动和引发的群体性政治事件，往往会危及政权稳定，难以扭转被动局面。 （四）国外政治输出的压力。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发达国家试图通过网络外交战略构建虚拟世界国际新秩序，实现霸权主义在虚拟世界的扩张，通过对互联网传播系统的控制为其霸权提供合法性理由。西方发达国家利用高科技信息手段，开展信息心理战，推行“网络自由”战略，输出西方民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微型博客、搜索引擎、电脑游戏等多种新兴网络传播介质已经被开发主导和有效掌控，并在其中巧妙加入西方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文化符号，其渗透性和影响力非常强大。通过发达国家信息技术公司提供帮助，一些发展中民主反对派的网站能一直处于运营状态，发挥良好的政治传播效力，免于受到政府的审查和取缔。美国等国家甚至直接运用技术安全措施防范和阻止国外当局破坏民主反对派的网站。通过这些举措，西方民主价值观可以通过信息化载体快速传播和大面积覆盖，在特定的国家和区域大行其道。由此观之，对互联网成功有效的管理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举措和必然要求。但是，因为经济社会复杂转型、公民社会发展程度和网络主权诉求，使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国家互联网管理制度和手段，也不具备实践西方国家倡导的所谓“网络自由”的政治条件、技术水平和国际环境，普遍期待一种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和能够实现“善治”的互联网管理模式和体系。 互联网管理的“中国模式”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中国的互联网管理工作卓有成效，经受住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的严峻考验，有力维护了国家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实践证明，政府主导的柔性互联网管理模式正在中国成熟和定型。 （一）“中国模式”的前提是维护国家互联网主权。网络主权是现代国家主权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国家主权在信息网络空间的自然延伸，其主要内容就是国家在网络空间行使管辖权。如何控制网络和信息主权并在网络中保持主导话语权成为各国外交的重要议题。互联网管理“中国模式”的前提就是对国家互联网主权的珍视和维护，以及对本国互联网的依法有效监管。汲取其他发展中国家忽视互联网主权导致严重政治后果的深刻教训，中国认识到虚拟社会管理是关乎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重大问题。在“谷歌事件”的交涉中和对美国“网络自由”的回应中，中国政府多次声明对互联网进行依法监管是主权国家的权力和责任，不容外国势力以互联网治理和“网络自由”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因此，在互联网的管理实践中，中国政府强调确立科学的国家安全意识和理念、确保政治引导舆论正确性，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加大网络传播技术的研发力度，大力投入科技力量和资金，发展拥有本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电脑软硬件，为新兴媒体运用和管理提供技术保障；高度重视通过互联网进行的政治输出和意识形态渗透，主张互联网领域的国际合作和对话，反对某些国家的互联网霸权和将互联网作为政治工具，侵害他国主权。#p#分页标题#e# （二）“中国模式”的基础是政府与民间的良性互动。在互联网管理中必须确保政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目标实现，同时，社会公众的自由、民主和隐私也要得到充分保证，中国政府力求在政府管理和民间自由的双向维度上获得较好效果。一方面，中国政府在互联网管理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通过法律规制和技术手段进行比较严格的网络管理，同时强调互联网文化建设。2011年成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落实互联网信息传播方针政策和推动互联网信息传播法制建设。2012年3月在北京市实行“微博实名制”，采取“前台自愿，后台实名”的方式，微博客用户必须进行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后，才能使用发言功能，防止有害信息传播和网络诈骗盛行。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正视网络文化多元化的现实，并未简单采用命令式、强制性管理措施，而是在自由、民主和包容的基础上，尊重网络民意，亲听网民心声，充分发挥网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解决政府社会管理中的难题，注重对网络力量的正确引导和柔性管理。中国政府的管理获得了网民的理解、认可和支持，同时为社会公众提供了公共服务和权益保障。“中国模式”实现对互联网的有效管理，使社会活力有序释放，实现了政府与民间的良性互动和双赢结果。 （三）“中国模式”的保障是互联网管理制度体系。制度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难以复制、无法替代。目前来看，被动回应、滞后反应的互联网管理手段和措施已难以满足网络日新月异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应对虚拟社会管理的复杂局面。因此，互联网管理的科学性、持续性和稳定性有赖于完备的法规制度体系作为保障。近年来，我国投入大量精力进行制度建设，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很快。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依照法律管理互联网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实践中逐步建立起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相结合的互联网管理体系。目前，我国制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等30多部针对互联网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基本形成了专门立法和其他立法相结合、涵盖不同法律层级、覆盖互联网管理主要领域和主要环节的互联网法律制度。互联网管理制度体系适应我国信息化发展形势，体现了遵守道德准则、保障公民权益、维护社会稳定、规范市场秩序、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的原则，为我国依法管理互联网提供了基本依据。所以，基于制度建设之上的互联网依法管理是“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和显著标识，也成为发展中国家加强和创新互联网管理的重要经验和成功案例。 （四）“中国模式”的环境是国际合作与充分开放。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中国互联网发展中的国际合作和交流是对外开放政策在虚拟社会管理领域的生动体现。互联网作为开放的信息平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和国际竞争的重要领域不可能也不应该被简单分割和封锁，开放和合作是互联网发展的成功之道。事实上，中国一方面注重维护互联网主权，另一方面充分开放互联网领域，努力营造良好的、富有吸引力的信息产业投资环境。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十多年来，许多外国的互联网企业落户中国，参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中国积极参加互联网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举办中美互联网论坛、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等活动进行深入广泛的交流，与世界各国共享科技发展成果。因此，互联网管理的“中国模式”不是封闭的、固守的、僵化的模式，而是开放的、包容的、创新的模式。在国际合作与开放中，中国互联网企业实力不断提升，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中国信息科技水平长足进步，互联网普及率快速提升；在双边和多边互联网治理交流中，增进了相互理解，分享了治理经验。这一切为实现中国互联网发展和管理的科学性、可持续性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环境条件和外部支持。 “中国模式”的实践价值与世界影响 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管理模式和体系，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增强国际竞争中的软实力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进而言之“，中国模式”是发展中国家探索互联网管理阶段性成果的集中体现，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发展中国家互联网管理的最新进展和最高水平。因此，这种模式和经验对发展中国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互联网管理的“中国模式”是创新虚拟社会管理的阶段性成果。虚拟社会是一种源于计算机网络技术不断普及和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社会型态。2011年，中央提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命题。虚拟社会管理是社会管理的应有之义和重要内容，中央要求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实际上，“中国模式”强调的政府主导型柔性互联网管理，完善了互联网基础管理制度，充分发挥主管部门作用，依托公安机关力量，坚持依法依规处理，维护虚拟社会稳定，为构建信息网络安全社会防控体系，促进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经过实践探索，互联网管理的“中国模式”符合互联网发展与管理的内在规律及客观要求，为中国式互联网管理水平的提升积累了新鲜经验，作了必要准备，是创新虚拟社会管理的重要阶段性成果，将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呈现出越来越突出的地位和作用。 （二）互联网管理的“中国模式”必将增强国际竞争中的中国软实力。互联网是人类智慧的结晶，20世纪的重大科技发明，当代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标志。互联网管理是推进国家信息化建设、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制网权”成为信息时代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互联网，关系到一国的国家发展和国际形象，也是国家能力、发达程度、制度优势和治理文明的重要衡量标准。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互联网管理“中国模式”，较好解决了互联网的“善治”问题，最大程度实现了虚拟社会的和谐文明，积极倡导了公正合理的国际互联网新秩序，是与中国信息科技发展同步的信息社会管理探索、变革和创新，彰显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体现在国际舞台上，则是在进一步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增强了中国文明和管理文化的向心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对于树立国家正面形象和获得国际社会道义支持具有积极影响。#p#分页标题#e# （三）互联网管理的“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互联网管理提供借鉴。相似的历史境遇、现实国情和互联网发展水平使得互联网管理的“中国模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有效参照和积极示范。主要体现在，中国政府对互联网主权的强调，满足了发展中国家对国家主权的正当诉求；重视互联网政治功能、加强虚拟社会管理，得到发展中国家的肯定和支持；互联网管理制度体系的建设，给发展中国家较多启示和借鉴；在国际互联网领域的开放合作精神，给发展中国家更多自信和激励，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互联网治理做出了榜样和示范。相反，西方发达国家在互联网管理上开出的“网络自由”药方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国情和实际，西方的网络霸权和政治输出更是侵害了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主权、信息安全和社会稳定。事实证明，“中国模式”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互联网管理模式的典型和代表，是发展中国家互联网管理的现实选择。这种模式已经走出国界，走向世界，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和影响。 （四）互联网管理的“中国模式”为建立国际互联网新秩序做出贡献。目前，英美等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现存体系中处于弱势和边缘的地位，经济发展、信息安全、社会稳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为此，中国主张改变西方主导的国际互联网格局，建立国际互联网新秩序，发挥联合国在国际互联网管理中的作用，支持建立一个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范围内经过民主程序产生的、权威的、公正的互联网国际管理机构。中国认为，互联网基础资源关系到互联网的发展与安全。各国都有参与国际互联网基础资源管理的平等权利，应在现有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多边的、透明的国际互联网基础资源分配体系，合理分配互联网基础资源，促进全球互联网均衡发展。伴随着“中国模式”的成功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在国际互联网治理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强，中国的主张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认同和支持，国际互联网新秩序将在中国的不懈推动下不断向前发展。 互联网管理的“中国模式”在信息科技日新月异、互联网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自成体系、独树一帜，集中体现了发展中大国在虚拟社会管理领域的探索成果和主要经验。互联网管理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国政府将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互联网管理。因此，“中国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将愈发成熟完善，对互联网管理的探索没有尽头。主要方向为，一是继续立足基本国情、发展中国家实际和互联网发展水平，制定符合实际、有针对性的互联网管理政策；二是密切关注互联网的政治功能，拓展治理思路、理念和方式方法，营造和谐文明网络空间，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三是加快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和整合互联网管理法律法规体系，构建互联网管理的长效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