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国内研究者从人类学、文学、语言学、艺术、民俗学等视角对日本猴文化进行了多元阐释，积累了可资借鉴的前期成果，但是相关研究在质和量上仍有拓展的余地，系统性研究阙如。
关键词：日本；猴文化；综述
20世纪末至今，国内对日本猴文化的研究总体呈现发展之势，虽体量不大，但研究视角多样。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从人类学、文学、语言学、艺术、民俗学等角度开展研究，从多个侧面阐释日本猴文化内涵，发表了许多有益的研究成果。诚然，在日本文化研究领域，猴文化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尚存巨大的研究空间，并且系统性研究阙如。本文将目前国内日本猴文化研究成果综述如下，希望对后来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有所贡献。
1人类学视角
张沐阳1（2019）以著名人类学家大贯惠美子着重体现“物”的象征意义的四部著作为依据，梳理了大贯的历史象征主义。通过分析大贯的著作《猴子作为镜子：日本历史与神话中的象征性转变》（MonkeyasMirror:SymbolicTransformationsinJapaneseHistoryandRitual），指出大贯在这本书中更深层次地理解了猴子象征意义的变化及与社会背景之间的逻辑关系。书中写到，在古代日本，因为“比克猿”与太阳女神的神话故事以及作为山神的使者的传说，猴被认为具有神圣性。之后，受猴子是“少三部分毛发的人”这句传言的影响，猴子被认为试图打破人与动物的边界，被认为是人的“替身”而遭到歧视，代表了不受欢迎的人。在当代，猴子一方面作为日本“现代”和“进步”的代表出现在旅游纪念品上，另一方面出于满足人高于动物的心理设想，以及回应当时日本社会分层中的原则，猴戏从中世纪的祛除人身上不祥之气的仪式性表演变为小丑表演。猴形象从古到今的转变，展现出日本文化中自我和他者概念的转变过程，从中可以看出日本社会思维结构的变化。张沐阳评论说，这本书中，大贯对于猴象征意义的变化的论述具有浓厚的历史人类学色彩，偏重于史料收集和叙述。大贯将结构主义分析与日本民间传说和文化分析相结合的尝试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大贯强调历史过程中社会环境动态变化对猴象征意义变迁的影响。
2文学、语言学、艺术视角
2.1民间文学
左江2（2005）对中日韩三国的龟猴题材民间故事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指出日本学者关敬吾所著《日本昔话大成》中将这一故事类型命名为“猴的生肝”。关敬吾总结了日本数十个版本的共性，比较全面地考察了其在日本的分布。左江认为中日韩的此类作品来源为以《生经》和《六度集经》为代表的本生故事和以《佛本行集经》为代表的佛传故事的糅合。同时提出日韩作品的来源除了汉译佛经，还有中国的民间传说。该文将龟猴题材民间故事置于东北亚文化环境中考察是其创新之处，但对故事主题的差异和变化原因没能进一步阐明。蔡春华3（2007）列出日本民间故事猴蟹大战的两个版本，认为因食物起纷争的猴子具有不爱劳动却坐享其成和自私自利的负面形象，因而受到了螃蟹的惩罚。猴蟹大战故事兼具解释和教育两种功能。赵静4（2012）分析了《日本昔话大成》中的猴故事，将猴形象分为贪婪型、懒惰型、伪善型、愚钝型四种类型，分别介绍了各类型故事的梗概。指出日本对猴的态度存在矛盾心理，既否定猴的智力和行为，又拥有奉其为神灵使者的民俗信仰。崔莉、梁青5（2014）以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和日本柳田国男的《日本的昔话》中的猴故事为分析对象，认为中国猴故事几乎一边倒地贬低猴子，如性子急、不老实、愚蠢、盲目模仿、自作聪明等形象；日本的猴形象毁誉参半，负面评价表现为愚蠢、自作聪明，正面评价则体现在报恩、机智等方面。论文从中日指称猴的文字和猴的生物特征、中日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外来文化（印度文化）的影响三方面分析了中日猴形象差异产生的原因。孙胜广6（2017）以柳田国男《日本的昔话》和稻田浩二、稻田和子编《新版日本昔话手册》为典型文本，以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了其中出现的猴子形象。研究认为，虽然也有聪明、知恩图报的正面形象，但更多的具有愚蠢、狡猾、贪婪、凶恶、盲信、爱出风头等负面特征。赵旭7（2019）以关敬吾《日本昔话大成》中的“猴女婿”故事为对象，认为猴与人的婚姻属于日本民间故事中的“异类婚姻”，而且这时往往猴不变身为人，而是以猴的形象出现，这显然有悖人类婚姻的正常形态。这里的猴是“异人”，而人对“异人”怀有恐惧和排斥心理，更不能接受长期在“异人”世界的生活，所以“猴女婿”故事中，人要在婚礼或省亲途中除之而后快。
2.2作家文学
研究者将芥川龙之介小说《地狱变》中的小猴良秀和画师良秀进行比较，认为芥川借助小猴展现人性的一面，而画师良秀则作为崇尚艺术至上的理性的化身而出现。8姚岚9（2009）指出，芥川喜欢在作品中借助猴表现人类丑恶的一面，如在《猴子》《罗生门》《春天》《假面丑八怪》以及改编童话《猴蟹大战》《桃太郎》里，芥川都将令人厌恶的形象比作猴子。孙鸿燕10（2015）讨论了猴子良秀和孙悟空的形象在猴性和人性上的异同，指出二者均具有顽劣、模仿等猴子的天性,猴子良秀的人性是通过偏离猴的生物性体现出来的人所具有的美德，这种人性的表现，既补充了画师缺失的人性，又突显了画师女儿的善良;由于作品篇幅和猴子角色设置的不同，猴子良秀的猴性和人性的表现均不如孙悟空丰富饱满，但二者在从顽劣的猴性转变为带有人性的善猴方面具有相似之处。陈舒11（2018）解读了村上春树的《品川猴》，认为被拟人化的品川猴是村上创造出来的披着“猴”外衣的“他人”形象，作为凌驾于现实之上的存在，品川猴象征了可以直面“心底的黑洞”并与“黑洞”抗争且战胜它的契机。张婷婷12（2018）以中日儿童文学中的猴形象为研究对象，先是分析了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小猴子下山》和《中国儿童文学作品选》中的《猴子磨刀》两篇故事，认为中国儿童文学中的的猴子多倾向于负面形象，其原因在于中国人自认为是世界的主体，而猴是客体，是他者，因而在评价与人相似的猴时，放大了猴的缺点。在分析日本作家椋鸠十的《岩洞里的猴子》《矮猴兄弟》以及芥川龙之介的《猴蟹大战》之后，张婷婷得出猴形象在日本毁誉参半的结论，认为日本对自然有更高的依存度，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思想使得儿童文学中猴的自然属性被刻画出来，而不是单纯从猴与人的差距上去评判它。孙胜广、林春颖13（2019）以椋鸠十小说中的猴故事为文本，从猴的生存环境、人猴关系、猴与其它动物的关系等方面对其中的生态叙事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椋鸠十认可动物的生态主体属性，展现了动物生存生态以及人与动物的紧张关系，以唤起人类对动物的同情、怜悯、宽容，实现人与动物的情感相通和和谐共生。以少年为阅读对象的写作，更加体现了椋鸠十对少年生态意识的培养，体现了作家的人文关怀和良苦用心。
2.3中外语料比较
朱银花14（2011）统计了猴在中日韩谚语中出现的频率，从文献、考古、民俗等方面略举一两例，用以说明由于自古以来猴在日本生存，日本人对猴的习性等方面观察研究已久，为日本人所熟知，因此日语中与猴相关的谚语很多。就十二支动物在日语谚语中的出现频率而言，猴在马、狗、牛之后，排在第四位。据此，朱银花认为动物在语言中出现的频率，受动物与人的接触时间长短、与人的生活联系是否紧密等因素的影响。徐微洁15（2011）将汉日猴形象特征总结为“部分对等”，即中日两国都认为猴子聪明、善于模仿，并且在语言中有关猴的习语和惯用表达都含贬义；中国因猴与“侯”相近、日本因猿与“缘”读音相同，猴子形象被认为是吉利的。此外，猴在日本民间还被奉为山神、水神、马的守护神和顺产之神。刘育涛16（2014）将《史记·项羽本纪》《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庄子·齐物论》《官场现形记》《谈薮·曹咏妻》《儒林外史》《法苑珠林·愚戆篇·杂痴部》等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猴的词汇、成语、谚语和日语中的同类相比较，分析隐含在猴词汇中的文化意象，探讨了中日猴文化的异同，并从价值观、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方面分析了差异产生的原因。
2.4艺术
上岛亮17（1997）认为日本的猴文化大部分是外来文化，纯粹起源于日本的极少。他倾向于认为猴文化的摇篮在敦煌，并试图找出敦煌壁画上的猴与日本猴的关联。上岛亮指出，莫高窟中可见相当于日本古坟时代制作的猴子壁画，部分猴子的壁画与日本大津绘画上的猴子很相似。
3民俗学视角
上岛亮18（2002）介绍了十余种日本民间猴玩具，称其为“生动而活泼的猴”。指出传统猴玩具的分布与日本野生猴的地理分布息息相关，在民间，猴玩具不仅曾是儿童娱乐的手段，还被认为具有除灾祛病的作用。山泰幸19（2007）关注当时日本全国可见的利用当地民间传说振兴社区的做法，以日本四国地区德岛县鸣门市的此类活动为例，分析当地治猴传说和猴子危害问题的作用关系，旨在确立从“自然环境”考察民间故事的民俗学研究新视角。张鹏等20（2016）谈及日本传统猴戏曾因与现代社会认识相悖，于20世纪60年代销声匿迹，后因驯猴人改善了驯养方法和表现形式，于80年代复兴，现已成为日本人了解猴的重要媒介。王秀文21（2016）将日本民间的猴信仰置于日本的万物有灵论与外来的佛教、道教相融合的过程中进行考察，指出在日神崇拜和山神崇拜的日本人眼中，随着太阳升起而欢叫嬉戏的山里猴子，必然成为山岳之精、太阳神的使者，这便是日吉大社将猴作为神的使者的原因；另一方面日本的猴信仰与中国不无关系，中国有关申和猴的认知以及道教的庚申信仰传到了日本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王秀文认同日本民俗学家吉野裕子基于对《淮南子·天文训》中“水生于申，旺于子，死于辰；火生于寅，旺于午，死于戌”的分析结论，认为申（猴）对午（马）有抑制作用，以此为民间的厩神信仰寻找依据。此外，道教的庚申信仰传到日本以后，渐渐与佛教、“日吉山王”信仰和神道的“猿田彦”融合，将猴看做庚申的使者，于是有了寓意“三尸虫”的“不看，不说，不听”三只猴的绘画和浮雕。论文分析了日本猴传说中的猴形象，还指出日本的猴信仰在民间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猴崇拜和猴禁忌，例如出于敬畏心理在多种场合语言和行为上的禁忌，将猴信仰和女性孕育生产、幼儿平安联系起来，将猴视为良药等。孙胜广、于长敏22（2019）认为日本最早的奉敕编纂的正史《日本书纪》中的猴在出现之初虽然只是狩猎对象，但已经与天皇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其后更是以政治隐喻的形式出现在谶谣等借鉴自古代中国的政治预言形式中，甚至被奉为日本皇室祖神的使者；在政教合一色彩尤为强烈的天武天皇时代，为了维护天皇制中央集权体制的神圣性和正统性，发挥佛教等宗教镇护国家的作用，猴还被列入禁猎禁食动物的名单，其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及神圣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作者:孙胜广 林春颖 单位: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 长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