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博士论文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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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博士论文

国内博士论文范文1

研究缘起

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积累数量庞杂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的价值都值得探究。为此,整理学术发展脉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有学术史方面的价值,又可以对当前的研究提供借鉴。走过三十年历程的我国广告学正处于这一阶段。部分学者已经从新闻传播类、广告类期刊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入手,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国内广告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梳理广告学术发展轨迹以定量研究手法进行历时分析,描绘广告学术研究文章在数量与分布、研究主题、论文著者、原载刊物及其他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并对中国广告学术研究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加以阐释,揭示出我国广告事业的阶段性发展历程。例如,何佳讯、王智颖分析了《中国广告学研究20年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1];姚曦、李名亮选取了1979-2002年《全国报刊索引》收录的共计2375篇广告学文献,统计了广告学论文的发表时间、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题及刊载情况,对中国大陆广告学论文研究现状做了详细的评析[2];于静对广告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及主题分布、著者及机构、期刊类别及核心期刊进行了定量分析[3];郑欢在分类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广告三大学术期刊在2008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对广告学术研究的反思和规范李彪通过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考察,发现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思辨论证法,而定量方法很少运用[5];丁俊杰等对1979-2008年我国五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梳理,指出广告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简单陈旧、论证深度不强、缺乏实质性理论突破等问题[6];杨柳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的统计和分析,认为我国广告业存在“重术轻学”、研究领域不平衡、广告专业学术期刊缺失等问题[7]。此外,彭子玄基于对1998到2006年九年间美国《广告杂志》杂志的内容分析,从研究主题的变化预测了西方广告理论研究的发展[8];郑欢等基于传播类博士论文选题的实证研究,对传播学“5W”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9]。可是,目前关于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方法和结论应代表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试图以历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为对象,从研究主题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参考文献的专业性、学科之间的交融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广告学博士论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学科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一)研究样本的收集与整理在CNKI网站的博士论文库和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馆藏电子目录中,共发现题目或关键词中带有“广告”的博士论文(以下简称为广告学博士论文)共71篇,发表时间为1996年至2009年。研究者分别对论文的研究主题、学科、研究方法、参考文献、学校、专业、论文题目、年份进行编排和列表。

(二)研究内容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在不同学科的分布、研究主题的分布及不同学科的比较、研究方法的整体分布及不同学科的异同、参考文献的来源及构成等四个方面。

研究结果分析

(一)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学科分布

本研究共涉及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时间跨度为1995年至2009年。第一篇广告学博士于1995年,是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撰写的《中国报纸广告史论》。但1995年-2002年每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寥寥无几,一直在1篇到3篇间徘徊。从2003年开始论文数量开始攀升,虽然在2004年数据回落至3篇,但从2005年到2007年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健的增长势头,并在2007年到达了15篇的顶峰,论文数量在2008年又跌落到3篇。在2009年,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重新上升至6篇(见图1)。表1各一级学科撰写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表(单位:篇)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新闻学与传播学17外国语言文学6控制科学与工程2地理学1管理科学与工程10心理学6艺术学2法学1中国语言文学8历史学3应用经济学2农业经济管理1工商管理6社会学3理论经济学2哲学1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从学科分布来说,这些论文来自16个国家一级学科,30个不同的专业。其中,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最多,共计17篇。其他学科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主题分布本研究将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共分为6大类,分别是广告理论(广告传播理论、广告经济理论、广告语言)、广告经营实践(新媒体广告、广告策略、广告效果、广告投放、广告投入策略、广告经营管理、受众研究)、广告社会影响(广告与社会、广告与文化、广告批评)、广告史、广告监管、广告总论(广告产业和广告市场)。分类统计发现,研究主题为经营实践类博士论文最多,为28篇;广告社会影响类论文次之,为22篇;广告理论类论文位列第三,共12篇。以下依次为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见图2)。进一步分析发现,2002年之前(包括2002年),广告学博士论文集中在广告理论和经营实践领域中有限的细分类别,每个类别中也仅有一两篇。2002年以后,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迅速增长,研究主题也更为宽泛。除去在“广告经济理论”、“广告投入策略”和“广告市场总论”,广告学博士论文对其余14个细分类别均有涉及。其中,“广告社会影响”中三个细分类别的论文增长数量都在4篇以上,一跃成为最受关注的研究主题。此外,研究新媒体广告经营实践的论文达到7篇,与广告策略研究的论文数量持平。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博士论文数量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广告业发展中重术轻学、重实践经验而轻理论研究的问题。

2.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比较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除了广告监管这一研究主题未涉猎之外,其他五类主题都有研究成果呈现。但选题主要集中在“广告的社会影响”(7篇),广告基础理论研究文章仅有3篇,广告传播客体(受众)的研究缺失。来自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集中于新媒体广告的投放及设计、广告策略中企业的广告决策问题和广告效果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心理学科的博士论文注重广告受众的研究,通过研究广告受众的信息处理方式找到广告认知的规律、影响广告效果的因素;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对广告学总论进行了探讨,例如《广告市场研究》、《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研究——一个关于广告的经济分析框架》;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哲学等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运用文本分析法对报纸或电视广告进行分析,通过广告中的各种元素映射出社会变迁或居民的意识形态;外国语言文学的博士论文主要是利用语言学理论对广告语篇进行分析,以找出其中的特征;社会学的博士论文中,有两篇通过对广告的内容分析解读社会的变迁,另一篇则运用社会学理论阐释了青少年广告态度的影响因素;艺术学的博士论文中,一篇是《基于先进信息技术的数字交互广告设计理论研究》,从设计艺术学的角度探讨数字交互广告的设计准则,另一篇通过对广告视觉语言的研究,梳理西方价值理性视野中的广告文化批判观点并总结中国近20年来广告文化研究;法学的一篇博士论文对广告监管进行了研究。此外,地理学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论文分别从这两个专业领域对户外广告投放和农产品广告市场的广告投放及受众研究做出了分析;哲学学科的论文则对广告道德进行了研究。#p#分页标题#e#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整体分布一篇论文的研究结果是否具有可信性,其关键指标就是研究方法是否科学。作者在郑欢等对传播类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分类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补充和修改,具体分为统计分析法、实验法、理论演绎法、理论建模法、案例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规范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二手资料法等类别。鉴于大部分广告博士论文使用了不止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对论文中使用的研究方法都进行了统计,因此,论文篇数之和会大于总体论文数量。由图3可见,理论演绎方法在博士论文中运用较为普遍,其次是统计分析法,理论建模方法居第三位。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案例研究法和二手资料法所占比例相近,都在17%左右。规范分析法运用较少,仅为4%。

2.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比较通过学科之间的比较发现,作为广告学所隶属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有理论演绎法、统计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但是,除了理论演绎法,其余研究方法很少被单独使用。在该学科的15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中,有7篇论文只运用了理论演绎法,即在某些理论或者研究范式的指导下,运用思辨的方法得出结论,如《广告伦理研究》、《广告文化批判研究》。另有6篇论文运用了统计分析和其他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还有2篇论文运用了简单的理论建模和内容分析方法。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对广告学的研究论文多使用理论建模的研究方法。例如,《最优广告投入策略的研究》运用了两类建模方法,《基于公众利益的广告监管模型及其策略研究》运用了文献研究、理论研究、数学建模研究、案例研究,并结合了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心理学科的论文多使用实验法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例如,《受众卷入的作用机制及其与广告诉求方式的匹配》是所收录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唯一将眼动技术引入到实验中的论文。但是,有的论文实验的被试量过少,如《网络旗帜广告的认知效果研究》有效被试量为30人,无法代表中国整体网民状况。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语言文学在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多运用理论演绎法或理论演绎、内容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即使运用了统计分析,也多为简单描述统计,基本不涉及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等统计研究方法。

3.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统计分析法、实验法和理论建模等方法已经应用到广告类博士论文中,表明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开始趋于多样化。完整的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眼动技术、加工分离程序、节目分析器的运用,明显的提升了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与此同时,从整体上来说,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为:

(1)运用理论演绎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7篇),占该学科论文总量(15篇)的将近一半以上。仅仅应用理论演绎法,而不纳入统计调查分析对理论进行验证,会使研究成果的说服力明显降低。

(2)部分论文的研究方法过于简单,专业性不强。例如,某论文在比较两个国家大学生的电视广告心理效应时,仅选择155人样本进行实验,在分析时也仅用了方差分析一种统计方法。有的论文开篇介绍称其研究方法为“质化与量化相结合,运用文化研究中的文本分析和社会学研究中的统计分析和图片分析法,在内容分析基础上用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符号学、美学理论深入剖析电视广告审美特性”,而实际上运用的统计分析只是简单描述性统计分析,所提到的“内容分析”既没有对抽样方法与步骤进行详细描述,也未对研究文本进行严格编码和统计分析。

(四)论文参考文献构成分析

参考文献是科研工作的起点,也是综合评价学术论文的规范性、创新性的一个重要指标途径。具体来说,来自权威学术期刊的论文在参考文献中所占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作者对本学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把握程度。鉴于欧美等国的广告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外文参考文献的比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国际学术前沿的关注程度。为了细致透彻的分析,笔者将总体参考文献划分为“外文学术文献”、“译著文献”、“非译著中文文献”和“其他文献”。外文学术文献包括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译著文献包括国内学者翻译的外文书籍和论文;非译著中文学术文献包括C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的论文、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其他文献包括报纸、网络文章等。本文共研究了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但只研究了其中68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原因在于,《俄语电视广告语篇研究》和《蒙古国与中国大学生的电视广告的心理效应的比较》两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包括俄语和蒙古语文献,我们无法判断这些文献是否来自于专业学术期刊。另外,《中国报纸广告史论》写于1995年,文中没有给出参由图4可以看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主要以非译著中文文献为主,外文学术文献为辅,占第三位的是译著文献。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中文书籍(26%)、外文学术论文(19%)和外文书籍(14%)。而中文学术论文和外文行业期刊所占的比例甚少,均未超过10%。这一分布比例显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仍然以中文书籍(而非学术)论文为主,且其比重远远超过后两者。但其对外文论文和外文书籍的重视程度也值得肯定。笔者在对外文论文、外文期刊、中文期刊这三类文献研究时,进一步将其细分为广告类和其它类文献。从图5即可看出,尽管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参考的外文论文和著作较多,但所借鉴的广告学专业论文和行业期刊文章中文献的比例均不到20%,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对中文行业期刊的借鉴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在71篇博士论文中,有11篇论文没有引用外国文献,分属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学、哲学。这些论文都是2003年后撰写的,其中一篇是2009年完成的。此外,有19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学术期刊论文,11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书籍,20篇博士论文未参考中文学术论文,2篇论文未参考中文书籍。

结论

(一)撰写广告学博士论文的专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共有30个专业的学生撰写了与广告相关的博士论文,充分体现了广告学跨学科的复杂特征。尤其是来自新闻传播学科之外的博士论文为广告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思路及方法。但是,部分跨学科的博士论文仍停留在运用本学科的理论对广告实践进行解释分析层面,鲜有探寻广告运作规律、创新广告研究方法、提出崭新框架的佳作。#p#分页标题#e#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渐趋科学化在广告学博士论文中,除了理论演绎法之外,统计分析、理论建模、内容分析和实验法的使用也占很大的比例。相比于广告期刊、杂志上的论文,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规范性较强。但是,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常常拘囿于本学科常用的方法,能同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并且应用层次较精深的博士论文极少。同时,大部分广告学博士论文仍采用理论演绎法。部分论文虽然运用了统计分析法或内容分析法,仍存在科学性、严谨性不足等问题。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基础尚不够扎实参考文献,反映了研究者对本研究领域的历史、现状、趋势的把握程度。对参考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力度不足,无疑会影响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性。本研究发现,广告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所涵盖的外文文献和专业学术论文所占比例还没有达到半数,部分博士论文甚至没有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文献。这种情况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四)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基础理论关注不足传播学专业广告学方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多以传播学为主,对广告学科应用实践和理论基础建设帮助不大;广告学专业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科的贡献明显强于前者,但其关注点多集中在广告学热点问题,如新媒体广告的经营以及对受众的影响上,而对广告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缺失。张金海教授曾指出,“长期以来,广告学研究深陷‘学不精’、‘术不深’的尴尬之中”[10]。由此可见,三十年来,广告学博士论文从无到有、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但在关注主题、研究方法、参考文献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国内博士论文范文2

文献计量是一种基于数理统计的分析方法,它以科学文献的外部特征为研究对象,研究文献的分布结构、数量关系、变化规律,进而探讨科学技术的结构、特征和规律。目前已有众多学者通过文献计量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究学科发展的趋势、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学科领域的研究前沿与热点[2-3]。在植被生态学研究中,生物量既是表征植物群落数量特征的重要参数,又是反映植物群落初级生产力的重要指标,也是生态系统获取能量能力的主要体现,对生态系统结构的形成以及生态系统的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4]。同时,通过生物量的研究,可以为进一步研究碳储量做好铺垫,甚至可以直接通过生物量近似估计碳储量的大小,尤其是大尺度的碳储量的估计基本上是采用生物量数据去估算。因此,生物量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众多学者的广泛重视。但是各领域对生物量的研究呈现不平衡的特征。通过文献统计分析,把握国内生物量研究的演进历程、当前研究热点、扩展范围及发展趁势,并为生物量相关的研究提供参考。

2统计分析结果

2.1文献量年际分布

文献量是指某一学科研究者在某一段时间内所发表的论文数量。文献量的多少从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该学科的发展水平,因此统计分析中国期刊网生物量研究文献的数量来衡量该研究领域的发展动态。从图1可以看出,国内对生物量的研究历程可大致分为初期、发展、兴旺3个阶段。1975—1991年为初期阶段,该阶段研究文献数量极少,年均24.1篇。1992—2005年为发展阶段,该阶段文献量呈缓慢波动上升,2005年达到169篇,发展阶段年均文献量为110.77篇。2006—2015年为兴旺阶段,年均文献数量为441.7篇。从2006年开始生物量文献年均数量急速增长,发展速度迅速上升,2014年文献数量达到最多499篇。总的来说,1975—2015年间生物量研究文献数量的不断增加表示国内对生物量领域的研究呈现越来越强劲的势头。

2.2按文献类型统计分析

2.2.1硕博士学位论文统计分析

生物量研究领域的发展引起国内众多硕博士的关注,硕博士学位数量反映了这些高校在生物量中占较大比例。关于生物量最早博士论文是1998年北京林业大学胥辉的“立木生物量模型构建及估计方法的研究”。最早硕士论文是2000年陕西师范大学冯险峰的“GIS支持下的中国陆地生物量遥感动态监测研究”。之后各高校陆续发表相关论文,直到2015年生物量硕士博士论文文献总数量达到527篇。其中硕士论文有454篇、博士论文有73篇,比例约为6∶1,分布于97所学校。统计得出发表硕博士论文在10篇或以上的学校有16所,文献发表数量共320篇,占总硕博士论文的60.72%。这些高校和科研单位对生物量研究做出了贡献,具体的名称和发表文献数量如图2所示。由此可见,生物量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林类高校是因为生物量相关专业在农林类学校多一点,此外,具有农林专业的综合性高校也推动着生物量研究进程。

2.2.2期刊文献统计分析

1)期刊文献数量的年际分布。在学术界里核心期刊和普通期刊的作用和意义有一定的区别,普通期刊被引用及下载次数等相对少,目前核心期刊被用做评判学术期刊质量和鉴定论文学术水平的主要依据,统计分类5273篇生物量期刊文献,其中核心期刊文献有2949篇,普通期刊文献有2324篇。1975—2015年的期刊文献分布如图3所示。从1995年开始核心期刊文献发表数量缓慢增长,2006年开始年文献发表数量达到100篇以上,2008年开始急速增长,年均文献发表量远超普通期刊文献发表量。普通期刊从2008年开始年文献发表量超过100篇,2014年期刊文献量达到顶峰时期,其中核心期刊文献达到275篇,普通期刊文献达到174篇。统计1975—2015年的总期刊种类数量及每个期刊的载文量可知,5273篇期刊文献发表在774种期刊,其中普通期刊有590个,载文量有2324篇,核心期刊有184个,载文量有2949篇。由表1可以看出,核心期刊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统计得出载文量前10名的普通期刊和核心期刊。根据《2014年北大核心期刊目录》分类比较载文量前10名的核心期刊与普通期刊,核心期刊有11个,载文量为1208篇,占核心期刊文献的40.98%。普通期刊有13个,载文量有504篇,占普通期刊文献的21.69%。从表1可以看出,核心期刊及普通期刊的载文量反映出生物量在生态学领域中受到广泛关注。此外在农业、林业及草地研究领域也较为受到重视。2)期刊文献被引用和下载情况。文献被引用的频次是衡量该科学领域交流程度和作者吸收同领域研究进展的信息程度,它是科技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文献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统计1975—2015年的核心期刊及普通期刊文献的被引用频次得出数据如表2,其表示了被引用文献在总文献中的百分比、平均每篇文献的被引次数及最多被引次数,表明期刊文献被引差距及期刊文献的平均被引次数。从表2可以看出,核心期刊的被引用次数最多,高度被引用体现了其作为学术窗口的价值,2949篇核心期刊的85%曾经被引用过,平均每篇核心期刊被引用18.77次。2327篇普通期刊的74%曾经被引用过。由表3可知,论文的被下载次数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献的被关注度和影响力,统计比较生物量核心期刊文献与普通期刊文献的被下载次数,被下载1500次以上的核心期刊占0.5%,普通期刊占0.2%。被下载1500~1000、1000~500、0~500、0次的核心期刊依次占1.5%、8.5%、89.2%、0.3%,普通期刊依次有0.6%、3.9%、95%、0.1%。显而易见生物量相关研究的核心期刊较普通期刊更能引起学术界、社会的关注,被下载次数也比较多。

2.3文献内容分布

可以看出,文献研究的主题分布将5800篇生物量研究文献按研究内容分为森林生物量、草地生物量、耕地生物量、微生物生物量、其它生物量、菌生物量、动物生物量、土壤生物量和浮游生物量的研究,从数量变化看出,森林生物量的研究不断扩大。森林生态系统的生物量在全球碳循环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碳库,单位面积比其它陆地系统储存更多的碳,通过增加森林陆地面积,能有效减少大气中CO2的浓度。森林生物量已成为量度森林结构和功能变化的重要指标。借于森林生物量研究的重要性,许多学者从森林入手,开始研究森林生物量,并逐渐形成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在此理论基础上延伸至草地生物量及耕地生物量。目前的研究以宏观为主,微观环境的研究还在起步阶段。

国内博士论文范文3

关键词:“双一流”;管理类博士;培养模式

一、引言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各个学校学科建设平台改善了,学科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了,学科发展的要求更高了。管理学科相比其他理工医等学科,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基础相对较弱。管理类博士研究生作为每个管理学术、科研重要力量之一,其培养质量会影响管理学科的发展。通过改进管理类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提高其业务素质及研究水平、提升其培养质量及实践能力,为促进管理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出其应有贡献。

二、国内外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国内学者从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定义、现状以及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于若凡、郭建斌分别对中国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国外不同国家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国外不同国家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比较和中国与外国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比较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展望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在中国的研究。刘劲松、徐明生研究贯通式培养模式是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宜于对知识学习及科学研究有很强连续性要求及成果产出需要较长知识积累周期的基础学科、实践性强的医学和艺术学科、实验周期长的农学、生命学、工学等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常淑贞研究了当前我国博士生培养模式的现状,探讨了制约博士生培养模式创新的因素,提出了改进博士生教育培养模式的策略。贾晓红、刘向锋、王人成以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机械工程专业博士生教育为背景,对博士生的培养目标与方式、培养内容与基本要求、博士生资格考试与开题、科研工作与论文答辩等诸多培养环节的分析和研究,为提高我国博士生教育质量提出了建议:应取消对学习年限的规定或延长学习年限;建立博士生和导师之间的双向选择与淘汰机制等。包水梅研究认为,我国博士生教育亟待转向内涵式发展,培养创新人才,借鉴“美国模式”改革我国博士生培养模式。魏玉梅、刘先春研究了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的培养具有自身的规律性与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培养评价等三个方面。借鉴英国一流大学文科博士生培养的成功经验,比如学术自由理念下的探究性学习方式、跨学科的培养制度、注重科研与学术训练的课程设计、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淘汰率、多元化的导师制度等对我国文科博士生的培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谭金祥、石远、任国胜通过对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科学博士研究生与中国高校科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进行对比,分析中法博士研究生入学条件、奖学金制度、理论课程学习、课题开题、汇报、答辩及毕业的差异,为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二)国外研究现状。英国博士的培养模式为复合型博士培养模式。法国博士生的培养模式为:招生“零考试”,申请人须过“三道关”、“两段式”过程培养,以“研究”突出培养、指定负责导师,采用导师小组联合指导、重视博士论文撰写的指导,严把“出口关”。日本的博士培养模式适合企业对高层次人才以及个人成长的需要,博士生培养机构不断做出改善,呈现出培养目标体系化、培养过程针对性强、教育机构及其职能多样化、保障体制健全等特点。德国博士生的培养模式主要有传统的“师徒制”和小规模的“研究生院”,其中尤以前者为主,而这种缺乏系统管理、散兵游勇式的培养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目前科学发展的需要。德国的两种博士生培养模式,认为“师徒制”模式重视博士生尽早融入导师的教席工作,旨在为未来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积累经验,而“结构化”模式为博士生设立了跨学科、跨机构和跨国界的研究平台,目的是增进师生交流,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培养博士生毕业后应对更广阔就业市场需求的综合技能,传统“师徒制”模式和“结构化”模式相互补充,构成德国多元的博士生培养模式。澳大利亚的博士生培养模式经历了学术主导的“课程学习+学位论文”模式、职业导向的“P/W/U三维协作”模式以及职业性与研究性并重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实践导向”模式,共三代各具特色的发展阶段。瑞典的博士生培养模式,认为从入学到最后博士论文撰写、评审阶段,导师介入的力度大,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大,首先导师负责严格控制入学生源质量,中期对学生指导力度大,对博士论文质量严格把关,导师的直接指导在学生的科研成果中占重要比重;学生在学习和科研阶段的科研和创新能力培养拥有很好的学术氛围和条件保障,并具有较多合作和交流机会;博士论文的撰写形式灵活,但评审严格,对答辩组织高度重视,这种培养模式对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有着很大的作用。国内外研究现状表明,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理工科医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较少涉及管理类博士研究培养的研究。

三、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现状分析

国内外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表明,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理工科医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较少涉及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研究。从文献研究发现,目前管理博士培养模式的现状如下:

(一)学校、学院管理+导师负责制。在学校、学院相关管理文件的支持下,管理类博士研究生经过指导老师的精心指导与培养,博士生的学术水平、科研能力等大幅度提升,培养质量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二)学校、学院管理+导师团队负责制。在学校、学院相关管理文件的支持下,部分学校实施了导师团队负责制,在团队教师的指导下,博士生的学术水平、科研能力得到全面指导与提升,有利于博士研究生的全面发展。

(三)自由发展模式。部分学校或导师对博士生采取自由发展模式培养。该模式对博士生培养存在不足,严重影响了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以上三种模式为目前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相对较多的模式。这些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但是也存在不足。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学生过于依赖导师,依赖导师提供各类资源进行专业培养。

四、构建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创新模式

通过对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现状分析,结合管理博士研究生培养特点,提出培养模式创新探索。构建“放管服导”四位一体+“两平台”的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放”:是指放权,对管理类博士研究生给予充分的科研自由创新环境与空间,让博士研究生在自由的氛围中开展学术创新;“管”:是指管理,为了提升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作为学校、学院两个层面的管理部门,制定规范的管理文件,加强博士研究生各培养环节的管理;“服”:是指服务,对博士研究生的管理服务应该是全方位、全天候的,包括学习、科研环境、思想政治等方面的服务;“导”:是指导向,在学校“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一切围绕“双一流”目标,为了实现“双一流”建设,学校、学院进行针对性引导,让博士研究生的科研、学术以及创新都为“双一流”建设做贡献。“两平台”是指学校、学院为博士研究生提供研究实验平台、社会实践平台:学校、学院为管理类博士研究生丰富的研究资源及行为科学、大数据等研究实验室。同时,提供广泛的社会实践平台。将中国论文写在祖国建设的大地上,让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借助国家、学校及社会力量,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写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学术论文。

五、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探索,达到两个提升目的

(一)提升管理类博士研究生科研自由度与主观能动性。在传统培养管理类博士研究生模式下,博士研究生缺乏科研研究自由度与主观能动性,通过改进培养模式,营造良好的学术、科学研究氛围,提升管理类博士研究生科研自由度与主观能动性。

(二)提升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及实践能力。通过培养模式理论创新与实践研究,提高管理类博士研究生业务素质和研究水平,提升其培养质量与实践能力,为促进管理类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出其应有贡献。

六、结论

通过对国内外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分析,提出了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放管服导”四位一体+“两平台”的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该模式的应用有利于提升管理类博士研究生科研自由度与主观能动性、提升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及实践能力。

主要参考文献:

[1]于若凡,郭建斌.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在中国的回顾与展望[J].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2.

[2]刘劲松,徐明生.贯通式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困境与重构[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7.4.

[3]常淑贞.论当前我国博士生教育培养模式的变化及启示[J].决策探索,2017.1.

[4]贾晓红,刘向锋,王人成.美国博士生培养模式的思考与借鉴——以机械学科为例[J].高校教育管理,2012.9.

[5]包水梅.行动研究在教育博士培养中的运用:理论探索与实践样态[J].教育与考试,2017.6.

[6]魏玉梅,刘先春.中英美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比较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5.5.

国内博士论文范文4

 

在胡庚申教授的带动下,国内的翻译研究者不自2001年胡庚申教授在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首次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至2011年11月11~13日第二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在上海海事大学召开,生态翻译学经历了十年大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正如其领军人物胡庚申教授所说,“生态翻译学起初基本上是‘个人行为’,多年来的困难、困惑、挑战太多;……但从现在起,生态翻译学研究已经成了‘群体行为’,或者说是‘组织行为’了”[1]。目前,生态翻译学已引起了国际翻译界的关注和兴趣。本文拟简述生态翻译学的十年发展历程及其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对生态翻译学的未来展望一二。   一、生态翻译学十年发展回顾   生态翻译学起步于2001年。胡庚申教授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启发,将其中的“自然选择”即“适应/选择”学说引入翻译学研究,最早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2]。在此基础上,胡教授十年磨一剑,建构并发展了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整合性研究的生态翻译学,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视野。胡教授曾撰文说:“在全球性生态思潮的影响之下,由于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启发、相关领域学科发展的激励以及译学界生态取向翻译研究的促进,再加上现有译学理论研究的局限与缺失所产生需要,生态翻译学便应运而生”[3]64。   2004年,胡教授的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这部生态翻译学的奠基之作中,胡教授阐释了该理论体系的哲学理据(即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从“适应”与“选择”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原则、过程、方法和译评标准等作出了新的描述与解释,并以其在两岸三地部分高校的实证调查对该理论体系的有效性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检验和证实。胡教授将“译者为中心”作为该理论体系的核心翻译观,从译者的角度出发,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将“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作为翻译的原则,提出并例证了“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胡教授认为,评价翻译主要看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理论上讲,“最佳的翻译就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2]144。而评价和测定“整合适应选择度”有三个参考指标:即多维转换程度(尤其是“三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和译者素质。   之后的几年中,胡教授仍孜孜于生态翻译学的进一步发展,每年都有生态翻译学方面的学术文章发表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2008年,其研究课题“生态翻译学:译学的生态视角研究”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资助;2009年,《上海翻译》开辟“生态翻译学研究专栏”,胡教授在该刊第二期撰文,将翻译的定义扩展为“翻译是以译者为主导、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行为”[4]6;2010年4月,“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在中国澳门成立,创办了会刊《生态翻译学学刊》,并于11月9日~10日在澳门理工学院召开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56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并对这次大会的召开、对生态翻译学的创立和发展、对国际生态学研究会的成立给予了高度评价。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顾问、《视角:翻译学研究》(Perspectives:StudiesinTranslatology)杂志原主编、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凯伊•道勒拉普(CayDollerup)指出,生态翻译学是成长于欧洲语境之外的第一个真正具有“原创”意义的翻译理论[5]34。2011年11月11~13日第二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在中国上海召开,以“生态翻译学十年:回眸与展望”为主题。来自世界各地的6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大会。由此可见,肇始于中国、由中国翻译界学者首倡的生态翻译学已引起了国外译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兴趣,正在向着更大的范围拓展。   在胡庚申教授的带动下,国内的翻译研究者不断加入到生态翻译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行列中,以生态翻译学归类和直接以生态翻译学命名的各项研究逐年增加。“近年来已有逾百篇有关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文章在海内外发表,全国也有60余所高校师生(硕士/博士)运用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作为整体的理论框架完成学位论文和发表研究论文”[6]5。笔者在CNKI上键入检索词“生态翻译学”,从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论文(包括优秀硕博)中,按题名方式检索到50篇题名含有“生态翻译学”的文章,其中硕士论文3篇,博士论文0篇,有关召开首届、第二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的通知5篇;除5篇通知外的45篇论文中,理论研究型论文13篇,约占总论文的29%;应用研究型论文32篇,约占总论文的71%。笔者又在CNKI上键入检索词“适应选择论”,从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论文(包括优秀硕博)中,按题名方式检索到59篇题名含有“适应选择论”的文章(与前述50篇题名含有“生态翻译学”的文章无一重复),其中硕士论文14篇,博士论文0篇,有关《翻译适应选择论》一书的书评4篇;除书评外的其余55篇论文中,理论研究型论文7篇,约占总论文的13%;应用研究型论文48篇,约占总论文的87%。笔者在CNKI上键入检索词“适应选择”,从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论文(包括优秀硕博)中,按题名方式检索到196篇题名含有“适应选择”的文章,其中部分文章与生态翻译学或翻译适应选择论无关;有2篇博士论文,一篇与生态翻译学无关,另一篇题名为“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外宣翻译过程研究”,是国内首篇运用翻译适应选择论完成的博士论文。   二、生态翻译学研究现状分析   笔者利用google引擎“学术搜索”“生态翻译”,用时0.09秒找到27,200条相关结果。但用google引擎“学术搜索”“eco-translation”,用时0.05秒只找到26条相关结果(2011/11/28)。这说明虽然生态翻译学已引起国际译界的关注和兴趣,但在国际上仍未产生较大影响。上述检索结果和笔者在CNKI上的检索结果也说明,目前生态翻译学在国内已产生较大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及翻译研究者开始从事生态翻译学研究。从笔者在CNKI上的检索结果来看,在检索到的100篇学术论文中,目前大多数有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都是应用研究型的,占80%;少数是理论研究型的,占20%。在胡庚申教授集中阐述的九个生态翻译学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中[6]5-9,这些论文较多选取适应/选择、“三维”转换、译者中心、译有所为等理论视角以及生态范式、生态翻译环境等命题,较少关注生态理性、关联序链、“事后追惩”等理论视角,这方面的理论应用研究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p#分页标题#e#   胡教授在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上指出,生态翻译学至多是普通翻译学下属的一个分支,而且尚未被完全接受和认可[1]。笔者在google和CNKI上的检索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生态翻译学要在国内外译界牢牢地确立自身学科地位并获得长足发展,还有待更多生态翻译学人在理论、应用研究方面,尤其是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方面耕耘不缀。正如王宁教授所言,“生态翻译学还任重道远,它距离一个成熟的翻译学子学科还有着相当漫长的路要走。在这方面,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成功经验足资参考借鉴”[7]。   三、生态翻译学未来   令人欣喜的是,就在笔者撰写本文时,读到了思创•哈格斯的《生态翻译学R&D报告:十年研究十大进展》一文。该文提到生态翻译学的下一步发展计划,如他们“将于近年内出版《生态翻译学导论》、《生态翻译学:理论应用与评析》、《生态翻译学:理念大“观”园》、《生态翻译学学派透视》、《生态翻译学:下一个转向》等专题著作。……将继续建立和健全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的工作机制,利用好‘国际生态翻译学’网站,召开好序列性的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并努力办好《生态翻译学学刊》(中英文版)。……十年之内,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集中培养多名生态翻译学博士和博士后研究员,从而使‘生态翻译学学派’在国际翻译学界享有一席之地”[8]。这是一个宏伟蓝图,也只有如此,中国的生态翻译学才能实现“先国内、后国际”的发展战略,才能通过生态翻译学者的学术活动“旅行”到世界各地。中国的生态翻译学者才能像美国生态批评家在中国和印度找到知音一样,在国际译界觅得知音。断加入到生态翻译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行列中,以生态翻译学归类和直接

国内博士论文范文5

关键词:数学模型;经济发展;经济数学引言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教授龙登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方福前、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王国刚及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翟强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和财政金融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八届“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表示,现在经济与金融研究离不开历史与数学。龙登高认为,“量化历史的分析是有争论,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经济学当中离不开数据。”方福前认为,经济分析的三种方法为历史、计量和理论。计量为经济管理提供依据。中国人民大学李黎力(博士论文《明斯基经济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罗煜(博士论文《论经济从货币化向金融化的转型》)、湖南大学胡荣尚(博士论文《我国中央银行沟通对公众预期的影响研究》)均谈到了经济发展离不开数学。经济数学课程是经济管理类专业一门必修的重要基础课与工具课,它不仅为学生学习后继课程和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数学基础知识和数学思想与方法,而且也为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学能力,以及为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方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而且利用经济数学来构建经济模型,以便给出合理的经济调控方案,对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经济数学在经济发展中的应用

(一)变化率的最优决策问题

变化率包含绝对变化率与相对变化率,经济数学中绝对变化率是导数,在经济学中,弹性分析可以单独作为一种定量分析法存在,它对经济发展中最优效益目标进行最优决策起着重大作用。

(二)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问题

社会经济中常常考虑生产者与销售者的最大经济效益、资源合理利用、费用最小化等一系列问题。我们都可以将它转化为数学问题,利用经济数学中的导数或最优化理论求解使其达到最优值,从而找到相应的目标函数值。

(三)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

如何建立市场经济下价格变动模型问题来求解最优的经济调控呢,一半根据题意和市场发展平衡的价位需求,我们所建立的模型常常是经济数学中的微分方程:F(x,y,y′,…y(n))=0,利用微分方程的特点求解经济增长模型。

(四)银行复利问题

银行复利计息,通过离散年利率,设本金为S0,年利率为r,k年后的本利和Sk=S0(1+r)k,如果我们每时每刻计息,将刚刚离散年利率转化成连续年利率,于是可以根据连续的极限求解第二个重要极限limα(x)→0(1+α(x))1α(x)=e,推算k年后的本利和Sk=S0ekr。而在经济学中,这种复利公式常常用于企业的投资、人口劳动力、国民收入等变量都是时间的哈拿书,利用此理论可以更好的研究经济学中的这些变量的未来值。

(五)投资费用问题

经济生活中的投资费用一般分为初期和后期头次两大类,一般因为年费不同投资费用也有所不同,假定在通货膨胀下,投资总费用往往是无穷级数,我们可以利用无穷等比级数的特点,选择和计算费用醉生的服务项目。初期投资S0e-n,年利率r,t年重复一次投资仍为S0,所以求解总共投资费用公式为:

(六)贷款还款问题

在经济学中经常会有贷款还款利率,经济数学中的数学归纳法是解决这类问题的一种有效方法。假定贷款金额为S0,贷款年限N个月,年利率为R,月利率为r=R12,以此类推,n个月后的还款额为Sn=S0(1+r)n-x[1+(1+r)+(1+r)2+…+(1+r)n-1]。

二、经济理论分析中的高等数学

(一)现代经济发展管理中的经济数学

随着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以经济形势为研究对象,具有多学科的跨领域性,即现代经管将企业的财务状况作为分析对象来研究企业的发展,因此需要通过财务数据分析为企业提供合理发展方案,通过数据研究作用于经济管理,因此数学的理论知识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是至关重要的。

(二)经济管理的最优性

一般我们研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数据分析来探测最优发展,经济数学理论应用于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建立不同模型。从解决经济问题角度出发建立模型的准确性与时变性。首先要求分析经济管理的诸多问题,保证经济分析的准确性。其次实在一定的数据分析基础上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分析,通过重要数据确定主要影响因素。再次建立经济基数和数据,利用微积分理论分析求解,最后将数据模型真正用于经济分析,以经济问题为基础采用变量方法分析经济的稳定情况,对其进行误差分析,灵敏性分析及稳定性分析,并注意调整影响经济体系中的其他因素,适当改变模型,使其得以调整。

三、结束语

经济数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用广泛,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经济研究者将经济数学作为经济分析的工具,为经济发展预测提供了客观准确的数据,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同样经济发展离不开数据分析,故经济发展与经济数学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数学对数据的模拟及构建,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最优策略,从而降低了经济风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丁石孙,张祖贵.数学与教育[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2]胡顺祥.弹性分析法在经济统计分析中的应用[J],科技信息,2007,(17).

[3]杨丽贤,等.谈高等数学理论在经济理论中的应用[J].长春大学学报,2006,(12).

国内博士论文范文6

一、国外研究生教育的学制

(一)6年一贯制的德式学制。其招生对象为高中毕业或专业学校的毕业生,学制6年,实现以大学为基础,学科为中心,理论教学、实验室训练和临床实践的渐进式教学模式。学生通过国家考试和论文答辩,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大多数欧洲国家实行这一学制[1],如芬兰、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

(二)6年一贯制的俄式学制。其招生对象为高中毕业生,前3年为医学前期教育,后3年进行专业教育,毕业授医学博士学位。独联体国家如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妇、乌克兰等实行这种学制[1-2]。

(三)4+4年制的美式学制。其招生对象为具有学士学位的文理科大学本科毕业生,前4年为医学前期教育,后4年为医学院教育,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核心课程为主干的自由选课制度。学生完成课程,修完规定学分,通过论文答辩,授医学博士学位。美国、加拿大、韩国和菲律宾等国实行这一学制[1-2]。

(四)5+3年制的英式学制。其招生对象为高中毕业生,前4年为理论教育,最后1年为临床实习,毕业授医学学士学位,英联邦国家实行这一学制,如英国、新加坡、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获得学士学位以后经过考试和推荐就读医学硕士学位,时间是1-3年。在实行多学制的世界各国中,学制为6年制的国家或地区最多,为90个国家,占56.6%;居于第二位的是7年制,为53个国家,占33.3%;排在第三位的是8年制,为15个国家,各占9.4%;排在最后的是9年制,为1个国家,占0.7%。

二、国外研究生教育的模式[2](附表)

三、国外的研究生教育的现状

(一)美国。美国研究生教育通常采用宽进严出的政策,一般来说,申请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人员只要具备了大学毕业资格,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工作能力,经推荐人推荐,即可入学攻读学位。但在美国博士研究生毕业,却需要有一定的科研成绩。因此,博士研究生经常需要攻读4至6年才能毕业[3]。此外,美国约有一半以上大学要求研究生入学时有GRE成绩。美国研究生招生一般不限名额,由导师的科研能力、科研经费、实验条件以及市场需求决定每位导师当年招收学生数量。在培养模式上,美国博士生培养通常实行导师制和博士生指导委员会制相结合的指导方式。硕士研究生主要采用专业式培养模式、导师制培养模式以及兼顾协作式培养模式。在课程设置上,美国的高校更加强调文理渗透和选修课的重要性,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学分比为2∶3。

(二)日本。日本的医学院校本科生学制为六年,大学毕业后可以直接报考医学博士。博士课程学制为四年(日本医学院校很少设有医学硕士,一般是硕博连读四年)。中国的研究生指的是硕士学位,而日本的研究生和研修生是没有学位的,只是进入大学的一个学前班。日本大学的招生录取,导师有一定的决定录取权。对于博士生的评价,主要以毕业前发表SCI文章的数量和影响因子值的高低来衡量。日本医科大学的博士生毕业前最少应发表2篇以上的SCI论文[4]。研究生在读书期间每周召开一次科研汇报会,主要汇报自己的研究内容、国外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内容、最新的科研动态及讨论本周的疑难病症等。目前日本学位分为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其中博士学位又分为课程博士、论文博士、学术博士三种类型。

(三)俄罗斯。目前俄罗斯的研究生教育主要分为三个层次。本科6年毕业授予硕士学位,具有行医资格。本科4年毕业后,只能当医疗助手,经过临床住院医师培训以后,可以申请医学科学副博士学位,时间为3-4年,经过课程学习,撰写论文,通过论文答辩,授予“医学科学副博士”学位[4]。具有医学科学副博士学位的人员方可申请“医学科学博士学位”,并具有资格在高等医学院校讲授课程或成为医学副教授。获得副博士学位之后,如果在工作中有创新性的医学研究成果或发表了极具创新性的论文,经过课题研究通过论文答辩,可获得医学科学博士学位。此学位获得者才有资格申报教授职称。俄罗斯的医学科学博士学位不属于医学高等教育的范畴,取得这一学位者必须在工作中卓有成绩,并通过医学科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由国家最高学位委员会决定授予,学校无授予权。

(四)德国。在德国研究生教育学位制度只设有博士学位,德国现行的高等医学教育学位制分为三级:文凭学位,正规大学的毕业生即可获得;博士学位,为研究生教育阶段的惟一学位:讲授资格学位,这种学位是获取在高等学校任教资格的依据之一。在德国高等院校里,没有专门的研究生院机构,博士研究生都在指导教授所领导的研究所里进行培养。博士生的录取也没有专门的入学考试。博士研究生在培养期间虽然没有必修课,也没有学分要求,但却要求在做博士论文前先要担任二年教学或科研助手,并采取一定的淘汰制度。

四、对我国医学研究生教育的思考

(一)加强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中外合作办学的开展,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提高大学的办学水平。并注重与世界高水平大学合作办学,形成硕、博士研究生的国内外大学联合培养的办学模式[2,4]。

(二)加强教学体制改革。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对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模式、考试及学科建设等方面。研究生教育的目标体系应在主导目标的基础上,进行多元化扩展,培养研究型人才和使用性人才相接合。

国内博士论文范文7

[关键词]社区老年教育;研究综述;老年教育研究

2017年,国家统计局最新的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2.41亿,占总人口比重17.3%;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58亿,占总人口比重11.4%(此为抽样样本数据,抽样比为0.837‰)。显然,老年人口结构比重愈增,老龄化问题愈加严峻。近年来,构建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的开展,积极老龄化的倡导,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已难以满足时展和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老年教育备受重视。社区是老年人生活的主要单元,社区老年教育作为老年教育的形式之一,日益成为社会和教育界的热点关注话题。本文对近20年来社区老年教育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对未来社区老年教育的研究趋向加以展望,旨在发现社区老年教育新问题,促进其理论与实践研究。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以“老年”“社区教育”为关键词,基于CNKI高级检索项,对全部数据库文献进行跨库检索,共得全部文献759篇(时间跨度为1994-2018):期刊论文637篇,硕博士论文55篇,报纸32篇,国内和国际会议35篇。对每篇文章研读和分析后,剔除全部文献中的重复稿件和与研究不相关的文献,剩余文献198篇(时间跨度为1999-2018):期刊论文135篇,硕博士论文28篇,国内和国际会议9篇,报纸26篇。以社区老年教育的198篇文献为研究对象,并对每篇文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问题与研究结论及其内在逻辑性进行研读梳理。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198篇文献的整理与分析,主要从社区老年教育的概念与理论基础、特点与功能、教育模式、现存问题与解决策略等方面展开综述。

(一)社区老年教育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1.概念界定研究。国内学者关于社区老年教育的概念表述各有不同。黄淑萍、高娟等研究者认为,老年社区教育是依托社区内资源,旨在提高老年人的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以实现老年人的社会化。王英则依托赋权增能理论,认为社区老年教育是以社区范围内的老年人为主体,以赋权和增能为目标,旨在实现家庭和睦和社会和谐的服务活动。万莉丽、陈乃林、赵秀荣与赵瑞鑫等研究者仅强调了社区老年教育的范围和对象,即以社区为范围,老年人为对象。李振兴认为,社区老年教育是以社区为范围,在专兼职社区教师的指导下,以满足其基本学习生活为目标,帮助其适应现代快节奏生活、实现毕生发展与自我价值的社会教育活动。朱起民认为,社区老年教育应在多种教育方式及活动的推动下,满足其生活需求和健康发展。“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对社区老年领域的渗入,也赋予了社区老年教育以新内涵。王新春、杨承惠认为,社区老年IT教育应以解决社区老年居民的问题和满足其需求为目的,利用社区的计算机、网络等信息设施,并通过与高等院校的合作,让老年人学习现代信息技术知识的开放的新型教育方式。综上可见,学者们尽管对社区老年教育的概念表述不尽相同,但皆对社区老年教育的范围、对象、手段、特点及目的等予以概括,概述出了社区老年教育的内涵。2.理论基础研究。社区老年教育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高校学生的硕博论文。刘廷欣主张,在终身教育理念和调整结构功能理论指导下集中社区资源优势发展社区老年教育。王英]主张,以赋权增能作为社区老年教育的理论基础,通过机制、制度、心理与环境等建设推进赋权;通过培养和提升其适应变化、掌控生活和参与社会等能力实现增能。高娟认为,以受教育机会均等、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和建设学习型社会、促进社会教育发展等理论来推动社区老年教育的发展。刘颂用康复、社会适应等理论作为社区老年教育的基础。段寅雪认为,支撑我国城市社区老年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包括和谐社会建设理论、终身教育理论、健康老龄化理论和积极老龄化理论。除主张以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角度发展社区老年教育外,杨山杉也强调其心理学基础,借助桑代克实验证明“人的学习能量永不停止”,并从人本理论的以受教育老年人的需求出发,切实保障其基本教育权利。赵蓓主张以积极老龄化为视角研究社区老年教育,并引用世卫组织关于积极老龄化的理论提出及制度推进来阐明对个人能力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二)社区老年教育的特征与功能

1.特征研究。不同的研究者对社区老年教育的特征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王英、谭琳认为,社区老年教育的主要特征是可及性、低成本、灵活多样、参与性。刘颂认为,社区老年教育主要有参与性、邻里性和包容性三个特征,并具有较大弹性和灵活变化性。岑雪军认为,社区老年教育具有便利性、邻近性、量大、低成本和覆面广等特征。陈乃林认为,理想状态下的社区老年教育应具备以下特征:老年人真正地回归社区、主动参与、快乐学习、享受和创造生活、建设精神家园,尽显草根化、生活化、多样化。2.功能研究。了解社区老年教育的功能有利于取得各阶层人士对社区老年教育的理解与支持,推动其顺利开展,更多更好地惠及老年人。黄淑萍认为,开展社区老年教育有助于老年人实现新旧角色转换,适应新身份;处理好社会关系和树立正确的生死观。高娟认为,有满足老年人教育学习需求和再社会化;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发展老年产业,最大程度地消除人口老龄化的消极影响;推动教育结构改革;实现终身教育;回归教育本质等功能。陈乃林认为其有六大功能:保障其受教育权利;促使老年人快乐和享受学习;推动老年人“再社会化”与积极老龄化;全民践行终身教育,构建学习型社会;节约老年教育成本和最大化老年教育效益;建设社区精神文明与和谐社区。汪娟与许丽英认为,社区老年教育包含内在和外在功能。内部功能旨在促进老年人心理调适、健康保健和个体享受等的发展;外部功能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功能,旨在促进社会进步、构建和谐社会。

(三)社区老年教育的模式研究

近20年来,教育学者们致力于构建社区老年教育模式,以期在理论与实践上推动社区老年教育的发展。王英从老年人权利和能力的角度提出赋权增能的社区老年教育模式。高娟[26]则分别从老年受教育者和老年服务人才的教育培训两方面来设计社区老年教育发展模式。段寅雪、王艳平等研究者不断继承融合,逐渐发展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学”有机结合的教育模式。王新春、杨承惠[29]基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提出建构社区老年IT普及教育模式:“做中学、学中做”任务导向的教学原则、O2O的教学组织形式、教师指导、学员互助以及成果分享。陈乃林[30]提出构建机构化社区老年教育、老年团队自主性学习、老年群体数字化学习、社区养教结合与社区志愿服务实践学习等“五位一体”的教育模式。赵秀荣、赵瑞鑫提出,以老年学习者为中心,以数字化和体验式的教育空间为载体,采取线上线下学习服务融合、养教结合的教学组织形式,利用数字化学习资源库、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等途径开展老年教育。杨初楠提出,通过打造老年学习网络平台、远程老年大学、数字化养老社区、国家老年开放大学等形式,发展社区老年教育。

(四)社区老年教育的现存问题与策略

1.现存问题研究。社区老年教育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教育对象单一,往往是老年群体年龄偏低、经济水平良好、受教育程度高、身体状况良好的老年人倾向于接受教育,而与之相反的老年群体常趋向于消极态度。其次是有限的资源与庞大的需求群体间的矛盾愈加尖锐,这主要表现在专业师资不足、教育资金缺乏、管理和服务人员素质的欠缺、资源的整合度低等方面。再次,社会对社区老年教育认识存在诸多误区,往往将社区老年教育理解为唱歌、跳舞、锻炼等休闲活动,而没有意识到此活动有降低社会养老成本、发掘老人潜能、创造社会财富等益处,甚至部分社区老人错认为受教育应该是年轻人的事情,再学习是不必要的,致使社区老年人接受教育的积极性较低。此外,社区老年教育内容停留于养生保健、安全法律、休闲娱乐等生活方面,很少涉及到与老人相关的社会及生命等教育。在社区老年教育实践过程中通常采用单一的文艺活动、知识讲座等形式,难以满足社区老人多样化的学习需求。而这都导致了社区老年教育难以横远传播和纵深发展。2.策略研究。针对社区老年教育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研究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策略。首先,在“因材施教”原则的指导下,综合老年人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经济水平等因素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教育覆盖网络。其次,加大投入与整合利用师资、资金、管理与服务人员等教育资源,采取“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策略;政府在向社区提供财政支持的同时,鼓励和引导企业和社会对教育的资助,及社区老年群体自助;联动社区内教育设施、课程、师资、管理者、服务者与老年人的协作与沟通,有效利用社区内资源的同时,促进与外部资源的整合。再次,更新社会各阶层观念,重视社区老年教育的发展。此外,还要丰富社区老年教育内容和形式,以“按需设课”为指导原则,坚持课上与课下相结合。

三、研究反思与展望

通过分析与综合文献资料,可见研究者关于社区老年教育的研究取得了全面而深入的进展。未来研究者需要在保持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提高研究层次、加大社区老年教育特色化和本土化实践力度、探索和深入农村社区老年教育研究。

(一)提高研究层次

对筛选出的198篇文献发文量的总体趋势分析发现,社区老年教育的研究起始于1999年的1篇文献,直到2009年,社区老年教育的文献研究数量皆不超出10篇,2010年以后的研究趋势才逐年上升;对筛选出的135篇期刊论文是否为核心期刊进行类型统计,显示核心期刊仅有36篇、普通期刊99篇,核心期刊仅占期刊论文总数的26.7%;对筛选出的28篇硕博论文数据统计,仅有2009年撰写的一篇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南开大学王英的《中国社区老年教育研究》,其余皆为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对筛选出的文献作者的学历背景统计显示,博士、讲师、副教授与教授等学历人数较少。由此可见,社区老年教育是近20年来新兴的研究课题,虽然关于社区老年教育研究的文献逐年递增,一定程度上表明社区老年教育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关注和探索,但从核心期刊类型、硕博士论文及作者学历背景的统计数据也可发现,社区老年教育的研究层次亟待进一步提升。

(二)加大社区老年教育特色化和本土化实践力度

社区老年教育的理论研究最终要指导实践的发展。近年来,终身教育理论、结构功能理论、增权赋能理论、闲暇教育理论、人本理论、康复理论、积极老龄化等理论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通过对筛选出的198篇文献的研究视角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进行实证研究类文献仅有31篇。进一步览读发现,尽管各篇文献研究了不同的案例,但其研究结果却千篇一律,没有突出各地特有的社区老年教育实际状况,使得各地社区老年教育实践进展流于形式。此外,由于各省市区的经济状况、老龄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文化传统以及社区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受教育程度、年龄、观念、家庭经济条件等状况的各异,确实应针对不同的社区实际开展本土化与特色化的教育。因此,我国学者应结合相关理论,切实进行各地社区老年教育的实践探索,突出各地社区老年教育的特色化,推动我国社区老年教育理论研究的横向和纵深发展,进而指导实践,以惠及更多的老龄人口。

(三)加强农村社区老年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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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网与学者

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翟天临一直以学霸身份混迹于娱乐圈。醉心于名利场的他本希望凭借着自己或明或暗的关系在学术圈再捞一把,却没想到摔了一个重重的跟头。也只有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人们才知道在娱乐圈众多的明星里,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寥寥无几。究其原因,北京电影学院退休教授、第四代导演谢飞一语道破天机。2019年2月15日,也就是事件发生后的第六天,谢飞教授在《成都商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其中提到“像我们电影学院以培养史论研究的‘电影学系’可以设立博生研究生教学,其它以专业知识技能培训的编、导、演、摄、录、美、制、动画等专业是不适合的,也没必要开展这样的纯理论研究型的博士研究生教学!”[2]言外之意便是研究型博士学位课程对艺术创作专业的实践帮助并不是很大。因此,也可以说这个博士学位对翟天临演艺成绩的取得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由学术圈而来的“学术不端”这项罪名对于他这个社会公众人物来说却是致命的,他的一句“知网是什么东西”几乎把他之前所有的成绩都付之一炬,有人把它总结为“辩证法的吊诡在此显出真面目”[3]。知网是什么东西?知网是由清华大学、清华同方于1999年6月发起的一项以实现全社会知识资源传播共享与增值利用为目标的信息化建设项目。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与期刊界、出版界及各内容提供商的合作,其早已发展成为集期刊、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会议论文、报纸、工具书、年鉴、专利、标准、国学、海外文献资源为一体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网络出版平台。因此,对于任何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人来说,知网是一个必经之地,也是一个重要的战场。翟天临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拥有博士学位的学者,却对现在连本科毕业生都知道的知网一无所知,实在是不应该,但更不应该的是他在知网上为数不多的文章还涉嫌严重抄袭。事发后,新京报记者对翟天临的文章进行了检索,发现只有两篇文章,一篇报纸和一篇期刊论文。其中,《谈电视剧<白鹿原>中“白孝文”的表演创作》这篇期刊论文在经知网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检测后显示,有1处疑似剽窃他人观点,7处疑似剽窃他人文字表述。在这篇只有2851字的文章里,去除本人文献文字复制比结果为39.4%,也就是说有1646字的内容与他人发表内容一样。[4]事实上,在2017年刘进担任导演的电视剧《白鹿原》中,白孝文的出演者正是翟天临。无论如何,《白鹿原》剧本他是看过的,甚至是熟读过的。尤其是关系到白孝文的片段,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可以说,没有多少作者能有他这份经历。他只要能把自己在演艺过程中体会到的真情实感稍微动点脑筋加以分析综合,都是第一手资料,都是具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经验之谈。但恰恰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的论文却漏洞百出,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更讽刺的是翟天临事件发生的时间正好是2019年春节期间,这个“假”博士在2019年春晚上刚刚扮演了一个打假警察。假如没有知网,我们还真不一定能发现翟天临原来是一个水货博士。因为人们是先发现他“竟然不知道知网是何物”这个漏洞,才来检索他的文章。不是先检索他的文章有问题,才来质问他的学历。但有了知网,一切就变得清清楚楚。包括你的论文有多少字?有多少属于你自己的观点?有多少涉嫌抄袭?抄了谁的?都能在第一时间反映出来。数据是冷漠无情的,但数据也是最不会撒谎的。目前,翟天临的博士学位被北京电影学院撤销,至于我们还能不能在知网上看到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现在已经不重要了。翟天临从神坛跌入谷底,可能今生再无缘知网,因为本质上他并不是一位学者。由此,我们不得不感谢有了知网这个平台,给了学术一个重要的监督渠道,也让每个从事学术的人对学术产生敬畏之心。知网是一个容器,是一个晾晒平台。对于学者而言,无论是学术大腕,还是学术小卒,无论是政商名流,还是寒门学子,在这里都一视同仁。

二、知网与学位授予单位

翟天临之前之所以敢于在各个公共场合炫耀自己的高学历,主要在于他的这个学历不是空穴来风,他是堂堂正正被北京电影学院授予学位的博士生。只是他的一句“知网是什么东西”暴露了他的学位名不符实。因为在北京电影学院博士学位申请条件里有明确规定“凡我校录取的博士生,在校期间个人独立或与指导教师联合(本人担任第一或第二作者)在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上正式公开发表与本学科相关的至少2篇学术论文,其中应至少有1篇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5]而这个翟天临不仅未满足正常毕业条件,其中一篇文章还涉嫌抄袭。这次东窗事发,很多人把它归咎于翟天临自身的“作”,结果是搬块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还有人说,翟天临不仅害了自己,还害了一群人。事实上,笔者要说的是恰恰也是这一群人害了一个年轻人。不难发现,事件发生之后,舆论重心在翟天临身上短暂停留之后,便直逼北京大学和北京电影学院两所学位授予单位而去。因为翟天临是完完整整地走完了博士培养程序的,他拿到的学位证书是真的,包括他在微博上晒的北京大学博士后录取通知书也是真的。假如没有这次偶然事件,谁也不敢贸然质疑他的学霸身份。因此问题就来了,翟天临明明不够条件,他是怎样拿到学位证书的?责任显然在于学位授予单位。由此,“翟天临学术不端事件”已经不再是一件简单的个人诚信事件,而是一件重大舆论危机,并且事关国家教育部门形象。所以,教育部才在第一时间回应此事:“调查不光是涉及到本人是否涉嫌学术不端,也涉及到工作的其他各个环节有没有问题。”[6]而在事后的调查结果里面,两所学校分别承认了自己在培养和招生环节存在失误,特别是其导师硬是被取消了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另外,在谢飞教授的那篇《大学艺术创作专业需要开设理论研究型的博士学位教学吗?》评论中,他还呼吁大家停止网络暴力,“对犯过错误、有污点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千万不要一棍子打死”。[7]这篇文章虽有护校护生之嫌,却是一篇极具理性的反思性文章。民众可以原谅翟天临的虚荣心,但却不能对学位授予单位的糊涂账置若罔闻。翟天临事件是一次信任危机,不仅牵扯学者个人诚信的失德,也涉及到部分高校在招生录取培养过程中的管理失范,同时还关乎到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建设。正如一位记者所言翟天临“学术不端不是小事一桩,更不是娱乐事件,它不仅关乎道德诚信,更关乎教育公平,其背后的问题远不是一个艺人的‘人设崩塌’可以涵盖。”[8]这不是一个低级错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很难让大家相信之前就没有其他“翟天临”。翟天临一个人事小,但是一群“翟天临们”活活地占用了那么多本来就很少的博士学位指标却是大事。而且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博士学位只是拿来给自己贴金的一个装饰品,对于他们的实质性事业甚至没有多大用。而他们却让大一批靠自己努力并把改变命运寄托于此的寒门学子望尘莫及,这种赤裸裸的差距才是最可恶的。翟天临这种骗子固然可恨,后面为其大开绿灯的人才更可恨。但可恨归可恨,至少在事情责任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民众不能把私愤发泄到某一个人头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对北京电影学院院长追着不放,甚至可以说是变相的人身攻击。当人们丧失理智地去参与到这样一场“泄愤”狂欢,追逐网络暴力带来的刺激时,同样是一种病态。在这个既真实又虚幻的网络世界中,谁也不敢保证,谁一定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为了最大限度地平息舆论,化解民愤,当然也是为了遏制这种现象再发生。教育部办公厅在2月底连续了两个公文,《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教研厅〔2019〕1号)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9〕2号)。一个是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一个是规范和加强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不能说这两份文件完全是因为翟天临事件,但也不能说毫无关联。尤其是教研厅〔2019〕1号文件,实实在在给广大学位授予单位敲了一个警钟。其中提到“狠抓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强化学位论文抽检结果使用”和“加大评估和问题单位惩戒力度”,可谓在广大学位授予单位头上悬了一把利剑。另外,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加强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惩戒学术不端,力戒浮躁之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有这些政府行为,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希望,夯实了信心。上文提出,假如没有知网,我们很难发现翟天临是个水货博士,相应地我们也很难去质疑一些高校在招生录取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假如没有知网,这种检查只能靠各高校内查,或者互查。而有了知网,各种暗箱操作便成为了一个随时都可能会爆炸的定时炸弹。因此,看起来知网和学位授予单位没有多大关系,甚至八竿子打不着。但是,既然是学位授予单位,学生必须在学习过程中满足一定的学术成绩才能拿到学位证。而知网就是学术成绩的容纳器,因此就把知网和学位授予单位联系了起来。教研厅〔2019〕1号文件提出“探索建立学术论文、学位论文馆际和校际学术共享公开制度,以公开促进学术透明,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其实知网在这个方面已经做了很多,起码翟天临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只有对学位授予单位施以高压,才能有效地遏制学者学术不端。现在越来越多的高校都把公开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作为硕士和博士毕业的硬性条件,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高校把硕博士论文上传知网。因此,知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监督窗口,实际上也把那个定时炸弹的“按钮”放在了人人皆可触碰的地方,成为预防学术不端的一个重要机制。

三、知网与学术期刊

从科研伦理角度而言,是保证文章原创性的前提,是为了预防学术不端。就像人们制定法律宣传法律,不是为了惩治犯罪,而是为了预防犯罪。但假如没有知网,没有大数据时代的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我们还真的缺乏一个约束科研伦理的他律性工具,而只能依靠学者的自律和微不足道的检举。但有了知网等这类网络出版平台,文章重复率便一清二楚。但有了这个利器,用和不用,怎么用?便又成为了一个问题。这就牵扯到谁来把这个关?学位论文当然是靠学位授予单位,而期刊杂志的把关者显然是期刊社,而与学者打交道时间最长的也正是期刊社。回到翟天临《谈电视剧中“白孝文”的表演创作》这篇文章,既然有这么高的重复率,甚至还涉嫌严重抄袭,为何还是能够发表?在学术活动中,我们痛恨学术腐败,痛恨像《求索》等一些学术期刊在一些胆大妄为的主编手中成了牟利的工具。但还有一种学术纵容同样值得警醒,一些期刊不求上进,但求有稿就发,甚至文章重复率门槛也形同虚设。尽管我们认为学术期刊有着划分档次的必要性,但是并不意味着非核心期刊要在这一关失守。一篇文章,只有在保证原创性的基础上才能谈学术贡献,因此文章,应该是任何期刊在接到作者稿件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恰恰在这第一件事上,学术期刊再次对翟天临放了水。事实上到最后,果然这件事害了他。上文提出,假如没有知网,我们很难发现翟天临是个水货博士。更难发现由于一些学校在招生培养过程中的不规范,还可能存在很多“翟天临们”。但是一个更为残酷的现实是,即使有知网,我们也并非一定能揪出问题。尽管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把硕博士论文上传知网,但范围并非覆盖所有学校,并且学校上传的时间进度也没有期限要求。如果这次不是翟天临自己犯下“不知知网是什么东西”这么低级的错误,指望我们去追查他的材料,或者指望通过舆论去迫使相关学校自我调查,可能结果又是另外一番结局。尽管他不知道“知网是何物”,怪就怪在他在知网上竟然还有一篇文章,也难怪有人质疑这篇涉嫌严重抄袭的文章到底是不是他本人所写。仅仅是这篇文章又进一步暴露出他的学术不端,只能说他运气坏到了极点。另外,如果没有人去把这篇论文拿去再,又有谁会发现这篇经期刊正式发表并且上传知网的文章还有着这么高的重复率。就像刚刚上文所讲,事发后,我们把矛头直指翟天临,却忽略了学校。事实上,学术期刊也有责任。如果当时这个期刊以重复率过高打回让其修改或者干脆拒绝发表,或许不会对今天的结局有什么改变,但至少翟天临少了一个污点,期刊的名声也能得以保留。翟天临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前的学术环境不容乐观,但在这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板子显然不能只打在作者身上,后面的期刊社同样难辞其咎。期刊社把关不严,罪魁祸首是背后学术体制对期刊社机构地监管不力。而知网给了学术圈一个重要的监督力量,在共享所有人的学术成果的过程中也赋予了所有人知情权和监督权,同时也把期刊囊括了进来。至此,知网织了一个巨大的网,它完美地把学者、学位授予单位和学术期刊网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