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科技论文范例

一、科技期刊封面设计的原则

（一）规范性

科技期刊的封面首先要符合国家标准的规定，和谐地标出必要的项目和信息。《科学技术期刊编排格式》规定科技期刊封面应该标明刊名、卷期、出版年月、责任者、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期刊条码等项目。因此，在进行封面设计时，这些项目和信息必须做到没有遗漏、简洁清晰。同时，在期刊卷号、期号表达上尽量采用国际通行做法。总体而言，规范化标示封面信息是科技期刊封面设计最基本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发挥封面的认识功能。

（二）稳定性

科技期刊具有无限期连续出版的特性。如果刊物要保持区别于其他刊物的辨识度，并树立品牌形象，封面设计应该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进行有规律和细微地调整，使期刊封面能始终延续一种稳定的风格，最终在读者心中形成独树一帜的期刊整体形象。因此，可以精心设计一种能产生深刻影响力的封面元素，让这种元素成为贯穿各期封面设计的一条线索，由此积淀成为期刊的标志。总之，期刊的封面设计要注意连续性和稳定性，即使有变化，也是有规律的、细微的变化，以此发挥封面的认知功能和形成刊物的品牌特色。

（三）专业性

每种科技期刊都会涉及一种或多种学科和专业，每种学科和专业都有专属的研究对象和特色。这些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特色能很好地传达科技期刊的专业范围和专业内容，因此在进行封面设计时，可以注意从学科和专业领域的特色中寻找设计灵感，寻找独特封面设计的切入点，通过色彩、布局、构图等封面设计勾勒出刊物的专业特色，突出刊物应有的个性，使科技期刊的封面成为其学科和专业服务方向的指示器。

摘要：当前我国科技论文外流现象严重。论文外流的主要原因是高校科研院所学术评价机制偏向于被SCI、EI等检索的国际期刊论文。我国已意识到国内期刊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倡导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为了引导我国科技工作者将优秀在国内高质量期刊上，实现我国建设世界一流期刊强国的计划，本文提出了引导策略，包括结合论文引证标准化指数(PCSI)建立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编委团队和青年专家带头在国内高质量期刊，拓展国内期刊运营模式，建立期刊论文奖励机制，以及编辑挖掘国内优秀论文等。

关键词：论文外流对策;学术评价;中国期刊;科技期刊

科技工作者优秀成果的表达方式之一是优秀的科技论文。据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课题组研究结果表明，2003年以来相当大比例的高水平科技论文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这导致在我国期刊上发表的科技论文学术水平相对较低，期刊影响因子和论文被引频次也普遍较低［1］。徐婕等［2］对我国高水平论文外流现象进行了剖析，认为高质量国际期刊吸引优质论文和国际化学术交流的趋势、学术评价机制导向的偏差和国内期刊国际化发展程度不足是国内优秀论文外流的原因。由于未被国际重要检索系统收录的国内期刊得不到科技工作者的垂青，国内期刊吸引不到优秀论文［3］，优秀论文流向国外科技期刊。这种情况造成我国科技核心技术外流、丧失学术话语权、科研经费流失、国家科技信息外泄等，对我国科技信息安全造成威胁。我国已意识到发展国内期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认识到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是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然要求［4］，因此相继了相关政策，鼓励科技工作者在国内期刊。2016年，在“科技三会”上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5］”。这表示我国学术论文成果大量外流的现象需要被重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出台多项政策建议完善学术评价和人才评价，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期刊评价体系，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6］。2018年5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立60周年之际，百名科学家、百名基层科技工作者发出的《科技中国梦建功新时代》倡议中提到:“忠于国家、服务人民，把论文写在新时代中国大地上［7］”。科学技术部等5个单位联合了《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8］，强调了9个主要清理范围。2019年，在《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9］中，提到“构建开放创新、协同融合、世界一流的中国科技期刊体系”。2020年2月，科学技术部正式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以下简称《破除“唯论文”若干措施》)［10］，鼓励培育中国高质量科技期刊，提出实行代表作制，将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上，吸收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报告的论文。2019年，朱邦芬［11］在学术期刊未来论坛上提到，中国一流科技期刊要把发表国内科技工作者最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作为光荣使命。本文从学术评价机制、编委专家、期刊运营模式、期刊论文奖励和编辑工作等方面提出了引导我国科技工作者在国内高质量期刊发表优秀论文的策略。

1建立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

学术评价是衡量学者能力、科研成果价值、学术机构学术水平的主要尺度［12］。学术评价机制对于论文质量的认定一般与期刊类别和影响因子挂钩［13］。国内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把是否发表SCI或SSCI国际论文作为考核研究生的标准，并直接与奖学金和学位挂钩。不少高校科研单位对应聘人员和职称评定也有论文要求，对发表在SCI、EI期刊的论文具有更高的隐形权重，这导致有能力的科技工作者更倾向于将优秀到国际影响力更高的国外期刊上，优秀科技论文不断外流，严重影响了国内科技期刊水平的提升。因此，只有打破“指标量化”“以刊评文”“唯SCI论文”等学术评价机制，才能使我国具有原创性和价值的优秀论文在祖国大地上生根发芽［14］。学术评价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指引着科技期刊的发展方向［15］。当前学术评价机制带来各行业科技期刊结构不合理、期刊发展水平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在优秀论文增长性外流的背景下，我国有必要尽快建立起公平、公正、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引导我国科技工作者把优秀在国内高质量期刊上，鼓励科研成果在国内首发。学术评价机构需要完善和建立单篇论文的评价体系，由“期刊评价”向“论文评价”转变，突出论文本身的价值和影响。2020年，中国知网评价中心联合文献计量、数理统计等领域专家经过对我国科技论文被引频次分布的研究，设计了被引频次标准化方法———论文引证标准化指数(PaperCitationStandardizedIndex，PCSI)［16］。PCSI使得每篇论文有1个标准化的指标，以对不同学科不同年份发表的论文的学术影响力强度进行直接比较，合理地表现论文的实际影响力。国内可以借鉴PCSI构建学术评价体系，改变“以刊论文”的做法，注重对论文自身的评价。科技工作者在申请学位、职称、基金资助、奖励和其他学术荣誉时，建议各高校、科研单位给予一定的政策引导，在进行学术评价时给予国内高质量期刊论文同等待遇，做到将国内高质量期刊与SCI、EI检索期刊一视同仁，形成论文自身水平与期刊水平结合的综合学术评价体系，吸引我国科技工作者把优秀到国内高质量期刊。

2调动编委专家工作积极性

期刊编委会是保障期刊学术质量的重要组织，编委一般都在相应的学术领域拥有较高的学术地位，有的编委在国际上也有较高的知名度，有能力指导期刊编辑部对论文的学术质量进行把关［17］。在鼓励将在国内期刊的背景下，应调动编委专家工作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编委作用，承担起国内期刊发展的职责。本文从期刊编委团队和青年专家团队2个角度提出引导论文在国内期刊发表的策略。

2020年2月，国家科技部发出了《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以下简称《若干措施》)的通知［1］，这一系列措施是中央“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精神的延续，是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制体系在我国科研领域和科技期刊行业中运用的进一步举措。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科研工作的投入逐年加大，各种利益集团的触角已逐步深入到国内相关科研机构和论文出版单位，一方面国内的科研成果大量外流到国外期刊上发表，另一方面国内科技出版行业也存在着伪劣论文和伪劣期刊，从而挤占了中国科技成果和中文科技的空间，长此以往，不利于国内科研环境的良性发展、不利于中文科技成果的与交流。笔者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关于掠夺性期刊(predatoryjournals)的研究，并结合国内期刊发展自身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科技期刊中普遍存在的掠夺性现象。

1掠夺性期刊与期刊的掠夺性现象

掠夺性期刊是一个外来词，一般认为是2010年由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的图书馆员JeffreyBeall最先提出的。“掠夺”或者欺骗的对象应该是诚实的研究人员。围绕掠夺性期刊的定义，还包括劫持性期刊和欺诈性期刊等，英文原词包括HijackedJournals、DeceptiveJournals、FraudulentJournals［2］;特征包括:假冒(完全不存在)、劫持(仿造正规期刊)、伪装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同行评议、编委会等等)、诈骗(收钱但不)［3］。Beall很早就针对这些期刊专门整理了掠夺性期刊列表。但因争议太大，这个期刊列表并未公开存在太长时间。除了互联网带来的假冒期刊比较好认定以外，国外学者面对新的开放存取(openaccess，OA)出版带来的版面费问题也显得不太适应。如果收费高一点，论文质量差一点，很容易就被认为是掠夺性期刊。所以更多研究者关注的是低质量、高收费这种类型的掠夺性期刊。Sharma等［4］将掠夺性期刊定义为OA期刊通过论文处理费(articleprocessingcharge，APC)的形式在经济上掠夺没有经验的研究者。从本质上看，诚实的科研工作者是这些出版行为的被掠夺者或受害者。掠夺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包括对科研成果的侵占。Ojala等［3］引述了ScholarlyKitchen博客中的评论，也许有助于我们对科研论文这一“食物链”的理解:“主流期刊是位于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而掠夺性期刊是寄生虫或者腐食动物，它们吞噬了剩下的部分。”对于大多数传统的中文科技期刊，如不能在期刊国际化和网络化竞争中寻求改变，最终将可能成为这种期刊掠夺行为的受害者。众多的国内科技期刊，无论是否OA，无论期刊水平如何，收取版面费都是普遍现象;既存在低水平期刊尽量多发论文，并通过版面费盈利的问题，还存在中介赚取高额费的现象［5］。由此可见，国内期刊界早已存在着自身的掠夺现象。这些掠夺性期刊或者利益集团，不仅吞噬着剩下的科研资源，而且通过制造更多的无意义论文，占用国内期刊出版资源。笔者认为，无论是新近期刊网络化出版和新的OA出版模式带来的冲击，还是存在已久的滥收版面费和论文中介问题，均可以放在一起，作为期刊掠夺性现象进行探讨。

2国内外认定期刊掠夺性现象的差异

掠夺性期刊的研究起源于国外，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较国外明显偏少［2］。国内外关注这一现象的研究者均包括编辑出版人员、图书情报人员和研究出版的学者3类人群。如前所述，国外主流的研究方向目前集中在新近出现的OA出版模式带来的掠夺性出版行为，而脱离了最初强调的劫持性和欺诈性等不合法形式。掠夺性期刊既然称之为掠夺者，英文上有捕食者的含义，那么这些期刊必然是经济上或出版资源上的强势者。然而被掠夺者是否是“诚实的作者”，是否通过缴纳高额版面费(或APC)主动被“掠夺”了?可能情况并非如此，作者可能并不认可自己“被掠夺”了，因为多数情况下高额版面费并非由个人承担，掠夺行为多数会转嫁到政府和公众头上。国内的学者更关注的是国外OA期刊借助高额版面费对国内科研成果和科研经费的掠夺。据江晓原等［6］的调查，仅仅是APC，2017年《肿瘤生物学》期刊从中国作者中收取了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并保守估计SCI收录的OA期刊收取中国作者的费用合计超过7亿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其他论文或者科研服务等第三方机构的费用。然而，即使国内学者付出了这么多的版面费，也不能够认定OA期刊就是掠夺性期刊。作为一种新兴的出版模式，OA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版面费，而是为了提供更开放的学术交流。为了OA而收取版面费是合理的，假借OA之名来赚取版面费是掠夺行为。表1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定义的掠夺性期刊与OA期刊(尤其是载文量很大的巨型OA期刊)的区别，但实际区分起来有一定困难。总体来说，国内期刊的版面费(或APC)普遍较低，而部分高水平国内期刊已经施行OA，很多也借助了国际通用的检索平台甚至出版平台，与这些国际巨型OA期刊发表的论文一样，可以取得同样的效果，完全没有必要被“掠夺”一次。可喜的是，新的破除“唯论文”措施，将一部分国内期刊发表的论文视作“高水平论文”评定，并将单篇论文2万元发表费作为审核标准，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这种国外OA期刊中存在的掠夺行为。

3期刊掠夺性在国内的表现形式

3．1劫持性期刊和欺诈性期刊

2020年2月18日，教育部和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要求各“双一流”建设高校，特别是教育部直属高校要破除论文“SCI至上”的错误导向，探索建立体现创新质量和服务贡献的科研评价体系;其他高校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结合自身实际，参照执行［1］。《若干意见》印发后，立即被各大网络平台、社交媒体大量转发，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值得关注和解读。本文在分析《若干意见》印发背景的基础上，探讨其给我国科技期刊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了在破除论文“SCI至上”后一流科技期刊发展的若干思考。

1《若干意见》印发的背景

SCI论文是指在SCI收录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南京大学首开重奖SCI论文之先河，至今已有30多年，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对SCI论文相关指标的追求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SCI论文相关指标异化成了职称评定、绩效考核、科研人才学术水平评价、学科专业评估、资源配置、学校排名等方面最核心的指标，科研人员迫于评价压力一窝蜂地追逐SCI论文，甚至把发表高影响因子、高被引的SCI论文当作科研工作的根本目标。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19年的最新统计结果，2009—2019年间(截至2019年10月)，我国科研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260．64万篇，位列世界第二位，数量比2018年统计时增加了14．7%［2］，且每年用于发表SCI论文的费用相当惊人。论文“SCI至上”违背科技发展规律，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表现。陆大道院士指出:“中国科研资金、方向正被西方国家的SCI所支配，我们的科研人员贫于创新、贫于思想!”［3］中国科研被SCI支配，带来诸多恶劣影响，如:部分科技工作者价值观被扭曲，为了发表高影响因子、高被引的SCI论文，紧跟甚至照搬国际上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范式，忽视国计民生、国家发展急需的卡脖子、卡脑袋的问题，脱离“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研究方向，“SCI及西方杂志的编辑部，间接操纵了我们的人才选拔，间接支配与操纵了中国大笔资金的投向”［3］。正如汪品先院士尖锐指出的:“现在我国有不少单位，从外国文献里找到题目立项，使用外国仪器进行分析，然后将取得的结果用外文在国外发表，获得SCI的高分以后再度申请立项。这种循环看起来也是科学的进步，但实际上是外国科学机构的一项外包业务。”［4］近年来，社会各界对破除论文“SCI至上”、优化学术生态的呼声十分强烈［5］。很多期刊同人认为，过分重视SCI的科研评价体系严重影响我国科技期刊的高质量发展和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的进程。任胜利等［6］认为我国的科研评价以“SCI”为导向，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大量的优秀科技论文外流，使国内的科技期刊特别是大量的中文科技期刊优质稿源匮乏，使我国科技期刊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孙涛［7］认为目前“唯SCI论”的科研和人才评价体系严重影响我国科技期刊学术质量的提升。王恩哥院士、高福院士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过分注重SCI的科研评价体系对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不利［8］。胡升华深刻指出:“学术论文外流还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危害，更深层次的危害在于我们长期将学术评价话语权和优质数字资源拱手让人，最终必将在科研数据话语权和数字资源安全方面蒙受重大的损失。”［9］中国科学院在全国展开的关于中文科技期刊的现状与困境的调查发现:80%以上的人认为振兴中文期刊的重要举措之一是改变过分倚重SCI的科研评价导向［10］。为了回应广大科研人员和科技期刊办刊人的关切与期盼，创造让科研人员静下心来搞科研攻关的氛围，促进科技创新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教育部与科技部联合印发了《若干意见》。

2《若干意见》给科技期刊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若干意见》的印发体现出教育部、科技部对破除论文“SCI至上”的坚定决心，10条意见，有破更有立，更关注如何建立一套完整的、科学的、务实的科研评价系统。同时要求各“双一流”建设高校(特别是教育部直属高校)根据《若干意见》，检查修改相关制度文件及“双一流”建设方案，制定实施细则，于2020年7月31日前送教育部科技司，其他高校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结合自身实际，参照执行。由此可见，《若干意见》不是制定统一操作方案，而是由高校制定、试行、验收、推广方案，是一次战略性改变。在其影响下，我国的科研评价体系一定能破除论文“SCI至上”的错误导向。《若干意见》后，科技期刊界同人纷纷转发、叫好，大家似乎看到科技期刊的春天马上就要到来，但是我们认为《若干意见》给科技期刊带来机遇的同时，更带来了挑战。

2．1机遇

我国科技期刊优质稿源的整体数量将增加。《若干意见》要求深刻认识论文“SCI至上”的消极影响，取消直接依据SCI论文相关指标对个人和院系的奖励，不把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科研人员、学科和大学评价的标签。《若干意见》印发后，各科技管理部门、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等纷纷响应，如江苏省科技厅2020年4月3日的《省科技厅关于2020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规定省科学技术奖中基础类项目的提名条件为:论文评价实行代表作制度，代表作数量不超过5篇，其中国内科技期刊论文应不少于1/3，不把代表作的影响因子高低作为量化考核评价指标［11］;与之对应的2019年的条件则为提供的主要论文论著不得超过8篇，对国内科技期刊论文数等无要求。因此，《若干意见》的印发，必将促使科研评价日益重视国内科技期刊所发论文的价值，国内科技期刊论文将在未来的科技评奖、职称晋升、人才评价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将使一部分本打算投往国外SCI期刊的优质稿件回流，转投至国内的刊物，从而使我国科技期刊优质论文的总量获得较大的增加。

摘要：梳理了出版机构以及作者以外的出版相关者(编辑、同行评议人、媒体传播、期刊评价及媒体评价)的伦理责任。国内行业学(协)会、出版机构和出版相关者应开展更多维度的探索，在期刊出版相关者层面进一步完善治理，制定伦理政策，形成完整的期刊出版伦理生态，促进期刊出版活动全方位规范、多方协调及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科技期刊;出版伦理;出版相关者;伦理治理;伦理责任

作者、出版相关者(编委会、编辑、同行评议人、媒体传播、期刊评价及媒体评价)与出版机构共同参与出版活动，在出版活动的链条中，互为影响，互有责任。出版活动中的伦理涉及作者开展科学研究、论文写作及发表()、信息传播、期刊评价等过程，完整的出版伦理学规范和准则应该关照到出版机构、作者、编委会成员、编辑、审稿人、传播者、期刊及媒体评价等各方各类行为。国际上，经过多年的实践积累，已经形成了行业学会和出版机构不同层面的出版伦理规范。比如，在2017年11月，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整合《期刊编辑行为准则和最佳实践指南》和《期刊出版商行为准则与最佳实践》推出了新的“核心实践”(CorePractices)［1］，指导和帮助出版商、研究机构、期刊等多方出版相关者共同维护和促进学术诚信。大多数国际出版机构也制定有自己的出版商指南，如Elsevier制定的《出版伦理》(PublishingEthics)［2］、JohnWiley＆Sons制定的《科研诚信和出版道德最佳实践指南》(BestPracticeGuidelinesonResearchInteg-rityandPublishingEthics)［3］，均对自己期刊的出版行为进行了伦理规范。国内已有大量有关作者伦理方面的编辑学研究文献发表，关注作者的学术诚信与学术不端、关注生物医学期刊涉及人的研究伦理审查等方面的问题。例如，李玉乐等［4］分析文献发现，近10多年来国内出版伦理研究的热点主要为学术不端行为的原因分析、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的策略与建议、对出版伦理的思考与建议、科技期刊存在的出版伦理问题等。但国内有关出版伦理的研究对于出版机构、除作者外的出版相关者(编委会、编辑、同行评议人、媒体传播、期刊及媒体评价等)的关注和实践不多。作者也是出版相关者，鉴于已有大量研究关注作者层面，本文所涉及的出版相关者不包含作者。国家新闻出版署于2019年5月29日的CY/T174—2019《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提出了审稿专家和编辑者的学术不端［5］。国内科技期刊出版机构和编辑在今后的理论研究和出版实践中，除科研规范、伦理审批、作者署名外，应加强对整个出版领域同行评议、版权管理、利益冲突、信息传播、期刊评价等更多相关内容的关注［4］。鉴于编委会多由期刊的学术领域相关的顶尖科研人员组成，他们既是作者、读者、审稿人，或作为单本期刊的学术领导者参与期刊出版机构的部分管理性质的决策性工作，或带领编辑做一些出版环节中的终审工作，编委会专家个人的角色存在多元交叉和转换，涵盖在其他出版相关者不同角色中，本文不再单独表述。以下从不同角度探讨科技期刊出版机构及各相关角色的伦理责任。

1出版机构的责任

1．1发表优质学术内容。《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指出，科技期刊传承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6］。科技期刊在传播创新成果、推动学术交流、培养科技人才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出版机构应该:1)强化使命担当和社会责任，对社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期刊的出版应该以发表和传播精品内容为己任，不断推进期刊成为本学科领域内最优秀的期刊。2)避免发表粗制滥造的低劣信息，避免单纯以满足为目的来获取收入的逐利行为。SCI指挥棒造成的发表要求，大量到国外的期刊上，很多“掠夺性期刊”或巨型OA期刊掠夺性现象应运而生［7］。这些期刊利用科研工作者的压力，或通过电子邮件寻找目标，或通过中介机构向作者推介期刊，作者时需支付高额论文处理费(APC)。无论是否严格进行同行评议，这些期刊多数在网站上都声明其遵循了国际同行评议标准，对论文进行了同行评议。2020年2月，科技部的《关于破除科技论文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中宣布:“完善学术期刊预警机制，定期国内和国际学术期刊的预警名单。”［8］12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国际期刊预警名单(试行)》，通过综合评判期刊载文量、作者国际化程度、拒稿率、APC、期刊超越指数、自引率、撤稿信息等，列举了具备风险特征、具有潜在质量问题的学术期刊［9］。“掠夺性”期刊还催生了工厂的产生。“掠夺性”期刊和巨型OA期刊的掠夺现象需要通过行业治理、社会监督，不断促进优胜劣汰，改变低质量期刊滥发论文的局面。国际上，多个学会或出版平台如ALPSP、DOAJ、INASP、ISSN、LIBER、OASPA、STM、UKSG和出版商联手创建了网站ThinkCheckSubmit，帮助作者识别“掠夺性”期刊。同样，中文“掠夺性”期刊是抛弃学术期刊质量性(学术质量、编辑质量、出版质量)、公正性、导向性办刊原则，忘记了学术期刊初心，纯粹以掠夺作者稿件处理费为目的的期刊［10］。国内相关管理部门、行业学会应该进一步加强治理，帮助作者识别“掠夺性”期刊网站，甚至期刊假网站或“”网站。3)避免为追求影响因子的不当自引或联盟引用，杜绝为追求经济利益或评价指标的各类不端行为。

1．2注重学术、文字质量和传播质量。学术期刊内容为王，除了学术内容质量，文字质量和传播质量也是优秀出版物的重要标志。高质量的出版物读起来行云流水，给人耳目清新的感觉。国际期刊出版经验表明:1)出版机构应具备完整的编辑手册，指导和培训编辑以科学的精神认真进行文字加工，保证科学语言表述的严谨性，避免表述的冗余和杂芜;2)期刊出版机构还应该建立出刊后自审、年度审读等审查机制，文字质量奖惩措施，保证和加强期刊的文字质量不断提升;3)精美的构图、新颖的封面、高品质的印刷和装帧都是构成优秀出版物的重要元素，多数一流的期刊都有一流的封面创意，配合重点文章传播的短视频、网站头图等增强论文传播的设计［11］。这些方面，国内科技期刊值得进一步学习和尝试，加强探索。

1．3提升效率，快速出版传播。让优秀的成果最先、广为传播，既是作者的心愿，也是出版者重要的责任。开设病毒肺炎(COVID-19)优秀科研成果学术交流平台，是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对优先出版能力的一次应急实战，对适应优先出版而优化的同行评议、编辑加工、生产制作、上线等流程的一次全面的演练，对各种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完备性进行了全面检验。2020年疫情初期的统计数字表明，文章从投稿到网上，平均用时6.2d，与国外知名出版平台相差无几。不同于国外预印本未经同行评议上线，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平台的所有论文均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刊出时滞大幅度缩减，缩小了与国外期刊的差异，吸引了国内一批优秀科研论文首选在国内优秀期刊平台投稿和优先出版。作者十分重视论文首发确权时间、发表流程时长、平台的影响力及传播力，因此，加速期刊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建设有影响力的优先平台，就能吸引优质稿件回流，让更多优秀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12］。出版效率是信息传播力和期刊服务能力的重要指标。《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2019年停止纸刊订阅，2021年转向持续出版模式(优先出版与正式出版整合为一次在线发表)。文章完成同行评议和文字编辑立即在线发表，研究人员可更快地发现和引用研究成果。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自2020年12月推出“优秀科研成果优先发表平台”，正是考虑在确保学术质量的前提下，优化稿件审核和出版流程，大力压缩各流程时滞，提高出版效率，构建快速交流的学术交流生态系统服务作者［12］。国内平台需要加强对国际标准化技术的学习与应用，通过国际通行的标准化技术支撑，加强数据的多平台交割、共享、互联，提升信息的快速传播能力，增强国际显示度和国际影响力［13］。

学术期刊是科研成果集中记录和交流传播的基本载体，也是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然而，随着中国学术期刊运营市场化、学术商品化、评价功利化、监管虚空化等倾向，中国学术期刊出现倒逼转向和自我救赎。

1学术期刊的倒逼转向

1.1制度逼迫

2015年8月18日，主持审议通过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指出学术期刊是“双一流”建设的孵化器。2015年11月3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5部委联合《关于准确把握科技期刊在学术评价中作用的若干意见（科协发学字〔2015〕83号）》，学术期刊是原始创新的重要平台。2015年12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94号），健全激励创新的学术评价体系和导向机制。2018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简称“两办”）印发《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通知（中办发〔2018〕6号），探索建立基于道德操守和诚信情况的评价退出机制。2018年7月3日，“两办”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改进科技人才评价方式，加强事前事后监督评估。在学术期刊管理归属上，201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新闻出版管理职责划归中央宣传部。

1.2竞争逼迫

ScienceCitationIndex（简称SCI）和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简称SSCI）等国外索引数据库建立的初衷是对科研成果进行多方位的评价研究，从影响因子校对学术期刊的排名，以此进行绩效评价，从而评判学术水平，已成为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甚至拥有权威地位。中国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中，SCI/SSCI等期刊在项目申报、项目验收、绩效考核、职称评定、荣誉评选等政策中出现了过渡神化，越来越成为中国各高校及科研院所等衡量其基础研究实力的评价标准，甚至出现“唯SCI/SSCI论”的现象，使得其对优质稿源的竞争成为我国学术期刊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同时，国内部分科研工作者为了彰显自身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刻意并片面追求自身及其研究成果的国际化，大量高质量的原创成果和优秀成果纷纷转化为英文论文涌入SCI/SSCI期刊，其中大量期刊的影响因子较低、影响范围有限。LetPub《2017年中国高校发表SCI论文综合排名报告》指出，2017年中国科研人员发表SCI论文已达33万余篇，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国外SCI/SSCI期刊对国内科研工作者优秀成果“袭夺”直接推动了针对中国科研工作者的“吸血期刊”和“掠夺者杂志”，致使论文造假灰色产业链呈现“职业化”，撑起了中国论文大国的虚假繁荣。同时，也造成了国家巨额科研经费的外流。而中文期刊论文服务国家实践发展需求的学术价值和认可度被严重低估，严重冲击了中文期刊的可持续发展。应尽快改变现行的唯SCI/SSCI衡量科研能力的扭曲现实，改革学术成果认定和“学术帽子”评选，从重视期刊级别与影响因子转向重视基础科学论文的原创性、科学性、创新性和应用科学的社会效应、文化效应和经济效应等应用评价[2]。

1.3自我逼迫

科技期刊是专业学科及科学研究领域重要的知识传播载体，是研究学习专业学科的重要科技信息来源。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时代的到来，科技期刊通过网络传播的方式得到了更多学者及读者的青睐，我国科技期刊采用网络传播的方式也逐渐成了主流。本文以拥有独立的网络传播媒介的期刊、2018年较有影响力的科技期刊、同学科领域的国内外期刊、学术影响力相近为基本条件，选取国外有代表性的7种期刊平台进行研究，选取期刊分别为《Cell》《Nature》《TheLancent》《NatureNanotechnology》《JournaloftheAmericanChemicalSociety》《PhysicalReviewLetters》《ChemicalSociety》《NatureMaterals》，分析这些先进期刊网络传播效果的差异，以期促进我国科技期刊网络传播效果的提升。

1国外科技期刊网络传播效果维度分析

1.1传播路径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受众对网络获取信息手段的掌握和普及，学术期刊网站传播路径已从初期的自办网站单一途径向全口径、多路径、多媒介的方向发展。学术期刊网络的传播方式从自办期刊网站发展为通过专业科技类网站、综合类门户网站、社交网络、移动终端无线网络等多种网络传播途径提升传播效果，起到传播科技信息，促进学术论文资源共享，提高学术期刊影响力的作用。通过研究可以看出，国外网站的传播路径选择具有较强的目的性和较好的传播效果，值得我国学术期刊网站学习借鉴。笔者从路径选择偏好、载体倾向选择、新闻化比较、受众参与度比较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1.1.1路径选择偏好

国外科技期刊论文传播更倾向于借助媒体的优势进行内容公开，而学术观点的交流互通主要通过媒体的社交网络工具得以实现。国外学术期刊网站更加注重社交沟通网络平台在传播中的运用，大量的国外学术期刊网站都有Facebook、Blogs等社交网站的链接入口，用户登录社交网站可点击链接进入相关主题进行学术讨论，丰富了学术期刊的受众接触面和传播路径。例如《Nature》网站上有Blogs入口链接，网站用户可点击链接进入Blogs平台中用户关注的相关主题区进行讨论，促进学术交流。

1.1.2载体倾向选择

摘要：翻阅世界顶级科学期刊，每本期刊的封面都如同“工艺品”一般，顶级科学期刊很好地在艺术与科学之间寻到了一个完美的契合点，解析世界科技期刊封面内容与艺术画作之间的内在联系，挖掘科技与艺术间的交融互通，促进艺术于科技发展，推动国内杂志风向。从图像学、符号学出发，对科技研究成果即引用名画间内涵进行探究。

关键词：国际科学期刊；期刊封面；经典艺术；图像学；符号学

如今，国际科学期刊杂志不仅对科学知识有所研究，而且对大众所理解的具有严肃性、认真性、一丝不苟性的“科学”名词给予了另一种解释，科学也可以富有艺术气息。翻阅世界顶级科学期刊，每本期刊的封面都如同“工艺品”一般。赫伯特•斯宾塞曾指出：国际平面有时会被界定为一门研究符号学的学科，所以在理论层面，国际平面也是与符号学相关的一类。符号学当中的“能指”“所指”、信息交流方式及字面、语言和图像，在同样语言和图像的呈现当中不仅仅只代表了一种物体或观念，而是可以有着多种表达方式，此类表达并非消极，更多带有积极意义[1]。顶级科学期刊也以此为基础，通常只有专业人士才能解读的论文，通过图片或图片变形来呈现科学研究成果、传递科学知识使它们变得易于理解。现代图像艺术作为现代科技和艺术的完美结合，分享和传播必将带来更多的趣味性。顶级科学期刊很好地运用了这两大特性，在艺术与科学之间寻到了一个完美的契合点，从图像上的运用延伸至内涵之间的相互影响、借鉴。在探究世界科学期刊封面内容与艺术画作的内在联系时，笔者以封面期刊上所展示的图片、论文及所对比的艺术作品间存在的联系进行分析，品读图像与论文间的相互联系与互通内涵。钱学森先生曾在几十年前便强调过，国民不仅需要科学技术知识，更需要文化艺术修养[2]。回头看国内期刊，生硬的字体、简单的几何图形就是一期科学期刊的封面。

一、科学期刊封面图像示例

（一）悄然融入的浮世绘

1.凯风快晴

《GenestoCells》是一本由日本分子生物学会发行的细胞生物学学术期刊。此期刊是一本独具风格的杂志，能将浮世绘作品与生物学不露声色地融合其中。2014年2月期刊上的画作源自“三十六景”之一的《凯风快晴》。被称为“浮世绘之王”的《凯风快晴》，描绘的是“赤富士”时的景象。在夏日晴朗之时，太阳初升。此期刊封面中的细胞质所含有的器官都包含于改写版的《凯风快晴》之中。期刊中富士山被红日映照，山体通红。“凯风”则是指从南方吹来的风，将云朵的形状自上而下呈现出不同的纹理，鳞片状的云有的似光滑内质网、有的似糙面内质网、有的似运输囊泡。由于《凯风快晴》的作者葛饰北斋受印象派影响较大，而细胞器研究出现重大突破也是出现在这个时期。不论从科学或是艺术的领域都是中西方交流与互通的最好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