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诸多的重写文学史、文学思潮史的努力都是在“现代性”的理论视阈中展开的，“现代性”观念的引入给中国文学研究开辟出了一个新的疆域。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现代性”的同一冠名之下，其内涵在不同的表述者那里却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是大相径庭，相应地，以现代性理论为指导而进行的文学研究也充满着歧见和争议。本文在这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探析。
一、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的三个维度
在众多关于“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的成果中，杨春时先生在指导写作《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时提出的思路比较有创见。他不但用现代性理论阐述出文学思潮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外部因缘关系；而且还具体界定了作为时代总体精神的现代性与文学思潮之间的内在纵深关系，用现代性理论建构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发展的立体构架。这个立体构架的竖向一维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发展的时间阈限进行确定。在“现代性”这一全新的理论视野下，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起始阶段应该从晚清开始而不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这一点已经在学术界取得共识，但“晚清”的起始年限到底该落实到哪一年哪一月却没有定论。笔者在写作过程中提出现代文学思潮的滥觞时期是从1902年的“小说界革命”开始并延至民初，这个边界的确定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它发现了现代文学思潮发展的一个坐标点，而更在于其能揭示出文学思潮从现代性那里获取的质的规定性——这从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梁启超在这个时期的明确的理论主张中可以看出来。
其次，以现代性与文学思潮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推导出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现代文学体系中的准确位置，可以构成现代文学思潮构架的横向一维。现代性入侵之前，中国是朝代国家，只有“天下”观念而没有“世界”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代文学是由自身文化孕育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发展的。现代性入侵的危机一方面引发了中国社会的震撼和剧烈变动，另一方面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文化思想资源，促进了中国文化朝向世界现代文化的变革。在这种交错着外迫性和外源性的复杂现代性冲击中，为谋求中国变革的对策，中国文学也做出了朝向世界现代文学发展的回应，开始慢慢融入到了世界文学体系里。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是以世界文学思潮作为摹本的，因此有基本内涵的一致性，但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相对于世界文学思潮来说是后发性的，学习过程中的选择与误读，又必然地形成了自身内涵的特殊性。
最后，这个文学思潮发展史的立体构架在纵向一维，是用现代性的层次结构分析理论纵深探讨各种文学思潮与现代性之间的深层关系。这是造就这个文学思潮史研究的几个维度能贯通一气的核心精神所在，不然，便成为表面化的各种文学现象的简单罗列。杨春时先生把现代性结构划分为感性层面、理性层面、超越层面，他认为不同的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不同层面内涵的审美回应，这样，通过这些对应点的阐述，就合理地解释了存在于不同文学思潮之间的紧密纽带，诠释了文学思潮更迭的深层逻辑动因，充分地说明每个文学思潮都是从具体的文学发展经验中抽取出来，却又能在深层的逻辑关系上合成一个整体。
二、现代性与现代文学思潮的范畴建构
韦勒克曾经说过：“理论问题的澄清，只能在哲学的（即概念的）基础上得到解决。”而一部文学思潮史的编撰，首先要澄清的第一个理论问题就是对“文学思潮”概念的确立。杨春时先生认为“文学思潮是大规模的文学运动，是一定时代产生的共同的审美理想在文学上的自觉体现。从根本上说，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的一种特定反应。”可以看出来，这个定义关于“文学思潮”的内涵与外延都是相对确定的。具体来讲，文学思潮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性发展给文学思潮的形成、发展创造了各种可能条件，而文学思潮则是文学对现代性做出的审美回应，不同的文学思潮是文学对不同的现代性内涵做出的回应，现代性是发展变化的，文学思潮也就会有不同形态的变迁。在更详细的展开阐述中，杨春时先生又从现代性的理论视角出发，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方向轴上论证了现代性与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明晰的、逻辑严密的、完整的概念界说，在中国文学思潮的概念史上独树一帜。
确定了“文学思潮”的概念分析后，对具体文学思潮的命名是该书的又一个亮点。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一书中有两个全新的文学思潮：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和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杨春时先生认为启蒙主义是个独立的文学思潮，他指出：“启蒙主义是争取现代性的启蒙时代的文学思潮，启蒙理性成为其主导思想。”启蒙理性以个体价值为本位，宣扬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思想观念。根据这个分析，他界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启蒙主义文学的三个时期：一个是辛亥革命前后晚清文化启蒙运动中的文学变革，属于启蒙主义文学在中国的滥觞时期，第二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是启蒙主义文学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时期，第三个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启蒙运动时期，这是启蒙主义文学遭到长期压抑后重新勃发的新时期。
对新概念的命名往往要牵扯到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些概念的运用，比如在中国人印象中最经典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中被杨春时先生纳入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那些文学活动，就原有的认识框架中它是属于现实主义的，还有少部分是属于浪漫主义的，而革命古典主义则是原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怎样来解决这个混乱纷杂的问题？还是从现代性与文学思潮的内在逻辑关系出发，杨春时先生认为浪漫主义是现代性开始确立时代的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的第一次反抗。浪漫主义以理想和诗意反对工业文明、工具理性和世俗化的统治。现实主义是现代性获得迅速发展时代的文学思潮，现实主义以人道主义为武器、以写实为手段来揭露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灾难和人性的堕落，从而成为继浪漫主义之后又一次对现代性的批判。而现代主义是现代性走向成熟时代的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彻底抗议、对理性的全面反叛。可以看出，在现代性视阈下，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都有了新的内涵和新的位置确立。可以说，这些概念的全新命名和诠释以及对习用概念的重新梳理和界定，在较大程度上打破了人们的旧有认识框架，完全深刻地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p#分页标题#e#
三、现代性与文学思潮研究的透视主义
韦勒克提出在文学研究中要使用“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的方法，以纠正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偏颇。对文学研究作“透视主义”的处理，就是要把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相结合，研究者在某种理论框架和取舍标准的指导下，走进历史深处对各种文学现象的细节进行冷静客观考察，以期做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韦勒克认为在文学研究中不持任何评判标准的相对主义会导致研究者把目光纠结于文学活动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办法做出深入的内在分析，很多简单罗列各种文学现象、堆积文学史材料的文学史、批评史、思潮史即属于此类。可实际上“想要一种完全中立的、纯说明性的历史，在我看来只不过是幻想。任何历史都不可能没有一种方向感、某种对未来的预见、某种理念、某种标准以及某种后见之明”。文学研究的另一个极端是“绝对主义”，它过度地从某种理念、某种标准出发强行去为文学现象寻找规范，最后文学研究变成一种僵硬的理论嵌入，变成对某种理论的格式套用。这种方法看起来是对文学活动的实质进行探寻，实际上却往往脱离文学的实际。
以上关于文学研究中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两种方法的弊端，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的诸多成果中，也有很明显的显现。建国后以苏联文学研究模式为样板而进行的文学思潮撰述，都成了政治理论对文学的强行嵌入式研究，遮蔽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内部丰富性。而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热潮掀起后刚开始几年的很多著述，在摆脱了政治-文学模式后又没有树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其对文学现象的分析便没有办法做到理论上的穿透，只能停留在文学现象的描述和史料的堆积，不能有效阐明文学思潮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因。《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运用了现代性的理论视野，但全书的编撰不是把现代性理论生硬地套用在文学研究上，而是如韦勒克所提倡的运用了“透视主义”的方法，在理论的阐释过程中非常尊重各种文学现象的具体性和历史客观性。
比如，全书的编撰是以西方现代性与现代文学思潮发展为参照框架的，但书中时刻有种关于“共性与特殊性”的问题意识，论者总是从具体的文学活动、文本特性及其历史境遇中去挖掘这种“共性与特殊性”，既没有直接简单挪用西方文学思潮发展的历史排列线索，也没有把中国各种文学思潮的精神内涵与西方文学思潮的精神内涵做简单地对应，而是历史地去探寻各个文学思潮的内涵。书中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发展的历史语境是中国现代性的外迫性和外源性、中国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错位与复位，而不同形态的文学思潮与这一语境都是具体而逻辑地关联在一起的，全书也在这一历史语境下合理地辨明了相同形态及不同形态文学思潮之间的相通之处与相异之处，在展现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全貌的同时，也对各个文学思潮的历史价值和地位进行客观而公允的评述。
但是我们也毋庸讳言，对文学思潮所做的研究，无论多么力求客观公允，研究者所采用的研究框架和评价标准始终还是要带上他的主体性特征，而这个主体性特征是由研究者自身的历史性形成的。文学研究的“透视主义”方法在要求研究者尊重研究对象的历史性时，也高度肯定研究者自身的这种历史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