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理论教程的学术史意义

2022-09-21 15:10:45 来源:写作指导

现代文学理论教程的学术史意义

“现代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命题,受近年文艺学研究中“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研究路向启示,这方面代表性的文献如殷国明《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张进《中国20世纪翻译文论史纲》,罗钢《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与西方文学理论》,陈厚诚、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等。这类研究表明,百年来我国学者对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不同流派的不断译介、引进,并非如习见认为是移植照搬、“拿来”,而是依据本土文化资源与现实状况,在具体的思想文化、理论实践中,往往存在着诸多的选择与变形处理。

如罗钢分析郭沫若前期文艺思想与西方浪漫主义的关系,指出其泛神论思想等与康德、斯宾诺莎思想的联系及区别,从而说明郭沫若在接受浪漫主义影响时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与变形。罗钢认为,研究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就是认识把握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创造性转化问题。“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命题,实际上是一种“元命题”。而“现代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即指现代的文学理论教程,20世纪初经由日本进入我国,百多年来经历民国、新中国的不同历史阶段,在传统文论、马列文论、西方文论三者组成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几代中国学者走出了一条进行文论体系建构的探索之路。本文拟在“现代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的视域下,讨论、考察2002年以来国内陆续出版的几本探索性的文学理论教程,主要如南帆的《文学理论新读本》、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王一川的《文学理论》等。这些教程,有学者概括为“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理论教材”(方克强“后现代语境下的新世纪文学理论教材”《文艺理论研究》)。

在进入本文论题之前,对现代文学理论教程的发生、发展,做一番简要的历史回顾与梳理,是殊为必要的。现代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实际上是中国自先秦两汉以来两千多年的传统文艺理论教育,在晚清民国之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大背景下,和社会文化诸多领域一样,发生现代转型的结果。中国的文艺理论原本没有教程,依托于经史子集诸多著作,靠士人举子、官宦等,以之指导、评价当时的文艺现象和文艺活动。20世纪初废八股、废科举后,经史著作不为所重,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益遭冷落。至此,在古代的辟雍、泮宫、庠、序、学校和后来的书院、私塾中,承传数千年的自《尚书》《周易》《周礼》《诗经》《春秋》以降的古老文论教育传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型与嬗变。要言之,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传承,是通过特殊的、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教育的传递方式。中国古代有文艺理论教育,但不是独立的专门的文艺理论课程的教育,而是附丽于其他的社会文化活动方式。中国古代有文艺理论著作,但不是作为讲授的教程,不是作为教程编撰的。

现代的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的开端、形成,应与西方现代文艺学、中国现代文艺学的起源、发生做一定的辨析区分,以进一步明晰认识。现代的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的发生,则与现代学科教育制度在中国的扎根与建立直接相关。1895年甲午海战的失败,进一步逼使当时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与朝廷共同发动了,最终归于失败,但变法期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等保留下来。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教育的确立,施行现代学科教育,当时还兼有国家的教育管理职能。以此为开端,1905年废除科举后,现代所谓“新学堂”的大量中学、大学,便首先在我国各大中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武汉以及江浙等先进地区,如雨后春笋般的先后建立起来了。这些学校,不同于传统的书院私塾,教授现代教育要求的各门学科课程,这直接催生了编撰现代学科教程(包括文学理论教程)的需要。民国前后现代教育制度、新学堂的建立情况,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叶文心在其研究专书中有周详的介绍与探讨。自1914年姚永朴在北京大学编撰《文学研究法》以来,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大批的西方文论教程开始被翻译介绍进来,本土文学理论教程的编撰也逐渐兴盛起来。在民国时期,主要有三类。最早受“中体西用”等保守思想的影响,出现了一些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内容,适当借鉴西方现代文论体系的体例框架的教程,尝试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此后,一些学者奉西方文学观念如情感论等为圭臬,移植理论体系、范畴原理等;三十年代后,受“革命文学”兴盛影响,出现无产阶级模式的教程,倡扬无产阶级政治功利的文学观,开始以意识形态、现实主义、典型等为核心范畴。民国时期的文论教程,政府没有统一的规划要求,故总体体现了个人著述、民间话语的特点。

新中国建立,50年代到1958年以前,应大一统意识形态的要求,教育部编写全国高校统编教材的精神,模仿苏式文论,一些学者尝试编撰新中国的文学理论教程。1958年中苏交恶“,”运动开始,新民歌运动兴起,文学理论也强调要自力更生。当时极“左”思潮日益扩大,随着学生编教材的热潮,的《讲话》被直接作为教程内容。到了1962年左右,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了两本文学理论教程,即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蔡仪《文学概论》“。”时期,百业荒废、文苑凋零,文学理论教程也少有进展。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使文化领域展现了丰富活跃的发展形势,文学理论教程的编撰日益多元活跃。

以“审美论”为发展契机,出现了一批反思、探索性的教程。到上世纪90年代,童庆炳以“审美意识形态论”为文艺学第一原理的《文学理论教程》,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前面对“现代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作了一番简要的勾勒。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日益深入,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兴起。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思潮日益占领潮头,强烈影响着文学研究者。如前所述,2002年以来陆续出版了一批思想基础、理论面貌与前迥异的文学理论教程。指导思想,是一定理论体系的根本基础。历史地看,有什么样的思想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体系构成、问题域、体例框架等。这方面,近年来有研究者作了专门的“文学理论的提问方式研究”博士论文,很富于启发性。新世纪出版的几本新著,是新中国文学理论知识体系建构的突出重围之作。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童著《文学理论教程》,虽然有很多突破与创新之处,但其基本文学观念终究未脱“意识形态”的框架,虽然童先生曾强调他的观念核心是审美,意识形态只是一种功能性借用。另外,《文学理论教程》本质论的体系与各分论来源驳杂背景相异的理论内容之间,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与矛盾,难以形成理想的通约性与整体性。这些现象都表明了童著《文学理论教程》的过渡性。#p#分页标题#e#

这几本新著,在思想基础方面有共同性,那就是后现论,主要理论来源包括福柯、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意识形态理论,乔•卡勒的后结构主义文学思想等。几本新著标举历史主义、反本质主义,强调文学理论的历史化、地方化、批评化。英美的文学理论教学,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在新历史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就结束了韦勒克等为代表的本质主义理论传统,开始了多元开放的理论追求,日益走向批评化、流派化的理论介绍。一直持续至今,陆续出版了大批该类型的文学理论著作。试参看2007年美国耶鲁大学PaulH.Fry教授的“文学理论导论(Anintro-ductiontotheoryofliterature)”课程内容:前言;走进和走出循环解释的方法;文本结构的阅读;艺术作品内在自主结构的观念;新批评主义和其他西方形式主义;俄国的形式主义;符号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文学;解构主义;弗洛伊德和虚构型小说;关于雅克•拉康的理论;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理论;后现代精神;社会性的渗透在读者和文本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政治无意识;新历史主义;经典的女性主义传统;非裔黑人批评主义;后殖民批评主义;酷儿理论与性别操演;文学研究方面制度的建设;理论的终结;新实用主义;深思:现在谁不憎恨理论?此课程内容与拉曼•塞尔登的新文论教程基本相同。而我国文论教程发生这方面的变化,则到了新世纪,几本新著的出现。

同样作为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理论教程,从所谓“知人论世”的视角看,南帆、陶东风、王一川几位学者,个人的学术经历、学术兴趣等,实际影响了他们具体的理论建构面貌和构成特点。南帆当年读研时的导师,是古代文论专家徐中玉先生。他在早期研究新时期先锋小说的叙事学理论著作《小说艺术模式的变革》中,就有意识避免形式主义,注重揭示、概括小说艺术形式与特定社会文化语境、审美意识、情感模式的构成关系。在其《文学理论新读本》中,文学观念呈现双重性,他注重本质主义、历史主义的文论线索梳理,强调文学与文化、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显示文学理论是文化理论的意向,文学理论也参与实践意义的建构、塑形文化主体,明显参考了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乔•卡勒的后结构主义文学论著《文学理论》。陶东风以《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名世,后来致力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文艺学学科反思,并倡导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中,在浩瀚的文论史材料中梳理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使理论趋向历史化、语境化。有学者曾批评陶东风的反本质主义“只破不立”,不重视建构。陶撰文就此进行了批驳辩白,强调反本质主义并非不重建构。德里达解构主义是反本质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南京大学肖锦龙教授在《德里达解构思想性质论》一书中,强调解构主义是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而非反中心。王一川钟情于中国诗学,致力于将其汇入世界文学理论。他的《文学理论》,以提炼总结于中国传统诗学的“感性修辞诗学”为基础,注重鉴赏、作品分析,强调理论的操作实践性意义,不求宏大叙事式的理论体系,从而使理论富有了批评话语品格。

按美国詹姆逊的观点,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的文化形态。而我国目前正在致力于工业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因此后现代主义与我国主流社会文化、文学还是有一定距离。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认为,九十年代以来,冷战结束,不同文化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对立而成为主流。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使美籍日裔历史学家福山开始反思其“历史终结论”的有效性。复旦大学邓正来先生等学者大声疾呼在世界文化交流发展当中中国的话语权。邓正来先生在其《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等研究成果中,倡导问题为中心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强调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的新格局中,与中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文化建设中国的发言权。在此背景下,后现代主义文化与文论,对于研究历史,对于中国文学理论教程的历史反思与未来建构,其参考价值与启迪意义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