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语言研究创新发展

文学语言研究创新发展

 

文学语言研究中的“三不管”沉寂局面,一时很难突破,其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者循规蹈矩,踏着前人的脚印,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半步。视野越来越狭窄,范围越来越细小,论题越来越陈旧,好多值得令人思索与玩味的宏观现象•,不少文学爱好者需要学习与借鉴的微观侧面,均被学者研人视而不见,或故意回避,不敢认真去挖掘与研究或老是旧调重弹,不断重复前人已经发现或解决了的问题,不厌其烦地阐发古人早已论实了的结论。死抱现成的知识不放,不想发现新现象,扩大新视野,自己不能独立思考解决新问题,总结新规律,因而论题再也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与兴趣,成为滞销的故旧产品而失去了读者市场,原也是不足为怪的。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语)经济发展如此,文论建设也是如此。墨守成规,固步自封,跟前人洋人邯郸学步,只能自甘落后,难望世界先进之林的项背。   “创新”往往是科学创造发明的先导,是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驱动力,是沟通人们创造性思维的桥梁。   一个民族突出怎样的思维方式,就会产生怎样的社会态势;创新思维发达的国家,往往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先进国家。下面想谈谈新近发现的几个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国人主要的审美意识及其表现方法。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审美意识的产物,它肩负着表现国人主要审美意识与审美信息的重任,‘反映国人文化生活与社会风尚的神圣职责。所以首先要深悉国人的审美情怀,要熟识他们惯常使用的主要审美观点及其主要的表现方法。   一提到审美观点与表现方法,人们就会想到:“眼见之美与耳听之美”,以为这是最主要的美感。人们喜爱欣赏舞蹈、音乐,就是具体的体现。其实这是从外国来的“舶来”看法,如其真是这样,那么文学作品中应该大量表现这方面的美感了,但经常看中国文学作品的读者,也许会提出异议,好像并非如此。中国人的最基本“审美情趣”与“审美意识”,似乎并不是这样的。   根据传统习惯,中国人处处用“味甘之美”来表达美感。譬如评论文章,美好的文章用“意味深长”、“回味无穷”、“耐人寻味”来赞美;差的文章用“枯燥乏味”、“味同嚼蜡”、“索然无味”来批评。   好的文章,还可用“犹食青果,起苦涩而后获清香”来比喻。,如为广大读者欢迎,取得轰动效应的就用“脍炙人口”来形容。例如:“白乐天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之类的诗在中国的旧社会中,一千多年来都脍炙人口,”•…”(郭沫若《关于白乐天)})由此可见,国人是以“味甘之美”作为最基本最主要最权威的美感标准。   也不限于评论文章或文艺作品,其他看到的或作者系全国文学语言研究会名誉会长。   听到的美好事物,也拿“味美”来评论。譬如听到好听的音乐或歌唱,也用“听得津津有味”、“歌声甜美”等来表示;最典型的例证是:“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日‘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杨伯峻译注云:“孔子在齐国听到韶的乐章,很长时间尝不出肉味,于是道:‘想不到欣赏音乐竟到了这种境界”,。(《论语译注)})可见音乐“味道”之胜过“肉味”,顿使肉味感觉淡化而消失。又如看到美好的风景与形象,也用“看得津津有味”“秀色可餐”等来表示。例如:“韦小宝侧头看去,见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脸蛋微圆,相貌甚甜,一双大大的眼睛漆黑光亮,嘴角也正自带着笑意。”(金庸《鹿鼎记}))形象美好,被写成“相貌甚甜”。又如:“曾仁祥酷爱山水,寄情自然,认为‘姿三洞之胜闻天下’,因此,在任官期内,特请亲朋好友前来分享饱餐‘三十六洞天’的奇景秀色。”(《金华日报》1998.7.27)对“奇景秀色”也可“分享饱餐”。由此可知,不管“听的”、“看的”,都可用“味觉”来表示美感。   此外,礼仪交际、谈吐对话、鉴赏书画、评论事物等等,不时运用.‘味觉”来表示。因此,“味甘”的美感,不仅是国人主要的审美意识,而且也是表现审美意识与信息的主要方法。例如:善于说动听好话的,称为“嘴巴很甜”;双方同心之言称作“甜言蜜语”;阴谋家表里不一的谈吐,被名为“口蜜腹剑”。听了悦耳舒服的话语,会说“好像吃了一杯冰淇淋”;描写城市的宁静的夜晚却说:“城市的夜,恬静得像一杯冰镇汽酒”(言辉文);“少年冠军”小彬彬,认真地在父亲棋摊上学习,也说“看得津津有味”(《报刊文摘》97.10.23);描写战争也说:“充满着火药味”,甚至有人说:“含着药味的月色”(陈耀炳文);生活过得很美满,也可说:“看到房东老太太一个人过得有滋有味儿”。(同上《文摘》)现代大作家郭沫若、茅盾等都很长寿。他们认为书笔有味,似美撰佳肴,可滋补养生。宋人李淑就有“三味”之论,认为经书味同“太羹”(肉汁),史书味同“折姐”(肉食),子书味同“酶酿”(肉酱);周带堂认为,“三味”是指“经书如米谷,史书如蔬菜,子书如点心”;寿沫邻则把“三味”理解成“读经味如稻粱,谈史味如肴撰,诸子百家味如酪酶”。苏东坡也认为读书既饱“眼福”,又饱“口福”。钟嵘在《诗品》里明确提出“滋味”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钟嵘已经知道美在“滋味”,知道“文已尽而意有余”(即“余味”)更美。因此,羊羔美酒、山珍海味象征着最美好的生活。每逢喜庆节日,人们都以特殊食品宴请家人或客人,作为欢庆方式:如元宵煮汤圆,端午裹粽子,中秋尝月饼,春节吃年饭等等,很少举行“舞会”或组织“家庭音乐会”,由此可见国人的美感倾向所在。#p#分页标题#e#   究其原因,西方在公元前384年,希腊、罗马就有“悲剧”(摹仿好人)、“喜剧”(摹仿坏人或滑稽可笑的人);“酒神颂”利用双管箫乐和竖琴乐摹仿各种声响。因此,柏拉图、亚理斯多德、贺拉斯等美学家,就有条件开始讨论与研究形象之美与声音之美诸问题,从而创导产生了“理念”“摹仿”等的“感性学”,所谓“Aestheties”(美学)。中国在同一时期还没有戏剧,要到元、明以后方慢慢兴盛起来;当时可能大部分人还处在游牧时代,以放牧六畜为最关心的对象。所以认为羊是六畜中最可口的美食,使我联想到《说文解字》中关于“美”的解释:“美”从羊大,羊大则肥美;美,甘也。(见《说文解字》羊部)这也许是中国人“美感”的起源,也反映了传统主要的审美观点与审美意识。以后,也可能会向其他方面,如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发展,但“味甘之美”(即“味觉之美”),一直“雄居首位”是毋庸置疑的。   这也许就是与西方美学中心不同的根源,也许就是今后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修辞论美学”的基础。   第二个问题,面相声气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因素。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语言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正如刘禹锡所说:“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   刘祝也说:“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文心雕龙•夸饰)))要深刻全面地塑造人物的思绪、情怀乃至灵魂,还得仰仗其他许多非语言成份的襄助,才能成功地完成。譬如语境、神色声气等的描写,都是不可或缺的。前者是外部环境的刺激与影响,当另文叙述,暂且勿论;后者却是人物内心活动的伴随产物,须臾也不能分离。诸如脸色、神情、声气、身势以及一些姿态与动作,均是人物精神世界的直接表露。西方语言学家把“一切伴随着人、附着于人的符号,如声气息、面部符号、身势符号伴随的物理符号(物体),多方面的附着符号,形成了一个与话语同步的符号集合,于是成为符号来。”①声气息是人的生命意识,刻划描摩声气息是创造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这个理论与卜商的《诗序》所言,略有相似。他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故磋叹之;磋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其中“磋叹之”就是与“声气息”有关,“永歌之”是朗颂与歌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当是身势动作了。可惜,后来没有人仔细研究下去。   塑造人物形象,单纯描写人物的外表与话语,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往往使人物流于单薄平面,缺乏生气。对声气息等非语言符号的描摩,是协助雕塑人物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它不单是语言的一种补充,而且是更加细致真实地刻划人物心态气味的要件,可以多方面帮助作者发掘与表露人物的生命气息。   下面仅就三个方面举例说明:首先,它是参与传达人物内心情慷和意图,显示人物各异的性格的重要侧面: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往往被情绪与意图所组成,语言无法表达的地方,可由声气息态协助透露。例如:①李莫愁举拂尘正要击落,见武三娘持剑在侧,微微一笑,说道:“既有外人插手,就不便在屋中杀人了!”她话声轻柔婉转,神态娇媚,加之明眸皓齿,肤色白腻,实是个出色的美人,也不见她如何提足抬腿,已经飘飘的上了屋顶。   (金庸《神雕侠侣}))李莫愁武功高强,行事毒辣,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但平时态度却温文尔雅,遇险不惊,神态自若,从容不迫,一副“艺高胆大”的武侠气色。这种内心与外表看似不一致实质上一致的性格,通过“微微一笑”、“轻柔婉转”、“神态娇媚”、“飘飘上了屋顶”等表情、声气、神态、动作具体又细致的描写,就逼真传神地表现出来了;光听她“不便在屋中杀人”等话语,是无法窥见她的性格的。   ②韦小宝虽然油腔滑调,言不由衷,但生性极爱朋友,和人结交,倒是一番真心。这一路和众僧谈谈说说,很是相得,陡然说要分手,心中一酸,不禁掉下泪来。(金庸《鹿鼎记》)韦小宝是一个狡猾机灵、又颇重义气的市井无赖式人物。据作者金庸在后记中介绍,只有他的“重义气”值得学习。此例通过对他脸色面相、语态神情的论述,既“油腔滑调,言不由衷”,又“极爱朋友”,“颇重义气”,陡然分手,居然“掉下泪来”等描写,他的性格的两个方面,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其次,面相声气,还可帮助挖掘人物内心世界的秘密,深刻揭示他的真实情感与意图。例如:③过不多时,澄心、澄观、澄光、澄通四僧齐来求见。韦小宝让四人入房,眼见各人脸有惊惶之色,他伸个懒腰,打个呵欠,懒洋洋的问道:“各位有什么事?”   (金庸《鹿鼎记)))韦小宝见各人“惊惶脸色”,知道事态严重,他们都忧心仲忡,便故意装出“伸懒腰”、“打呵欠”、“懒洋洋”、想去“睡觉”的样子,通过这些面相动作,显示自己束手无策;其实早已“智珠在握”、“成竹在胸”,有意戏弄他们以表示自己的高明。除了玉林微微一笑,略有察觉外,其余众僧无不被他装模作样的表面假象蒙蔽。作者这样写,用以揭露他诡计多端、狡诈多谋的个性的一个方面。   ④玉林接过看了,还给韦小宝,道:“原来是御前侍卫副总管韦大人,多有失敬了。”韦小宝心下得意:“你可不敢再小觑我了罢?”可是见玉林脸上神色,也没甚么恭敬之意,心中得意又淡了下来。(金庸《鹿鼎记)})韦小宝给玉林看御札后,听玉林说“多有失敬”,心中得意非凡;但看了他“脸上神色”,甚是冷淡,就推知“没甚么恭敬之意”,心中得意就淡了下来。玉林早已看破红尘,“高官厚禄”并不当回事情,因而显出“淡漠”的“神色”。韦小宝从神色中已窥知了他内心的真情。#p#分页标题#e#   可见“神色声气”,是一个人‘性命意识”的反映,面相身势也是情绪、情感的表现形式,同时也都是说话的综合信息的一部分。它们都是人体活动的结果。从生理学讲,与人的肌肉、骨骼、血液、内脏的活动,腺体和内分泌腺的变化,植物性神经的反应,大脑皮层的中枢神经的指挥有关,是取得协调一致的外部反应。②所以,从脸色、声气、身势中可以窥知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活动的秘密,可以揭示一个人的真情实意;有时“言语”还有“虚假”“伪造”的成份,而“神情声气”无法掩饰内心的真情,可以不听“言语”即可推测内心潜在的奥秘。   再次,从神情脸色、声气身势中还可推导出内心真实的意图,推导出言语的“言外之意”,即潜在的交际隐涵或含义。例如:⑤韦小宝道:“你去拿来!”那喇嘛无奈,走到那胖大喇嘛身前,叽哩咕噜的说了几句藏话。   那胖大喇嘛以藏语回答,他正在杀猪也似的大叫大嚷,再夹入断断续续的几句藏语,更加难听。韦小宝从他的语气与神情之中,料想他定是不许这喇嘛取信,当即走过去在他脑门上狠狠踢了一脚,那胖大喇嘛登时晕去,另一名喇嘛即从他怀中取出油布小包,战战兢兢的双手递过。   (金庸《鹿鼎记》)韦小宝不懂藏语,但从他“语气与神情”中推知他“不许取信”;果为所料,韦小宝把胖大喇嘛踢晕后,另一喇嘛即从他怀中取出油布小包双手递过。⑥洪教主向他微微点了点头,续道:“白龙你到得宫中,这小桂子的事,可得细细查皇帝派他去五台山,到底有什么图谋。”韦小宝已吓出了一身冷汗忙道:“是,是。”心中十分欢喜,听洪教主口气,果然是派自己去皇宫了;向胖头陀瞧了一眼,心道:“你不泄漏我的秘密,算你是好人。”(金庸《鹿鼎记)})韦小宝吓出一身冷汗,是以为洪教主已经知道“自己跟小桂子”的秘密,但听他‘旧气”,又微微点头,还要他到皇宫后把“小桂子”的事查一查,并不知道这个“秘密”,于是“心中十分欢喜”,知道“言外之意”是“派自己去皇宫”了。   由此可见,面相声势、脸色神情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方面与表现方法。虽然,除话剧舞蹈等艺术门类可以直接表现外,小说等文艺作品,仍须用“语言”加以描写,然而一个作家,如果不是有意识地注意这方面的精心刻划,势必忽略这方面生命意识的描摩,那就削弱了人物的真实性与完整性,降低人物形象的生气与活力。金庸小说中的人物栩栩如生,虎虎有活气,他对脸色神情、面相身势细致人微的雕塑刻划,实是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个问题,文学语言不是单纯的客观事理逻辑的反映,它是一种形象思维的语言,是一种饱含人物主体情绪的艺术语言,有时甚至是在人物变态心理支配下的一种非理性的语言。   以前,分析文学语言的结构与含义,强调以逻辑为基础;现在看来,这是极不妥当的。这不仅不能对话语含义作出正确完善的解释,有时还会带来困难与偏向。例如,分析“并互气“移就”、“反语”、“隐喻”等文学语言实例,往往会显得自相矛盾,有些甚至反映了个别人怪异逻辑(如“强盗逻辑”等),使解释发生了困难。于是有些修辞学家提出“有理而妙”与“无理而妙”两类的观点,想用来弥补上述分析的缺憾。   无独有偶,欧美语用学家研究语言运用二三十年,目前也碰到困难。美国逻辑学家莫里斯首先发明与倡导的语用学,原想用来弥补逻辑学的不足,更加有效地解释“交际隐涵”(即含义”)等意义问题,因而称为“逻辑语用学”(logieal一pragmatie)。目前,他们也遇到了困难。如斯波伯与威尔逊(Sporher,D,&Wilson,D)就认为反语(irony)、隐喻(mae-taphor)等用逻辑来解释,也觉得无能为力。他们建议可采用一种修辞语用学(yhetorieal一pragmatie)的方法来解释,也许对上述现象解释更有利。③可见中外学者发现问题有共同性,也可知这一问题存在的普遍性。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问题呢?我们得从交际语言,特别是文学语言的根本性质谈起。文学语言不是纯粹的客观事理逻辑的反映,它常常伴随着说话人主观的思想与感情,包括说话人的形象思维、情趣爱好、认知方法、语用策略等等非客观成分在内。因此,“客观事理”往往已掺杂着种种“说话人”的主观因素在内,所以单纯从客观的“事理逻辑”上分析,往往只能得到它的近似值;它只反映了“语言内容”的一部分,剩余了一部分,而且有时却是相反或相矛盾的一部分,使言语的真实交际意图走了样。   举个例子来说,《西厢记》第二本第三折中有一段。〔夫人云〕小姐近前拜了哥哥者!〔末背云〕呀,声息不好也!〔旦云〕呀,俺娘变了卦也!〔红云〕这相思又索害也。   按照事理逻辑分析,哥哥妹妹是直系亲属关系,现在老夫人要求女儿称张生为“哥哥”,可见她想建立和确定两人“兄妹”的“亲属关系”。如果单纯作这样的逻辑分析,老夫人言外的“真实意图”就不易察觉。事实上三个听话人,并没有完全按照“事理逻辑”推测,他们都按照自己“经验”推导,张生即从“面相声气”上察觉老夫人“声息不好”,意欲“反脸无情”;莺莺已听出“言外之音”,俺娘变了卦”了,违反先前承诺的“前提”,想“赖婚”了;红娘更已全面觉察老夫人的“真实意图”,因而叫苦使查连天,“这相思又索害也”。从此实例中可以看出,老夫人叫莺莺与张生“兄妹相称”,只是一种“语用策略”,真正的“意图”是想“赖婚”。听话的三人按照“经验”,通过“声气”、“往事前提”、“语境”等非语言符号因素的分析,终于获知了老夫人的“言外之意”。#p#分页标题#e#   第二,交际语言,特别是文学语言,是全民性的。交际参与者不可能都是理想的说话者与听话者,都是理性很强的逻辑学家。恰恰相反,其中大部分人是文化水平一般的公民,他们的语言有时很可能是“感情用事”或“一厢情愿”,言语中掺杂着大量不合理的主观想象与愿望,因此言语显得斑驳不纯,用严密的逻辑思维去分析它们的内涵,往往是格格不人的。   举例来说:“他们中最特别的有两位: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鲁迅《且介亭文集•病后杂谈)})这个例子,大家认为用的是修辞中的“并互”辞格,其内容就不能用“事理逻辑”来分析解释。   “天下人都死掉”,显然没有这事实,却又剩下三人,前后自相矛盾。其实鲁迅要说的,正是那种不管客观实际,一味主观想象、一厢情愿的人;他说的当然不合逻辑,更经不起事理逻辑的分析。虽然说的既悖于事理,又前后矛盾,但却符合这位极端利己主义者的主观愿望,所以很合乎他的“实情”。   第三,文学语言不能专门“研究人之外的语言”,不能专门研究它的结构与意义。换句话说,不能只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的语法结构规律,或只研究“符号与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的语义规律,还应该重点研究“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要研究“人与符号”的关系,因此,情况就显得特别复杂。“人怎样使用这些语言符号”,很难说就是为了“反映客观事理”,有时往往伴随着人的“情绪、愿望、想象、策略、主观意图”等,看来并不是单一的“反映事理”的动机。例如:“辜鸿铭不但纳妾,而且还有一套宣传应该纳妾的理论,他说:男子纳妾是天经地义,只有一个茶壶四只茶杯,没有见过一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   (转引自吴中杰《海上学人漫记》代序)这个比喻,初看是符合事实的,生活中确实只有“一个茶壶配四只茶杯”,而没有见过“一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但这仅是“喻体”部分,他的目的用来说明“主体”。“主体”是“只可以男人有三妻四妾,却没有女人有三男四夫的”,那是非常荒谬的。   他使用这个比喻完全是一种“语用策略”,想用合理的事实,来证明自己不合理的封建落后的人生观。我们研究“文学语言的修辞”,就是要研究“比喻”(符号)与“使用者”(辜鸿铭)的“关系”,一“本体”与“喻体”是“真一致”,还是“假一致”,不能草率地认为“喻体”符合事理逻辑,“本体”也一定符合事理逻辑,否则就会在交际中“上当受骗”。   此外,在“含义”推导过程中获知,各民族的“客观事理”不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这一民族的“事理逻辑”,有时并不完全适用另一民族的“事理逻辑”。   例如中国汽车驾驶员在美国、英国询问“什么地方可以加油?”(Couldyoutellmewhere15thenearestpetr。1station?)“您能告诉我最近的加油站在哪儿吗?”美国人答:“维修站就在拐弯处”。(sor-vieestation15justroundtheeorner.)英国人答:“车库正巧就在我们前面。”(Garage15justbeforeus.)这往往使中国驾驶员莫明其妙,以为答非所问。   其实美国的维修站业务是以加油为主,维修为辅的;而英国的车库(停车场)是可以加油的。忽略这些文化语境的差别,是推导不出他们答话的“含义”的。   由此可见,研究语用现象,特别是文学语言的语用研究,是不能单纯依靠“事理逻辑”的;换句话说,就得同时运用“智力干涉”、“语境干涉”和“非语言符号来参与”等方法,与逻辑结合起来研究,才有可能解决“疑难问题”。因此,迅速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汉语修辞语用学》(PragmatiesinChineseRhetoric),很有必要,“文学语言”的研究可以加人《汉语修辞语用学》新学科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