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任现品 单位：烟台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必修的基础课，着重研究“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实，其时间范围大致从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革命论》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说上起清末民初，下不封顶，“中国现代文学于晚清至‘五四’历史区间生成，从此便有了史迹的存在”1，它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1917年至今的基本文学史实，这是文学史的本体，二是对这些史实的记载与研究，后者是现代文学史教学的难点。其难度在于此段文学变化太频繁：从文白之争、新旧之争到文学的阶级性、民族性之争，再到文学的真实性、倾向性之争，直至新世纪的现代性之争，话语更迭此起彼伏；如果教师单纯从政治视角或人本视角、现代性视角或审美视角讲授，都很难讲清其发展轨迹的内在动力，难以解释透彻某些现象的复杂性；再加上课时减少，内容增多（主要由于现代文学史下不封顶，新的文学现象会随着历史的推进而不断出现），更会感觉授课学时不够用；学生也将被纷杂的现象淹没，难以理清其历史流脉。而以传统与西方、当时与当下为参照坐标，则不仅能梳理清其路径走向、生发动因，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历史意识，并使学生获得一种思考路径。
一横向参照坐标——传统与西方
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纷乱庞杂，这与历史距离较近有关，更和其生发动因密不可分。现代文学是传统文学的现代转型，这种转型主要来自于西方文化、文学的强烈冲击，因此，区别于传统文学，现代文学是在西方文学的强势影响下生成的，其人的观念、文学的观念、叙事技巧、创作意图等都带有着西方的色调；但现代文学毕竟生长在中国大地上，带有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神韵，其忧患意识、爱国情怀、审美风格等都与传统文学一脉相承。诚如孔庆东所说：“现代文学以其与国家民族的关系，与当代生活的关联和在整个文学研究中承上启下、左右勾连、内外交通的坐标位置更多地感召了我。”2现代文学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碰撞、交融的产物，是现代作家站在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的交叉点上的个性创造。因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中，教师以传统与西方为参照坐标就能兼顾该段文学的现代转型性与历史延续性。
首先，以传统与西方为现代文学史教学的参照坐标，有助于学生把握其演变的内在动因。如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五四启蒙先驱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大力介绍西方的社会进化理论、自由平等学说、个性解放思想等，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揭露传统文化的“吃人”本质，并以西方近代文学的体裁、分类为样式，重建我国现代文学的格局，显示出一种毅然决裂传统的姿态。但历史是无法割裂的，尽管启蒙者对传统礼教的指控沉重打击了旧的伦理道德，而引发这场颠覆运动的动机却正是对于传统儒家德性原则、忧患意识的坚守，即五四启蒙运动最核心的动力就与传统士大夫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式的忧患意识有着血脉承传的关联，现代文学中蕴含着传统文学的神髓。正是这种现代转型性与历史延续性的交错预示了中国现代文学后来的走向，如“十七年”时期对传统文学的大力借鉴。又如新潮小说的形式探索。1980年代初，一些青年学者借鉴、吸收了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等学派的思想，为中国的艺术本体论奠定了基础。而对“现代派”文学的讨论则最终使文学作为文学自身的命题“浮出海面”，即作家和批评家们开始从政治向文学本身、从外在规律向内在规律、从历史要求向美学要求转移，即从“写什么”到“怎样写”的转移。这种对“技巧”“形式”意味的注意，使现代文学在朝向自身的转折中有了一次实质性的突进，1980年代中后期新潮小说一度兴盛，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得以确立。尽管新潮小说的叙述方式有着明显的西方影响痕迹，但“这些形式实验在作为本土文学史变革项目的具体运用时，已经极大可能融合了他们对生存于其中的现实的感受”。3对现实感受的融合使新潮小说蕴含了复杂人际交往背后的传统文化心理和精彩的民间生活场景，并最终与西方形式主义文学区别开来。
其次，有助于学生理解作品、人物的内在丰富性。以传统与西方为参照阐释作品、人物的内心冲突，既贴近他们真实的生命存在，又能发现其复杂性的根源。如怎样理解《家》中高觉新的人格分裂。要理解觉新的性格双重性就必须在传统与西方的参照坐标下，结合中国现代文化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精神特点。与传统价值决裂、积极引进西方观念的新文化运动使知识分子率先觉醒，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传统伦理中心主义、等级礼教制度对个体权益的挤兑，而耳濡目染的传统伦理教育，已经内化为其价值规范，积淀为情感判断的定势，因此他们虽渴求革新，却无法割断对家庭的温情依恋。作为长子的觉新，尽管已经意识到了家族制度对自己的压制、剥夺，却总因担心高家败落、怕承担不孝罪名而不能果断地逃离出去，始终承受着新旧两种观念给自己带来的激烈冲突。又如对《创业史》内涵的解读。《创业史》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第一流的作品”，4对国家农业合作化政策的文学化论证无疑是其叙事重心，其实农业合作化、都是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跨入共产主义的必经环节，只是后来历史证明尚欠适时罢了，但这种对现代化的追求不应一概否定。值得注意的是，《创业史》在以人物的各种现实活动来构建集体创业的主题意蕴时，不可避免地蕴含了更为复杂的经济、道德、伦理等人性内涵，如隐蔽稳固的家族意识、鲜明的德治意识、男尊女卑的性别意识，从而“使小说的‘新’只体现在政治风标层面，而在伦理道德和人际关系上，依然体现了传统规范的强大约束力”5。《创业史》的丰富性正在于西方政治思想资源（“新”）和传统伦理思想资源（“旧”）的交错共存。
最后，有助于学生准确定位作家、流派等文学现象。在传统与西方的参照坐标下讲授现代文学史，不仅能使学生对整段文学有一个宏观把握，即在世界文学语境下来考察、定位，而且能使学生领悟到中西作家、流派之间的内在关联及深层差异。如“新感觉派”小说。在日本新感觉派的直接影响和启发下，1930年代中国“新感觉派”在上海兴起，尽管二者名称一样，内涵却不尽相同：日本新感觉派诞生在关东大地震的废墟上，外在世界土崩瓦解后的空虚导致了人们对一切形而下东西的否定，并开始追求超现实的美与真；中国的“新感觉派”则没有这种哲理底蕴，它伴随着都市上海的崛起而开始以都市人的眼光打量都市，细致地展示现代城市的感性生活形态，贴切地描绘都市的光色、速度、疯狂氛围及其带来的人际交往、心理状态的微妙变迁。这样的参照使中国新感觉派的定位不再模糊，因为没有一定的参照，就很难确定作家流派的共同性和独特性，文学史的整体性和作家的历史定位也将无从建立。又如陈染的个性化写作。由于极度的关注自我生命体验，也由于新时期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大陆的广泛传播，陈染的写作在其起始阶段就具有一种极为明确的女性意识；在文本世界中，她才大胆地探索两性关系中灵与肉的存在，并让女性作为两性关系中的主体出现，她们不再充当被玩赏的欲化对象，也不再维持着“守身如玉”的架势——如传统男性小说最擅长和热衷的那样，她们是绝对地以女性角色去体验爱情，传达出女性的自我醒悟。但与着力批判男权的西方女性主义不同，陈染主张写作应超越单一的性别视角，即超性别意识，“我上边所说的，不是我个人的心理倾向，更不是我个人的生活，而是作为一个作家观察世界的方式。我努力在作品中贯穿超性别意识”6。确实，真正优秀的文学艺术家，不会囿于自身的性别角色，他们有独特的心理感悟和独立的艺术追求。西方文学的有效参照既避免了学生孤立地把握文学现象，又能让学生在头脑中建立开阔的视野，使他们领悟其间复杂关联的同时获得一种思考路向。#p#分页标题#e#
二纵向参照坐标——当时与当下
现代文学史的时间跨度虽然不大，但其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一直变动不居，从五四的个性解放、文学革命，途经三四十年代的社会解放、革命文学再到“十七年”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直至新时期以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历史行程的延展性和几度的迂回性，带来了现代文学史评价的不断更易及历史叙述的不稳定性：如新时期初对“现代主义”的青睐，引发了学术界对1930年代的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诗歌、新感觉派小说的重新评价；而通俗文学在新时期的一度热读，也促使人们重新把鸳鸯蝴蝶派挖掘出来加以研究；这种不断重新定位的情形会使学生迷乱而疑惑；这就需要教师以当时与当下为参照坐标，打破对作家、流派一元阐释的局面，从不同视角进行讲授，既要解释清文学现象发生时的存在状态及其合理性，又要指出后来重新评价的时代语境和学理依据，从而再现文学史形态的不断生成性。
首先，以当时与当下为现代文学史教学的参照坐标，有助于增强学生的问题意识。以当时和当下为参考坐标，就是教师既要分析该文学现象产生时的历史处境，又要注意到当下的时代氛围，指出随着时间推移所带来的话语变迁及其引发的不同评价，引导学生思考这种差异的原由，从而培养其问题意识。如讲授京派作家沈从文，既要使学生认识到新时期以来他受到重视甚至一度热化的社会动因，指出其作品在文学的审美、人性化追求中所体现的价值内涵，也要指出他一度被遗忘的历史原因，从而引导学生多角度地贴近他的生命存在，而不是只记住一个结论；尤其要结合当下的经济发展观念，引导学生思考沈从文笔下的乡村与都市对立的原因。当时，在西方文明的对照下，中国开始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层面的现代转型，工业化的发展促成了城市的繁荣，加剧了城乡差距，而国人对城市的态度却十分纠结：有志之士渴望祖国富强，积极寻求民族复兴之路，理智上欢迎城市的兴起、商业的发展；而面对工业文明冲击自然经济所带来的农村破产，情感上很难对城市产生好感；再加上自身的生活困顿、对城市人际交往的无法适应，便格外怀念故乡，抵触工业化的城市。因而沈从文将故乡生活加以田园化，构筑起自己的精神家园，以抵御城市喧嚣对他的挤压。只有在当时与当下的参照坐标下将其中的复杂关联分析清楚，教师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理解沈从文笔下乡村素朴美好、城市诡诈肮脏的根源，确立对城市发展的当下态度，因为当下情况变化了，人们已经认识到现代化建设不仅是国家制度、思想意识的现代化，更包括物质经济的现代化，城市发展是经济现代化的结果。又如讲授巴金时，既要介绍他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又要讲清新时期以前的研究为何对此遮掩、回避，更要指出现在为何又可以直言巴金一生都在信奉无政府主义了。正如列宁所说“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7。以当时与当下为参照坐标，就是在重视基本历史联系的前提下，引导学生探寻文学现象在历史过程中的存在之由、变迁之故，找寻文学史之为“史”的内在理路，在因果关系的探寻中增强学生的问题意识。
其次，有助于学生确立辩证的历史意识。当社会向前推进的时候，人类本性及其关系的基本问题其实并没有改变，只是处理这些问题的环境已经不同了，不同的处理环境会引发出不同的处理方式。教师在讲授时，应“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8，以培养学生“胸有全史”的历史意识。如在讲授鲁迅时，既要论及其旗手、斗士的文学地位，又要让学生触摸到鲁迅那充满悖论的苦闷、彷徨：他热爱民众，但又憎恨民众麻木、愚昧的劣根性；他为反抗黑暗（外在社会的、自我内心的）而写作，但又在写作中发现了更多黑暗；在认识层面，他对旧伦理恨之入骨，并在作品中揭示出其“吃人”本质，而在行为层面，他又自觉不自觉地以旧伦理规范为尺度，在对母亲孝道情感的驱使下，违心地接受封建包办婚姻。对此教师应注意提醒学生，不能仅仅以当下的眼光来责备鲁迅反抗的不彻底性，而应以辩证的历史眼光来看待：忠孝节义的伦理规范历经千年的锤炼，已成为积淀在人们行为模式、思维方法、情感态度中的文化心理无意识，已由原来的外在规范凝聚、内化为一种先验的国民性格，也构筑了具有强大笼罩力和导向力的舆论空间；所有这一切，都使五四启蒙者对等级礼教的批判难以转化为彻底的行动，最终使学生认识到鲁迅的矛盾性并非其自身因素造成的，而是历史行程的过渡性使然。又如讲解革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在当下商业语境中谈论革命文学无疑显得不合时宜，学生对此也相当抵触，但在现代文学的教学中，革命文学又是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话题；这就需要教师以当时和当下为参照坐标，将当时的阶级革命与当下的经济建设并置在寻求现代性的历史链条上向学生解释清楚；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演变就是一个不断寻求现代性的历程：启蒙作为一种寻求现代性的方式，其目的在于思想意识的现代化；革命作为一种激进的探询现代性的行为，其目的在于国家制度的现代化；至于商品经济，则是为了实现经济形式的现代化；革命文学以革命为根基发展起来，也就相应地具有了历史的合理性。这样就可以使学生在当下语境中对革命文学有个客观把握和理性认识。
最后，有助于重塑学生的价值信念。现代文学所处的是中国社会空前未有的变革时代，对祖国富强、民族复兴的寻求一直是人们的奋斗目标，因而爱国情怀得到了多角度、多层面的展现：鲁迅《狂人日记》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揭露本身就是对民族文化期之甚殷、爱之深切的心理表露；三四十年代的诗人表达了对祖国贫弱的痛心之爱，如“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我哭着叫你，呕出一颗心来，你在我心里”（《发现》），和“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一句话》），还有艾青的《我爱这土地》、胡风的《为祖国而歌》等，无不显示了对祖国无比的眷恋与对民族新生的热切期盼；当然，也是在这种崇高信念、爱国激情的指引下，梁斌、杨沫等作家才纵身投入民族救亡的宏大潮流之中，把个体紧密团结在革命伦理的目标之下，主动地放弃个体生命的权益要求，有效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因而，尽管为人生的文学、乡土文学及此后的革命文学、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从审美的视角看成就不高，但这些作品所体现出的对民生疾苦的关注、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关心带有着深厚的历史意蕴，使学生不仅体会到理想追求的精神力量，更感受到延续不断的爱国激情才是民族复兴的关键，从而确立报效祖国的价值信念。#p#分页标题#e#
又如新时期以来的欲望书写。新时期以来，作家从个人的感知出发，细描人物的喜怒哀乐、欲望和出自生存需要的动机、意识及本能。《红高粱》中的“我”奶奶是一个充满情欲和野性的女人，她无视伦理规范，和余占鳌在高粱地里野合；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则将食、性欲看成人物生活与生命的最重要构成部分，其中的食、性描写，正是人物生命本能释放的具体表现；《废都》则借庄之蝶在性上的泛滥透露出当代人的精神颓废；《白鹿原》《丰乳肥臀》《女娲》的女主人公成了传种接代的工具，被张扬的是其强大的生殖能力。教师在讲授这些作品时，一方面要结合当时的处境，分析作家之所以这样叙事的原因：他们厌弃了时期那些虚无缥缈的政治理想，便以丰富的、原始的生命体验对抗以往那种推崇牺牲自我、献身于政治目标的反个性精神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应以当下视角引导学生认识到欲望本身无关乎善恶好坏，只是在这些作品中，欲望的张扬是作家反抗政治威压、争取个体权益的手段，即借用生命体验剥离以往的宏大叙事给社会人生所涂抹的政治油彩，展露出生命存在的本真状态。教师应向学生解释清这种艺术处理方式，让学生看到作品背后隐藏的作家的真正意图，深入作品看到本质，而不是局限于表象，使积极向上的价值追求转化为学生内在的伦理素质。
这种浓得化不开的爱国之情和对个体权益的追求极为丰富地蕴藏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教师应以一种灵活多样的方式向学生揭示其中的道德维度和价值信念，透过文学的世相百态看取人性的复杂性和积极性，并和学生一起探索个体生命的意义，使学生最终摆脱困惑迷茫，重新确立理想追求的坚定信念。总之，现代文学史教学要把对文学史实的讲授放置在传统与西方、当时与当下的参照坐标下，对现代文学做出贴近自身特性、合乎时代精神的阐释，引导学生把对文学史的学习和祖国的现代化历程及自身的人生选择统一起来，真正实现教育的深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