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议以万历癸巳京察为端,至崇祯甲申亡国为限,五十余年间,日出水火,风波赫赫,“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政治的变革、思潮的喷涌、社会的急剧裂变,由之而对晚明文坛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以东林书院起家,论文学,则激攘流派之勃兴,与公安、竟陵为伍;论学术,秉承儒家道统,尊程朱以辟王学;倡道德人格,以伦理、道义与西学结盟;以濂洛程朱之学转尚实学,倡经世致用,开启明清实学思潮之端绪。 晚明主流文学发展的脉络是清晰的:后七子文学复古———公安三袁为主的公安派———钟、谭为首的竟陵派———复社、几社的“复兴绝学”运动。因之其重心的转移也是明确的,即由吴中———湖北———江浙。 一、吴中文学复古 万历二十年以前,文坛上依然弥漫着文学复古的习气,作为后七子盟主的王世贞退居吴中,周围聚集了一批作家,比较著名的为万历十一年所论定的“末五子”,即赵用贤、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此外,还有汪道昆领衔的“新安诗群”,吴国伦隐居兴国,与山人、文士广为交流切磋。明史有云:“求名之士,不东走太仓,则西走兴国。”[1]即是说当时王世贞和吴国伦分居吴中和湖北,形成两大文学复古的中心。 值得称道的是,无论是王世贞还是吴国伦晚年文学复古都产生了新变,真正实践了前后七子复古倡导“格调”、“尊情”的原则。王世贞所居之弇山园成为诸多文人雅士集聚之地。万历十二年甲申,吴国伦也曾越三千里访王世贞于弇园。王世贞在《祭余德甫宪副文》中有所记载:“今年甲申之春三月上巳,吴明卿自武昌过我……”[2]万历十九年,吴国伦再次入吴祭悼王世贞,并有诗数首。 吴中文学复古大体集中于万历十八年(王世贞即世)之前,而这短短十八年间以万历十年为限,分为两个阶段。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万历十年之前为张居正改革时期。在张居正改革的十年当中,复古成员仕途大多不得志,文学复古处于低潮。万历十年,张居正殁后,云雾一扫,舆论顿时活跃起来,复古活动也出现了转机。文学复古虽然有所气色,但已不见了昔日的辉煌。伴随着王世贞万历十八年离开人世,二十年,公安派主将袁宏道初仕吴中,带来了文学革新的思想,文学复古逐渐走下了舞台。 作为身兼东林党魁和文坛宗主于一身的钱谦益对文学复古颇有非议:“自弘治至于万历,百有馀岁,空同雾于前,元美雾于后,学者冥行倒植,不见日月。甚矣!两家之雾之深且久也。”[3]不过钱氏对复古的评价并非一无是出。其对于王世贞“晚年定论”的提出,获得了学界一致的认可,“弇州四部之集,盛行海内,毁誉翕集,弹射四起,轻薄为文者,无不以王、李为口实,而元美晚年之定论,则未有能推明之者也。元美之才,实高于于鳞,其神明意气,皆足以绝世。”[9]钱氏此论虽有其合理之处,但未必确切。事实上,倡导“格调”与“尊情”也是文学复古所提倡的,虽然王世贞晚年有近“性灵”之说,但并不十分踽牾。究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一,王世贞晚年逃禅。吴国伦说:“王郎中岁欲逃禅”。[4]其二,吴中士向来以情见长,前有徐祯卿可为先导。事实上,这二者是可以协调的。其三,由于阳明心学当时的影响,使其对王守仁有了再认识,“盖当王氏之为诗,少年时亦求所谓工者,而为才所使,不能深造而衰于法;晚节尽举而归之道,而尚为少年意所累,不能浑而出于自然。”[6] 二、湖北性灵文学革新 万历二十年到天启初年,湖北文坛上,公安派和竟陵派先后登上舞台,高举“性灵”大旗,逐渐造成了全国性的影响。这一时期同时是东林党初登历史舞台的时期,主要伴随着思想的论辩和对王学的纠弊展开。张居正死后,王守仁获得从祀孔庙的无上崇高地位,但王学内部已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在朝”、“狂侠”、“乐学”、“会通”四派角立,命运各殊:随着王守仁从祀孔庙,在朝王学全面得势,但却日益腐化;狂侠派因张居正的打击而一蹶不振;乐学派的平民讲学局处于三村四落之间,逐渐暗昧不彰;以罗汝芳、李贽等为代表的会通派获得了最好的发展机会,但是这派的立场不定,放言无忌,同时追求思想和精神的解放,因而遭到东林学派的强烈反对。 万历二十一年后围绕“无善无恶”进行的两次大的论争中,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学派和冯从吾为首的关学形成了反对会通派的联盟。顾宪成、高攀龙力批李贽,反对狂禅,高攀龙屏阳明于儒学正宗之外,声称“文成不甘自处于二氏,必欲篡位于儒宗”。[7]与此同时在京师发生了攻禅运动,东林人士对李贽等的异端学说进行了批判,并借助政治的力量肃清了京师的“异学”之风。作为狂禅派的代表李贽也因东林党人张问达的弹劾,而被捕入狱,死于狱中,标志着王学的全面让位于东林学派。 在东林学派兴起的江南地区,包括吴中和江浙一带,顾宪成和高攀龙为首的一大批儒学名流,以东林书院为坛坫,“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8]一时轰动江南,震惊庙堂。是时,“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9]面对首辅王锡爵的责问,顾宪成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和东林的态度,反斥“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以为是”,喊出了“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的口号。 学术和政治的双重努力,使吴中和江浙地区很快成了东林学的天下。顾宪成曾评价说:“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以成败为是非而已。学术到此真成涂炭。”[10]失意的王学以李贽为代表转移到了湖北,同时也将其“狂禅”与自由解放的思想传播到了湖北,形成了与江南对峙的两大区域思潮。万历七年,张居正请诏毁天下书院,王学受到沉重打击,狂侠派何心隐亦死于狱中。时李贽出任姚安知府,将子女托于湖北黄安耿定理处。时耿定理之兄耿定向为在朝王学的代表,万历九年之后,李贽依耿定理在黄安居住。十二年,耿定理去世后,耿定向开始以诱坏其弟侄的名义驱逐李贽,遂起冲突,而李贽对耿定向的抨击是乎更为猛烈。二人交恶之后,李贽徙居麻城。万历十九年至二十一年间三袁先后四次访学李贽,学界称之为“龙湖之会”。当时其他学者如焦竑、刘东星、梅国桢、丘长孺、无念、杨定见、潘雪松、陶望龄等也与李贽交往过密,并同时与三袁也有往来,逐渐形成了远离江南的倡导“性灵”的文人群体。这一时期学术的主流在东林学术统治的江南地区,然而文学的主流却在李贽左派王学影响下的湖北地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心学追求自由的性灵思想更适合于晚明文学的革新。从某种意义上说,李贽的狂禅与京师的攻禅运动既成就了公安派,也使公安派迅速衰落下去。嵇文甫认为狂禅“波及”了晚明一批文人,“如公安派、竟陵派以至明清间许多名士才子,都走这一条路,在文学史上形成一个特殊的时代。他们都尊重个性,喜欢狂放,带浪漫色彩”。[12]京师攻禅之后,李贽惨死,公安派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在此后的十年间,公安派主要人物相继亡故,逐渐失去了其在文坛上光耀一时的地位。而随后崛起的竟陵派由于党争的日益加剧,处于政治的恐怖之下,其文学风格由狂放而内敛,表现出幽深孤峭的诗风。这是嵇文甫描述不当之处。#p#分页标题#e# 三、江浙复兴古学运动 天启中至崇祯亡国时期主要突出了文学社团的勃兴,这一活动的中心在江浙一带。伴随着东林党与魏宗贤阉党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体现了东林党人“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的大无畏牺牲精神。在东林党的影响下,许多文人社团相继出现,这一时期的文人社团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是以往社团所不具备的,是在东林党议这种特殊背景下的产物。所谓“朝之党,援社为重;下之社,丐党为荣”。[14]晚明社会的裂变是明中后期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自然演变,是整个明王朝政治腐朽和经济衰退的必然结果。在明王朝由裂变而走向灭亡的时期,文人结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现象。 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里,各种文人团体超过二百多家,是明代此前两百余年文人社团总和的两倍,其中规模最大者人数有数千之众,声势之大,震撼朝野。这既是文人结社的至高峰,也是古代社团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历史时期。由于受到晚明社会背景的影响,这一时期文人结社有了一些新的特点:社党一体化,干于时政,体现了鲜明的政治倾向;结社与讲学论道相结合,成为传播学说扩大思想影响的基本途径;诗社衰退,继之以文社的兴起,社事活动由诗酒唱和、怡情自娱变而为控制选政,操纵风气。结社在晚明学术的演变中起到了具体作用,而晚明学术的演变,撮其大要,有两点值得注意:“一、万历中叶前,李贽为首的狂禅派,承传左派王学,推奉三教合一,以禅释儒,肯定自然人性,与程朱理学构成某种意义的对立。二、万历中叶后,狂禅派在政治威劫下走向衰落,顾宪成、高攀龙率众讲学东林,宣扬程朱之学,批评‘异端’学说及侈谈心性的学风,倡导‘用实’,以求振兴世道,迨明末,这一思想渐占上风。”在为数众多的社团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娄东二张”,即张溥、张采所代表的复社了,时人目为“小东林”,先后统合了十五个地区的十七家社团。《复社纪略》卷一云:“是时,江北匡社、中州端社、莱阳邑社、松江几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与江南应社,各分坛坫,天如乃合诸社为一,……因名曰复社。”[17]这些文社之间交流频繁,关心时政、切磋时文、交流思想,不断扩大影响。复社的尹山大会、金陵大会、虎丘大会规模之大,令人瞩目。崇祯二年的尹山大会标志着复社的正式成立,奠定了复社作为全国性社团的地位。陆世仪说:“按目计之得七百余人,从来社集未有若是之众者;计文二千五百余首,从来社艺亦未有如是之盛者。嗣后,名魁鼎甲,多出其中,艺文俱斐然可观,经生家莫不尚之,金阊书贾由之致富云。” 崇祯三年的金陵大会,时社中人士张溥、杨廷枢、吴昌时、吴伟业、陈子龙、彭宾、万寿祺、吴继善、吴克孝等人同时中举,张溥因此号召在金陵召开了此次大会。蒋逸雪认为,娄东声气益广,乃“本年白下之会启之也”。[18]崇祯六年的虎丘大会标志着复社进入全面发展的全盛时期。此次大会之前,社中人张溥、吴伟业、杨廷麟、马世奇、杜麟征、姜埰、左懋第、夏曰瑚等俱中进士。张溥归里后举行了此次大会。除南直以外,山东、江西、湖广、江西、浙江、福建等地的社友数千余人应邀入会,其声势之盛,“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17]此外,自崇祯三年以后,每逢秋试之期,复社都要集“十四郡科举士及诸藩省隶国学者”为会,称国门雅集。此外,崇祯八年的桃叶渡大会、十一年顾皋等一百四十人上《留都防乱公揭》,都掀起了反对声讨阉党阮大铖的声浪,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所有这些努力都扫清了前进路上障碍,使“复兴古学”的运动成为当时全国性的文学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