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城始建明永乐年间，但天津的历史却不肇端于明。天津的前身可追溯至上古时期：天津蓟县夏商时属无终子国，秦汉至隋唐，先后属于无终县、渔阳郡。宋朝时，天津地区部分属于少数民族统治区域，经历了辽、金、元三个朝代。金代在天津设立直沽寨，元代直沽一带更成为漕粮转运和盐业生产的基地，称为“直沽口”，后又设海津镇。明清以来“，天津”都是在直沽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这是古代天津的发展简史，而古代天津文学则是天津历史的另一种记录形式，它以文学作品为载体，形象生动地记录、反映了天津的发展，昭示出天津的城市特点。根据天津城市发展的历程，加之天津古代文学发展的特点，遂将城市与文学之间的对应关系作如下阐释： 一、天津前身与天津文学的发生、成形 金元之前，天津地舆沿革如下：“《禹贡》冀、兖二州之域，周为幽、兖二州地，春秋为燕地，秦为上谷郡境，前汉为幽州渔阳郡泉州县、渤海郡及郡之章武、参户二县地，后汉为幽州渔阳郡泉州县、冀州渤海郡及郡之章武县地，晋为幽州燕国泉州县、冀州章武国章武县及渤海郡地，北魏为幽州渔阳郡之雍奴县，隋为冀州涿郡雍奴县、河间郡鲁城县、长芦县及兖州渤海郡地，唐为河北道幽州范阳郡武清县，宋为燕山路燕山府武清县、河北路沧州清池县及清州地。”[1] 在这些朝代的更迭之中，天津一地均附属于某州郡，没有职官的记录，亦没有行使过独立的行政权，而这段历史时期内的文学恰是天津文学的发生期。与此地尚未形成独立的行政存在相对应，这时期的文学亦附属于当时整个的中国古代文学，亦没有形成自己的特点，具体表现为这段时期内的文学作品多为途径此地的文人创作。如汉魏之时，曹操曾途径天津，并遇到暴雨和洪涝的阻滞。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曹操于初平十二年率兵北征乌桓：“夏五月，至无终。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畴请为向导，公从之。引军出卢龙塞，塞外道绝不通，乃堑山埯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刚，涉鲜卑庭，东指柳城。”白檀，属渔阳郡，因此，这段记载确定无误是描述曹操途径天津时的情形。而他的《步出夏门行》组诗就是作于此时，其《观沧海》中所述之“碣石”、“沧海”正是天津古地的风物：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淡淡，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碣石，即碣石山，在今河北乐亭县，此山已沉陷海中。黄节在《魏武帝魏文帝诗注》中也确认此诗作于天津古地：“当是至无终、经白檀、历平刚、登白狼之时。”又如李唐时期，天津地区属于“河北道幽州范阳郡武清县”，陈子昂、高适等人都曾途径此地，并写下诗歌。陈子昂的《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就是作于其从军幽蓟之时，抒发其抑郁不得志之苦闷。而随后的《登幽州台歌》更是将这种人生的苦闷发挥到极致，堪称千古绝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高适一生有过三次出塞的经历，前两次均是赴幽、蓟边塞。他在《别冯判官》里高唱：“碣石辽西地，渔阳蓟北天。关山惟一道，雨雪尽三边。才子方为客，将军正渴贤。”借誉美冯判官表露自己入幕建功的意愿。他的《营州歌》记述了幽、蓟、平、营四州的风物，而《燕歌行》更是以极高的艺术水平、独特的边塞气象而于中国文学史占据一席之地。除陈子昂、高适外，杜甫、白居易、刘长卿、张籍、李颀等人也都有关于蓟渔的作品，这些人的作品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边塞诗。由以上所举实例可证，金元之前的天津一带没有本土文人，其文学创作的主体是服务此地的从军型文人与途径此地的游览型文人，而且这些文人都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其作品不被以创作地的标准归类，而是以其独特的艺术成就被置于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因此可以说，这时期内的天津文学依附于当时的整个中国文学。 自女真族建立金朝，并在天津设立直沽寨，天津一地才以独立的“行政单位”存在，并开始有了职官，据《天津县新志》记载：“金以完颜佐为都统，完颜咬住副之，戍直沽寨，是为天津职官见于史册之始。”[2]元延佑三年，元朝统治者在此地设置海津镇，并命副都指挥使伯颜镇遏直沽，于是海津镇又被称为直沽。由于辽、金北方政治中心的设立，特别是元朝统一后定都大都（北京），随着政治中心的北转，天津因毗邻首都而在经济上得到了发展，直沽一带成为漕粮转运和盐业生产的基地。 随着经济的繁荣，人口的聚集，以及少数民族政权在汉文化的巨大影响下逐步走向与之融合乃至被同化，这段历史时期内的天津文学处于形成期。处于形成期的天津文学与发生期的不同是，一些天津地区的士人开始有较多机会进入社会上层并从事文学创作，如张斛、左企弓、刘中、韩玉、鲜于枢等人都是渔阳（今属蓟县）人，其中以鲜于枢成就较高。此时由于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的兴起，曲已取代诗词，成为主宰文坛的一代新文体。鲜于枢除精通诗文外，还兼擅散曲创作。其子鲜于必仁承父所长，不仅散曲小令为人所称道，且精通曲律，曾与著名曲家贯云石、杨梓共同切磋、创制、定型“海盐腔”，后来成为明代戏曲四大声腔之一，是我国戏曲史上有贡献的人物。总的说来，金元时代的天津文学创作主体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直沽寨”、“海津镇”的文人，但终归是属于天津地区的一些文人开始逐渐登上文坛，并参与了主流文学的创作。 二、城市肇建与天津文学的发展———流寓文学 程敏政《天津重修涌泉寺旧记》有云“：我文庙入靖内难，自小直沽渡跸而南，名其地曰‘天津’；置三卫以守，则永乐甲申也。”[3]天津三卫指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设立之初，三卫互不统辖，隶属河间府。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下令筑城，此为实体天津城的出现。天津建城，意味着“天津”这一地名的确立，使这一地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了一个确定的凝聚点。天津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天津文学的发展从此也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天津初为军事卫所，驻防者皆戍卒，其地尚武无文，人口构成、文化素养与江南一带相去甚远，这一点由《创建天津卫学明伦堂旧记》中可见端倪：“天津三卫者未有学，正统纪元，圣天子嗣位之初，以武臣子弟皆将继其祖、父之职业以效用于时，不可不素养而预教之，乃命天下凡武卫悉建武学而立之师，选武官与军士子弟之俊秀者充弟子员，于是天津及左右卫始有学。首掌学事，则师训曲阜李君赐也。于是诸生率初就学，倥蒙悍厉之气固自若也……”[4]由于人口构成、风俗的缘由，这段时期的文学呈现出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p#分页标题#e# （一）创作主体是流域文人。 由于天津本土有尚武之风，因此其文化教育事业在城市肇建之初并不发达，这是这段历史时期内缺少本土文人的根本原因。另外，天津地居首都门户与水陆往来的要冲，往来人物中不乏能诗善文之士，这就形成了天津建城之初文坛上主要作家为流寓作家的情况。这段历史时期内，途经、流寓天津的文人有很多，其中茶陵诗派的领袖李东阳是流寓作家中最重要的人物。李东阳《怀麓堂集》中多篇有关天津的诗作，描绘了当时天津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社会状况和人民生活，也较为真实地揭示了民生的艰难，传达出作者的忧虑。他的散文《修造卫城旧记》简约而确要的叙述了“天津卫”的由来与天津卫城的修筑情形，阐释了对天津战略地位的理解及对修造该城的感慨，文中记载历来为各种史志所沿用，是后人研究天津历史的宝贵资料。余如明初的宋讷、陶安、张以宁，前七子中的李梦阳、何景明，以及瞿佑、曾棨、岑琬、倪敬、谢迁、陈循、程敏政等人，也有关于天津的诗文作品。特别是正德年间曾任天津户部分司的汪必东，在诗赋中较为详细地描写了天津的自然风光，表现了对天津的热爱之情，值得一提。 （二）文体以诗文为主。 综观这段历史时期内的文学作品，其体裁不外乎诗文两种，间或有词出现，但未形成气候。就诗歌的发展而言，天津文学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文学史发展的轨迹，茶陵诗派、前后七子都曾在天津文坛留下痕迹。而就整个古代文学而言，这时期的天津文学却没有产生当时主流的文学体裁———小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时的古代文学已经历了“唐诗、宋词、元曲”的演化过程，并进入以小说为主流的时代。但由于天津城处于建城初期，尚未形成较为发达的市民社会，而小说的繁荣恰是有赖于较为发达的市民社会作为读者市场，因此，这时期的天津文学创作不能出现小说这种文体，而仍以传统的诗文为主。 三、城市发展与天津文学的繁荣———本土文学 自明中叶至清代，除了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和明清易代的战乱外，总的来说，社会比较安定，经济也有所恢复和发展。在天津，由于大运河全线畅通，漕粮运输的进一步发展，带动了天津地区的盐业生产和农业垦殖，使天津的城市经济逐渐繁荣起来，城市功能也逐渐由军事卫城向商业港口城市转化。清雍正三年改天津卫为天津州，雍正九年又升为天津府，辖一州六县。天津城居人口的数量和素质都有所提高，城市文化也大有进步。此际的中国总体上已进入封建社会后期，明清最高统治者为了巩固和保持皇权统治，极力强化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在文化思想上实行严酷控制的政策，对知识分子采取一面高压、一面笼络的手段。明代科举以八股文取士，只从四书五经命题，以朱熹注释为准，并对字数多少都做了严格规定，从而限制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此同时，明代大兴文字狱，以种种借口杀害稍有涉嫌的知识分子。清代文字狱规模更大更多：康熙时庄廷栊因“私修明史”，被族诛七十多人，株连近二百人；雍正时有吕留良、曾静之狱；乾隆时更是年年都有文字狱，天津的文学世家“水西庄”庄主查日乾、查为仁父子都曾长期被关押入狱。在这种严密的思想控制和文字狱的打压下，明清两代知识分子在心理上长时期处于拘谨、恐怖状态，思想逐渐萎缩。像李白那样豪情恣肆、不受拘检的诗人，像司马迁那样秉笔直书、臧否当朝的散文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是无法存在了。但在天津，由于变军事卫所为商港城市，城市经济的繁荣带动了文化的发展，本土作家开始成长起来，使天津文学有了较大发展，表现于以下两点： （一）园林的兴盛开津门文人雅集之风。 清初本土文人张霖建遂闲堂开津门雅集之风，聚集了一时名流，如姜宸英、梅文鼎、赵执信、吴雯、徐兰、方苞等人，他们都是流寓、客居津门的文人，多馆于遂闲堂，他们与张霖一起了促进了清初天津文学的发展。张霖从弟张霔帆斋也是清初文人雅集之所，汇集了当时本土著名的文人，如龙震、黄谦、梁洪等人，他们的雅集唱和是最具乡土特色。到了清朝中期，即雍正、乾隆年间，查日乾建的水西庄是天津历史上最著名的园林，也是清中期闻名南北的园林。水西庄由査日乾始建，在其子查为仁手中得以发扬光大。査为仁热情好客，主水西庄时：“慕古人顾阿瑛、徐良夫之风，蓄积书籍，广开坛坫。名流宴咏，殆无虚日。许佩璜刺史赠之曰‘：庇人孙北海，置驿郑南阳。’”[5]当时的水西庄囊括了雍乾年间著名的文人，如历鄂、吴廷华、陈皋年、汪沆、杭世骏、万光泰、沈德潜等，也聚集了天津本地的诸多文人，如周焯、胡捷、胡睿烈、金至元等人。这些水西庄的文人与査氏族人以水西庄为依托，共同开创了天津古代文学的繁荣局面。水西庄之后，道光年间的梅成栋组织成立了梅花诗社，经常于水西庄遗址上觞咏唱和，延续着津门文人的雅集之风。 （二）本土作家的大量出现，本土文学的创作、研究都得到了发展。 明嘉靖以后，静海、沧州、盐山、庆云、青县、南皮等地出现了一些文人，如张愚、刘焘、徐升阶、陈耀、元墨、李腾鹏、刘子延、杨文卿、扬州鹤等。他们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张愚《蕴太书屋诗文》、刘焘《淮川文集》、李腾鹏《墨名集》、李乾淑《白华诗稿》、杨文卿《瓯海诗集》、刘焘《晴川馀稿》、徐升阶《丽台诗集》等。到了清朝以后，天津本土文学更是得到长足的发展，如张霔与帆斋文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他们创作了数量众多的诗文作品，并都有诗集流传，如张霔的《欸乃书屋诗集》与《绿艳亭诗稿》、龙震的《玉红草堂诗集》、黄谦的《历下吟》与《太行行草》等等。康熙乾隆年间，天津本土文人的创作达至鼎盛，如方苞嫡传弟子、桐城派散文名家王又朴有《诗礼堂全集》传世，于豹文有《南岗诗抄》流传，金玉冈则有《黄竹山房诗钞》传世。水西庄主人査为仁及宾客也都有诗词集流传，如査为仁的《蔗塘未定稿》、査礼的《铜鼓书堂遗稿》、金至元的《芸书阁剩稿》等是水西主人的代表诗集，是研究水西庄重要的文学资料，其中《蔗塘未定稿》中的《莲坡诗话》、《铜鼓书堂遗稿》中的《铜鼓书堂词话》是水西主人在天津诗词理论研究方面的贡献。水西宾客汪沆的《津门纪事诗》描述了天津的史地掌故、风物人情，为后世史家所重，而厉鹗与查为仁合著的《绝妙好词笺》开天津词学研究的先河，也成为后世词学研究的必读之作。嘉道年间，天津出现了优秀的诗人梅成栋，他的《欲起竹间楼存稿》将目光在津门百姓的身上，关注着他们的命运。他的《津门诗钞》收录了自元代至清道光年间天津诗人的几乎全部诗作，是天津第一部诗歌总集，另外，梅成栋还组织的梅花诗社，延续着天津本土文学的创作，有《沽上梅花诗社存稿》传世。由这段历史时期的城市发展与文学来看：明中叶至清中期，天津城市逐渐兴盛，伴随着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古典文学也达至其发展的顶峰。#p#分页标题#e# 结语 综上所述，金元之前，天津文学处于发生期，这时期的天津文学依附于整个中国文学而存在；金元时期，天津文学处于形成期，这时期天津地区的文学创作主体开始登上中国文坛；“天津城”出现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天津文学开始出现，并以流寓文学为特色；明中叶至清，随着天津城市的经济发展，文化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本土文学的发展繁荣是这段历史时期最重要的特点。由于本土文学的繁荣，天津古典文学达到了发展的顶峰。由天津城市发展的历程与古典文学发展史来看，城市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也推动了文学的进步与繁荣，二者发展的步调基本上保持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