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界现实主义主流地位的成因

文学界现实主义主流地位的成因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几经风雨,几多沉浮。回眸这百年历程,从世纪初的近代文学、“五四”新文学,到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抗战文学,从建国十七年文学到新时期文学到世纪之交的文学,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现代、后现代主义等各种文艺思潮层出不穷,交相辉映,留下了大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在这中间,现实主义几乎一直占据了文坛主流从而左右了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这与现实主义本质与特性、20世纪中国社会状况、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等各方面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前提:文学形式的变革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二者缺一不可。外在的表现形式因内容的需要而定,作品内容通过恰当的形式能够得以充分的表现。如何将二者完美结合是作家将构思斥之于文本时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这也是文学作品成与败的关键所在。不同思潮的形成与发展以创作方法的成熟与完善为轨迹,而不同的创作方法必在实践过程中选取一种能够最有力地表现作品内容的形式作为依托,形成最具各自风格特色的发展主体(这其中自然存在着交叉与融合,尤其在20世纪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出现以后更是如此。本文所指即最基本的充分展现创作倾向和手法的文学形式)。现实主义则是以叙事文本作为其外在表现形式的。   从文学思潮的角度看,现实主义作为创作方法最早产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当时有卜加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巨人传》、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等小说以及莎士比亚戏剧等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问世。这些作品用叙事的方式,以生动的语言和形象揭示了当时种种社会矛盾现实,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摆脱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束缚的要求。可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其形成之初便是以叙事文体为表现样式的,到19世纪、20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都是以长篇小说为代表的。大批作家冷静地观察生活,在作品中真实地反映生活,形成一股世界性的现实主义浪潮。   而历史上向来以诗歌为本位的中国文学,尽管在《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等诸多优秀的古典作品中都保留了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但作为故事性文学,其叙事形式不符合传统的文学审美观与价值观,因而被长久地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近代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转向,梁启超等人发起“小说界革命”,叙事文学被抬高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晚清文坛出现了与世界批判现实主义潮流相一致的“四大谴责小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小说取代诗文的正统地位,最终为现实主义占据文坛主流扫清了障碍。这次文学形式的转变是现实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文学主流的重要前提,它使现实主义日后在中国文坛主流态势的发展成为可能,为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有利的工具,为大量现实主义作品的产生在形式上做好了必要准备。从这以后,中国文学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叙事文学得以前所未有的繁荣。不同时期的小说创作基本上都以现实主义作品为主体和代表,取得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在现代有人们早已熟知的《阿Q正传》(鲁迅)、《子夜》(茅盾)、《激流三部曲》(巴金)、《骆驼祥子》(老舍)等等,建国后如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等长篇以及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谌容的《人到中年》、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等大量优秀的中短篇作品。   当然,形式的改变是前提并不是说用形式决定内容或形式先导。尽管从表面看来是先有了理论才产生了创作,中国20世纪主流文学的形态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用文学革命的方式扭转过来的,但这是由于当时文学作品要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与旧有的文学形式不相适应所产生的剧烈冲突和矛盾所引起的,是文学创作内容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发生转换所决定的,绝不是空穴来风。新文化运动中的先驱们以高瞻远瞩的姿态大胆地推进文学的发展进程,从而顺应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遵循了形式必须与内容相统一的客观规律。因而,这次形式的改变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转型绝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现实主义主流地位的形成所产生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   根本原因:本质的真实性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并非只有现实主义文学独领风骚:“五四”时期新文学创作中浪漫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就可谓平分秋色,郭沫若浪漫主义诗歌《女神》的磅礴气势、恢宏想象恐怕至今无人能敌;而现代主义曾在现、当代两进中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现实主义在与二者的对立、斗争、磨合中始终占据了主导,这与现实主义的本质密切相关。   从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就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科学的精神在于客观、求真,反映在文学创作上也是要求真实地再现生活。“因为求真,因为重客观的描写,故眼睛里看见的是怎样一个样子,就怎样写。又因为尊重个性,所以大家觉得东西尽是特别,或不好,不可因怕人不理会,就不说。心里怎样想,口里就怎样说。老老实实,不可欺人。”①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对社会生活的主观反映,它与人类社会有着紧密联系。而所谓现实主义,就是要冷静地观察现实生活,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能动地干预现实生活。②   现实主义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缘于现实主义本质的真实性。笔者认为高尔泰对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分析比较可取,他认为“文学的真实性,是指作品的内容、情节是否与客观真实相符合,以及作品的价值取向是否与时代进步的需要相一致。”③这正道出了现实主义的意义所在:它关注当时当下人的生存状况、社会关系、历史发展动向,它的真实性使它具有了革命性、战斗性、先进性和深刻性。20世纪的中国面临反帝反封建、抗日解放、建立民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的国计民生问题,决定了作为社会精神产物的文学单纯发挥认知、教化、娱乐的功能是无法适应时代需要的。因此中国文学在20世纪先后肩负了启蒙、救亡、革命、宣传、阶级斗争等一系列重要使命。在不断摆脱愚昧、落后,追求进步、文明的时代大环境中,现实主义文学以其特有的审美个性与社会进程形成了最有力的合拍。现实主义作家时时处处观照现实社会境况,使现实主义文学与中国命运息息相关,促进了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在“五四”前后,鲁迅及文研会的现实主义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瞒与骗”进行了严厉批判,在作品中提出了改造国民性以及有关人生要义的诸多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积极地促进了中国人的思想革命。在当代新时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都市文学等大批题材不同、风格各异的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使中国人民在刚刚走出的阴影之际,得到情感上的抚慰,并在理性的反思中重新鼓起勇气并满怀希望,开始热情地投入到现代化的建设当中来。所以,现实主义主流是社会潮流发展的需要,是中国历史进程的选择,而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即反映社会现实的真实性,尤其是其自然生发的变革进步的价值取向是其占据主流的根本原因。#p#分页标题#e#   在这一点上,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较之现实主义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这也正是二者难与现实主义相抗衡的弱势所在。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同样具有真实性,但却是情感的真实,心理的真实或是文学态度的真实。显然这些都是“向内转”的真实,他转向作家、作品文本内部,与社会生活的真实拉开了难以超越的距离。这是由其思潮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也是二者将中国文学主流地位让与现实主义的重要原因。   重要原因: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弱势   浪漫主义以抒发主观情感为特征,崇尚个人主义、自由与想象,所以对社会现实很难加以理智地观照。然而,20世纪的中国风云多变,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决定了文学要务实,它不能脱离社会生活现实的需要以及中国广大普通民众的审美水平,必须服从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浪漫主义是无法迎合这种社会需求的,自然无法得到文学主流地位。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当属“五四”时期的“创造社”,郭沫若的诗歌,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田汉的戏剧,在当时曾掀起浪漫主义文学的一次高峰,在今天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他们个人化的热情、理想很难在现实中显示出坚强的力量。后期“创造社”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开始转向了“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使浪漫派文学逐渐汇入了现实主义的主流当中。在当代时期,曾又出现过一次“新民歌运动”的浪漫主义高潮,但这却是在极左政治思潮影响下的一次虚假的浪漫主义文艺运动。此外,当代文坛再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浪漫主义潮流。浪漫主义作为附从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融入了主流思潮当中。某种程度上,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失去诗歌本位有着重要关系。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在盛唐已发展至顶峰。唐诗代表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而高潮之后必有低谷,20世纪中国新诗不尽人意的发展便是浪漫主义衰落的见证。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在中国盛行多年后被叙事文学取代,是文学规律、历史、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至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其影响力十分有限,更多的是为中国文学的创作带来了不同的创作技巧、方法。因为中国根本不具备现代主义存在发展的普遍精神环境。现代主义兴起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后期,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是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失望、怀疑、反叛的产物,反映了西方文明社会传统价值体系濒临崩溃时普遍的精神危机,有其特定的思想内涵与倾向,可以说它并不一定具有规律性地在所有国家文学中形成潮流。现代主义在20世纪中国文坛的发展便极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五四”时期现代主义思潮第一次被引进中国,当时中国社会还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困苦,还未摆脱封建奴役获得起码的民主权利。现代主义创作手法虽然被许多现代作家所借用,如鲁迅、王鲁彦等现实主义作家就曾运用心理描写、暗示、象征等现代派手法进行创作;李金发、戴望舒等人用现代主义手法创作的新诗也成绩不俗;还有新感觉派小说在现代文坛上也可谓独树一帜。但总体上的影响力却无法与现实主义同日而语。20世纪八十年代,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同样是百废待兴,物质匮乏,人们生活水平低下。虽然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现代主义再次涌入中国,却还是因为不具备该种思潮滋长的高度发达的社会土壤而屈居支流地位。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宗璞的《我是谁》、茹志娟《剪辑错了的故事》、王蒙的《春之声》等一批小说中注重吸收了现代主义技巧;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你别无选择》(刘索拉)、《无主题变奏》(徐星)、《苍老的浮云》(残雪)等更具“现代意识”的“现代派”小说;在到以马原、苏童、余华、格非等人为代表的“先锋文学”,现代主义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又急速向后现代过渡。虽然在当时反响强烈,但却未能形成持久独立的发展态势,并终因超越了中国社会进程而很快被现实主义主潮所隐没。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坛虽然被冠以“无名”的时代,新写实、新现实主义、主旋律作品等不同文学思潮此起彼伏,尽管具体的文学追求和特征有所不同,但深入分析却不难看出其中现实主义的主流取向。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家则也不同程度地纷纷融入现实主义的大潮之中。   总的说来,中国社会从未经历西方国家经历过的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国这个摆脱封建制度不足百年的国家与发达国家普遍的物质文明水平有着极大的差距,在思想上也同样存在着由于历史、地域、民族、时代所造成的巨大差异。这就注定了没有思想基础的现代主义在中国不能占据文学主流。   关键:人道主义内核   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有着内部发展的多变性,但其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却从未变过。在现实主义诞生之初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思想解放的资产阶级撕掉了封建阶级伪善的假面,摘掉了虚幻的“神”的光环,人们发现了真正的“人”的存在,他们呼唤人道、人权、人性,要求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现实主义文学在那时就具备了人文主义思想基础,并在日后逐渐成熟发展为人道主义。这种精神维护人的尊严、价值和个性,反对和批判各种违背人性的思想和行为,它不仅关系到人类社会正常、和谐的发展,更是对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   而在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文学一直是上流社会附庸风雅之物,缺乏关心普通百姓的人道精神,贵族文学一直统领了文坛主流。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接受了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唤起了大众对“人”的存在价值的重新认识和估量。周作人著名的《人的文学》指出“新文学的本质就是对‘人’的重新发现,它的根本目标在于能使人性得以健全发展。”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提倡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从此,“人”作为具有独立个性的艺术描写对象广泛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在人道主义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文学获得了平民性,社会性,这都集中体现在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中。现实主义文学一改中国千年传统文学的视角,关注和反映真实的社会现实,普通民众的人生理想,与20世纪中国社会不断民主化进程保持了高度一致。在现代,是充满了人道主义关怀与理想、充满了战斗力量的现实主义文学支撑和鼓舞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抵抗日寇侵略,解放全民族并最终建立了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p#分页标题#e#   不可否认的是,从四十年代开始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已经受到了政治功利思潮的极大干扰,在当代经历了十七年“左”倾政治影响的发展直至被毁灭殆尽。现实主义之所以能被主流意识形态左右而在建国后一直占据文坛主流,是由于现实主义精神早已深入人心,它与中国人所敬仰和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认识论有着诸多契合处,从而在那个政治主导一切的年代里,能够产生震慑人心的影响力。人们对其中的政治功利性在理所当然的潜意识下浑然不觉,只是单纯地希望人道主义理想与社会主义理想的完美结合。而文学思潮中的目的性是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康德),文学的任何功用都是在保持其审美独立性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出来,当代极左思潮的影响最终导致了中现实主义文学以至整个中国文坛的堕落。但任何政治的权威都只是暂时的,它无法取代文学思想对文学的指导。现实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内核自它产生以来就与时俱进,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现实主义文学的力量就不会消失。1976年,天安门诗歌运动以强大的现实主义精神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期间“瞒”和“骗”的黑暗虚伪的文艺进行了猛烈的反拨,预示了反革命集团的灭亡,揭开了新时期现实主义精神回归的序幕。在十年浩劫结束后,那些饱受摧残的人们选择的仍然是现实主义,因为它在理性的反思中给人以面对挫折奋勇前进的勇气,它包含了人性的理想和智慧,寄托了人道主义的光辉与希望。于是由“伤痕文学”引发了新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潮流。刘心武的《班主任》、路遥的《人生》、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等大量现实主义作品不断涌现。在脱离了政治束缚之后,现实主义又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占据了文坛主流。90年代以后的现实主义文学更是把目光广泛地投向普通大众,凡俗的个性化人生,虽然透着些许世纪末的边缘化、世俗化以及精神萎缩、价值迷失的后现代特征④,但以人为本,真实表达与时俱进的当代中国社会普通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仍不失现实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内核。   由此,人道主义精神是现实主义统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键所在,现实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始终体现着文学作为“人学”的本质,能够对现实社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力,也最能有效沟通作家、读者、批评家的心灵与思想从而达成共鸣。20世纪中国社会人的主体地位的形成、确立、稳定、发展要求以人道主义精神为有力的思想武器,从而形成了现实主义思潮的主流地位。⑤   当前:现代化进程中主流地位依然不变   最后要提到的是,即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传统的强势话语退出文学的今天,现实主义的主流地位依然没有变。   作家冯骥才把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转型总结为作家由在“文学时代”写作,转向在“经济时代”写作,从而宣告“一个时代结束了”。⑥的确,今天的中国文学已经由原先的话语中心地位退向社会边缘地位,这实际上是还文学以正确的本位,使其重新获得应有的独立性和自由。同时,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在社会财富大大增加,人们精神生活内容日益丰富,文学面临报纸、杂志、电视、电影、互联网等多种传媒的激烈竞争。在当今大众消费时代,文学的精英意识、理想主义、审美价值取向都遭到消解和变更,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多元复杂的发展状态。   在此情况下,文学更不能脱离现实,否则只能是曲高合寡。20世纪80年代末曾叫嚣一时的中国先锋派文学曾力图开拓纯文学的发展道路,却因为过于囿于形式主义,使大量作品完全脱离生活流于主观叙述与结构模式的文本游戏,结果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便又重新回归到故事本位传统。正如现代派作家阿尔贝•加缪所说:“没有现实,艺术就是子虚乌有的东西。”因此,“文学应当表达大家都明了的东西,表达与我们大家都密切相关的现实”,“一旦与自己的社会相隔离,它就只能创作出形式主义或抽象的作品。”⑦   可见,无论代表何种思潮何种派别,文学都不能远离生活,现实主义文学最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当前,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透过纷扰、变幻、浮躁的社会生活,抓住了时代脉搏,选取具有现实意义的多种素材,灵活吸收和运用包括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种思潮的有益因素,创作了大量反响热烈的现实主义作品。如反映现代人普通生活和追求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刘恒),《永远有多远》(铁凝),揭露现实黑暗旨在反腐倡廉的《抉择》(张平),《苍天在上》(陆天明),反映个人情感生活的《牵手》(王海翎)《比如女人》(皮皮),反映80后成长历程的《奋斗》(石康),反映当代都市人矛盾困惑的《蜗居》(六六)等等。这些作品因为关注社会现实,贴近生活,反映现代人的情感和心理,揭露和批判种种社会不良现象而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与支持,通过改编拍摄成的影视剧也在更大范围内形成了积极的社会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文学与社会关系的健康互动,适应了文学走向市场的现代化发展需要,从而形成了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现实主义文学主流。   处在社会边缘的文学正在重新确立自我中心话语,在主流秩序之外清醒地旁观和反映当代中国社会,以边缘为支点辐射社会生活中心及各个角落,形成以现实主义精神为主流的多样统一的新的文学体系。在中国社会真正实现现代化以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人的理性为内涵的现代精神将始终推动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中国文学向前发展,这是现实主义内在特质决定的,是文学自身发展的选择,也是当前社会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