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占有如此丰富的物质财富，也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如此经历着内在精神的极度溃败与大自然的全面告急。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向原本清澈的江河湖海肆无忌惮地排放浊臭逼人的废水，也已经习惯于在超级市场里闲逛选购来自五湖四海的商品，在物质满足中享受着虚幻的自由。蓝天白云难得一见，代之以铅灰色天空；碧波荡漾难复旧梦，代之以污泥浊水；鸢飞鱼跃的生动景象更是消失无踪，代之以被动物园的铁栅栏关着的神情呆滞的动物。全球气候反常、臭氧空洞、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植被退化、物种锐减、垃圾泛滥等均是生态全面告急的征兆与表现，生命与周围环境之间几十亿年里慢慢形成的精美联系正在被现代科技全面而彻底地损伤着，其后果有些已经昭然若揭，有些还只是初露端倪。但若想让我们这颗美丽而脆弱的蓝色星球继续存在下去，若想让人类文明可持续地发展下去，全人类的生态意识的建立将是极为迫切的，而文学也必须接受生态意识的浸润，实现看护大地、叩问灵性的功能。 中国生态文学的兴起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颇为坎坷而曲折。从1949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现代化无疑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却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生态后果。首先，因为不控制人口，导致人口数量的暴增。其次，对各种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非常严重。建国后我国曾长期靠出口各种珍禽异兽、野生动物的皮肉赚取外汇，更别说对东北原始森林的掠夺性破坏，对内蒙古大片草原的违背生态规律的农业垦殖，以及对云南、海南等地热带雨林的毁林开荒，当然更不用说大炼钢铁、时期对全国森林的毁灭性破坏了。在极左意识形态的长期影响下，我国政府居然出现了不承认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会出现生态危机这样的咄咄怪事。1972年6月5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是世界环境保护运动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曲格平后来曾回忆说：“大会召开的时候，我国正值十年动乱时期，人们的脑子里充满了极左的情绪。对待世界性的环境问题，我们差不多是采取事不关己、幸灾乐祸的态度。那时候，我们相信，并不存在什么世界性的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有的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公害是资本主义罪恶制度的产物，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产生污染的。谁要说有污染、有公害，谁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当时总理也算是高瞻远瞩，派出代表团参加会议，但回到国内后，主要关心的却还是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问题，对环境和发展问题只字未提。而当时中国的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已经是相当严重了。因此，在此背景下，中国当代作家还没有创作生态文学的自觉意识，即使有诗人牛汉的《华南虎》、《麂子》等“潜在写作”诗歌中透显出一定的生态意识，但还称不上真正的生态文学作品。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真正诞生还得到20世纪80、90年代，出现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一、随着我国的现代化程度日益提高，生态环境大破坏的恶果已经日益被人们领受到了，无论是社会主义优越论，还是先发展后治理的代价论，抑或是消费文化的刻意掩盖，最终都无法使人满意地面对各种日益严重的生态灾难了。二、国际上风起云涌的环境保护运动对中国人民和作家起到非常良好的启示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全球各国政治首脑相聚一堂，就可持续发展问题共商大计，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借助铺天盖地的媒体宣传深入世界各地。三、西方生态文学作品的大量介绍也对中国作家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的梭罗、利奥波德、卡森以及苏联的普里什文、艾特玛托夫等人的生态文学作品。四、在西方现代化浪潮冲击下，对本土传统文化的兴趣重新高涨，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的国学热，让中国作家对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有了自觉的接受，而其中蕴含甚深的生态意识自然深入到他们的作品中，如汪曾祺、贾平凹、张炜等作家的相关作品。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中较早地呈现出生态意识的是一些志在反思历史的知青小说，比较著名的如孔捷生的《大林莽》、阿城的《树王》和老鬼的《血色黄昏》等作品，它们或叙述海南岛五指山原始森林被破坏的惨状，或展示云南原始森林遭毁灭的恶果，或描绘内蒙古草原垦殖的生态灾难，非常富有启发性。与之相对，另有许多作家针对现实的环境、生态问题展开严厉的批判。像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徐刚的《伐木者，醒来》等生态报告文学就水污染、森林破坏等问题，振臂高呼，振聋发聩。而高行健的实验话剧《野人》演出于1985年，也是当代文学中高调宣扬生态意识的一个独异文本。该剧充分反映了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森林竭泽而渔式的开发方式导致生态环境的急剧破坏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作家或受道家思想传统的影响，或受乡村生活的浸润，或者生活于在边疆地区，或者本身就是少数民族，与大自然尚保存着灵魂深处的密切联系，生态意识由潜在趋向明豁，由细微趋于宏大，表现出一种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生命理想。例如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商州再录》中就许多篇章具有浓郁的生态意识。诗人海子的《活在珍贵的人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著名诗篇似乎在向美国生态思想的先驱梭罗的遥致敬意。而周涛的《巩乃斯的马》、《伊犁秋天的札记》等散文在对自然万物的充满激情的描摹中体现出美妙的生态意识。马丽华的《走过西藏》等散文更是在藏族人民朴素的生活中发现了生态意识的珍贵启示。诗人于坚则漫游于云南高原上，从山川大地、少数民族文化那里慢慢接受生态意识的熏陶，写出了《避雨之树》等杰出的生态诗歌。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生态文学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关注生态问题，生态文学作品体裁齐备，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徐刚的系列长篇生态报告文学，如《中国，另一种危机》、《绿色宣言》、《沉沦的国土》、《中国风沙线》、《国难》等，视野更加宏阔，生态立场更加坚定，生态智慧也更加深邃。他的《长江传》等更是雄心勃勃，试图为我国的母亲河描画出生态肖像，引起大家的深情眷注。徐刚的生态报告文学往往能超越于一时一地的生态危机，笔触深入历史，延及四方。此外，如王治安的《人类生存三部曲》、李青松的《遥远的虎啸》、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等生态报告文学对侵占土地、毁灭森林、物种灭绝、河流污染等许多重大生态问题秉笔直书，高声疾呼。而于坚的长诗《哀滇池》、李松涛的长诗《拒绝末日》等都是声名卓著的生态诗篇，忧愤深广，陈义甚高。至于苇岸、周晓枫的生态散文，张炜的《三想》、张抗抗的《沙暴》、郭雪波的《哭泣的沙坨子》、叶广芩的《老虎大福》等生态小说等更是华丽登场，无论是立意的高卓，还是艺术性的渲染，都颇值称道。#p#分页标题#e# 世易时移，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生态文学真正进入了繁荣鼎盛的阶段。更多的知名作家加入生态文学创作阵营，屡有典型的生态文学作品引起全国性的轰动，而且学术界对生态文学的研究开始真正启动，为生态文学的发展推波助澜。此期取得最大成功的还是生态小说。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郭雪波的《大漠狼孩》、雪漠的《狼祸》等小说都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展示了人与自然生命之间不能损毁的生态关联，其中《怀念狼》、《狼图腾》第一次让国人全面而彻底地领略了生态文学的动人魅力。胡发云的中篇小说《老海失踪》展示了欲望被煽动起来的现代人肆无忌惮地破坏大自然的悲剧，以及少数先知先觉的生态维护者是如何为了赎罪而自我牺牲的。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猎人峰》等生态小说则为被现代人消灭的珍贵动物而哀歌不已。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在现代化浪潮中以哀婉忧伤的眼光回望人类祖先曾经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家园。至于杨志军的《藏獒》、张炜的《刺猬歌》等生态小说也异彩纷呈，摇曳多姿。李存葆的生态散文，如《鲸殇》、《大河遗梦》、《绿色天书》、《最后的野象谷》、《净土上的狼毒花》等可以说是当代生态文学最美的收获之一，与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相媲美而毫不逊色，称得上真正的绿色大散文。李存葆对大自然具有非常敏锐的感悟力，对自然之华美具有相当的艺术描绘能力，加上他知识丰富，视野开阔，游踪处处，既有赞美大自然的能力和激情，又有反思和批判现代文明的深度和力度，使他的绿色大散文具有高品质的艺术性和思想性。而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李娟的《我的阿勒泰》、蒋子丹的《动物档案》、韩少功的《山南水北》等生态散文，也都各有所长，色彩缤纷，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百花园。于坚、华海、侯良学、姜长荣、红豆等人的生态诗歌更是魏紫姚黄，争相斗艳，把生态意识渲染得灵性十足。山西作家哲夫则在生态报告文学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他的《长江生态报告》、《黄河生态报告》、《淮河生态报告》、《世纪之痒——中国生态报告》等作品气度恢宏，卷帙浩繁，对中国生态问题有着全局性的关注。 从整体上看，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出现、发展和繁荣的意义是深远的。借助创作生态文学，中国作家更及时地关注当前中国最为迫切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他们获得一度丧失的现实感。当然，这种现实感更多的是以悲剧形态出现出来的。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曾说：“生态学教育的后果之一就是，一个人独自生活在一个创伤的世界里。”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背景就是大自然惨遭浩劫的过程。如果说我国古代山水田园诗人关注大自然，更多的是避世，是怡情悦性；那么当代作家关注大自然则是振臂高呼，是哀伤哭泣，是绝望控诉。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几乎都是悲剧性的，如郭雪波的《大漠狼孩》，张炜的《三想》、《九月寓言》，王艾《我和松鼠的故事》，方敏的《大拼搏》、《大毁灭》、《大绝唱》，姜戎的《狼图腾》等小说。在现代文明不停地制造不同的自然生命的悲剧时，即使有少数人脱离现代人的残暴，对自然生命显示友好，自然生命也很难与人和解，对人表示理解。如此一来，具有生态意识的人往往就会陷入既与人隔离、又与自然生命隔离的两难境地。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中那些具有生态人格的人，如郭雪波《沙葬》中的云灯喇嘛、姜戎《狼图腾》中的毕利格老人、雪漠《狼祸》中的孟八爷等，也都以悲剧终局。 当然，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张扬的生态意识毕竟为中国作家提供了一种更为阔大、更为合理的价值观，使他们有可能进一步反思人类文明和人性现实。现代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和消费文化，如果不向生态文明转换，必然会自我毁灭。中国当代作家进行生态文学创作时，无疑是在为人类寻找新的出路。 中国生态文学亟需突破模式化创作 不过，当前中国生态文学还存在许多非常鲜明的问题，最明显的局限表现于模式化写作上。绝大多数生态文学作品中，作家几乎都是千篇一律地叙述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大肆控诉现代人的欲望泛滥，哀伤绝望于大自然的溃败。例如郭雪波那些描绘科尔沁沙地的生态小说中，基本上只有三类人物，即生态破坏者、生态保护者和外来者。应该说，这种模式化写作与革命意识形态关于阶级斗争的叙述有内在一致性，只不过压迫阶级成了欲望泛滥的现代人，而被压迫阶级成了无言的大自然，至于那些生态保护者则是被压迫者的代言人。这明显是对丰富复杂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简单化书写，是对人性更为复杂的真相的遮蔽。 这种简单化的书写首先就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冲突的复杂情况。当今的生态环境危机自然显示出来的是现代人的欲望无度和现代科技的暴力倾向，但这也不能就说明人在大自然面前是恶的表现。自然之为自然，原本无善无恶，人区分出善恶仅是为了利于自己的生存。对于人而言，自然常常呈现出抹杀人的生命的倾向，例如瘟疫、干旱、洪水等自然灾害，现代科技对于人抵御自然灾害而言无疑是人类的善，而且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弘扬广博的生态意识，根本原因就是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人在大自然面前已不再是无所作为的弱小者。因此，作家若只能对自然进行理想化书写和对现代人与现代科技进行大肆归罪，就明显有悖于事实。更为关键的是，作家应该展示出现代人如何接受生态意识的指导，超越现代文明的局限，达到更高的文明阶段。 最关键的是作家对生态意识无法达成个体化理解。许多作家似乎都以为只要我们能不再伤害自然，控制无度的欲望，尽可能地返回自然，就万事大吉了。这明显是对人性的矛盾状态缺乏洞察。其实，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能够凭借理性和精神超越于自然，人返回自然是不可能的，真正重要的是人如何面对人性的矛盾状态，充分意识到自然对人的制约与引导，并把这种制约与引导内化在人格建构中。人如果无法获得精神与情感上的满足，按照人性的自然倾向就必然会追求欲望的无度满足；而人的精神与情感的满足显然无法完全从自然中获得，他还必须从历史文化、超越性精神中获得，而且后两者往往更为关键。其实，人只有在充分确立起了精神主体时，才能充分发现自然，尊重自然，像小孩子总是倾向于随意杀死弱小生命就是明证。也就是说，作家在创作生态文学作品时，必须进入到人性的复杂性中，充分展示自然、文化、超越性精神这三者如何塑造人的，以及这三者之间如何互为条件的。这样，也许作家才能超越既有的生态意识，展示出真正富有启示意义的生态智慧。#p#分页标题#e# 就当前中国生态文学而言，笔者认为可以做出如下尝试突破既有的模式化创作。一是选取某个有代表性的生态事件，把这个事件的各方力量充分呈现出来，而且最关键的是要充分展示各方的合理性，例如生态维护者、生态破坏者、局外人，三者首先应该作为人进入作者的视野，而不是抽象的生态符号，让他们进入对话情境中充分申说自己的合理性。作家由此达成对生态意识的个体化理解。二是尽可能拷问既有的生态意识，不能先入为主地就把生态意识放于绝对真理地位上，而是要在各种人与人的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自然与自然的冲突中达成对生态意识的新领悟。三是要充分让自然发言，在许多生态文学作品中，自然往往是沉默的，例如陆川导演的颇有影响的电影《可可西里》的明显缺陷，就是大自然默默无语；而真正的生态文学作品应该有能力从自然的无言中听出大言。我们的生态文学写作还得向梭罗、艾特马托夫、拉斯普京等外国著名的生态文学家遥致敬意。 总之，现代人必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与大自然重新订约，重修旧好。张炜在散文《你的树》中曾说：“无论如何，你应该是一个大自然的歌者。它孕育了你，使你会歌唱会描叙，你等于是它的一个器官，是感受到大自然的无穷魅力和神秘的一支竹笛、一把有生命的琴。我想，作为一个热爱艺术的人，无论具有怎样的倾向和色彩，他的趣味又如何，路都应该深深地热爱自然，感受自然，敏悟而多情——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才可能是一个为艺术而献身的人。”对于许多中国当代作家来说，他们确曾为大自然仗义执言，他们能够颠覆现代文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确立起生态整体观，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并通过塑造独具魅力的生态人格来引领现代人走出心魂的无知和迷茫，重建一切生命间的友好情谊。他们正在努力完成着历史使命，努力引领人们走出工业主义、消费主义的市场取向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以生态意识为引导，恢复对自然的敏感与兴趣，看护大地，叩问灵性。这将是人类的福音！地球的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