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蕊 单位：哈尔滨金融学院
汤因比的社会文化研究深受维柯的集体文化心理学说影响。事实上，无论是后来德国文化学家赫尔德对各种群体及其发展结构的宏观集体心理史的揭示，还是德国历史学家兰普勒希特试图把德国历史写成反映德意志民族的集体文化心理史，都隐约能够看到维柯的集体文化心理学说的影子。维柯的这一思想，在现代集体心理学史创始人的法国年鉴学派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集体的心理状态中找到了内在的联系。当代西方各文化学派的兴起，也都和维柯的《新科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求，离不开对社会主体心理的分析，历史唯物主义从来都不否认这一点。社会心理对于社会进程的反作用，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原理。对此，恩格斯曾多次指出:并不只是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是积极的因素，其余一切都是消极的因素。恩格斯认为社会文化心理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道德风尚，对社会存在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汤因比社会文化心理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最早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补充了唯物史观。他提出了“五项因素公式”的观点。他认为，社会意识包括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两种形式。社会心理是介于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体系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社会心理对于各种思想体系、现实的政治和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要把握人类的思想发展、人类历史的演变更替，就必须在考察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基础上深入地研究社会文化心理。显然，这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发展。唯物史观的社会心理分析，不仅在当时提供了理论研究的新视角，也为后世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
可以说，汤因比对社会文化心理与文明社会变革的分析，深受上述思想家的启发。除此之外，在汤因比写作《历史研究》期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已证明。潜意识在人类精神和文化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潜意识分为两个层次，即个人潜意识和种族潜意识。汤因比据此推断，在这两个层次之间可能还有一层，它是由某种文明社会的文化积淀而成，可称之为社会潜意识或社会心理，这实质上就是荣格所说的“原始意象”。社会心理或“原始意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因为它体现出了某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表征(所以社会心理又可以叫做社会文化心理)，有助于从深层次上揭示文明社会兴衰的内在精神文化原因。汤因比正是以社会文化心理为研究视角，来系统地论述社会变迁的动因的。
具体来说，汤因比主要从四个方面探求社会心理与文明社会演变的关系。首先，社会心理为文明社会的起源提供动力支持。汤因比认为，第一代文明的产生起源于对人类对外部自然环境挑战的成功的应战，但应战是否成功，则取决于他们是否拥有共同的精神信仰和行为习惯等大众心理基础。基于此，汤因比在谈到文明的产生时指出，文明社会诞生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产品有了剩余，因为只有依靠这些剩余的物质生活资料，才能使一些人脱离生产劳动，从事经济活动以外的创造性活动。但是，从根本上说，生产剩余只是文明产生的一个外在的必要条件，使各个文明得以产生的还有其内在的精神基础:大众共有的思维方式、行为目标、风俗习惯等，因为拥有这些共同性，才能很容易地把群众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一致对付外部的自然环境。其次，社会心理促进文明社会的发展。“挑战与应战”是汤因比得出的文明社会起源与生长的基本规律。第一代文明起源于对自然困境的挑战，第二代、第三代文明社会则起源于对人为困境的挑战，主要是群众对少数创造者的人格进行模仿。在人格心理学的研究中，人格一般是指一个人的整个精神状态，即在一定的行为方式中体现出来的、具有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汤因比以人格来表述少数创造者的精神特征，即是指少数天才人物所特有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创造意向等一系列心理活动。少数创造者的人格只有与社会成员相沟通，才能把他们的精神内容或某些特征传递给广大群众。
再次，社会心理导致文明社会衰落。汤因比认为，文明社会衰落的原因在于机械模仿、自我角色转换和偶像崇拜等。这主要是少数创造者取得成功后，因成功而腐败，失去了自己内在的思想和道德的平衡，开始骄傲自满，“依着个人的船桨歇息”，认为从前所创造的一切是完美无缺的、不可超越的，因而产生了深深的迷恋和崇拜之情，这是主动寻求灾难的心理。于是，少数创造者不再追求创造的热情和冲动，只是重复过去那些曾经发挥巨大作用的创造成果，整个社会沉浸在以过去为模仿对象、主宰大众心理的传统的风俗习惯占据统治地位的守旧状态之中。这正是使社会处于停滞不前的心态。这种稳定、僵化、不变的心态在面对变化多端的外部环境挑战时，总是在重复着没有创意的、过去的老办法，这样，在没有能力对挑战进行应战的状态下，文明开始走向衰落。最后，社会心理促使文明社会解体。文明社会解体时整个社会一分为三:统治阶级、内部无产者、外部无产者，但汤因比认为，这只是文明社会解体时的表面特征，其深层基础是社会成员灵魂的分裂。人们灵魂的分裂是社会表面分裂的根源。在一个解体的社会中，社会成员灵魂的分裂反映在人们的每一种行为、情感和生活方式中，它们才是社会明显崩溃的真正基础和根本原因。这时，每一种人类活动的方式都分裂为一对互相对立、彼此冲突的类型，即面对挑战分化为被动的反映与主动的反映。这些行为一方面是消极的，甚至于是破坏性的，其目的是阻止解体的进程;另一方面对解体的社会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行为方式分裂为自暴自弃和自我克制，这两种对立的个人行为在解体的文明中普遍存在，它们是创造行为的对立面。自暴自弃是顺应自然，随波逐流，认为创造性是对自然的酬劳，是思想的一种状态。采取这种行为的人以为，放纵本能的欲望，便会从“神秘的女神”那里获得创造力。自我克制则相反，认为自然是创造的大敌，并非是创造的源泉，只有战胜自然的欲望，才能恢复创造力。这两种对立的个人行为在解体的文明中普遍存在，例如，在希腊社会解体的过程中，庸俗的享乐主义者自称是伊壁鸠鲁的信徒，认为自己是过着一种快乐的自然生活;犬儒主义者宣称过着一种自我否定的、克制各种自然欲望的苦行僧的生活，斯多葛主义者则采取了更严厉的克制欲望的手段。#p#分页标题#e#
文化情感方式分裂为杂乱感和划一感。这两种对立的文化情感方式产生于对文化反常状态的体会中，是在完全丧失了特定文化形式和风格的社会中形成的，它们代替了文明社会生长阶段所形成的风格感。所谓杂乱感是指:灵魂将自己投入大染缸，混合文化存在于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多种传统、多种价值观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一起出现。例如，在语言、文学和视觉艺术中，混合语言出现;在哲学和宗教领域，它导致仪典和哲学理论的汇合;风俗、艺术中的粗野和鄙俗。所谓划一感，则借传统风格失落的机会，转向了某种普遍的或永恒的格调。它是杂乱感的消极感觉的对立物。例如，内部无产者面对解体时的文化混杂状态，坚定地保护他们一直遵循的文化遗产。个人情感方式分裂为流离感和原罪感。当社会转向解体时，道德衰败是不可避免的，导致个人产生漂浮感和失落感。为了克服这种不良感受，人们不得不逃避眼前现实的罪恶。所谓流离感，表现为随波逐流，他们认为自己对社会环境无能为力，以为邪恶超出了个人控制之外，进而相信整个宇宙乃至于人本身都受某种异己的力量支配。
原罪感则转向自我心灵的内省，认为邪恶缘于人心，把道德失败看做自我克制的失败。生活方式分裂为复古主义和未来主义。这两种生活方式都试图逃避已失去创造力的现实世界，坚信不需要精神领域的变革，就可避免一个文明崩溃所带来的精神痛苦。当一个社会精神混乱状况出现时，促使一些人超越现实，把自己的精神建立在乌托邦的幻想中。所谓复古主义，是试图重建古代生活的企图，是从对同时代的具有创造力的个人的模仿转向对祖先的模仿的一种转换。民族主义是复古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解体的社会中的人们将不遗余力地恢复民族文化，以摆脱外来的影响。在现代的例子中，哥特式的复兴是人为的复兴，还有多种不同类型的死语言的复兴。复古主义一般说来是无结果的，或者变为未来主义。未来主义就是把希望寄托在遥遥无期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未来。它表现在同过去的传统断裂，实质上是革命主义。在艺术方面，它表现为圣像破坏运动。它的最终目标和愿望是实现不可能实现的千禧年。未来主义易于转化到深化的高度，即放弃在地球上设定的现实目标，转而在灵魂的领域中寻求其生命的意义和目标，不受时间和空间的束缚。汤因比从行为方式、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等角度，研究文明社会解体即社会转型期的大众心理活动。通观其历史哲学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汤因比是对社会转型期的大众心理分析的第一人。
但是，人的心理并不决定人类的历史，因为人的思想意识的形成并不完全是自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发展，人的社会心理、思想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最终是由物质基础来决定的。可以说，汤因比所分析的社会心理未能与历史过程相一致。尽管汤因比的研究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但也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社会变革时期，大众心理有何表现?如何因势利导，以减轻因社会变革给大众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和茫然?总之，社会变革时期的大众文化心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每当社会变革时，大众文化心理活动、心理冲突都比较激烈，主要因为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原有的政治体系、经济体制和文化理论都发生较大的改变乃至于崩溃，这种震荡给大众的心理造成强烈的冲击，动摇了他们原有的信念、价值、情感及习俗。这样，原有的价值体系崩溃了，新的、为大家所认同的价值观还没确立起来，大众所感到的是精神无所依托，痛苦、困惑和迷茫就在所难免了。当然，社会变革时期并非仅此一种心态，概括起来说可分为三种:拥护变革的创新心理;反对改革的保守心理;面对改革深感困惑的迷惘心理，这也是汤因比所着重分析的内容。这三种倾向将会对社会变革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汤因比用社会心理来解释文明社会的发展规律，认为新文明的诞生、成长、衰落和解体，是以一个社会的精神变革为前提的。他敏锐地觉察到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巨大反作用，这有其科学合理的一面;但与此同时，他没有对社会心理的形成机制予以分析，而且过分地夸大了社会心理的作用，忽视或否认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把本来是第二位的精神因素变为第一位的因素，这则是他的局限。然而，汤因比的这一理论给予我们的启发仍是不容忽视的。
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过程中，要特别重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整体和谐发展，在此基础上，更要重视文化的现代化，积极促进适应现代化的文化精神的生成，从而使传统农业社会真正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社会转型的根本标志是形成与新型现代化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大众文化心理。因此，考察、研究大众心理的不同表现，揭示大众心理对现实社会的反作用，针对不同的心理状态及时引导和疏通，使大多数民众都能顺应历史发展趋势，逐渐舍弃农业社会中的宗法血缘观念、自在的日常生活方式，主动、自觉地按照新型社会对生产、生活、价值观、文化心理的要求来努力培养理性、契约、平等、民主的文化心理，进一步完成新的社会化过程，推动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汤因比的社会文化心理与社会变迁思想能够给予我们一定的启示。
另一方面，当代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人们的心理素质、心理健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人类的心理状况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对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类自身生产有着重要的影响。当前我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矛盾突出，社会分化程度加大，利益格局复杂多变。经济社会转型这一最重要的宏观社会背景，具体、直接地表现为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文化模式、价值观念等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这一切对于原已形成的社会大众心理形成巨大冲击，引发的心理问题逐渐增多，对社会成员的心理适应性提出了严峻挑战。社会变迁加剧与人们心理适应性减弱之间的矛盾，迫切要求人们重视社会心理的作用，要求更深入地探求社会大众心理的内在机制，从而通过心理调适来减缓社会竞争加剧所导致的压力感、生活节奏加快所带来的紧张感、社会变革过程中引起的心理失衡感、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造成的心理困惑感、社会流动范围扩大导致的社会陌生感。
社会转型期的各种消极文化心理如得不到有效缓解和释放，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将产生消极影响。为此，国家应加强制度建设，保证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应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大众文化心理和谐;应进一步健全有效的心理疏导机制，增强大众心理承受能力;应营造积极、健康的人文环境，为心理和谐提供环境支持;应用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调整人们的紧张情绪，减轻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以形成平和、乐观心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更快地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