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何宗美 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无论是对个人文学思想的研究,还是对群体表现的文学思想潮流的研究,抑或是对整个文学思想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已面面俱到而且层层深入。尤其是南开大学罗宗强先生领衔主撰的《中国文学思想通史》,更是文学思想史研究具有总结性意义的成果。
在这种形势下,开拓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领视野,已成为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必然选择。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蒋振华同志的专著《汉魏六朝道教文学思想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获2006年度湖南省第十一届优秀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系统地探讨了汉魏六朝道教文学思想的发展转迹及其特征,开拓出了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
(张毅《汉魏六朝道教文学思想研究》序),是传统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新创获。该著最明显的开拓创新之处,是第一次义界了什么是道教文学思想,认为道教人物把道教与文学关合起来,由道教仙学催生了许多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这些观念和理论紧密地为道教神仙信仰的终极关怀服务,从而构成宗教性的道教文学思想。该著认为早期道教人物对“文学”之“文”的性质、起源之认识,一开始就表现出神仙学说之色彩。道教徒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把“文”理解为“欺神”之所为,《太平经》云:“行文者,隐欺之阶也。故欺神出助之。
……文者,主相文欺,失其本根,故欺神出助之也。”现象世界都是神灵作用的结果,而且神灵又有善恶好坏之分,善恶之神又生造出善恶之事和善恶之物,同样也造出善恶之“文”。人的寿命长短,全由“文”的善恶所定。这样,神仙学说与“文”的质地性能就像孪生姐妹,从来就相濡以沫,相纠相结。道教发展到魏晋神仙阶段,葛洪更从文学作品风格的形成和风格的差异等更高的层面上来揭示神仙学说对文学思想的决定作用。从神仙道教信仰出发,葛洪认为在结胎受气时,“皆上得列宿之精”,人禀受星宿的精气,星宿之气又决定人的寿命和求仙的可能;而星气又有清浊之分,这种清浊之气,既决定人的寿命长短,又决定人的性情气质;人的性情气质又有高低之分,高低不同的气质又决定文学作品风格的参差不等。星气、寿命、才思(气质)文风构成严密的因果逻辑关系,道教仙学对文学思想的决定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在对“文”的起源的认识上,该著认为是《太平经》最早从神学迷信的角度来阐发文的起源:“文者生于东,盛于南,故曰出于东方,盛于南方。”这种文的起源与地理方位紧密相连的观点,烙上了汉代阴阳五行思想和谶纬迷信的印痕,也为后来道教关于某部道教经典的产生有其注定的方位学说提供了依据;从文学发展的区域概念来讲,是《太平经》较早地关注到文学发展的地域性问题。该著大胆地澄清了某些传统文学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的文学观念问题,并作了填补空白的回答,如关于文与气的关系,一般认为是曹丕提出了“文气”说。
蒋振华同志的著作通过检索大量的道教典籍和文献,认为最早把“文”与“气”相提并论,并不是曹丕的“文气”说,而是道教的第一部典籍《太平经》,这部典籍认为文与气之关系,气是源,文是流,是一种因果生成关系,是一种自然法则。该著还认为,道教领袖葛洪主张为文应该骨骾坚挺朗健有骨气,反对“皮肤鲜泽而骨骾迥弱”的“属笔之家”,这种文学观念对后来刘勰在《文心》里提出的风骨说启发颇大。
该著涉及的研究面比较广泛,有许多方面是道教文学研究领域前所未及的。如在探讨葛洪的文学思想时,将其“涤除玄览”的仙法与陆机、刘勰的艺术构思论相提并论,具体说明道教的仙道思想是如何进入文学创作过程的,有助人们对“虚静”说的深入了解。又如在论述陆修静与陶弘景的文学思想时,分别将其与道教的灵宝经系和上清经系联系起来,既突显了他们作为道教领袖人物的各自特点和代表性,也反映了道教文学思想在不同派系中的演变。
纵横交错,点面结合,开创性描述了这一时期道教文学思想的发展脉络。总之,《汉魏六朝道教文学思想研究》,是一部具有开拓性成就的学术著作,正如邓绍基先生所指出:“此类著作具开创性,新意甚多”,这对于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学思想研究的理路,对于将道教文学思想研究推向纵深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