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化中的人体现出生态本真美

生态文化中的人体现出生态本真美

 

自然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外延的概念,它应该包括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两者。所谓外部自然,即人赖以生存的整个外部自然环境;而内部自然,即人的精神生态[1]。工业文明的发展带来了自然生态危机,而与当代自然生态危机相伴而生的是人的精神生态危机,人的精神生态的失衡是自然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正是精神生态系统的失衡直接导致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失衡。人的精神生态失衡表现为工具理性价值观对人的控制,表现为人的生存活动与自然的隔绝。以创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学境界为旨归的生态文化通过揭示和彰显人的生态本性,使人突破工具理性价值观的束缚,回归存在的本真,生态文化中的人显现出生态本真美。   一、人类的原始本真   人类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多个不同的阶段,而人对自然的认识、态度也发生了一系列的演化。人类文明发展早期,在原始初民的意识中,并无物我区分,人只是自然界中很渺小的部分,人类匍匐在大自然的脚下,动物式地适应自然,通过超自然的存在物(如图腾)的崇拜祈求生命安全,形成了“崇拜自然、畏惧自然、依赖自然”的宗教思想。他们希冀的是弱化人与自然的对立面,以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和生存机会。当时人与自然之间并无主客体之分的,或者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不清晰的,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感性经验来区分人和自然。古希腊人认为自然界是充满心灵的,而古代的中国人一向有“天人合一”的整体性观念。由此看来,在古代人的头脑中根本不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分别,他们当然也就不可能把自然当作异在的对象去加以征服,人与自然不可能走向相互对立的两极。人类早期文明,人与自然处于本真的和谐关系之中,人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存在物都具有平等的生存权利,都有自己本然的存在状态。   二、人在工业文化中本真意义的失却   近代,西方思想传统中产生了对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的区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人类的自然观和行为。到了工业文明时期,由于主客二分思想的影响以及工具理性的张扬,人类对大自然的态度从一个极端趋向另一个极端,仅仅用有用性审视自然的价值,自然变成了只有工具价值的物,而失去了神圣性,自然之于人的本真意义被人类遗忘了。自然被市场化、商品化,人类与大自然产生了隔膜和距离,让人与自然渐渐疏远。工业文明的人类高扬主体性和能动性,一味的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能力而忽视了自然界对人类的根源性和制约性,背离人的本真性。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附着在消费更多更好的商品上,将人的本质狭隘化、平庸化,是对人之为人的精神性、独特性的严重异化。而人类手中的武器—科技,又加剧了人的本真性的异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成就,使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和欲望,以先进的科技为手段去开发和利用自然,进一步切断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直接联系。在工业文明的发源地,弗兰西斯•培根向世界宣告“知识就是力量”,人类只须凭借知识和理性就足以成为自然的主人,征服自然。从而,自然被人类破坏得支离破碎,人与自然原始和谐的关系被打破。人类主体意识的增强和改造世界能力的提高最终造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失衡,导致了人和自然关系的急剧恶化,产生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而人类生存的本真意义也逐渐被淹没在文明的进程中。正如弗洛姆所说,异化已经深入到社会中的各个方面。人失去本来的特性,人的本真的生存状态被沦丧和遮蔽,人的意义被附着在物的消费上。消费被异化,人不再注重精神世界的丰富和提高,人只对商品、对物充满崇拜,为了消费而消费,追求金钱成为人们的最高目标。金钱万能主义滋长,人们对物品的索求,不以是否需要为标准,而是以是否能占有为标准。在社会关系方面,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严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有用与无用之间的关系。人的肉体与精神的关系也被严重异化,人完全脱离了本质,游离于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本真生活状态之外。   三、人的诗意本性从遮蔽走向澄明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是完整的人性再度回归的文明时代。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旨归的生态文化正在改变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通过对人的生态本性的挖掘和人的生态本性的彰显,使人的生态本性得以突破束缚,人以生态文化的方式走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本然状态,人也在生态文化中回归本真。   第一,人之生态本性的内在显现。人的生态本性的显现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对自身生态本性的挖掘,二是对自然的家园意识的重建。首先,人类对自身生态本性的挖掘。长期以来,在探讨人的本性时,通常涉及到人的社会性,强调社会性才是人的本质特征,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把人与自然分向两极,从而忽视了人的生态性。而实际上,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和其他物种一样,也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类作为自然界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占有一定的生态位,处于“万物齐一”的生态联系之中。人的生态本性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人的生态本源性:人的生态本性体现为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近代以来,由于人的主体性的张扬,给自然造成了诸多的破坏,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开始不断对人类实施报复,并更为深远地影响和制约着当代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构建。事实证明,人类在地球上的出现和其他物种一样,都是历史按照自然规律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达尔文进化论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虽然人具有心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有社会性,从而与自然产生很大区别,但不能把这种区别作绝对化的、抽象的理解。因为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也是生物学的人,人来源于自然、依赖于自然,最终复归自然,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所以人不可能真正脱离自然界,离开自然界的人是不存在的,人也必须生存在生态学规律的控制之下。如果把人与自然的区别绝对化,认为人可以脱离自然规律的影响而统治自然和主宰自然的观点是错误的[2]。人、社会和自然构成有机统一整体是不可分割的,把统一的世界区分为自然界和社会只具有相对意义。人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具有生态本源性。#p#分页标题#e#   人的生态环链性:人是多层生态环链中的一环,人在系统中有一定的“生态位”。因为人与万物都是生态环链中的一环,所以生态环链性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万物的一种密切关系,它们彼此相互关联。它保持生态与生物环链的平衡,人只有在生态环链中才能生存,它们是不可分割的。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对人的生态环链性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这个环链从浮游生物的像尘土一样微小的绿色细胞开始,通过很小的水藻进入噬食浮游生物的鱼体,而鱼又被其他的鱼、鸟、貂、浣熊吃掉,这是一个从生命到生命的无穷的物质循环过程”[3]。而生态学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生态环链理论,并且证明这样一个事实,每一种生物在食物链中,都占据一定的位置,并具有特定的作用。自然平衡是一个将各种生物联系起来的复杂、高度统一的系统,人也是这个平衡中的一部分。   人的生态自觉性:在人的层面上,人与自然和谐理念诉求的是“生态人”的回归。所谓“生态人”,指的是善于处理与自然、他人、社会的关系,保持良好存在状态的人。人是生物的人,也是社会的人,人具有心理、文化的因素。人作为目前唯一具有抽象思维能力的物种,可以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维护生态环链的完整,维护其他存在物的存在状态以及生态动态平衡。人应该具有维护生态环链平衡与稳定的自觉意识,人类的行为对自然最具破坏力,因此人类更应该承担起保护自然的主要责任。有自觉意识的人类,为维持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探索新的合理的生存方式,自觉地与自然保持和谐。美国著名生态哲学家罗尔斯顿提出,人类与其他物种的真正区别在于,动物和植物只关心自己的生命、后代以及同类,而人类却能以更为宽广的胸襟维护所有生命和非人类存在物。他认为,人类在生物系统中处于食物链和金字塔的顶端,“具有完美性”,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展示这种完美性的一个途径”是“看护地球”[4]。   人在生态文化中直观到本然的自我,对生态本性的挖掘表现了对生态本真美的追求,人逐渐突破工具理性的束缚,思索自身的本真存在,人的本真作为真理而显现了。其次,人类家园意识的重建。工具理性价值观对人本性的异化,使人仅仅看到自然的工具价值,自然成了只有使用价值的“物”,人类也不再以自然为家。而生态危机的暴发以及人对自身生态本性的挖掘,使人认识到人与自然的不可分“,家园意识”重新回到人类的头脑当中。“地球是人类唯一的家”于1972年在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上被提出。“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类进化的全球性阶段,每个人显然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自己的祖国,另一个是地球这颗行星”[5],地球家园被看作人类的生存根基。会议还指出地球最大限度地滋养和丰富着万物,这个地球应该是我们人世间的宝贵家园吗,人类应该热爱自己的家园。   1978年,美国学者威廉•鲁克尔特明确提出生态圈就是人类的家园。他在阐述人类对地球的伤害时说“这些问题正在破坏我们的家园——生态圈”[6],而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也曾将地球比作大地母亲,并进一步说明,现在人类所拥有的生物圈是唯一可以居住的空间。罗尔斯顿在《从美到责任:自然美学和环境伦理学》中明确从美学的角度论述了“家园意识”的问题,他认为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只有地球才能使人类具有“自我”,人类必须保护地球,保护自己的家园。人在生态文化运动中回归“人类内部的自然”,认识到人与自然的本真关系,以自然为家,家园意识是人的精神的有家可归。家园意识不仅包含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更蕴涵本真的人之诗意栖居的存在真意。“人在家中”,人与自然万物交融为一体,人的本真意义在家园中显现。   第二,人的生态本性的外在体现。工业文化时代的人失去本来特性,人的本真生存状态被沦丧和遮蔽。人的生态本性意味着人类要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生态的整体完整,以促进人与自然共存。生态本性的内在觉醒必然导致人类存在方式的改变,即生态本性的外在显现,这种外在显现就是人类实践的转向,要求人类发展不能破坏自然生态的平衡,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本真状态。首先,在生产方式上,生态文化要求改变传统生产方式高消耗、高污染的状态,使人类物质生产活动沿着与生物圈相互协调的方向进化,使之具有保护环境、节约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新机制,走上与生物圈协调互补的新轨道;还要求在生产过程中实现技术的生态化转向,使生态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其次,在生活方式上,生态文化要求人类必须调整自己的物质性需要内涵,形成建立在维护生态平衡基础上的自律性的适度需要,进而摒弃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人的追求不再拘泥于对物质财富的过度享受,而是一种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生态的生活。人类生活不仅应是富足的,还应当是自然的。人类的生活既不能损害其他物种的繁衍生存也不能损害自然环境。要使绿色消费成为人类生活的新方式,使人过上真正的全面符合人类及社会道德的生活。人要在生态文化中追求更高的理想,实现持久的发展,把保卫人类和自然的未来作为人类自觉的意识和行动。   人的实践方式的转向是人有意识的维护着生态的平衡,其所蕴涵的价值取向就是以对自然及其内在价值和运行规律的尊重为基础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建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生态实践中进一步展开,人的生态本性也在这种存在方式中展开。海德格尔提出:“人诗意地栖居。”诗意的栖居是一种人生境界,也是一种生存方式,是人的审美性的存在。生态文化是人对美好的生存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栖居之地的追寻,也是人的本真性回归的文化。人对自身生态本性的挖掘,重新以自然为人类的家园,并且自觉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是人类走向诗意的栖居,展现生态本真美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