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安全论文范文1
知识管理尚无统一的定义，不同学者对知识管理的定义不完全相同。通常认为，知识管理指个人、组织或国家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对知识和知识流动的过程、知识组织机构、知识资产、知识人员进行全方位和全过程的管理，以期实现知识的共享、创新和增值，从而促进知识的价值增值。因此，笔者认为，高校知识管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为实现高等教育目的，高校管理者遵循教育规律，运用知识管理相关理论和方法，合理利用高校内、外部知识资源，充分发挥师生员工的潜能，建立知识库，实现知识的共享和创新，从而达到最佳的知识产出、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的功效管理过程。对于生态安全来说，狭义的生态安全是指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即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健康的整体水平反映。结合狭义生态安全的定义，笔者认为，生态安全是一种宏观层面的安全，生态安全是指在人的生活权、生存权、健康享乐权、必要资源权、社会次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或人文）生态安全，组成一个复合系统工程，它是环境、经济、社会三大系统的协调配合，共同作用的结果。结合以上生态安全的定义，笔者认为，高校的生态安全包括高校的自然生态安全、人文生态安全、社会生态系统安全三个方面，即能为师生员工生活、学习、工作和科研提供良好的保障，同时高校自身运行良好，具有良好社会影响力，能为地方经济的振兴和科研服务的一种良好的状态。
二、高校生态安全的知识性分析
1.系统性。
高校是以知识作为基本的操作材料和加工材料，几乎所有的活动都跟知识有关。高校自然生态安全包括高校自然生态环境的建设，树木花草的种植，自然环境的绿化，校园整体的美化亮化都需要有生态学相关的知识作为积累。而高校人文生态安全更需要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精彩纷呈的学术讲座和探访神奇的科学研究，这一切都是在知识的应用和创新中体现知识系统性的魅力。高校的社会生态安全是社会对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高校社会声誉的综合反映和系统的写照，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体现了其知识的传递、升值过程，也正体现了知识的系统性和综合性。
2.动态性。
高校的生态安全正如知识的学习和提高一样，不是一个固定不变、一劳永逸的事情，它会受到经济、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一所高校受其综合实力、科研水平、师生的生态环保意识、文明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其生态安全状况呈现动态性，这跟知识的学习一样，常用常新。
3.艰巨性。
高校生态安全一旦出现问题后进行整治和治理，就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超出了前期的投入，所以高校生态安全又具有艰巨性。知识也如是，一旦用在了错误的地方，就会产生惊人的后果。例如，携带核弹头的原子弹用在战争上，会对人类产生毁灭性后果。当然，对于知识的学习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要达到较高的专业水准更需要经过专业的熏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因此具有一定的艰巨性。
三、影响高校生态安全的要素分析
高校生态安全包括自然、文化、社会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其中自然因素是直接影响因素，因为自然因素出现问题，生态安全问题就会直接表现出来。文化因素、社会因素是间接影响因素，它们主要是通过自然因素这一中介变量对生态安全产生间接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把自然因素作为文化、社会这两个变量的中介变量来研究生态安全。从该模型可知：要想解决高校生态安全问题，可以从自然、文化和社会这三个因素入手进行研究。把这三个方面作为影响生态安全的3个一级指标，而自然因素又分为高校环境绿化、高校空气状况、高校植被情况、高校物种多样性、高校土地资源、师生居住情况6个二级指标来进行分析；文化经济因素可分为高校教育教学、高校的科学研究、高校的人才培养、高校的文化传承4个二级指标来判断；社会因素分为高校的生态安全意识、高校的生态宣传力度、高校师生数量、国家对高校的政策、高校规模扩张程度、高校拥有生态技术、高校科技教育经费、高校汽车数量8个二级指标来分析。这样我们可以从18个二级指标来判断生态安全的破坏程度，每一个指标有一个合格或良好的经验值（标准值），用管理学上的专家打分法对高校的生态安全进行评估，邀请专家对这3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进行打分，打分结果的平均值作为这个指标最终得分，再根据指标的相应权重，得出总的得分与相应的经验值比较，判断高校生态系统的安全程度。
四、高校生态安全教育的现状分析
1.生态安全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在一些没有设立生态、环境资源等专业的高校，其生态安全教育体系尚未形成，如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材编写、师资配备都不完善，要真正开展非生态专业大学生的生态安全教育就是不可能的事了。即使开设了相关专业的一些大学，主要是进行专业课教学，非本专业的大学生也是不可能得到相关的教育熏陶。从全国高校来看，每年招收的环境类专业学生不到普通学校招生总人数的0.5%，非生态专业学生占绝大多数，而在非生态专业开设与生态相关选修课的院校仅占全国高校总数的10%左右。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学生没有选修或必修过生态安全教育相关课程，没有接受过生态安全教育，这势必导致大学生对生态安全和生态环境缺乏应有的敬畏之心、尊重之情，更不能主动参与环保公益活动。
2.生态安全教学设置不够合理。
在教学体系方面，许多高校只重视生态专业或是环境专业学生的课程设置，但是在非生态专业或环境专业的学生中，把生态安全教育作为必修课或选修课的非常少。在人才培养规格方面，高校大学毕业生应该是具有生态意识、懂得生态文明、有专业技术的现代人，因此在大学教育教学的培养方案中，就应该含有生态世界观和生态伦理道德观的内容；在专业设置方面，对非生态专业的学生来说，虽然不是其专业课，但是高校的课程设置应该包括生态意识、生态的重要性、生态安全危害性及生态安全的基本技能技术等内容，并且有相应的学分。
3.缺乏长远通识生态安全意识。
生态意识是开展生态安全教育深入开展的前提条件，没有生态学的相关知识，就不可能对生态安全的危害性有深刻的认识。以下三种情况都是因为生态安全意识的缺乏导致的生态安全：一是过度开采带来的生态安全；二是盲目引进外资带来的生态安全；三是忽视森林资源保护带来的生态安全。我国的高校生态环境教育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目前虽有几百所大学开设了环境专业，但在专业学生中的生态环境专业教育不能代替在非专业学生中的生态普识教育，更不能替代生态文明教育。生态安全意识，事关21世纪我国能否顺利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远景目标。
五、实施高校生态教育的对策
1.加强高校生态环境建设。
要推进高校生态安全教育，就必须把高校生态安全教育与生态环境建设结合起来。而加强高校的生态环境建设，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加强高校自然生态环境建设。高校要加强绿化，植树种花，注重校园美化，保护物种的多样性，维护高校生态平衡，让人在一个芳香宜人、绿树成荫的环境里学习和从事科学研究。二是加强高校人文生态环境构建。如先贤感悟、节能降耗、低碳出行等的生态文明行为，这些均能激发师生践行生态文明的意识，也能自觉地内化自身素质，提升师生员工内在人文素养，表现为自觉的生态文明行动。三是强化师生的生态环境意识的构建。即让师生员工树立良好生态观，积极主动地投身到高校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的建设中。反过来，参与又提升了其主体意识，强化了责任。因此，要提升师生的生态环境意识，让其主动关心生态安全建设，从而慢慢地固化为其行为，养成生态文明习惯。
2.深化高校生态教育改革。
生态学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理念。课堂教育是高等生态安全教育的主阵地，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对高校生态课堂教育模式的改革：一是改革高校的生态课程设置。高校可以在非生态专业、非环境专业的学生中开设生态安全教育选修课，课题内容涉及生态观、生态建设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论述、生态建设的不可逆性等生态安全的特性介绍，以及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的严重后果，让大学生深刻体会到生态安全和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二是注重生态环境师资的培育。一方面，可以在重点大学或研究生院培养生态教育师资力量，为生态环境教育的开展奠定坚实的师资基础；另一方面，加强师资对生态安全教育定期培训，提高高校现有师资对生态安全的教学能力和生态意识。三是寓教于乐，把生态理论教育融于社会实践中。例如，可以将生态理论融于大学生毕业实践的调查和学习中，让他们有针对性地对高校所在的地区的山川河流、厂矿企业、生态环境、物种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这既让学生了解社会自然环境和生态状况，又得到相应的科学锻炼，也为地方政府正确有效地规划环境治理与城市发展提供科学的方案和依据。
3.加强高校生态实践教育。
高校应视生态文明素养与人格素质、学术品质和职业素养一样重要。高校学生处、团委、学生社团等组织是推进生态实践教育的重要力量，在高校团组织生活会、院校活动中将引进生态环境保护的议题，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能给广大学生带来普遍而深刻的教育作用。高校还可以利用校园网、电视台、广播站、校报等，开设生态教育专栏，倡导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并且邀请专家作环保讲座，交流生态环保的经验和体会。
4.建立高校生态安全知识库。
高校的活动是以知识作为基本的操作材料和加工材料，高校的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均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因此，高校应该建立一个核心的生态安全知识库，集中高校的生态安全的理论知识、教学讲义、科学研究、生态历史资料、环境保护、毕业生生态论文、学术交流等知识组成的知识库。其核心知识库由校学术委员会作为最高的领导层，任命由校长和学术带头人为主的知识主管（CKO）决定其知识共享机制和范围，下设知识管理办公室，办公室由学校的科研处、教务处、校长办公室、信息中心组成，统一知识库的日常管理，保证生态安全知识的共享、创新和增值。同时，可以建立校园生态安全知识库的知识共享机制和知识激励机制。
5.建立高校生态安全知识链。
高等教育是联系社会的纽带，具有较高的自由度与开放性。生态意识的形成，生态习惯的培养既可以在高校也可以在社会组织中获得。因此，高校生态安全教育应该具有一定的延展性，不能拘泥于某一组织或者范围内，应该与其他社会组织机构开展合作，把生态安全知识的节点（高校、政府、居民社区、社会民间组织）连接起来，组成一个开放的生态安全知识链，让生态安全知识在整个知识链中流动起来，从而在知识流动的过程中，实现知识的共享、传播与创新。在实践上，高校可以加强与地方政府、居民社区以及敬老院、中小学等机构的合作。开放的高校生态安全知识链，可以有效地运用知识管理的相关理论，让高校生态安全知识高效运行。
六、结语
生态安全论文范文2
微信作为一款手机软件与个人信息紧密相关，新媒体的智能手机能够随时随地上网，这是个人电脑不能做到的。微信公众平台相比于其他网络平台在传播方面也具有明显的优势。
1．1操作的便捷性
注册微信公众平台是无门槛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没有注册的QQ号进行登录注册。平台管理员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智能手机推送简单信息，消息发送之后会在终端通过微信平台通知用户;大学生受众群体在浏览信息的时候也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只要有网络就可以实现对信息的阅读。
1．2信息的高到达率
微信公众平台的传播方式是一对多的传播，直接将信息推送到用户手机上，实现用户对信息的强制阅读，而且信息的到达率几乎是100%。
1．3富媒体传播形式
微信公众平台通过手机终端可以随时随地浏览资讯传递消息，碎片化的时间得以充分利用，同时使得社交不再限于文本传输，而是图片、文字、声音、视频的富媒体传播形式，这一特点迎合了“有图有真相”的社交圈倡导的理念，更加符合大学生对信息多样化的要求。
1．4一对一的沟通机制
虽然微信公众平台是以广播的形式开始，但一旦用户回应，互动又转回一对一的形态，而这种一对一，并非像微博一样是公开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互动更像是双方互相递送“小纸条”，这样有针对性的交流，不仅更容易获得对方的信任和支持，而且用户回复的质量更高，往往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2应用于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可行性分析
2．1微信公众平台在大学生群体中受关注度高
根据腾讯官方公布的信息，仅仅发展了1年8个月的微信，用户已经突破2亿。在这庞大的群体中大学生成为微信的重要用户，而目前，微信用户数量已经超过6亿，每日活跃用户超过1亿。根据艾媒咨询所做的关于“2013年中国微信公众平台用户研究报告”，近九成的用户近半年内使用过微信，占比达到88．30%，其中经常使用微信公众平台的用户占比达24．10%，偶尔使用微信公众平台的用户最多，占比达42．50%。这说明微信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已经获得了用户的青睐，微信公众平台也获得了较高的关注度，这为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开展大学生安全教育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2．2传统的大学生安全教育存在不足
目前，大学生安全教育现状总体来说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一是高校缺乏健全的安全教育机制，安全教育内容缺乏系统性。当前高校尚未形成专业化的安全教育师资队伍，多数高校承担安全教育的仅仅是保卫部门的管理人员，由于高校对保卫干部缺乏安全教育的系统培养，导致高校安全教育的内容停留在传统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等问题上，教育内容不能做到与时俱进，很难吸引大学生的关注。二是高校安全教育还采用开设安全讲座、学习安全知识手册等传统的教育模式，虽然这种教育方式针对性强，内容贴近实际，但这种方式让大学生感到枯燥，形式化严重，缺乏互动性，得不到大学生群体的认可，往往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三是大学生对安全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于安全教育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主动接受安全教育的意识不强。缺乏针对性、实效性和系统性的安全教育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这促使高校安全管理者必须要寻求新的教育平台，构建新的教育模式，以确保安全教育的效果。
2．3大学生青睐新型教育模式
传统高校安全教育的弊端使得大学生对新型安全教育的模式比较向往。一份针对高校700名大学生的关于安全教育形式的调查报告显示，46%的被调查者表示非常愿意接受利用网络平台开展的安全教育;对于学校开设网络安全教育平台，60%的被调查者表示一定会或者可能会参与;对于借助何种网络开展安全教育更易接受的调查报告显示，学生更愿意选择微信、微博的形式。这为高校安全管理者通过网络平台开展安全教育提供了基础。
3充分发挥微信公众平台的载体作用
3．1突出信息推送，做到“内容为王”
面对众多相似的公众平台，用户往往容易出现审美疲劳，只有将公众平台的信息推送功能做出特色才能吸引大学生的目光。在内容上要符合学生的安全需求，要按照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根据高校案件特点，适时发送有关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的知识，增加心理健康、社交安全、文化安全、网络安全等新型的安全问题;在信息编辑上，要图文并茂，突出人文关怀，使学生在心理上更易接受;把握好信息推送的最佳时间，不要让推送的信息影响用户的学习，一般以17时至18时为宜。微信公众平台在信息的选择上也要做到因人制宜。对不同群体的大学生所侧重的信息要有所区别，注重学生个体的独特性与差异性，使安全教育更具有针对性。如针对新生应以适应新环境教育为重，对安全知识进行全面系统的学习;针对即将毕业的学生要以心理健康教育为重，使他们学会面对和调节突如其来的各种压力;针对女生要以人身安全教育为重，增强防范意识，提高防范能力。
3．2借助平台，实现“以案讲案”
高校常发案件在作案时间、地点、手法上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微信公众平台所推送的消息可根据当天社会或校内所发生的案件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分为“警情播报”、“法制专栏”、“微警讲堂”等版块，以案讲案。将案件的作案时间、作案空间、案件相关人、案件相关行为、案件相关物等要素进行重点分析，教育大学生如何正确有效地预防类似案件，达到“吃别人的堑，长自己的智”的效果。
3．3引导大学生参与平台建设
高校的安全教育不能只是往下灌输，而要讲实效，让更多的大学生直接参与学校的安全教育，使他们成为安全教育的主角。高校应充分发挥大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将微信公众平台开辟成大学生共同参与建设的安全教育新阵地。微信公众平台的信息可以由大学生提供，将供稿人的信息在所推送的信息中展现;可以将大学生在平台内的精彩评论进行汇集，以信息的形式进行推送;也可以利用平台将以安全为主题的社团活动、团日活动、宿舍活动等进行宣传。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动学生营造成一个重视安全、学习安全、宣传安全的校园安全文化氛围，以达到最佳的教育效果。
4应用中需要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
4．1转变传统的安全教育观念
一是高校管理层要转变对安全教育的认识，安全教育应是学生素质教育和德育教育的必修课，应使大学生安全教育在时间上、内容上和效果上得到保证。二是高校安全教育者要转变对安全教育模式的认识，安全教育不能仅仅通过集中讲座、宣传展板、学习安全教育手册等平面媒体传统方式进行，新媒体应该在安全教育中得到充分的利用。三是高校大学生群体要转变对安全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安全重于泰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视安全教育。
4．2微信公众平台需要开发信息反馈功能
当账号管理者将一条信息推送出去后，无法得知信息被多少人有效阅读，又有多少人在朋友圈上加以分享和评论。这导致后台运营者无法准确地根据大学生实际学习情况进行信息的筛选和分析。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开发评分功能，用户对推送的信息进行点赞支持或者反对;或者在每条信息推送之后，当用户阅读或传播该条信息时，系统直接向微信平台管理员反馈信息，然后管理员对推送的信息反馈情况加以汇总和分析，使管理员对内容产品与受众需求的契合度有更清晰的认识，以便及时调整和改进。
4．3微信公众平台的运营需要优秀的编辑人员
在安全教育微信公众平台的整体运营中，编辑人员是串联运行后台和大学生用户的纽带，他将各种安全教育的信息通过运行后台源源不断的输送给大学生用户群体。因此编辑作为一个把关人，不仅需要拥有新闻的敏锐性、知识的丰富性和视野的广阔性，还要拥有对受众足够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对各方面信息的整合和分配能力，所以作为微信运营后台的安全教育管理者要具有良好的媒体素养，不断地学习和研究安全知识，才能成为真正的校园意见领袖，才能充分发挥微信公众平台在大学生安全教育中的作用。
5结束语
生态安全论文范文3
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对环境的不断开发利用，以及人口的急剧增加和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使生态系统自身的调节能力不断下降，人类生存的环境呈现出越来越脆弱的趋势。脆弱生态环境研究因而成为资源环境学科研究的热点，因而生态环境的脆弱性评估、驱动机制研究及生态恢复重建工作成为该领域研究的核心课题。本文在分析国际国内生态脆弱性研究的基础上，从重要文献主导原则、数量、区域、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对我国生态脆弱性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对加强环境脆弱性的评价研究，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一国际生态脆弱性研究动态 随着全球变化影响的深入，特别是对人类活动及人地关系影响的深入，“生态脆弱性”、“脆弱生态区”、“脆弱性评估”等问题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3］。脆弱生态环境是由群落交错带演变而来。1905年，Elements将Ecotone这一术语引入生态学研究［4］。1987年1月，M．M．Holland对Ecotone提出生态环境过渡带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相邻生态系统之间的过渡带，且具有一组为空间和时间尺度以及相邻生态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力所确定的特征，即抗干扰能力弱、界面变化速度快、可被代替的概率大、恢复原状的机会小等。在地学领域，Timmerman于1981年首先提出脆弱性的概念。脆弱性可分为人文系统的脆弱性和自然系统的脆弱性［5］1－125。脆弱性最早是由脆弱带而引出的，但罗承平指出生态过渡带并非都是脆弱生态环境，它仅是敏感性环境的一个类型，只有具有退化趋势的敏感环境才称为脆弱生态环境。也就是说，脆弱性是敏感性和环境退化趋势的统一［6］。敏感性反映扰动，环境退化趋势反映脆弱生态环境受到外界扰动后变化的方向和可能性大小。脆弱性的研究内容是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系统或者其子系统在面对压力或冲击时的潜在损失和敏感状态［7］。 国外对脆弱生态环境的研究，最早作为生态学研究的一个内容，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对全球脆弱生态区范围的明显扩大和程度的明显加重，生态环境的脆弱性问题开始引起了普遍关注。随着对全球环境变化影响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对人类活动以及人地关系研究的深入，有关生态脆弱性及其脆弱性评估等研究日趋成为全球性研究热点［8］。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生物学计划(IBP)、70年代的人与生物圈计划(MAB)以及80年代开始的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都把生态脆弱性作为重要的研究领域［9］。1992年，美国生态学会指出:脆弱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管理、已受损害的生态环境的恢复重建等应是生态学研究优先考虑的重点领域［10］。除了有关脆弱性概念等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化之外，目前国外脆弱性评估开始由单一的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生态环境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的脆弱性和适应性评估及区域内简单关系的研究逐渐趋向于跨区域的脆弱性评估和多变量多数据的系统研究。同时，随着研究的进展，脆弱性评估的方法不断改进，脆弱性评估的模型化和GIS等技术在脆弱性评估中的运用日趋广泛。至今，国外的生态脆弱性研究已较为成熟，不仅借助遥感、GIS、GPS技术进行生态脆弱性评估研究，而且出现了与景观学相结合或针对特殊条件的生态脆弱性评价体系，其相关研究朝着更具针对性的方向发展。美国环保署正在实施的基于GIS的各种数据库和管理决策系统，其宗旨是通过对中大西洋地区生态脆弱性综合评估，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作为国际区域脆弱性评估项目，它反映了国际脆弱性评估研究的趋势。 二我国生态脆弱性研究现状 (一)文献来源与研究方法 我国对脆弱生态环境的研究起步较晚，中科院在“八五”期间开展的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和恢复技术研究拉开了大规模研究脆弱生态环境及其整治的序幕，取得了一系列有关理论与方法上的初步研究成果。随着研究的进展，有关脆弱性的研究开始朝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以脆弱生态环境概念、特征及区域评价体系及脆弱性评价方法和内容为研究对象，展开了一系列生态脆弱性评估及其人地关系实证研究。本文以中国知识资源总库电子版为基础，通过www．cnki．net检索，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以生态脆弱性为题名进行初次检索，在此结果中再以GIS为题名进行二次检索，从重要文献主导原则分析、数量、区域、内容、方法五个方面对我国生态脆弱性进行研究，检索期间限定为1980～2010年。 以生态脆弱性为题最早的一篇核心期刊论文是1994年苏维词发表的《贵州岩溶区生态环境脆弱性类型的初步划分》，2003年以后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数量开始增加，当年发表7篇，2007年发表18篇，2010年达到25篇。核心期刊总共有114篇，期刊总论文有259篇，核心期刊论文占总论文数的44%。 (二)从数量上分析研究 以生态脆弱性为题名，检索国内的期刊，有关生态脆弱性的论文有309篇，初期研究评价单元常局限于县市单元或其他行政单元。最早发表的有关生态脆弱性的论文是1993年苏维词写的《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现状区划初探》，该文以县市为单元对贵州省乌江流域生态脆弱性进行了评价。之后，罗承平对北方农牧交错带进行的生态环境脆弱性成因分析，民对太湖生态脆弱性的研究都集中在指标体系概念方面。1996年出现了第二篇生态脆弱性实证研究的论文，对黄土高原生态脆弱度进行了评价，1998年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对塔里木河流域进行了生态脆弱性评价研究，1999年吉林西部也开展了生态脆弱性的实证研究。以GIS和生态脆弱性为题名，检索到基于GIS的生态脆弱性的论文有26篇，张佳华发表的《景观信息流及GIS对脆弱生态异质性制图的分析》是第一篇利用GIS技术进行分析的论文，主要是利用GIS进行制图。2004年，胡宝清发表的《基于GIS技术的广西喀斯特生态环境脆弱性综合评价》是首篇利用GIS强大的输入、空间分析及制图功能进行生态脆弱性评价的论文，以县市为单元进行评价。2005年陈焕珍的《GIS支持下的山东大汶河流域生态脆弱性评价及对策》和覃小群的《基于GIS的广西岩溶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是国内首次以影像为基础利用GIS技术进行评价的论文，突破了以往以行政单元进行评价的界限。之后，福州市、南极无冰区、江西省、青海湖环湖区也利用GIS技术进行了生态脆弱性评价。生态脆弱性方面的博士论文有7篇，2004年1篇、2007年2篇、2010年4篇，集中在岷江上游、北方农牧交错带、新疆艾比湖湖泊湿地等。#p#分页标题#e# 由图1得知，我国从1993年开始生态脆弱性的研究，期刊论文和硕博论文总体上呈逐渐上升趋势。期刊论文总共有259篇，硕博论文总共有38篇。2000年以前期刊论文比较少，2005年急剧上升，2009年为45篇。2003年以前没有硕博论文，从2004年开始有硕博论文，总体呈上升趋势，2010年达到顶峰，为8篇。 (三)从区域上分析研究 贵州是我国进行脆弱性评价最早的地域，之后，福建、塔里木、闽江、太湖、吉林西部、黄土高原、江汉平原、广州市、江西省、大别山、衡阳市、汶川、黄河流域也开展了脆弱性的实证研究，研究较多的实证区域主要是我国北方的黄土高原和农牧交错地带以及南方的西南岩溶地区等典型脆弱地区。近年来，我国脆弱度评估研究发展较快，实证研究的区域范围扩大，并且将区域脆弱性评估与区域生态安全调控对策相结合，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表明基于GIS的各种数据库和管理决策系统能直接为区域生态恢复建设提供政府决策服务。由图2得知，南方丘陵生态脆弱区最多，为84篇;西南石灰岩山地生态脆弱区次之，为65篇;再次是华北平原生态脆弱区，为53篇;北方半干旱－干旱生态脆弱区和西北半干旱生态脆弱区第四，分别为39篇、40篇;青藏高原生态脆弱区最少，只有11篇。由图3得知，北方总共143篇，南方总共151篇，1998年以前南方和北方数量相当，1999年后南方研究数量超过北方，2005年后南北方研究数量急剧增加。 (四)从内容上分析研究 在研究初期，有关生态脆弱性的研究，概念模型和定性分析仍占很大比例。随着“3S”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的不断开发，我国有关脆弱性评估的研究从定性和定量研究向基于GIS技术和模型化方法的脆弱度评估方法发展。概念方面的研究有《塔里木内陆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分析》、《黑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研究》、《山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与荒漠化》、《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与退化生态系统》、《太湖生态脆弱性特征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太湖生态脆弱性特征与消除对策的初步探讨》、《塔里木内陆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分析》、《贵州喀斯特山区农业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及可持续发展对策》、《西南岩溶山地生态脆弱性研究》、《祁连山生态系统脆弱性与恢复重建措施初探》、《贵州省喀斯特山区生态环境脆弱性研究》、《福建山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及其生态重建探讨》、《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环境脆弱性及其成因分析》。实证方面的研究有《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生态脆弱性评价》、《塔里木河流域生态脆弱性评价研究》、《基于RS/GIS的生态脆弱区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基于GIS技术的广西喀斯特生态环境脆弱性综合评价》。从内容上分析，实证研究多于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有109篇，实证研究有184篇。2003年以前，理论研究多于实证研究;2004年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等，2005年后，实证研究多于理论研究。如图4所示。 (五)从方法上分析研究 目前国内外生态环境评价单元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基于面状的矢量评价单元，包括行政单元、流域和景观单元等;二是基于点状的栅格评价单元。评价单元的选择主要根据所需要达到的目标来确定。由图5得知，以县为研究单元的有135篇，以栅格为研究单元的有49篇。2000年没有以栅格作为研究单元的，从2005年起数量渐渐增多。2010年以县为单元和以栅格为单元的几乎相等，分别是19篇和18篇。 遥感可以为矢量面状评价方法提供丰富的数据源，GIS起到数据的管理和制图的作用。以下是以矢量面状单元进行研究的文献:《主成分分析及MAPINFO在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中的应用》、《重庆市岩溶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研究》、《洞庭湖湿地生态脆弱性评价及其恢复与重建研究》、《长江黄河源区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初探》、《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干旱区资源与环境》。遥感、GIS技术可以为生态环境脆弱性提供丰富的数据源、建模基础和技术支持，实现数据的分析和表达。对比分析国内的文献，生态脆弱性的评估差异主要在于指标体系、单元选取和评价方法。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是对生态环境各因子系统内部的不稳定性以及人类活动和外界环境胁迫对生态环境的可能影响及其敏感程度的评价。生态系统本身是一个多元的复杂体系，影响生态脆弱性评价的诸多因素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评价因子与脆弱性等级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因此至今仍然没有统一的生态脆弱性评价模型。 基于栅格的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脆弱性评价》、《汶川地震灾区生态脆弱性评价研究》、《3S技术支持下的扎龙湿地生态脆弱性评价研究》、《多源数据支持下的生态环境脆弱性定量遥感研究》、《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脆弱性及其土地利用效应》、《遥感与GIS技术在区域生态环境脆弱性监测与评价中的应用研究》、《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现状区划初探》、《基于GIS的广西岩溶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GIS支持下的山东大汶河流域生态脆弱性评价及对策》。 三结论与讨论 遥感与GIS技术能满足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的众多需求，可在模型建立、技术支持、数据源提供和展示平台构建等方面为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提供技术支撑。在遥感和GIS技术日益广泛应用到生态学领域的情况下，如何发挥遥感、GIS的技术优势，将其方法融入到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中，开发区域尺度上兼备评价、预测与预警功能的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模型，将是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对1980～2010年的学术论文进行检索与统计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从景观的角度探讨生态脆弱性的论文比较少，还没有实现脆弱性的三维可视化表达。 2．从重要文献主导原则上分析，核心期刊论文总共有114篇，期刊总论文有259篇，核心期刊论文占44%。 3．从数量上分析，我国从1993年开始生态脆弱性的研究，期刊论文和硕博论文总体上呈逐渐上升趋势，2000年之后，我国生态脆弱性研究成为研究热点，2003年以前没有硕博论文，从2004年开始有硕博论文，总体呈上升趋势，2010年达到顶峰。#p#分页标题#e# 4．从区域上分析，早期西南石灰岩山地生态脆弱区和华北平原生态脆弱区，北方半干旱－干旱生态脆弱区和西北半干旱生态脆弱区研究较多，后期南方丘陵生态脆弱区研究发展较快;1998年以前南方和北方研究数量相当，1999年后南方研究数量多于北方，2005年后南北方研究数量急剧增加。 5．从内容上分析，实证研究多于理论研究，理论研究论文数量有109篇，实证研究有184篇。2003年以前，理论研究多于实证研究，2004年理论研究数量和实证研究相等，2005后实证研究多于理论研究。 6．从方法上分析，在基于GIS技术的定量研究方法上，早期多以县为数据单元，2000年之后开始出现栅格法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运用，2005年起数量逐年增多。
生态安全论文范文4
社会发展中的金融法与环境法问题经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批准“，社会发展与法律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0月17～18日在复旦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复旦大学法学院、复旦大学医事法中心、复旦大学民商法学科主办。来自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德国洪堡大学、英国班戈大学、日本神奈川大学、韩国西江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的知名教授以及复旦大学部分教师4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学术论文30余篇，围绕“社会发展与法律改革”的主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沦，是一次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 此议题研讨由复旦大学法学院杨心宇教授、王全弟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吴宏伟教授评议。主要论文包括： （1）俄罗斯前总理、俄罗斯联邦审计院秘书长、莫斯科大学国家审计学院院长S．M．沙赫赖（ShakhraySergey）教授作了《国家审计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的报告。他认为，国家审计是在有限的社会资源条件下国家优化解决社会经济任务的工具，它以公民监督国家效率的机制合理取代了几个世纪以来国家监督个人行为的制度。作为现代社会的监督制度之一，它提出了社会经济改造中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特别重视分析各种改革与战略的社会代价。国家审计制度是一项转向新经济类型和高水平社会发展的前提手段。 中国学者评论认为，俄罗斯的审计制度对于俄罗斯的反腐败有重要作用。国家审计制度从学术角度来说是宪政的视角，值得中国学者研究与借鉴。 （2）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系主任A．K．戈利琴科夫(GolichenkovAleksandrKonstantinovich)教授作了《生态立法的新的法律编纂》的报告，介绍了俄罗斯生态立法的主要任务、结构、主要途径(跨部门的法律编纂)、法律部门的区分与整合(环境保护法与自然资源法区分整合后形成生态法)、法典制定者必须解决的问题，认为生态立法改变了环境保护活动的法律基础，将会促进向清洁技术转化并保障国内经济在高生态标准下进一步增长，促使建立真正的国内生态安全体制。中国学者讨论认为，俄罗斯将环境保护法与自然资源法整合为生态法，这种跨部门的综合性的立法，即社会法的产生，值得我们研究。 （3）英国班戈大学法学院院长德莫特•卡希尔(DermotCahill)教授就其论文《欧盟内欧洲法院在公共采购领域对透明原则的运用》发表了演讲，介绍了欧盟在公共采购领域的一些最新发展，欧盟法确立了公共采购领域的透明原则及非歧视原则。欧洲法院（ECJ）的诸多判例已经对27个欧盟成员国不透明的公共采购现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强化了透明原则，产生了扩大适用非歧视和透明度一般原则的结果。英国法院遵循了欧洲法院的司法判例，以致几乎所有该论文讨论的新近案件中，公共机构都被认定为违反了欧盟法律或一般原则。中国学者结合金融危机及中国的政府采购，与克希尔教授探讨了多层次的金融监管问题。 （4）复旦大学法学院朱淑娣教授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金融规制法研究》为题作了演讲，以利益平衡为视角，探讨了中国金融领域的重大问题。朱教授指出，金融规制法律规范的评价标准主要包括规制发生的正当性、规制的合理限度和规制的法律控制3个方面。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金融公法 2社会发展与侵权责任法改革 规制主要目标包括：双向兼顾性目标、利益平衡化目标和全球化贡献目标。会议还收到复旦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提交的论文《金融危机的法律思考》，俄罗斯的S．G梅德维杰夫教授提交的论文《俄罗斯联邦银行储蓄保险制度》，探讨了相关中、外金融法律问题。此议题的研讨由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高富平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法学院段匡教授评议。 主要报告有： （1）中国民法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医事法研究中心、民商法学科负责人刘士国教授作了《中国侵权责任法制定中的争论问题》的主题发言，向中外学者介绍了中国侵权责任法的立法进程等基本情况，着重对以下几个立法中的争论问题及主要意见予以介绍和评述：①侵权责任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否仅规定侵犯民事权利，是否再规定侵犯利益；②关于统一死亡赔偿金的规定；③关于要不要规定国家赔偿责任；④关于责任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关系；⑤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是否规定矿害等工伤事故责任；⑥楼上抛掷物伤人找不到加害人可否由相邻人赔偿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刘士国教授认为：①侵权法调整的就是侵犯绝对性民事权利产生的社会关系，法与法律有区别，即使法律没有规定的权利，也可能存在于社会生活规则中，那就是法律之外的法涉及的权利，反对对利益作出特别规定。②统一死亡赔偿金标准是大势所趋，有利于保护受害人。③主要从性质上说，国家赔偿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平等关系，就此，侵权责任法应作规定。鉴于国家赔偿法是民法的特别法，侵权法仅规定一条就可以了，表明这是侵权责任的一个类型及赔偿的性质，具体条文由国家赔偿法规定。④采用责任能力规定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这涉及侵权法和民法通则相关规定的改革。监护人责任应以被监护人无责任能力为条件，如被监护人有责任能力，被监护人应承担责任，不能赔偿的，由监护人承担补充责任。前者，是直接责任。侵权法以救济受害人为主要目的，也有教育、预防的功能，未成年人有过错，应予批评教育，甚至责令赔礼道歉。⑤侵权法应规定矿害事故的使用人因违反对被用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而且不限矿害，凡使用人对被使用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均应承担民事责任。⑥楼上抛掷物伤人找不到加害人不应由相邻人赔偿，法院不宜以共同危险行为或公平责任加以判决。加害人不明，公安机关应予立案侦查。 如仍不能确定加害人，公安部门可会同民政部门，对严重受害者实行社会救济。此外，受害人仍可依医疗保险减轻所支付的医疗支出，保险制度已对此具有救济功能。 对于中国侵权法的制定，外国专家饶有兴趣，就诸多问题与刘士国教授进行了探讨。#p#分页标题#e# （2）韩国西江大学法学专门大学院长严东燮教 授以《韩国制造物责任法》为题，介绍了韩国制造物责任法的概要内容、制定该法以后韩国案例的动向，指出了该法的缺陷，提出了如下修改完善的建议：应对“缺陷推定”作明文规定；《制造物责任法》适用范围应当包括预售公寓的缺陷责任；应明确规定免责事由“法令制定的标准的遵守”中的“法令”局限为强制性的；法规条文应更明确。 （3）华东政法大学张礼洪教授就其论文《对侵权行为过错认定标准的新认识》作了报告。他以《阿奎利亚法》中关于过失的原始文献为基础，对完善现有的过失判断标准提出了建议：侵权过失的判断标准以客观过错为基本原则，即过失是对行为人没有尽一个理性善良的人的义务，预见或者预防自己行为的后果进行的。过失的存在以存在不法行为、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前提。过失概念本身就蕴含了因果关系。过失的存在以行为人是否尽一般人应采取的谨慎义务为标准，但是，还应根据社会的一般认识，以造成损害的危险是否由行为人所知或者被害人是否根据自己的意志将自身处于一个不应处于的危险区域来判断行为人的过失。 （4）复旦大学民商法学博士生王淑华作了《未登记过户之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的发言，她认为我国《物权法》对机动车的物权变动采用登记对抗主义，机动车所有权自买卖交付时发生移转，登记过户仅是买受人据以获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不属于物权变动不得对抗的“第三人”范畴。转让交付但未办理登记过户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应由对机动车享有运营支配权和运营利益的机动车实际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登记的所有人一般不承担赔偿责任，除非其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构成侵权行为。会议还收到复旦大学民商法学博士生王康提交的论文《机动车交通事故共同侵权损害赔偿中的保险责任研究》。 3社会发展中的医事法律问题 此议题的研讨由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韩长印教授主持，复旦大学王全弟教授评议。主要报告有： （1）日本神奈川大学法科大学院森田明教授作了《日本医疗诉讼与医疗的法制度的动向》的报告。 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介绍了日本国内患者权利运动的发展、重大医疗事故诉讼持续增加的特点以及最新的法律制度的施行：产科医疗补偿制度、对因出生时的原因造成的脑性麻痹患儿的无过失补偿制度、医药品副作用受害人的无过失补偿制度及预防接种被害人的补偿制度。 （2）复旦大学法学院姚军副教授作了《医疗事故侵权责任范围的正确确定》的演讲，他提出，作为法治社会核心价值的社会公平的核心内容，要求行为(或责任)人对己方行为及其不良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即法律上对己不利的后果)。在具体承担法律责任时，它又意味着责任人仅对由自己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担责任，而不应对超出该不良后果部分负责；同理，基于该核心价值(也是诸法的基本原则)，医疗事故的责任人也只应对其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立法即司法上不应强迫其承担超出该后果的责任。 （3）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满洪杰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了《人体试验侵权责任研究》的发言，建议我国应当构建独立于医疗过失责任的人体试验侵权责任制度。人体试验侵权责任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可以在对过错的举证上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应当采取相当因果关系、倒置。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应当采取相当因果关系、疫学原理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推定理论来进行综合判断。 （4）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生李燕以《双性儿童性别确定的法律问题探究》为题，提出双性儿童并不是不正常的，当前医学界普遍施行的、经父母知情同意而为双性儿童确定性别的性别再造手术，并不符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性别确定应是儿童自己的宪法权利，父母对子女性别再造手术的知情同意权与双性儿童自己的宪法基本权利相冲突。法律应承认男女二元性别体系外的第三种性别，双性儿童的性别确定应待其长大后自己决定。 韩长印教授评议认为，医事法的研究提醒学者注意到平时不为大众所关注的处于弱势群体的少数人的权利，也提醒学者们思考我们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等方法论问题。由于医事法内容的中外共同性，中外学者就医疗过失认定、损害赔偿、医疗诉讼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4社会发展中的其他民商法律问题 此议题的研讨由人民大学法学院吴宏伟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段匡教授评议。主要论文有： （1）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法学院莱因哈德•辛格(ReinhardSinger)教授作了《变迁中的民法典的社会模型》的报告，介绍了社会模型的概念和它作为法律发展因素的功能、在19世纪私法秩序的社会模型的发展以及德国民法典的社会模型的变迁，提出了现代私法中的民主化和社会国家化、告别契约法中形式自由伦理模式，强调程序的和实质的合同正义，强调了民法的社会责任。 （2）复旦大学法学院王全弟教授所作报告《两岸担保物权比较研究论纲》，就如何确立保证债权获得完全清偿的制度，比较了2007年3月中国大陆《物权法》与台湾地区在2007年3月经立法院审议通过的担保物权修正草案，在担保物权的追及力、担保物权的实行期间、抵押权顺位、动产抵押、最高限额抵押、权利质权和商事留置权7个方面对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物权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有利于两岸发展及法律相互借鉴与完善的建议。 （3）复旦大学法学院胡鸿高教授作了《中国企业并购及其法律改革》的报告，介绍了中国企业并购及其法治演进历程与特点、中国企业并购的模式、企业并购突出问题与法律改革。胡教授呼吁，企业并购，不仅应当有利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且要实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加强信息披露法制，增加透明度，保障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还应当特别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在企业并购中，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发展社会保障公益事业，建设和谐社区与社会。目前当务之急，在于通过法律改革，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和实现机制，倡导和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p#分页标题#e# （4）复旦大学法学院何力教授作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法律问题及对策》的演讲，指出中国的资源特需改变了世界资源供求格局，阐述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进展，分析了经济主权和资源主权成为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法律障碍，分析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环境法和政治动乱问题，最后就中国海外资源投资保护的法律对策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5）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生盖威作了《社会组织在我国协商治理模式中的地位与功能》的论文发言，建议进一步完善立法、修定民法通则、明确规定社会团体法人和非法人团体，尽快制定社团法、修改现行特别法增加法律责任的规定，进一步扶持社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淡化一些社会组织的行政色彩，转变政府中心主义治国理念，确立以民为本、以市民社会和市民组织活动为导向的治国之策，进一步完善协商治理机制。 （6）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法学院托马斯•莱塞尔(ThomasRaiser)教授作了《合同与合同法》的报告，俄罗斯A.Sherstobitov教授向会议提交了《关于俄罗斯联邦民事立法修订的构想》的论文，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生韩伟、王森波分别提交了论文《斯多葛派的伦理哲学与罗马法的转型》、《必亦正名乎?———美国加州同性婚姻立法风波透析》。
生态安全论文范文5
关键词：可持续；室内环境；人文
1传统室内环境设计中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在室内环境设计领域，人文可适当地理解为深厚的文化性和带有广泛意义的人性化的设计要素，也在说明人是设计中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文在室内环境中的研究早已有之，并且国内外对传统室内环境的人文内涵研究产生了很多成果，都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可持续理念向室内环境的注入，使室内环境的绝大部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有的人文理论在难以再适合于表达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文特质，比如我们的室内设计都是讲求以人为本，但以人为本的方式在可持续室内环境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革命性的进步。但作为室内环境这一领域范围内的研究，传统室内环境的人文观点仍有一些是本课题值得借鉴和参考的，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文思想是对传统室内环境的一种扬弃。例如，钱丽竹在《室内环境艺术设计中人文关怀与人文精神的解析》（2011年）一文中指出，室内装潢的主要目的是让在其中的人感觉舒适、自然，设计的最终目的是让生活或工作的人感到舒心、愉悦，只有将人贯穿于设计的始终才能完成一项完美的作品。钱丽竹［1］文中的“自然”是指人感受的愉悦和自由自在，这是对人类情感的关怀，也是可持续室内环境所应有之义，可以作为研究结果的借鉴，可持续还使“自然”富有更广泛的含义，使“自然”显得更加真实、更加自然而然。吴美芳在论文《现代室内设计中的人文情结》（2003年）中，以人类征服自然的传统思想为依托，解释了现代技术手段的进步以及对建材领域的不断拓展，使建筑室内环境向人工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建筑室内环境可以摆脱自然因素的限制，充分满足人们对舒适度的要求。并以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型购物超市这种购物模式为例，说明了技术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人性化、情感化室内环境感受。吴美芳［2］文中对高新技术的未来展望，是可持续室内环境的技术观念的一个反映，智能化是可持续室内环境的高技术路线，它的目标之一就是高情感化。诸如此类的文献，都说明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文思想是对传统室内环境的一种批判性继承，有新的观念融入，对一些人文提法有新的解释，也有少部分的保留，特别是在人性化和高情感化的人文关怀的研究中，传统室内环境的研究成果对可持续室内环境领域的研究能起到些许参考和借鉴。
2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中的人文研究现状
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产生已逾半个世纪，目前国内外对可持续室内设计实践方面的理论研究产生了一些成果，如已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有周浩明的《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理论》（2011年），SianMoxon（英）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2年），洛丽•丹尼斯（美）的《绿色室内设计》（2012年），路易丝•琼斯（美）的《环境友好型设计：绿色和可持续的室内设计》（2014年），SusanM.Winchip（美）的《SustainableDesignforInteriorEnvironments》（SecondEdition）（2011年），PilatowiczG.（美）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等。同时产生了不少成功的设计案例，如美国新墨西哥州陶斯县的土船住宅，日本建筑师坂茂（ShigeruBan）设计的纸质住宅，让•诺维尔（JeanNouvel）设计的法国巴黎阿拉伯世界研究所，英国赫特福德郡的BRE未来办公室等。相比较于可持续室内环境的设计实践及相应理论，人文方面的研究明显落在了后面，呈现出发展失衡的态势。只有部分设计理论的文献对人文方面稍有涉及，并且数量较少。代表性的成果有：（1）周浩明的《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理论》（2011年）一书中的第二章第二节的第五部分，和第九章第一节的第四部分，概述了可持续室内环境的审美特性；在第九章第一节的第一部分，周浩明阐明了他对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本观的个人看法，周浩明认为应本着“以自然为本”的思想来重塑室内环境的人本观念；在第二章第二节的第四部分论述中，指出可持续室内环境应该具有动态的可适应性，整个生命周期要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第六部分还强调了要鼓励大众参与可持续的设计过程，可以更全面地符合使用者的期望，更好地营造一个属人的可持续室内环境。（2）梁丽娜、高金锁的论文《可持续发展观念与可持续室内设计》（2003年）中，提到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应蕴涵着平等、发展、公平和民主原则等最基本的哲学思想，应能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使资源、环境、人、社会、经济五大系统相互协调，共同进步［3］。（3）古佐夫斯基（美）的《可持续建筑的自然光运用》（2004年）一书中的第七章，阐释了自然光与环境、社会、精神、心理愉悦之间的生态联系；第八章阐释了自然光可以改变我们的行为，并提高我们的生态意识。（4）布莱恩•爱德华兹（美）的《绿色建筑》（2005年）一书中的序言三，谈到如何以生态伦理的观点来把控技术；以及建筑空间对本土传统的保护等所能负担的社会责任；并认为室内环境应该吸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文明的传统和文化精华，以西方现代化科技结合东方传统思想来寻求出路。（5）郝琳在《建筑先锋•绿见未来》（2014年）一书的绿见未来的理论部分，用永续设计的理念，为我们预测了未来建筑空间可能为我们提供的生活方式，他认为好的设计应该是可持续的，未来的永续建筑是看重匠艺的传承（文化）、自然的保育（环境）、产业的变革（经济）、人的生活（社会），通过高科技和智能化，永续的目标是把庶民、人文风物、自然生态升华为“无心”的日常氛围。（6）林宪德（台）在《绿色建筑》（2011年第二版）一书的第九章第一、四部分，用热力学第二定律，解释了营养能量向上层传递时的急剧减少，着了保护环境和有效资源，降低熵值，提倡我们过简单的生活方式，住宅、建筑、城市都不能太过复杂，一句话，越简单的建筑系统越是好的可持续性的。在第九章第三部分，论述了适宜技术的社会价值和可持续意义，用现有的材料、技术、施工、设备水平下，发挥最大的地球环保功能，并且保护了当地的传统工艺的活力，使地域文化传承发扬；还借用生态经济学大师舒马赫的观点，论及了“适宜”这一人文性概念：不应该一味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消费标准、价值体系，否则会更加依赖富裕国家而不能自拔，发展经济应当适可而止、追求效率或生产力应适可而止、使用非再生资源应适可而止、细密分工应适可而止、以科学方法替代常识也应适可而止。（7）大卫•伯格曼（美）在《可持续设计要点指南》（2014年）的最后部分，“可持续设计的未来”中，分析了可持续暂时不被人们认同的原因，因为新生的可持续策略具有异于传统的形式，让人产生陌生感，有的思想进步人士又害怕人们异样的眼光，而对可持续望而却步。就像早先的汽车设计成马车的模样，是用熟悉的形式，慢慢让人们接受新事物。大卫•伯格曼认为“透明的绿色”手法在建筑和室内空间中具有可行性，生态元素依然在那里，只不过没有那么明显，当可持续设计不再有一个样子，它就不再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不再是一种宣言，不再针对一些特殊的（少数的）群体。但他也指出“透明的绿色”会失去生态化策略对人们的教育意义。（8）来增祥在《可持续发展与室内设计——兼谈绿色室内环境的营造》（1998年）一文中点出了可持续室内环境具有社会性、历史、地域文化性，可持续发展除了涉及土地利用、生态、环境、能源等所谓“硬件”的经济技术领域之外，同样也还与社会文化、历史文脉等“软件”因素有关，例如对风景名胜和文物的保护，对地域文化和地区人文景观延续性的重视等等。可持续发展着眼于对环境的尊重和沟通，对资源的节省和珍惜，在技术上除了运用高新科技手段外，也乐于采用因时、因地制宜的“适用技术”。同时还指出可持续室内环境是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回敬，可持续发展从哲学上可与我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相沟通，这里的“人”——可视为自我或群体，“天”——是否可认为是除自身或人群以外的客观自然环境或人工环境，天人合一是人与物的共生，人与环境的“对话”、沟通和融合［4］。（9）DanielJauslin在论文（2012年）中引述了三位建筑师对可持续美学的看法和谈论，并指出可持续设计的美学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它能在何种程度上得以实现，现在还上不清楚，但自然美学、生态美学在未来的可持续设计中必定有相当的发展空间［5］。（10）GrazynaPilatowicz在论文《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中指出：致力于建筑环境可持续的努力不仅要集中在建筑系统性能和保护资源上，还应当是基于对人的身体和心理精神需求的理解，这才是一个优良的环保设计决策的必要出发点［6］。（11）YaserRezapour等在论文《CulturalAspectsAnalysesinSustainableArchitecture》（2012）中研究了可持续建筑与文化、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认为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才能促成可持续的社会，可持续的社会才能产生可持续建筑；可持续建筑应该作为一个文化背景来建立我们最佳的可持续文化，可持续建筑内涵着可持续文化，它对可持续社会的形成有重要作用［7］。
3可持续建筑人文研究中的相关研究成果
3.1研究的起步
对可持续建筑领域的人文研究，早在1999年，已经被建筑学者郑光复注意到，他在《环境的建筑未来》（1999年）一文中提出生态性不可以压倒人文性的论点，但在当时似乎未引起太多关注，偏重生态性压倒社会性是可持续建筑研究长期以来的普遍现象。如今，可持续建筑的人文专题性研究已经起步［8］。李海霞、冉茂宇的论文《人文生态建筑的设计思考》（2006年）对生态建筑中的健康生活模式、人性关怀、全球化进程中的地域性保护进行了一些探索，并肯定了生态建筑具有这些人文特征。专题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赵安启、周若祁主编的《绿色建筑的人文理念》（2010年）［9］，该书是国内建筑领域的第一本关于人文内涵的专著。书中提出了构建人文理念的四个基本原则：生态性、科学性、民族性、大众性，还提出了八个基本人文理念：天人和谐、持续发展、安全高效、经济适用、地域适应、节约高效、以人为本、诗意安居，并作出了一定的理论解释，其学术价值是值得肯定的。专题性的学术论文有李国友、刘大平的《“绿色建筑”理念的人文拓展》（2010）和陈柳钦的《从人文视角深化对绿色建筑的理解》（2010年）。李国友和刘大平借助一个实践案例探讨了建筑与自身功能、地域环境及社会、时代背景的关系，以及进行气质、品味、伦理等人文属性的绿色评判可能性。陈柳钦［10］论述了社会生态、经济生态是和自然生态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应该说随着这三部文献的问世［11］，学术界于2010年开启了对建筑人文的专题性研究。根据我国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于20世纪70时代提出了自然-社会-经济的复合生态系统，认为社会、经济、自然这三个亚系统是交织在一起的，它们相生相克，构成了人工生态系统的矛盾运动。建筑和室内环境面对这样复杂的系统，其研究应该是社会、经济、自然的全面考虑。在以上三部文献的基础上，对可持续建筑的社会属性仍然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3.2研究的深化
近年来可持续建筑研究领域出版了两本有关人文研究的专业著作。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编写了《城市社区绿色建筑规划社会人文需求技术导则》（2016），从建筑空间多样化需求；公共服务人文需求；交通人性化需求；生态环境健康性需求；社会公平性与公众参与需求等内容给出了设计建议。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绿色人文学组组织编写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绿色技术与人文理念》（2017），梳理了中国传统建筑所体现的八大绿色人文理念，探讨了史前时期、夏商周三代和封建社会中国聚落演化的基本轨迹，并总结了“中国传统民居适应地形（地貌）的绿色营建经验”、“中国传统民居适应气候的绿色营建经验”以及“中国民居应用地方材料的经验”。刘素芳、蔡家伟的专著《现代建筑设计中的绿色技术与人文内涵研究》（2019），以现代建筑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的关系为框架，从可持续技术、不同气候区的营建经验、各类型建筑的设计方法着手，阐释了材料语言表达，以及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策略，并对绿色建筑人文内涵的基本原则和营造理念做了整体归纳。与之前的研究相比，这三本著作明显更具研究深度，研究的内容更加具体化，分别在绿色设计准则、方法策略和传统生态智慧方面，对确切的问题进行了较为细化的探讨。可持续建筑人文研究的大部分内容和关注重点，其实是建筑所营造的空间和环境。有关可持续建筑的人文研究正在被步步推进，逐渐有细分和深耕之趋势。建筑人文和室内环境人文不完全等同，但是联系非常紧密，具有高度的相通性，上述建筑领域的现有成果，对室内环境设计领域的人文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事实上，从另一个维度看来，在建筑设计领域，乃至室内环境设计领域，国内外近来都有越来越多的设计研究者和实践者开始关注可持续和人文的关系问题，其中大多为世界知名学者。笔者在研究生论文的开题报告（2014）中［14］，GrazynaPilatowicz在《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一文中［15］，褚冬竹在《可持续建筑——设计生成与评价一体化机制》（2015）一书中［16］，陆邵明在《空间•记忆•重构：既有建筑改造设》（2017）一文中［17］，ArnoSchlueter、AdamRysanek、韩冬辰在《基于下一代可持续建筑的协同系统设计》（2017）一文中［18］，他们都依据各自的工作实情、研究领域、调研资料，纷纷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人文问题的关注，并主张用人文性来丰富建筑和室内环境的可持续化发展。
4结语
生态安全论文范文6
1．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 我国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接受最早是从对生态女性主义作品的译介开始的。《寂静的春天》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与生态女性主义有关的译著，该书被视为是生态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书中描写了滥用农药、杀虫剂给生物及人类带来的严重危害，从环境污染的角度唤起人们对忽略的环境问题的关注。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也在一份报告中支持了卡森的见解。该书出版后，在美国和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拉开了美国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序幕。尽管该书并不是真正以生态女性主义的身份在中国登台亮相的，但它在客观上为国内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奠定了基础。之后，国内虽然陆续译介了《自然女性》、《自然之死》、《真实之复兴》、《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等一些与生态女性主义相关的著作，但总体而言，我国在对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相关论著的译介方面成果较少。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学界开始集中关注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拉开了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序幕。1996年，《国外社会科学》刊登了关春玲写的《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这是国内最早的一篇关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综述性文章。该文简要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出现的新特点，论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流派及其观点(关春玲1996:25-30)。之后，国内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撰文探讨妇女和环境的关系，从多个角度对生态女性主义进行介绍与研究。以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对近十五年来国内重要期刊发表的有关生态女性主义的论文进行整理分析后，笔者发现我国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是从哲学、伦理学、宗教等方面开始的，前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些领域。1996年，曹南燕和刘兵二人合作发表了《生态女性主义及其意义》，论述了女性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原因，较为详细地评述了生态女性主义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以及生态女性主义提出的新的价值观和伦理学，并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意义做出分析和总结(曹南燕、刘兵1996:54-60)。之后，陈喜荣(2002:525)在《生态女性主义述评》中，把生态女性主义归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分支，指出生态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反对传统哲学中的二元论方面具有共性，又有区别。该文还详细陈述了生态女性主义本体论的建设性贡献，指出“非二元论是生态女性主义认识论根据”。台湾的李慧利(2004:93)在《儒学与生态女性主义》中指出，儒学“天人一体”的概念“并不制止人类对自然的干预行为”，“承认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等于支持了某一种环境伦理。”二元论究竟是不是对妇女和自然双重压迫的根源?这个问题仍将继续探讨下去。李建珊和赵媛媛(2008:1-6)在《生态女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文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可以借鉴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机整体观、“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仁爱观念，这有助于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2000年，肖巍在《妇女研究论丛》上发表了《生态女性主义及其伦理文化》一文，这是典型的从伦理学角度研究生态女性主义的论文(肖巍2000:37-41)。2007年，香港树仁大学王建元发表了《生态伦理与中国神话》一文，该文尝试从中国古代神话(特别是有关女神的)中发掘生态女性主义的论点，以期提炼出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生态伦理(王建元2007:35-43)。 此外，四川大学陈霞(2000:37-40)的《道教贵柔守雌女性观与生态女权思想》一文是国内第一篇将生态女性主义与宗教研究结合起来的学术论文，该文以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为参照，探讨了中国道教独特的女性观念及其对妇女、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意义。作者指出，柔弱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种策略，这是雌性反应的方式。如果我们尊重理解这种方式，在对待自然和社会时，不要盲目进取、以强力征服自然，也不要用暴力不公压制女性，反而能保全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和谐，从而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2010年，李瑞虹的《绿色神学:女性主义神学家鲁塞尔的生态思想探究》对美国女神学家鲁赛尔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评述(李瑞虹2010:93-100)。 近些年来，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概念已经正式进入文学研究领域。中国期刊网上的数据表明，从文学视角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呈现多维度的局面，涉及批评理论研究、文本研究以及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研究等。2002年韦清琦在《外国文学》上发表的《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一文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批评发展到第三阶段的产物，研究的前景相当乐观”(韦清琦2002:35-36)。同年，陈晓兰(2002:42-48)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上发表的《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一文中把生态女性主义看作“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类型，是最激进的非马克思主义批评，同时也是最具潜力的批评。从2004年开始，一批运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对作品加以阐析的论文涌现出来，例如左金梅的论文《〈千亩农庄〉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戴桂玉的论文《从〈丧钟为谁而鸣〉管窥海明威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王文惠的论文《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对〈简•爱〉的重新读解》，张燕的论文《寻归自然，呼唤和谐人性———艾丽斯•沃克小说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刍议》，吴琳的论文《解读“海洋三部曲”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单乳女性家族回忆录———〈避风港〉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解读》等。笔者近些年来一直从事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和批评理论的研究，力图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研究相结合。2008年，笔者完成了以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研究》，论文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和批判理论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着重探讨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生态女性主义代表作家的作品进行阐析和解读，试图为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源，为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尝试运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阐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展现生态女性主义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借鉴作用。例如2006年，韦清琦在《江苏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中国视角下的生态女性主义》一文中强调，生态女性主义和生态批评类似，在参与经典的重构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文章中，他采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阐析了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文章中涉及的不仅有女性作家的作品，还有男性作家的作品，通过对比分析，文章指出了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写作的差异。通过具体的文本批评实践，他向我们展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借鉴作用。他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有着良好的前景(韦清琦2006:19-23)。之后，他采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了贾平凹的短篇小说，尝试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一种绿色女性主义的解读范式(韦清琦2009:28-30)。王明丽(2010:107-112)把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叙事方式，用以解读晚清女性小说，发掘作品的深刻内涵和重要价值。#p#分页标题#e#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日趋多元化，除了上述几种视角之外，还有语言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学术思想发展等视角，由于从这些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所占比例极小，笔者在此就不再一一评述。此外，自2003年以来，出现了以生态女性主义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而且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生态女性主义已引起国内学者越来越密切的关注，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呈现出日趋繁荣的局面。但是，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生成中的前沿性的理论思潮，其理论思想还远未成熟，在理论建构方面还很薄弱，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学者，都还是刚刚起步。 2．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和发展探因 生态女性主义进入中国不过十来年的时间，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理论传播和接受的特点来看，这主要与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受“本土”实践需要的制约，二是受历史文化的制约。从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语境来看，它一方面是受到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当代现实语境压力所致，是改变当下人们生存状态这一现实需要的呼唤。当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具体表现为一方面现代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女性自身的素质，而另一方面，这种现代化进程又加剧了贫富分化，大多数人尤其是贫困妇女的生存状况日益恶化。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也成为中国在新世纪里面临的最大挑战。虽然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建国五十多年来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一些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破坏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危害在加重，这不但影响国家生态环境安全，也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除了现实需要之外，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还有赖于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资源。从中国自身的思想资源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资源，它是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支撑。道家阴阳和谐的关联性思维，化二元性为二级性，避免了本体上的二元对立;道生万物的哲学观体现了人与世界的连续性。著名汉学家安乐哲指出，在道家哲学中，关联性思维模式占据着主导地位。“阴”和“阳”作为关联关系的核心概念，并不是定义现象某个本质特征的普遍原则，而是表述具体差异之间的创造性张力的解释性概念范畴(安乐哲2002:257-259)。阴和阳不是构成事物的本质属性，而是在具体情境中相对而成的。“阴”和“阳”二者之间不是逻辑或因果的关系，而是一种美学秩序。它揭示了一种由不可取代的个别项所形成的特定同一性。“具体事物的这种执着的特殊性和这种特定统一性的和谐具有紧张的关系。”(安乐哲2002:80)也就是说，理解具体事物时，应承认其差异性和多样性，尊重整体性，把每一个具体事物都作为一个独立整体看待。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认为，西方父权制的二元论思维模式导致了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统治，因此，它提出“彻底的非二元论”的主张，提倡多样性，尊重差异性，强调整体性，相信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而道家的这种非二元模式的整体性的思维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所追求的。 汉学家本杰明•史华兹曾指出，老子“将女性作为无为和自然原则的象征而加以赞颂”(史华兹2004:209)。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守柔曰强”(陈鼓应1984:89，342，237，265)。这里，老子明显表现出对与女性相关的品质“柔”的偏爱和推崇，强调女性的特性和价值，赞扬女性的智慧和品德的伟大作用。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与生态女性主义在主要观点上的契合是西方的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前提。 中国现实的妇女和环境问题证明了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贵柔守雌”，“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是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契合点，我们可以此为基础，合理整合内外资源，构建和谐正义的世界。 3．生态女性主义对中国学界的影响 生态女性主义自引入中国以来，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对环境哲学、女性主义批评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颇为引人注目。生态女性主义以独特新颖的视角拓宽了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视野。它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环境问题，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理解生态环境问题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压迫，揭示破坏自然、压迫女性以及其他各种压迫都源于同一种力量:父权制文化。在以父权制文化为基础的权力秩序中，女性、自然都受到男权意志的统治和剥削。在生态学家看来，造成目前生态危机的原因是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世界观，但是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观才是造成这一危机的真正根源，所以，她们不仅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而且还反对男性中心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对作为压迫妇女和自然的共同根源的父权制文化的揭示和批评，使我们能够避免把当代环境问题的根源简单归结为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极大地丰富了女性主义和生态学理论，拓展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内涵，为生态批评注入了新的内容，推动了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生态女性主义用生态学的观点补充完善女性主义，意识到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与人类对自然的压迫相互联系，理解这种联系对女性主义和生态保护意义重大。它促使女性主义把对性别压迫的挑战拓展并延伸至包括反抗压迫非人类自然在内的其他各种压迫形式。生态女性主义不仅反对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而且反对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异性恋对同性恋的歧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等任何形式的压迫。它力图消灭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上的二元论和统治逻辑，提倡尊重差异，主张和谐、正义的原则，呼吁恢复女性长期以来被压抑、扭曲的天性，重建和弘扬女性美德，诸如平等意识、宽容精神、对他人的关爱等。#p#分页标题#e# 生态女性主义既关注生态与性别的关联，又注重考察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刻的历史根源，将其置于具体的权利关系和物质层面加以考究，并提出以本土知识体系为基础重建生态文明，这对于我们在这个方面的研究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有助于我们避免孤立、片面地看待妇女问题，把性别与环境、性别与发展等有机地结合起来，用历史的、语境的方法对其加以研究，立足于我国的国情，整体地解决这些问题。“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虽然不能直接解答我们中国妇女面对的问题，但是它开拓了我们的思路，使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问题，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王政、杜芳琴1998:2) 此外，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运用，为文学批评引入了一个新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从“自然”和“女性”双重视角解读文本，重新审视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男性和女性的关系，揭露男性对女性和自然的剥削和掠夺，批判一切压迫形式和观念，使文学作品中一贯被作为背景和陪衬的、被读者忽略的自然和女性突显出来，从“缺席”转为在场，从无声变为有声，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和男女平等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态女性主义有助于人们改造内心世界，达到塑造人、教育人的目的，为树立正确的女性观和自然观提供精神资源，为缓解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危机、实现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提供舆论导向作用，最终使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男性和女性和谐相处，协调发展。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将“女性美德”和“生态原则”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新标准，使文学作品中隐藏的或者被人忽略的意义被重新发掘出来，并被赋予新的意义。它积极推崇关爱自然与女性的创作，从而将一些新的文本纳入批评的视野。凡体现出整体的、相互关联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洋溢着关爱、同情、抚育温情的文学作品都受到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推崇。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在经典文本的重构、对男性作家自然写作进行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评定以及重写文学史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生态女性主义确立了新的伦理价值观，改变了传统的审美价值观念、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和文学批评范式，为文学批评家们提供了新的文学批评尺度，为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模式，为文学理论的发展和进步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使得文学理论的建构更具方向性，同时更具时代色彩。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近些年来，中国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中国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拓展，拓宽研究视野，加强生态女性主义话语的多层次研究，发掘出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资源。此外，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还需要加强跨文明比较研究，加强中西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交流，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传统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资源，为我国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文艺理论研究提供资源。 由于生态女性主义尚处于发展之中，理论还不完善，另一方面也由于国内一些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还了解得不多，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它是作为一种生态哲学或者环境伦理学被学术界引进和介绍的，研究者侧重于关注它对中国环境保护和科技哲学建设的意义，而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思潮之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则重视不够，所以，一些批评家指责生态女性主义过于偏激。笔者以为，生态女性主义在提升被压迫者的地位、宣扬被压迫者的价值、批判父权制给妇女和自然造成的后果方面，确实有些激进，但是非此不足以引起世人的关注，可以说正是这些偏激的特点才使生态女性主义日益成为人们重视的批评理论，这种“策略性的偏激”或许会有益于社会进步。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弘扬女性美德和生态原则，主张以此来抗拒、消除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危机，对其中比较激进的观点，我们应该仔细辨析，区分出有价值的部分和主观、片面的观点。此外，生态女性主义对现实的反思与批评卓有成效，在解构和颠覆父权制意识的过程中，扮演了理论先锋的角色，但从理论建设方面来看，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还亟待加强，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
生态安全论文范文7
一、学术交流生态链与学者型编辑的价值体现
（一）学术交流生态链
科技期刊是学术交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学术交流的内容和层次息息相关。17世纪后期，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以书籍和通信为媒介的交流方式越来越难以适应科学的发展和学术交流的要求。图书因需作者累积若干研究成果才能出版，不仅耗时多、耗资大，而且不能及时。学术通信方式虽能及时公开，但毕竟是一种非正式的交流方式，缺乏权威性。因此，很多的科学发现、有价值的学说因没有及时发表而湮没。在这个时候，迫切需要一种新型出版媒介来完成科学交流的使命。学术期刊应运而生，其标志便是1665年1月5日正式出版的《学者周刊》，包括十篇文章和信件。最早的《学者周刊》计划的出版范围除政治外，还包括当时人们所感兴趣的考古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里的最新消息和动态。《学者周刊》出版不久，即在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前，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迅速提高，人类进入大数据时代，科研环境和方法也形成了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的范式。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协作、协同。协作、协同创新的特点是参与者围绕共同目标沟通，依靠信息技术构建的资源平台进行多主体、多因素共同协作。科学技术的协同发展使得研究过程变得更加复杂、精细，不同研究机构之间对实验结果的可重复性验证要求也越来越高。《自然》（Nature）对1576名科研人员进行调查发现：70%的科研人员曾经尝试但未能重复他人实验。科研成果的不可重复（即可重复性危机），不仅造成科研资源的浪费，而且严重影响了学术交流。可重复性危机与同行评议不够透明、开放，评价机制比较单一、扁平，以及开放数据的安全性、完整性有着直接的关联。其次，互联网时代，创新参与者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手段。但是传统的学术交流体系只有在成果发表后才能共享，并只局限于已发表的论文，并无完整的数据或可供重复的实验流程供读者访问、获取以用于二次分析或深入研究，这已经与科研人员日益增长的知识表达、获取需求严重矛盾。现代的学术交流对科学研究成果的开放、完整、及时、客观以及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学术交流重要载体和媒介的科技期刊及其编辑在科研数据的获取、管理、评价、开放发表、确权等方面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预见，学术交流嵌套的内容将越来越多，包含学术的创造、学术的传播、学术情报的感知、学术再生，等等。学术交流内容的组织形态也从单纯的文献组织即依靠论文数据库中引证、主题、相关文献等链接，向知识组织即依靠论文及相关文献、碎片化内容、数据（观测、实验、调查的过程和结果数据）和相关知识等链接转变。同时，信息技术、新型的数字出版形态与服务等催生多元的内容整合和传播途径，形成多维、复合、生态化的学术交流生态链。现代的学术交流生态链如图1所示。图中，虚线路径所示为传统的学术交流活动，实线路径所示为现代学术交流生态链。可以看出，在这样一种学术交流生态链里，学术交流的节点之间不再是点对点或点对多的关系，参与其中的编辑和作者、读者、专家之间存在角色互换的可能。因此，学术交流生态链开始具有一些普通社交网络的特性，如开放性、共享性。与普通社交网络不同的是，学术交流生态链是学术人员聚合的平台，参与者需具有专业性和同质化。比如，多个科研机构或群体可借助媒介实现融合，通过APP、微信、会议直播、期刊实时组建成一个整体，围绕一个主题或主题词的论文素材，通过不同形态媒体的多次利用，形成突破时空、区域局限的传播、交流模式。在这样的一种交流方式中，知识对参与其中的所有人是开放的，作者或读者可以通过整个生态链的任何一个节点查看所有数据，参与同一科技成果的共享。另外，去中心化和自治性也是现代学术交流生态链的主要特征。这是因为：一方面，网络媒体为碎片化阅读提供了发展平台，传播速度的加快能将相近的内容通过不同的媒介推送给读者。传统的期刊与读者之间点对点的学术传播方式被打破，科研人员也不再依赖于期刊影响覆盖的区域以及投放内容。另一方面，强大的数字信息系统使科研人员所面对的信息量大大增加，某种程度会影响科研工作者追踪热点领域。科技期刊倘若不能以不同的表达方式，让学术交流的受众与编辑形成良好的互动，对相关领域的专家、作者实现有效黏合，并将最有参考价值的科技成果及时推送到个人终端，就很容易被边缘化。
（二）学者型编辑的价值体现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现代学术交流生态链中学者型编辑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依靠专业素养，在开放的学术交流生态链中做各方人员的兴趣聚合点。学术交流是在自己研究成果的同时，也供同质化群体对自我认知、知识脉络和动态信息进行梳理的过程。科技的日新月异使得学术信息处于不断变化中，时而还会受到肤浅或虚假研究成果的干扰。学者型编辑的身份要求编辑投身学术、，这有助于编辑更好地理解学术研究的内容，把握学科走势以及亟须解决的难点问题，找到合理的选题角度，选择学科聚合点。信息时代的专业数据是分散、无序、碎片化以及海量的。为避免杂乱无章，必须对海量的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选择有价值的信息，并将分散、无序的数据转化成有序的数据，形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复合体，才有利于专业数据的保存、检索和发现。学者型编辑能够依靠自身的问题意识和专业尺度，借助多种媒介手段，在知识发现平台上进行资源查询和收集，充分挖掘现有的知识、研究方法，并积累解读、透视科技动态的能力，对讨论和交流的内容进行总结，并通过学术交流生态链内部的协同、研讨，与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完成科学研究、成果展示和学术再生。因此，学者型编辑能以热点或难点问题为聚合点，将的文章和问题进行聚合，提高论文被发现和引用的可能，同时使知识更易于应用、发展和共享。第二，支持多级审核，保障学术交流生态链中信息的及时可靠性。为了使学者更充分地了解他人的工作内容，刊物有必要对论文的实验过程、数据等进行全面、精准的诠释。诠释的方式可以是文字、图像、音视频、数据文件、附加文件等。总之，有学术价值的小数据、任何包含学术信息的整体或片段都可以成为学术传播的内容。一方面，在对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进行采编时，除了如实记录和反映参与者的创新性观点和方法外，编辑还必须保证信息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在移动互联网技术大发展的背景下，不少期刊提出以社群化运作为关键，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实现学术期刊的转型发展。但是部分研究成果收录时已经严重过时，大量最新研究的价值因无法得到及时评价，而被完全阻挡在学术交流体系之外。两者都要求编辑能在社群网络中及时实现编辑、评审、等工作。学者型编辑能依靠自身的介入，通过对接知识库或专家评议等方式，支持多级审核，及时整理、过滤、加工、各种科研素材，达到减少无关和虚假学术信息，可靠、完整地投放相关科研成果内容的目的。第三，重组知识结构，为学术交流生态链提供合理、程序化的共享知识。传统的期刊出版模式使得学术交流的重心在科学研究的末端：成果展示。通过依附互联网的社群、科研社区力量，虽一定程度促进了共享、合作，但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学术交流局限于已发表的论文和相关文献的问题。从图1可以看出，现代的学术传播实际上是一个学术知识体系建构和管理的全过程，不断涌现的新型出版形态导致信息资源的构成、传播以及服务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全媒体化能够提供音视频、数据文件、附加文件等更多附属信息，使出版物本身的表现形式更为丰富。其次，多元化的传播途径可关联更多学术资源，为知识服务奠定基础。最后，互联网的可交互性能够分析用户行为，并据此开展个性化服务。但是用视频等多媒体形式展示论文、吸引读者，深化和拓展同一主题、巩固学术传播效果，贴近知识服务群体，为受众提供个性化服务，需要进行知识的可再生产、可再重组和可再发性发掘。同时，如果放任各种学术信息在各类媒体平台上堆积，只会带来巨量信息的无序聚合。学术交流的内涵决定其传播不能以量多取胜，这只会降低学术传播的影响力，其结果是得不偿失。因此，期刊不仅需要依靠学者型编辑以学术为导向，对有价值的科研过程和成果给予确认、，还需要依靠学者型编辑通过适度地丰富、延伸知识产品，组织合理的传播内容和途径，全面提升学术信息的知识结构、传播和利用方式。如此，才能更好地促进学术交流和刊物发展。
二、学者型编辑在刊物发展中的主体作用
“学者办刊”乃大势所趋。在国内，对学术期刊编辑身份的讨论经历了“编辑中介说”“编辑再创造说”“编辑主体意识”到“编辑学者化”的发展［3］。学者型编辑这一复合身份的价值和作用就在于可以根据实际的学术交流需求，在交流内容和层次之间有意识、有策略地对学者或编辑身份进行选择和凸显。笔者认为，学者型编辑在刊物发展中应该在以下方面体现编辑主体作用。
（一）加强人才队伍素质建设，提升期刊的核心竞争力
无论科学技术的传播环境和载体如何变化，编辑队伍的素质始终是期刊质量的根本。政治、文化、专业和创新等方面的素质是编辑需要不断增强的核心素质。专业知识和创新素质过硬的学者型编辑，可以依靠问题意识、挖掘最有参考价值的科技信息，吸引作者、读者参与，提高期刊的显示度、彰显期刊的影响力。而且，学者型编辑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所培养的严谨作风，也有利于恪守出版流程各个环节的规范和原则，从学术水平和出版质量两个方面提升期刊的核心竞争力。
（二）创新办刊思路，提高期刊的专业化水平
学者型编辑个人的学术发展不仅是为了更好地推动期刊与科研的结合，更是为了长期有效地维系作者、专家资源，促进项目合作和期刊出版事业的开展。学者型编辑能拉近与专家、学者的距离，可以与领域内的学者讨论学科热点、难点问题，使得专家学者愿意诚恳地与之沟通团队的近期研究进展和长远规划。反之亦然，通过赢得的信任和尊重，学者型编辑也能及时向专家学者请教期刊的创新思路和发展方向，调动专家学者参与期刊改革和发展的积极性，提高期刊的专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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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技类学术期刊;社会热点问题;专题征稿;响应;关注
学术期刊以传播科学研究领域新成果、促进学术交流、加快成果转化，发现和培养科学人才、服务科学发展为目的，因此，学术期刊既是学术新思想汇集和交流的平台，又是专业人士与决策群体中传播研究成果、发挥政策影响力的有效载体［1－2］。学术期刊特别是科技类学术期刊要考虑社会效益，把承担社会责任与自身发展结合起来［3］。然而，我国大部分科技类学术期刊从业者并没有意识到学术期刊为社会服务的重要意义，对社会热点问题关注不足，导致科技类学术期刊社会效益严重不足等问题［4］。如今，国家发出着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号召。科技类学术期刊应当转换办刊理念，在关注现有内容的基础上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本文结合《中国环境科学》几次社会热点问题成功约稿的实践，探讨学术期刊如何快速约稿，对社会热点问题快速响应，进而实现科技类学术期刊的社会效益。
1专题征稿组织实施
1．1了解与本期刊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要做专题征稿，编辑首先要了解与本专业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通过关注行业网站、相关部委网站或公众号，可以筛选出出现频率较高、关注度较高的热点问题。《中国环境科学》身处环保行业，主要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官网、中国环境保护网、中国环境报官网、绿色和平网站及生态环境部公众号等信息来源渠道。这些渠道的信息非常多，甚至非常庞杂。编辑想要从中筛选到成功的征稿主题，既需要长期关注，通过分析取舍将零散的知识点串联起来;又需要通过判断，将信息在合适时机推出。2017年7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5］。2017年12月15日，原环境保护部官网刊载《关于〈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管理规定〉的公告》［6］。2018年1月，经过国内外各大网站对“固体废物问题”文件的转载，公众对涉及洋垃圾的固体废物问题有了广泛的关注。编辑意识到“固体废物”这个议题已经是社会热点，确立了“固体废物”这个议题。2017年2月20日，原环境保护部官网中国获得202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的主办权［7］的消息。2018年，生态环境部网站陆续了关于大会筹备方案、承担单位等具体实施文件。2019年2月28日，生态环境部网站正式启动大会筹备工作的通知。有媒体评论称“生物多样性”将成为环保领域新的关注热点［8］。经过2019年两会的部长问答及其他媒体的转载，生物多样性问题在短时间内受到环保行业的关注。因此，编辑部确立了“生物多样性”这个议题。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被正式印发。《纲要》要求在大力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9］。2018年2月12日，原环境保护部官网通报称，国务院已于近日批准了长09江经济带11省(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10］。2018年4月25日，主席乘船沿长江进行考察时强调，把长江生态修复放在首位，保护好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能搞破坏性开发［11］。2018年12月10日，生态环境部在官网《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12］。编辑部看到国家对于长江经济带环境问题的重视，于是确立了“长江经济带”这个议题。2018年7月6日，生态环境部召开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听取全面深化改革和“放管服”改革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13］。2019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编辑意识到“无废城市”将成为这几年固废领域的热点。另外，上海市于2019年7月1日正式实行垃圾分类。不仅上海，全国各地民众对“垃圾分类”的关注度、参与度和讨论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于是，编辑部确定“垃圾分类”作为新的热点议题。
1．2确立主题征稿范围。对应“固体废物”这个热点议题，围绕“固体废物”相关的“固废处理技术、固体废物管理、循环经济”，编辑部在2017年12月与清华大学固体废物研究所的相关老师展开联合征稿活动。2018年2月初，《中国环境科学》网站和公众微信号了专辑征稿通知。征稿时间3个月，共征集到相关稿件45篇，经过审理后最终录用22篇。由于部分稿件达不到专辑刊发要求，需要返修，因此于当年10期和11期分别于专栏发表。经过此次专题征稿，《中国环境科学》不仅收获了不少的高水平作者，而且部分作者转化成了审者，扩充了期刊的审稿人数据库。专题征稿做到了一次征稿，多个收益。有了“固体废物”专题征稿的经验，对于“生物多样性”议题，在生态环境部2019年2月28日宣布“《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启动后，编辑部在2019年3月8日迅速主题征稿，范围涉及“生物多样性理论和应用研究”。因为《中国环境科学》之前较少涉及生物多样性方面的议题，所以征稿时间设定为5个月。最后征集到20篇相关稿件。经过审理，录用8篇，并在2019年10、11、12期陆续刊出。针对之前确定的“长江经济带”和“无废城市”这2个议题，同时于2019年3月8日在期刊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主题征稿启事。“长江经济带”专题主要涉及与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相关内容的研究，征稿范围涉及“长江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长江流域污染防治等”，征稿期限3个月，共收到28篇投稿。经过审理，录用8篇，并于2019年11期起陆续刊出。“无废城市”征稿范围涉及“工业、农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危险废物全面安全管控”等细分方向，征稿期4个月，共征集稿件14篇。经过审理，稿件质量均达不到刊发水平。由于这方面的研究主题较为新颖，加上国家刚刚项目方案，稿件征集也遇到很多困难，因此还需要再接洽相关研究单位，落实稿件征集。对于“垃圾分类”这个议题，编辑部于2019年10月16日开始在期刊网站、微信公众号及单位网站征稿启事。“垃圾分类”这个议题内容涉及范围较窄，之前鲜有研究者从事相关研究，考虑多方因素，最终确定“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关键技术，分类垃圾处理系统成本核算，垃圾分类运输及处理过程的污染物排放监测分析，垃圾分类监督管理制度研究”等细分方向。征稿期设定为5.5个月，最终收到投稿19篇。经过审理，录用5篇，按计划于2019年7期刊出。
1．3建立主题征稿快速响应机制。征稿启事发出乃至作者投稿后，编辑部要在安排好期刊正常出版工作的情况下，做到尽快处理、及时反馈。在2018年开展“固体废物”专题征稿的时候，编辑部委托了清华大学固体废物研究所的老师集中收稿。在征稿过程中，负责收集征稿的老师简单筛选了符合征稿要求的稿件，在征集结束后统一转到编辑部送外审。由于稿件征集时间为3个月，有的投稿作者3个月没有得到处理意见，等外审意见返回时，作者已撤稿。吸取这次征稿的教训，在其他专题征稿时，会提前在征稿启事中提醒有意投稿专题的作者在文章题目前加上专题的名字，通过期刊的投稿系统进行投稿。这样既可以区分哪个是专题来稿，也可以缩短稿件等待集中处理的时间，基本可以做到对专题投稿的文章及时处理。对于稿件的快速处理，编辑部只是解决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还得依赖于找到合适的审稿专家。在每次主题征稿开展前，编辑部会跟相关领域专家先沟通，了解其投稿或参与审稿的意愿。然后，经过网站公告、期刊微信公众号及私下专家沟通，征稿消息在相关专业领域有了一定的热度。在收到投稿后，编辑部就可以快速找到乐于审稿的专家，便于稿件快速审理。专题征稿一定要按照征稿启事的时间约定按时出版。如果不能，要提前作出说明。在征稿过程中，很大一部分作者会打电话或发邮件确认专题的发表时间，这说明大部分作者是看中刊发时间才进行投稿。遵守时间约定按时出版对维持期刊声誉也很重要。在我们的征稿实践过程中，除了按约定时间出版，如果个别作者急于发表，可以提前安排知网优先出版，尽量保证发表时间短于正刊其他的时间。
1．4全方位推广专刊/专栏。快速、高效、精准地进行专题征稿启事推送对于期刊能够成功征稿至关重要。目前，多数期刊都有自建网站和微信公众号。通过这2个渠道推送专题征稿启事估计仅会推送给部分潜在作者;对于近期没有投过稿的作者或没有关注过期刊公众号的作者，一般都不会留意到这些消息。我们的做法是除了在期刊的网站和公众号外，还找到相应的专业群。这些群有的是领域内专家自发建立，有的是机构建立，可以对潜在作者精准送达。例如，我们找到了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分支机构，请他们在相应网站和微信群内推送专题征稿启事;同时，我们也找到领域内的资深专家，邀请专家帮助在其专业群内启事。当下互联网传播信息速度快，更迭也快，期望一次征稿启事就能征集到可用的稿件不太现实，需要在征稿期内适时多次消息。我们的做法是征稿启事后，每个月重新一次，将已征集稿件数量和截止日期在醒目位置处显示。通过几轮，征稿启事已经大概率推送给了潜在作者，剩下的就是做好服务以及等待稿件。
2专题征稿成效显著
2．1专题征稿提升期刊影响力。专题征稿除了能给期刊带来更多稿源，也会短时间内在特定领域内带来传播效应。例如，之前的“固体废物”专题征稿刊出后，不断有作者通过打电话或邮件的方式表达希望投稿到该专题。因此，根据作者的投稿意愿和社会热点的持续性关注，我们在2019年分别推出“垃圾分类”和“循环经济”专题。在开展“生物多样性”专题征稿前，相关内容稿件基本会投到《生物多样性》期刊，或者与之相关其他学科的期刊，很少投到《中国环境科学》或其他环境类期刊。本次征稿在征稿期内一共收到23篇投稿。征稿结束后仍陆续有相关主题的稿件投稿，收稿总量超过50篇。这说明该专题的选题是正确的，尽管征集到稿件数量有限，但征稿在增加了期刊稿源的同时，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期刊的刊发范围。同时也说明，借由此次专题征稿，提升了《中国环境科学》在生物多样性研究人员群体中的影响力。同样，在“垃圾分类”专题征稿前，这方面似乎鲜有研究性论文。已有的研究也基本是非常简单的管理办法或者推行措施等等。征稿时，我们也很担心征不到研究性的论文，但事实证明有了热度就会有研究者展开相应研究。我们也庆幸没有放弃这个议题，抓住了国家政策实施带来的科学红利。
2．2专题征稿成果应用于实践。专题征稿给期刊带来了更多稿源。后，学术价值高的稿件会通过期刊、论文平台或微信公众号在学术圈内进行传播，引起了相关研究人员的关注;部分具有科普价值的稿件被改编成科普读物，可以在科普平台上进行传播，用以提升民众的科学素养;具有应用价值的论文除了能够快速吸引研究兴趣，还可能快速完成成果转化，实现技术成果的落地应用。就本刊而言，按目前统计，2018年固废专栏“稻壳生物炭对污染土壤中稀土元素生物有效性的影响”已在江西农业废弃物利用方面进行了田间试点尝试;论文“中国电子废物循环利用空间优化”研究成果被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和化学品中心采用，该成果对深化电子废物空间流动认识有显著成效。另外，还有综述论文经修改后在科普平台，增加了公众对相关内容的了解。
3专题征稿成功因素与不足的总结与反思
上述几次《中国环境科学》的专题征稿除了2018年“固体废物”专题是委托清华大学相关老师征集外，其余均是本刊在自己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上进行的公开征集。比较遗憾的是，由于最终通过专家审稿的稿件数量均达不到正刊规模，这几次征稿均只以专栏形式出版。总结这几次约稿，我们认为成功约稿的因素如下:1)找到某专业领域比较知名又愿意承担约稿工作的专家。在这几次约稿中，来稿质量和数量属“固体废物”专题最好。究其原因，是找到清华大学的相关老师。除了我们期刊的公开，相关老师也通过自己的专业圈征稿信息，最终发表的论文很大比例是通过相关老师个人征集到的。专家的参与可以更好地将征稿启事投放到最合适的人群，为了保证征稿的成功，建议同行们在开展征稿工作时，尽量找到愿意承担相关工作的专家。2)严把稿件质量关。稿件质量关乎期刊声誉。期刊专题选稿完全按正刊标准，对于达不到要求的稿件，应正常退稿，不能因为是专题征稿而放松对稿件质量的要求。这样做既保证对所有投稿作者的公平，也消除了很多作者对于专题征稿质量的担心。3)建立专题审稿队伍。有研究表明，科技期刊学术质量提升需要优质高效的审稿人队伍做支撑［14］。审稿专家对稿件质量的准确判断不仅决定着稿件最终能否录用，也间接影响了期刊的质量。因此，专题征稿找到合适的审稿人对保证整体专题的质量尤为关键。4)多渠道、多次同一征稿启事。对于同一征稿启事的多渠道和多次，能够保证征稿启事被传播给更多的潜在作者，提高专题征稿的数量和效率。征稿的不足有:1)征稿结束后没有及时总结，并把征稿成果进行宣传，这就使得每一次征稿都是单次的、割裂的。尽管通过征稿吸纳到了部分作者，但如果这部分工作做得更好，可能会吸引到更多的作者、读者、专家投入到期刊征稿的各个环节中。2)征稿选题策划不够连贯。例如，“固体废物”这个选题，最初征稿时没有进行长远规划，只是单纯想就这方面内容征稿。其实，此选题可以做成一系列征稿，比如:第1期征集“固体废物处理技术”;第2期征集“垃圾分类及处理技术”;第3期征集“循环经济”;等。每期征稿可以预告后续征稿内容，作者投稿也会有相应安排。尽管在3年的时间里，上述征稿主题也先后涉及，但总体内容和布局上缺乏设计，没能在时间尺度上做到连续性。3)对专栏稿件挖掘不够。专栏刊出后，有的稿件可以作为技术进展到科普类公众号，或者可以作为新闻述评;整体专栏也可以总结后作为学科动态在微信公众号。遗憾的是，专栏刊发一段时间后，我们才意识到可以这样做。因此，对于整体专栏挖掘不够，没有充分利用稿件，使之不间断在行业内产生热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