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态社区绿地交往空间设计的问题 1.1没有发挥交往空间的社会生态功能 一些生态社区绿地片面注重绿地环境景观的商业效应，存在“重景观、轻交往”的问题，忽视了交往空间对绿地低碳功能的提升作用。生态社区绿地设计不仅要对自然生态功能加以提升，更应满足居民邻里交往、邻里互助等在社会生态方面的功能需求，并将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增强绿地的社会生态功能，能够促进绿地自然生态功能的发挥，增加绿地的碳汇作用。众所周知，居民每人每天通过呼吸大约释放CO21.14kg，一天活动的地点不同，也会影响植物对CO2的吸收效果。当交往空间难以吸引居民进入绿地或者不能长时间挽留居民交往时，就难以增加生态社区绿地的增汇作用。 1.2交往空间难以吸引居民逗留 交往空间对居民的行为特点和活动规律重视不够，在环境大效果得以实现的前提下省去一些必要的细部设计，居民更多的只能是动态地欣赏美景，而不是静态地坐下逗留、和友人谈天以及参与集体活动，制约了邻里交往（图1）。居民在交往空间中逗留一段时间，不仅能够增加生态社区的健康指数，还能够促进生态社区绿地的碳汇功能。 1.3没有充分重视交往空间的自然生态功能 在交往空间设计中，对生态功能的重视度不够充分，如采用乔灌草相结合的植物种植方式、采用雨水回用系统设计水景、采用便于雨水渗入地下的透水铺装、采用垂直绿化增加绿化覆盖面积等。应加大生态型技术在绿地交往空间设计中的应用，充分发挥绿地中交往空间的增汇、减排功能。 1.4交往空间没有结合连续的步行系统布置 一方面在生态住区绿地中的步行道不成体系，没有将交往空间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交往空间刻意追求图面上的视觉效果，如强调小区轴线、中心绿地和放射形中心等的构图效果，没有提供良好的步行环境，缺乏庭院树、行道树的配置，使居民不愿在绿地中步行、锻炼、游憩，降低了居民的步行出行几率，与生态住区增加居民步行交通的愿望背道而驰。上述问题，不仅限制了绿地增汇减排功能的发挥，而且对邻里交往活动的促进作用有限，必须在物质环境上探索能进一步完善交往空间的设计手法，用环境行为学的观点重新审视生态住区绿地设计，为居民提供交往性的户外空间环境。 2“环境行为学”在交往空间方面的理论基础 西方60年代初期形成的环境行为学运用心理学、行为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人在空间环境中的活动及人对不同空间环境的心理、行为的反映，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了描述行为变化和环境之间关系的图式，指出环境通过与行为的相互作用实现对人的影响（图2）。研究表明，环境具有促进满足人的自我需求的功能性，如1960年爱特生（Ittelson）将人与空间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划分为感知性领域、有表现力的领域、美感领域、工具性领域、生态性领域、适应性领域和综合性领域等7个领域，领域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方式[2]。希腊学者道萨迪斯（C.A.Doxiadis）指出安全性、选择与多样性和最大需要满足程度的因素（如最大限度地接触、最省力的满足需要、适度私密性的空间、与其他要素间保持最佳联系以及在各个因素间的最佳平衡等方面）是人们选择定居地的主要考虑因素[3]。随着人文主义的发展，环境行为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行为活动具有促进作用的空间环境形式，逐渐被应用在规划设计中，提高空间环境设计的质量。杨•盖尔（JanGehl）在《户外空间的场所行为》一书中指出，“活动的产生激发了空间活力，死寂的形成是因为活动的抑制”[4]，认为通过步行空间和停留空间的细部设计，增加空间的开放性、聚集性、邀请性和整合性的功能，来聚集并整合不同类型的人群，形成良好稳定的社会网络（表1）。纽曼（OscarNewman）认为领域感和归属感强烈的空间“加强了居民自然守望的机会”[5]，阐述了过渡空间对社区安全性的重要贡献（表1），提出了由“私密空间-半私密、半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变化过渡的空间序列。而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指出“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6]，论证了空间使用功能的多元化和活动的丰富性能够增加城市和街区的活力（表1）。上述理论都为生态社区交往空间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在交往空间的设计中，应重视步行空间-停留空间的细部规划设计、重视“公共空间-半公共半私密空间-私密空间”的过渡空间序列设计、重视基本功能的混合和从属功能的参与等解决方法。虽然生态社区绿地要强调生态功能，但这种生态功能的发挥也要将人的活动纳入其中，利用物质设计手段来引导居民的主观能动行为，发挥绿地在生态社区生态系统中与居民的互动作用，增强增汇减排功能。 3增加居民在生态住区绿地交往空间 内驻留时间的“环境行为学”设计手法应用“环境行为学”理论，从发挥绿地的社会生态性角度，提出用以下8种设计手法设计交往空间，以促进邻里交往，增加邻里认知感和安全感，延长居民在生态社区绿地交往空间内驻留时间。 （1）改善空间围合的可停留性 围合尺度宜人的空间能给人带来安全感和私密感，使人愿意停留，而其停留时间越长，越能增加邻里交往的机会。针对场地使用的人群规模，合理确定围合空间的尺度，能增加居民停留的可能。如果交往空间服务于整个群体活动或者是亚群体活动的范围，那么就应巧妙地进行空间划分，采取大尺度空间（25～100m）与小尺度空间（3～10m）相结合的设计。适于居民个体之间交往的围合空间尺度宜小不宜大，正如霍尔（EdwardT.Hall）在《隐藏的向度》中论及的社交距离为1.30～3.75m，公共距离在3.75m以上[7]。如某小区组团绿地中应用台阶高差对交往空间进行划分，有适合不同数量的居民亚群体交往的空间，也有适合个体之间交往的小尺度空间（图3）。公共空间应用植物、地形等设计元素形成具有良好围合感的空间。应创造公共空间的围合性。针对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半私密空间等不同尺度的围合空间。应合理规划围合空间的停留空间与动态的穿越人流之间的关系，避免将围合空间设置在通道上，造成对围合感的破坏，影响通行和交往使用。如大连学清园的两个树池之间缺乏限定性的围合空间，恰巧这里又是通道的位置，减少了居民在空间中停留与交往的次数（图1）。面向不同交往人群的围合空间的尺度也不同，可以将个体之间、亚群体之间、群体之间交往的小尺度围合空间、中等尺度围合空间、大尺度围合空间混合设置，方便不同交往目的的人群共同使用同一或相邻空间，增加邻里交往的机会。#p#分页标题#e# （2）空间围合的层次性 缺乏层次的围合空间会削弱对居民的亲和力，增加围合的层次能建立宜人的尺度感和可识别的地域感，吸引居民增加停留交往的机会。多数城市按照标准日照间距控制行列式住宅之间的院落，其间距与建筑物高度比值在具有围合感的范围内，而越来越多的中高层、高层住宅增加了院落围合的尺度感，应在院落围合空间内增加围合元素的层次和丰富度，使居民形成建筑较低、院落围合尺度宜人的感觉，如增加植物群落的变化、采用弯曲道路等方法，增加院落空间的围合层次，降低住宅院落的尺度，使居民的驻足、小憩和交往时倍感环境的舒适亲切。小品、植物、墙体、地形、建筑等都可成为空间围合的要素，可为居民提供丰富的空间围合界面。 （3）“被看”景观的焦点性与吸引性 居民邻里交往行为是满足“看”与“被看”的心理需求，而具有焦点性景观的空间，产生空间的向心凝聚感和亲和力，往往是吸引居民驻足交往活动的地方，使空间对交往活动的促进功能得到充分发挥。这种被看的景观可以是静态景观，也可以是人的活动、流水等动态景观。如韩国梨树洞•三星来美安住区利用山墙空间形成的名为船舶停靠处的交往空间，通过一棵树形成向心型的景观焦点（图5），驿三洞-卡尔第-角落的交往空间中，将一面景墙设计成具有指向型的景观焦点，吸引居民前来游赏和交往（图6）。 （4）增加社区绿地中面向不同使用人群的设施与场地 增加社区绿地中面向不同使用人群的设施与场地，能发挥其在人文方面对邻里关系的促进作用，增加居民对社区邻里地域范围的认知感，形成可安居的氛围，培养邻里亲情关系，增加社区安全性。现在社区内缺乏很多面向老年、中青年、儿童的设施，绿地里面尚有许多设施和场地要进行补充，如缺乏多种体育设施、儿童游戏场地等，这些场地是促进不同年龄人群交往的重要空间。 （5）空间转换的提示性 空间序列转换处的提示性越强，居民越易形成地域感，并激发邻里交往行为。后续设计中应使公众参与到对入口广场、大门、过街楼等空间进行强化设计中，以界定可防御空间的范围，提示从公共空间向半公共、半私密空间的转换，唤醒居民自身的责任感和社区主人翁意识。从宅旁绿地、公共服务设施所属绿地来说，要做好室内室外空间转换的处理，而目前很多社区在这方面的设计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应在不同空间增加各具特色的标志物，溪流、浅水池（图7）、喷泉、雕塑、树木、藤木廊架等环境标志，界定空间的领域范围，增强居民对环境的感知。如深圳招商海月花园每个庭院绿地都有不同的主题来呼应“海”的图11枝状的“公共空间-半公共半私密空间-私密空间”序列图14采用中心放射型的绿地系统，将公共中心与基地北侧河道大环境相联系图13上海临港新城的主城区中每个生态居住岛上依水而建的公园与主城区中心放射型的绿地系统大环境相联系设计思想，将铺砌与花坛设计成“鱼”的形式，使人联想到美丽的海洋世界，暗示了半公共-半私密空间的属性，激发居民对环境的认知（图8）。 （6）空间利用的多样性 场地使用功能越综合，居民对其使用率就越高。不能只重视场地功能的特色化而放弃多样化，要适当地引入辅助功能，如休憩座椅、廊道等设施，增加场所的多样性，延长居民的逗留时间，促进居民交往。如某小区的旱喷广场周边缺少休憩设施，华而不实，居民只能站着交往，带来诸多不便。而韩国方背洞2-2地区现代公寓绿地中儿童游戏场旁设廊架、座椅，带小孩玩的居民可以座着交流，增加了成年人陪伴儿童玩耍的意向和通过孩子相互认识的机会（图9）。 （7）空间围合的易识别性 居民对易识别的空间围合能形成不同的空间领域感和地域安全感，邻里交往建立在居民对一定空间领域范围内的居民的邻里认同度上，居民认为在“我的社区”中的邻居可信度较高，认为在“我的院落”中的邻居可信度最高，也更愿意互相帮忙。对于院落这种半私密空间、小区级公共绿地这种半公共空间而言，个性化的围合方式使其具有归属感新颖而又符合人性尺度的空间围合形式能增加邻里环境的营造质量。如兴城市美星花园弧状院落空间与平直院落空间的对比（图10），曲折有致、灵活多变，能给居民以安全感、归属感和家园感等心理认同，促进邻里交往。 （8）空间利用率最大化 上班族对公共设施的使用率较高，退休人员对公共绿地、公共设施的使用率较高。用人车分行体系将公共绿地、游憩设施、公共设施等空间组合起来，创造“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半私密空间－私密空间”的空间序列，能使各种公共空间的利用率最大化，也使公共绿地的周转率最大化，增加不同年龄层次的居民碰面交往的机会。要突出各种特色化、专门化的健身、游戏、娱乐、集会等功能，为不同居民群体和亚群体之间的交往提供空间上聚集的机会。但是这些多样性的设施必须由一个连续的步行空间体系联系起来，如用步行体系将在小区公共绿地中的健身站网球场、钓鱼码头、下沉绿化广场、斜坡花园、探险游戏场地、演出台等设施连接起来，吸引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一同活动，增加居民碰面机会，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场所。有些小区虽然设计中突出了多样性，但因场地比较分散，对于吸引居民驻留交往的功能就会减弱。如上海新江湾城A区规划中，枝状的“公共空间－半公共半私密空间－私密空间”序列中布置了小学、幼托、商场、游园和娱乐设施场地等，并且通过步道将公共设施与住宅组团串联起来（图11），形成串联式的空间序列；而瑞典巴罗巴格纳向心空间形式则注重公共空间以大套小、由面及点的设计方式，形成向心式的空间序列（图12），这些人车分行的步行体系强化了社区公共活动空间的特色，增加居民在必然性活动中碰面的机会，有利于邻里交往。#p#分页标题#e# （9）空间序列与区域大环境的对话性 居民“上班－生活－购物”的行为构成“家庭－单位－商场”三点一线的生活方式，如果让社区的开放空间与城市区域大环境等线形、面形的公共空间进行对话，会增加不同社区的居民相互了解的机会。社区应充分结合河流绿地、公共服务设施、道路的综合设计，为居民提供与城市开放空间相联系的方便、舒适、适于交往的开放空间序列。不仅仅是要促进一个社区范围内的居民邻里交往与联系，更重要的是要促进不同社区的居民进行交流。如上海临港新城的主城区中每个生态居住岛上的依水而建的公园，与主城区的中心放射型的绿地系统大环境相联系，形成从社区到城市中心的良好的步行体系，有利于建设生态社区和生态城市，增进不同社区居民交往的机会（图13）。又如天津红桥小伙巷住区在设计中保留基地中的清真寺、工人文化宫等建筑，结合小区中心的开放性公园、商业、地铁站形成中心，并采用中心放射型的绿地系统，将公共中心、公共空间序列与基地北侧城市河道大环境相联系，使社区与城市其他功能区形成有机的公共空间网络，并提供良好的步行环境（图14）。 4对生态社区绿地交往空间设计的几点建议 设计师在设计时应注意： （1）前期对交往行为需求的类比研究 前期可采用类比研究的方法，在调查同城市相似定位的社区的居民个体之间、亚群体、群体交往行为特性和行为需求特性的基础上，设计符合邻里交往行为要求的交往空间。 （2）有目的地应用交往空间的设计方法 应有目的地应用交往空间的设计方法和环境行为学理论，进行多元化的、有特色的、宜人的、激发交往活动的交往空间设计，注重空间功能的复合化、环境设施的多样化和丰富性，为不同生活背景和习惯的居民提供更多选择的可能性，适应信息社会的多元新变化，建设和谐社会。 （3）提高设计人员对居民户外交往行为的感知能力 除了及时了解社区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和习俗的转变外，及时为方便居民生活而增加各种环境设施，或是为适应居民交往需要进行社区环境设计等，还应增加自身的审美情趣和树立正确的人文价值取向，设计既具有传统文化底蕴又具有现代特色的社区交往空间。 结语 居住品质并不是因为生态社区绿地美丽的环境而存在，而是因为居民的社会互动的存在而得以提升。因此提出应用“环境行为学”理论设计生态社区绿地交往空间，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和社区发展战略的框架，在整体交往空间布局上，强调以人为本并与环境相和谐，在满足居民生活活动需求的同时，更加关注邻里交往、心理健康、社会和谐的功能和需要，从促进居民交流和延续社区网络的角度，旨在为居民创造一个优雅、卫生、安全、适于邻里交往的具有生态可持续性的、交往性的近接生活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