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利益与政府行为的关系 在国家利益及政府行为的关系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是简单的阶级利益观，另一种是抽象的国家利益观。一些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片面地理解马克思关于国家实质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的观点，把国家利益与统治阶级的利益加以简单的等同，从根本上否认在统治阶级的利益之外存在着其他的国家利益。他们坚持认为，自从国家产生后，从来就不曾有过国家利益，而只有阶级的利益。这种观点的错误就是把实质和形式完全加以等同，认为既然国家利益实质上是统治阶级的利益，那么这两者之间就不应有丝毫的区别，因而否认国家利益中除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之外确实还包含着部分社会公共利益。换言之，它否认国家利益的相对独立性和一定程度的公共性。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这种机械的理解，不但违背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而且也无法解释现代国家两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其一是国家活动的双重性，或者说国家的阶级职能和社会公共职能;其二是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如果把国家利益完全等同于阶级利益，那么国家就只能拥有特殊的阶级统治职能，而不可能拥有社会公共职能。然而，任何国家的活动或政府行为都具有双重性。国家本身就是在一定规模的公共职能基础上产生的，随着国家的发展，它的公共职能也在不断增大。在现当代，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差不多都离不开国家的公共社会管理。国家在基本建设、科研规划、公共卫生、国民教育、交通运输、社会福利、治安警察、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生活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毫无疑问，这些公共职能的实现，既有促进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面，也有促进人民群众利益的一面，否认国家利益中包含有一定程度的公共利益，从而否认其公共社会职能的存在，是与国家的现实发展趋势相背离的。 在国家与国家的交往中，追求国家利益，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是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行为准则。在这里．国家利益所包含着的内容极为广泛，大至国家领土的完整、主权的独立，小至公民的贸易和旅游。毋庸讳言，外交家们所追逐的国家利益主要是该国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对外关系中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却也大量地包含着全体国民共享的社会公共利益。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好相反，西方的一些理想主义者则把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加以完全等同，从而认为政府行为与社会公共利益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没有看到或者不承认国家利益的阶级性，从而否认政府行为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在国家利益与政府行为关系上的理想主义观点，特别盛行于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阶段。西方理想主义者的这种天真观点不断地被各国政府的无情事实所摧毁，政府官员或权势集团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营私舞弊，追逐私利的实例在许多国家都是触目惊心、俯拾皆是，铁的事实使得当代的多数西方学者也清楚地认识到，组成政府的官员也带着各自的自我利益，并且不失时机地追逐自己的利益。社会的各个利益阶层也总是想方设法地使用各种手段，包括经济贿赂和政治压力，促使政府的政策朝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倾斜。因而许多西方学者对传统的理想主义国家利益观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他们说，政府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利益交换过程。“在每一种过程中，个人投身于社会相互作用以图推进他们自己的目标(不管目标是什么)。在参与社会活动的个人的目标或目的之外不存在别的目标或目的。……根本没有‘社会目的’、‘国家目标’或‘社会福利机能’诸如此类的东西”［1］。由于国家利益的逻辑优越性使它成了团体和个人行为合法性的最终源泉之一，因此，除了政府行为受它驱使之外，许多非政府的行为也受国家利益的驱使。任何行为一旦与国家利益挂钩，那么行为的合法性也就得到认可。 二、日本的政党政治对国家利益的影响 (一)日本政党政治对国家的统治职能和社会公共职能的影响 日本以“1955年体制”的形成为标志，在这一时期基本完成了政党体制的转型，其后的政党政治的发展是继续这一转型过程。日本在原有的政治架构内也发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重要变化，最大的变化是自民党在1993年一度下台，由反对党联合上台执政。尽管1996年自民党又夺回了执政地位，但是它几乎已经不能单独执政了，总要吸收其他政党入阁。并且，这一变化的重大意义还在于，按照政治发展的理论，民主制度的巩固需要有政党执政地位的两次和平的更替，因而或许在1993年日本才算真正完成了“民主的巩固”，也可以说是多党体制的最终形成。政党的统治职能基本完成。尽管日本的政党体制和政党政治用欧美的标准来看仍然不是尽善尽美，其民主化的程度还不能与欧美国家相比，但在东亚它仍然是最稳定和最完善的多党体制。日本政党体制的发展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但是并没有按照一些日本政治家的愿望出现稳定的两党制。从社会结构来看，社会的分化使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和表达还很多元化或分裂，难以用两大政党的简单模式代表或概括它们的利益和要求。从政党政治的现实来看，众多的政党还没有分化组合成两大政党体系，或者形成稳定的多党体制。也正因为多党林立，派系斗争加剧，无法形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所以造成政府更迭频繁，服务于公共利益或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法令，无法得到连续的贯彻和执行。 以中日的双边贸易为例，中日建交之时的1972年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前夕的1978年，中日贸易额分别为11亿美元和66亿美元。20多年后的2000年，两国贸易量也只有700多亿美元。进入新世纪后，中日贸易强劲发展，贸易量急剧扩张。2006年，达到2073．6亿美元，为2000年的2．4倍。1972年到2000年的28年间，中日贸易量每年以十亿或数十亿美元的增幅递升;2001年到2006年，两国贸易量每年以百亿或数百亿美元的增幅递升，这样高的双边贸易增长幅度在国际上是罕见的。到2006年底，中国一直仅次于美国，是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日中贸易占到日本外贸总额的17．2%，仅比日美贸易额少0．2个百分点。据日本政府最新公布的数字，在2006年财政年度，日中贸易额达到25．43万亿日元(约合1．6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5%，日美贸易额为25．1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0．3%。这就是说，到2007年3月底，日中贸易额超过日美贸易额，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日经贸关系近年来得以蓬勃发展，除了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地理条件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日两国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大的消费市场，且近年来两国分别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复苏。这为双方大量吸收对方商品和扩大投资提供了前提条件。二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尽管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日本，但仍是一个国民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日本仍是一个经济和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两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仍然迥异。日本具有的资金、技术、管理、品牌、商品质量和国际市场网络等优势为中国所短缺，而中国所特有的庞大消费市场和大量廉价优质的劳动力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又为日本之所需。这为双方优势互补、互通有无提供了必要的便利条件，双方均努力扩大向对方出口。#p#分页标题#e# 然而，由于日本政府在小泉时代却丝毫不顾及中日两国民间良好的经贸合作关系，公然不顾中方的严正抗议，再三参拜“靖国神社”，造成中日双方高层互访中断。中日两国的关系出现政冷经热的现象。日本的政党政治在这一时期，对国家的社会公共职能，尤其是外交的公共服务职能的影响显然是很不利的。有这样一组数据，如从2001年至2006年，中国同欧盟的贸易额由766．2亿美元增至2723亿美元，增长2．5倍，年均增速为25%;中国同美国的贸易额由804．8亿美元增至2627亿美元，增长2．3倍，年均增速为24%;中国同韩国的贸易额由359．1亿美元增至1343亿美元，增长2．7倍多，年均增速为27%;而中日贸易额由878亿美元增至2073．6亿美元，仅增1．4倍，年均增速只有16．6%，远落后于上述3家对华贸易的增长水平。日本对华贸易量的下降足以说明，由于日本国内党派林立，斗争频繁，造成内阁组阁根基不稳，有的党派不惜走右翼路线。所以，在小泉之后的安倍内阁，福田政府，麻生和鸠山时代，都争先访问中国，努力在维持中日双边关系的正常化基础上，需求自身所在党派的国内政治发展需求。 (二)日本政党政治的频繁更迭使国家的发展战略得不到贯彻执行 进入新世纪，日本经济迎来了发达国家无法回避的成熟期。其典型表现是，政策体系疲劳，创新机制钝化，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潜在经济增长率陷入滑翔轨道，同时，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潜在问题上升。特点如下:第一，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力资源结构出现“高龄低质化”，“创新体质”下降。第二，财政赤字扩大，政府债务增加，社会保障制度暴露了结构性财源不足的弱点，无法应对人口结构的变化，阻碍经济发展，酝酿社会不稳和政治动荡。第三，日本历经10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不断遭遇“新保守主义”的制约，未能形成应对全球竞争的全新制度，迫使日本企业不得不转向海外寻求发展空间，导致日本经济出现结构型竞争力弱化，潜在增长率长期低滑。第四，经济发展资源过度向东京、大阪、名古屋等中心城市集中，地方经济缺乏活力，地区差别日趋明显，经济发展结构失衡。日本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全球化息息相关。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对立退化，世界市场重新统一，世界生产要素不再受政治阻碍，可在全球范围相对自由移动。尤其是，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带动东亚地区掀起市场制度创新浪潮，地区经济形成相互依存的网络。东亚出现群雄并起新格局，客观上也导致了日本的“亚洲门户”地位下降，国际影响力相对弱化。贸易结构的变化呼唤日本必须及时调整国内政治和社会制度，实行彻底的制度变革，但鉴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日本经济、政治、社会体制改革严重滞后。 客观地讲，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政党政治也在持续向前发展。这首先表现在政党由群众型政党向全方位型政党转变。在组织结构上，由群众型向精英型转变，党的发展和目标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以扩展党员人数为重要的目标。在路线方针上，全民性或中间性取代了阶级性和阶层性。中间阶级的扩大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使过去的阶级分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要想得到更多的支持，只有政党的政治诉求与国家利益挂钩，政党只能找出大多数人或各种利益共同体共同要求的利益表达内容和方式，才会得到更多的合法性，因而全民性的中间路线就出现了。但日本政党政治体制的不确定性集中体现在选举制度上。选举制度是政党结构的晴雨表。一般两大政党体制通常选择“小选区制”;多党林立的政党结构通常选择“中选区制”;而一党居主，多党紧随的政党结构通常适用于“小选区与比例代表并立制”。1996年日本进行的选举制度改革，实行了“小选区与比例代表并立制”，反映日本的政党结构依然处于自民党一党独大、其他政党竞相追赶、政党势力尚在变动的混乱格局中。尽管2007年7月取得参院换届选举的阶段性胜利，赢得参院议席总数上的优势，但其总体实力仍存在不确定性，无法确保在众参两院同时获得优势议席。正是这种政党结构的不确定性，形成了自民党与的政治不自信。其结果导致在国会政治上形成了两大政党相互掣肘、彼此拆台的“扭曲国会怪圈”，从而使执政党的政策难以顺利落实，日本政治陷入内耗型混乱局面。日本政党政治的频繁更迭使国家的发展战略得不到贯彻执行。 此时，日本经济进入了成熟后的“更年期”，支撑日本经济崛起的“自民党政治治理模式”难以应对新局面。经济结构的剧变，犹如岩浆滚动，驱动政治板块急剧漂移。小泉政府提出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历经安倍政府的“新保守主义”蜕变，再经福田政府的“温水效应”，似乎变成了日本政治的“孽债”。“修补小泉改革的负面影响”成为最热门的话题，缩小差距、解决养老金问题成为各党派争扛的大旗。面对政权危机，福田被迫提出“改革与修复改革并重”的理念，积极财政与健全财政、大政府与小政府这对历史命题，重新成为日本政治对决的引子，使日本的改革更加不明方向。日本多党林立的政党政治，毫无疑问地在此重要的历史关头影响了日本国家的抉择，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党派的明争暗斗中被消耗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