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观看美剧在大学生群体中逐渐成为一种文化潮流。美剧《绝望主妇》(以下简称《绝》)自2004年10月开播以来，一度成为美国10年来收视率攀升最快的剧集，并以惊人的速度风靡全球130余个国家和地区。该剧以“紫藤街”小区为背景，讲述中产阶级家庭生活故事，将通奸、谋杀、家庭暴力、婚外情、吸毒等在美国非常普遍和尖锐的社会现象一一展示，是美国文化和后现代社会现象的“影像化标本”。“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在本地发生作用总是同接受主体创造性的转换有关，经历了“旅行”之后的美剧在中国的流行恰恰带有小众的色彩……通过互联网抵达终端的各色美剧在经过传播途径中层层过滤和各种噪音之后，到观赏者那里其实已经不是美国观众在四大电视网或者卫星电视网中看到的那些东西了。”［1］从这个意义上说，《绝》是探究美剧中传播的性道德观念与大学生群体对美剧的家庭价值观接受情况的绝好样本。那么，美剧的“小众传播”过程中，大学生群体对具体文本的解读和转化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在大学生在美剧观看体验中，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内部冲突是否会形成个人心理层面的映像?本文尝试进行探究。 1理论参照与研究方法 “文化折扣”(culturaldiscount)和“文化接近”(culturalproximity)是跨文化研究常用的2个重要理论。“文化折扣”理论指出“某节目，它根植于一种文化，因而在那种环境里具有吸引力，但在其他地方可能吸引力减弱了，因为观众发现很难认同其所论及的事物的风格、价值观念、信仰、制度和行为方式。”［2］“文化接近”理论指出受众会在本国、区域、和国际层面游移。原因主要在于外国节目也具有不同的“文化接近性”。［3］由此可见，文化差异会使媒体受众用自己的文化背景诠释外国节目的文本，并且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解读，从节目中获得各自不同的意义。运用焦点小组访谈法研究受众的跨文化接受行为，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真实自然的收视环境，深入了解异文化产品在受众生活、情感、心理等层面的影响。本研究以西南交通大学2006级5681名在读本科生为总样本，通过前期访谈和背景问卷调查，挑选了来自汉语言文学、机械制造、法学、英语专业的4名同学和传播学专业的2名同学，作为焦点小组访谈成员，这6名同学均是美剧《绝》的忠实观众。为保证收视环境的真实客观，访谈地点选择了学生宿舍。 “霍尔模式”(HallModel)指出: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和传播，就电视话语的流通而言，可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即电视专业工作者对原材料的加工，这也是所指的“制码”阶段。第二阶段是“成品”阶段，电视作品一旦完成，“意义”被注入电视话语后，占主导地位的便是赋予电视作品意义的话语和话语规则。第三个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是观众的“解码”阶段，这时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对世界的一系列看法，观众面对的不是社会原始事件，而是被加工后的“译本”。由于霍尔(Hall)是以一种理论的理想构型取代了现实接受的复杂度，在无意识中结构化地遗忘了受众的认可或抵抗总是处于其他话语的关系之中。本研究除了参考霍尔的解码标准外，将利贝斯(Libes)和凯茨(Katz)在《意义的输出———＜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一书中提出参照式解读和批评式解读，作为本文的第二类解码标准。相比霍尔的解码标准来说，后者考察范围更具体更微观一些，涉及了受众接受中的情感投入、认知投入、文本的意识形态信息、美学信息等多方面的文本与受众间具体的协商互动过程。参照以上2种解码模式，除了考察大学生解读《绝》的整体特征和规律外，受访者的收视背景对个体接触外来文化时心理特征的影响，即对个体解读模式间的差异造成影响的主要原因，也属于本文考察的内容。 2大学生对《绝望主妇》的解读与接受现状 2．1大学生解读《绝》的主要特征 笔者将时长为1．5h的访谈录音转述为文字后，将受访者的谈话内容以具有明确阐释意义整句划分，得到176个语言单位，按照霍尔和利贝斯、凯茨的2列标准进行了编码分类，随后又统计了各个解读类型的数量，得出表1和表2。如表1，表2所示，受众对《绝》的文本内容的接受情况如下:被访焦点小组成员的协商式解读的语言数量最多，占整个访谈内容的60﹪;对抗式解读的语言相对较少，仅占17﹪。在按照第二类标准进行的分类上，焦点小组成员的解读语言数量最多的类型是“参照式解读/严肃的/热的”，其中“批评式/意识形态的/热的”这一类型的语言所占比例骤然下降，仅有3﹪。总体上看，参照式解读的总体数量占访谈内容的49﹪，批评式解读占访谈内容的51﹪;热的解读模式占访谈内容的63﹪，冷的解读模式占访谈内容的37﹪。 2．2大学生解读《绝》的模式分析 根据小组访谈的解码统计结果，参照式解读和批评式解读几乎各占50﹪，为了更好地阐述大学生解读《绝》的具体特征，笔者对“参照式解读/严肃的/热的”、“批评式解读/语用的/热的”这2种最具代表性的解读模式进行深入的分析。参考利贝斯和凯茨书中有关各类解码标准的阐释，选取了2个小组成员的文字转录资料，分别代表了2类典型的解读模式，他们分别是四川的小胡和西安的小张。 2．2．1参照式解读/严肃的/热的 其中，小胡的解读是最“热”的，她常充满激情地讲述剧中人物的遭遇，面对不一致观点时，她最轻易以剧情发展和人物性格特点进行积极辩护。如在问及小组成员对4位主妇的态度时，小胡说:“我比较喜欢琳内特(Lynette)，她对婚姻比较忠诚，虽有一次精神出轨，她还是坚决维护自己的婚姻，就是责任感很强……其他人我觉得都还好，就是最喜欢琳内特。”①按照霍尔的解码标准，小胡的解读既有倾向的也有协商的，但她对人物行为和价值取向的认可超过了自身的协商式解读，即使是小组成员中有多数人对编剧的意图采取反抗态度时，她也会试图理解，常以“那里面其实……”和“他们的意思是……”来展开话语，很少出现“我”和“我们”的批评的或对抗的意见，并常常将现实生活和虚拟的剧中生活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小胡对《绝》的解读代表了大学生中“参照式解读/严肃的/热”的一类，这类大学生倾向将故事联系现实生活，其观剧的过程是积极认真的，对剧中呈现的价值观基本上予以接受。利贝斯和凯茨在研究《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时，发现参照式解读的参照对象主要分为3类:1)首要的参照对象，即自我与家庭;2)种族群体与国家的指涉对象;3)一般的参照对象—自我疏离的—即抽象的社会学范畴，并把它们称之为“我”、“我们”、“他们”。［5］小胡的主要参照对象是第三类比较抽象的类型，“父母”、“孩子”、“朋友”、“家人”之类的抽象社会角色，成为她评价和解释的参照标准，看似跟故事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却暴露出她几乎相信该剧真实价值的态度。此外，小胡表示自己看过的美剧只有《绝》，她对故事情节、叙事类型等戏剧成份很少进行冷静审视，更少提出批评。可见，像小胡这样很少观看美剧的大学生，容易认可剧中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正确性，受到的影响相对较深。#p#分页标题#e# 2．2．2批评式解读/语用的/热的 利贝斯和凯茨在定义解读模式时指出，在某些情况下，观众在使用批评式解读时并未拒绝情感的卷入。小张在讨论中就显现了此类特征，她常通过人物和具体事件阐释其现实的寓意，将剧中的价值观应用于自己的现实参照，有意识地认为该剧携带着特定价值观，也就对节目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小张的解读模式属于“批评式解读/语用的/热的”，这种形式的批评非常接近于非批评的、参照式领域，但是批评式解读的受众已经认识到该剧与其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有区别，他们关注这种关系的准确度。如在讨论嘉比(Gabby)的人物形象时，小张的解读既保持了某种距离，又有较浓厚的情感卷入。“一开始我真的特别讨厌她，简直就是恨她恨得……，我就觉得这个女人又放荡又物质，简直是觉得美国社会竟然有这种人，如果放在中国社会这种人早就被鄙视死了吧?”①在谈到嘉比的婚外情时，她与剧中人物的距离则拉的更远了，“嘉比和约翰(John)的年龄差距那么大，竟然还发生关系，在中国是很难以接受的。”①在小组成员中，小张又是爱憎最分明的，与小胡相比，她自觉地与剧中现实保持距离，能够较理智地对电视剧的类型、故事情节等有一定的认识，如在介绍该电视剧的时候，她指出“这是一部集冒险、喜剧、爱情、感人、悬疑元素为一体的电视剧”，“编剧把各种情节和元素都编在里面，很波折，看得惊心动魄，跟中国电视剧很不一样。”①与小张有相似解读方式的大学生，往往对电视剧如何反映现实，抱有倾向式解读。小张认为《绝》真实地反映了美国的社会现实，通过观看这部美剧，能很好地了解美国社会文化，她将剧中体现的价值观直接作为美国人的价值观来看待，很少质疑剧中夸张的戏剧成份。同时，她的批评性解读，是站在严格区分中国社会现实和美国社会现实的基础上的，这种心理上的区分，使她形成了自我防御机制，形成了对外来的价值观和文化的一定免疫力。 3大学生解读模式形成的原因与意义表征 3．1个体解读模式的差异及其原因 对3类具有代表性的解码模式进行分析，发现个体解读模式的差异主要与其美剧收视经验的丰富程度有关，其次是对生产文本的文化环境即美国社会文化的了解程度有关。生活中频繁接触美剧，有较丰富的美剧收视经验的观众，在观看节目时能与电视文本保持一定的距离，并能从多元的视角解构文本的意义，从而提出批评式的意见和一定的审美批判;反之，美剧收视经验相对匮乏的观众，在观看节目时较易联系现实生活，将剧中的价值观作为现实的参照进行认真地解读，因此，对电视文本意义的解构也相对单一，批评意见较少，审美批判能力也相对较弱。 3．2大学生解读异文化信息时的身份认同与归属 多数大学生在解读《绝》时能分清剧中所体现的美国文化与本国文化的差异之处，虽然对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和社会生活抱有憧憬和期待，但并非如后殖民文化批评家所担心的那样，以后殖民者心态对西方价值观照单全收，而是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自觉，能够清楚定位自身生活所处的文化环境特质。同时大学生对外来文化某些层面的羡慕与渴望，被赋予了学习、借鉴其文化优势的意义，以两种文化的现实对比关照为出发点，并未表现出对本国文化的全盘否定和批判，因此大学生在解读异文化信息时对中华文化有较高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3．3大学生对异文化信息的审美和批判能力 整体来看，大学生对异文化信息的审美和批评能力的形成，主要依靠个人的收视体验和生活认知，尚处于一种无意识的自发状态。在对异文化信息的解读中，能够提出一定的批评意见，以多元、开放的视角来看待异文化信息，因此也能快速地融入其中，强烈的反抗与对抗立场较少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生在解读异文化信息时几乎没有注意这些信息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原型，很少会思考自身接触异文化产品的过程中西方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影响。 4结语 参照“霍尔模式”的解码标准，对大学生跨文化解读模式的分析，发现协商式的解读仍然占主体，这与霍尔对多数人解读电视信息的假想相一致，只是大学生在对异文化信息进行协商式解读时，对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的参照并未体现出明显的社会阶级立场差异，而是强调本土文化价值观中最突出的、与文本环境差异较大的那一部分，在整个解读过程中呈现了较为一致的协商倾向。此外，霍尔对“典型立场”的划分，不仅过于粗略，且忽视了个人收看时立场可能发生的转化，特别是收看外来节目的过程伴随了经验积累与文化了解的渐进，受众的解读立场会随着收看经验的多少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访谈中，随着各成员间信息交换的增加，我们发现受访者对《绝》的评价会发生动摇，其解读立场会随着对影片人物性格的熟悉由倾向式解读转化为协商式、甚至对抗式。 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受众对外来文化产品的解读充满了复杂性，本国成员自身对外来文化的接触与了解程度对研究者来说很难量化，本研究虽尝试还原最真实的收视环境，但受限于对受访者背景调查不足、样本数量较少等原因，对大学生群体的跨文化解读归类略显简单，并不能完全适应我国跨文化传播中受众多样化的解读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