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连煦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语言的定义，就像文化的定义一样，有很多种。常见的解释包括:语言是协调人类活动的一个系统，语言是反映世界的客体等［1］(P42－46)。由于语言反映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经验和认知，并被人们当作工具借以完成交流活动或达到某种目的，所以，在把语言当作文化资源和文化实践的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Anthropology)中，语言就是一种行动的方式，人们用语言做事情［1］(P2)。语言还能反映群体和个人的分类方式和思维特征，反映他们的情感和价值观。［2］(P31)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和乔姆斯基(NoamChomsky)都把语言看作一套正式的结构和一套社会文化实践。［3］(P110)一方面，语言作为历史的沉淀，反映社会文化结构，并具备自身的结构，能够指导和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另一方面，语言在被运用的实践过程中，群体和个人的力量又构成能动性，反过来对语言结构形成冲击，甚至改变语言。事实上，结构与能动并不能截然分开，而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吉登斯(AnthonyGiddens)是结构与能动理论(structureandagencytheory)的核心人物，也是实践理论(theoryofpractice)的创始人之一。①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theoryofstructuration)核心是:人们的行动被社会结构形塑，但它随之又加强或重构这个社会结构。［3］(P117)语言人类学家认为，不管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都不可避免地嵌入社会文化关系的网络。因此，话语(discourse)和文本(text)如何被社会文化结构形塑，以及人们的行动和实践又如何加强和改变社会文化结构，就成为语言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
一、语言与社会
从广义上来看，社会化(socialization)是指一个孩童或社会新成员获取知识、定位和实践、使其能够在特定社会中有效而恰当地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这个社会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语言的使用来实现的。［4］(P339)人们在社会中赖以生存的文化知识正是通过一些基本的语言符号被传递、沟通、复制或改变的。因此，语言是人类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分。语言人类学主要从语义上对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进行研究。语言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是20世纪初在美国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博厄斯、萨丕尔(EdwardSapir)和沃尔夫(BenjaminLeeWhorf)三代师生为语言人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础。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hypoth-esis)主要包含两层内容:一层是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relativity)，即任何层次的语言模式都显示出不受约束的变化。［5］(P383)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的语言系统都不同于其它社会的语言系统，并且语言结构的变化是无限多的。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只有使用它自己的语言才能得到充分表达。比如，唐诗宋词翻译成英文就只能达意而很难传情。
反过来，英文中的一些表达方式也无法在中文里找到完全对等的结构。因此，每一种语言都是独特的。另一层是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determinism)，即人们对世界的感知需要基于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和语言结构，亦即语言决定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比如，中文里对蓝色的描述有深蓝、浅蓝、蔚蓝、天蓝、湖蓝、海蓝、灰蓝、蓝绿等等，当我们看到天空和海水时，才能用我们的语言知识来感受和辨别天空和海水的颜色。而在其它语言中，也许和中文一样有天蓝和海蓝，但可能不一定有灰蓝，也可能还有中文里不存在的描述蓝色的词汇，所以使用其它语言的人对蓝色的感知和使用中文的人对蓝色的感知很可能是不同的。于是，人们的语言就决定了他们在世界上能够获得什么样的经验。简言之，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主旨就是语言决定思维。语言的不同引起了人们思维和行动上的差异，是语言在行使着社会文化功能。当语言被人们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表达出来，在社会网络中产生意义，它就成为话语。话语被个体用于交流和互动，而互动又是在特定社会语境下、为了某种目的而进行的，所以话语的互动中体现着社会结构。由此看来，话语中既包含着个体的能动，也投射有社会的结构。
二、结构和语言人类学
人类学的结构－功能分析将文化定义为任何社会互动模式的组成要素。反过来说，社会体系的结构存在于制度化的和规范化的文化当中。［6］(P245)离开文化，也就无所谓社会互动模式。更重要的是，文化本身也是制度化的和规范化的。每个社会都因其不同的制度和规范，拥有不同的文化，也才有我们现在看到的文化多样性。毋庸质疑，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语言符码来表达的。既然文化具有多样性，有其自身的结构和特点，反映文化的语言也就具备多样性，并被打上结构的烙印。当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寻找社会深层结构的时候，语言学家也在探究语言的深层结构。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终其一生寻找一种社会通则，试图用社会深层结构(deepstructure)理论去解释所有的社会文化现象。马克思主义者把社会结构看作权力和象征的结合。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也提出了语言的深层结构，这个结构强调人类活动的象征性和人类头脑中内在的规则。［6］(P247)乔姆斯基认为所有人类大脑中都存在着深层结构的看法是对的，但这个深层结构就是社会经验本身。［7］(P13)结构无法脱离世界客体而凭空生成。人们从客观世界中的生存斗争获得知识和经验，使用语言描绘外部世界、表达思想和相互交流，使语言成为行动的一部分，并在反复试验中，确立语言和行动的规则。这些约定俗成的规则逐渐取得合法化地位，最终成为结构，并在特定群体中产生约束力，形塑实践。布迪厄(PierreBourdieu)的“惯习”(habi-tus)概念在结构与能动性研究中也起到重要作用。
惯习是历史的具体呈现，常因内化为第二天性(secondnature)①而被忘却作为历史的存在。惯习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历史延续并活跃至今的见证［1］(P44)。惯习是实践(practices)和表征(repre-sentations)的生成过程。需要注意的是，实践和表征本身也是不能脱离结构的。［3］(P118)惯习体现了大量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思想和行动，其结果是再生产或重构惯习。虽然惯习中既有结构又有能动性，但布迪厄的惯习几乎完全排除了行动者的自由意志。由于惯习反映并体现在结构当中，个人的思想和行动又总是倾向于再生产现存的结构，其结果是:在惯习所生产的无限思想、意义和行动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由能动者的自由意志实现。总体来看，布迪厄强调惯习的再生产倾向，再加上惯习的根深蒂固，使它既能应用于熟悉的环境，也能适用于陌生的情况，进而起到强化现状的作用。因此，惯习更多体现出来的是结构，而非能动。下面来看一个结构体现在语言人类学研究中的实例:在英语中，如果女性被描述正在做某件事，或是她感受到了什么，特别是当这件事情或这种感受与男性有关的时候，她在句子中就失去了能动者的效果(thedisappearingagenteffect)。相反，如果女性是他人动作的承受者，则施加动作的主语(而非作为承受者的女性)，就被在句子中突出出来。［3］(P124)这个个案反映的是女性社会文化地位低于男性社会文化地位的结构。在男权至上的社会中，女性被要求服从，女性的意志被弱化，女性的判断和感受被忽略，以至于女性何时能够作为句子的主语出现，也就取决于人们头脑中的意识结构了，而这个意识结构显然受制于当时的社会文化结构。社会关系如何投射在语法范畴中，一直是语言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5］(P387)由于语言是历史的积淀，社会结构就被如实地反映在语言中，并留存下来。#p#分页标题#e#
很多早期的语言社会化研究都聚焦于儿童与其抚养者之间的关系。［4］(P341)人类学者也非常关注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如何习得社会的结构，其中对儿童语言特点的研究又是最为常见的。儿童在与其抚养者的交流中实践着社会活动，获取着语言和社会技能，以及某一种文化的世界观。儿童不仅学会如何说话，也学会如何思考，如何做出适当的举动，如何感受和表达情感，从而扮演新的角色，扩大社会视野。所有这一切，都受到社会结构的规约。儿童必须在这个结构中与他人一道构建有意义的社会情景和创造有意义的文化活动。儿童也只有将自己融入所处的社会结构，才能成为这个社会的合格成员，才能在这个社会结构中谋取发展。语言社会化一直被认为是个终身的过程，但对成年人的研究却相对较少，也有一些语言人类学家研究新移民在适应社会过程中的语言特点。
笔者从文本话语受到社会结构支配的方面做了一点分析。通过细读谷歌驻中国公司拒绝接受审查制度事件发生后的一个月内(2010年1月至2月)，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站上刊登的20篇相关报道，发现这些新闻文本所建构的话语是具有结构性的。20篇报道中大量使用了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语言结构，被引用者当中包括:总统奥巴马、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议员、白宫发言人、欧盟互联网高级官员、谷歌执行总裁、谷歌发言人、谷歌高级律师、网络及国家安全专家、新闻观察团负责人、美联社记者、美中商会主席、大学教授和人权活动者。他们在新闻报道中都无一例外的发出同一个声音———支持谷歌。这些文本话语所隐含的社会结构是:“谷歌是言论自由的，中国是言论不自由的;谷歌是善的，中国是恶的。”美国相关报道的文本在提到邮件被侵入的人权活动者时，把他们描述为“受害者”(“victim”)和“猎物”(“prey”)。涉及到藏独势力时，用的是“力量”(“Tibetanindependence”)，提到时，用的是“精神运动”(“FalunGongspiritualmovement”)。显然，这些语言的表达也是结构性的。事实上，文本试图建立的话语力量反映的是美国人的忧虑心态。他们担心世界结构将要发生变化，害怕中国不再需要和重视美国，害怕中国成为权力大国、在经济上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归根结底，是害怕西方至上的结构受到挑战。一个跨国公司能够掀起大风大浪，与事件背后的结构之争是密不可分的。
三、能动和语言人类学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欧和东欧的社会动荡使很多学者试图理清个人能动性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再加上后现代/后结构批评对非人格化主宰叙事(impersonalmasternarratives)(或称客观的主宰叙事)的质疑①，能动理论开始备受瞩目。能动是指在行动中与社会文化相协调的能力。［3］(112)能动更为具体的两种解释分别为:作为自由意志的能动(agencyasafreewill)和作为抵制的能动(agencyasresistance)。［3］(P114－116)一方面，作为自由意志的能动强调自我意识、理性、意图、动机、责任、控制等，并期待被认可或者得到回报。［3］(P114)有些学者认为能动有大有小，比如伟人和领袖就具备很大的能动性，而普通人只有很小的能动性，甚至根本没有。这样的分析有一定道理:能动者的心理不同，需求不同，实践能力有差别，再加上历史机遇等因素，至少从实践的结果来看，有些能动者的实践大大改变了社会面貌、推动了历史进程，而另一些人的实践则淹没在滚滚历史潮流中。笔者认为，每个人都有能动性，即使很小的能动性一时无法改变社会结构，它也在动态地复制和再生产社会结构。之所以说它是动态的，就在于复制和再生产的过程中，改变一点一滴地到来、不知不觉地发生。人们往往只看到巨大的变革，而忽略变革到来之前漫长无际的重复和累积，也就忽略了芸芸众生看似微弱的能动性。
另一方面，作为抵制的能动，常在女权主义问题中被提及。这是因为女权主义者需要唤起女性在传统中丧失了的抵制，通过突出个人和群体的抵制，达到与男权统治相抗衡的目的。此外，一些学者也把能动等同于抵制统治的行动，把这一概念应用于社会对个人压迫的研究中。［3］(P115－116)事实上，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保证绝对的平等。正因为不平等现象的现实存在，作为抵制的能动也就存在于所有社会中。以现代中国社会为例，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增多就体现了能动作为抵制的力量。毕竟社会是阶级和分层的社会，处在不同层面的能动者都有自身的利益和诉求，不可避免地与既有结构和其他层面的能动者产生矛盾，并总是试图通过行动和实践改善自身地位，努力向上一层级流动。
当矛盾激化时，就有必要对既有结构做出适当调整，争取主动，化解危机。在结构和能动的互动关系中，就某一具体事件而言，总有一个先动，一个后动。后动者自然处于被动。平衡已然打破，不动者必然被推动。结构若要占取先机，只有设计好下一个平衡。语言人类学家将语言看作社会行动/实践，意义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活动，由社会活动的参与者共同构建。能动者正是社会活动的参与者和意义的生产者，所以对能动者及其活动的理解才越加紧迫。对语言人类学家来说，语言中没有任何一个词语是中立的。每个词语都有语境，离开语境的词语无法承载社会和文化意义。当意义在语境中被参与者建构起来时，社会现实也就被建构起来了。能动性不是先于语境而存在，而是产生于有具体时间地点的社会文化中。［3］(P111－112)语言人类学致力于在语言中寻找人类行动的意义和解释。语言研究和意义研究已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2］(P32)这样的研究离不开对能动者自身的分析，离不开对能动者所生产的话语和文本的分析，也离不开对能动者所处语境———即具体社会文化事件的分析。语言人类学家杜兰蒂(AlessandroDuranti)更为细致地指出，解释说话人的意思往往还要看其对他人的心态，因为听话者也是意义产生的合作者。［8］(P406)从这个视角上看，不仅说话人生产意义，听话者也协同生产意义。是说话人和听话者的互动产生了意义。更为微妙的是，说话人和听话者都具备能动性，可能拥有共同的或是不同的意图及期待，并且都处于某个特定语境中，受到结构和规则的制约。这样一来，说话人所讲的很可能并不是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从字面是不可能寻到意义的，分析者必须了解:讲出来的话可能只有一部分来自说话人的本意(甚至根本没有他本人的意思在里面)，另一部分则综合了听话者的期待、语境的限制以及更大的社会文化结构的制约。一个人话语的含义究竟可以复杂到何种程度尚未可知，但西方社会科学认为个人属于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阶级，民族，国家，族群，部落，亲属团体，性别，宗教，种姓，代际等。［8］(P414－415)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创造话语和文本时，他有可能把自己放入任何这样一个或多个语境及结构中去，从而使意义变得无限复杂化。也正因如此，与其寻找意义的确定性解释，不如寻找约束意义的条件，即艾赫恩(LauraAhearn)所倡导的约束意义的实践理论(apracticetheoryofmeaningconstraint)，它代表了语言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p#分页标题#e#
能动性在语言人类学研究中的体现有很多例子。比如，作为一个说话人，他更多的角度是从自身出发，思考对别人所做的事情，而不是考虑别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因此，在这个说话人对世界的看法当中，他自己就是能动者。在所有语言的普遍语法规则里，说话人在语言交流中的位置是最突出的，其次是被称呼者(addressee)。也就是说，英语中的“I”和“you”在语言中最易出现在施事者(agent)①的位置上。［3］(P123)这就说明，人在思考和说话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语法也在结构着语言的使用者:“我”之所以如此频繁地出现在几乎所有语言的施事者位置上，体现了人作为能动者，有着强烈的表达和行动欲望，甚至是支配和改变事物的欲望。另一个经典例子是杜兰蒂对萨摩亚人(Samoans)语言的研究:当强大个体谴责他人恶行时，更有可能使用主动格，而弱小个体的语言表达则倾向于解释事件和避免谴责他人。［3］(P124)由此可见，语言的使用能够反映和强化能动者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和等级。20世纪90年代，很多西方语言人类学家都在关注能动性的研究，做出了诸多有益的尝试。例如，Goodwin(1990)发现女孩子在同性别的内部交流中，比男孩子更多使用风格迥异的谈话，以达到不同的目的。但当女孩与男孩交谈时，她们就会更多使用男孩的话语模式，从而在与男孩的交流中获得身份认同。Sheldon(1993)发现学龄前儿童在解决矛盾和争端的实践中会主动地使用话语模式来形塑他们发展中的性别身份。
Hall(1995)则研究了应召女郎如何在电话中使用传统老套的、无助的女性话语来操弄模糊的能动性，以达到赢得经济独立的目的。［3］(P125－126)在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开山之作是罗常培先生于1950年出版的《语言与文化》一书。［9］(P19)2008年，周庆生先生主编出版的《中国语言人类学百年文选》收录了九大类别、三十几位作者的共53篇论文，其中不乏语言结构与能动的研究。此外，据笔者的观察，能动力量在中国社会的新兴语言现象中有着突出表现。由于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新兴语言现象往往一夜之间就能传遍大江南北。2010年以来最为热门的一个词是“被”:“被增长”、“被就业”、“被自愿”、“被自杀”、“被健康”、“被和谐”、“被代表”、“被捐款”等等，似乎任何事情都能被冠以一个“被”字，乃至整个时代都被称之为“被时代”。按照新华字典的解释，当“被”用在动词的前面时，表示受动。也就是说，人们在使用带“被”字的结构时，意在表示受到了限制。由于语言是行动的表征，那就意味着人们认为其行动也受到了某种限制。又因为语言的特点能够折射出社会结构和社会语境，人们就很容易将带“被”字的语言表达与行为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联系起来。但实际上，看似很结构化的“被”字下面所蛰伏的，正是个人能动向社会结构的公开挑战。“被”字结构能够得到如此广泛的应用，恰好说明个人能动正在试图冲破社会结构，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河蟹”、“杯具”、“蜗居”、“蚁族”、“剩女”、“裸婚”、“车奴”、“房奴”、“孩奴”、“楼歪歪”、“桥脆脆”、“躲猫猫”、“钓鱼执法”等等，无一不在表达着个人对社会的制衡以及能动和结构之间的对抗。能动个体的声音越来越多地穿透牢固的社会结构，构建着不可忽视的话语权。
四、结语
人类学的批评性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能够很好地呈现结构与能动之间的关系。话语和文本的人类学研究，清楚地表明语言也有结构和能动，话语和文本无时不刻地折射着社会和文化现象，是我们了解和解释社会及文化的重要途径。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简称CDA)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欧洲，目的在于分析语言中显现出来的统治、歧视、权力、及控制的结构关系。［10］(P448)社会文化的变迁既是结构变化的过程，也以话语的形式存在。并且，变迁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受到话语的形塑。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视角主要在于语言/话语和社会结构的关联，旨在揭示社会结构如何以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等形式构成对话语的冲击。［10］(P449)语言既包括口头语言，也包括书面语言，有些学者还强调视觉形象也是话语概念的一部分。批评性话语分析常见的研究主题有:意识形态，种族主义，经济话语，广告与促销文化，媒体语言，性别研究，体制话语，教育和读写能力等。［10］(P450－451)这些领域的研究凸显了权力的不对称和结构的不平等。批评性话语分析经常使用的概念和方法是韩礼德(MichaelHalliday)的元功能(metafunctions)①和系统功能分析(sys-temic－functionalanalysis)②。人类学不仅把文本当作一系列的象征客体，还把文本看作一种工具，一种产品，和一种社会行动的方式。［11］(P103)接受语言是一种行动方式的定义，就不难理解人们也可以用文本来做事情。文本的生产过程中，文本是行动和工具。作为产品的文本用以表达意义。文本分析的人类学框架主要探讨宏观社会过程与微观文本形式之间的关联，也就是研究文本的形式、设计、符码建构与话语生产、传播和接受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文本中显现的权力维度。［11］(P100)从文本的构成完全可以看到文本所处语境的社会和文化系统。
语言人类学和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都相信文本是不完整的，文本的解读具有开放性，只有“深读”(deepreading)才能解开文本的真正含义。只有加入读者对外部社会文化的理解，才能填充意义的空白，才是对文本完整的理解。［11］(P104－105)这意味着文本的理解必须放在具体语境中。人类学的文本研究强调文本、读者和作者之间的社会文化互动，［11］(P112)努力找寻文本与社会结构及文化意义体系(如神话、亲属制度、交换及回报模式等)之间的关联。［4］(P341)由于每种语言都是历史进化的产物，所以从历史的角度解释意义也是非常必要的。［12］(P10)文本的力量就在于它能使人们接受社会现实，而且还可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接受。这里面有着语言意识(languageideology)的因素。语言意识是一种理解文字实践的力量，它使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合理化。［12］(P57)正是由于语言意识的存在，人们才能接受文本，从而接受社会现实。此外，人类学还对元文本性(metatextuali-ty)感兴趣，即用一个文本对另一个文本进行批评性的评论。实质上，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in-tertext)。任何文本都是过去引文的重新组织。互文性(intertexuality)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方法，它向我们显示了文本所包含的“文下之文”。［13］(P432)对多个相关文本的研究必然能够揭示更多的意义，也使意义的解释更加可靠。#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