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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人们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一种途径,也是提高民族竞争力的一种手段。在马来西亚,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为了提高本族的竞争力和争取更多的权利,都非常重视受教育的权利。但是,强势民族利用手中的特权,使受教育权利的天平不断向自身倾斜,而弱势民族则不断争取平等的受教育权利。独立后的马来西亚教育发展史,就是各民族不断争取受教育权利的历史。以前,马来西亚政府规定公立大学录取新生采取固打制,并且在奖学金发放和校舍建设方面实行马来人优先的政策。这种在国家支持下的民族不平等制度在进入新世纪后发生了转变。2001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宣布公立大学录取新生采用以成绩为标准的绩效制,从2002年5月正式开始实施。为什么马来西亚政府要实施绩效制?这是否标志着马来人优先政策的终结?对华人受教育权利而言是机遇还是挑战?本文试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分析这一制度的转变,了解这一制度转变的深层含义及其对华人受教育权利的影响。
一、固打制的实施及其对马来西亚社会发展的影响
“固打”是从英文单词quota音译而来的,根据《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quota的含义是“定额;限额;配额”。①这个词用在马来西亚的教育制度中,意指大学录取新生时并不完全以考生成绩为标准,而是在特定民族优先的基础上再按成绩高低录取。按照固打制,马来人在大学录取新生时占有极大的优势。这种固打制不仅反映在大学录取新生方面,而且存在于马来西亚社会的各个方面。固打制是马来人巩固其优势地位,从而压制其他民族发展的重要手段。
马来西亚教育制度上的固打制是其新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新经济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重组。那么这种社会重组是为达到一种公平的绩效抑或是为实现某一民族的优先权呢?当时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其著作《勇往直前》中论述了这种社会重组的设想,认为社会重组是为了“公正和合理”,其理由是土著如果要在马来西亚获取公正,则“他们不但必须具备资金和机会,而且还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专门技能”;要重新分配经济这块“蛋糕”,必须首先照顾到土著的利益,“因为他们还很弱小,在经济上所占份额只有目前的2.4%,其受教育程度也低,还没有形成一种竞争的文化,因此我们应该优先照顾土著的利益”。这种照顾是建立在培养土著竞争力基础上的优先,其目的是为了达到社会的公平与合理,如果一个国家的民族发展不平衡,将会引发社会的动乱,因此扶持一个弱势民族是马来西亚政府的首选。①其意思是其他民族必须认可马来人的优先发展权,如果马来人没有在经济这块“蛋糕”中获得利益平衡,必然激发马来人对非马来人的愤恨,由此引发的民族冲突的主要责任就在于非马来人。这种充满民族主义和威权色彩的论述,使马来西亚政府为推行马来人优先政策找到了理论根据———“因为他们还很弱小”。
庄礼伟教授在其专著《亚洲的高度》中对马来西亚政府推行的民族优先制度进行了深刻的评述:“所谓社会重组,就是要把殖民时代的以外国(主要是英国)、外族(主要是华族)控制经济的状况扭转过来,提升马来人在国家经济中所占份额。特别地,要培养一个马来人的中产阶级,以巩固马来精英集团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领导地位。”②这种民族之间的两极分化导致了社会的两极化。马来西亚华人社团资料研究中心编写的《马来西亚种族两极化之根源》认为:“毫无疑问,形成马来西亚社会两极化的原因之一,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经济活动、政治权利、教育机会、房屋需求、文化政策等等,都弥漫着土著与非土著的两分法。”③马来西亚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以来,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多个方面全面扶持土著发展。经过三十年的发展,马来西亚社会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马来西亚优先培养土著子弟,是建立在剥夺他族受教育机会的基础上实现的,因此马来人的受教育水平得到了飞速发展,从而培养了一群实力雄厚的中产阶级人士。阿布都·拉赫曼·恩伯格在其专著《国家主导的现代化与新马来西亚中产阶级》中提出,新马来西亚中产阶级的出现,其主要动因在于国家的主导,而教育政策中的优先权是形成新马来中产阶级的强大动力。“教育程度是导致社会阶层变动的主要通道和社会阶层分类的主要指标。”④根据马来西亚官方统计,1970—2000年期间,马来西亚的中产阶级人数上升,农业人口比例下降,中产阶层族属比例向马来人占优势的方向发展。具体表现为:管理、专业技术、行政人员总数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从1970年的5.9%上升到2000年的15.2%,公司职员、营业员等服务人员所占比重从1970年的21.9%上升到2000年的33.9%,农业人口所占比重由1970年的44.8%下降到2000年的16.7%。在民族结构上,以管理、专业技术、行政人员所占比重为例,马来人由1970年的4.9%上升到2000年的16.7%,华人由1970年的7.1%上升到2000年的17.1%,印度人由1970年的6.1%上升到2000年的8.2%,其中马来人所占比重上升的速度最快;从管理、专业技术和行政人员的绝对数量来看,马来人由1970年的7556人上升到2000年的135900人,为18倍;华人由1970年的19721人上升到2000年的197400人,为10倍;印度人由1970年的4076人上升到2000年的39300人,为10倍。①伴随着马来人中产阶级的强大,马来人在经济方面的优势也不断凸现。政府在政策上加大了对马来人的扶持力度。新经济政策的目标是要把马来人在经济上所拥有的份额由1970年的2.4%提升到2000年的30%。到2000年,马来人所占国家经济份额虽然没有达到30%的目标,但已超过20%,而华人经济发展则相对受到了遏制。
这种在政府全面干预下的单一民族优势发展,是一种纯粹的民族利己主义表现。庄礼伟教授认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目标应该是最终让国家弱化,不过对现实中的马来西亚政府而言,国家很像是一个有自身利益偏好的巨兽,并在不断膨胀之中。国家往往以为了全社会为旗帜全面干预社会,表现出近乎全能的姿态,它把利益上的种种偏好隐蔽在‘发展的代价’、‘全局利益’等动听的言词后面。”②二、马来西亚政府对公立大学新生录取实行绩效制的原因2001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教育改革的措施,决定公立大学新生录取由固打制改为绩效制,马来西亚各界对此都持观望的态度,认为马来人不可能放弃实施了三十年的固打制。2002年5月公立大学新生录取工作正式开始,马来西亚教育部宣布施行以成绩为录取标准,至此固打制成为“明日黄花”,而绩效制成为公立大学录取新生的标准。为什么马来西亚政府要推行按绩效制录取公立大学新生,并且不断开放大学奖学金发放的范围?这是不是马来人自动放弃其特权,而迎来各民族平等发展的机遇呢?2001年1月巫统(即“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的简称)青年团与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还提到双方同意搁置的七项议题中包括废除“种族固打制”,为什么一年之后马来西亚政府就表示放弃这种特权?笔者认为有以下五方面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