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产业化”观念弱化了政府对大学教育投入的力度
“教育产业化”本身就是政府教育投入不足的反映,是在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背景下,为弥补经费短缺,围绕着学校创收、经营、转制、收费、产权等问题,以增长和效率为主要追求的教育改革。高校面向社会的收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于国家经费投入不足造成的压力,但是,也使得政府对属于自己职责的教育投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实际投入时产生拖延,按照计划本应增加的教育投入不能增加,尤其是减缓了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的投入。事实上,1993年我国政府颁布实施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到上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这一工作目标。这个4%并不是一个高的标准,只不过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当时的平均水平。然而,这个目标在上世纪90年代末没有实现。1999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重申了上述4%的规定,但此后几年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依然没有实质性改变。2010年,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纲要》决定要在2012年务必实现4%的目标。1993年制定的目标要推迟到2012年实现,近20年竟无法完成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当时的平均水平”的目标!而现阶段,世界平均水平已经上升到了5%左右。“我国全部教育经费中只有56.83%来自政府预算内拨款,其中高等学校为44.68%”。[1]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都不到的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中来自于政府预算内的拨款还不到六成,而具体到高校则连一半都不到。不足的经费需要从学生缴纳的各种费用和学校“产业”中获得。大学教育质量的下降与国家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有密切关系。西方著名大学之所以有着高水平的教育质量,能够培养出各个行业极为优秀的人才,与其稳定而丰厚的资金来源密不可分,比如说,哈佛大学2007年总收入超过32亿美元![2]对比我国,国家对985院校中顶尖大学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建设投入,均为18亿人民币/3年。由此可见,政府对大学教育的投入是明显不足的。
笔者认为,“教育产业化”正是延缓这一目标实现的关键因素。由于高校实施了“教育产业化”策略,以设立“独立学院”和“校办产业”为主,在经营这些“产业”后,高校经费确实增加了,政府看到高校可以通过市场获得收入,自然就减少了对教育的投入。更有甚者,有些地方政府不但不加大教育投入,反而从教育中获得财政收入,为此教育部原部长周济指出:“各级政府制定教育和经济政策应避免用教育产业化的概念,不能以教育产业化的思想来指导教育发展,更不能作为政府创收、摆脱财政困难的手段。”教育作为一项服务于公众的行业,其投入应主要来源于国家、政府,而不应当是学生、学校本身。“政府应该在教育资源的配置中起主导作用,其基本特征是高等教育经费主要由政府提供,就全社会整体而言,高等教育的定价或消费主要由政府调控,而不是由市场供求决定。”[3]“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公共投入是制约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也是弥补高等教育资金不足的主渠道。政府应成为高等教育成本最主要的负担者和补偿者,并确实保证高等教育经费在财政预算中占据应有的比重。”[4]政府把增加教育投入的义务以“教育产业化”的名义转嫁到高校本身,迫使高校为增加收入对社会开放,吸纳社会资金。由于在培养人才与创收之间很难取得平衡,教育发展受到影响已是难免。
扩大招生规模增加学费收入是解决大学教育投入不足的一个方法。扩招使得在校大学生数量已经超出高校正常运转所能承受的限度,使得比率本来就低的生均教育资源更显紧张。例如大学里流行的“占座”现象。当前,大学生越来越多,而大学公共资源短缺,很多地方如图书馆、自习室人满为患,大学生为了有个学习的地方而不得不提前为自己或为同学“占座”。如果一所大学不能满足大学生基本的学习需要,不能提供良好的学习资源,大学生怎么可能会有好的学习成绩?大学教育质量又从何谈起?扩招使大学师资紧张问题更为明显。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在“2010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表示,由于国家对教育投入过低,导致高校教师的待遇太差了,有些教师因此不专注于学术而忙于“捞外快”。他认为,国家应大幅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并严格限制教师的“创收”行动。著名教育家、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曾经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教师对大学教育、大学生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大学教育质量离开优秀大学老师则无从谈起。当今,大学教师上课面对的不再是从前的几十名学生,而是面对一二百人的超大型教学班。面对繁重的教学负担和与之不对等的待遇,一些大学教师“捞外快”,甚至转行或经商或从政。试想如果大学教师待遇高,谁还会“下海”?大学教师在“分心”状态下既不可能安心于学术研究,也不可能对学生尽职尽责。
二、“教育产业化”导致大学教育质量下降
“教育产业化”引发的教育不公平问题突出表现在高等教育的高收费上。由于“教育产业化”是以“效率优先”为首要原则的,对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国家允许高校向大学生收取一定的费用作为教育经费,这本属于正常现象,然而,高校收费已成为学生家庭严重的经济负担,甚至有的学生因为家庭经济条件限制,面对高校,望而却步,因此教育公平受到挑战。当今社会,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其就业选择面就越宽,其可能的就业几率就越大。尤其对于农村人口来说,接受尽可能高阶段的教育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最大希望。然而“教育产业化”提高了高等教育的门槛,打碎了很多贫困家庭学生的“大学梦”。我国高等院校大多处在城市之中,既然位于城市,消费水平往往高一些。目前我国人均GDP处于低水平,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收入低的农民、工人。这导致一些出自于老少边穷地区和贫困家庭中的学生不能上大学,不是因为自身学习能力不够,而是因为经济条件受限。一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差但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被迫做出放弃上大学的选择。高等教育不同于普及教育,对个体的学习能力要求较高,“高等教育是学校教育体制中的高级阶段的教育,是受过中等教育或具有中等文化的人进入高一级学校所接受的一种专门教育,是一种传授和学习高深的知识与技能,进行高级职业能力和高级道德规范、行为训练的教育。”[5]显然,放弃上大学的这些优秀学生给大学教育质量带来了损失。另一方面,因高额收费招来富裕家庭的学习能力一般的学生而“显性”地降低了大学教育质量。我们以“独立学院”为例分析大学教育质量下降的现状。#p#分页标题#e#
“独立学院”是“教育产业化”在大学教育阶段的一个特殊产物。它是促进高校开源创收、弥补教育经费不足的方法,同时,独立学院也承载了教育质量下降的恶评。首先,独立学院的盈利色彩是有的,很多独立学院的教育质量不高,表现在高校对独立学院与本部的态度不能一视同仁,独立学院处于劣势地位,教师资源、图书资源、校园风气等根本无法和本部相比。比如本部和独立学院的学生上同样一门课程却分别由高和低两种水平的老师授课,在诸如其它学生管理、规章制度、学术交流等方面都显而易见地与本部有区别。在学生方面,独立学院的费用是高额的,其中的学生普遍来自于有着不错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的家庭,教育家杨东平先生在《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中深刻地指出,拥有丰厚社会资本的家庭正在日益强大地影响着子女进入优质教育环境的效果。[6]这些学生社会称之为“官二代”、“富二代”。有学者指出了这些二代的一些特征,表现在“自尊心强,自信心弱,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自律性差,盲目从众,缺乏对事物的甄别力”、“经济条件好,依赖性强,抗挫折能力比较差”、“没有就业压力,缺少学习的动力,对父母为自己设计的人生道路存在着一定的抵触情绪”。[7]由于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缺少学习动力,自然学习成绩不尽如人意。当前,“教育产业化”带来的大学教育质量下降问题早已不再局限于独立学院,而是具有了在全国高校普遍层面上的意义。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了首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大会一致认为“市场规律和竞争法则不适用于教育。教育不是经济的一个分支。教育过程、教育目标、教育结果或‘教育产品’都不能与经济相提并论。教育实际上具有其自身存在的功能,它是社会的一个基本领域,也是社会存在的条件之一。”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会脱离“教育产业化”的误区,大学教育的质量也会不断地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