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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教育论文范文1
1．1管理效率较低
在管理的过程中，管理的目标不清晰，教师们也早已失去了主动发展自我的意识．管理效率低，不能以人为本，不能从当地以及教师的实际出发，很难得到教师的很好配合．此外，物质管理也比较混乱，财务管理不完善，教学场所以及教学仪器经常出现浪费以及闲置的情况．
1．2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物质的支撑．教育物质的优劣虽然对教育质量没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但是一旦物质缺乏，势必会导致教育质量的低下．而在某些乡镇，政府对发展教育事业的意识很模糊，对教育发展不以为然，对教育投入不在乎．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直接导致学校基础建设落后，不能满足基本的发展需求，教育质量想要提高势必成为天方夜谭．
学校与社会之间是不可分割的关系，学校是知识的汇集地，是培养人才的机构，它的存在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所谓的“本土知识”，有如下关键特征，即“地方性”、“整体性”、“授权性”等．而作为“本土知识”当中的“地方性”应是与“全国性”和“国际性”相对应的概念，它不仅指特定的地域，还涉及“知识的境域性”，即在知识生成中所形成的特定情境．对于农村学校来说，如果能够把这种极具创新性的知识整合到本校的知识体系中去，那么不仅会增加学校的无形资产，还会提升学校的竞争力．要实现农村学校的知识创新与独立发展，本土知识建构是应然之策．
2．1优化教育资源对农村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是实现农村教育改革的出发点与立足点．从我国的教育经费投入来看，农村教育的投入比例较小，要提升农村教育的办学水平，提高农村学校的教学质量，使培养的人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就必须强调办学的针对性与实用性，优化教育资源，实现教育资源的整合，调整教学内容与课程结构，紧密联系农村生活实际，注重学生实践能力与操作能力的培养．只有满足学生实际生活需要，学校才能实现为当地生活实践服务，促进农村教育改革，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
2．2农村教育课程开发与教材建设急需加强
课程从狭义上来理解是指教材、教科书．课程作为学校教育的载体、教师教书育人的依据、学生学习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的质量和规格．2003年9月2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农村中小学教育内容的选择、教科书的编写和教学活动的开展，在实现国家规定基础教育基本要求时，要紧密联系农村实际，突出农村特色．”农村教育的课程开发与教材建设是农村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课程的开发应该以农村实际为依据，将本土知识纳入到农村课程体系中，发展本土知识，解决本土功效，实现课程为地方服务，适应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需．
2．3纳入本土知识推动学校教育发展
农村学校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知识的更新与学生的进步．纳入本土知识应该成为每所农村学校努力的方向．本土知识是本土传统文化的沉淀、文化之精髓，解决当地实际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在各个领域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正是由于这部分知识深植于地方实际，如果将本土知识纳入到农村学校的课程和教材中，不仅强调了义务教育的全面性，更是实现了农村教育的实用性，迎合了农村教育改革需要．学校这一特殊的机构，所拥有的知识既包括传统的文化知识与学科知识，还包括学校创新性知识．创新性知识的拥有是学校提升竞争力的关键．本土知识是学生真真切切能够体验到的知识，知识的掌握可以更好地让学生适应本土生活，服务地方．
3推动农村教育发展的本土知识建构策略
要重视并扶持农村教育发展，全面提升义务教育水平，发挥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全局性的重要作用，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教育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从农村实况来思考．长期以来，农村中小学生对于本土知识略显匮乏，解决本土问题的能力不足，特别表现在本地的民情风俗、历史文化、农业知识等方面．因此，我们要重视本土知识资源在农村教育发展和建设中的作用，将本土知识纳入到学校知识中，以此来推进与改善学生学习本土知识，在掌握本土知识的基础上，利用、保护并发展本土知识文化，将来更好地投入到农村的发展事业中去，努力形成学校和当地农村共同发展的多元化格局．在推动农村教育发展的本土知识建构的可以有以下几种思路：
3．1在课程内容上凸显本土文化境域
长期以来，我国的课程设置上是以科学知识为主，课程内容上注重学科知识的传授．这种以科学知识为主体的课程内容，在教材编排中往往会脱离本土社会生产实际，忽视当地的文化境域与历史发展，无法满足当地对本土知识的需要．对于解决本土问题的本土知识空缺，可以在课程编制上，将本土性知识“纳入”到现代学科课程体系中去，突显本土知识对当地社会生产实际问题的解决与思考，课程内容上注重给学生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特别是要增强他们对于本土知识解决本土问题的视野．在课程内容上凸显本土文化境域，让学生们更多地了解本土知识与文化，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在完成国家基本要求的同时，鼓励农村中小学在课程内容改革方面大胆创新，适当增加当地文化知识内容，大力开展课外实践，促进办学更加贴近生活．
3．2开发以本土知识为主的校本课程
开发以本土知识为主的校本课程就是学校根据自身的办学理念，通过对学生的兴趣需求进行系统调研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当地的本土知识和学校的知识资源，通过整理挖掘，编制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农村小学初中教育开设职业知识和技能的课程，是教育主动服务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内在需求，而且这类课程是最有条件贴近农村实际，贴近农村生活，突出农村特色的，也最能直接体现为“三农”服务的方向．开发以本土知识为主的校本课程，就是开发独立的课程系列，以改变学校与本土实际生活相脱离，本土知识不能应用于解决本土问题上的现象．以本土知识的核心的校本课程开发，是依据学校的办学特色和理念，以学校的现实课程资源为依托，突出本土知识，而开展的一切旨在满足学生个性发展需求的课程开发活动形式．这些校本课程开发的知识可以是由当地人民在生活实践中知晓的、并时常应用到的知识，可以满足学生社会生活的需要，也可以满足学生了解农乡的需要，教学生一些本土的生产知识等等．这些知识是围绕一些实际的生活和生产问题展开，真正做到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学习知识、运用知识，在校本课程开发活动中不断提高实践能力与水平．
3．3开展以本土知识相关的综合实践活动
知识教育论文范文2
1.当前高校学生知识产权意识淡薄
知识产权意识是人们关于知识产权的思想、观点、知识、心理和情感等的总称，它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内容、形式等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它体现的是人们对知识产权法和知识产权法律现象的主观心理感受和认知把握状况。知识产权意识是一个多层次、多领域、多种成分的复杂体系。不同层次主体的意识，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以及律师的意识固然重要，广大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的强弱和正确与否，对于知识产权制度价值的实现作用也是显著的。提高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是我国知识产权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加强公民知识产权意识写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为提高高校学生的知识产权意识，2004年11月，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知识产权工作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指出，要在高校普及知识产权教育，高校要在《法律基础》等相关课程中增设知识产权方面的内容，并积极创造条件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单独开设知识产权课程，以提高广大师生的知识产权素养。《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亦明确要求，在高等学校开设知识产权相关课程，将知识产权教育纳入高校学生素质教育体系。《2013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指出：“鼓励引导高校加强知识产权专业建设，开设知识产权相关领域的辅修课程，开展知识产权普及教育。”但由于相当一部分高校对知识产权意识培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知识产权普及教育并不重视，所以我国高校的知识产权普及教育工作虽然不能说是空白，但是力度确实极其有限。这直接导致了当前高校学生的知识产权意识淡薄。笔者所在的课题组，为对高校学生的知识产权意识以及学术道德状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进一步研究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选取了山东省部分大学的在校研究生（不包括法学专业）为调查对象，在山东高校中进行了调研。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学生对知识产权的总体认知水平不高。学生中总体上认为自己对知识产权知识相当熟悉的仅占3.1%，认为自己对知识产权知识有些了解的占35.0%，略有耳闻的占55.3%，几乎毫无所知的占6.6%。可见当前高校研究生的知识产权知识普遍比较贫乏。
2.高校学生中与知识产权相关学术道德失范现象比较普遍
学术道德失范行为作为一种世界性现象由来已久，近年来在我国愈演愈烈。高校作为科学发展的火车头，文化创新的策源地，其学术道德失范现象更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先生认为：包括北大在内，没有一个高校的教师没有发生过抄袭剽窃问题的，没有一个高校的学生不存在抄袭剽窃情况的。郭世佑先生则认为“凡是在我国学术界存在的学风不正与学术失范现象，无论是低级错误，还是‘高级’错误,在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中，都不难找到可以对应的根据。”可见，高校学生中学术道德失范现象比较普遍。通过文献分析可以归纳出当前高校学生中广泛存在的学术道德失范行为主要有：1、抄袭、剽窃他人学术成果；2、伪造或者篡改调查、实验数据；3、论文署名搭便车及不知情的挂名；4、一稿多投、多发；5、不当注释等。笔者所在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当前研究生在学术论文撰写及发表或完成论文作业中，87.4%的同学曾有抄袭行为；32.3%的同学曾有修改、伪造实验或调查数据行为；63.7%的同学曾引用他人观点而不注明出处；35.8%的同学曾没有参加创作在他人作品上署名；18.0%的同学曾一稿多投。上述数据显示，排在前三位的学术道德失范行为分别为“抄袭（剽窃）”、“引用他人观点而不注明出处”、“没有参加创作在他人作品上署名”。而这三者都和知识产权紧密相关，既是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同时又是违反知识产权法主要是著作权法的违法行为。所以，笔者认为知识产权意识缺乏是当前高校存在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重要原因。
二、当前的学术道德建设研究忽略了知识产权意识因素
国内外有关学术道德问题和知识产权教育的研究较多，但是，把知识产权教育与学术道德建设二者结合起来研究的则很少，几乎是空白领域。已有研究偶有提及，也往往是一带而过。笔者认为，当前学术道德研究忽略了知识产权意识因素。检索相关文献，可以发现，计算机之父、英国科学家查尔斯.巴比吉(1791-1871)在1830年发表《对英国科学衰落的思考》一文，最早对学术不道德行为做了研究。国内对于学术不端行为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以邹承鲁院士为主的科学家的联合推动。2000年以后，学术道德问题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相关研究逐渐增多。随着国内关于学术不端前期研究的逐步积累以及对其关注越来越多，相关的论文、专著和译著数量快速增加。分析已有研究不难发现，关于研究生存在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原因，当前学者们一般从主观因素和客观环境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如傅立民、孙中华认为，“造成当前研究生学术失范的不但有个人因素，也有制度原因，更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学术政治化和经济化是社会大环境，学术共同体内部激励机制的功利化和约束机制的弱化是社会小环境；而部分学生学术价值偏离和道德失范既是学术失范的结果，也是学术失范的原因。”关于主观因素，学者们一般认为主要是“研究生个体价值观念扭曲，诚信意识缺失，学习目的功利化”。更多的学者则归因于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首先，是探寻制度性因素。如评价机制不合理，学术规范制度不够完善，监督制度缺位等。其次，是社会环境因素。如整个社会诚信氛围的不足，社会环境的急功近利以及官本位等传统意识的影响。我们认为，知识产权意识缺乏是当前高校存在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重要原因，当前学术道德研究忽视知识产权因素是一重要缺陷。
三、加强知识产权法制教育，重建高校学术道德
既然知识产权意识缺乏是当前高校存在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重要原因，为重建高校学术道德，就必须大力培育高校学生的知识产权意识。如何培育高校学生的知识产权意识呢？根本在于教育。知识产权意识不能自发形成，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实现知识传授和观念教化的双重目的。知识产权法制教育是提高学生知识产权意识的重要途径。所以，知识产权法制教育应当成为高校学术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提高学校对知识产权法制教育的重视程度。
从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全国12所重点高校进行的知识产权教育情况调查不难发现，大部分高校对知识产权普及教育不够重视，甚至认为它可有可无。重点高校尚且如此，其他普通高校就更可想而知了。因此首先要提高学校领导的知识产权意识，使其认识到知识产权法制教育对于重建高校学术道德的重要作用，加强其对知识产权法制教育的重视程度。
（二）明确知识产权法制教育的目标
学术道德视野中的知识产权法制教育，不同于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培养教育的博大精深，属于通识教育范畴，具有自身特殊性。知识产权法制教育的目标应设定为：通过传授必要的知识产权基础知识，使大学生初步了解知识产权制度，认同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牢固树立知识产权意识。
（三）关于教学内容。
确定教学内容时应针对大学生的特点和需求，努力实现针对性、普及性、实践性、新颖性的统一。具体讲，在内容选择上，首先，应注意针对性，重点突出学术道德相关的著作权保护制度。其次，不必求全求深，应以普及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基本精神为主。最后，在内容表达上，应深入浅出，并大量引入案例，以案说法，增强吸引力。
（四）关于教学方式。
根据教学内容和对象特点，教学方式应突出灵活性、多样性和趣味性的特点，并注重实效。可考虑选择多种方式，如列为必修课、选修课、开设专题讲座、经常举办知识竞赛、问题答卷等。
（五）关于师资队伍。
知识教育论文范文3
调查发现，实践者很难表达清楚自己的企业为什么会赚钱或不赚钱。那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会以商业模式概念作为分析自己企业的认知框架。商业模式成分理论正好是学者们提供的帮助人们理解商业模式概念的阶段性成果。新近发展的五种重要的商业模式理论。这些理论中，有的侧重阐述公司营利的核心逻辑。认为商业模式就是要寻找企业如何成功盈利的深层“因-果”关系。有的则是更注重商业模式的成分与企业家现实的基本经营决策之间的关系。总体来看，六问题理论更加突出具体的决策，而四成分理论更加注重内在机制的设计。因此，四成分理论更具有理论深度，而六问题理论更具有实践指导意义。交易过程理论与前四种理论差异很大，主要是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讨论交易过程的设计如何影响开放式创新。因此我们主要分析前四种理论。我们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将前四种理论加以融合，提出本研究所采用的商业模式结构理论。取四种理论中共同的要素并分别命名为“价值链定位”、“顾客与声誉”、“竞争策略”和“经济模式”。以下将依据共同要素框架讨论知识型企业的商业模式。此外，为了便于聚焦，本文仅讨论“价值网络定位”、“顾客与声誉定位”和“经济模式选择”这三个成分。
二、知识型企业的商业模式构成分析与创新途径
本文所定义的知识型企业概念不完全等同于高科技企业，这里将知识型企业定义为以知识为主要产出的企业。常见的知识型企业包括咨询公司、制药研究单位、石油矿藏勘探公司、医疗机构、猎头公司、法律事务所、设计工作室、广告商、建筑公司以及风险投资公司。
（一）价值链定位
尽管都以提供知识（产品）作为创造价值的方法，但知识型企业也存在不同。有些企业通过定义和识别问题，或者通过提供相应的对策来为顾客创造价值。例如律师事务所、审计公司、验光师、心理治疗师、兽医以及建筑监理服务公司；有的企业为顾客识别或定义机会，比如，医药研发机构以及药品开发机构、矿藏勘探单位、猎头公司、人才中介以及风险投资公司都属于这一类；还有些企业是通过产品概念创新或者产品原型创新为顾客创造价值，典型的是建筑公司、广告公司、工程服务公司、图纸设计公司、软件工程公司和室内设计公司。有研究者分别将上述三类知识型企业称为“诊所型”、“搜索型”和“设计型”。从一个完整的价值网络来看，还需要有一种为上述三种知识企业提供渠道的“渠道型”企业,如出版发行公司和网络传播公司。这样我们可以用四类知识型企业构成一个从问题定义和信息原料供应、到应对策略搜索、再到解决方案(最终知识产品)形成、最后到知识产品提供渠道这样一个相对完整的价值链。换句话讲，知识类企业大致都可以以上述四个典型来给自己定位。不过，现实中具体的企业可能同时覆盖其中一种以上的价值环节，这主要取决于行业发展的状况。一般讲，在产业的新兴期，由于行业内的企业少并且分工程度低，所以有些企业甚至覆盖了从价值链开头到结尾的全部过程。
（二）顾客定位与声誉建设
知识型企业中，除了某些借助网络平台的企业，多数企业都属于BtoC型的。企业选择为谁（顾客）提供价值将直接影响其采取的声誉营造策略。而声誉往往是顾客识别和选择知识型企业的主要影响因素。知识型企业提高自己声誉主要依靠提高知识类产品（或服务）的质量。但是对于过程质量和结果质量的侧重，不同类型的知识型企业情况有所不同。比如，诊所型公司侧重过程质量胜过结果质量；搜寻型公司的高风险性质使得其很难通过结果来获得持续的声誉，因此同样更强调过程而不是结果。对投资者的回馈是这类公司持续成功的关键。又比如，小型独立的石油开采公司或生物科技公司必须通过外部的股东来获得声誉。此外，如果是隶属于一个大公司，这类公司最重要的是赢得在其母公司内部的声誉。对于设计型公司，主要通过方案产品或结果引起的受关注程度来决定其声誉。并且终端客户的支付者是其长期成功的关键。对于渠道型公司，掌握战略资源以及稳定上游客户是声誉营造的重点。
（三）经济模式选择
经济模式应该由六个方面的决策构成。文献中讨论比较多的是“费用收取方式”、“费用付用一致性”和“经济批量”。其实有些研究实质上涉及到了“支付单位划割”、“盈利深度”和“要价方式”。首先，知识产品不像有形产品，必须确立好交易时支付所依据的单位，比如，有根据时间进行收费的（或者确立一个付费表）、有以项目为单位进行收费的、还有依据产权或开采权或转让权进行收费的；其次，“盈利深度”是指是否对所有的产品（或服务）都收费。比如，腾讯公司的网络服务中，对某些服务的基本功能用户不收取费用，而只对少量的高级用户收费。因此，腾讯的“盈利深度”比较低。相反，有形产品在没有折扣时，是按照消费者消费单位的多少收取对应的费用，因此“盈利深度”比较高。“经济批量”一般是指能实现盈利的最小（单次）销售量，而在知识产品（服务）情况下，更多地是指单次提供付费产品（服务）的最低价质量，对于诊所型企业比设计型企业的经济批量要小；经济模式中的“付用一致性”是指产品的享用者与产品价格的支付者是否是相同的，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消费者就是支付者本人；另外一种情况是存在一个愿意替代那些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消费者支付的第三方。比如，某些公益文化活动赛事得到支持此类事业的基金会的赞助；另外，经济模式还包括“要价方式”。要价方式有两种：卖方出价和多个买家竞价（拍卖模式）；最后，对于费用的“收取方式”，一种是“直接式内容收费”，也即根据消费者使用的内容量收取费用，比如翻译公司就采取这种收费方式。另外一种是“间接式渠道收费”，指通过渠道型公司收取费用。比如，知识型的企业可以通过电子商务网站或电信类公司收取会员费、热线费或短信费用等。一个典型的设计型企业的常规经济模式通常是，以项目为单位的“支付单位划割”，较大的“盈利深度”，较大的“经济批量”，通常较高的“付用一致性”、两种“要价方式”均可、多为“直接式内容收费”。
（四）利用商业模式赢得竞争地位的步骤
开发新的商业模式以强化知识密集型企业的竞争地位包括三个步骤：第一，分析现有行业内存在的商业模式，分析商业模式各个成分的特征，这里尤其强调“价值网络定位”、“顾客与声誉定位”和“经济模式选择”这三个成分。第二，以上述三个成分为特征绘制成一个三维空间，将分析对象企业及其竞争对手描绘在竞争空间上。第三，评估如何通过改变上述成分特征来促进公司对商业模式的优化，并讨论做各项改变时所需要具备的前提条件是否成立，同时分析各个成分之间是否存在对立或不协调。值得指出的是，经济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其价值链定位影响的，以下将在对网络教育的商业模式分析中加以讨论。
三、网络教育行业的现状分析与展望
随着社会对远程教育的需要、信息接受与处理技术设备的普及、远程教育课程资源建设和教学资源整合管理技术的规范化这四大条件的日趋成熟，中国的网络教育正在经历快速发展的阶段。截止到2013年，教育部批准可以开展网络高等学历教育招生的试点高校一共是68所，在读学生人数已超过570万人,其中97.4%为在职学习者。网络学院在母体高校的管理监督下享有很大的办学自主权:自己制定招生标准并决定招生规模，可以开设专业目录之外的专业，有权发放国家承认的学历文凭等。一般认为，从国家层面看，网络教育的功能之一是在教育资源短缺情况下有利于实现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功能之二是提供构筑开放式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手段。从个人层面看，网络教育为国内占八成的无法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青年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条件，同时能够使得在职人员得到柔性化的接受培训的机会以及接触优势教育资源的机会，还能降低接受教育的费用开支。从热捧e-Learning到接受混合学习的思想，人们发现网络教育和传统教育各自有各自的优势，人们对网络教育的认识回归于理性；从CERNET的建设到其与教育科研机构结合，再到各种网络技术网络标准的发展，网络教育的技术基础得到了良好的发展；随着2004年“普通高校网络教育教学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出台，网络教育的质量保证体系在逐步完善；此外，高校与电信和企业的日益密切的合作，标志着网络教育资源的整合在不断进行。最后，具有面向市场的课程设置表明网络教育正在趋于市场导向，这将有助于加强继续教育的品牌营造。上述关于网络学习理论研究、网络教育硬件研究、网络教育质量研究、优秀教育资源整合研究、课程内容设置研究等方面成为网络教育研究中的绝对主体。而要实现网络教育的大发展，尤其对于某个网络学院的发展来讲，如何发展合适的商业模式是理论研究中缺乏重视但在实践中却非常重要的问题。当前网络学院的运作存在两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是商业化运作模式，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中国人民大学与万通集团合作成立东方兴业远程教育网络公司。除了办学政策、教学计划、师资由人大网络学院决定外，其他的招生、管理由公司运作；第二种是传统院校模式，以北师大等院校为代表，校内分工合作，成教、继续教育部门主管办学，计算机网络中心主管课件制作和网络传输。前一种模式的优点是效率高，动作快，占有市场能力强，有利于远程教育的创新，特别是有利于培育个别化学习模式。并且美国阿波罗国际教育集团的成功也说明，强大的培训系统加上企业化运作方式，就能实现低成本提供教育服务的目标。阿波罗甚至不追求最先进的网上教学系统，却非常重视利用商业模式营造一种良性循环的“造血机制”，以保障能够实现以低成本提供有效的职业教育。我国的网络教育不受国家招生计划的限制，因此，网络教育的市场规模没有天然限制。同时我国的网络教育也没有国家财政预算报款支持。因此，网络学院的发展需要自己营造“造血机制”。从自身发展速度来看，中国人民大学（包括上海交通大学）的模式是更有前景的。至此可以认为，如果说下一阶段网络学院教育将进入竞争时代，则竞争的焦点不仅仅限于背靠学校的品牌、网络硬件设施、教学网点的数量或者教师资源，而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角逐谁的商业模式更加有效。
四、通过系统改变商业模式实现网络学院运营创新
（一）根据价值链定位寻找顾客定位与声誉建设的创新方向
除了学历课程教育外，我国网络学院还接受公务员培训、行业培训、远程教育业务、农业高科技培训、远程教育接入等业务。可以将学历教育看作是为受教育对象提供增加某一专业领域的方案，所以学历教育业务的创造价值方式主要是通过设计适当的课程和组织优秀的教学形式来为学员输送知识。因此，我们可以将包含这一类业务的学院叫做设计型的网络学院。可以说国内所有教育学院起初都属于设计型的，因为他们都是在国家教育部门的主导下从学历教育起家的。但是在学历教育之后，网络教育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以行业在职人员为服务对象的继续教育的市场竞争旋涡之中。因此网络教育中的学历教育表现出向市场导向转化的特点。网络教育的市场导向从其开设的专业就可见一斑。例如，普通高校举办网络远程教育的前6种热门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法学、工商管理、英语、会计、国际经济和贸易。除了设计型以外，有些网络学院在价值创造方面还表现出提供平台和传播渠道的功能，比如远程教育业务和远程教育接入业务。侧重发展渠道型功能的网络学院实际上依托两种资源。其一是网络硬件资源，硬件资源正是目前网院与电信运营商以及不同区域间或校际合作的目的；其二是软资源，软资源就是指内容资源，目前普遍的做法是开发精品课程以及校际课程资源的共享等。而目前缺乏的是一种利于软资源脱颖而出的具有筛选功能的渠道。应该说当前网络学院注重发展的是硬资源渠道，而未来比较有潜力的是软资源渠道。价值链定位与顾客定位的对应关系，即最初的设计型所选择的顾客定位是那些希望实现学历教育的消费者。而对于市场化的设计型，应该将那些注重内容培训的学员或用人单位作为目标顾客。与此相类似，硬资源渠道型网院有利于对学历教育客户的争夺，而软资源渠道型网院更能吸引以内容培训为主要目的的客户。市场化的设计型网院和软资源渠道型网院在声誉建设中应该更注重加强结果质量，而另外两类型更应该通过过程质量的提升来获得良好的声誉。所谓结果质量是指最终用户对质量的感知。教育是一种独特的服务，有时受教育人并非是最终用户，而有时可能是用人单位，当然要看这种教育所涉及的内容是属于哪一类（比如价值观、审美知识、科学知识、技能或技术等）。因此，注重结果质量的网院应该加强对潜在终端用户的影响。对于注重过程质量的网院，不仅应该重视学员感知到的学习过程的质量，还要重视学员对接受教育后的市场增值的感知。另外，切实让投资人、合作对象在整个过程中得到可观的收益也是过程质量的必要组成部分。展示了当前网络学院商业模式的蓝海区域。网院可以从设计型转变成诊所型，即主动为客户诊断当前的教育或培训需求，并推荐给其他满足其需要的网络教育项目。这些业务的产生可以被看作是网络教育渗透进入传统培训行业的结果。此外，渠道型的网院可以转变为搜索型的。渠道型的网院是在既有的专家库或知识库中提取教育资源，而搜索型网院是在未知的范围中挖掘或识别有价值的资源（包括软硬资源），搜索型的网院致力于通过探索突破某一类客户自身发展局限所需要知识产品来实现未来的潜在的获利机会。因此，他们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搜索型网院要承担更大的运作风险，因此这类网院在声誉建设中更应该注重对投资方的利益回报，以及提高教育接受者感知的服务质量。
（二）经济模式的变革策略空间
有人认为，网络教育一般比传统教育的学费低10%左右，实际上网院有两种价格策略取向，一是与全日制普通高校收费持平，二是低于这一水平。网络学院一般采用按学分或学年收费两种方法之一，部分试点高校同时采用两种收费方法。应该说面对学历教育情形下，由于受到国家教育部门的政策引导，加上网络教育行业分化程度比较低，所以当前网络学院的经济模式比较简单。不过不同的价值链定位适宜采用不同的经济模式。比如，设计型的网院可以以项目作为支付单位划割的方法。具体项目的价格高低是靠事前谈判形成的。而渠道型网院可以根据服务客户使用渠道的时间，也可根据授予客户不同程度的权限（比如会员资格）来收取不同量的报酬。设计型网院可以安排比渠道型网院更富有弹性的盈利深度和经济批量，而渠道型网院则不行。学历教育情形下，网络学院普遍具有高度的付用一致性，并用买方定价的要价方式，还采用直接收费的收取方式。我国网络学院开展的学历教育还在进一步营造自己的生存环境，有调查表明，许多就读网络学院的学员主要是受其挂靠学校的名气的吸引，而不是看中e-learning这种新形式的优点。因此，当前形势下学历教育与内容培训对于网络教育来说是存在很大差异的，而目前国内网络学院在内容培训式网络教育方面发展相对滞后。不过，当我国的网络教育发展成为英国那样，能成为学习商店时，或者推行课程超市和学分银行的条件成熟时，学历教育与内容培训之间的界限将逐渐变得模糊。可以预见，上述发展过程中要求网络学院给潜在网络教育消费者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当处于内容培训的情况下，挑剔的消费者对网络学院经济模式的便利性提出更高的要求。除了支付单位的划割方法可以采用依据项目和产权以外，除了盈利深度比较低以及经济批量的要求比较低以外，付用的一致性也要求比较低，这些经济模式的安排非常不同于学历教育情形下。另外，内容培训情形下其要价方式和费用收取方式须灵活，这要随所为“内容”的性质而定。例如，如果网络学院所提供的内容是工具类知识（比如技术和技能知识），这种知识的掌握的效果比较容易被确定，因此可以由网络学院根据同类竞争者的要价制定竞争性价格（卖方定价），同时可以采取直接式的费用收取方式；而当网络学院所提供的内容是非工具类知识（比如文学修养类知识）时，可以采取多个买方竞价的要价方式，并采用电信增值的费用收取方式。其实，不断增加的网民数量以及在线支付系统的普及已经为上述渠道式收费和买方竞价准备了前提条件。根据不同类型网络学院的价值链定位，结合上述消费者对学历教育和内容培训所提出的不同要求绘制出来的。它揭示了四类网络学院在经济模式上表现出的差异。具体说来，以内容培训作为目标的网络教育比起学历教育来更加市场导向。表现为更多地提供免费的服务，对经济批量的要求更低，可以由消费者自己给产品或服务定价并由拍卖机制抉择出最终价格，收取方式也可以更加多样化，并且允许第三方为直接消费者付费。同时，为了保护价值原创者的利益，支付单位的划割方法更多地从以时间为单位转变为以项目和产权数量为单位。上述分析让我们知道，如果某个网络学院希望从学历教育形式拓展到内容培训形式，或者是加强内容培训形式。值得说明的是，同样的思路还可以用于分析未来可能出现的诊所型网院和搜索型网院所匹配的经济模式。
五、关于网络学院商业模式创新的总讨论
作为商业化运作的网络学院，可以被看作是一类知识型企业。根据前面的分析，当前的网络学院在价值链定位方面没有形成差异化，都聚集在设计型和渠道型这两大类上。因此，知识型企业中的诊断型和搜索型就成了网络学院未来发展中的蓝海区域。围绕这种价值定位的差异化，网络学院应该精心组织自己商业模式中的其他成分。比如，要思考诊断型网络学院如何构建自己的经济模式以及如何选择自己的竞争策略。当前网络学院的价值链定位很多情况下是复合型的，因此，如果要实行聚焦化战略，则应该纯化自己的价值定位；与此相反，如果要实行市场扩张战略，则应该扩大自己的价值定位，甚至使一个网络学院中包含上述四种模式。当然，哪种做法好也是视竞争对手的策略而定的。既然单个网络学院可以是多种知识型企业的复合模式，那么，网络学院的经济模式可以比现在更加复杂和灵活。尤其是对于以内容培训为目标的情况，更应该以其提供的内容的特性来确定其经济模式，而不是采用单一的经济模式。比如容易判断其市场价值的技能性培训，则可直接根据网络学院对其受众的“贡献”来定价。而有些培训内容不容易做价值判断，那么就可以采用由消费者竞价的方式来定价。消费者竞价本质上是将对知识产品的价值判断权交给了消费者，因此这种经济模式有利于形成选拔优秀教育资源的机制。可以预计，在相关条件（比如在线竞拍和支付系统的普遍应用）具备之后，这种经济模式将成为一种趋势。另外，国家开展网络教育就是希望利用网络的开放性使得更多的人更容易地接受教育，所以网络学院与传统学院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尽量利用网络渠道的开放性而不是形成一个封闭的象牙塔。因此，从侧重学历教育的形式走向侧重内容培训形式是网络教育发展的必然方向。换句话讲网络教育本质上不是精英式教育。不过，即使是学历教育的形式，网络学院在运作的过程中也可以更加市场导向一些。比如，网络学院可以在当今学生比较普及个人电脑时，充当传统学院的人。比如传统学院可以用网络学院中的某些精品课程代替自己的相同课程。或者传统学院也可以通过网络学院的平台将自己的精品课程“销售”到校外。假如真是如此，传统院校应该更加淡化其教学功能，这有利于凸显其研究功能。
六、结语
知识教育论文范文4
在《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的《前言》中，方卫平梳理了他与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的同事们就中国儿童学学科建设所做的工作:2007年启动了《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系列的编撰和出版工作，2008年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推出“儿童学学科建设笔谈”，2011年11月开始与《中国社会科学报》合作开设“儿童文化研究”专栏，2013年儿童节前夕《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以《学者呼吁“使儿童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很有必要”》的专题采访文章。方卫平自言:“这几项工作，既是对浙江师范大学原有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研究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也是想通过这一研究传统的推进，来与国际范围内持续升温的儿童研究事业形成一种及时的呼应和对接。”这段话可以视为方卫平推动儿童学学科建设的动因。这些文字出版后不久的2013年11月初，方卫平又在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主持召开了“2013儿童学学科建设高峰论坛”，邀请全国儿童研究领域的学者与会，就儿童学的学科史与儿童史、新时期儿童学的学科定位、儿童学建构与重构的合理性、儿童学的可能图像等问题进行讨论。这次会议一方面谋划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另一方面也是试图整合全国儿童研究队伍的一次努力。相信这些年围绕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的大讨论在中国儿童学发展史上，会留下值得记述的一页。作为在国内倡导儿童学学科重建的学者，方卫平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儿童学本身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儿童学囊括一切以儿童及其生存要素为对象的研究，这个概念里的‘学’字，与英语的‘study’(即研究)形成直接的对应关系。所以，儿童学在当代英语世界最常见的对位词，便是childstudy。狭义的儿童学则是指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可见，方卫平并不是以克里斯曼paidology作为中文“儿童学”的对位词。这一界定是值得关注的。他在《前言》中还说:“正是考虑到当代儿童学学科建设本身对于传统儿童研究的独特意义，近年来，我个人特别关注从狭义的儿童学范畴来探讨目前的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这一点也体现在2012年的《中国儿童文化年度报告》工作中。在该年度报告的‘热点聚集’板块，专门设立了‘儿童学研究’的专栏，对2012年国内学术界围绕着儿童学学科基础理论展开的探讨进行梳理、呈现并评述。”(方卫平《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前言》，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方卫平所提到的“‘儿童学’研究”专栏是由郑素华撰写的。其实方卫平这篇《前言》也是聚焦于“‘儿童学’研究”的论文。郑素华在“‘儿童学’研究”的专栏发表了《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对近几年“儿童学”大讨论产生的背景作了梳理，对“儿童学”的概念界定、儿童学的一般属性和学科定位、儿童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儿童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儿童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做了展望，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对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认识。
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起点，当然是对“儿童学”概念给予清晰界定。值得注意的是，沈俊强在其《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中审慎地透露出儿童学学科成为现实的种种困难。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试图整合分散于各学科中的关于儿童的研究，使paidology成为全面研究儿童的科学。在其以德语写作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克里斯曼首次界定了儿童学的体系:1．过去的儿童;2．当今的儿童;3．儿童学中的实验室方法。这就暴露了克里斯曼儿童学概念的自然科学本质。在我看来，他的儿童学方法论太窄狭，当然难以整合分散于各学科中的关于儿童的研究。沈俊强指出:“儿童学最终在欧美国家还是未能成为一门综合儿童各门学科相关知识为一体的独立学科，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缺乏严谨规范的方法论、学科范围界定不清、缺乏具有统摄性的理论。虽然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儿童学仍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与外延的概念，它仍然只是一个‘儿童研究’(ChildStudy)的替代词，作为一门学科，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儿童学是继续作为‘儿童研究’的代名词，还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这是儿童学进一步发展必须解答的问题。”“关于儿童学是儿童研究，还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认识仍然还在探讨阶段。儿童社会学、儿童文化学、儿童生态学、儿童史等研究成果的总和，若然就可称之为儿童学，那其实就是可以直接丢弃Paidology这个术语了，直接采用ChildStudy或ChildDevelopment。”(沈俊强《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读到这里，读者可以看出，沈俊强是主张丢掉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这个概念的。我赞同沈俊强的观点。因为克里斯曼对作为学科的paidology的界定，根本无法实现儿童学作为学科而独立存在的使命。对儿童的“科学”研究是具体的局部的研究，一旦离开其所属的相应学科的支撑，这种研究就寸步难行。这就意味着，如果儿童学志在形成纯粹的科学，那么它要么空无一物，要么把具有各自独立形态的科学(如生理学、心理学、医学等学科)生硬地聚拢在一起，但这种聚拢不是逻辑的、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克里斯曼意义上的儿童学在历史上的没落，有其自身的重要原因。那么，可不可以建设一门儿童学?或者是否可能有一门儿童学的学科?在《儿童学的回顾与前瞻》(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我认为克里斯曼“试图建设一个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的儿童学学科是困难的。儿童学的学科边界不是清晰的，而是模糊的。儿童学的学科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如果我们抛弃克里斯曼对儿童学的那些界定，那么，一门新的儿童学是可能诞生的。“现在看来，儿童学宜分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儿童学即童年(或儿童)哲学。广义的儿童学即与童年研究相关的一切学问，包括从不同维度以儿童或儿童世界若干方面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群、学科群的集合。”这些看法与沈俊强的说法是容易形成共鸣的。不过，郑素华在《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对我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一些论者把‘儿童学’界定为童年或儿童哲学，这一狭义的概念为儿童学划定了一个具体的范围。但是儿童哲学却并非就是儿童学，至少不是克里斯曼所设想的儿童学，其似乎也不足以视为儿童学的独特性特征。”针对这一质疑，有必要做一点点解释:我的这种想法是在抛弃克里斯曼“试图建设一个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的儿童学学科”的想法为前提的，当然不同于克里斯曼所设想的儿童学;狭义的儿童学，即童年或儿童哲学，为儿童学划定的范围不是具体的，它是一个模糊的范围，这个范围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儿童为圆心，以哲学方法探讨儿童问题时需要走多远就可以走多远为半径。为什么要用儿童哲学作为狭义的儿童学?这是因为儿童学可能还包括儿童心理学、儿童社会学、儿童生态学、儿童史学……这些学科都是研究儿童的，但是，它们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由于是它们的母学科所提供的，因而是有所区别的。例如，儿童心理学是研究儿童的，所以可以被儿童学所容括，但事实上，儿童心理学与其说属于儿童学，还不如说它更属于心理学学科，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属于心理学学科的。同样，儿童史学属于历史学，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属于历史学学科的，例如《儿童世纪》这本书是一位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历史学专著，并对历史学研究的学科进展有重要贡献，当然，由于它研究的是儿童，也可以属于儿童学。
……这些学科相互间往往是封闭的，但由于研究对象是围绕儿童的某一侧面或某一问题，于是儿童成为它们相互联系的纽带。我们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同时又将它们与儿童哲学整合在一起，便是广义的儿童学学科。狭义的儿童学与广义的儿童学具有怎样的关系?皮亚杰曾经将学术研究分为哲学和科学，哲学是对整体的形而上的研究，而科学是对局部的具体的研究。这刚好可以解释将儿童学分为广狭两部分。方卫平也将儿童学本身分为广狭两部分。广义的儿童学囊括一切以儿童及其生存要素为对象的研究，而狭义的儿童学则是指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方卫平《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前言》，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这一界定遇到的难题是，狭义的儿童学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的内涵与外延应当如何界定。不过，这让我想到作为学科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有一个庞大的学科群，但同时还有自然科学总论，这个自然科学总论如果往形而上学迈一步，便与自然哲学融在一起。方卫平的“儿童学”学科模型类似于“自然科学”学科。我的儿童学学科模型遵循的是哲学与科学的辩证关系。我的广狭两分法与方卫平的两分法是可以会通的。当然，儿童学学科在这种两分法基础上，又可以分为三部分，分别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相对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小林登试图建设“儿童科学”体系，这个“儿童科学”只可能是学科群，是从不同维度以儿童或儿童世界若干方面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群、学科群的集合，却不可能形成一个作为独立学科的儿童科学。在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讨论中，也有学者试图论证童年学学科创建的可能性。“与倡导儿童学的旨趣有别，一些学者基于当代童年研究的进展、童年现实的复杂性，而提出一门以童年为研究对象、专门研究童年问题的学科即童年学创建的可能性。尽管‘命名’不同，意蕴有所侧重，但涉及到议题却有诸多交叉之处。这样的探讨，如果理论层面上继续深入的话，或会与儿童学形成良性的竞争性互动。”(郑素华《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读者也许要问:儿童学以外还有童年学吗?或者童年学以外还有儿童学吗?在我看来，儿童学与童年学是辩证统一的。儿童在其年龄维度上就是童年。通过研究童年我们了解儿童，通过研究儿童我们了解童年。童年是儿童和成人的童年，儿童是在童年这个年龄维度上的现实形态。不可能存在分别独立的儿童学和童年学。它们其实是一个学科，因而不可能形成竞争关系。古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童年学与儿童学的关系就是这里的岭峰关系，乍看不同，其实为一。克里斯曼的儿童学曾经传遍欧美乃至全世界。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究其原因，是由于paidology的学科定位存在问题。不过，儿童研究并未因此而中断。20世纪出现了皮亚杰等著名的儿童研究者，许多学科都对童年有过出色的研究。今天我们讨论儿童学是否可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的问题，其实就是研究儿童学学科所具有的可能范式，为儿童学学科发展建构一个库恩式“范式”，寻找学科的共同话题、基本规范和基本共识，呼朋引伴，凝聚队伍，建设学术共同体，为进一步拓展儿童学学科的发展空间以及寻找儿童学大发展的可能性而努力。
二、儿童研究与教育学的关系
儿童研究与教育学具有密切的关系。儿童的“发现”导致了教育学现代体系的诞生，便是历史给出的证明。沈俊强在《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的第二部分，以“儿童学与教育学”为标题，专门探讨儿童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他写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地区的儿童教育有了一个新图景。生理学、心理学、实验教育学的发展，促成了儿童研究的深入;伴随着欧洲大陆的新教育运动与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儿童中心论开始流行，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对儿童教育的传统看法。儿童学在这样的时代中被提出，表明人们有为儿童研究创立专门的知识体系的强烈愿望。”可以看出，沈俊强将儿童学产生的背景主要归因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儿童教育的大繁荣，或者说，在他看来，儿童学产生于教育学大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中。他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儿童为研究对象的儿童学(paidology)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教育学(pedagogy)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结论是符合史实的。应当强调的是，美欧的儿童研究运动对于教育学“儿童中心”观念的壮大立下汗马功劳。霍尔于1891年创建《教育学园地》(Pedagog-icalSeminary)季刊，集中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集中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的这家期刊是教育学杂志。由此可窥见，当时的儿童研究与教育学的亲密关系。霍尔一定是洞见了这一亲密关系，所以便用教育学刊物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成果。事实正是如此。早在1882年，霍尔在全国教育协会发表演讲，提议把儿童研究作为教育学的核心。他说:“儿童研究应该成为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教学顺序的基础。”(DorothyRoss．G．StanlelyHall:thePsychol-ogistasProphet．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2，126．转引自郭法奇《欧美儿童运动研究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884年，霍尔建议全国教育协会在其内部成立科学的教育学委员会。
教育协会接受了建议，并号召教育工作者以儿童研究为核心建设科学的教育学，从而使儿童研究成为教育工作者的一部分。克里斯曼于1893年在《教育学园地》季刊上发表《儿童的倾听》(TheHearingofChildren)一文，首次提出儿童学(paidology)这一概念;1894年在《论坛》(TheForum)第二期上，发表《儿童研究:一个新的教育部门》的文章，详细阐述创建儿童学系的想法(郑素华《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赵霞《儿童学:学科体系及其当代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克里斯曼在教育学杂志提出“儿童学”概念，又将儿童研究视为“新的教育部门”，由此可见“儿童学”甫一出世便与教育学结下不解之缘。儿童研究为教育学的创新和提升功不可没。沈俊强写道:“总体上说，随着儿童研究的深入开展，现代社会确立起来的儿童利益至上、尊重儿童、保护儿童、给儿童以参与权、倾听儿童的声音等养育原则已成为儿童教育的基本共识，它也是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创新的背景性原则。”这种看法恰好印证了1918年霍尔在全美教育协会所做演讲中的说法，这个演讲是为了纪念全美教育协会儿童研究部成立25周年。霍尔说:“对童年的研究通常被认为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在此之前，是儿童适应学校，而现在，整个教育体系都要根据儿童的需要与天性来建立。”(霍尔《儿童研究纵览》，载郭法奇《欧美儿童运动研究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这段话很好地表达了儿童研究的教育学意义。事实上，在这次儿童研究运动以前，夸美纽斯，尤其是卢梭及其以后的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帕克等人，已经在观念或哲学上建设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帕克等人还将这种观念作为自己所创立学校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在学校或幼儿园开展过“哥白尼式革命”。不过，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中倡导学校应当产生由教师中心或教材中心转变为儿童中心的哥白尼式革命，确实是发生于此次儿童研究运动中的。夸美纽斯，尤其是卢梭以后儿童观和教育观的革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所推进的人的自我发现和人的自然天性、自然权利的解放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有了这个背景，就不可能不“发现”儿童;“发现”儿童后，就必然产生教育学和教育的哥白尼式革命。这是时代精神使然，卢梭等人则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者，———时势造英雄，此之谓也!在时代精神所营造的春天里，儿童研究成为“运动”，形成热潮，也是历史使然和逻辑必然。儿童研究运动使启蒙运动以来“儿童发现”的哲学衍生出各门科学的丛林，大大刺激了教育学、教育制度、教育实践的现代转型。
中国有自己的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发展轨迹。李贽的“童心说”思想还被视为异端的时候，西方已经为“发现”儿童准备好了思想的温床。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以人为本”的观念，在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长期作为政治禁忌。(在20世纪80年代，“以人为本”的观念以“人道主义”的名目出现，试图克服极“左”政治所导致的种种“异化”问题，但立刻受到严厉的政治批判(雷永生《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为何成了“精神污染”?———“人道主义与异化”大讨论始末》，载《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7期)。进入新世纪后，“以人为本”时来运转，被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针写入2004年宪法修正案，这就为中国的人本主义哲学的发展乃至为儿童研究合法性的获得提供了政治保障，为在中国建设儿童本位的教育学体系创造了政治条件。中国当前太需要儿童研究了。近年来，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等机构积极倡议“儿童学”学科建设，就是对中国当前儿童研究之“时代精神”的呼应和应对。儿童研究的进展关乎中国教育改革所能达到的深度。如果中国的教育学(pedagogy，其原义是儿童教育学)试图成功引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就离不开儿童观的现代化，而中国的儿童观现代化则依赖于儿童研究，依赖于文学、艺术和各种传媒来反映儿童研究的成就和新儿童观的精神，以便让现代儿童观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影响全社会，并通过日积月累而将其沉淀为无意识文化心理，这就是“化民成俗”的功夫。如此这般，无论民间还是官方考虑儿童和儿童教育问题时，自然而然地，就是以现代儿童观和现代教育观为前提和起点的。到那时，应试教育、神童教育、揠苗助长式教育、单纯把儿童视为政治改造和社会改造的工具却忘记了儿童应当享有“目的”地位，等等，这些观念或做法都会逐步销声匿迹。这就是老子讲的:“太上，不知有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第十七章》)到了这种程度，中国的教育改革便真可谓“功成事遂”，大功告成。于是，新人(现代人)诞生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面貌将会为之一新。儿童研究或童年研究的意义绝对不限于教育学的现代化，它牵涉到整个文化乃至全部人文学科的现代化，牵涉到现代人的诞生、民族复兴和理想社会的生成。
三、维果茨基的儿童学研究
钟启泉在《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1期发表了长篇论文《维果茨基学派儿童学研究述评》，联系前苏联从“儿童学批判”到“儿童学复兴”的历史事实，阐述维果茨基学派儿童学研究的现代意义。维果茨基(1896-1934)是前苏联心理学家，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十月革命后倾注10年心血，在儿童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思维与语言的关系、儿童的概念发展、发展教育论乃至艺术心理学、精神病理学等领域展开研究，这些研究孕育了维果茨基学派的崛起。钟启泉用“气势如虹”这一说法来赞叹维果茨基这十年研究其进展的凌厉、成果的丰富、影响的巨大(钟启泉《维果茨基学派儿童学研究述评》，载《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1期)。儿童学在西方兴起后，前苏联也出现了一大批从事儿童学研究的学者，他们围绕“作为整体系统的儿童”、“儿童观中的发生性原理”、“儿童社会环境的考察”、“儿童学的理论性格与实践性格”，展开了诸多论争。不过，伴随上世纪30年代斯大林文化专制主义的抬头，联共(布)中央从1931－1936年期间以一连串《中央决定》的方式，采取了“克服学校的根本缺陷”的改革步伐，旨在“加强学校教学中系统知识的传授”和“强化教育理论战线的阶级斗争”。1934年6月维果茨基因患肺结核病逝世，同年12月斯大林“大清洗运动”(肃反运动)开始。1936年，联共(布)中央《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的儿童学偏向》的决定，发动了对20年代活跃的儿童学的批判———“儿童学是资产阶级伪科学”，“解散儿童学研究的团队”，“没收儿童学教科书”，呼吁“马克思主义儿童研究的科学创造”。于是，各大学停授儿童学课程，儿童学文献毁于一旦。维果茨基被认定为“折衷主义者”，其著作遭到封存。由于“最近发展区”理论与儿童学大有干系，即便在斯大林个人崇拜受到批判后，他的有关儿童学部分的著作仍然无人问津，连贴近维果茨基学派的学者也退避三舍。1991年前苏联解体，其所有著作得以重见天日。20世纪90年代，随着认知科学在美国的发展而形成了一股“维果茨基热”，维果茨基遂被认为世界级学者(钟启泉《凯洛夫教育学批判》，载《全球教育展望》，2009年第1期;钟启泉《维果茨基学派儿童学研究述评》，载《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1期)。以联共(布)中央决定的形式来纠偏学校教育问题，全盘否定儿童研究，使得前苏联教育学最终沦为“中央决定的教条主义解释”，造成了前苏联教育学研究者的“动脉硬化症”，教育学成为重灾区，“没有儿童”的教育学甚嚣尘上。
《苏维埃教育学》杂志在整整20年后的1956年连续发表两篇卷首语———《要全面、深刻地研究儿童》(第8期)与《克服教育学中的个人崇拜的后果》(第9期)，公开主张“儿童研究的必要性”，“清除斯大林个人崇拜”。接着在第12期发表科斯鸠克《儿童的发展与教育的相互关系》的论文，揭开了声势浩大的“发展论争”。这样，“一大批维果茨基学派的儿童学者终于重新登上了儿童学研究的舞台”。肇始于1936年的儿童学批判运动将维果茨基的发展理论作为批判的靶子之一。不过，维果茨基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及其方法论表面上被扼杀了，但在其后的20年间，以列昂节夫、鲁利亚、赞可夫、加利培林、艾利康宁等学者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强力推进了维果茨基基本构想之下的具体研究，夯实了维果茨基学说的基础，并且积蓄起强大的学术能量，终于在1956年爆发了以科斯鸠克的论文为主轴的“发展论争”。这场论争不仅覆灭了“没有儿童”的凯洛夫教育学，而且大大推进了基于维果茨基的“发展—教育论”的儿童学研究。从1936年的“儿童学批判”到1956年揭开声势浩大的“发展论争”。这是一次大逆转。钟启泉称此为“儿童学复兴”。不过，维果茨基有关儿童学部分的著作直至苏联解体才得以重见天日，从这一情形来看，尽管1956年《苏维埃教育学》杂志公开主张“儿童研究的必要性”，随后“发展论争”更使儿童研究的地位有所回升，但儿童学学科遭到禁止的联共(布)中央决定并未解除，儿童学学科在前苏联时期被打入囚笼后始终未被解放出来。人们将维果茨基的儿童学研究总括为“发展-教育论”。“发展-教育论”包含心理发展的“文化-历史论”与“教育主导论(最近发展区)”两根理论支柱(钟启泉《维果茨基学派儿童学研究述评》，载《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1期)。在这里有必要谈谈对维果茨基“发展-教育论”的认识。通常将“文化-历史论”当作维果茨基对儿童心理发展原因或动力的解释，这是片面的。维果茨基曾对“心理”与“意识”进行区分。他认为心理既适用于动物，也适用于人，是人与动物共同拥有的，而意识只适用于人，是人所特有的最高级水平的反映形式(杜殿坤、高文《维果茨基．维果茨基教育论著选•序》，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而“文化-历史论”是维果茨基对儿童高级心理机能—意识—的形成机理的理论阐释。在《学龄前儿童的教学和智力发展问题》中，维果茨基说得十分明确:“我们从一系列的研究中获悉，人特有的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揭示出来的儿童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过程。”接着，他将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的基本规律表达为:“在儿童的发展中，所有的高级心理机能都两次登台:第一次是作为集体活动、社会活动，即作为心理间的机能，第二次是作为个体活动，作为儿童的内部思维方式，作为内部心理机能。”(维果茨基《维果茨基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这段引文常被用来说明维果茨基“文化-历史论”的具体内涵。不过，维果茨基此处所谈的是儿童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非常独特的过程”，并不是针对整体的儿童心理体系来谈的。维果茨基并未用“文化-历史论”来解释儿童意识发展以外的其它非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维果茨基在其论文《学前教学与发展》中，提出了儿童的“大纲”和教学的“大纲”两个概念。维果茨基认为，3岁前儿童的教学(按教学一词的广义理解，就像平常所说的儿童在1岁半到3岁之间“学习”语言)的特点是，儿童“按照自己的大纲进行学习”，母亲的教学大纲与儿童自己的大纲相比其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他写道:“(平常所说的儿童在1岁半到3岁之间的)言语教学大纲是儿童自己决定的。这种类型的教学通常称为自发型。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学习语言与学龄儿童在学校学习算术是两码事。”(维果茨基《维果茨基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可见，维果茨基将学前儿童和学龄儿童的发展做了明显区别。
知识教育论文范文5
［关键词］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加强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职业道德教育是警察道德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为警察职业道德教育开辟了广阔的语义空间，在社会问题冗繁杂糅与警察压力持续增强的语境下，意义非常重大[1]。公安院校承担着培养公安后备人才和培训在职民警的双重任务，对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的研究是公安院校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培养合格预备警官，提高受训民警综合素质的重要举措[2]。笔者2022年2月24日通过CNKI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对题名“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的文献进行检索，检索到相关论文35篇。时间分布情况见表1（P1表示警察职业道德教育论文数；P2表示职业道德教育论文数；R表示警察职业道德教育论文数与职业道德教育论文数百分比），数据不一定完全精准，但具有参考意义。从国内期刊文献的搜索情况来看，国内学者对警察职业道德教育有一定的关注，但就职业道德教育整个领域来看，涉及的研究成果较少。
二、对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的若干思考
根据笔者“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中的心态调整策略研究”项目组的前期文献综述和资料收集，在此对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做如下思考。
（一）发挥学管干部在职业道德教育中的引导作用
1.加强学管干部队伍建设
公安院校的学管干部是直接管理学生，与学生接触最多的工作人员，他们是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从人员构成上看，主要有部队转业人员和院校毕业生（包括本校、外校）。在一些公安院校还存在教师等岗位人员的换岗实践及新进工作人员的换岗实习，这部分人员的学管工作时间有限，一般一到两年。虽然流动性带来了表面的不稳定，但新鲜的血液会激活队伍的生命。加强学管干部的队伍建设，首先需要各类人员优势互补，部队转业人员一般在部队受过多年的军事化管理和军人素质培养，他们的优势在于具有良好的精神风貌和过硬的军人作风。军事化、警务化管理和学生职业素养中的集体意识教育是他们工作的长项。本校毕业生熟悉本院校的情况，自身的就读经历使他们更容易产生对学生的同理心，职业价值观培养与心理健康教育是他们工作的长项。外校毕业生知识面广、思维灵活、思路开阔，职业通路探索、职业适应能力培养和职业心态调整都是他们更有优势的工作内容。而换岗实践、实习人员虽然在岗时间不长，但与院校各系部联系紧密、互通有无，加上一些教师有多年的专业教学经验，能够帮助学生提高专业水平，奠定扎实的职业基础。通过优势互补、优化调整，使学管干部队伍实现最优化组合。其次，提高学管干部工作的积极性，放手使用，及时鼓励；工作有绩，适时奖励。对他们创新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予以及时鼓励，对工作有成绩、超额完成任务的学管干部进行任用、提拔、评先评优等方面的奖励。
2.丰富学管干部职业培训
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前提，是自我教育理念的完善。学管干部既是学生的良师，又是学生的益友，他们的一言一行影响和感染着所带的学生。坚持爱岗有责、敬业有为、行为有范、教育有理；跟上靠下抓自己，身先士卒言必信。面对人生和职业价值观正在形成、自我意识发展迅速的大学生，学管干部的自我修养必须跟上。首先，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知识培训。心理健康知识、教育心理学知识、心理素质拓展知识的集中学习和培训能够提高学管干部的工作能力；坚持思想政治的学习和思考及文学、艺术、哲学素养的培养，是管理他人的前提和基础。积极运用校内外资源进行短期培训，开展退休学管干部经验交流、新任学管干部学习研讨，凝聚众人的智慧，对标更高要求，提升管理水平。其次，举行阶段性的职业心理素质培训。学管干部的工作虽然面对的是在校学生，但工作烦琐，他们肩负着公安系统未来的希望，职业压力不小。学生思想工作方式与方法的培训、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知识培训、自我职业压力调节的培训，都可以帮助学管干部顺利开展工作，减轻职业带来的压力。最后，根据实际工作情况设定年度培训目标，积极进行学习交流，增强学习氛围，优化心理素质，开阔视野、完善自我。动之以情办实事，晓之以理多谈心，办事公道讲公正，心诚宁静无杂音。静下心来做学生成长的陪伴者、成才的引路人。
（二）发挥校园文化在职业道德教育中的熏陶作用
1.通过增强校园文化“硬实力”坚定警察职业追求
四年的大学生活中，学生在校园里吃、住、学、练，校园环境直接影响着在校学生的所思所想和所言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在校学生的职业道德观和职业价值倾向。所以，要在校园环境建设中增强校园文化“硬实力”，让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无时无刻不感受到警察文化的气息，使他们在移步换景中感受纪律养成教育、认同警察价值观念。增强“硬实力”，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为校园基础设施建设增添警察文化特点，结合公安院校办学特色和本校历史，宣扬积极向上、勤学奋进的价值理念，以未来预备警官的标准开展文化建设。诸如将校训放置在醒目的学生活动主场馆，激励学生好学向上、以校为荣；建造以爱国爱校为主题，记录学校发展轨迹、表彰先进典型的雕塑；开设警察历史展览馆，陈列记录警察历史宝贵资料，保留优秀校友和公安英模足迹。另一方面为校园文化学习和体能锻炼场所完善设施和设备，公安院校的学生未来要参加招警考试和警察晋级考试，这些考验对学生的文化和体能双方面都有相当高的要求。文化学习场所中学生利用得最多的就是图书馆和自习室，图书馆和自习室墙壁上可陈列杰出人物的图片、警察文化照片和名人名句警言，营造积极进取、舒适文明的环境氛围，让学生浸染其中，在学习的同时深入思考，进而获得人生价值。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和网络建设需跟上时代的变化，对近年来公务员和招警考试的内容进行专门收集和整理，方便学生查阅。公安院校更应注重体能培训，为将来的警察生涯打下良好的身体基础。在校园内建设供学生进行警体素质培训的游泳馆、健身房和各类运动场等体能锻炼设施，鼓励学生平时多训练、用时知轻重，为培育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预备警官提供硬件保障，助其铺平警察职业之路。
2.通过加强校园文化“软实力”培养警察核心价值观
校园文化建设中，物质基础必不可少，但核心仍然是精神文明的加强。精神文明是一种“软实力”，它为校园增添色彩与活力，为学生的行为指点方向。未来的预备警官，一刻不能马虎价值观的引导，时刻不能忘记思想上的修炼。“忠诚、为民、公正、廉明、奉献”的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指导着公安队伍前行，也引领着公安院校育人的方向。首先，要在常规学习中要加强文化“软实力”，让警察核心价值观教育进课堂、进图书馆，让思想政治专业教师引领学生深入学习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提高政治素养；让充足的馆藏资源为学生提供文献信息保障，加强思想储备。在实际的校园学习中充分培养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念和优良的职业道德修养。其次，利用网络优势加强文化“软实力”，现代信息技术速度快、更新及时，年轻人也非常喜爱。校园网站的建设、校园论坛的创立，都可以发挥学生的主动积极性，鼓励他们自由参与交流，赞扬并传播好人好事及先进事迹[3]。最后，增添丰富的校园业余生活完善文化建设。在指导教师的正确引导下让学生办属于自己的校园报纸与杂志，举行主题征文比赛，发表积极向上的文章与诗歌，传播正能量的思想和观点，让学生的思想不仅能够自由交流，还能够尽情抒发情感。除此之外，英雄事迹报告会、前辈经验交流会、专业学术报告会、青年志愿者活动都可以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增强校园文化“软实力”，逐步培养良好的警察职业价值观。
（三）发挥警务化管理在职业道德教育中的促进作用
1.通过警务化管理培养合格警察职业素养
公安院校的警务化管理是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的基础，学生在校期间以警察的标准要求自己：外在保持良好的警容风纪，维护个人形象和学院整体声誉；内在培养合格警察的职业素养，增强职业使命感和责任感。首先，外在的警容风纪通过行为上的警务训练来保持，从早上的出操、着装，到整理内务、晚查寝，以及学生的轮值。把以前“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高中生训练成预备警官，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严格教育要在理，严格管理把好度，严格纪律重在行。学管干部要灵活运用行为管理机制，遵循《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条令》的基本要求，重视值班笔记和晚点名，正确引领、重点突出、记录规范。让警务机制保持统一、规范，警务活动达到有序、高效状态。其次，内在的警察职业素养要通过长时间的习惯来培养，职业价值观影响着个人的职业选择，但个人所一直从事的工作和习惯的生活反过来也影响着职业价值观的发展。学生在入学面试时，就思考过为什么选择就读这样职业性强的院校。通过让学生习惯警务化管理和井然有序的警院生活，让他们从思想上进一步坚定从事公安事业的信念，明确自己的使命，促进他们有计划地进行学习和训练，早日达到一名合格警察的标准。
2.通过警务化管理体现个人价值争优创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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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国防教育是国防教育与高等教育的结合体，具有两者的共同属性，不同于初等国防教育，其外在表现形式具有国防教育的一般特征和高文化的层次特征。鉴于此，高校国防教育的外延就应该包括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高校国防教育课程建设、高校国防体育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和高校国防教育社区建设。这四种高校国防教育实践构成了我国高校国防教育的主要内容，它们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不可分割。高校国防教育是一个有组织、有目的的行为系统，其发展动力来自于现代大学职能的践行。现代大学职能有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历史表明，大学的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演进是大学适应社会的结果。大学三大职能在国防教育领域的践行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人才培养上，高校通过国防教育应该提升大学生的国防素质，增强他们国防观念和意识、传授国防知识和提高国防技能。其次，在发展科学上，高校通过对国防教育研究领域理论体系、出现的新问题等进行研究，以形成新思想、新知识、新信息和新方法。最后，在社会服务上，高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一部分，高校要充分发挥师资等资源优势，为社区国防教育服务。因此，如何将高校国防教育所包含的学科建设、课程建设、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和大学社区建设整合，是构建高校国防教育发展模式的关键。正是大学这三大职能在国防教育领域的践行，推动着高校国防教育的发展，它们是高校国防教育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构建高校国防教育模式的基本依据。
模式内容：“四位一体”
在充分认识高校国防教育的内涵、外延以及高校国防教育与大学职能关系的基础上，笔者构建了“教学、科研、训练、群体”四位一体高校国防教育发展模式。“四位一体”发展模式具体内容为：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学科建设水平的高低是衡量大学科学研究水平、人才培养质量、社会服务水平的主要标志。学科是指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学术相对独立，理论相对完整的科学分支，它既是学术分类的名称，又是教学科目设置的基础。它包含三个要素：一是构成科学学术体系的各个分支，二是在一定研究领域生成的专门知识，三是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专门的人员队伍和设施。国防教育学是研究国防领域里的教育现象，并揭示其本质和规律的理论知识体系。这一科学认识明确了国防教育属于教育学的范畴。国防教育学对国防教育规律的探索所产生的新知识，是国防教育学不同于其它学科的专门知识。从教育部体卫艺司国防教育办到省教育厅国防教育办，再到普通高校的武装部军事教研室，已经形成一个体系庞大的管理、教学和科研网络体系。可见，国防教育学已具备一门学科所必须的三个要素，具有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何为学科建设呢？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分析，对于一个研究领域，学科建设主要是通过理论体系的构建使其制度化，然后通过学科设置、学科建制等过程建立起该学科的训练制度与研究制度。
对于一个具体的学科或院、系而言，学科建设主要是指学科群的建设，即通过学科划分、学科设置、学科建制，从而使得一级学科下面的分支学科不断增多，建制不断扩大，研究的经费更加充足，对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入。而对一个学校而言，学科建设则主要涉及学位点设置，学科门类、学科结构与体系，交叉学科的形成等一系列更为宏观的问题，其目的在于形成一些有影响的学科群或一流学科，以此提升学校的学术声誉。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是大学学术组织围绕“国防教育学”而进行的所有建设活动的总称。尤其是指设置专门的学术组织进行制度化的体育科学研究。高校国防教育课程建设。通过前面分析，学科建设是整个学校发展其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功能的龙头部分，只有通过学科建设才能增强学校的科研实力，才能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但学科建设是宏观层面的，学科建设一般体现在课程建设上。因此，课程建设是学校实现其教学与科研发展的核心。何谓课程？课程是指一定学科有目的的、有计划的教学进程。国防教育学课程是指以促进全体学生国防素质提升为目标，由学校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开展的教学活动的总和。高校国防教育课程建设涵盖了国防教育课程目标的确定、教材设计、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师资建设、课程改革和研究等。其主体部分是教学，教学的完善与改进是课程建设的核心。
高校国防体育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高校国防体育是我国国防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高等教育中加强学生综合素质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加强当代大学生国防体育教育对培养未来国家合格的建设人才，塑造大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道德品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防体育高水平运动队目前主要项目有定向越野运动和射击等，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关键是训练机制和竞技机制的完善。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国防教育体系还不是十分完善，在开展大学生国防体育教育活动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亟需解决。高校国防教育社区建设。高校国防教育社区建设是国防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建设以学校学生、教职工为主体、周边居民参与的“校园———社区”一体化的国防教育体系。它能够将学生的课余国防教育活动、教职工的国防教育活动和周边居民的国防教育活动整合在一起。这一措施有利于大学国防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在充分整合大学国防教育工作中的教学、科研、训练、群体等工作的同时，将大学国防教育的外延一一涵盖，并将各项内容有机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
以上四个部分工作内容侧重点不同，学科建设以科研为重点，课程建设为教学为关键，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以训练为基础，而社区国防教育建设则为群体为服务对象。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形成“教学、科研、训练、群体”四位一体模式。科研活动能促进国防教育教学和高水平运动队训练水平的提高，教师在科研活动中能接触并创造新思想、新知识和新信息，并在教学和训练活动中传播给学生，有助于改进和丰富教学和训练活动，提高教学和训练水平。国防教育教学和高水平运动队训练也可以促进科研发展，在教学和训练过程中能发现教学和训练内容、手段、方法、管理等一系列问题，科研活动可以围绕这些问题有的放矢地开展研究活动。有了以上科研、教学和训练的基础，高校就可以充分整合并利用相关资源为社区群体提供优质国防教育服务。#p#分页标题#e#
模式存在的问题
“四位一体”国防教育发展模式丰富和发展了高校国防教育的内涵，从内部理顺了各构成部分的关系，有利于大学资源的优化整合，提高大学国防教育整个系统的综合功能。但目前“四位一体”国防教育发展模式还存在以下问题。国防教育学学科定位不清。学科定位是国防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基础，只有对国防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学科任务、学科目的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有科学而准确的总结，国防教育学的学科建设才有了出发点和落脚点。尽管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已经开展了30年，但国防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原因是学科定位不清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很多高校很难形成一支高水平国防教育科学研究的师资队伍。目前军事理论教师的职称评定、职务晋级、课题申请、等都没有自己的学科依托，往往需要挂靠其他学科，这些不利因素使部分有志于投身高校国防教育的教师望而却步。因此，国防教育要摆脱目前这种困境，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强学科建设、学科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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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硕士论文；写作质量；保障体系构建
一、引言
1997年，我国开始设置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距今已经有22年的历史。而教育硕士培养质量主要体现在其学位论文的质量上。作为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写作是教育硕士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其创新能力的过程[1]。2014年，为了保证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公布了《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和《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等系列文件，将学位论文抽检结果作为一个重要的观测指标，建立研究生毕业前质量反馈和毕业后质量跟踪调查制度，加大对不合格学生的淘汰力度。因此，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就成为教育硕士培养质量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数学教育硕士的学位论文有其自身的特点：（1）选题应来源于基础教育发展、改革的实际问题，要有明确的数学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2）学位论文既有教育学科性质，又具备数学学科特点，对学生的文理综合能力要求较高；（3）相对于理论创新而言，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对应用创新能力的要求更强。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既有内容上的要求，也有形式上的要求：学位论文在内容上的要求，主要指学位论文主体的内容结构安排以及内容水平上的要求；学位论文在形式上的要求，主要包括学位论文的形式结构、排版格式、字数等[2]。而大多数数学教育硕士在本科期间主要学习的是纯数学知识，理科综合能力较强，对于数学教育中的教育学、心理学以及论文写作等一些文科能力的培养不够好，导致其学位论文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目前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写作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1）内容假大空，不能脚踏实地，大量摘抄往届论文成果内容，没有自己的逻辑框架，表达混乱；（2）论文地基不稳，没有经过大量的文献阅读与整理，论文内容缺少数据支撑，论证乏力；（3）态度不端正，不能严格按照学位论文写作要求规范论文格式，各种图标、数据等使用不规范；（4）缺乏创新，不能与中小学数学教育与管理实际相联系，实用性及学术价值不高。基于上述分析，将目前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如何有效保障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作为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开展研究工作，探讨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问题，以使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更具指导性和操作性，从而达到有效地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的目的，为数学及其相关专业领域的教育硕士学位论文指导和质量保障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文献综述
学位论文的质量作为反映教育硕士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已有许多专著或者文章对其进行了研究。刘良华教授[3]对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如怎样选题、怎样做“文献研究”、怎样写“开题报告”、怎样做“历史研究”、怎样做“调查研究”、怎样做“实验研究”、怎样做“理论研究”等。张定强教授[4]通过对数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写作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指出目前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王林全教授[5]针对数学教育硕士论文写作的保障机制，对如何指导数学教育硕士专业论文写作及答辩进行了分析与思考。卢锷教授对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学科教学·数学）研究生教育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学位论文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看法。数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是当今社会的需要，是数学教师自身再学习、再发展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提高全民数学素质的需要[6]。数学教育硕士的培养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便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从选定研究领域，到认真查阅文献、收集相关资料撰写开题报告，再到利用各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实际的研究，得出研究结果，最终形成完整的论文，这是大多数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写作之路。由此可见，要想形成数学教育硕士论文的保障体系，就要从论文写作的每个环节入手，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
三、构建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议
（一）实行教育硕士“讨论班”制，革新培养模式
与学术型研究生相比，数学教育硕士学制较短，一年级的研究生大都在依据培养方案学习基础课、专业课[7]。除此之外，学生还有一部分精力要用在为期半年的专业实习上，在校学习时间缩短，用于学术研究和毕业论文写作的时间减少，甚至有些学生在论文提交前一个月才开始撰写，导致学位论文写作不规范，框架不严谨，整体水平参差不齐。而且大部分数学教育硕士的就业目标是考取教师编制，自然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准备教师招考，从而忽视了学位论文的撰写。通过实施教育硕士“讨论班”制度，真正实现“以导师指导为主，集体培养为辅”的培养模式。讨论班可以很好地加强学生所学知识与实际应用之间的联系，使学生提前进入论文选题、撰写等环节，同时可以将各审核环节前移，相对来说“延长”了学位论文研究时间，确保学位论文质量。定期在讨论班内进行讨论，使每个教育硕士向导师汇报研究进展，让每个学生重视学位论文的撰写。导师定期对学生的论文进行指导，充分发挥导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论文选题、开题、中期考核、预答辩等关键环节严格把关[8]，及时纠正学生的错误，从而促进学位论文质量的提高。
（二）利用好校内与校外两种资源，建设导师队伍
导师直接影响教育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及论文指导。导师贯穿研究生学位论文创作的全过程，优秀的导师通常能明晰研究课题中有价值的部分，从而有针对性地指导研究生开展研究。数学教育硕士导师队伍目前仍以学术型导师为主，这些教师长期从事学术理论研究，对于中小学数学教育教学与管理实践缺乏深入了解[1]，数学教育研究不足，教育实习、教学实践等教育形式并未凸显实效，导致学位论文指导水平不高。我们必须明白，术业有专攻，并非所有的硕士生导师或者博士生导师都可以作为教育硕士的指导教师。数学教育硕士的导师不能只精通学术，还要精通数学教育，具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利用学校引进人才的政策，加强数学教育领域优秀教师的引进并使其尽快融入现有的指导团队。通过进修学习、外出培训、邀请专家作报告等形式不断更新与把握先进的教育理念，逐步引导教师从学术型导师向教育硕士导师的转型，加强校内导师的培养。强化校外导师队伍建设，聘请来自基础教育一线、实践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作为教育硕士校外导师，参与指导学位论文的全过程，形成“以校内导师为主，校外导师为辅”的“双导师制”指导模式。
（三）突出数学教育专业特色，完善课程体系
数学教育硕士的培养应该将课堂教学和教育实践紧密结合，课堂教学为学生打下牢固的理论基础，为日后的实践教学提供指导，而学生所进行的实践教学正好可以检验课堂所学知识，丰富课堂教学内容。这样才能保证数学教育硕士的质量。完善课程体系设置的整体架构，设置教育学、心理学和课程教学等专业基础模块、具有专业特色的数学教学设计与学科发展前沿模块、数学专业技能模块和学位论文指导模块，构建“厚植基础，面向应用，突出特色”的课程体系。例如：（1）减少英语、政治等公共课程比重，增加专业课程比重，如中学数学教学研究、数学方法论等。（2）加强研究方法课程建设，如数学教学设计、教育测量与统计、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等。（3）大量开设选修课，突出课程的灵活性，如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数学说课技能、数学评课技能、数学解题研究、数学教育论文写作等。
（四）引入“双匿名”审核制度，构建评价体系
知识教育论文范文8
关键词：女教师；专业发展；问题；对策
一、高校女教师专业发展困境
从古至今，“男尊女卑”一直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性别问题也是长此以往人们所关注的重点。女教师这一特殊群体，一方面要承担社会责任，履行个人义务，另一方面，女教师作为普通的女性则要关注婚姻和家庭所带来的各项责任和义务。在教育体系下，科研及学术都以相同标准对待男女教师，迫使高校女教师在面临科研任务和教学任务的同时，承受学校及家庭，科研及生活等双重压力，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能使其成功。
（一）双重身份
定位模糊女教师在学术科研及家庭上承担着双重身份，在不同岗位面临着不同的角色扮演，对于学术方面，女教师与其他男教师一样，首先的身份都是一名教师，全身心投入科研与教学中，这其中与其他男教师考核标准，评价标准都是统一的；而相对于家庭方面，女教师则是充当着贤妻良母的身份，主要的精力则在相夫教子等方面。我国历来的性别文化而言，一直流传下来的是，对于男女之间的评价而言，男人主要看重事业，女人主要看重家庭，这也足以影响着女教师所面临的身份及定位。高校女教师作为现代化女性，并且作为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高素质人才，在一定程度希望通过自己专业水平能力及自己科研成果，从此摆脱女教师的困境。但是，在面临晋升等问题方面，男性教师明显占据优势。长此以往的不平衡迫使女教师偏向家庭，从而抑制高校女性教师专业发展。
（二）双重压力
目标冲突在学术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目标分为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从物质目标而言，学校赋予的是教学目标及科研目标，不断加强自身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不断发展自我，相对于家庭而言，受“贤妻良母”这个词的影响则家庭目标往往是无私奉献、相夫教子，一心一意为了家庭。另一层次下，精神目标下，学术活动则要求女教师敢于创新、独当一面，不断思考，不断创新，家庭的影响下则要求贤良淑德、贤妻良母的形象。这两者目标上，不论是女教师的天平倾向于哪一边，都是势必对女教师专业发展造成影响。如果女教师以学术为重心，则家庭势必会顾及少，常常会导致家人的误解，对于感情及婚姻造成影响。
二、高校女教师专业发展困境产生的原因
（一）女教师自身生理特点
女教师一种身份为女性，女性一生中面临着孕期、产期、哺乳期、更年期等重要时期，女性教师作为女人，一些妇科疾病等影响是伴随着每一个女人，这些问题都将可能引起女性抑郁、焦虑等情绪的影响，从而引发一些健康问题。
（二）女教师事业心普遍低于男教师
据了解，一些女教师认为取得科研上成就是男教师的事情，有些女教师则愿意平平淡淡度过自己的教师生涯，对于职称方面不愿意花费更多的精力，则会将自己一些时间和精力放在家庭，满足于现有的状态，从而导致女教师成就不多，科研成就也较男教师而言相对较少。
（三）社会偏向较明显
社会上广为流传“男主外、女主内”根深蒂固在每个人心中，社会评价偏向于男性教师，无限夸大男教师的地位，然后一旦女教师在科研成果或者学术方面取得一定成就，就会被社会赋予“女强人”这一称号，让女教师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社会舆论。
三、高校女教师专业发展的对策
（一）提升自我素质，规划自身专业发展路径
解决高校女教师专业发展，根本上只有从个人自身解决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女教师从自立、自强、自尊等方面不断加强自身素质，提高自我水平，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与男教师相抗衡，才有能力使之学术与生活之间相平衡。女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要根据自身兴趣爱好制定自身专业发展的计划及规划，如自身在教学有很浓厚的兴趣，则需要在教学上添加自我风格，将课堂活灵活现。女教师专业发展中专业阶段也是尤为重要，女教师要根据自我的专业发展阶段制定不同专业规划，以此更长久的发展。
（二）加强家庭分工，改善女教师双重身份
虽然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已经根深蒂固，但是男女平等也是我国一直以来的传统美德，在家庭中，家庭的其他成员应该一起面对家庭，一起解决家庭琐事，将女教师的家庭压力分解开，在女教师教学压力繁重的同时，家庭成员理应给予理解和坚持，多多支持女教师，给予其鼓励，尽量减轻女教师在家庭的责任感，帮助女教师适当做出调整。
（三）缓解女性压力，提供优质和谐校园环境
高校应该秉承“以人为本”的办学风格，多关注女教师在学校的情绪变化，通过一些途径和方法充分调动女教师工作激情，缓解女教师心理压力，提供一个和谐校园环境。定期对女教师进行技能培训及心理辅导，激励女教师健康快乐的工作。
（四）优化社会环境，推动男女性别社会公平
政府乃至国家应该给予女教师更多的鼓励及关怀，虽然有些传统思想已经无法马上改变，但是优化社会环境是当前对于女教师专业发展的保证，将社会舆论减少，推动男女性别公平化，有助于我国女教师专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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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欢芳．双向视角下高校青年教师教学与科研冲突隐忧探究［J］．当代教育论坛，2016（2）：9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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