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分析论文范文1
关键词：专业选修课；沉浸式教学；课程融合；毕业论文
从国内大学培养方案的惯例来看，一二年级主要以公共课、必修课和通识选修课为主，注重基本专业知识的体系性建构；三四年级则开始向专业选修课倾斜，注重建立在学生兴趣基础上的差异化培养。以西南政法大学哲学专业为例，三年级安排了《文化哲学》《法哲学》等一系列部门哲学专业选修课，以及《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就业指导》等工具性选修课。但实践中却存在不少问题，如选修课到课率低，学生积极性差。结果导致高年级的专业选修课和工具选修课在老师和学生眼中处境尴尬。学生为了挣学分勉强出勤，老师由于缺乏严肃的聆听者而意兴阑珊，两者共同形成了所谓的“大四现象”。［1－2］为此，我们在三年级下期的《法哲学》专业选修课中以毕业论文设计为模拟对象，尝试了沉浸式的选修课多课程融合的教学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相关的做法值得借鉴与审视。
一、高年级选修课处境尴尬的主因
从理论上讲，“专业主干必修课”＋“专业部门选修课”的专业课程设置是尊重专业学科规律，尊重学生自主意愿的合理选择。专业必修课提供各个专业基本的知识体系，专业选修课则照顾到了学生的兴趣方向。但在教学实践当中专业选修课的实际效果却远远不如理论上那么美好。据调研报告显示，八成左右的学生具有明确的选修意愿［3］，不过选修课的实际效果却难以获得多数学生的认同［4］。排除选修课体系设置不科学，比如内容重复、先难后易；教师积极性不强，比如备课成本和产出收益不成正比；高年级学生管理松懈等外在偶然因素，我们认为造成专业选修课“失格”的客观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高年级学生面临升学、就业、职业资格认证考试、毕业论文设计等多方面的任务，专业选修课程虽然数量不多，但相对高年级学生对时间的分配和权重而言，仍然显得过于繁重。在众多任务当中，能够分配给专业选修课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因此在大三大四仍然指望学生全身心投入专业选修课程的学习，这是不现实的。第二，由于专业选修课本身属性，难以同主干课一样具有较高的信息有效率。简单地讲，相比于主干课程，专业选修课的开设范围有限，并且各个专业选修课传递的信息范围较窄，往往并不适应于本专业的每一个学生，或者说对不同学生的有效性差异较大。对于相当部分学生来讲，专业选修课有效信息产出率低下，是一种不经济的无奈之选。
二、课程有机融合的解决思路
专业选修课相对于专业主干课程具有补充性、灵活性、趣味性等特征。但由于升学和就业压力，高年级本科生学习目的和动机明显向实用方向倾斜，更愿意把精力集中在服务于各类考试的课程上。所以高年级专业选修课通常被当成“休闲课”“水课”，教学效果自然不会理想。专业选修课的理论价值和它的实际境遇天差地别，这个问题的成因是多层面的，消解这个问题办法也是一项系统工程。但毫无疑问，其中重要的一环是专业选修课的突破创新。虽然高年级选修课课程数量较多，但单个课程的覆盖面和信息量相对主干课程极其有限。如何在“专业主干课＋专业选修课”的框架下有效改变这一局面呢？我们认为课程的有机融合是最有可能成功的改革思路。如果专业选修课的课程融合能够做到一方面减少学生的必要课时，一方面又能够保留几门被融合课程的核心内容，强化信息供给的效率，那么问题就能同时得到解决。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从课程设计的层面上提高专业选修课的信息供给效率。就此问题，先对相关成功经验进行考察。国外著名学府的选修课设计大多具有课程功能多元化，课程内容专题化，注重学科交叉的特点。［5］专业选修课设计向更加符合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所需要的“问题导向”倾斜，表现为课程的“部门化”和“领域化”。这在国内也并非新鲜，原因在于专业选修课的部门化符合当下主动学习的理论。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本身不是外界知识信息刺激心灵从而产生理解。理解的机制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统摄和涵盖。当代学习和认知理论中的重要一派，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习得知识的关键在于新知识在原有知识结构基础上的建构和生长。与这种学习观相契合的方法则强调探究、合作、自主的主动学习，而非知识传输的被动学习［6］。按照学习者主动建构知识的观点，教学所提供的无非是知识生长的平台。相比以客观知识体系为平台，以对问题理解和阐释为平台，显然同主体的联系更为紧密。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理解和解释的主观性所在。所以，专题化、问题化的课程总体上更能唤起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然而，仅仅在课程内容上具有“问题意识”，还不足以保证每个人都积极参与，主动学习。教学实践也表明，部门化的选修课程也的确不能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当然，这同学生、教师、管理等因素也有直接关系，但如前所述，偶然性和主观性因素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问题的关键在于，适合主动学习的学习对象并不必然引起切实的主动学习和有效的主动学习。为此，我们的课程改革思路是把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教学实践往前推进一步，以一种沉浸式的，或者说“角色扮演”的教学方法，通过师生之间共同实践的方式，利用教师对相关问题的主动学习动机和知识建构经验，为学生提供参考。简单讲，教师除了传达必要的体系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共同的学习研究实践中传达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经验。相比于一般的经验交流，沉浸式体验教学所传达的经验是在相似背景、相似处境、相似语言中的，是更容易被理解接受的。结合国外选修课的成功经验以及当代教育理论，启发我们设计一种沉浸式的课程融合模式。具体讲这种模式包含三个步骤，第一，设计部门化、领域化、问题化的教学内容；第二，由教师赋予学生一种特殊的身份或任务；第三；教师引导、伴随学生完成身份或任务要求的相关体验。按照这种思路，我们能用一门选修课的课时涵盖多门选修课的重要信息，并通过“问题化”和“体验式”的课程设计，有效地实现多门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目的。
三、模拟毕业论文设计的沉浸式课程融合实践———以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大三下期为例
以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大三下期专业选修课为例。由于政法大学之中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几乎人人参与，再加上考研复习等因素，大三下期专业选修课教学效果尤其不好。在此背景下，笔者将自己承担的《法哲学》设计成一门融合多门选修课内容，并且强调学生沉浸式体验的专业选修课。具体方案如下：首先，专业选修课《法哲学》不再按照法理学法哲学教科书，总体性地讲授从古希腊到当代的主要法哲学思想，而是按照每一到两年选择一个法哲学专题。我们已经开设的课程专题是正义专题和人权专题。这些问题的现实性很强，同时也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能够较好地兼顾学生的概念认知和叙事认知，并且很容易拓展开来同其他学科相联系。其次，针对学生毕业论文质量平均水平不高，学生缺乏问题意识和论文写作经验的现实情况，我们选择融合的课程主要是工具性选修课《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以及口才、礼仪类实践选修课。最后，我们设计沉浸式体验，要求学生扮演教师科研合作者的角色，一起完成以课程专题为对象的论文提纲。教师在介绍某领域的现实问题和理论研究现状之后，便会基于自己对本问题的研究和理解，提出两三个有待深入讨论的话题。随后，教师将引导学生就某个具体的问题寻找理论支撑，并且练习使用图书和文献检索系统。学生将阅读并整理自己分配到的资料检索任务，并且通过类似课题组会的方式在班级中分享笔记、心得和观点。在老师或者其他同学的补充和启发之后，每个同学将再次通过文献研究和理论反思得出自己对相关问题的观点和论证。此时，教师和学生的论文都已经部分成型，课堂上将再次组织类似开题报告式的答辩会。就论文的架构、格式和学术规范进行讨论和修改。教师本人也就讨论内容撰写一篇学术论文，并把写作的过程和写作时的思路，包括资料收集，专家咨询等步骤，完整地呈现给学生。可见，本门课程实际上引导学生把论文从开题到答辩的整个过程，都经历了一遍。所以我们也把本门课程称为“以毕业设计为核心”的沉浸式体验。该课程的特点在于，首先，该课程基本包含了《文献检索和论文写作》选修课的关键内容。由于改革周期较短，我们还不能量化本课程改革对毕业论文质量造成的影响。但学生和其他任课老师都一致认为《文献检索和论文写作》是一门非常有用的工具选修课，只不过由于学生已经修满学分所以通常放弃。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文献检索和论文写作》融合进《法哲学》课程至少就具有了某种形式上的必要性。此外，借学生发言、答辩的机会，让他们有类似面试、演讲经历，以便使学生正视自己的问题，据此有针对地准备毕业、升学和就业。总之，以本校为例，改革后的《法哲学》课程至少能为学生节省40个学时，大幅度地提升了知识密度。其次，该课程虽然弱化了法哲学体系性知识的传输，但却大幅提升了学生的参与性，更加符合知识建构的要求。据学生反馈，在此授课形式下，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哲学是如何思考问题的，对诸多冲突的理论的印象也远比平日深刻。有不少学生甚至表示，在平时读书上网的过程中，常常就某个现象和观点联想到分配正义或人权研究。最为直接的影响在于，16、17级哲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均有2位以上同学选择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在《法哲学》选修课上提交的论文提纲，并且实际成果也完整、规范。可以说，改革后的《法哲学》课程大幅度地提升了知识转化的效率。所以，结合知识密度和转化效率两方面看，沉浸式的选修课融合思路值得认真对待。
四、沉浸式融合课程存在的问题
虽然沉浸式课程融合在课堂氛围、参与程度和学生反馈几个方面都有不错的效果，但这种教学方式同样也存在诸多不足，有待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沉浸式融合课程对教师的要求较高。该课程设计对教师额外提出了两个要求。首先，问题导向的课程选题需要教师充分了解多门课程的内容，需要教师将讲授内容吃透，才能真正凝练出好的问题。比方说“分配正义”专题，需要教师对哲学伦理学、法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乃至集体心理学都有所涉猎，此外还需要准备文献检索、论文写作、礼仪口才等方面的教程。再比方说接下来我们拟开发的“人权的哲学基础”专题，准备让学生模拟“人权法庭”以及“人权理事会议”。此课程也要求教师要对主体哲学、权利哲学、国际法等领域有所研究。显然，此类课程的设计远比参考现成教材撰写教案复杂。其次，沉浸体验式教学是高度灵活和自由的，但同时也要求教师有更强的课堂调节和掌控能力，以防止节奏拖沓，或者偏离讨论主题等状况的发生。第二，专业选修课的沉浸式课程融合并非立竿见影的改革手段，而是系统工程，有赖于高质量的主干课教学，以及其他培养方案的配合。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在融合课程之中表现出色的是那些已经建立起自己知识体系的学生。如果专业必修课学习效果一般，则即便教师对论文的全过程身体力行地引导展示，同学们仍然很难提出有效的、学术化的问题，也就更谈不上围绕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有逻辑、有说服力的观点。所以，扎实的专业必修课教学仍然是我们专业选修课改革的前提和基础。第三，融合课程的目的之一是提高信息传递和转化的效率，强化供给，从而减少学生课时负担。但什么样的课程能够算作有效的课程融合，学分如何给，是简单的课程分数相加，还是系数相加？融合课程的教学效果是否能够等同于多门课程之和？凭借当前有限的实践经验，以上问题都无法得到准确的回答。因此，融合课程想要得到学校学分的认可，尚需更科学的论证和设计。
五、结语
综上可见，一方面沉浸式的课程融合改革在理论上似乎大有可为，另一方面课程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上也还非常不成熟，并且存在教学管理和学生工作上的一些疏漏。不过我们改革的意愿非常明确，壁垒森严的专业学科教学模式离复杂的社会问题越来越远，一成不变的师生身份认同越来越明显地影响了学习效率。面对互联网思维、用户体验导向、成本收益计算、传播效率等新时代的新命题、新思路和新方法，高等教育必须作出相应的改革。可以说，沉浸式的课程融合改革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的一种积极探索，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参考文献：
［1］杨远芬，郭元锋．“大四现象”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教育与职业，2007（2）：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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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同．大学公共选修课存在的问题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途径［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40（7）：193－198．
［4］熊匡汉．关于大学选修课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J］．高教探索，2006（6）：51－54．
［5］黄伟力．国内外高校公共选修课的设置情况分析及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配套选修课建设的启示［J］．高教探索，2007（04）：100－103，128．
哲学分析论文范文2
学术精神是学术研究工作中的一种诚笃精神，一种批判精神，一种超越精神。它鲜明地体现在学者执著的理论信仰、敏锐的问题意识、强烈的批判意识，以及整体的学术思想之中。在中国音乐学术史上，我们或许并不缺乏具备上述特征的学问家，然而，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并始终以开放的学术胸襟博采众家之长，兼容并蓄，同时在其学术研究中保持着高度学术责任感与学术使命感的学者，恐并不多见。本文通过对于润洋先生20世纪70年代末至2000年以后的主要学术著述的分析研究，探讨于先生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重要学说在当代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研究领域中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以表达笔者对于润洋先生80华诞暨50年学术生涯的诚挚敬意。
一、反思探索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
20世纪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是中国现当代史上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期，同时也是于先生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反思探索期”。“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既是始终贯穿在于先生学术思想中予以强调的两个研究范畴，同时也是于先生构建理论学说的“两大基石”。然而，对于这一学术思想的探究，我们却可以追溯到他70年代末的学术著述之中。《器乐创作中的艺术规律》是于先生70年代末发表的一篇论文。当时，虽然“”已经被粉碎，但在我国音乐创作领域内的极左思潮并未完全消失，器乐创作中的标签化、图解化、概念化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比如，歌颂伟大领袖时采用《东方红》的曲调；寄托对革命者的哀思时采用《国际歌》的动机；表现人民军队时则采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此，于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本理论，从音乐学的角度对当时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器乐的认识作用和社会功能，不在于它是否能为人们提供抽象的理性认识，揭示具体的哲理或观念，而在于从感情上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从感情的积累和深化加深对社会生活的感受能力和认识能力，进而影响对社会现实的感情态度。这是音乐、特别是器乐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忽视了这个特点，势必造成对器乐的政治内容、器乐为政治服务的狭隘理解。所谓“必须紧密配合政治运动”、“写中心”就是这种狭隘理解的产物……要求器乐直接表现抽象的政治概念，要求器乐必须直接为政治运动服务，这难免要导致器乐创作的概念化，丧失器乐所特有的艺术表现力量，同时也就丧失了器乐真正应该具有的政治内容。①值得注意的是，于先生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以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敏感和远见卓识特别提到了音乐学学科中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论”。并且，他充满理论自信地指出：思想禁锢已经打开，思想的解放必将为艺术的真正繁荣开辟道路。在器乐创作领域中，我们应该在一系列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上拨乱反正，努力探索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为未来器乐创作的繁荣创造条件。我们相信，这样的探索也必将对整个音乐创作、表演、历史研究、美学评论产生有益的、深远的影响。②经过了十年动乱后的中国，一方面出版界在引进与出版外版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方面空前繁荣；另一方面，我国的人文科学研究以及人文社会思潮也十分活跃。随着一大批对我国人文学术影响至深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以及其中关于哲学、美学的译著出版（如黑格尔《美学》《/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鲍桑葵《美学史》、科林伍德《艺术原理》、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情感与形式》、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李普曼《当代美学》），以及我国哲学界、美学界一批著作的陆续问世，我国的音乐美学著作出版与学术研究也开始复苏。
1978年，奥地利音乐学家爱德华•汉斯立克的音乐美学名著《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第一版）中译本出版；1981年，英国音乐学家戴里克•柯克的《音乐语言》中译本问世。之后，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率先在音乐学系里成立了音乐美学小组，并着手对一些外文音乐美学文论与著作进行编译，并以此作为我国音乐学院的音乐美学选修课参考教材。③然而，从这一时期开始，作为音乐学的学科任务———“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于先生的研究范畴。虽然，我们可以说于先生强调“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的学术思想与我国当时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社会思潮，以及音乐学界以往的研究状况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看到这一学术思想与于先生一贯坚持的理论信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以及作为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自觉———问题意识与批判意识直接相关。他博览群书，从不排斥任何不同己见的理论学说，且博采众家之长；他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但绝不是关注时髦，而是关注在时髦的当下被抛弃的和被遗忘的学术思想和隐蔽不彰的某些理论渊源。
以1978年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中译本的出版为例。1981年，于先生在题为《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的一篇论文中，对汉斯立克及其“情感表现不是音乐的内容”④、“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⑤、“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⑥等学说率先进行了批判。但所有的理论批判却也是通过大量的史学举证和美学剖析后才得出结论：汉斯立克的学说是唯心主义的错误命题，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根本对立的立场。⑦并对这些表面看起来似乎仅只是音乐美学领域中关于他律论与自律论的学术之争，但实际上却是直接挑战甚至动摇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反映论情感美学及其更为深刻的一系列带有原则性和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展开论述。包括于先生在随后几年中发表的《符号、语义理论与现代音乐美学》（1985）和在《罗曼•茵加尔顿现象学音乐美学评述》（1988）等论文中，也同样坚持了“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并分别对苏珊•朗格的“艺术符号理论”、阿达姆•沙夫的“语义学理论”，以及对茵加尔顿“纯意向性对象”以及胡塞尔现象学等理论学说予以了公正客观的史学评价和美学评价。#p#分页标题#e#
如果说，以上所举论文仅是于先生在这个时期对西方各种理论学说进行的剖析性研究的话，那么，1988年他发表的《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一文，在笔者看来，则是于先生经过近十年的反思探索之后，从哲学理论层面上对音乐与音乐艺术的本质、属性、形式、内容、存在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史学、美学、技术理论等学科的一次深刻的学术总结与理论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这篇重要论文基本完善了于先生“理论构建期”与“理论深化期”的学术思想，同时也为他在未来的两个时期中取得更多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若非如此，于先生断不能在这篇论文中，在谈到“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二者在音乐学研究中的相互关系时，更为明晰地指出：以我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为例，除了史学理论、方法论本身存在的问题之外，音乐美学研究的落后，种种似是而非的音乐美学观念充斥史学工作者们的头脑，这是阻碍音乐史学发展的重要原因。当我们的音乐哲学观念还处在较低的层次，对音乐美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都不甚了了，甚至被许多错误的观念所占据时，我们恐怕是很难去把握和揭示这门艺术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在音乐技术理论领域中，关系相对间接一些，但它的深化无疑也有赖于研究者们基础理论素质的提高，否则这门学科就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论的、工艺学的水平上面很难使自己站在更高层次的理论水平线上。⑧显而易见，这一论断既成为了于先生后来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1993）以及《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2000）与《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2008）专著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时也构成了他所有学术著述中特有的一种理论品格。恰如1982年他在一篇纪念导师卓菲娅•丽萨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除了体系音乐学外）“丽萨在音乐学上做出贡献的另一个领域是历史音乐学。她在体系音乐学领域获得的（诸多）成就，是与她在历史音乐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分不开的。对于她来说，这两者之间很难划出一条严格的界限。她的音乐美学论著总是给人以强烈的历史感，而她的音乐史学论著中则总是包含着理论的内容。”⑨毋庸讳言，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学术的发展，作为卓菲娅•丽萨的学生，于先生强调和坚持“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音乐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不仅明显比其师丽萨更为深阔，更重要的是，由他倡导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这一研究方法已在中国当下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中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了一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理论与哲学基础之上的、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音乐学研究。
二、理论构建期（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是于先生研究著述最为丰硕的学术时期，同时也是他在音乐史学（历史研究）与音乐美学（美学评价）研究领域中提出许多重要理论构建的时期。虽然有人说，“音乐学分析”学说1993年的诞生，得益于1992年于先生卸任了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一职，以致有了更多的时间专注于学术研究。但笔者认为“，音乐学分析”学说的诞生实际上是于先生经过“反思探索期”之后的一种理论必然。
如前所述，《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中对“一部不只满足于史料罗列和堆砌的音乐史该如何写”、史学家究竟该怎样用坚实丰厚的理论根基摆脱“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论的、工艺学的水平上”的音乐分析研究的理论思考是“音乐学分析”学说的理论根基一样，1990年，于先生在《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中，站在音乐美学的理论高度，再次提出了“音乐美学这门学科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音乐作品中究竟有没有‘意义’？进而这‘意义’在音乐作品中是以怎样一种方式存在的？应该如何理解和解释这种‘意义’？”的一系列学术追问，同样也是“音乐学分析”学说的理论基础。在这篇论文中，于先生从理论渊源上对近代释义学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对当时音乐美学的影响、现代哲学释义学的兴起进行了梳理，同时又从当代音乐美学视角对释义学的审视问题进行了辨析。他指出：我们时常感到，对一部作品的理解过程中，似乎存在着一种不可避免的矛盾：一方面，人们面临的作品大量都是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作品，在理解、解释这些作品时不能完全脱离产生这些作品的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但另一方面，这些作品毕竟是存在于“现时”；理解者是不同于作品产生那个时代的另一时代的人，不能不具有历史的限定性……历史上的艺术作品的作者与现今的理解者各自有各自的对意义的判断，各自有各自的“视界”。历史上的视界已摆在那里，而现今的理解者的视界既受自己的历史性的限制，但又具有一种非封闭的开放性和变动性。⑩其实，熟悉于先生学术著述的学界同行都知道，“社会的”、“历史的”、“音乐本体的”，以及“精神内涵的”等一直是于先生“反思探索期”十分关注，并且频频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学术著述中的关键词。正如于先生早在1985年时发表的论文《现实苦难的表现与王国长存的讴歌———巴赫〈受难乐〉与亨德尔〈弥赛亚〉的社会内涵比较》中就闪现过类似“音乐学分析”这样的思想与表述一样———“本文只就最能代表这两位大师的思想感情倾向和艺术风格的这两部作品，从它们各自所蕴藏的社会历史内涵的角度，做一些比较性的考察，以此来揭示他们创作中的某些本质方面”。???但重要的是，在1990年的《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一文中，所有的这些关键词都被置于音乐哲学的理论层面进行了全新的思考。比如，对狄尔泰的“重建”与“重新体验”理论；对海德格尔的哲学本体论思想及其关于“存在”（Sein）理论；以及对伽达默的“视界融合”（Holizontverschmerzung）理论的研究和借鉴。正因如此，于先生才能在1993年《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中提出“究竟如何去分析一部音乐作品？这一直是音乐学中的重要课题”，???以及“一部比较严肃、深刻的音乐作品在我们的听觉感知能够直接把握的音乐本体后面，总是潜藏着某种精神内涵。对于一般的音乐听众来说，或许不一定要求深入到这个层次，但是，对于音乐学家来说，却是绝对必须的。它应该是音乐学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种精神内涵，我认为只有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才能真正揭示它的本质。”???并在研究方法上，具体地指出“内部的”音乐本体艺术分析和“外部的”社会、历史、文化分析，以及艺术批评。有关于此，正如于先生后来在另一篇论文中所补充的那样：恩格斯所说的“美学的观点”主要涉及的是构成作品的形式、风格、技法等审美领域里的因素；而“历史的观点”则涉及的主要是构成作品意蕴、内涵领域的因素。???从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及其学术史的视角予以审视，“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的诞生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在音乐领域复兴了我国学术传统中的社会—历史的唯物史观和方法论……抛弃了新时期前二十年的僵化模式和陈旧话语，吸收了释义学、符号学、异质同构心理学、法兰克福学派等新的学术思想，补充了音乐的形式造型和审美维度，通过一个分析范例，使一种曾经一度被歪曲，而后又被遗忘和被忽略的历史研究方法回到了正确的轨道”。???它宣告了长期以来在我国西方音乐研究以及音乐艺术批评实践中，要么只运用“历史的观点”而忽略“美学的观点”，要么由于各种政治因素和功利原因的干扰只运用“美学的观点”强调形式，而忽略“历史的观点”僵化模式与陈旧话语的终结。并且，“无论在技术分析、史学叙事、人文阐释，还是在哲学、美学思辨等方面都较为集中地展现出了20世纪中国音乐学家在对西方作曲家及其作品音乐分析与研究的学术新高度”。???然而，尽管如此，于先生从未停止过对自己提出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的深化。#p#分页标题#e#
在1993年《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发表后的若干年中，于先生又分别在《音乐形式问题的美学探讨》（1994）、《论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1996）、《对西方音乐特征的历史透视和反思》（1998）等论文中不断完善“音乐学分析”的学术思想。同时，他通过在对西方一系列新观念、新理论、新学说的潜心研究后（如1997年发表的《阿尔弗莱德•舒茨的音乐现象学观念》、《杜夫海纳审美现象学中的音乐哲学问题》，以及1999年发表的《苏姗•朗格艺术符号理论中的音乐哲学问题》等），以中国音乐学家的学术立场不断求证“音乐学分析”在中国语境中研究西方音乐的理论意义。在《音乐形式问题的美学探讨》中，于先生曾就“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课题”时重申了他在《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一文中的学术观点：音乐形式问题是音乐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音乐曲式结构的研究，对和声结构的研究，对独立旋律相互结合的规律的研究，对各种乐器声音组合的研究……虽然它们都具有某种音乐技法、音乐工艺学的性质，但从广义上讲，它们都属于音乐形式问题的总的范畴，各自都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但对音乐形式问题，还有一个从更高的层面、更加抽象的意义上进行研究的领域，也就是在音乐美学的层次上所进行的探讨。???而在谈到“在探讨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时，就不能只就其客体而论客体，而忽视同这个客体发生关系的主体，否则，就难以真正揭示这个客体的本质”，“对音乐形式美的把握既不是最终的目的，更不是唯一的目的。人们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总是要得到比从形式美中所得到的感性愉悦更多的东西，这就是在声音形式背后蕴藏着的情感性的内涵”。
尤其是“当我们把对音乐形式的审美把握问题的思考向更深层推进时，在我们面前就会摆着这样一个问题：音乐形式的意义或内涵是以怎样一种方式存在着的”时，于先生曾经在《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中已经阐明的观点也得到了再次强调：“在探讨对艺术作品、特别是音乐作品的理解这个问题上，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要坚持主体客体之间的辩证统一这个理论立场。只强调客体而忽视主体的能动作用，或者一味夸大主体的作用而忽视客体的制约，最终都只能导致主客体之间的机械分割和对立。一部交响曲如果没有领悟它的听者，如果没有二者之间的交融和相互作用，这部交响曲的意义又从何谈起？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一部鸣响着的音乐作品，作为理解的根据而客观地存在于这里，听者的审美体验和理解又从哪里来？”???在这篇重要论文中，于先生在谈到关于“音乐中内容—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时曾着重指出：“应该承认，过去在我们的音乐美学、音乐历史、音乐批评等领域中，在内容与形式关系这个问题上，比较缺乏辩证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有形而上学的缺点，具体讲，就是常常把这二者机械地分割了，过分地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区别的一面，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同一的一面。”然而，“就一部音乐作品自身来说，它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但从更高的层次更宏观的范围来看，社会生活现实是内容，而音乐作品则是以一种独特方式反映这种社会生活现实的‘形式’。”???同样地，1996年于先生又在《论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中，站在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的立场上阐明了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音乐作品既是一个自身独立存在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物态性客体，同时又是一个离不开接受者意识活动的、非实在的观念性客体。???它不仅在为音乐美的本质及其问题的解决方面提供了一种思路和途径，同时也为我们对音乐作品内涵的理解、音乐作品的本体分析、音乐史研究、乃至音乐批评的实践提供了一种颇具说服力的理论前提。显而易见，所有这些都是对在《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和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中提出“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立论的补充和完善。而再次强调“不仅音乐形式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而且，人们对音乐形式的审美把握，对其内涵的理解解释，同样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的论述，则无疑是对“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内涵的丰富与深化。???古往今来，在衡量学者学术价值的天平里，从来都不仅仅只是装着学者的执著和睿知。更重要的，还必须有其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以及对其从事的事业的学术关怀。正如马克思所说：“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严格地说，“音乐学分析”是一种中国语境中用于专门研究、分析音乐与音乐作品的理论学说。正如有的同行认为在西方音乐术语中根本没有“音乐学分析”这个词一样。然而，如若我们就此判定该学说及其术语是中国音乐学家的多此一举，则有失公允。在笔者看来，建立在“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基础之上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及其术语的诞生，正是其缔造者基于长期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以及对其从事的事业的理论诉求与学术关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是中国音乐学家在西方音乐研究领域中一种难能可贵的作为与贡献。诚然，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或说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音乐研究，素来就有着多种多样的途径和方法。“忠实地”尾随西方，亦步亦趋，兴许能触及某些所谓的学术前沿。
然而，缺少了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以及对其从事的事业的理论诉求与学术关怀，恐亦难有作为。对于瓦格纳、肖邦甚至更多的西方音乐家及其作品的研究，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西方音乐学家不同的研究视角，必然存在不同的理论诉求及方式、方法。何况，在西方音乐学家眼中或许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中就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更何况，以约瑟夫•科尔曼（JosephKerman，1924—）为代表的英美当代音乐学家80年代中期也已开始对“二战”以来偏重实证主义传统方法的音乐分析（MusicAnalysis）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并且还提出了一系列对历史文本考证应该与美学阐释和音乐批评等学科结合在一起共同研究的学术主张。???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了于先生2009年在一篇重要论文中说过的话，将其摘引于此，与学界诸君共勉：先哲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的序言中曾高屋建瓴地说过一句深刻的话，它始终给我从事自己的工作以精神上的支持和动力：“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发展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由此使我想到，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的高度发展，从长远讲，是否也应该有自己的音乐理论思维来给予支撑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为此尽可能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或许正是我们这些从事音乐学事业的人们的一种历史责任。???或许，有人会认为《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主要是于先生基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音乐发展回顾与反思”特殊背景下，在中央音乐学院对青年学生的一次关于我国西方音乐研究的回顾总结，以及对该学科建设基本理念的专题学术讲座。但细心研读，笔者却明显感到此文中于先生对“历史与理论”、“音乐学学科与其他相关人文学科”、“理论立足点与历史—当代的理论资源”、“社会—历史阐释与音乐本体分析”、“音乐文本自身与对它的体验和理解”、“思想与表述”等六个方面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阐述，与他1988年发表的《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有着诸多方面的理论联系。然而，历时廿年，于先生原在《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中的很多学术理论思考，在《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中得到了更加完整、成熟、清晰、明确的理论概括。它构成了于先生学术思想中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我们研究于先生学术思想和理论构建必须把握的基本前提。看不到这一点，而仅仅只是对“音乐学分析”一词就事论事，则必然难得于先生学术思想之要领。#p#分页标题#e#
三、理论深化期（2000年以后）
大凡精神内涵丰富的人，自然生命都有异于常人之处。但对于博古通今、满腹经纶、大器晚成的杰出学者来说，古稀之年、耄耋之年却正是他们一生持之以恒地在看似“永远不会有什么令人瞩目的社会效应，更不会有任何经济效益，也命中注定不会有多少人去真正关注它”???的苦涩、孤独、寂寞的学术探究之后“终成正果”的时候———杨荫浏先生毕生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殚精竭虑，其巨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出版时已八十高龄；将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却又令后生望而生畏的老德文版“花体字”《瓦格纳论音乐》译为中文，并交付出版社出版时，廖辅叔先生也已年逾耄耋；缪天瑞先生为《律学》一书的编写、修订整整耗费半个世纪的时光，甚至期颐之年都还在校定着自己的“文存”；钱仁康先生虽然已年逾耄耋，依然笔耕不辍，并且还在涉及面极为宽广的音乐学术领域中发表论著和学说；即便是过早地离开我们的睿知学者黄翔鹏先生，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与传统音乐研究虽四十余载，但首次提出先秦“一钟双音”并令海内外为之震服的真知灼见时也已年过半百……“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诚斯言哉！从于先生50年学术生涯的历史发展看，2000年以后的学术著述无疑是他确立学术思想，完善学术体系，深化学术研究的重要时期。但从其学术成就的角度予以观照，此时期何尝不是于先生重要学术成果的收获季？诚然，于先生此时期也有很多重要，如告诫青年学子如何进行学术研究，如何塑造学者精神品质的《心境•方法•学风》；强调音乐哲学对于音乐学研究重要性的《关于音乐的特性问题》、《从海德格尔阐释凡•高的〈农鞋〉所想到的》、《西方音乐哲学的发展对我们的启示》；重申“扩大学科的学术视野，加强理论与历史的相互融合和渗透，重视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对于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意义的《关于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想法》、《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音乐分析学的多元化建构》；等等。但在笔者看来，最能代表于先生在这一个时期中厚积薄发，并且对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乃至当代国际化的西方音乐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两部重要学术力作则是《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成书于2000年。然而，于先生潜心对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及其形形色色的各种理论学说与主要流派的关注和研究却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而从80年代初对汉斯立克及其音乐美学观的剖析开始，至随后不断发表的一系列关于音乐哲学、音乐美学的论文便是最好的明证。从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音乐研究而言，《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无疑是一部填补了中国音乐学在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研究领域空白的重要专著。但我们如在世界范围内审视这部专著，则恰如音乐美学家张前教授指出的那样：类似这样的著作，即便是在西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像《导论》这样专门论述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的历史发展，并做出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理论概括的学术著作。”???就算是在西方颇具影响的两部音乐美学史专著———1992年由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ofNebraskaPress）出版的美国音乐学家李普曼（EdwardLippman，1920—2010）的《西方音乐美学史》（AHistoryofWesternMusicalAesthetics），???以及1991年由英国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LondonMacmillanPublishersLtd.）出版的意大利音乐学家恩里科•福比尼（EnricoFubini，1935—）的《音乐美学史》（TheHistoryofMusicAes－thetics），???“也只是把20世纪的现代音乐美学作为其中的部分章节，不仅篇幅很少，对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的概括既不全面也不系统，而且在论述方法上也多是一般性的介绍，缺少有力的学术分析。”???笔者认为，以学科研究进程以及学科学术发展历史为研究支点，对19世纪中叶以后在西方具有一定学术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音乐哲学家及其思想理论展开深入透彻分析、阐释、论证，同时以中国音乐学家特有的学术立场对其展开论述，即是《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最显著的特征———于先生一贯坚持强调并成为他学术著述中特有的理论品格———“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它总是在“论”中带“史”“，史”中有“论”。既不同于很多看似深奥但却缺少历史感的“导论”，更不像某些罗列史料而理论性和思辨性却极度贫乏的“通史”。
以第一章“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确立和演进”为例，于先生对在西方具有重大影响的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进行论述时，首先把形式—自律论与它的对立面，即以情感论为核心的他律论音乐哲学从它们产生的历史渊源上进行追溯，并且逐一地分析了自古希腊以来西方音乐哲学发展中两种思潮的对立，同时着重论述康德美学中的形式论因素与汉斯立克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渊源关系，并在横向上论述孔德实证主义与自然科学在音乐理论中的应用，以及对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形成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在第五章论述“现代西方音乐哲学中的心理学倾向”时，于先生的分析重点虽然是介绍和论述在西方产生重大影响的迈尔及其音乐中的情感与意义的心理学阐释。然而，在此之前却用了大量的篇幅对从叔本华唯意志论哲学、赫尔姆霍尔兹音乐心理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库尔特能量论音乐观、埃伦茨维希精神分析理论，以及格式塔心理学对音乐哲学渗透的论证。笔者以为，这也正是于先生一贯的学术风格、理论特色，以及学术魅力的所在———即使是在对某一种学说进行理论梳理和阐述，也总是带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论分析和学术评价。一方面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观察、分析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各主要流派与代表人物的理论思想；但另一方面，却又在指出某些理论学说中立意新颖和具有学术价值的同时，对它们在哲学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与谬误也一并揭示。毋庸讳言，在中国研究西方音乐的学术群体中，或说是在一部以西方或西方音乐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中（尤其是音乐哲学类专著），中国学者一般都很少涉及和联系中国音乐学界的学术现实与思想状况，这一点对于于先生来说却截然不同。从“纯”学术的角度，用法国精神学家拉康（JacquesLacan，1901—1981）的“镜像”（MirrorImage）理论来看，一些同行或许会认为这是一种属于“他者”与“自我”的学术现象。但笔者更愿意将于先生的这种理论品质视为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学术关怀的高度学术责任感和学术使命感。#p#分页标题#e#
如在第二章“现象学原理引入音乐哲学的尝试”第一节“罗曼•茵加尔顿的现象学音乐哲学观”中，于先生首先对茵加尔顿的现象学音乐哲学理论渊源进行了论证———实际上追溯到了茵加尔顿的老师———胡塞尔。然后，才针对茵加尔顿的音乐作品与其演奏、感受、乐谱是不是同一的、音乐作品的本体特性问题、存在方式问题、同一性问题等进行论证和阐释。尽管如此，于先生仍客观地指出“：茵加尔顿的音乐哲学究竟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如果说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将认识的对象从客体转为了主体，那么，茵加尔顿的‘音乐是意向性对象’的理论实际上正是将音乐艺术的本质最大限度地从人的意识、意向活动，也就是从人这个主体方面去揭示、去描述。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索。多年来，我们一向比较着重从音乐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这个一般性出发点来阐释音乐现象，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音乐毕竟是人类意识活动的直接产品，是人类意识、精神生活最深层的东西通过乐音体系这个独特手段的物化或外化。意识活动这个极为重要的中间环节，它的丰富性、复杂性，它的地位，我们过去认识、研究、阐述得都不够。茵加尔顿的思想可以从这个方面将我们的认识向前推进一步，深化一步。”???茵加尔顿“提出有关音乐作品的单层结构以及它同现实世界实在事物之间的疏远关系等等问题，这对于长期存在于我国音乐创作实践、理论研究、音乐评论等领域中的概念化倾向和模仿论的残余影响的克服不会是没有益处的。茵格尔顿提出的关于音乐作品感情品格这种非声音成分的存在以及它同声音成分的契合为一的问题，对于我国目前的音乐创作和理论研究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有利于我们从理论上克服汉斯立克纯形式论的影响，改变忽视思想精神内涵、单纯追求形式上标新立异的风尚；另一方面，又有助于克服将内容与形式机械割裂、忽略对声音形式的塑造和深入研究而侈谈空洞内容的倾向。茵格尔顿提出的有关人通过自己的意向活动填充和丰富被构造的对象这个原理，对于发挥和调动演奏者和欣赏者在最后完成建构音乐作品这个整个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潜力上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第三章对“释义学及其对音乐哲学的影响和启示”论证中，于先生同样坚持了他一贯的学术立场：“我们的结论是，只有在理解对象和理解者、本来视界和理解者视界、对对象的理解和自我理解等等这系列相互关系的问题上真正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客体辩证统一的理论立场，音乐作品意义的理解问题才能最终得到合理的解决。”???可能有的同行并不留意，在于先生的著述中，“中国”、“我国”、“我们”等字词使用得非常普遍、频繁。在笔者看来，这样鲜明的文化身份与学界常见的某些行文方式和研究诉求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否则，于先生在《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的“后记”中也不会说：该书写作“最终的目的，还是在于通过对西方学术界对音乐本质问题的各种看法的清理和反思，使得我们能够在一种审慎和批判的前提下，使这些有关的思想资料为我们所借鉴，从而使我国的音乐理论建设走向更高的层次，达到更高的水平。”???与凝聚了于先生二十多年研究心血的《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一样，《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虽然成书于2008年，但于先生对肖邦的研究也一样由来已久。早在1980年，于先生就发表过一篇题为《肖邦音乐中的民族内容》的论文；1985年又委约为《百科知识》期刊撰写过“肖邦”一文，而2002年《从海德格尔阐释凡•高的〈农鞋〉所想到的》一文发表时，于先生已年至古稀。有人说，于先生半个世纪挥之不去的“肖邦情结”源于他早年留学波兰。或许，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悲情肖邦》一书的精髓：“悲情”与“悲情内涵阐释”，却是于先生“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学术思想经过了长时间对肖邦潜心研究后才获得的学术真谛———从1980年的“民族内容”到2002年由海德格尔阐释凡•高的《农鞋》所想到的“意蕴”，最终认识到“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是“肖邦音乐内涵研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问题”，进而牢牢地抓住了核心问题中的内核所在———“悲剧—戏剧性”。
毋庸置疑，从研究方法上看，《悲情肖邦》是于先生继1993年提出“音乐学分析”学说之后的一次理论深化和学术升华。在《悲情肖邦》中，我们看到了其与《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一脉相承的“音乐学分析”思想。而对海德格尔、伽达默、苏珊•朗格等前人理论的批判性借鉴与吸收，则又极大地丰富了“音乐学分析”的学说内涵。它除了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热爱”，以及在“肖邦的作品里包含着知识分子共同珍视的精神内涵，它能引起人们跨越时空的思想共鸣”，从而“悲情”成为一种“知识分子在面对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时表现出的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它由个人的文化情怀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凝聚而成，表达着对祖国、文化和人生最深沉的爱”???以外，更加明确地彰显出了建立在“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基础之上的“音乐学分析”开放性的学术特色与理论品格。同时，它也再次反映出了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理论与哲学基础之上，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音乐学研究。
众所周知，肖邦研究是一项国际性的学术研究。在笔者已知的英文文献中，迄今为止的正式出版物就有多种。如对肖邦手稿、书信整理的研究（Voynich，E.L.edited.Chopin’sLetters.DoverPublications，1988）；对肖邦生平的研究（OrgaAtes.Chopin：HisLifeandTimes.TunbridgeWellsMidasBooks，1978）；对肖邦人格气质及音乐表现的研究（SamsonJin.TheMusicofChopin.LondonBostonRoutledgeandKeganPaul，1985；Weinstock，Herbert.Chopin，theManandHisMusic.NewYorkDaCapoPress，1969）；对肖邦某些作品的演奏研究（AiChia-Huei.Chopin’sConcertoinEMinor，Op.11：AnAnalysisforPerformance.AnnArborMich，1986；KiorpesGeorgeAnthony.ThePer－formanceofOrnamentsintheWorksofChopin.AnnAeborMich，1975）；等等。况且，在中文出版物中，除了不胜枚举的乐谱类出版物以外，我们最常见到的仍然是译著，其次才是由中国音乐学家自己撰写的专著。比如：苏联A.索洛夫磋夫著、中央音乐学院编译室译《肖邦的创作》（人民音乐出版社，1960），帕斯哈洛夫著、史大正译《肖邦与波兰民间音乐》（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匈牙利李斯特著、张泽民等译《李斯特论肖邦》（人民音乐出版社，1979），廖乃雄著《钢琴诗人肖邦》（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波兰雷吉娜•斯门江卡著、梁全炳/姚曼华译《如何演奏肖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美国詹姆斯•胡内克著、王蓓译《肖邦画传———肖邦的生及其作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美国塔德肖尔茨著、马永波译《肖邦在巴黎———浪漫主义作曲家的生活时代》（新星出版社，2006），美国爱德华•巴克斯特•培理著、钱仁康译《肖邦的叙事曲》（《音乐艺术》2006年第1期），钱仁康著《肖邦叙事曲解读》（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冯智全著《肖邦大型作品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以及严格地说并不属于音乐学学术研究的音乐随笔杂文类出版物（如曹利群著《肖邦不住17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等等。#p#分页标题#e#
显然，运用何种研究方法，如何突破前人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最终揭示连国际上许多肖邦学家都从未涉足的研究领域———悲情与悲情内涵，并非易事！然而于先生却又有独到的见解：就艺术的深刻本质而言，肖邦的音乐同欧洲一切具有深刻内涵的音乐一样，包含着一种深层的人性意蕴。但这种意蕴并不是抽象的东西，对于肖邦的音乐来说，这种意蕴正具体体现在它所蕴含的悲情、悲剧性、直至悲剧—戏剧性之中，而它的形成具有特定的、潜在的社会—心理原因……真正的音乐应该是生命体验的真实袒露，是心灵—情感的一面镜子。我认为，要阐释它的深层内涵，至少要通过两个无法绕开的程序：一是要深入了解作曲家在特定时代、社会、文化环境下所处的具体境遇、他的整个心路历程，特别是他的情感体验，而对这一切的确切把握只能建立在相关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二是要深入到音乐文本自身，也即声音层面上的乐音结构体本身，因为任何精神性的内涵只能通过对音乐文本本身的透视才能得以阐释。???历史和美学的结合是最高的批评标准，中国的文艺批评是重视体验的，因此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重视体验的价值，结合历史与审美的维度就是一种可行的研究方法。???《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于2008年正式出版后，在中国音乐学界产生了热烈的反响。为此，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于2009年11月中旬在中央音乐学院联合举办了“《悲情肖邦》并肖邦专题研讨会”。会上，人们或从多角度表达学习研读《悲情肖邦》的心得；或从多侧面解读“音乐学分析”在此著中的运用与发展。甚至，也有人惊讶地发现，三个月前（即2009年9月）到中央音乐学院讲学的德国当代音乐学家赫尔曼-达努泽（HermannDanuser，1946—）的“关联域化理论”竟与于先生一贯坚持强调的研究方法有诸多契合……???诚然，表面看来，《悲情肖邦》中带有史学传记特征的四个篇章———“转折（1831年秋）”、“走向成熟（1832—1838）”、“抵达巅峰（1839—1846）”，以及“黯淡孤寂的晚期（1847—1849）”即是“第一个程序”，而对各时期作品具体的音乐技术分析与音乐表现性分析即是“第二个程序”，它们也确实体现着于先生自8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强调的历史与逻辑相互融合、相互贯通的学术思想。
然而，在于先生综合历史的、美学的、分析的、文化的视野“阐释”的字里行间，除了充满海德格尔、伽达默、苏珊•朗格等人的理论意味外，他的一系列独特见解何尝不是对前人研究的超越？！如将肖邦《b小调谐谑曲》视为标志着肖邦一生创作的重要转折，并将其从“突破谐谑曲体裁的传统性质，提升到悲剧—戏剧性境界”、“音乐中强烈的对比和反差造成音乐整体的巨大内在情感张力”、“将音乐推向悲剧—戏剧性顶峰的尾声处理”予以高度概括；在对夜曲体裁渊源关系进行考察以及对《c小调夜曲》分析之后得出的那些既充满厚重“历史感”，同时又凝练、准确的美学阐释“：一场心灵的风暴终于过去了，超脱了痛苦之后似乎变得明朗了的心境，同朦胧的夜色融合在一起，慢慢地消失在静谧之中……从中国传统美学的‘意境’观念来审视，应该说肖邦的这首夜曲不愧为真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中西艺术之间在审美理想上毕竟是相通的。”???更为重要的是，在《悲情肖邦》中还有很多中国音乐学家不苟同于西方肖邦学家长期以来固有陈旧话语的精辟论断。如在阐释《f小调幻想曲》第124—135小节的音乐内涵时，于先生指出“：有的肖邦学家以这段称之为‘凯旋’的音乐段落为根据，认定整首幻想曲是一首壮丽、充满乐观、胜利情绪的作品，这种论断难以令人苟同……我认为，作为一首‘幻想曲’，这第二个音乐主题同第一个主题群中的那个充满阳光、明朗、憧憬的第二个主题一样，反映了肖邦心境中的另一面，似乎是一种对奋起、抗争的一种想象，还远不是凯旋的胜利凯歌。”???又如，在论及《b小调奏鸣曲》末乐章时，于先生指出：“在肖邦所处的30—40年代，奏鸣曲套曲的结构原则和整体构思基本上还是遵循着原来的框架，特别是它的末乐章通常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肖邦的这首奏鸣曲的末乐章却令人惊奇地背离了这个原则……肖邦是一位具有坚实、深厚的传统音乐技法素养的作曲家，这里不存在技术层面上的处理失当问题。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源自这部感情‘戏剧’的发展逻辑自身……许多肖邦学家和善于诠释肖邦作品的钢琴演奏大师们，对这个终结乐章的内涵的感悟和理解往往都相当接近……人们在聆听这个乐章时产生的这种视觉想象，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探寻作曲家在创作这首奏鸣曲时的情感—心理路程中，来揭示这首终曲的内在意蕴。”???再如，在论及肖邦与乔•治桑的关系破裂时，于先生也没有完全赞同西方大多数肖邦学家以往的观点，而是有理有据地从更深层的音乐内涵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于先生的这些建立在“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基础上的见解，无论是在思想性、思辨性，还是基于历史与逻辑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理论构建，以及在对第一手资料与史料的占有和运用方面，都绝不会比西方音乐学家的研究逊色。甚至，它们还表明了中国音乐学家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第一，中国音乐学家突破了在西方音乐研究中总是跟在西方人身后“嚼别人嚼过的馍”的学术历史；第二，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在当代国际性的西方音乐研究中突破性地具有了属于中国音乐学家自己的学术话语；第三，在当代国际性的西方音乐研究中，中国音乐学家做出了自己应有的学术贡献。
或许是由于笔者研究课题———“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的原因使然，每次阅读于先生的《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和《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这两部专著时，脑海里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另一部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它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巨著。它的出版不仅在西方汉学界引起过轰动，而且在国际学术界也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将其看作是欧洲人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是人类20世纪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该著自1954至200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以来，先后被多国文字转译……然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却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花了整整50年时光才完成的外国人———英国汉学家、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JosephNeedham，1900—1995）。???当然，从研究对象上看，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于先生的“西方音乐哲学”和“悲情肖邦”完全属于两个不能相提并论的学术范畴。但是，如若我们从域外学者做“他国文化”研究这一视角出发，却又不得不承认它们有很多相同、相通之处。而且，在笔者看来，这种相同与相通所给予我们的启发和反思也应该是深刻的。一方面，在当代国际化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里，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及其高层次的学术成果（出版物）亟待翻译成西方文字，并通过国际化的出版物版权贸易早日“走出去”，在宽广的国际学术舞台上与世界范围内的音乐学同行取长补短、深层交流。#p#分页标题#e#
哲学分析论文范文3
关键词:水文化;研究态势;分析
1988年10月25日，在淮河流域四省治淮宣传工作会议上，李宗新先生首次提出应大力开展水文化研究。①历经近30年的发展，在水文化理论、水文化建设、水文化教育、水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运用计量分析和统计学知识，对检索到的水文化论文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一、水文化研究的学科分类与发展轨迹
我国高等学校教育专业设置按“学科门类”“学科大类(一级学科)”“专业”(二级学科)三个层次来设置。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设有13个学科门类，110个学科大类。水文化归属哪一个学科?经检索发现，文学、工学、经济学等学科门类文献比较集中，教育学、理学、法学、历史学居中分布，管理学、艺术学、哲学分布的较少，农学、医学、军事学没有相关文献，文化及水电工程是关注最多学科。在上述学科门类中，排本学科门类首位的是:文学是中国文学33篇，工学是水利水电工程239篇，经济学是工业经济119篇，教育学是高等教育19篇，理学是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25篇，法学是民族学13篇，历史学是考古10篇，管理学是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10篇，艺术学是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8篇，哲学是中国哲学6篇。除上述研究领域文献较多外，还鲜见于作物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林学、中药学、医学技术、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等学科。由此可知，水文化研究内容广泛，不仅有文史哲人文学科内容，而且还有理工类自然学科，同时还有经管法等社会学科的内容，属于新兴的文理交叉学科。我国水文化研究历经开展宣传研究(1989—2003年)、服务水利实践(2004—2006年)、政府倡导推动(2007—2010年)和规划专项建设(2011—2014年)阶段，基本上与年度发表文章数量趋势相吻合(见表1)。特别是2011年水利部《水文化建设规划纲要(2011—2020年)》以来，《基于人水和谐理念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研究》和《中国水文化发展前沿问题研究》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点)课题相继立项，国内学者的水文化研究主要聚集在水文化理论、水文化遗产、水文化资源、水工程文化、地域水文化、水文化教育传播等方面。从表1可知，1989—2001年，水文化研究的论文较少，年均不足6篇，低于年均篇数的年度为1989年、1992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尤其是1993年和2001年分别为0篇，这说明水文化研究处于萌芽阶段。2002—2006年，论文数量呈平稳缓慢增长态势，平均每年约20篇，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正处于稳步发展阶段。进入2007年后，论文数量呈快速增长趋势，到2008年、2010年达高峰期，随后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正趋向稳定和成熟。从2011年开始，论文数量呈现直线上升趋势，年均为86篇。2011—2016年篇数占所有论文的53．4%，说明此阶段是我国水文化研究领域的探索和快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1989—2003年，没有研究生以水文化选题作为学位论文。2004—2016年，学位论文共39篇(博士学位论文2篇，硕士学位论文37篇)，学位论文数占所有论文的4．06%，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在基础理论方面相对比较薄弱。在学位论文中，最早的博士学位论文是2004年艾菊红的《傣族水文化研究》②，最早的硕士学位论文是2005年刘虹弦的《水脉相连气韵横生———水文化在现代城市形象中浸润和延续》。在水文化文献中，主要来自《治淮》《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水利发展研究》《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中国水利》《江苏水利》《水利天地》《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涉水行业主管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主办的期刊。在水文化研究中，涉水行业高等院校期刊如《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昌工程学院学报》等成为主要学术交流阵地。尤其是《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自1985年创刊就设有“水文化研究”专栏，成为全国期刊界历史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高的特色栏目。此外，《北京水务》《中国三峡建设》《山西水利》和《城乡建设》这四种期刊数量也位居前列，说明水文化研究与水利建设也紧密相连。
二、水文化研究的热点、焦点与团队分布
文献分析表明，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还没有刊发与水文化相关的哲学、社会学、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历史类文章，中文核心期刊刊发水文化研究文章更少。在水文化研究论文中，被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论文较少，《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或收录论文屈指可数。这说明，水文化研究期刊层次和期刊学术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通过对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进行分析，可以很好地体现一门学科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热点、焦点。水文化研究出现频率极高且排在前列的关键词有“水文化”“水”“文化”“水文化遗产”“人水和谐”和“水文化建设”。这说明，以上述词语为关键词的文献相对比较集中，是水文化研究关注的重点和焦点之一。同时，频率在4次以上的关键词主要有“建设”“水利风景区”“保护”“内涵”“水文化教育”“水景观/开发/保护利用”“教育/水资源/水利院校/城市发展/发展”“水利/可持续发展/研究”“传承/生态文明/水文化传播/和谐/水利工程/水环境”和“水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由此可见，水文化研究的范围和领域更加广泛，如水生态文明、水文化传承创新、水教育传播、人水和谐等成为水文化研究新态势。通过分析研究机构，可以了解我国水文化研究团队和研究基地分布格局。水文化研究发文排在前3位的全部来自高等院校，分别是河海大学、南昌工程学院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其中，河海大学38篇，发表文献最多，占总数的3．94%;南昌工程学院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发文章分别占总数的2．07%、1．87%，这与河海大学水文化研究所、南昌工程学院水文化研究中心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水文化研究中心都是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密不可分。上述研究基地已经成为水文化研究、水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高地。
三、水文化研究的成绩、不足与未来展望
哲学分析论文范文4
通识教育的目标首先是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合格的人类成员、一个合格公民，进而成为“完整的人”。通识课程中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伦理学等课程，能够促进学生人格的陶冶、心性的培养、精神生活的提升，对于实现学生的完美人格起着重要作用。基于此，美国50%以上的医学院校开设了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医学人文等课程，开阔了学生视野，对于学生健康成长与完美人格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医学院校通识教育存在的问题
1.部分学校对通识教育的指导思想不科学。在不少人(包括学校领导与管理人员)看来，通识教育就是让学生广泛地通晓各种知识，开阔学生视野，扩大选修课的范畴和数量成为许多学校不谋而合的选择。对此，牟宗三先生指出，“通识教育不是叫个人懂得许多，自然科学懂一点，人文科学也懂一点，美术音乐都懂一点，这样的话顶多不过是百科全书，百科全书你自己可以到图书馆去翻……”通识教育绝非要使每一个人成为各种知识兼备的“通才”、“全才”，而是通过传授基础学科知识，运用得当的教育教学方式与方法，提升人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使学生成为具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不仅学会如何做事(howtodo)，更要学会如何做人(howtobe)。指导思想的不科学，必然导致通识教育严重偏离正确方向，影响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2.通识教育课程设置存在突出问题。由于专业学科门类多、课业负担重等原因，不少医学院校只留给通识教育很小的发展空间，导致课程种类单一、学时数较少、学分较低，成为“仅仅是在主课以外‘扩大’一点学生的兴趣和知识面，说到底只是在传统的‘专业主义’不变的前提下给学生加点‘小甜点’”。在课程设置结构上，公共必修课学时、学分所占比重过大。特别是思想政治课占去较多的学时与学分，成为最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通识课程，大学英语所占学分比例之高、学生投入精力之多，且学生存在较强的功利学习目的(考研、考博、出国考试等)，使其性质发生“异化”。担负着人类精神文化传承、人文素质培养、健全人格形成等重要职能的其他课程所占学时、学分却明显偏少。选修课担负着开展通识教育的重要使命，但是由于认知偏差、思想上重视不够等原因，各学校对于课程开设存在较大的随意性，且教学管理不到位，教学质量无法保证。
3.通识教育教学方法、评价与考核机制存在严重缺陷。许多医学院校通识教育在方法上与专业教育并无二致，以传授知识与技能为主要目的，以课堂讲授为主要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大打折扣，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与人文素养。在教学评价与考核方面，“重知识、轻能力”与“重评价、轻过程”是大多数学校通识教育存在的通病。考核侧重于考查学生对基本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考核内容以书本知识、理论记忆为主，对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与批判精神等内容涉及较少。考核方式主要有开卷考试、闭卷考试、论文写作、撰写调查报告等，均属于结果性评价模式，忽视了对学习过程的考察;考试题型大都以客观性试题为主，答案标准而单一，分析题、论述题等锻炼发散性思维的题型较少，影响了对学生创造力、想象力的培养。
4.学生对通识教育缺乏认真、理性的思考和足够的重视。在大多数医学生心目中，“专业至上”的观念根深蒂固，不少人学习通识教育必修课的主要动力是为了应付考试，学习通选课的动机是为了“挣学分”，即便出于个人兴趣的原因选修某门课程，也并不真正重视，旷课、迟到等现象屡见不鲜。某校调查显示，关于选课的动机，31.84%的学生因为“与所学专业相关”而选课;41.95%的学生为“学分”选课;7.49%的学生选课因“教师个人魅力”;19.1%的学生“与舍友一起选课”;38.95%的学生重视课程的“实用性”;19.85%的学生认为“热门的课程都被选完了，只好选剩下的”。学生对通识教育存在糊涂认识由此可见一斑。
三、医学院校通识教育的改进与完善
1.对通识教育进行明确定位。“目前通识教育还远没有成为我国大学的办学理念，通识教育并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模式，而是作为专业教育的基础、补充、纠正。”在许多医学院校，通识教育课程往往被视为承载着为专业学习打基础的功能，或者被看做开阔学生视野、拓宽知识范围的途径，归根结底从属于、服务于医学专业教育。应该明确，通识教育是具有自由教育内核、有别于专业教育的一种教育。尽管与专业教育并非“相悖与对立”，二者却在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模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区别。必须转变教育观念，着眼于把通识教育作为每一所学校基本的办学理念，探索建立适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从根本上为通识教育的开展开辟道路。
2.对通识教育课程进行整体规划、精心设计。针对思想政治课与大学英语教学，可以适当减少学时与学分数，前者应当通过采用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突出实效性(如结合社会实践进行)达到教学效果，后者作为公共基础课，在整合教学内容、一定幅度地降低学分数与压缩学时后仍能保障教学目标实现———当前大学英语费时、费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已经远离通识教育的初衷而走上应付各种考试的功利主义迷途。同时，增加伦理学、哲学、法律、文学、历史等课程的学时与学分所占比重。对于选修课，应该从教学目的、课程体系、教学方式、学习要求等多方面进行精心设计和严格管理，设立专项经费和相关制度予以支持。在课程开设方面，可以借鉴哈佛大学核心课程，并结合医学生实际确定所要开设课程的门类，在教师申报时严格把关，切实改变随意开设、无人重视的“杂、乱、差”现状。
3.改革教学方法、评价与考核机制。通识教育着眼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与人文素养，需要改变以传授知识为目的、教师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方法，更多地灵活采用实践教学法、讨论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方式与方法，充分运用多媒体等教学手段，使学生拓宽视野、培养能力、陶冶情操。对于学生的评价与考核，实行形成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特别要高度重视形成性评价模式的作用。在考核目标上，以提高学生整体素质为核心，淡化对所学知识的考查;在考核内容上，扩大考核范围，除了考核书本知识，着力考查学生的人文素养(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认识、对医患关系问题的观点，等)、基本能力(论文写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思考问题能力，等)以及基本素质(人际交往、遵纪守法情况，等);在考核方法上，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考核，采取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课堂表现打分、进行多次小测验、论文与作业成绩评定等。
哲学分析论文范文5
学术期刊是学术交流最直接、最活跃的平台之一。根据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旗下三大文献检索系统——《科学引文索引》《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的数据，截至2019年10月，英文期刊在这三个系统期刊总量中的占比分别是88.58%、89.25%和22.25%。可见，英文期刊举足轻重，无论是关注学术动态，还是欲、增进我国学术研究的国际表达，研究英文期刊论文的文本建构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
目前，关于英文期刊论文的摘要、引言和结论部分研究比较充分，但方法部分研究不足，而研究的创新往往就是从方法开始，因此期刊论文方法部分的文本特点和建构方式，对文献阅读者和撰写者的意义不言而喻。文本作为对现实的反映，其特点会在学科与学科群的对照中更为凸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博学文库”新近专著《学术期刊论文方法部分文本建构研究》，就旨在对照和揭示不同学科群、不同学科的英文期刊论文方法部分的文本特征，考察它们的生成机制，以形成对学术语篇研究和学术英语教学的实证支撑。
该书基于作者自建的大型英语学术期刊论文方法部分文本语料库，采用了文本分析、统计学分析和专家访谈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在词汇层面上，它采用语料库语言学与Coh-Metrix分析工具相结合的方法，描述了词长、词汇多样性、词汇密度、高频实词和主题词特征。在句子层面上，该书借助同样的分析手段，描述了句长、句法复杂度、主位结构、主位推进模式等变量的特点。在语篇层面上，它主要结合体裁分析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考察了段落长度、可读性、衔接、语步结构和话目分布规律；在分析语篇建构的心理因素时，作者采用专家访谈法对方法部分的重要性、该部分与论文其他板块的关系以及如何确定语料样本等问题进行探讨。最后，该书还从主体、对象、方法、受众、规约和反思等六个纬度探讨了所涉五个学科群的学科性和学科间性特征。
通过这些研究，该书尝试回答了一些问题，如在不同学科群和不同学科中，期刊论文方法部分在词汇、句子和语篇三个层面上的异同；不同学科群、不同学科在方法部分的语言选择上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及其影响方法部分文本建构的方式；学术语篇对科学研究的建构作用及其在文本中的体现方式。
哲学分析论文范文6
一、明确通识教育理念是有效实施通识教育的前提
目前，我国大多数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实施通识教育时普遍存在如下一些问题：一是在价值层面上以工具理性指导人才培养，忽略了大学本身的人文情怀和价值追求。在人才培养模式的设计中与下游的高等职业教育相似，“以就业为导向”、“一切为了就业”成了人才培养唯一的指导思想，就业率成了高悬在高校领导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以至于大四成了就业年和“空巢”年，学生为了就业无心学习，到处找场子、通路子。在教学方面，通识教育则让位于职业技能教育，通识教育仅仅是专业教育的补充，是游离于专业教育之外的附加部分。二是在课程设置方面，首先是公共必修课程中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侧重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上重视，实质上没有得到重视；其次是课程教学急功近利，学生学习心态浮躁；再次是通识课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学生只求学分、不讲学习效果；四是专业理论课负担过重，学生无法安心于通识学习。三是在师资队伍方面，教师缺少一定的文化底蕴。由于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近年来都面临一个快速发展期，学校连年扩招，规模急剧扩大，对教师队伍资源形成了巨大的压力，高素质教师的补充远远不能跟上学生数量的增加。再加上这些学校引进人才首先考虑的是急需的专业人才，而不是从事通识教育的教师，学校高水平的人文专业教师紧缺，加剧了教师队伍学科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所以，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不可能象国内一流的本科高校那样积聚起一批能开设高质量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师力量。四是在操作层面上，通识课程建设不到位，教学管理不严格，教学内容没有主要方位，教学方式单调，使通识教育课程不能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存在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学校对实施通识教育的本质和理念认识缺位，对通识教育在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通识教育原意是教导人要接受全面的、完整的教育，加强学生的人文修养和人格的完善。通识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能独立思考，对不同的学科有所认识，从而能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培养出一个完全完整的人。通识教育的成形在美国，它是美国大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适应性的产物。1945年7月，哈佛大学颁布了著名的“红皮书”——《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报告强调，通过通识教育应该帮助人们“有效地思考、交流思想，做出适当的判断并区别不同的价值观念”。158国内著名学者李曼丽博士则认为：“就性质而言，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所有大学生都应接受的非专业性教育；就其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就其内容而言，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17根据以上论述，大学通识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是关注作为整体性的人的教育，是使每一个人都能接受适于自身需要与特点的教育，是求得每一个人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教育。通识教育所追求的是高等教育的本质和大学的使命，因此，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是通识教育的主要内核。通识教育的理念和目标符合我国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也与国家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要求相一致，与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功能相吻合。当前，我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基本情况与20世纪30-4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的状况十分类似。在人才培养方面，新建地方本科院校面临着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各类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及学生就业竞争的巨大压力，究竟是全面“育人”，还是功利性地“制器”，这是摆在新建本科院校面前需要正确抉择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其实，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前提是高素质，然后才是应用型。一个大学生走上社会以后，只有人格健康、文化修养好、科学素养强，再加上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才能更好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通识教育可以避免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因专业结构单一、专业划分过细、专业功利性过强的现状，培养适应性和社会责任感强的人才。因此，新建本科院校要真正理解大学通识教育的目标，以先进的通识教育理念引领人才培养全过程，不仅要重视“制器”，更要重视“育人”；要在组织实施大学通识教育的过程中，建设具有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的通识课程体系，以专业教育为根、通识教育为本，将通识教育融入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整体改革之中。
二、课程建设和改革是发展通识教育的核心
应用型人才的素质规格必须有严格的课程体系来支撑。目前，大多数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通识教育课程都由公共必修课和公共选修课（通选课）组成。由于历史的原因，公共必修课程中占主要比例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大学英语、计算机和公共体育（一般要占40个学分），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大学英语是培养大学生的语言交流能力，这些课程是无法承担通识教育任务和实现通识教育目标的。公共选修课程则是天女散花式地多而杂，数量有数百门之多，课程内容没有深度，课程间没有内在联系，形不成有效支撑专业教育的课程方向，教学要求不严，导致很多学生混学分。很明显，目前所实行的公共选修课方案实际上未能达到通识教育的目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通识教育的核心是通识课程体系的建立，建立核心课程体系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出路，也是美国和国内高水平大学通识教育课程改革的成功经验。我国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曾相继学习哈佛大学的经验，推出了自己的核心课程体系。但问题是，作为一所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其办学理念和办学定位有自身的特殊性，以教学为主、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使命决定了这类学校不能盲目照搬哈佛和国内一流高校的做法。而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根深蒂固的学习习惯也不一定能完全适应哈佛大学的做法。相比之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验更值得我们借鉴。麻省理工学院的自然科学通识课程不似哈佛芝加哥的自然科学课程多为所谓“非专业的科学课”，而是与专业紧密结合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较有特色的是，麻省理工学院对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社会科学要求较高，理工科学生必须选修至少8门其质量份量和严格性很高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而且规定至少3门必须集中在某一特定领域，如历史、哲学、文学等。基于上述案例，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建立自己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时要重视以下几点：一是核心课程要以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为主，坚持少而精的原则。人文类课程是人类文化精华的主要载体，人文精神是养育大学生健全人格最核心的心理营养。在以理工类专业为主的一些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理工类专业基础课程中的科学素养已基本满足学生发展需要，应更加关注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因此，通识教育要以人文社会学科课程为主线，精选包括传统文化（如四书）、伦理学、文学、外国经典、中外历史、哲学等课程，通过这种知识教育、道德教育、伦理教育、生命教育等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这类课程特别要渗透中华文化传统，使通识教育内容本土化。因为“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积累而成的精神财富，是一个民族发展动力接连不断的源泉。文化传统可以造成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和自强精神。有了它，一个民族在遇到难以应付的历史环境的挑战的时候，就有可能激发民族活力，解决面临的复杂问题，使民族获得新生”。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其特有的道德理想、人生态度、价值追求、思维方式在今天仍有不容忽视的教育价值。二是要改革现有公共必修课程体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由于中国的国情和历史原因，目前的公共必修课框架还不可能有大的变动，但其教学内容可以整合，如思想道德课程可以与传统伦理教育相结合，融入中国传统道德元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可以与介绍西方经典哲学思想结合起来进行教学；大学语文可以从文学和传统文化的视角进行课程改革；大学英语课程，它应不仅是一门语言课，不仅是为了学生考级，我们要通过大学英语对学生进行国外先进文化和精神遗产的教育。即使是大学体育课程，也可以体现通识教育的内涵。传统体育课程的目标过于关注人的生物学意义，侧重身体需求和生理需要，而忽略了学生作为“人”的心灵渴望。现代大学体育完全可以渗透“精神、道德、人格”教育，使体育课同样充满人文情怀。三是要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互融通。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是相互支撑的课程教学体系，从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视角来看，通识教育能使学生获得将来社会生活适应过程中除专业知识和能力外所需要的知识素质和能力，专业教育则满足学生在就业岗位中的职业要求。通识教育要求学生在知识领域上的适度宽广，强调的是横向上的知识面和基本技能；专业教育则是对学生某些专业领域知识和能力的深度要求，主要强调纵向上的理解。作为学生，能以人文和更宽广的科学视野思考和处理专业问题，或能从精深的专业角度来观察、适应社会的变迁，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修养。学校的专业教师，要在专业教育中渗透通识教育的理念、精神，把历代科学家和专家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人文情怀、顽强精神，以及自然规律中的美学原则等渗透到教学中。另一方面，不同专业学生的专业教育要与不同的通识课程相匹配，例如，培养建筑工程师，要学会造房子，就要学习专业课“结构力学”；房子要造得美观，就要学习美学；造的房子质量要好，不会成为“楼歪歪”，则应该学习伦理学。因此，美学与伦理学应是建筑类和艺术类学生必修的通识课程。四是重视公共选修课程建设和管理。目前大部分实行学分制管理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都有公共选修课课程模块作为通识教育的重要补充。但这类课程多而杂，课程开设随意性大，管理混乱；师资基本以青年教师为主，开课质量不高；学生对选修该类课程积极性不高，听课不认真，考核不严格。因此，学校要对公共选修课进行整体规划和建设，并在建设经费上给予扶持；要根据学科和专业特点对现有的公共选修课进行疏理，要按大类整合，如人史类、艺术类、科技类、经管类等，以便于学生根据个人需求及专业特点进行选择；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所提供的优秀网络课程资源，以“网络课程+辅导教师”的形式充实到公共选修课体系中；要重视通识课程教师队伍的建设，加强对通识课程的教学管理和课程评价，提高师生对通识教育的自觉意识。五是开设通识教育系列讲座。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通识教育师资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充分利用校内外优质教学资源，开设专家讲坛、系列讲座，对不同专业或不同需要的学生进行相关的通识教育。每位专家教授在自己熟悉的专业或相近领域内精心准备若干讲座，学校可建立精品讲座专家库或网站，学生根据不同专业需求选择相应的讲座接受教育，经教学管理部门考核后承认一定的学分。
三、严格要求和教学方法改革是通识教育成败的关键
学习国外通识教育经验不能仅停留在形式上，象通识教育概念引入、通识教育课程的分类、通识课程学分的认定等。其实美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实施的精华在于它的严格的教学方式及对学生严格的训练要求。尽管美国各类大学的核心课程各具风格和特色，反映了这些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历史传统，但通识教育核心课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严格的质量要求和严肃的课程管理机制。如美国南部杜克大学2008年秋学期的一门通选课“人口贸易的过去与现在”，这一课程是教师小组共同主持的一个研讨性课程，旨在通过历史研究去真实地揭露移民工作者的移民与强迫劳动产生之间的关系。课程在研讨的前十周，学生每周要阅读所有规定的资料，每周的阅读任务是150页左右，同时还要调查他们自己的研究主题；研讨的最后三周是做论文并对其他同学的研究论文进行批判。在整个研讨过程中，学生需要完成两种论文，第一种论文是针对每周的讨论主题，在阅读后对问题进行解释；第二种论文是自己的一篇研究论文，要求篇幅在15页到25页之间，学生要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运用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分析某一种人口贸易现象。两种论文都要被打分，在研究论文交流的过程中，学生要作研讨的主持人。所以，学习国外经验，最值得参考借鉴的是他们为实现通识教育目标而构建起来的对学生高度负责的教学制度设计。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通识教育刚刚起步，在学习和借鉴国内外通识教育经验时不能只重形式、不重实质，只看重通选课程的数量、不注重课程的质量。学校要根据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特点，结合专业教育，精选少量“核心”课程，明确课程目标和精选课程内容；要挑选最好的老师或配备最好的教学团队进行通识教学；要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学分制来为通识教育的实施提供管理制度的保障，要制定严格的课程执行计划，加强课程教学各环节的衔接，对学生进行严格的教学训练，实行严肃的多样化的课程评价标准；人文类课程要为学生提供一定量的阅读和进行充分的课堂讨论，并向学生提供全面细致的学业指导。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创新是实现通识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
哲学分析论文范文7
关键词：乡村振兴；文献计量学；乡村发展；文献分析
2017年党的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农业农村的发展摆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位置进行决策部署，以达到2020—2035年显著缩小城乡差距、迈向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需要充分认识这一战略的重大意义，而且需要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目标任务及实施路径，这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效率[1]。研究乡村振兴问题，可以向上追溯到乡村发展、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有关文献[2]。自党的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出现了对乡村振兴的多方面的诠释，关于乡村振兴的文献日益丰富，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见仁见智，形成了一系列的丰硕成果。为了了解我国学者关于乡村振兴研究的全貌，追踪相关领域研究的总体发展情况及动向，帮助相关学者把握研究的发展方向，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对“乡村振兴”相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如每年的发文数量、主要发文期刊、高频关键词、主要作者和主要研究机构及最具影响力的论文等作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呈现我国乡村振兴研究的整体现状和发展脉络、研究基础、当前研究的热点和发展趋势，摸清该领域的活跃作者群、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分析出主要研究机构及其影响力情况、最具影响力论文的研究内容和方向，以期为从事乡村振兴领域研究的学者提供信息支持和决策参考，也为探索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一定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基础。
1文献来源与选择
本文通过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获取研究数据。具体检索方法是：选择主题字段，以“乡村振兴”作为检索词，选择来源期刊类型为SCI来源期刊、EI来源期刊、核心期刊、CSSCI和CSCD来源期刊，以保证论文质量的可靠性。共检索到2827条检索结果。排除会议信息、相关报道和通知通告等非期刊论文后，共得2795条检索结果。检索时间为2019年12月30日。
2统计与分析
2.1论文年代分布。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于2017年，所以相关文献起始于2017年（25篇），2018年、2019年发文数量迅速增长，分别达到1004篇和1757篇，另外9篇论文属于2020年优先出版。这一变化表明此战略目标一经提出，就掀起了研究热潮，吹响了我国乡村振兴发展的新号令。
2.2学科分布。2795篇论文按CNKI的分类体系进行大致归类，部分论文有学科交叉，但归类时一篇论文只归到其中一类。2795篇论文以经济管理和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与自然科学略有交叉。经济管理类的论文数排第一（1612篇），占了57.67%，其中又以农业经济为主（占90.55%），其他涉及的有经济理论与体制机制、财政金融、创业、电商、旅游餐饮服务等领域。人文社会科学类的论文数排第二（552篇），占19.75%，涉及的有农村人才与教育、法律法制、农村社会学、乡村治理、乡村文化、乡风民俗、乡村历史发展、地理等。党政类的论文排第三（408篇），占了14.60%，主要涉及政党、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等。哲学与宗教类论文数排第四（101篇），占了3.61%。论文数排第五的为农村科技（95篇），占了3.40%。其余少量论文分布在基础科学（0.43%）、信息科技（0.29%）、医疗卫生（0.28%）等。
2.3研究主题分析。通过分析文献的高频关键词可以发现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一般来说，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反映了某一时期的学术动向与学术热点。本文对一些相近的关键词进行了合并，如城乡融合、城乡关系、城镇化合并到城乡融合。除了与本研究主题高度重合的关键词“乡村振兴”外，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有城乡融合与城镇化、精准扶贫、乡村旅游、“三农”问题、乡村文化、新型职业农民、乡村建设与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农村建设与改革、农村现代化、村民自治等。
2.4发文期刊分析。对相关研究领域的期刊进行分析可为研究人员阅读和选择投稿提供参考。2795篇在469种期刊上，发文量超过30篇的期刊有《人民论坛》（178篇）、《农业经济》（136篇）、《农村经济》（58篇）、《农业经济问题》（42篇）、《中国金融》（32篇）、《地理研究》（30篇）、《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0篇）。篇均被引较高的期刊是《中国农村经济》（24.50次）、《改革》（20.41次）、《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2.46次）、《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20次）、《农业经济问题》（11.17次）。
2.5发文作者分析。发文6篇（含6篇）的作者信息如表1所示。这19位作者是我国乡村振兴研究的高产作者群。其中发文量较高、影响力较大的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刘彦随，发文16篇，篇均被引高达25.69；其次是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的贺雪峰，发文10篇，篇均被引为21.70。其他较有影响力的高产作者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叶敬忠，发文6篇，篇均被引为19.83；南宁师范大学的屠爽爽，发文10篇，篇均被引是13.50；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陈秧分，发文6篇，篇均被引为14.33。
2.6发文机构分析。21所机构中除3家研究所外其余均为高校，可见高校是我国乡村振兴研究的主体。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农村发展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等机构是我国乡村振兴研究产出的主要机构。论文产出量及影响力较高的机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44篇，15.14次/篇）、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56篇，11.8次/篇）、北京师范大学（34篇，12.44次/篇）、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22篇，17.41次/篇）。表2列出了发文量超过30篇的前15所机构信息。
2.7高影响力论文分析。我国乡村振兴研究被引次数最高的论文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刘彦随发表于《地理学报》2018年第4期上题名为《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一文，被引次数为320。该文探讨了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基础理论，剖析了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问题导向的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科学途径及研究前沿领域。[3]被引次数排第二的论文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的叶兴庆发表于《改革》2018年第1期上题名为《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论纲》一文，被引次数为230。该文指出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与新农村建设的总要求在内容上相比，前者内容更加深化。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①从“生产发展”到“产业兴旺”，要求农业农村经济更加全面繁荣发展；②从“生活宽裕”到“生活富裕”，要求持续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农民消费升级、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③从“村容整洁”到“生态宜居”，要求促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农业农村；④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要求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该文提出在城乡二元结构仍较为明显的背景下，要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跟上国家现代化步伐，必须牢牢把握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两大原则。[4]被引次数排第三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张军发表于《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1期上的题名为《乡村价值定位与乡村振兴》一文，被引次数为186。该文全面阐述了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和国内外实践现状，探讨了乡村价值提升和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体系，包括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福祉建设和政治建设等内容。不仅提出了在国家层面上制定“乡村振兴法”，编制乡村振兴规划，设置乡村振兴机构，采取主要领导负责制，还提出在制度层面上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彻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为突破口，创新乡村振兴体制机制。[5]从内容上看这三篇论文均涉及到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基础和内容内涵的理解、城乡二元结构、中国城乡融合，以及乡村规划、乡村治理的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等问题。这些都是我国乡村振兴研究较具代表性、影响力的基础性论文，对后续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哲学分析论文范文8
1.准人方案设置
在完成所有全校通选课的学习后，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准人课程可以设置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准人标准为:在第二学期结束时，完成全校面向本科生开设的所有通识通修类课程。本院学生第二学期结束时须完成上述6J’丁专业准人课程的学习，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外院系申请准人的学生在第二学期结束时至少取得4个准人课程，并取得相应的学分。
2.准出方案设置
准出标准为:首先必须修完下列基础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史、宪法学、中国政治制度史、公共行政学、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方法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务员制度、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较。其次，完成全校通识通修类课程、准人课程、专业准出课程，并取得所有学分。
3.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办学目标，应严格按照专业学术类、跨专业复合类以及就业创业类这三种类型的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运作和施教。首先，认真培养从事本专业学习和深造的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术氛围，为他们将来能成长为本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做好准备。该类学生除了要认真学习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课程之外，推荐选学本专业的选修课程，并且鼓励选学一级学科选修课。其次，积极支持学生们从事跨学科的、跨专业的学习和深造，在他们完成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之外，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以及社会的需要自由地选学其他学科、专业的课程。在选学过程中，系里将提供一定的专业咨询和指导。
二、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课程模块设置
根据上述培养目标和培育方案的设置，政治学与行政学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可分为三大课程模块:
1.通识通修课程模块
这一模块的目的是加强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基本的哲学、逻辑学等思维。课程包括学校统一安排全校公共课和文科公共基础课，例如:中国近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军训、军事理论与军事高科技、大学英语、大学计算机信息技术、大学计算机应用、简明微积分、体育等。
2.学科专业课程模块
包括所在院系的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课程包括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公共行政学、西方政治思想史、宪法学、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方法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务员制度、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较。
3.开放选修课程模块
包括专业选修课、一级学科选修课、跨学科跨院系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该模块的课程，应该在院系的指导下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社会的需要自由选择搭配。课程包括政治学专业英语、政府公共关系理论与实务、公共财政与预算管理、城市与社区管理、行政伦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西方行政学说史、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公务员职业能力与职业发展、数字化政务信息管理、政治心理学、政治认同导论、中国行政改革与发展、台港澳政治与行政、社会实践。跨专业选修课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公共经济学、公共管理的量化方法、国际法、国际组织、国际经济学、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