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想论文范文1
哲学教育要有大胆的质疑和思想的碰撞，哲学的长青藤才会常绿，哲学教育必须重于提升智慧、端正品行，修养身心，培养大学生观察、分析问题的立场，打造学生健康的心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努力把学生塑造成为有理想、有信念、有文化、有道德操守的人。哲学教育目的的抽象化。目前民族高校哲学教育的目的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目的，教育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能力怎样培养？具体操作的程序、实现目的的指标等都不明确。在实际哲学教学中，教师使用的教材过于概括和抽象，教学内容多，教学时数不足，教学内容演绎不够，经典引证不足，案例教学不生动，对时事热点的捕捉不及时，不利于体现哲学教育求真、反思和批判的本性。哲学教材体系的教条化。民族高校现行的哲学教材体系基本是沿用前苏联20世纪50年代教科书体系和中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教科书模式，虽经历次修改，但基本框架如旧，教材内容缺少时代性、针对性和趣味性。教材内容古板而陈旧，学生学习索然无趣。
哲学教育与社会生活脱节，教材内容与学生思想实际脱节，学生没有被教材内容吸引，教学方法必然是灌输式的，哲学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哲学教材应反映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所思所想。中国社会已跨入新的历史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民生诉求不断产生，学生必然有许多迷茫和困惑，哲学教育应为学生答疑解惑。哲学教育方法的单一化。近年来哲学教育教学方法不断改革，讨论式、案例教学、经典著作导读等教学方法不断被尝试，但理论教学仍然是最基本的教学方法。当今社会发达的媒体，信息化的网络空间，给大学生提供了接受信息的广阔平台，丰富的视听世界的诱惑，利用好网络空间的多媒体技术，是现代教育的捷径。哲学教育不应仅抱守自己传统的模式，应转变教学方法，把学生由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独立的思考者，避免刻意的说教，回归真实，注重平等讨论，真诚交流，以理服人。哲学教育考核方法的程序化。哲学教育既要培养学生观察分析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也要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时局的审视、对是非的判断、对利弊的取舍，这些实际能力的培养，往往不是分数所能评定的。传统的以主客观命题的考试方式，以分数来衡量学习成绩的方法未免妥当。改革考试方式是培养学生能力的需要，也是培养独立思考的创新型人才的需要。
对哲学教育的目标要重新定位。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教育的功能是其他任何学科都不可替代的。哲学教育，可以使学生从理性高度辨析复杂的社会现象，把握事物的规律，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现实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而人们的精神生活却在快节奏的工作和残酷的生存竞争中极度贫乏，道德在缺失，公德被践踏、精神在萎靡。“人类的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精神家园却日益荒芜”[3]。我们的社会应反思，哲学教育应告诉我们科学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存在的意义，要通过诚实劳动去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快乐的生活态度，每个人都成为有尊严的人。对哲学教育教材体系的改革。哲学知识的广博性，决定了哲学教材要建立复合型的教材体系。中国长期强化哲学意识形态的功能，哲学教育偏重政治性和官方性，使各个时期的哲学教材几乎千篇一律，要鼓励学术研究上的百家争鸣，教材建设要有多样性，名家观点、学派争论、权威解释、经典导读、流派分析，甚至是标新立异。可以互相借鉴，互相争论、互相质疑，这有利于发现真理，澄清事实，提高认识。
现代哲学的发展已与多学科相互渗透，产生了大量交叉性哲学，这说明哲学已应用于各门具体科学中，推动了各门科学的发展，也推动了哲学的发展。哲学是人类的理性思考，哲学经典名著是哲学圣殿中的瑰宝，哲学教育应展示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彰显人类文明的精华，引导学生去研读、品味、吸收，启发学生与古今先哲们心灵对话。真正的哲学思想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应借鉴国际上优秀的或权威的哲学教材，促进东西方哲学思想的交流，供学生研读和选择。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西方快餐文化已渗入中国，现代西方思潮已像关不住的闸门，涌入我们的生活中，时尚的青年学生已深受其影响和熏陶，各种励志类人生哲学书籍、快餐文化读本、心灵鸡汤读物，已在学生中传播和阅读，我们应给以正面引导。应允许民族高校编写适合于民族教育的、与主导教材相配套的民族哲学教育的辅助教材，体现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和传承，丰富民族高校哲学教育的内容，积极与时代对接，理性地吸收、批判、选择和借鉴当代世界哲学文化。对哲学教育教学方法的改革。
哲学思想论文范文2
哲学思想论文范文3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研究中心主办的“梵学与佛学研讨会”于2011年10月22－23日在苏州召开，本次会议得到苏州西园寺普仁方丈及诸寺众的大力支持与协助，来自北京、台湾、香港、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区近50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就中国当前梵学与佛学的研究、人才培养及未来发展趋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 本次会议共收到36篇论文，其中基于梵汉或梵藏汉对勘的大乘佛教经论与思想研究的论文，就有16篇。在这些经论中，最受关注的是在中土流传甚广的《维摩诘所说经》。黄宝生研究员在其《〈维摩诘所说经〉梵汉对勘导言》中以梵文本与汉译中的什本、奘本《维摩诘所说经》的对勘为基础展开研讨。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万金川教授的《梵汉对勘研究的文化与思想转向》一文，从思想文化传播的角度，对梵汉对勘的价值与意义做了讨论。中山大学哲学系范慕尤博士的论文《〈维摩诘经〉文本对勘的启示》，列举出数则《维摩诘经》梵文写本与汉、藏各种译本间存在的差异，结合僧肇、窥基等人的注释，剖析不同译本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认为鸠摩罗什有改译经文的行为，很可能源于中观思想和大乘菩萨道实践思想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中心常蕾博士在其《〈入楞伽经〉梵汉对勘札记》中指出若能充分利用汉译佛经翻译时间早、同本异译多、时间跨度大的特点，对梵文佛经的校勘工作会有相当的帮助。梵文中心葛维钧研究员的《智者大师解经中的问题及其影响》一文以《法华经》梵汉对勘为基础，指出智者大师对《法华经》经文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误读。 中观与唯识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是深化当前大乘佛教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本次会议上发表的许多论文即是基于梵、藏、汉等不同文本的校勘，对中观唯识典籍所做的文献整理或思想探讨。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麦文彪博士的《早期“般若经”的流变与梵汉对勘的若干问题》一文，以《出三藏记集》所提供的文献讯息为出发点，配合近年有关“般若经”的研究成果，尝试重建早期“般若经”传入汉地的面貌，分析现存“般若经”文字材料的流变，并对若干梵汉对勘时必需注意的方面做出探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萨尔吉副教授在其《〈中观心论颂〉梵藏对勘举隅》中，通过对勘印度大乘中观派论师清辨的《中观心论颂》梵文写本与藏译文本，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的文句差异，并对致异的原因做出各种推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何欢欢博士的《“瓶空”与“虚空”———试论清辩对吠檀多哲学的批判》一文也是基于对清辩《中观心论》的梵、藏对勘，以此论与乔荼波陀《圣教论》中出现的“瓶空喻”为切入点，还原以清辩为代表的佛教中观自立派与吠檀多派的论辩细节。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叶少勇博士宣读了《新发现月称造〈六十正理论释〉梵文残叶》一文。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刘震副研究员的《〈赞法界颂〉与〈地藏菩萨请问法身赞〉》一文，通过比勘在西藏流传颇广的题名为龙树所作《赞法界颂》的梵、藏、汉文本，揭示三种文本间的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中心周贵华研究员提交的《〈解深密经〉的三时判教》一文指出，《解深密经》是瑜伽行派的根本经典。因此经的梵本不存，目前只能根据汉译、藏译的“三时判教”几段译文，进行对比分析，以显示两者思想的异同，由此可更好地体会《解深密经》的判教意趣。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耿晴助理教授在《检讨〈金刚般若论释〉与〈摄大乘论释〉的关联》一文指出，世亲在《摄大乘论释》以prabhāvita描述成佛时法身从遮蔽状态变成被显露状态的转换，这个词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的散文注释中亦有类似的用法，足以说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与《摄大乘论释》皆出自世亲之手。台湾法鼓佛学院释惠敏法师发表的《梵本〈大乘庄严经论〉之研究百年简史》，利用Zotero书目管理系统，展示近百年来梵本《大乘庄严经论》研究的历史，介绍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从时段、研究者、成果类型等多个维度，揭示出《大乘庄严经论》百年研究史的细节。 有三位学者分别从密教的成就师、经典与本尊三个角度，探讨了秘密佛教或曰金刚乘佛教的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薛克翘研究员的《印度佛教金刚乘成就师坎诃巴》、梵文中心李南研究员的《略论〈喜金刚本续〉》、台湾佛光大学佛教学系刘国威副教授的《佛教密续独特女性本尊Kurukullā(咕噜咕咧佛母，作明佛母)相关梵藏文献的初步研究》均做了此方面探索和研究。 梵汉对勘是深化当前中国佛教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推进汉语史尤其是佛教汉语研究无法回避的瓶颈。香港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朱庆之教授的《汉梵佛典双语标注语料库的构建》，介绍了他目前主持的“汉译佛经梵汉对比分析语料库建设及汉语历史语言学研究”项目。梵文研究中心姜南博士的《汉译佛经中标记分明的时体表达式》重点讨论有显性标记的动词形式，揭示出汉译佛经表现动词时体范畴的特点。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王继红副教授的《论部汉译佛典篇章标示成分考察》意在考察《俱舍论》梵语原典以及真谛、玄奘两种汉译本中的篇章标示成分。。 有论文对名号、词语做了精细考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陈明教授的《须大拏太子诸名号考源》、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惟善副教授的《鲁波与阿鲁波的梵语区别》、西南科技大学陈秀兰教授的《“五体投地”语源考》即是如此。 梵语声明学或曰梵语文法研究一直是中国梵学与佛学研究中的弱项，因此，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罗鸿副研究员的《关于〈依缘月光疏〉梵藏蒙校勘的初步报告》、北京大学博士生张雪杉的《西藏自治区存梵文语法写本初步调查》、北大硕士生王臣邑的(DiegoLoukota)《波你尼〈八篇章〉中的变位被动动词形式:历史比较角度下的形态与语义分析》等值得推荐。 台湾法鼓佛学院邓伟仁博士的《中国古代僧人的梵语知识:方法论探讨》意在通过汉文藏经中所保存的梵语知识，讨论中国古代僧侣文人对梵语声明学的认知方法与接受情形，探求中国古人对梵语的学习与认知。梵文中心周广荣副研究员的《真言与王权》，以最能体现梵语神圣属性的真言与王权之关系为题，分别探求婆罗门教、印度佛教、汉传佛教传统中，真言与世俗王权之间的不同关系，揭示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蕴含的政教关系。医方明在佛教僧团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中国藏医院的刘英华医师的《〈八支心要集〉传承与传译》一文正是基于他对印度古代医方明典籍《八支心要集》在南印度传承状况的实地考察而撰写的。#p#分页标题#e# 在这次会议上，把研究对象限定在正统梵学范围之内或其背景之中的文章只有两篇。梵文中心副主任孙晶研究员的论文《筏罗婆的Anubhasya研究》，对吠檀多重要哲学家筏罗婆的哲学思想及其注释《梵经》的《小注》(Anubhasya)做了论述，意在揭示其“纯粹不二一元论”思想内涵。台湾政治大学黄柏棋教授的《马鸣〈佛所行赞〉及佛教之转型》一文从梵语文学史上宫廷诗与赞咏诗的兴起，考察了马鸣《佛所行传》与佛教“梵语化”转型之间的关系。
哲学思想论文范文4
为更好地了解广西独立学院数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情况，我们以独立学院大学数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现状与需求为主线在广西若干所独立学院中开展抽样问卷调查，并对问卷结果进行了汇总和分析。本文针对调查统计结果分析独立学院数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笔者的教学实际，谈谈如何在大学数学课堂教学中融入人文教育的体会。
二、研究过程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及问卷发放情况
本研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独立学院学生群体中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发放问卷750份，回收662份，回收率88．3%。剔除无效问卷后，参与统计的有效问卷647份，占回收问卷97．7%。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自行编制“独立学院大学数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方面调查问卷”主要包含学生的基本情况，学生对所在高校大学数学课程考核方式和数学类课程课堂组织形式，所在高校数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情况等内容。本研究的统计汇总分析工具是SPSS17．0。
三、独立学院大学数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现状与需求的统计分析
通过问卷，我们对独立学院大学数学教育教学课堂组织形式、大学数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关系以及学生对大学数学课程的认知情况等内容作了专门的调查。调查显示，仅有31．8%的被调查学生喜欢数学课程，仅有33．1%的学生认为数学学习有利于专业学习，仅有26．6%的学生认为数学教育能提高人文素质，这说明在独立学院学生群体中绝大部分学生数学基础差对数学学习不感兴趣，并认为数学枯燥无味，同时也存在对数学课程学习的重要性和数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认识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调查显示仅有20．4%的教师常在课堂讲授数学发展史，仅有22．1%的教师组织过“小组讨论、小组报告会、写研究报告”等课堂活动，仅有39．7的教师使用多媒体教学，这些结果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独立学院的数学教师对人文教育融入日常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更新教学理念和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造成这种局面与独立学院发展历史短，青年教师多，大部分教师的教学经验不足和自身的数学史和人文知识匮乏等因素有关。令人可喜的是，调查显示，有近一半的学生认为数学学习对其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帮助很大，有42．8%的学生认为开卷考试与专业相结合写论文的评价方式既能考核学生的数学能力又能提高文化素质，有26．6%学生认为大学数学课程能达到陶冶情操，感受和欣赏数学美，提高人文素质的目的。这些表明在大学数学教育教学中开展人文素质教育，举办各种与数学相关的活动等，提供各种平台让学生与数学对话，解释各种数学精神，让学生深刻体会大学数学的人文价值，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数学素养是非常必要的，重视数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对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具有重大意义。
四、大学数学课堂教学中融入人文教育的实践
人文素质教育融入大学课堂教学研究由来已久，一般采用两种策略将人文精神融入到日常教学中。一种是直接添加式的，在不改变课堂教学内容前提条件下直接将数学史和人文精神等加入到相关教学内容中;另一种是根据教学内容主动跟数学史、数学思想与人文精神进行融合，改变课堂教学内容顺序和教学方法，这种融合的方式对教师自身的数学素养和授课对象的素质有一定关联，因此，直接添加式融合人文精神策略应用比较广泛。为了践行落实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大学数学教育理念，笔者近年来在大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就如何融入人文教育问题进行了实践探索。下面结合教学实践，谈谈在大学数学课堂教学中融入人文素质教育的几点体会和做法。
(一)切实转变数学教学观念，更新教学理念，形成数学文化育人观
人文教育融入大学数学教学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简单的直接添加到教学内容的过程，而是一场改变教学模式、更新先进教学理念的思想变革行动。数学教师不仅仅是数学知识和数学思想的传授者，更应是数学精神和人文文化的传播者;学生不只是单纯的学数学知识和掌握解题方法技巧的受教育者，更应是知识的创造者，在受到数学文化的熏陶后利用已有的数学知识、数学思想方法和数学思维形成正确的学习方法、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为了更好实践人文教育与数学教育的融合，教师转变教学观念，更新教学理念是首要的。大学数学课堂内容要体现多元化发展态势，既要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又要注重文化素质的培养。通过数学知识的教与学，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气质和品质，不断提高数学素质和人文素质。
(二)教师要多角度和多维度的在教学过程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
美国当代数学家克莱因指出:“数学不仅是一种方法、一种艺术或一种语言，更主要的是数学是一门有着丰富内容的知识体系，其内容对于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和艺术家十分有用，同时影响着政治家和神学家的学说;满足了人类探索宇宙的好奇心和对美妙音乐的冥想;甚至可能有时以难以觉察到的方式但毋庸置疑地影响着现代历史的进程。”这段话加深了我们对数学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提醒了我们大学数学课程中蕴涵着丰富的数学文化、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需要教师从多角度和多维度去关注和挖掘。要充分挖掘不同课程教学内容中隐含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并精心组织教学，让学生理解数学思想和掌握数学方法同时感受数学文化的熏陶，从而实现数学的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有机结合。近年来，笔者通过充分挖掘教学内容中隐藏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和人文知识，精心设计课堂教学内容，努力将人文教育有机地融入大学数学课堂教学过程中，在潜移默化中使得学生掌握数学知识同时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感受了美的熏陶。在微积分教学实践中，笔者将微积分中蕴涵的人文精神和哲学思想渗透于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通过介绍微积分的起源、数学三次危机、各章节重要概念的发展由来和其数学文化背景等教学环节让学生了解数学家们探索知识的艰苦历程，体会到知识的价值;在定理的引入和证明过程中引导学生感悟数学归纳与演绎、合情推理、数学的严谨之美，诱导证明大胆猜想，充分体会发现发明的成就感，不断养成主动创新和立志超越的科学精神;通过介绍微积分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教学中重视数学在不同学科中交叉应用，建立数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让学生充分体验数学的实用性，提高学习兴趣及后续课程的兴趣。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中精选例题，巧妙地将哲学思想和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堂教学中。比如小概率事件原理及二项式概率计算中，针对例题:某人进行射击，设每次射击的命中率为0．02，独立射击400次，试求至少击中两次的概率。让学生自己动手计算其结果发现命中两次的概率几乎为1，而每次命中概率非常小，但当试验次数多次独立重复发生时，小概率事件发生几乎是必然的。借助例题让学生明白量变到质变，“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哲学思想，在今后学习和生活中不能轻视小概率事件，细节决定成败。针对独立学院中很多同学“裸考”参加英语四级考试现象，在概率论课堂教学中选取例题:假设四级考试设有85道选择题，每题4个选项，需至少答对51题(即正确率60%以上)才能通过考试，问某学生如果靠运气通过四级考试的概率是多少”。题目一出学生都非常有兴趣尝试做做，经过一系列运算后结果显示，至少答对51题的概率约等于零，也就是说，完全靠“蒙答案”准备“裸考”的学生达到及格分的可能性趋近于零。例题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同时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同时还起到了用科学事实鼓舞和告诫学生只有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学习才能取得好成绩，巧妙地寓思想教育于课堂教学中。
五、结束语
哲学思想论文范文5
［关键词］语录;语录体;对话录;古希腊三贤;形式逻辑
一、语录和语录体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空前活跃，百家争鸣蔚然成风，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观点主张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是使用的“语录”这种语言表达形式。语录的特点是“词约意明，文简理诣”(《重刻〈菜根谈〉原序》)。《道德经》是我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共81章，不到5000字，平均每章不过60来个字，虽只言片语却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论语》是最早的语录体作品，20篇近500条(则)，也不过2万字，是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辑录的有关孔子讲学、对话的言论，每条(则)长短不一，有的只有寥寥数语。老子、孔子的思想和由他们创立的道家、儒家学说，不但对我国古代文化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以《论语》为代表的语录式的语言表达方式也影响重大和深远，成为汉语表达方式的“标配”。比如《孟子》7篇261章，就是语录体的散文集。记录北宋教育家、理学家程颢和程颐兄弟两人言行的《二程遗书》(又称《河南程氏遗书》，共25卷)，更是堪称可以与《论语》媲美的语录体典范之作。其中不少简明深刻、语约义丰的语句流传后世，成了人们常用的成语、励志的警句和格言。就连很多文学理论著述的语言也是言简意赅的语录，如严羽的《沧浪诗话》:“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词，四曰俗字，五曰俗韵。”白居易《新乐府序》:“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语录式的表达随处可见。语录涉及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伦理、道德修养、文化教育、艺术创作、为人处世、婚姻家庭等无所不及，论者的智慧和机巧往往就隐藏在要言不烦的语录中。从《论语》《孟子》众多的对话、问答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孟子不管是面对学生还是面对国君，既没有滔滔不绝地夸耀自己的才学卓识，也没有侃侃而谈地引申自己的观点主张。他们总是那样从容负责地教导学生、启发他人，有一种雍容和顺、不疾不徐、举重若轻的气度。在语言表达上，要么三言两语，用浅显易懂的口语把自己的思想观点说出来，对方一听便懂;要么迂徐婉转，通过讲故事、引类比喻的方式，间接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言外之意听者稍加揣摩就能恍然大悟。
二、对话录与“古希腊三贤”
西方的文明和文化起源于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被誉为“古希腊三贤”，他们生活的年代相当于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与孔子、孟子可算是同时代的人。他们是古希腊乃至整个西方文明、文化产生和形成最主要、最伟大的奠基人和创建者。苏格拉底在熟读《荷马史诗》及其他诗人的作品后，靠自学成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30岁左右，他做了一名不取报酬的社会道德教师，在交易市场、运动场、街头等公众场合，人们可以随处看到他与人谈论、探讨问题的身影。40岁以后，他更是经常在雅典和当时众多的学者、智者、官员公开辩论哲学问题，主要是关于伦理道德和教育、政治方面的问题，比如虔诚、民主、崇高、自由、勇气、美德、真理、教育、统治……他希望通过讨论和辩论，引导人们去探寻人类的正义和善良，从而达到拯救个人灵魂和改造城邦的目的。苏格拉底曾说:“我的母亲是个助产婆，我要追随她的脚步，做一个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他创造了著名的“苏格拉底问答法”(也称“产婆术”)，方法就是事先设定一个“由头”(话题)，然后正反双方开展辩论和驳议，彼此揭露矛盾、找出漏洞，层层剥离、步步推演，刨根问底、追根求源，最后达到探究问题的本源真相、穷尽知识的终极答案这个目的。“苏格拉底问答法”作为形式逻辑的雏形，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思维上的方法论。柏拉图出生于古希腊的贵族家庭，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后受教于苏格拉底。40岁以后，他回到雅典创办学校开始个人讲学，并撰写了《申辩》《克力同》《游叙弗伦》《拉齐斯》《吕西斯》等著作。他曾经借老师苏格拉底之口，先假设世界上存在一个真、善、美相统一的政体(类似于孔子的“大同世界”)，然后设定并抓住“正义”以及怎样实现正义这个话题，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借助判断、归纳、演绎、推理等逻辑方法，区别并列、递进、因果、转折、让步、列举等逻辑关系，对“正义”的概念含义及其实现路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等进行了探究。具体方法就是“辩答—驳议—再辩答—再驳议”，剥笋壳般层层深入、步步递进。他把双方辩论、驳议的全过程记录下来，便成了对话录的典范著作《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他几乎对每个学科都有所涉猎并做出了贡献，比如道德、美学、逻辑、政治、伦理、神学和众多的自然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都称赞他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古代最博学的人物”。作为古希腊哲人践行爱智慧、尚思辩、纯学术价值观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学说对西方文化的构建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以他的《工具论》(6篇逻辑学论文的总称)来说，文体上受柏拉图《对话录》的影响，形式逻辑被广泛采用，体例周详、结构完备，结构严谨、论述缜密，在今天也称得上是皇皇巨著。形式逻辑是一种研究思维的形式(概念、判断、推理)及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的科学，成熟于近代的西方。作为一种哲学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它的雏形便是“苏格拉底问答法”。形式逻辑特别重视对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的运用，喜欢“形而上”的抽象思辨，重视逻辑推演，强调理论分析。“对话录”式的语言表达方式、文章体例格式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我们从康德、尼采、叔本华、黑格尔、马克思等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皇皇巨著中，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三、语录体与对话录的比较分析
同样是讲学论道、授业解惑，同样是问与答的方式方法，将言语辑录成册后，孔子、孟子的是篇幅短小、言辞浅近的语录体，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体大虑周、雄辩滔滔的对话录。语录体思维灵动游移、发散辐射，并不专门论述政治、道德、教育、艺术、家庭、处世等一个一个具体问题，而是把它们笼而统之揉捏在一起，重在教导人如何明是非、懂道理、守规矩、知礼仪，处理好不同层面、不同条件(个人的、家庭的、社会的)下的人事关系，从而解决实际问题，为社会治理和国家统治的现实服务。对话录则聚焦客观自然或社会现实某一个具体而微的问题，采取外科手术的剖析、排除、归纳、演绎法，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由表及里、精细入微，为的是求知(即发现客观自然、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内在机理、事物结构和本质规律)，由此拓展延伸到我国古代的科学和技术，在技术层面上，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很多(如“四大发明”)，但在“知其然”后，能否更深入一步去探究这些发明创造背后蕴藏着的科学原理和内在机制———以“知其所以然”却是做得很不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欠缺，使得我们的先人很难把从生活实践中得到的技术性的感性经验认知抽象上升到理论高度，使之具有普遍的指导性和规律性。这正如袁振保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中所言:“中国古人的思维因为科学理论思维的缺陷，偏于经验、重于技术，对于基本理论的探讨就比较薄弱。这样，现代科学技术就落后了。”［1］假如汉武帝不推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重人事、轻自然的以实用为目的的思维方式就不致于影响我国文化二千多年，而让春秋战国“百家争呜”(与古希腊文明同时)时产生的富有逻辑思想的墨家、名家学说能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传承下来，那么我们的先人将会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众多基础性的研究成果，教科书上的一些“公式”“定律”“方程”将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语录体与对话录的差异就是这样的明显。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东西方哲学思想的不同，导致的人们思维方式的不同。哲学是什么?哲学是世界观，哲学是方法论。我国古代的先贤所受哲学思想的影响不外乎来自儒、道、佛三家。就语言表达来说，受儒家哲学“求实”“尚用”思想的影响，往往强调语言的经济实用、简洁凝练，要求尊崇圣贤、效仿先人，像孔子的《论语》那样寥寥数语，戛然而止，不必过多铺陈排比、长篇大论，否则就是累赘多余。受道家哲学思想的影响，便主张“得意忘言”，只求体悟到事物的精神、旨趣，而不强求用语言表达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老子•秋水》)，认为“言有尽而意无穷”，再多再好的语言也不能表达出“道”之万一，“道”只能感受、体悟和揣度。受佛家哲学特别是禅宗哲学“点拨”“顿悟”思想的影响，便认为不受语言束缚、不落言筌的“无言”才是至好的语言，深刻的道理、精妙的美感、丰盈的意蕴，只有通过读者自己反复地琢磨、体味和把玩，才能有所意会而终于醍醐灌顶、豁然“开窍”。文章是有血有肉的有机整体，“庖丁解牛”般拆解切割、条分缕析，以及繁复琐碎地解析、说明、阐释、推演等等，都会破坏和戕害作品本身固有的神韵、意趣和美感。正是在儒、道、佛三种哲学思想长久、广泛、综合的浸淫影响下，我们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才逐渐培养形成了以形象化、发散式、综合性的思维为主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代代沿袭传承，终于积淀内化成为一种文化传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哪怕是文学理论的语言也非常形象生动。比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纤秾》用了“采采流水，蓬蓬远春”这样诗意的语言来描摹某种艺术境界;要说明文因情生、情因物感的道理，陆机《文赋》里是这样比喻的:“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要论述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便借“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来比喻象征;俞平伯《重印〈人间词话〉序》说:“大体地说，我国的古代文论，是诗意的而非哲理性的文论。”董振保《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也讲中华民族的思维:“要求以实效为目的，运用意象和论证相结合，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这些概括和总结都很符合实际。这样的语言，我们可曾在西方的文论中见过?没有!西方文艺理论的语言多是抽象的、客观的、静态的，很少带有作者个人的主观情感色彩。试举两例:亚里士多德《诗学》:“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模仿方式是借人物的行动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克罗奇《美学纲要》:“我们所直觉到的世界通常是微乎其微的，只是一些窄小的表现品，这些表现品随某时会的精神凝聚之加强而逐渐变大变广……由微细的直觉品转到较深广的直觉品，逐渐达到最广大最崇高的直觉品。这个转有时很不容易。”这些文字读起来、理解起来是不是让我们颇感困难?这种语言表达方式是不是与我们早已养成的习惯格格不入?如前所述，西方的文明和文化发源于古希腊，深受古希腊哲学的影响。西方的知识体系，主要是以客观自然和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而构建的(中国却是以社会关系尤其是人事关系为核心构建的)，以探求事物的结构及组成元素、探求事物存在的本源与变化的机理规律为目的，要求概念要精准唯一、不能有歧义，形式逻辑的方法被广泛采用，似乎一切都可以靠数字来计量，用线性推演的方法就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科学”与否是衡量宇宙世界和人类社会万事万物的唯一标准。从某种角度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们“为学术而学术”，重在纯粹知识的探究的价值追求表现得更加纯粹和专业。而我们的孔、孟却不然，“文以载道”，他们的思想学说都是本着人伦教化、安邦治国的现实需要而产生和建立的，为政治统治服务、为现实人生服务的考量更多一些，更具技术操作层面上的实用和功利特点，即孔子《论语•卫灵公》所讲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器”。孔子、孟子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先贤，往往一身几任，既当老师开办私墅传道授业，又作政客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还曾数次入仕为官，身份实在有点杂———让“杂家”写纯学术性的“专著”，也确实让他们勉为其难了!这样讲，绝不意味着篇幅短小、语言简朴的语录体作品，就比鸿篇巨著、雄辩滔滔的对话录著作逊色落后。事实上，东、西方这两种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与文体格式各具特色、互有短长。这好比中医和西医、方块汉字和拼音字母、水墨画与油画，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受不同哲学思想(包括审美情趣)的影响，各自形成了各自的语言表达体系，我们是不应该简单地以孰高孰低、谁优谁劣以及“科学”“系统”与否来评判彼此的———这就是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性。“中西哲学关注的对象不同，西方哲学关注的对象是物质，中国哲学关注的对象是人事。物质是静止的，可以精确细致;人事是变动不居的，只能是模糊的。”［2］在我们看来，博大的学问、深刻的道理、精妙的意蕴，用中国特色的语录加以表达，更符合中国人的接受习惯、欣赏习惯。那种概念术语一大堆，喜欢繁琐哲学、线性推演以及“庖丁解牛”般条分缕析的思维方式，是并不适合中国这一方水土的。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在1865年写作《莎士比亚论》时曾谈到了世界文明问题。他说:“由此产生了两首巨大的诗篇。此地是‘太阳神’，那儿是‘龙’……这两个世界属于最高的趣味，标志着这最高趣味的两极。这最高趣味的一端有希腊，另一端有中国。”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讲文化自信，显然就包括了对语录这种民族特色的语言表达方式的自信。
［参考文献］
［1］袁振保．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35．
哲学思想论文范文6
〔关键词〕实践音乐教育哲学；中国音乐教育；指引；存疑
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是针对审美主义音乐教育而提出的一种教育哲学，是对现存的审美哲学的质疑与反思。我国的音乐教育大多借鉴欧洲音乐教学体系，教育思想本质上也等同于审美主义音乐教育。自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传播至中国后，对中国的音乐教育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诸多学者通过翻译外文、撰写论文介绍其哲学思想内容，重要文献有：《"Praxis"，音乐教育哲学的另一种阐述方式———鲍曼博士上海音乐学院讲学纪实》（管建华，2007），《埃里奥特音乐教育思想后现代转向的文化分析》（管建华，2007），《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戴维•埃里奥特［美］，2009），《鲍曼（Wayne•D•Bow－man）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新实用主义哲学趋向简析》（管建华，2009）。上述文献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以埃里奥特、鲍曼为代表的关于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前言学术动态，对中国音乐教育者提供了另一种教育思想。本文通过对实践音乐教育哲学相关文献的参考，结合中国音乐教育现状，从其三个特征的角度分析其对中国音乐教育带来的指引。最后对实践音乐教育哲学与审美音乐教育哲学作简要比较论述，认为中国音乐教育中应采用实践哲学与审美哲学二者综合统一的思路。
一、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来源基础及其基本观点
实践哲学并非今日新创哲学，其奠基者为古希腊时期哲人亚里士多德。亚氏对“实践”解释有二，一是作为生产劳动的实践活动，二是作为道德行为的实践活动。①前者包括伦理学、道德学及各种规范人类行为和关于人类行为的学科。后者是将实践本身作为一个哲学问题进行研究。亚氏第一次将“实践”从日常生活中加以提升，并用来反思人类行为，使之成为一个哲学范畴。西方近代哲学兴起后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践哲学逐步走向式微。直到20世纪西方哲学陷入了普遍性危机，许多哲学家重新开始用实践哲学的视角批判、解构现论哲学。影响日增，现已成为西方哲学主流思潮。实践哲学的复兴是对现论哲学中的缺陷与不足而提出的。在西方后现代哲学思潮及人文学科研究的影响下，在音乐教育领域中针对现代审美音乐教育中的单一性、封闭性、普遍性的观点，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提出了多元化、开放性、差异性的观点。可以说，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是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进行反思下构建形成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始，以埃里奥特为代表的音乐教育家开始反思审美音乐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随后埃里奥特（David•J•Elliot）在前期思考的基础上出版了最具影响力的著作《音乐问题种种：一种新的音乐教育哲学》（1995）。该书从实践哲学的视角对审美音乐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地批判。同时期还有特里•盖茨（Terry•J•Gates）、托马斯•里基尔斯基（Thomas•A•Regelski）、韦恩•鲍曼（Wayne•D•Bow－man）等人，其中鲍曼的中文译著《变化世界中的音乐教育》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其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基础并对比审美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相关内容作了较为独到的解析，也从不同视角对思辨性审美主义音乐教育的弊端进行了批判性地反思和探索性的研究，为21世纪的音乐教育提供了新的路向，对推动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实践音乐教育哲学的基本观点大致如下：（一）多元性。实践哲学主张多元化形态的音乐教育观念，它认为世界不同国家、地域、种族都有其特定的音乐形态，在本质上没有优劣之分、高低之别。这些多样化的音乐形态筑建了人类多样的音乐文化。从这一角度来说，音乐的本质是多元化的。故而在音乐教育中抛弃某种音乐“中心论”的教学观念，为学生建立平等的、包容的音乐观，正确地理解不同国家、地域、种族之间音乐的差异性。如果“坚持把一种文化和音乐实践当作为其他音乐和文化同样具有的表现方式的做法就是否定其他文化，就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②（二）过程性。强调音乐教育中实践活动对音乐经验成长与促进作用。音乐不是由“作品”实存物组成的，它是一种有意义的人类活动，是由人的表演性实践行为解释和阐述的结果。“音乐是行动而不只是音符，音乐重在过程而不是结果。”③“忽视表演的教育将导致音乐教育的失败。”④（三）语境性。注重音乐教育中非音乐性因素的联系与理解。对音乐的理解既要包含音乐本体的认识，同时也要囊括非音乐性（社会、道德、伦理、文化、历史等）语境的关联。只有通过语境的分析、研究能加深我们对音乐的认知，从而达到对某一音乐事像的全面理解。综上所述，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是从实践语境性和过程性中来解读音乐的本质和价值。
二、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对中国音乐教育的指引
源自西方的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及相关译著传播至中国后，对中国音乐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诸多学者纷纷撰文立著，或阐述其主要哲学思想，或结合中国音乐教育实际加以探索。总之，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引起了中国音乐教育持续广泛的关注，中国作为中国音乐教育的教学结构之一同样也在契合这股哲学思潮。下面简要谈谈其对中国音乐教育之指引。
（一）从“欧洲中心论”转向世界多元化
回顾近代音乐教育发展脉络，“欧洲中心论”教学思想一直客观存在。中国音乐教育中“西乐”教学体系已为主流，“西乐”教学观念已入骨髓，“西乐”知识文化已成追捧。“欧洲中心论”对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形成了障碍。主要表现在：1、学生对欧洲音乐产生极高地认同感，形成偏爱意识，从而忽视了对民族传统音乐的认知；2、学生认为欧洲音乐是“优势音乐文化”，自我地建立音乐等级观念，认为欧洲音乐“高于”世界其他音乐，甚至否定民族传统音乐；3、学生进行欧洲音乐文化学习，单一化、封闭性的不足使他们难以理解他国、他族音乐文化与之存在的差异性。消除中国音乐教育中现有的“欧洲中心论”教学思想，运用实践音乐教育哲学的观点及方法对其进行反思与消解，试图重构尊重差异、相互理解的音乐教育观念。在中国音乐教育中实施多元音乐文化教学策略，通过多元音乐文化教学培养学生正确的音乐观。实践音乐教育哲学认为，人类音乐是由世界多元文化组成，音乐本质存在多元文化性，因而音乐教育的本质也应是多元文化的。只有平等地看待不同民族的音乐文化，才能摒弃脑海中的“欧洲中心论”思想，继而用开放性怀抱去接纳缤纷多彩的音乐世界，用理解性思维去解读纷繁多样的音乐文化。中国音乐教育可从以下几点开展多元化：1、课程内容多元化。中国现有课程主要有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和声基础、曲式分析、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等等。大多以欧洲音乐教育体系为蓝本而开设，具有一定的单一性。从世界范围来说，可适当增加其他国家、地区的代表性音乐，如拉丁美洲音乐、非洲音乐、印度音乐、印尼音乐。从中国地区来说，各地、各民族经典音乐都应包括其中。2、潜在课程。潜在课程也称隐性课程，与显性课程同等重要。它是“学校通过教育环境（包括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关系结构的）有意或无意地传递给学生的非公开性的教育经验（包括学术的和非学术的）。”⑤中国音乐院系可利用学术讲座、校际交流、协会论坛等平台给学生潜在的课程教育，从活动的交流中拓展多元文化。3、多学科图书资料建设。中国音乐院系图书室藏书较多，但绝大部分都是音乐专业书籍，但音乐专业的学习并非仅仅掌握这一学科知识就足以。从历史的发展来看，音乐在演变过程中曾与诗歌、舞蹈、文学、绘画等综合一体。从创作的角度来看，音乐的创作与社会、历史、宗教信仰等紧密联系。如要全面地理解音乐，还应掌握与之相关的他学科知识。因此，中国音乐院系图书室拓宽至多学科门类，为师生提供更为全面的书籍以深层次理解隐藏于音乐中的各种文化内涵。4、鼓励跨学科选修。师范院校有众多人文学科，如文学、历史学、美术学等。这些学科中的某些选修课程对音乐专业学生的知识面的增长、学术视野拓展有很大益处。中国院校应突破现有的学科壁垒，将某些选修课开放性地面向全校学生。音乐教育专业学生应积极选修其他人文课程，从多元化视角来认识音乐。
（二）从静态审美转向动态实践
中国音乐教育由于借鉴了欧洲工业革命影响下的音乐教育体系，在教学过程中关注的是静态的审美教育，即通过聆听来培养学生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能力。而审美音乐教育注重的是对音乐本体（音高、音色、音长、音强）理解，对音乐声响的全部关注，意欲从纯粹的声响中找寻音乐的所有意义。审美哲学下的音乐教育出现了如下两种弊端：1、静态性思考音乐。音乐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不同意义，因而不同时期的音乐形态具有不同的历史意味。将全部中心聚焦于音乐本体忽视历史、社会、政治等因素来探寻音乐的真谛，本身就是错误。2、静态性聆听音乐。中国音乐教育中通过聆听音乐获得审美体验，增长审美经验。聆听音乐客观上分离了人与音乐，把音乐看作为一种“作品”的存在，人作为聆听者静态地思考音乐中的表现意义。“音乐是一种社会性构成现象。……社会不是一种选择的，超音乐范围的，而只是音乐意义中的一种无法逃避的部分。”⑥这种静态的聆听教学方式显然有其不足，因为我们无法从音符中听出其社会性表现意义的。综上所述，静态性审美是一种不完全的音乐体验，此类教法导致中国培养的中小学音乐教师缺少多维视角理解音乐。实践音乐教育哲学认为音乐存在于人类实践活动之中。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表演中才能深刻地领悟音乐表现意义。“音乐制作”及思考的过程都是获得音乐认识的基础。“音乐在‘在本质上’都存在于他（埃里奥特）称之为过程性知识之中：这是一种包含行动的技能，同时也是一种组成‘音乐演奏能力’的要素。过程性的知识，音乐演奏能力，或技能是所有音乐实践的核心。然而，他们具体的表现形式总是‘存在于（具体时空之内）’或存在于具体文化中。换句话说，所有音乐都存在于在本质上是过程性的知识。”⑦因此，高校音乐教育中应将动态性实践活动贯穿于教学之中：1、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到音乐表演活动中，通过自身表演及教师的指引获得音乐意义。2、倡导学生参与到流行乐队伴奏、家乡婚礼演唱、教堂圣咏合唱、社区秧歌表演、采茶戏表演等真实生活场景中感受这些实践活动带来的音乐价值和社会意义。这种参与性体验相比沉思性体验更为广泛，是音乐教育实践活动的体现，是阐述和理解音乐核心。
（三）从本体分析转向语境理解
中国音乐教育中以审美教育为主要目标，审美教育强调对音乐本体（音乐各要素）的分析。通过对旋律、和声、调性、织体、曲式结构等要素的分析来解读音乐的含义。这种音乐本体分析脱离了社会、历史、文化的语境，成为“空中楼阁”。事实上，许多民族的音乐并非为了审美而出现的。如土家族的“哭嫁歌”。源于封建社会时期土家族姑娘婚姻不自由现状，用哭嫁歌声控诉买办婚姻制度的一种音乐。其产生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审美，理解这类音乐就必须要用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知识了。如果纯粹的分析这种音乐本体，我们将无法获得其真实意义。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把“音乐体验取决于由文化与语境决定的理解，是多样化的社会建构，包括道德的、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个人的等等维度。它的特征是：在制作与／或聆听活动中异常地专注于投入。……主要目标是：通过培养学生在精选的音乐实践中平衡他们的音乐能力和音乐挑战，使他们获得自我成长、自我认识及音乐愉悦。”⑧从上述观点上说，中国音乐教育不能再将音乐本体作为理解音乐的唯一视角，必须将其上下语境带入且作深入了解，尽量多维度剖析其内涵。
三、实践音乐教育哲学的若干存疑
（一）音乐教育中的实践哲学是否会取代审美哲学
音乐教育中的实践哲学不会完全取代审美哲学。在音乐教育中审美哲学虽注重理性思辨有其弊端，但“思辨（或理论）和实践是人类生存状态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人类生存的两种方式。”⑨因而，人类音乐活动的状态也会呈现思辨（或理论）和实践两种方式。审美哲学对音乐教育的功用还将持续存在，不会在实践哲学的浪潮中消逝其踪迹。音乐教育中指引学生通过“音乐制作”的实践活动去体验音乐，或是以思辨的方式来理解都是合理的。两种哲学观点在音乐教育中可兼容互补，而非排斥对立。审美哲学在长期的思辨过程中高度理论化，脱离了音乐实践，致其缺陷与不足日益明显。如实践哲学完全排斥思辨主义，也将重蹈覆辙。
（二）差异化特征理解还是普遍性规律探寻
实践音乐教育哲学主张以差异化视角看待世界各族音乐文化，通过不同语境特征理解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音乐文化。审美音乐教育主张从不同的音乐文化中探寻、总结出一般规律来认知音乐。人类音乐实践活动多种多样，在音乐教育中不可能做到将每种音乐以过程性的方式教授学生，因而从部分音乐实践活动中引导学生思考音乐美的规律仍然是必要的。实践主义虽然与审美主义是相对的，但在我们的音乐教育中应克服两者的对立面，尽量实现实践与审美的综合与统一。正如复旦学大哲学学院黄颂杰所说：“将规律神秘化、绝对化、宿命化是不对的，但完全否定、抛弃规律也是不对的。重视差异性、不确定性、流变性是对的，但不能因此否定同一性、确定性、稳定性。”⑩
四、结语
哲学思想论文范文7
一、司马光的思想来源与倾向
在晚近以来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同意司马光的思想属于儒家(司马光对佛道的态度相当排斥)，但又必须承认司马光思想很明显地与孟子思想有着相当的距离。面对此点，研究其史学思想或政治思想的学者多笼统地以“儒家思想”或“封建传统”一笔带过;研究其哲学思想的学者，亦有许多只意识到其与正统理学间的距离，仅斥之为保守旧学或传统风习未脱，未能更进一步探索其哲学的精神内涵。究其根本，这极可能是因中国哲学长期“尊孟抑荀”的态度使然，所以人们有意或无意间，均未能更积极地将司马光哲学的特点与儒家的另一范式“荀子”关联起来，使其哲学未能与哲学史上这一更为深层的发展脉络相联系。注意到司马光哲学与荀子关系的学者，大多因司马光的天人关系论而注意到其与荀子之相近处［3］56。司马光在《迂书•天人二则》中说:“天之所不能为而人能之者，人也;人之所不能为而天能之者，天也。稼穑，人也;丰歉，天也。”［4］916其推尊扬雄外，在先秦诸子中对于荀子最有善评，如在《中和论》［4］793－796中赞赏荀子“虚壹而静”，亦曾在《答范景仁书》中引用荀子《天论》:“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4］753以说明他的养生之法。虽然他在人性论上批评孟荀主张性善或性恶均不对，认为性应是善恶混，但他的人性论从蕴谓层来看，实与荀子人性论相近，而不近于孟子。其他如重礼和重外王之学，也与荀学脉络相近。司马光甚至曾上书请求重新刊刻《荀子》一书［4］276，而对于孟子，却写了《疑孟》一文。凡此均可见司马光之思想在儒家思想中的荀学倾向。虽然司马光思想中有着较明显的荀学色彩，但仍有学者对于此点表示怀疑与反对，甚至提出要与荀学划清界线。这样的疑问主要有一部分来自于对司马光人性论之主张的理解，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对司马光天人关系论的理解。首先，在人性论方面，承前所述，若未能深入理解荀子人性论的深层结构，很容易就依司马光表面对荀子的批评而认为司马光哲学并非属于荀学一路，而看不出二者的相近之处。
其次，在天人关系论方面，有学者就侯外庐等判司马光为“天命主义者”的流行做法提出批评，认为这“不惟(唯)一般的‘定性’不准，更主要是表现了何等的肤浅”。“司马光的‘天命观’，本质上是解释和论证君臣、父子伦常关系的一种思想理论，它与古代本来意义的‘天命’观有根本的区别”［5］。如漆侠认为司马光的天人关系近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天是有人格会赏罚的至高权威，只有吓唬老百姓的一面，所以与荀子的天人关系论不同［6］375－376?李昌宪则以为司马光的天人关系论近于荀子“天人相分”其说，但也不乏天人合一的成分，所以也与荀子不同［7］348－354。相较之下，漆侠的观察较为偏狭，而李昌宪的观察则较为详实，看到司马光的“天命论”中确实明显存在着仿佛对立的矛盾。但事实上，这样的疑惑应来自于过去对荀子之“天人相分”与董仲舒之“天人感应”的刻板印象，荀子之“天人相分”实并未先预设天人完全分开没有关联，而是一种“合中有分，分而能合”［8］的天人关系。在张晶晶看来，此与董仲舒之“天人感应”当是一脉相承［9］，而司马光的“天命论”亦应属此一理路。虽然不少学者都指出司马光思想与荀子思想比较相近，甚至指出“司马光是北宋唯一承袭荀子学说的哲学家”［10］，但仍未有学者对此做全面的考察与研究。故此，司马光与荀学的关系目前仍是个极需厘清的思想史与哲学史课题。
二、对司马光气论的诠释与定位
关于司马光哲学中的“气”或“虚气”的部分，是目前司马光思想研究中之薄弱环节。由于司马光尚平实，不喜论天道、天理，其宇宙论或本体论部分的建构也就更不容易为人所知。但由司马光的《潜虚》、《温公易说》、《太玄集注》等哲学著作可见，司马光绝非没有自己的本体论、宇宙论可言，只是需做更进一步的文本分析，才能揭其奥义。“虚气关系”是诠释司马光本体论所必然面对的难题。目前对于司马光哲学中的“虚气关系”研究在论述上多受到唯物主义的影响，一些研究基于想把司马光哲学解释成唯物主义的立场，故而逾此不论。如漆侠由司马光对《中庸》的诠释来看司马光的哲学，因此便认为“虚”即是”中”，又恐此会使其流于唯心主义，故不但未加深论，却据此评论司马光哲学为“驳杂”［6］378。这种矛盾，其实也暗示了司马光哲学中的“气”并非可以全用唯物主义来解释。
综观对司马光哲学中的“虚气”研究，目前大致上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气自虚出，另一种认为气即是虚。司马光在《潜虚》开卷语:“万物皆祖于虚，生于气，气以成体，体以受性……故虚者，物之府也;气者，生之户也;体者，质之具也;性者，神之赋也。”［11］1这段话中的“虚”与“气”的诠释，在论者眼中往往倾向于老子道家式的诠解，认为司马光的“虚”即老子的“虚”，太虚生气，故其宇宙论便有“虚”与“气”两层的生成过程，“虚”与“气”似道家“无”与“有”的关系。如李昌宪在《司马光评传》中提到:“司马光提出了万物的最高本体是‘虚’和‘气’这两个范畴，司马光在探讨世界本原这一命题时，显然受了老子影响。”［7］338故而司马光认为“虚”也是充满“质性”的客观物质世界，因此，“这表明了司马光在自然观方面是‘气本原论者’”［7］340。并提出张载与陈淳对于司马光“虚”之理论的批评。这种认为司马光以“虚”为本体的观点，可能是单单从上述数语之字面上得出的结论。但《潜虚》此段话实无法只由字面上来诠释，因为它放在《潜虚》之首的用意在于要点明《潜虚》的全幅架构。而《潜虚》有气图而无虚图，是相当值得重视的线索，此在董根洪的《司马光哲学思想评述》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证。董根洪根据司马光的文本，提出司马光理论中的“虚”与“气”其实是一样的，即“虚即气”，与张载一样虚气一体，并不主张气之上还有虚作为本体。本书的成果相当值得关注，但可惜太过囿于唯物主义的限制，对于司马光气论尚有未能自圆其说之处，乃是其缺憾所在。#p#分页标题#e#
张晶晶在《论司马光〈潜虚〉中的气本论》一文中，透过对司马光《潜虚》一书的诠释提出，在司马光的气本论中，气为一切万物生成的根本成分、根本基质，气的运行中自有一潜存的秩序，但并非先天现成，而是要在实际事物中运行才会慢慢形成价值，并没有离开物而存在的神圣理体。阴阳二气相互作用，形成万物，万物的消长均在气之中，气聚则生，气散则亡。表现在工夫论上则是要人治心养气，但此养气与孟子的养浩然之气不同，而是要让身体的中和之气“徐徐自复”，用正常的礼乐法度来规范自己，不去打扰气的恢复［13］。她进而认为司马光这种气本论思想，并没有一个强大的心体或理体来作气的主宰，而是相信气中自有一潜存的秩序倾向，因此有实现秩序的可能，这与明中叶以后的自然气本论可以说有某种理路上的一贯性［14］184。此种以自然气本论作为理论范型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对于司马光气论的微观揭示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对于司马光之气论在宋代出现的意义、与同时代张载气论的关系、与明中叶理学中出现之气论的关系等问题均有待进一步厘清，也显示出司马光的气论尚有许多研究空间。相信通过运用新的诠释模式对司马光气论进一步深入揭示，可使司马光的气论将与张载的气论一起充实我们对于北宋气论乃至整个中国气论哲学的多维理解。
三、司马光与理学的关系
哲学思想论文范文8
11中国广州第二届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暨传统音乐教育高端论坛”于2011年11月11日至12日在广州大学召开。会议由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主办，来自海内外的63所院校、音乐类核心刊物编辑部及研究机构的130多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本次研讨会收到论文60余篇，论题涉及音乐教育哲学、传统音乐教育和其他研究论域。音乐教育哲学问题是当今国际音乐教育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继2009年11月在广州大学举办的首届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之后，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本次会议除了延续关于音乐教育哲学的讨论，还提出了“传统音乐教育”这一近年我国音乐教育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论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既是进行传统音乐教育研究的基础，也是探索传统音乐文化当代传承的路径。将音乐教育哲学与传统音乐教育结合进行探讨，是大会主办者探索本土音乐文化教育模式的有益尝试。两天的会议议程包括：专家主旨发言、圆桌会议、博士论坛、研究生论坛四项内容。会议讨论的主题包括： 一、当今世界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趋势 在全球化为背景的多元社会环境下，中国的音乐教育者应该怎样看待音乐教育所具有的新的意义？美国密歇根大学音乐教育系主任玛丽•麦卡锡（MarieMc－Carthy）教授为与会者介绍了国外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趋势，在其主旨报告《变迁世界中的音乐教育哲学：新视野与未来发展的方向》中麦卡锡回顾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审美音乐教育哲学与实践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历程，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音乐教育哲学成为音乐教育的宣传、政策的主要知识来源。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基础已经得到扩展，一些学者开始从多元学科来寻找理论的支持，这些理论包括了心理学、女性主义、音乐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以及流行音乐的研究。针对这种新的研究趋势，麦卡锡提出当今音乐教育哲学要研究的五个问题：（1）音乐教育者怎样理解音乐的意义？（2）“认知”音乐意味着什么？（3）今天学校中的音乐教育是如何被重视、被宣传、被倡导的？它们的基础是什么？（4）全球化背景下学校音乐教育中的音乐到底是“谁”的音乐？（5）从伦理的角度来思考，到底什么样的音乐教育才是“好的”音乐教育？以此提醒当代音乐教育者将他们听赏和看待音乐的方式重新概念化并考虑音乐存在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复杂性。麦卡锡所介绍的国外音乐教育哲学的新趋势对于发展中的中国音乐教育无疑具有启示的意义。 二、音乐教育哲学的理论研究与探索 音乐教育哲学作为本研讨会的主旨议题之一，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参会代表们从音乐教育哲学的内涵和外延，对基于中国音乐教育实际情况的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做了深刻的分析。 音教园地Education哲学是人类对世界理论化、系统化认识的总结，是特定社会和历史中的产物。西方的音乐教育哲学与中国传统的“乐教”哲学的关系何在？中国传统“乐教”哲学对于今天的音乐教育有何启示意义？如何在音乐教育实践中贯通中西？这些问题正是探索本土音乐教育模式的关键，也是本次会议的目的所在。管建华《音乐文化哲学与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一文以社会文化哲学、民族文化哲学、历史文化哲学为基础来探讨音乐文化哲学与音乐教育哲学的关系；该文尝试汇通中西哲学，提出建立中国文化哲学为基础的中国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周凯模《中土“乐教”哲学与民间音乐传承》提出中国自古就有基于中土宇宙论的乐教哲学体制，在近代引进西方教育分科体制后，中土“通才式”的教育体制断裂，中土优秀的乐教思想被忘却。而在民间“乐教”思想中，却依然坚守着中土“天人合一”的哲学精髓，是对古代优秀乐教思想的延续，因此对于中国民间乐教传统的丰富资源的调查研究任重道远。代百生《音乐美育：中国音乐教育思想的发展主线》中认为以“美育”为发展主线的中国音乐教育思想既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审美”与“美育”观念的吸收，也体现了中国儒家礼乐思想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提出正确认识音乐美育的内涵，将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哲学理论。 在该论题中，“审美”和“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与中国音乐教育实践的关系尤其受关注。覃江梅《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邓兰《实践还是审美———“二元对立”批判范式下中国音乐教育的困惑》、王州《论“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音乐课程基本理念》、刘倩男《“审美”与“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对我国音乐教育的现实指向》等文章，都以中国音乐教育实践为现实背景，对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审美”和“实践”两种范式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 此外，从哲学层面进行理论研究的还有张业茂《“音乐教育”的语形、语义与语用———对“音乐教育”的语言分析》、朱玉江《从交往理论看音乐教育实践哲学》、韩忠岭《两种哲学视阈下音乐教育的哲学诉求》、柳良《对美国当代音乐教育哲学观念的若干思考》、姬晨《兼容并蓄•相得益彰———从课标修订管窥我国基础音乐教育的哲学观》等文，这些探讨对中国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参考作用。 三、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代表们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分别从学校音乐教育和民间音乐传承两个层面展开，讨论了学校音乐教育中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以及传统音乐民间活态传承的方式等问题。 学校作为专门、系统的教育机构，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基地，学校音乐教育中的传统音乐教育是传承传统文化，培养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当下学校中的传统音乐教育处于何种地位？如何推进传统音乐在当代音乐教育中的实践？本次会议的代表们分别就不同层次学校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教育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樊祖荫《音乐艺术院校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及思考》提出了当前音乐院校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为重视与衰减并存。提出今后应重点加强本科阶段的传统音乐学习，同时各院校应展开与传统音乐教育相关的学术活动，营造浓郁的传统音乐教育氛围，进一步激发学生对传统音乐的感情与学习兴趣，把传统音乐教育从技能、音乐理论的学习提升到文化的层面。谢嘉幸《传统音乐教育———从理论思考到实践探索》以自己亲身的实践与研究“教学生唱自己家乡的歌”为例，提出建立以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为基础的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要性，既有助于全球化背景下音乐多样化的保护与开发，又有助于传统音乐文化的理论研究转化为学校教学资源，同时有助于沟通多种类型的音乐教育。陈雅先《校园文化生态与岭南传统音乐的高校传承》提出营造良好的高校校园文化生态对于岭南传统音乐在高校传承的重要性在于：调节、维持高校音乐活动主体的群际关系，促进校园岭南传统音乐活动正常开展，并提出营造校园文化生态的具体途径。刘瑾《对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中民族性与国际性关系的梳理与思考》认为学校音乐教育中的民族性与国际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支撑、互为依存的关系；只有尊重民族和文化的个性与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交往，才能生成国际性。#p#分页标题#e# 另一方面，教育作为传承的手段，是延续地方文化，传承民族精神的载体。如何推进传统音乐的活态传承？并在音乐教育中延续民族精神？围绕民间音乐传承主体在地方文化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以及民间音乐传承的方式对于当代音乐教育的启示，代表们各抒己见。 马达《民间学术团体在岭南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及意义———以广东省大埔县广东汉乐研究会为例》论述了大埔县广东汉乐研究会在当地广东汉乐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及意义，并以实地田野工作考察资料的论证，指出在当今市场经济时期发挥民间学术团体的作用是保护和传承岭南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策略之一。郭大烈、黄琳娜《利用儿歌民谣教学传承纳西族语言文化》论述了面对纳西族语言和传统东巴文化面临消亡危机，自1999年以来，两位作者在家乡古城丽江创办东巴文化传习所的经历，他们用自己的租屋建盖传习所校舍，利用纳西族传统儿歌、民谣在小学里进行传承民族语言文化的教学，传承优秀东巴文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张天彤《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模式研究———以少数民族民间传统音乐传承为例》根据其多年来的田野工作实践，总结出5种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渠道、两种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方式、4种民间音乐传承人。 此类的文章还有袁静静《文化转型下潮州大锣鼓的变迁与发展———潮州大锣鼓的田野考察与分析》、曾璐莹《大埔广东汉乐的活态存在与传承中的文化自觉》、焦皓华《广东汉乐声音景观评价与大埔汉乐文化区域的形成》、邹雪姣《景观生态学视野下的潮州大锣鼓声音景观研究》等。 四、从不同视角关注中国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现状 除以上论题，参会代表还从不同视角对中国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现状与问题给予关注。如李岩《淬本而新———文化退潮现象研究》中，从近代史研究的视角，深入剖析了近代诸方家如康有为、梁启超、曾志?、李叔同、沈心工、王光祈等人与此相关的音乐言行，提出这些人物的所谓“落后言行”对于我们认识历史的重要性。潘妍娜《建国初期至“”前（1949—1966）潮州大锣鼓的发展与变迁》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以潮州市民间乐团为个案，叙述了潮州大锣鼓在建国初期的发展与变迁。仲立斌《广州粤剧传承与现状调查———以城市民族音乐学的视角》通过城市民族音乐学的视角，对生长在广州这一特殊社会文化语境城市中的传统乐种粤剧进行了考察。柳进军《在田野与乐谱间踱步》以一位作曲家的视角，讲述了其对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改编与创作的心路历程。 此次会议对于音乐教育哲学和传统音乐教育问题的探讨，有益于我国音乐教育研究的健康发展。在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方面，能够客观地关照我国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的历史和当今音乐教育的现状，批判性地思考西方各音乐教育哲学流派，同时对建立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哲学理论进行了思考。在传统音乐教育研究方面，对从社会渠道的传承到学校渠道的传承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通过大量的田野工作，归纳总结出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方法，同时从理论层面对传统音乐教育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进行了思考和论证。 本次研讨会意义深远，相信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将会促进我国音乐教育哲学和传统音乐教育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