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创新论文范例

哲学创新论文范文1

知识是否由“真、信念和确证”这三个要素所构成，这不论对于西方还是东方都是一样的，此外，什么是因果性，它是习惯性联想的产物，还是属于先天性的、用以综合感觉质料的范畴，这一类解释的价值，其差别只是在于何种解释更为合理、更能为人们所接受，而不在于它们究竟出于哪一国家的哲学，不在于它们是否具有民族的特色。抱有从“特色”的角度来发展中国哲学想法的人，容易引证的一个理由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此命题里，“民族的”意味着特殊的，“世界的”意味着普遍的。上述说法的含义是，特殊中自然就有普遍，展现出特殊性自然就具有普遍性。这样的说法从特殊与普遍的联系上来强调由特殊性入手，并把握特殊性的意义。不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说法，本来讲的是有关民族艺术的问题，尤其是弘扬民族艺术的表现形式方面。同一种艺术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同样是声乐，可以有不同的唱法：“美声的”、“通俗的”、“民族的”，等等。它们通过不同的发声与演唱方法，来求得共同的悦耳的声乐美感，体现的是共同的本质。不过，“民族的”就一定会是“世界的”这一命题在艺术领域本身就遭到了质疑。赵本山的“二人转”很够“民族的”吧，可是到美国表演却不受欢迎。可见上述命题是否能够成立，本身是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的。就某一艺术作品而言，如果没有能够为其他民族所能接受的表现形式，则也成不了“世界的”。进一步说，艺术表演追求的特殊性与哲学的研究并不是一回事。艺术追求某种新鲜感，由此可以愉悦人们的感官，从而获得人们的喜爱。但哲学学说的价值并不是通过取悦感官的方式来获得的，从根本上说，它是通过其思想的意义来获得接受。虽然哲学学说可以通过不同的论述方式来传达，如庄子的散文诗般的叙事方式、康德的先验论证方式、维特根斯坦式的格言般的论述方式等。然而，判定某种哲学的价值性如何，根本上并不在于它们的表现方式，而是在于它们所阐述的思想内容。而这类思想内容的价值，如我们上面所论证的，取决于它们在解释上的普遍性程度。

上述有关哲学研究的途径的分歧，在早先一些有影响的中国哲学家那里也出现过。这里我们举冯友兰、陈荣捷和牟宗三作为三种类型主张的代表。冯友兰主张哲学的普遍性，陈荣捷持相反的观点，而牟宗三则介于两者之间，提出“具体的普遍性”的概念，主张特殊中有普遍。我们先来看冯友兰这方面的具体主张。在他看来：“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是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①显然，冯友兰认为哲学只有一种，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凡能够称之为哲学者皆是同一的，可以同一的标准来衡量，也就是说，哲学具有普遍性。用他的话说就是：“哲学中有普遍的公共底义理。”②这意味着哲学不分东西，思想不分国界。假如想以语言的不同来论证某一民族的哲学的特殊性，这在冯友兰看来是不成理由的。因为，“某民族的语言，对于这些义理完全是偶然底，不相干底”③。甚至连民族性本身也不应当成为追求哲学的特殊性的理由，相反，如果哲学家“受所谓民族性的拘囿”的话，那并不是什么好事，不是应当追求的目标。恰恰相反，“哲学的目的，正是要打破这些拘囿，而求普遍底公共底义理。如果有所谓民族性，哲学家于讲哲学的时候，正要超过之”④。

由上可见，冯友兰主张的是普遍性的哲学，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即使对于中国的哲学家而言，也不应当以追求所谓的“民族性”为目标，不应当以“民族语言”为口实来强调所谓的“特色”。与冯友兰的上述主张相反，陈荣捷追求具有特殊性的、不以西方哲学为“模型”的中国哲学。他明确提出不应该以西方哲学的模型来处理中国哲学，将中国哲学穿上西方的夹克和极为不合身的西式外套，是一个极大的错误。⑤之所以应当如此，陈荣捷的考虑是，如果在中国哲学中发现的东西全都可以在西方哲学中找到，那么，向西方人讲中国哲学便完全没有意义。因此，为了凸显中国哲学的价值，以吸引西方学者的目光，陈荣捷便强调它与西方哲学的异趣之处。不过话说回来，将哲学视为普遍性的，并不就意味着需要以西方哲学为模型。理由是：其一，即使认可相同的研究对象，并不见得中国哲学家与西方哲学家的解释就是相同的，譬如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关系）的解释（西方近现代主流性的观点是，人是自然的目的，人可以主宰自然；而中国从古代以来的主流性观点是天人合一）。并且，即使有相同的主张，其论证也不尽相同。如中西哲学家都有主张性善的，但他们的论证则大相径庭。其二，中国哲学家可努力开拓哲学的研究对象，这样，即使与西方哲学家具有相同的哲学理念（比如认为，哲学是研究真善美的学问），但仍然可以拓展出新的研究领域，就像西方哲学本身曾经拓展的那样（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到语言哲学转向等。仅以语言哲学为例，也有逻辑语言和自然语言之分）。比起冯友兰与陈荣捷，牟宗三则有另一番考虑，可称得上是“第三条道路”。牟宗三也认为哲学具有普遍性，不过这种普遍性却是出自中西哲学各自的特殊性，因此中西哲学可以各有自身的普遍性。他的具体论述如下:首先，中西哲学各有其特殊性，这是由两者各自的历史语境所决定的。它表现为中西哲学是通过各自不同的文化“通孔”发展而来的。由于这种通孔的不同，因此中西哲学各自受到限制，这就形成了它们各自的“特殊性”。①

其次，虽然中西两种哲学的开端及其主要课题不同（中国哲学的主要课题是“生命”，而西方哲学的传统则是“科学”），但各自都有其普遍性。关键是要从特殊的“通孔”中把握到真理，从而就有了普遍性。“凡是哲学的真理都是普遍的。”②如孔子虽是山东人，但他讲“仁”却是对着全人类讲的；此外，仁既然是个原理，它就有普遍性。再次，由于真理是多样的，因此与之相关的普遍性也是多样的，也有其独特性。③这属于黑格尔意义上的“具体的普遍性”。正是由于具有这种能够“共通”的普遍性，所以中西方文化是可以交流的。④对于上述牟宗三的论述，有两点应当说明的是：其一，它是从哲学的历史形成的角度（开端）来谈中西哲学所具有的特殊性问题，而不是谈论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当着眼于特殊性；其二，它之所以论述中西哲学的特殊性中各有其普遍性，是为了说明这两种哲学之间是可以沟通、可以交流的。对于本文的论题来说，第一点的说明尤其重要。#p#分页标题#e#

本来，任何意义上的科学学说，都是具有普遍性的，否则就谈不上是“科学”。哲学自然也不会例外。特别是从思考的性质上，与其他学科相比，哲学尤其是从“普遍”的角度来思考“特殊”的。按照康德给出的解释，哲学的知识是出自概念的知识，它只在普遍中考虑特殊；反之，数学则是从特殊中考虑普遍。⑤我们还可把康德的这一解释延伸开去，因为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等）也是从可观察的特殊现象中，来归纳、概括出普遍性的规律的。哲学之所以与数学、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向相反，这是由它的非经验的性质决定的。哲学的思考起于科学止步之处。譬如，科学研究事物之间具体的因果现象，并使用因果概念来把握这类现象。但对于什么是“因果性”概念，科学本身并不探究。哲学对于这类概念的探究，是以科学使用的概念为前提的，因此这类概念就不表现为通过归纳的方式而取得，而是表现为既有的、“验前的”（apriori，或译“先天的”）的存在。这样，当哲学着手对这类概念进行研究时，它们就已经以普遍性的方式出现。哲学思考所进行的，乃是对这类概念的性质、语义、功能等进行分析。比如在康德那里，因果性概念被理解为具有一种先天性，其功能在于对两个在时间上表现为先后相续的感觉现象加以综合，并将它们规定为假言判断的形式，由此使知性形成相应的综合判断。对于诸如“善”之类的道德概念也是如此。哲学并不通过归纳来说明什么是“善”，而是把善作为一个既有的范畴来加以分析，以此来理解善的概念的性质及其所包含的要素。黑格尔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论述了哲学的普遍性问题。他指出：“哲学以思想、普遍者为内容。”①

“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掌握理念的普遍性和真形相。”②哲学既以思想、普遍者为内容，那么要寻求特殊性以作为哲学的思考与发展方向的做法，就显得是悖理的。说中国哲学的思考应当与西方的不同，如果指的是中国哲学应当开辟自己的研究领域，而不应当跟着西方哲学亦步亦趋，这是正确的。但如果指的是中国哲学应当可以追求所谓的“特色”，这在学理上则是说不通的。在本人看来，如果不从普遍性的角度上着眼，而仅仅局限于特殊性的角度，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哲学是不利的。它可能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是限制哲学家的视野，使得他们对哲学问题的考虑不能具有全球性的眼光。寻求所谓自己的“特色”，往往是“传统”的新包装的代名词。一讲到中国哲学，就局限于传统的旧框架，如“内圣外王”、“天人合一”、“仁义礼智”等。譬如牟宗三，他就沿用“内圣外王”的框架，把哲学的使命理解为从“本心仁体”这一内圣开出民主与科学这一“新外王”。但实际上，在牟宗三思考这一使命的年代，对于思想界与理论本身而言，民主与科学已不是能否开出的问题，而是对民主理论本身、民主制度建设的经验本身（如，如何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等），对科学的价值、科学对环境、社会的影响进行反思、检讨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停留于谈论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问题，显然是落后于时代的。因此，不能去开拓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问题与领域，就会妨碍中国哲学的发展。新儒家的一个根本缺陷恰恰就在于此。他们停留于特殊，执守于儒学的心性论，把它作为“道统”来奉行，作为判断某种学说是“正宗”还是“别出”的标准，继而以正统自居。换言之，“道统”成了中国哲学的“特色”，似乎离开了这一“特色”中国哲学就无路可走。

“道统”成了独断论的最好的遁词，成了束缚中国哲学发展的“绳索”。其结果是，越想继承道统，越是失去道统，因为道统在保守中趋于陈旧，从而落后于时代，于世无补。以上述的由内圣（本心仁体）开出新外王（科学民主）的哲学理路为例，一方面，停留于理想化的“本心仁体”状态，把原本只是属于“设定的”的心灵状态当作是实有的，并把它加以绝对化，夸大化；另一方面，停留于五四时期对于社会本质的认识，也就是“科学与民主”的认识阶段，而不能深入到更为深层的人的“权利”的根本，其结果是从理论层面到现实层面上下两头的把脉都失准。由于道统与学统的观念的束缚，使得中国传统哲学缺乏反思与批判的意识。而只有具有这类意识，发现并克服传统思想中的不足与缺陷，传统才能真正得到推进与发展。这就像医生治病的道理一样：假如一个医生只是一味地称赞病人身体好，而不指出他的毛病，其结果只会是害了病人；反之，指出病之所在，帮助病人把病治好了，这才是良医。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倡导普遍性的哲学观念，并不意味着把哲学理解为一元的东西。普遍离不开特殊，它在特殊中得到体现。哲学不过是哲学家们各自所提出的哲学。他们既可以对不同的对象提出自己的哲学，也可以对相同的对象提出不同的哲学，所以它总是展现为多元的、多样的。本人在拙文《新儒学与哲学创新问题》中曾论述哲学与经验科学、数学的不同在于，它的问题并没有一个唯一的“解”。对语言（如语词的意义问题）的解释如此，对价值概念的解释（如“正义”概念）也如此，因此并不存在唯一的哲学。哲学的多元性，不仅在于对不同的现象领域（如语言、生存、心灵等）的解释可以产生不同论域的哲学，并且在于对相同领域的现象的解释也可以产生不同解释的哲学。

哲学创新论文范文2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作为高度创造性的科学活动，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要使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得到有效发挥，概括出科学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必须遵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尊重学术规律。首先，尊重学术规律与坚持学术自由是统一的。学术自由是指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专家学者要打破框框、敢于担当。学术自由对于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专家学者而言是个前提条件，陈寅恪先生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理念，仍然是今天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路径的追求。其次，尊重学术规律与坚持学术自治是统一的。哲学社会学工作者享有一定的学术自主权和独立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在国家和政府统筹安排的课题任务和社会需要的前提下，从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的规律出发，结合自己的优势和专长来具体决定研究什么、如何研究、何时研究。

靠行政命令强行指派、横加干涉或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己只是一味紧跟“时政热点”的话，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无从谈起。既然是创新，就是前人所未曾做过，或做得不多、不深的地方，而有了学术自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能排除各方面不必要的干扰去关注学术本身，去关心如何能够揭示真理、发现规律。当然，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享有一定的学术自主权，并不是说要鼓励一味闭门造车。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享有学术研究相对独立性，更重要的一层意义在于，使他们养成尊重真理、实事求是、不畏强权的独立人格，“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也是知识分子良知和风骨的内核。最后，研究者享有的学术自主权和独立性是统一的。在目前浮躁的大环境下必须为学者内外兼修创造条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是一项艰苦卓绝的事情，没有始终如一的专注与钻研精神就想侈言创新，无疑是痴人说梦。恩格斯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经济上可能有人一夜暴富，学术上却绝不可能，没有充分占有前人成果、没有打破习见的理论勇气和详细周密的论证，创新成果几乎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有的甚至需要耗费数年甚至几十年之功。

这是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路径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要紧跟时代、植根实践。一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只有扎根于本民族的生存实践，并为其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才能获得新生。离开了时代主题，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将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必须提出、研究和回答中国、时代问题。当前我国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等，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去进行研究。同志指出:“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

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界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广阔舞台。鲜活的实践，有着大量的案例可供研究，大量的现象有待解读，大量的问题需要回答，大量的实践经验需要提炼和概括。这些都是科学研究、理论创新、学术发展的不可多得、不容错过的条件。因此，从国际国内的宽广视野观察和思考问题，不断创造体现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的新的学术观点;立足中国实际，借鉴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益成果;继承传统研究方法，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积极开展跨学科研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大力推进科研方法和科研手段创新，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全面提升创新能力等等，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必由之路。

哲学创新论文范文3

1.1全部病例30例：选自本院2005年5月至2010年5月心胸外科中医治疗方案实验组，男11例，女19例；年龄69～78岁，平均73.5岁；原发病中冠心病13例，高心病5例，退行性瓣膜病6例，肺心病6例；病程7～12年；心功能Ⅱ级11例，Ⅲ级14例，Ⅳ级5例。

1.2诊断标准：慢性心衰诊断参照《内科学》4版教材；心功能判断参照美国心脏病协会(NAHA)1994年修订标准。

1.3治疗方法：以益气活血中药组成的强心通脉汤：黄芪40g，人参20g，丹参30g，桂枝25g，红花15g等，每天1剂，煎取300ml，每次100ml，每天3次口服，不能顿服者，可分多次服用。

1.4疗效判定标准：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制定。显效：心衰完全控制或心功能提高>Ⅱ级，临床症状及血液流变学指标明显改善；有效：心功能提高>Ⅰ级，临床症状及血液流变学指标有改善；无效：未达到有效标准。

1.5结果：显效16例(53.33%)，有效10例(33.33%)，无效4例，总有效率为86.67%。

二、讨论

充血性心力衰竭属于中医“胸痹”、“喘证”、“怔忡”、“心悸”等范畴。病机中虚、瘀所致为多。《诸病源候论》谓:“……心主血脉，而气血通融脏腑，遍循经络，心统领诸脏，其劳伤不足，则令惊悸恍惚，见心气虚也。”心气虚损日久，阴津化生受累必致气阴两虚。气虚则鼓动气血无力;心阴亏耗，阴虚血涩而成血瘀之症。临床观察发现，慢性心衰患者多表现为气短乏力，胸闷憋气，心悸怔忡，动则气喘，口干舌燥，心烦失眠，自汗盗汗，口唇紫绀，舌暗红少苔，有瘀点、瘀斑，脉细涩，或促、结、代等。此为气阴两虚夹瘀之证。因此，治疗上予以益气养阴兼以活血之法。

2.1中医辩证理论

马中夫等以“心衰”作为中医诊断的病名，并规范其证型，提出左心衰分为心虚证、心气阴两虚证、心阳虚肺瘀血证;右心衰分为心肺气虚证、心肺气阴两虚证血瘀水瘀证、胃肠血瘀证：全心衰分为心阳暴脱综合征。但CHF中医辨证分型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标准，临床医家多从八纲结合脏腑辨证来分型，其方法较多。中医认为：心衰总属本虚标实之证，心衰最早出现的症候是心(肺)气虚，表现为心悸、气短、乏力、自汗、舌质暗淡或胖，脉结代，气虚进一步发展可出现阳虚之象，表现为在上述气虚症候的基础上，并见形寒肢冷，尿少水肿等，由于气虚帅血运行无力而致血脉瘀阻，可见舌质紫暗，颈部静脉怒张，肝大(腹内痞快)等血瘀症候，由于阳虚，气化不利，水饮停聚，水泛肌肤而致水肿，水气凌心则致心悸，气短加剧，水邪射肺则致咳嗽喘促加剧，可见心气虚心阳虚乃病之本，瘀血、水饮、，痰浊为病之标;心衰病变脏腑以心为中心，累及脾、肾、肺、肝等脏，从中医病机分析入手，结合临床资料，将心衰辨证分为心气不足，心阳虚衰，心肾阳虚，心脾肾阳衰，阳气虚脱，气阴两虚七个基本证型，并把瘀血、痰浊、水饮列为兼证。

2.2中医养生辅助治疗

⑴饮食：所有心衰患者均需支持和饮食指导，以维持理想体重，因肥胖可增加心脏工作负荷，特别是体力活动时。通过限制脂肪和热量摄入来减轻体重。营养不良者改善和维持营养状况也很重要。食盐的摄入需加以限制，体液钠潴留将使病情恶化。⑵液体摄入：心衰患者常有口渴感，因此常导致摄入过量水分和低钠血症，大部分患者可将水摄入量限制在每日1.52～2.0L左右。在气温高、呕吐、腹泻时应增加摄入量或减少利尿剂用量。⑶饮酒：酒精可损伤心肌和诱发心律失常应禁止饮酒。⑷吸烟：吸烟增加多种主血管病肺及其他器官疾病的危险性。吸烟可以致冠状动脉痉挛，降低β受体阻滞剂的抗缺血作用，使急性心肌梗死后的死亡率增加，戒烟后1年内再梗死主死亡率均可以降低。⑸锻炼：虽然药物治疗是心衰治疗的基础，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运动锻炼在心衰治疗中的重要作用。它可明显改善左室功能减退和运动耐力，可逆转异常的骨骼肌结构和生化的改变。对于重度心衰可先采用床边坐立法，坐于床边的椅子，每日2次，依病情改善程度逐渐增加，直至步行每次3～5min；心衰稳定，心功能较好者，可在专业人员监护下进行症状限制性有氧运动，如步行，每周3～5次，每次20～30min。但避免作用力的等长运动。⑹冬春季节：肺部感染是常见的住院原因，可诱发或加重心衰，因此，流感和肺炎球菌的疫苗可降低严重呼吸道感染的危险，常被推荐应用。

2.3自我诊断观察

密切观察病情演变及定期随访：⑴密切观察病情：要了解发生心衰时间的长短，心衰的特点，包括发病过程（急性或慢性）、心衰类型及已用药物的疗程、剂量、有无不良反应及疗效等，这些对稳定病情，减少住院率有极为重要的意义。⑵①避免诱因，防止复发，绝大多数心衰患者基本病因不易根除，但避免诱因是可以做到的，例如预防呼吸道感染，不要体力过劳，饮食要节制。②鼓励适当活动，维持心脏代偿功能，活动量应循序渐进，量力而行，逐步增加，保证足够睡眠。③遵照医嘱按时服药，定期门诊复查。

哲学创新论文范文4

关键词:学术期刊；对外传播；机器翻译

1引言

话语就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是权力，是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以权力[1]。在法国当代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话语的秩序》一书中，权力理论与话语理论第一次结合，话语不再仅仅是解释说明的符号，更是一种工具，话语的主体可以通过控制主动传播信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决定着这个国家话语权的大小，国家的综合国力强，该国对外的话语权也就更大[1]。学术期刊为主体的话语体系，包含中华传统文化、国际贸易规则、国际组织合作等内容，多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于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作为承载人类智慧的重要载体，学术期刊“走出去”对于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性也毋庸置疑。在学术期刊创立至今350年的时间里，人类的创新思想、创新科技、管理经验等创新论文，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比例高达87%[2]。我国的学术期刊学术成果、传播学术热点、推广创新思维，是思想与智慧的聚集地；对学术交流、社会进步，对传播中国声音、交流人类智慧、共建人类文明、对链接作者与读者、中国与世界之间起到重要的枢纽作用。但不得不承认，我国学术期刊对外传播的影响力甚微且发展缓慢。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诸多，如穿透力不够、话语传播不均衡、话语权缺失等问题，其中尤需关注出版语言的问题。语言的差异会给国外读者以及研究者带来阅读障碍，沟通交流存在不便。我国的通用语言汉语虽然使用人数最多，但并非国际主导语言。目前我国在列学术期刊有六千余种，出版发行语言大多是中文，英语及其他语种期刊的数量屈指可数，十不足一。从使用范围来看，迄今已发展1400年的英语是近60个主权国家的官方语言或官方语言之一，俨然已是国际主导语言之一。这种不可比拟的语言优势赋予以英语作为出版发行语言的期刊在传播领域具有天然的统治地位。从世界各主要期刊论文检索系统中的数据可窥见一斑，如SCI收录的英文期刊占综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斯普林格（Springer）收录的2767种期刊中有2026种是英文期刊[3]。由此可见，出版语言使用的地域越多越广，接受传播的群体就越多，接受传播的几率也就越高。毋庸置疑的是，出版语言的优化可以帮助学术期刊突破语言障碍、增加竞争力、扩宽受众，从而增强话语权。

2机器翻译的历史

翻译，就是把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包括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究其核心，则都是如何把原文的意思在译文中表达出来[4]。机器翻译（MachineTranslation，简称MT），顾名思义，就是利用机器进行语言转换的一种翻译方式。早在1933年，法国科学家G.B.阿尔楚尼提出借助某种机器进行语言转换的想法，但直到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的三年后，即1949年，机器翻译这一思想才在美国信息论先驱之一沃伦·韦弗的《翻译备忘录》一书中正式面世。利用计算机进行语言之间的自动转换——机器翻译从呱呱坠地至今天的枝繁叶茂，几十年的成长之路漫长又曲折。而它的发展也和计算机的发展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学术期刊而言，大量的专业文献除了要求译者具有扎实的语言功底和文化基础外，还需要具有专业知识背景；除了掌握直译或意译、归化异化、增词减词等翻译策略和技巧，还需要了解专业领域的翻译特点。人工翻译已无法满足学术期刊对专业文章高水平、全方位、多元化的翻译需求。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技术的驱使下，机器翻译在翻译速度、译文质量、覆盖语种、知识获取方式等方面飞速发展，其应用势在必行。除了计算机科学，语言学也对机器翻译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从语言处理的角度来说，机器翻译需要语言学从语音、语法、词汇等不同方向为其提供合适、普遍的语言翻译规律。而语言符号的组合规律要应用于计算机操作，就需要数学家先将其进行加工，把它们代码化。由此可见，机器翻译是跨学科的，无论是语言学、数学还是计算机科学，缺一不可。机器翻译是依托于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语言学、统计学等多学科而存在的自动翻译。我们熟知的Google翻译、百度翻译、有道翻译等翻译软件准确已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它们语料库、翻译方法、语言规则等各有不同，同一文本输入的翻译并不能得出一样的译本输出。同人工翻译过程相似，机器翻译也要经过分析、转换、生成三个阶段，其中转换是核心过程。对原文本语言、句法结构分析解读的深度不同，转换后合成的译文必然不同。根据转换原则的不同，机器翻译系统类型主要有：（1）基于规则的系统。依据语言学理论和语法规则，结合常用词和专业词词典，可以提供术语准确的译文输出。（2）基于统计的系统。通过对大量的样本数据的“学习”，建立双语对照的实例库，可以提供行文流畅的译文输出。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机器翻译系统是不同方法和策略的集合。

3机器翻译的应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不同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不可或缺，不同语言沟通的问题日益凸显，机器翻译的重要性也更为突显。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随着计算机科学、语言学研究的发展，随着信息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硬件技术的大幅度提高以及人工智能在自然语言处理、机器人学和知识系统的应用，从技术层面推动了机器翻译研究，机器翻译的发展速度惊人[5]。从“机械大脑”到基于规则、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再到基于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的机器翻译，从技术上不断推陈出新从，算法上不断优化升级。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应用于以谷歌翻译、百度翻译为代表的网络即时翻译和以译星、雅信译霸为代表的专业翻译系统。2016年，谷歌用基于深度学习神经网络获取语言间映射关系的更优算法，取代以往基于短语的算法，推出了神经机器翻译系统。对于多数非专业的文本，已做到基本表达原文，不影响理解与沟通的译文结果[6]。在中国，网易、搜狗和科大讯飞等公司也投入人工智能行业，科大讯飞在语音识别、机器翻译方面的表现尤为不俗。他们全力研发人工智能翻译设备，以卸下人工翻译的沉重负担[7]。本文根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现状、人工智能在机器翻译应用、及学术期刊译文需要，尝试设计了机器翻译系统，以实现在实际编校过程中对文本的翻译需要。人工智能是一门独特的学科，构建其与世界交互的框架需要来自计算机科学、控制论、心理学、语言学、认知科学等众多学科的成果。机器翻译的发展也应采取跨学科联动的方式促进技术创新。多学科联合有助于技术研发者找到新视角并对已取得的成果进行分析与批评。无论是人工翻译还是机器的自动处理，翻译都不是表面看起来的简单的对应替换。语言转换的过程建立在对多种语言理解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在包含语法、句法、语义的语言规则上，完成文本的分析和算法的选择。研究人员已经尽可能地在资料库增加句法、语法更深层结构的知识，列举词句背后可能的知识含义。但由于语言本身既精确又模糊的复杂性，即使人工智能也无法明确实现翻译策略的选择、文本特质的认知。翻译中与人类感知能力密切相关的“语义问题”和“语用问题”不仅是机器翻译技术难以跨越的鸿沟，也是人工智能的无法独立思维、缺乏想象力等问题的缩影[8]。

哲学创新论文范文5

首先，授课教师本人要关注现实生活，关爱学生，了解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所思、所想、所需。当前大学生中出现的信仰危机、精神颓废、道德滑坡、行为失控、沉迷网络等现象十分严峻，他们缺乏对他人、对社会、对周围的关心，缺少精神和信仰，缺少承受力和责任感等等。这一切都使我们意识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明显的失衡状态。人文精神的缺乏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古代文学课程主要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它在实用性、技能性等方面远远逊色于当今的热门专业。但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教授曾指出:“我们认为，从培养人，塑造人的任务出发，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素质教育是所有专业的学生都必须接受的教育”[1]。人文科学对社会的作用不像科学技术那样明显直观，但更为根本。为此，国家教育部要求各高校要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甚至指出“忽视或轻视文科教育，必然导致整个民族精神水平的下降，导致整个社会的庸俗化”[2]。只有教师的认识水平与思想境界得到了提升，古代文学的人文教育才能落到实处。“一个既有着很高专业素质同时又有着很好的人文素质的教师，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人文教育意义，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文精神资源。”[3]因此，我们在呼唤古代文学教学要面向现实生活的时候，要审视我们的教师是否具有人文情怀，我们的教育行为是否具有人文性。

我们在从事教育工作时，要把教学当作实现教师人生价值与意义的途径与方式，而不仅仅是自己谋生的工具和职业；我们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在与学生的共处中，不能只是作为一个知识的传授者，而是要使自己的人文精神得到丰富和发展，着重培养学生的个性、思想和人文精神；我们还要根据学生的兴趣，使古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学生的精神世界中去，而不能一味地机械讲授、强硬灌输。其次，一个有先进教学理念的教学团队对古代文学的教学也至关重要。以维果茨基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曾指出：“知识的建构发生在与他人交往的环境中，是社会合作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就实际情况来看，教师最大的援助也是来自其他教师”[4]。教学团队要关注现实生活，整合教学资源，形成教学合力，从而达到教学、研究、社会服务三者的互动。教学团队还应该共同承担教学使命，在团队成员间培养互相协作的团队作风，逐步建立有效的“同伴互助”、团队合作机制，实现“1+1＞2”的整体超越。同时，教学团队在理念上更应该坚持以学生作为主体，“把教的创造性留给老师，把学的主动权还给学生”，将学生纳入到教学团队中来，形成大教学团队，不断扩展师生互动的课堂教学阵地。如教学团队可以指导学生成立话剧社、文学社、演讲协会等多个相关社团，将古代文学作品搬上舞台。教学团队还可以邀请学术界知名人士常年开设“名家讲坛”，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同时还可以开设学生讲坛，由学生主办、学生主讲。总之，只有在这种大课堂的快乐互动中，古人之心与今人之心才能连通，古代的文化生命及其文化魅力才能为当今学子所传承和延续。

二、加强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坚实基础

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曾经再三强调:“研究古代文化文学，是为了现在活着的人，不想到这一点我们的研究就没有意义”[5]。我们要把古代文学教学与古代文学的专业研究区分开来，因为毕竟学生中以研究古代文学为终极目的的人占少数，我们的古代文学教学应使大多数同学感受古代文学的独特魅力，而不仅仅是枯燥的考据、考证和呆板的文学历史陈述。所以古代文学的教学应该从人性的角度去理解古人的喜怒哀乐和吟咏歌哭，挖掘古代文学作品的当代性。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

1.选取教材的开放式策略

开放式策略是指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引进与所学内容相关的学习资料，使教材由单一变为多元的一种教学策略。教材开放是古代文学教学由封闭走向开放的重要途径。教材开放的目的是让学生拓宽阅读视野，以便能更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素材，从而更能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思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教材开放了，学生的思维也就更活跃了，开放性教材这汪“活水”为学生多角度地、深入地理解教材提供了依据。教材开放策略，能使学生借鉴课外读物，扩大知识容量和学习视野，让学生有条件、有机会从不同的区域中感知不同的人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理解，从而提高学生辨析、思考、选择、综合的能力。其辨析、选择、综合的过程就是其科研、创新的思维发展过程。在文学作品选方面，也可采取开放性的原则。如在选择一种与文学史配套的作品选本的同时，还要向同学推荐其它有关选本，并介绍各自的特色，鼓励同学们课下根据个人兴趣，阅读有关作家的专集、选集乃至全集。这样既保证同学在各种考试中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又不囿于成见，不少学有余力、兴趣浓厚的同学就能找到继续深入、拓展学习范围的途径。教师还应注意阅读国内外的学术刊物和新出版的有关书籍，关注学术会议的动态，获取最新信息，及时把学术界前沿的新成果吸收到教学中来，讲授有关材料的新发现、学术界的新观点，使文学史知识处于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教学方法不但能丰富教材的内容，而且能使古老的文学史充满现代活力。

2.挖掘古代文学作品的当代性

我们的做法是借鉴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理论，把古代文学教学视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在讲解作品时，不仅要阐释作品原来的创作动机和本来意义，而且还要阐明文本的内在价值和对我们现实所产生的意义。这样更能拉近古代文学作品与我们现实生活的距离，以引起学生的强烈共鸣，达到净化心灵的效果，这比单纯的思政工作来得要自然与深刻。我们还可以联系学生具体情况来因材施教。例如联系当今学生人生经验、职场经验匮乏的实际情况，可将《红楼梦》中刘姥姥的公关艺术、王熙凤的理财能力、薛宝钗的人际关系学引入到教学中，让学生在学习古代名著《红楼梦》的同时，开拓思维，积累生活知识，并增长现代职场实际生活经验。又如联系当代大学生在挫折与苦难面前容易产生畏难情绪的现状，可为他们讲述司马迁等为理想、信仰而坚持不懈的执著精神以及苏轼面对苦难与得失的豁达生活态度。苏轼一生三次被贬，但他仍然超脱物外，随遇而安。当他年过花甲，以抱病衰老之躯从荒远的海南岛被赦还仍毫不在乎地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欧阳修也是一生几经磨难，但他对这一切不以为然，认为“君子轻去就，随卷舒，富贵不可诱，故其气浩然”。教师在授课时可号召大家学习古人这种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真正把古代文学教学融入到现实生活中来。#p#分页标题#e#

3.溯源地方的课程拓展

大学逐渐走向社会的中心，直接为社会服务成为大学日益重要的使命。大学教师如果能在平时的教学与科研中服务社会，就会使自己的教学与科研变得更富挑战性，也使学生的学变得多姿多彩。大学教师要在掌握扎实的纯理论性知识的同时，吸收更多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实践性知识和本土性知识，这样才能拓宽大学传统的学习空间，使大学不光只是教师、学生之间进行沟通的平台，而且成为社会各行各业有专长的人与教师、学生三者之间进行交流互动的场所。由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内容与现实社会的隔离，古代文学教师更应该在面向地方的社会服务中，将研究优势转化为服务优势，将地域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如立足于湖南常德这样一个经济建设正在加速发展、文化底蕴相对深厚的“湘楚之地”，古代文学教学也要尝试“走出课堂、超越课本”，才能抓住建设“文化大省”的时代机遇。任课教师应加强古代文学与湖湘地方文化的结合。如常德在久远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适合本地土壤的地域文化，这种文化虽然根基深厚，但缺乏系统性，需要我们加以挖掘、整理、发展、提升，才能为建设文化大省服务，湖南文理学院古代文学教学团队在这方面就做出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如梁颂成教授主持的“杨嗣昌整理古籍”和《龙膺集》分别成功申报了国家古籍整理和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梁颂成教授还主持了常德市委市政府重点资助和点名项目“常德历史文化名城”课题的研究工作，还有刘孟初教授主持的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湖湘迁谪文化研究”，李琳老师主持的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课题“洞庭湖水神信仰研究”等等。这些课题将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与常德地方文化结合起来研究，在地方文化建设应用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古代文学教师还依托常德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让学生更多地参与了常德市的文化建设活动，让他们了解到常德古代和今天的地方文化。这样将书本知识学习与现实生活相联系，不仅能使枯燥的古代文学学习变得鲜活生动，还能让学生学为所用，学有所用，为地方文化建设服务。

三、教学方法的多样化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条件

面对在网络、影视、书刊等多种媒体环境下成长的新时期的大学生，在古为今用和启发式教学原则的指导下，采取灵活多样、切合其心理特点的教学方法，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具体实施教学:

1.在讲授时贯彻启发式原则，采用古今联系法和对照式阅读法、对比分析法。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介绍古代文学在国外的影响及国外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现状。如《三国演义》在日本的影响、《好逑传》在德国的影响、日本对《聊斋志异》以及欧美对《红楼梦》的研究情况等。二是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等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讲解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联系。如《红楼梦》与《源氏物语》、“三言二拍”与《十日谈》、《西游记》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杜甫的诗与日本松尾芭蕉的俳句等。三是按作家、分系列、分析讲解古代文学对现、当代作家作品的影响。如教师不妨以当代台湾诗人余光中《寻李白》和闻一多《李白之死》为切入点，引入对李白的专章教学。在讲解李白的乡愁与乡思时，可再将其《静夜思》、《渡荆门送别》、《春夜洛城闻笛》与余光中的《乡愁》作对照式解析，从而对学生进行一次生动形象的爱国主义教育。在讲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时与钟阿城的《棋王》结合起来，讲《聊斋志异》时引用高晓声的研究成果，讲《红楼梦》时联系王蒙的《红楼梦新论》等。

2.组织课堂讨论和实施学生讲授制。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引出话题，然后让学生自由发言或分组讨论，最后教师可以适当进行总结发言。笔者曾组织过几场气氛异常活跃的课堂讨论，如先秦百家争鸣产生的社会背景、唐诗繁荣的原因、《左传》与《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优劣等。在讨论中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大家各抒己见，在争辩中互相补充，在补充中互相学习，创造性思维方式得以养成，求异思维得到了共同提高。在必要时倡导学生讲授制。学生讲授制，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学生扮演教师的角色给学生讲课的教学形式。“学生讲授制”不仅使学生参与到学的行列，还使学生参与到教的行列中来，这是教学思想上质的飞跃。“学生讲授制”旗帜鲜明地强调“学生中心”，一切为了学生，一切围绕着学生，一切是为了发展学生。“学生讲授制”这种教学方法的良好效果是显而易见的。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表明，年龄相近的学生，最近发展区相似，他们所说的话最容易被同伴所理解。学生讲授制正是体现了这一理念。了解他们自己的人恰恰是他们自己，他们知己之所长、所短、所欲，最能体现心与心的沟通。

3.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室、影视、DVD或VCD、幻灯机、录音机等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辅助教学。讲解与播放相结合，图文并茂、声情互动，以形象直观的方式来感染学生。在讲解诗文名篇时，可以先让学生观看从网上下载下来的作者肖像和相关图片，对作者有一个直观的了解，然后让他们边看边听声像文件并跟随朗读，古诗文的语言之美和意境之美就在朗读中得到进一步体味。教师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制作一些能体现诗词内容和意境的FLASH音乐动画片，用这些现代媒体来辅助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深奥抽象的古代文学变得简单而动人，从而提高了教学效果。此外，在课堂上播放和古诗词相关的歌曲、播放以古代作家作品为素材的影碟等都能起到同样的效果。

4.通过经典篇目的赏析，示范给学生分析作品的方法，在此基础上，积极引导他们写现实性较强的赏析性和评论性文章。可以通过布置课堂作业、课下批阅后讲评，或者布置课后作业并以讲评的方式进行。学生往往会挖掘某些作家作品的现实意义，教师可以积极引导对课程的学习。笔者曾经在讲过诸子散文一章后，让学生课下搜集资料，写一篇评论诸子散文的感悟文章。结果，很多学生结合自己的体会，对韩非子、庄子等散文中的思想，选取了一种或几种进行分析，并针对当今社会的很多现实问题，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法，很多篇目都极具个性，创意颇多。

哲学创新论文范文6

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科技实力的迅速提升，我国科技期刊数量、学术水平、国际影响力稳步提高，但也存在特色不足、集团化程度低、评价体系调整缓慢、优质稿件“流入”“流出”失衡、编辑队伍建设投入不足、缺少团体作者等问题。

1．1数量众多，特色不足

中国科协的《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7)》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科技期刊数量达5020种，其中英文科技期刊302种，179种被SCI收录［3］。我国科技期刊已经实现了规模发展，但仍然缺乏具鲜明特色的科技期刊，期刊同质化现象严重，英文期刊数量相对不足，缺少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和“领跑种子选手”。

1．2办刊分散，集团化程度低

我国科技期刊实行主管、主办和出版的三级管理体系，5020种期刊共涉及1375个主管部门、4381个出版单位，每个出版单位平均出版1．15种期刊。这种分散办刊模式不利于整合资源［4］，难以有效对接数字化、网络化出版及信息服务需求。相比较而言，国际上爱思唯尔(Elsevier)、麦克米兰(Macmillan)等出版集团，通过集团化模式，建立了成熟的运营、管理、服务体系，集结优质资源，搭建了有影响力的科技期刊出版平台，成功推出了《Cell》《Nature》等世界一流科技期刊。

1．3科研评价体系调整缓慢

尽管2015年以来，国家相继了《关于准确把握科技期刊在学术评价中作用的若干意见》《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要求“大力支持我国各类公共资金资助的优秀科研成果优先在我国中英文科技期刊上发表”，但当前科研管理中过于看重SCI等国外数据库收录的评价导向未根本扭转［5］。同时，国内高校或科研机构职称评定、项目申报、学位申请的评价要求，不利于国内科技期刊评价体系的调整。

1．4优质稿件“流入”“流出”失衡

《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7)》显示，2007—2016年我国科研人员在SCI收录的中国科技期刊发文数仅占中国SCI文章总数的9%，我国优质稿件外流现象持续存在。究其原因，既与我国科研管理评价体系“指挥棒”倾向SCI指标有关，也与我国科技期刊自身缺乏同行审稿、审稿录用周期长、出版滞后等特征有关。另一方面，我国英文科技期刊对海外优质稿源的吸引力不强，不利于科学知识交流与传播，制约着我国科技期刊的办刊质量，我国科技期刊发展面临的市场竞争形势比较严峻［6］。

1．5“高、精、专”编辑队伍建设投入不足

培养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高素质办刊队伍是提高期刊核心竞争力的关键［7］。随着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科技期刊发展迫切需要具有先进编辑理念，较高信息素养、编辑策划、选题策划能力的编辑人才［8］。当前，我国在“高、精、专”编辑队伍建设方面投入不足，考核评价及激励机制作用不强。期刊管理体制和评价体系制约期刊发展［9］，不利于调动编辑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1．6我国科技期刊团体作者相对缺乏科研工作者的合作创新更有利于解决科研难题，取得显著科研成果。近年来，“火星实验室”科研团队在《Science》发表多篇有影响力的文章。而我国科研管理评价中“重第一作者”倾向不利于科研团队的合作创新［10］。

2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科技期刊可持续发展理论分析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管理学和经济学领域的基础理论，1963年由斯坦福研究中心最先提出，弗里曼对其进行了经典定义，即“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组织目标实现或受到目标实现过程影响的人［11］。米切尔和伍德研究认为利益相关者须具备权力性、合法性、紧迫性特征，这3种特征的不同程度组合形成了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分类［12］。利益相关者理论旨在研究组织多元发展中如何达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平衡［13］，以实现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当前，利益相关者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领域，被称为“新经济时代的管理哲学”［14］。利益相关者理论应用于科技期刊发展领域，需要界定影响科技期刊发展目标实现的利益相关者，形成利益相关者分类，明晰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科技期刊的可持续发展应是利益相关者经过合作博弈，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和结果。

2．1科技期刊发展的利益相关者界定

利益相关者通常具有不同的地位和影响力，在科技期刊发展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基于不同的期望目标，实施了不同的成本投入，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据此，界定科技期刊发展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部门、主管(主办)单位、行业组织、出版单位、科研工作者、广大读者等。政府部门是科技期刊发展的调控者，通过政策制定、机构设置、导向引领等对科技期刊发展进行顶层设计，承担着直接融资、转移支付等成本，以科技期刊的社会效益为先，兼顾经济效益。行业组织是科技期刊发展的协调者，承担着科技期刊发展与改革的指导协调责任，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简政放权”，要求行业组织积极配合政府部门落实科技期刊顶层设计规划，按照价值规律培育科技期刊市场。主管(主办)单位作为具体的监管(投资)者，确保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监管(投资)获取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影响科技期刊的发展成效。出版单位是科技期刊的实际运营者，通过开展科技期刊出版，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出版单位中负责科技期刊出版工作的编辑人员是以科技期刊发展为职业和事业的人，通过审稿、排版等工作，获得直接物质利益和体现职业幸福感的精神利益。科研工作者是科技期刊发展的奠基者，通过提供高质量的科研内容、科研成果，直接影响科技期刊的质量和影响力，承担一定的费用成本和时间成本，追求科研价值，具体收益体现在项目获得、职称评定及所在研究领域的科研地位提升等方面。广大读者是科技期刊产品的消费者，具有积极的诉求和主张，更加关注期刊质量，期望获得所需的“精神食粮”与“专业能力”。

2．2科技期刊发展过程中利益相关者博弈

科技期刊发展需要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利益冲突。如政府部门希望科技期刊能够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促进科技进步，提升国家科研实力，然而在制度的实际实施过程中，资源耗损现象时有发生，如资金分配、期刊分类标准不明确导致的“资源争夺”问题等。主管(主办)单位通常具有较强的法人属性，存在重管理、轻经营现象，常常制约了出版单位对经营绩效的追求。出版单位实际运营产生的经济收益不足时，可能会“忽视”对科技期刊编辑人员的绩效奖励，影响编辑人员的经济收益。科研工作者追逐学术声誉的过程中，倾向于SCI、EI类期刊，导致国内科技期刊发展缺乏优质稿源，难以实现“内容为王”的期刊质量提升，进而无法满足广大科技期刊读者的“营养需求”。在科技期刊发展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积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策略互动中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利益安排，利益相关者博弈所引发的利益协调问题，根植于国家科研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共同期望，落实于科技期刊的质量提升和效率保障，实践于各利益主体的积极参与、共同治理，通过构建良性的互动合作机制，形成利益共同体，促进科技期刊的可持续发展。

2．3科技期刊发展策略选择遵循的原则

作为特殊的文化产品，科技期刊具有精神和物质双重属性［15］。在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导下构建科技期刊可持续发展战略，需基于科技期刊的双重属性，坚持以社会效益为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需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责任关系，坚持政府为主体、市场为基础的原则;需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顺序关系，坚持公平优先、注重效率的原则;需处理好增长与发展的协调关系，坚持稳定增长、科学发展的原则。

3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科技期刊可持续发展策略

构建科技期刊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增长与发展”的关系，协调好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既要消除以往科技期刊特色不足、集团化程度低、评价体系调整缓慢、优质稿件“流入”“流出”失衡、编辑队伍建设投入不足、缺少团体作者等问题，也要消除市场机制不健全、竞争环境失调问题，构建以公平性、市场性、发展性为导向的科技期刊可持续发展战略。

3．1优化科技期刊发展布局，注重政策引导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明确要求“要以建设世界一流期刊为目标，科学编制重点建设期刊目录，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刊”［2］，从政策层面为优化我国科技期刊发展布局提供了指导。我国科技期刊发展布局需从引领知识思想源泉、服务和推动科技创新的大局出发，全面深化科技期刊发展的顶层设计，加强制度创新，不仅要涵盖信息、生物、制造、能源、材料等当前较为活跃的领域，还要积极开拓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合成生物学、认知科学等交叉领域，根据科技期刊的公益性与营利性、文化性与商业性进行分类，以便分类指导、区别对待。

3．2改进科技期刊办刊模式，推进集团化经营

中国科技期刊提质增效，需要遵从价值规律和市场规律，控制科技期刊出版的经营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在追求“双效益”协调发展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市场化运营和管理的办刊模式。我国分散办刊的“小作坊”模式难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单一的期刊无法与集约发展的期刊群相竞争，科技期刊的集团化经营和发展势在必行，国家政策部门应从制度层面鼓励科技期刊集团化发展，优先支持重点科技期刊出版机构集团化经营，以点带面，不断推广我国科技期刊的集团化经营模式，并积极改革刊号管理机制，提高创刊审批效率，鼓励和扶持出版单位创办高质量英文科技期刊，不断提升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3．3调整科研管理评价体系，坚定文化自信

2018年10月，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联合《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展开了我国科技界扭转不科学评价导向的自我变革。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要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形成并实施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制度。改革我国科研体制和对科研人员的评价考核机制，需要正确评价科技创新成果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要从根本上摒弃科研评价的“唯SCI论”“唯指标论”等，坚定文化自信，通过科研评价体系改革，鼓励科研工作者将更多的优秀科研成果发表在中文科技期刊上。

3．4明确科技期刊发展定位，打造特色品牌

科技期刊出版发行的品牌效应符合“注意力经济”，需要科技期刊找准自身的发展定位，避免发展的同质化，明晰期刊内容范围，打造科技期刊的品质、风格、品味，策划和培育特色品牌栏目，有针对性地进行组稿约稿［16］，通过开展学术会议、专业竞赛、技术培训、调查研究等相关特色活动，聚焦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注意力，形成科技期刊自身的“品牌价值”。随着科技期刊市场的日益成熟和竞争的日趋国际化，缺少鲜明特色和内容品质的科技期刊将难以为继。

3．5完善科技期刊运营管理，建设“高、精、专”编辑队伍

科技期刊竞争的本质是人才的竞争［17］。信息化时代，需要积极改进科技期刊运营管理机制，树立经营期刊的理念，建设一支“高、精、专”的编辑队伍，既要具有较高的管理、沟通、表达、公关能力，较强的创新意识，也要精于管理运营，具有专业的编辑业务水准。科技期刊出版单位需要像引进优秀科技人才一样从国内外招聘优秀主编和编辑人才，并通过完善培训、考核、激励与绩效评价机制，关注编辑人才的切身利益，调动其工作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提高科技期刊的稿源质量、审稿质量、编辑出版质量。

3．6注重科技期刊内容质量，鼓励团体合作

科技期刊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科研工作者坚持科学自主创新，提供高质量的原始创新论文，坚持写作规范，注重科研合作。普赖斯认为，科研团队是“小科学”走向“大科学”的一个显著标志。大科学时代，越来越多的研究课题需要科研工作者合作开展，发挥各自专业优势，以实现新的科研突破。科研团体合作创新的有效开展，需要同步调整科研评价管理制度，使科研评价的“指挥棒”指向更有利于科技期刊发展的方向。

3．7创新科技期刊服务方式，服务读者需求

科技期刊发展既要关注供给侧，也要服务需求侧［18］。科技期刊发展应服务科技创新，以市场科技信息需求为导向，积极推进媒体融合，实施“互联网+”策略，推出大数据出版、云出版、语义出版等数字出版模式，并借助期刊网站、App、微信、微博等渠道，加强对最新科研成果的和传播。

哲学创新论文范文7

【关键词】何其芳；指导意见；红学毕业论文写作

近期，笔者查阅到一件有关何其芳红学实践的新文献资料———指导文学理论研究班(简称“文研班”)学员黄泽新撰写《〈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毕业论文的四次谈话(包括一次笔谈)记录①。由此顺藤摸瓜，查到何其芳在“文研班”一系列红学教育实践活动和指导另外几位学员红学和涉及红学的毕业论文的资料。从1959年9月到1963年6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合办的“文研班”，前后共办两届，外加一期进修班。办学期间，正好赶上文艺界、文化界开展“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1962—1963)。何其芳是“文研班”的班主任，他有意把《红楼梦》规定为“必读书目”之一，聘请吴组缃、俞平伯、李希凡、冯其庸等专家讲“《红楼梦》研究”专题课①，并亲自讲他的“‘红学’研究成果”和《论红楼梦》的研究心得及写作经验②。他还带领学员走出课堂，广泛接触文艺实际，向社会学习，“还组织看过美术展览，参观过鲁迅故居以及据说是《红楼梦》中大观园原型的恭王府，林姑娘‘潇湘馆’的几丛竹子，幽静的居室，以及贾母看戏的戏楼，还真有几分近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③。

一、论题“顺利确定”与论文“锁进抽屉”

首届“文研班”因延长一年学制，要到1963年暑期毕业。学员此时最重要的任务是撰写毕业论文，何其芳、唐弢等人担任论文导师。毕业论文选题方向可以依据所学内容自由选择，一些同学选择了《红楼梦》研究方面的选题。学员黄泽新回忆:文研班学习的最后一年，学校规定每人写一篇毕业论文。我的选题是关于《红楼梦》的，由何其芳先生负责辅导。另外，贺兴安、刘建军同学写的也是关于《红楼梦》的论文，李希贤同学写的是典型问题的论文，也都由何其芳先生指导。从草拟提纲到论文定稿，何先生辅导我们四次。头三次是去何其芳先生家里直接接受他的辅导，最后一次写的是书面意见。④为什么黄泽新、贺兴安、刘建军和李希贤同学的毕业论文皆由何其芳任导师?道理很简单，是因为何其芳在《红楼梦》研究和典型研究方面有创见，有成果，“共名说”是其显著标志，课堂上又以“讲红课”为人称道。笔者收集了何其芳辅导四位学员毕业论文的资料，结果是多寡不一。在黄泽新的回忆文章中，意外发现何其芳辅导他毕业论文谈话的全部记录，这是一件很珍贵的红学文献，因此要费些笔墨在下一节专门叙述。现在分别讲述何其芳对贺兴安、刘建军和李希贤毕业论文的指导。指导贺兴安红学毕业论文的写作贺兴安和李希贤划为一个组，每次到何其芳家谈毕业论文写作，两人总是相伴同行。李希贤回忆:何主任约定，贺兴安和我间隔一周的周三下午两点半到裱褙胡同的何宅，面谈。我俩每次提前几分钟进入导师家。此时，白瓷壶沏的热茶、三只茶杯已置于小客厅的小方桌上，三把木椅放在它的三方。据我的记忆，兴安坐在何主任的右侧，我坐在导师的对面。第一次去主要是定选题。兴安同学汇报后，他撰写《红楼梦》的论题顺利地确定了。①李希贤只讲了贺兴安的红学选题“顺利确定”，没有展开记述辅导了哪些论文写作具体意见，令人遗憾。查贺兴安回忆“文研班”学习生活的文章，他说何其芳“一直是大家暗中崇敬和学习的榜样。他在创作和研究两大领域都贡献卓著”。何其芳对贺兴安还讲过他写作《论红楼梦》花的时间很久:何其芳……他的批评理论文章最有文气，最少教条，在以情动人和以理服人结合上，大陆学人难以与之匹敌。他的《论〈红楼梦〉》是大陆那些年“红学”热浪中写得最好的。有一次，他讲到写这篇文章整整花了八个月时间，那意思是如有人想批驳他、超越他，起码在时间上得花八个月以上。②贺兴安赞佩何其芳文章“学人难以与之匹敌”，因为其“最有文气，最少教条”，“以情动人和以理服人”。这首选应该是《论红楼梦》的韵味和亮色。贺兴安没有说此事的发生时间，但何其芳在用切身体验鼓励贺兴安投入巨大精力写好学术论文，使其超不过、驳不倒、站得稳、立得住的用心，却十分明显和殷切。指导刘建军红学毕业论文的写作刘建军对论文导师何其芳也怀着一种崇敬心理。他对何其芳的总体印象是:“何其芳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在对我班同学的多次讲话中，虽然非常强调马列主义的指导作用，但他循循善诱地要我们打好扎实的基本功，重视第一手资料，从实证出发，切忌空头理论。他的诗人气质很重，讲话感情色彩鲜明，有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提到何其芳对他毕业论文的写作辅导，他满怀钦敬地说:我向他汇报论文提纲时，他不太同意我引用的苏联一位理论家的艺术结构理论，他认为这位理论家的艺术结构理论有些无限扩大。也不太认同我关于《红楼梦》以四大家族衰亡为主线的说法。但他始终没有要求我改变观点，他的看法只供我参考。第二次谈论文时，他同意我关于《红楼梦》艺术结构主线的说法，认为我的论述成立。此事当时对我震动很大，一位理论权威，与一位年轻学子平等商讨，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风范令人敬仰。①刘建军的论文选题是“《红楼梦》艺术结构主线”。这里他简要记述了何其芳的两次辅导情况:第一次是修改论文提纲，何其芳对引进的域外“艺术结构理论”持存疑鉴别态度，因其大而无当“不太同意”引用，表明他是在将独立思考的学术品格传授给学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红学界已经有了“《红楼梦》是描写四大家族衰亡史”的评论观点，但何其芳历来认为《红楼梦》“写的只是两个封建家庭”②，因此对刘建军关于“《红楼梦》以四大家族衰亡为主线”的说法“不太认同”。但是，这两个“不太同意”，只供刘建军“参考”，并不要求论者(学生)“改变观点”。第二次是肯定论文的“论述成立”。论点、论据通过论证过程才形成论述，形成论文。也许在两次辅导之间，刘建军在没有“改变观点”的情况下，部分接受了导师的意见，使论述趋向合理与完善，使何其芳转而“同意”他的“说法”。“论述成立”也就是论文总体上合乎写作要求，达到了毕业水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建军在何其芳辅导过程中感受到其令人敬仰的“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风范”!指导李希贤典型问题毕业论文的写作李希贤1959年夏季在湖北汉口参加“考研”笔试时，面对试卷中的一道“典型”试题，有过交白卷的尴尬。录取到“文研班”深造，他时刻牢记自己这个“软肋”和“跟头”，特别“注重文艺学中的典型问题”。他也因此在临近毕业选择论文题目时，确定以研究“典型问题”为方向———这也与何其芳倡导“典型共名说”的影响有关。他自以为掌握的资料可以写一部谈典型的专著。但是，他的撰著毕业论文之路也还是不顺畅，甚至一波三折，屡遭坎坷。他回忆几次到何宅谈论选题时说:第一次去主要是定选题。……我汇报所作的准备时，何主任静心地听着。我又试探性地表示:我想撰写一部谈典型的专著。导师没有笑，没有责备，心平气和地说:“写专著，当然好，那是以后的事;现在，只要你写一篇两三万字的论文。”在科研上尚未登堂入室的我，顿时心绪紊乱，“典型”在脑海中飞舞，不知如何捕捉。其芳先生开导我:可以选典型理论中的一两个问题，也可以从典型创造类别中选题，还可以从某部名著中的典型人物入手。我感到有头绪了、有思路了，最后商定:谈阿Q典型。论题定后，我环绕论题钻研材料、准备提纲、撰写初稿。当我俩(指与贺兴安———引者注)上门听取对初稿的意见时，何主任依然先对贺后对我。他把我的初稿翻了一遍后，漫谈式地发表意见。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文章倒有些新意，可是“我读时只想瞌睡”。他透过镜片，注视着我，见我满脸绯红，又微笑道:“可能我未睡好。”对我行文中的弊病，导师来了个一针见血!……临到论文能否定稿通过时，我的心绪宛如面对法庭。他翻完《论阿Q典型和阿Q主义》文稿后，对此文只说了一句话:“你的文章，依我看，目前也只能这样。”……我脱口而出:“何主任，我的论文能不能在《文学研究》上发表?”他回答:“要发表?那还不容易，我签个字就行。”停了停，接着说:你把论文带回家，锁进抽屉，半年后再拿出来修改，改得不能再改时，誊正寄给我。他是《文学研究》杂志的主编，由他签署意见，在刊物上发表他门生的论文，显然“容易”办到。他不这样做，还指明要锁过半年，然后才可能提升。当时我就懂得，他这样说，他要我这样做，实则是对我的指引、对我的鞭策、激励和期盼。我理应如是为之。①何其芳指导毕业论文《论阿Q典型和阿Q主义》的写作，针对学员研究和写作上的薄弱环节，可谓处处把关，歩步紧逼:选题不准确，他纠正后连续指出三个“突破口”;初稿有弊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并用“我读时只想瞌睡”的话形容其沉闷不灵动;定稿虽然体现了作者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写作水平，但还是令人不满足，何其芳建议暂不发表，“锁进抽屉”。怎样才能把这篇论文修改好，何其芳给出的办法是，“把论文带回家，锁进抽屉，半年后再拿出来修改，改得不能再改”，“然后才可能提升”。也就是说要“冷处理”，放一放，悟一悟，获得新的认知，一改再改，反复打磨，使其跃进升华。这是通达研究甘苦之语，懂得写作三昧之言。这体现了何其芳指导论文写作的另一种风格:所谓“严师出高徒”!李希贤对此十分理解和服膺。严师的教诲几乎影响了他后半生的教学和科研，并做出了不凡的业绩。指导黄泽新红学毕业论文写作的文献内容较多，下面设专节来介绍。

二、“论文中主要观点应当是自己发现的”

黄泽新的论题是《〈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何其芳先生“当时正值盛年，充满热情与活力”。他“亲自为同学辅导论文”。“他的讲话如同他的诗文，是发自肺腑的声音，闪烁着真知灼见，每次讲话都给我们很多启迪。”“我这里所记的，除了第一次有几点共同性的指导意见外，其余全是对我的研究论文的指导意见。”①黄泽新与刘建军为一组。何其芳第一次辅导谈话是在1963年2月27日下午。何其芳首先讲的正是“共同性的指导意见”:我先说说写研究论文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要写提纲。写一般性的文章可以不要提纲，写长篇论文，尤其是论述复杂问题的长篇论文，一定要写提纲。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结构完整而周密，说理性很强。我们恐怕很难找到比那更好的安排形式。提纲在写作实践中还要反复修改，尽量使论文层次清晰，逻辑性强，富有说服力。第二，把思想变成文章，不仅是文字表达的问题，还可以使思想更准确、更精密。一定要下工夫，要认真考虑。论文的文字要讲究。不要用随便拾来的语言，要用经过思考的语言。要培养对语言的敏感，什么是好的讲究的语言，什么是不好的不讲究的语言，要善于区分。写得太轻率不可能有好文章，要高度地集中精力，花大量的劳动来完成这篇论文。第三，写成初稿后，要认真地仔细地反复地修改。中央文件有的改了十多遍，我们也要学习这种精神。自己的稿子自己动手抄，才经得起考验。自己不耐烦抄，还有发表的价值吗?随后，何其芳就《红楼梦》的研究课题，谈了几点意见:研究《红楼梦》，首先要重视研究《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为什么《红楼梦》在那个时代产生?包括社会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以及传统的原因都要摸一摸，搞清楚。社会背景是文艺作品的根。不论你研究什么问题，都不能忽略它的根。例如，贾府衰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坐吃山空”。我觉得这个看法，讲得不够太深。应当从时代背景的诸多因素中探讨贾府衰败的必然性。其次，要多阅读与《红楼梦》有关的研究资料，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新的看法从材料中来。论文中主要的观点、材料应当是自己的，是自己发现的、思考的，但不可能完全新。材料要反复看，反复研究。这一次，先谈到这里吧!下一次你们谈谈个人论文的提纲，我再说说具体意见。首次谈话，是说给黄泽新与刘建军两个人的。就红学毕业论文的总体要求，何其芳强调三点:“重视研究《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与“论文中主要的观点、材料应当是自己的”，这恰恰是最基础、最要害的法则。依据指导老师的要求，黄泽新开始考虑“论文的提纲”。他最初的论文题目是《论〈红楼梦〉的人物形象塑造》，后来改为《〈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艺术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他的思路是:鲁迅先生说过“自有《红楼梦》出现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毕业论文的主旨就是具体阐述这个“打破”，这就有必要从中国小说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寻找答案。为此，他着重地研究了《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三部有代表性的古典长篇小说艺术表现上的特点，与《红楼梦》作具体的比较，找出《红楼梦》究竟继承了哪些方面，又“打破”了哪些方面。他写出一份两千多字的提纲。第二次辅导谈话的时间是同年3月30日。何其芳听取了黄泽新的立意构想后，翻看了两遍提纲，然后说:思路可以，条理也比较清晰。不过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关于人物的阶级性与典型性的问题，有人主张阶级性是人物的本质，甚至认为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可是为什么某个阶级的典型人物的某些特征能够抽出来用在其他阶级人们的身上?一种解释是借用，另一种解释是相同而又不同。阿Q忌讳癞子，不能说这是从统治阶级来的;排斥异端则可能是从统治阶级来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会有不同的忌讳，各有什么特点?考虑问题尽可能从实际出发。分析人物性格要科学、辩证。刘姥姥流行的看法有两方面:一是进大观园，因无知而闹了许多笑话;二是帮闲。过去，我们叫吴稚辉为刘姥姥，就是讥讽他是个帮闲。流行的这两点对刘姥姥的看法，并不是刘姥姥的性格的全部。对于贾宝玉，流行的看法是爱女孩子，而不是叛逆，流行的看法只是表面的东西。搞研究，不要被流行的看法所误导，要运用科学的认识论独立地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这里还需要强调一下，评价形象的意义也好，评论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也好，都要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先搞具体的东西，然后再概括，再下判断。不要先有了论点，然后再在作品找有关的现象证明。现象是复杂的，不同的论点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现象作例证。先有论点再找例证的做法很容易导致错误。研究论文要写得准确、鲜明、突出。要花大气力找出《红楼梦》艺术上的特点，找出它最成功最独特的地方。我们搞研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的，因此更要关注对今天有意义的东西。拿心理描写来说，托尔斯泰写人物心理很细致，着重过程，但故事进行太慢，比较沉闷。《红楼梦》的心理描写也很细，但和生活一样，并不慢，这就是发展创造，充分显示了我国古典小说心理描写的特色。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这次辅导也是黄泽新、刘建军小组两人同时听讲。但是，这里只记录下何其芳对黄泽新论文提纲修改充实“进一步思考”的意见。这些意见最为可贵的是强调研究方法的正确性，如分析人物形象要“运用科学的认识论独立地思考”;任何研究都要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先有论点再找例证的做法很容易导致错误”的;花大气力找出《红楼梦》最成功最独特的地方，“搞研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的，因此更要关注对今天有意义的东西”。只有这样，毕业论文才能有创见，有高度，有价值。接受第二次辅导以后，黄泽新动手草拟初稿。一个半月以后，他将稿子交给何其芳审读。6月2日，导师通知他第二天上午9点到家去，谈谈对初稿的意见。第三次辅导谈话于6月3日9点准时开始。何其芳拿出论文初稿放在茶几上，开门见山地说:稿子我看了，大体上可以，不过，还要作一些修改。1.文章对问题分析得比较细致，但是理论概括不够。文章谈的是人物塑造问题，对人物塑造的重要性就应该有所强调。另外，《红楼梦》“打破传统写法”的意义和价值，也需要进行充分的理论阐述。2.文章着重讲了《红楼梦》对传统艺术表现方法的突破与超越，继承讲得不够。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金瓶梅》艺术特点的概括不够完全恰当。当然，艺术分析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要做到完全的恰如其分，是很困难的，越是困难越需要认真、细心，尽量使我们的分析符合作品的实际。3.环境描写，有的能折射人物的性格，有的则不能折射人物性格。只不过是人物的居住场所，不要生硬地把一切居住环境都和人物性格联系到一起。例如《西厢记》，故事发生在寺院里，崔莺莺、张生与红娘的性格与环境有什么关系?分析其他作品，也要实事求是，不可牵强附会。第三次谈话，核心问题是修改文稿。何其芳指出了三个问题:“理论概括不够”“继承讲得不够”“生硬地把一切居住环境都和人物性格联系到一起”。同时，也辅导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和方法。黄泽新用近两周时间将稿子修改一遍上交。第四次辅导何其芳变更了面谈方式，而是采取书面笔谈的办法，把他的意见写在了改稿前面的空页上，于6月22日将稿子让人送还给黄泽新。何其芳用红铅笔在稿子上写的意见如下:6.文字还不够准确、讲究，有些名词造得有些生硬，如“行动细节”“表现传统”;3.讲《红楼梦》以前小说在写人物上的区别和特色还是要讲得更恰当一些、更符合事实一些，《三国》《水浒》也并非完全没有细节描写，《水浒》就较多一些，也并非都是只能通过一件事写一两个人物。继承方面似讲得不够;1.有对塑造人物问题的概括性的理论性的论述，可是只有细致的一面，而缺少思想与理论的高度;4.心理描写一节似举例过多;5.环境描写一节中写风一例似与塑造人物无关;2.结束语未能把前面三节总结起来。①何其芳为何把所写意见的序号标为“6、3、1、4、5、2”呢?黄泽新推测:何先生随看随记，没标序号，稿子看完以后，才根据内容编列了序号。除上面所写的具体意见以外，何其芳还逐行逐句地修改文字和标点符号，共修改了十四处。这六条修改意见，还是为了使前几次的辅导内容得到贯彻，四脚落地。第四次书面辅导，表面看，意见零零碎碎，对论文修修补补;细品味，一则可看出何其芳的煞费苦心，二则说明论文基本完成，小动微调就可以定稿。黄泽新“文研班”红学毕业论文如期完成，顺利通过。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而言，这是新中国文学专业研究生的首篇红学毕业论文。这也表明，何其芳的红学实践活动中，又有一项开创性的业绩。更令人庆幸的是，何其芳辛勤辅导这篇论文的全部意见被黄泽新原汁原味地记载、保存并公布出来，其中包含着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如何评论《红楼梦》、如何撰写红学论文等丰富思想和经验。黄泽新当年亲聆教诲，对何其芳的耳提面命、春风化雨，几十年后回忆及此仍感慨万千，他写道:“通过辅导论文，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何先生的热心、耐心与细心，感受到了他对培养学生的无私奉献精神。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又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他从不轻易地说一句赞美你的话，然而却处处感受到他对你的关心、呵护和激励。我崇敬先生的为人品格，我感激先生的教诲之恩。”①

三、教学之花与学术之果

哲学创新论文范文8

目前体育教学方法的研究更多地开始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研究，由单一走向多元。在国内对此方法研究正逐年增多，近几年研究更有突飞猛进的态势，但体育教学方法的研究在数量上、质量上还不能完全满足学校体育教学发展的实际需求。主要问题还是存在于研究角度的单一，对各角度的研究还不够深入；问题性、批判性和理论性的研究较多，如何修正、传承并发展优秀的科研成果则较少。在研究方法上，多数教学方法的研究仍采取的是问卷调查，而突出案例和实验性的研究很少。

关键词

体育教学；教育改革；教学方法

目前国内中小学生的体质检测结果整体显示下降明显，虽然造成这一现状结果的并不仅仅是学校体育工作一方面的问题，但通过学校体育教育教学则是作为提高中小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并树立终身体育理念等的主要途径，也是作为学校体育教师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国内教育教学改革步伐的加速，中小学体育教学模式与方法的改革也逐渐成为体育教育领域中各个专家学者的研究热点。它囊括了体育教学中特有的思想哲学，通过具有针对性的教学目标，在特有的教学环境氛围下实现其独有的教育教学功能，可以组成较为行之有效的体育教育教学框架。不可忽视的是在不同的体育教学思想和实践方法上，会出现更加多样化的体育教学模式。通过诸多专家学者研究发现，人在少年时期的体育技术水平与成年后的体育水平成正相关，尤其在12岁前参与过体育运动对成年后的体育水平影响最大。因此为青少年提供高质量的体育教学，对提高其运动技能和树立他们的自信心方面，以及对其以后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都能产生积极的作用[1]。目前我国在实践方面的探索比较广泛，但由于起步晚，发展历程时间短，体现在学校体育教学基础理论上，就显得尤为薄弱，诸多问题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来。多年来的研究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同时也有相对不错的成果，但体育教育教学的研究始终面对没有突破性进展的尴尬窘境。

1国外体育教学方法研究

国外对教育教学模式的科学研究已历经较长的时间，由于其各国本身的文化背景及其他方面的复杂性，导致对国外研究的理解出现了多种界定。体育教学方面的研究虽然很多，但大部分研究的出发点都是以人的未来发展为主要内容，并将其作为培养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来开展。例如：《美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后简称《美国体育标准》）就是以培养学生掌握自身“应该知道什么和能做什么”为目标。《美国体育标准》中提出———“以参加体育活动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目标口号。认为针对学生进行的体育教育教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其养成重视健康和主动健身的好习惯，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能够形成良好健康的生活方式。《美国体育标准》中较为细致地描述了高质量的体育教学，指出若想达到高质量的体育教学目的，必须能做到提高学生的体质、体能，增强其责任感，使学生学会并能够享受到体育锻炼带来的愉悦感，从而达到终身体育的目的[1]。

1.1教学方法对人发展的重要性

黑格尔说：“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个手段。”[2]对人的认知能力深刻而富有哲理的描述,表明了方法、手段是人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1996年美国健康与人体服务部，通过外科杂志报告，报导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活动量不断减少。通过多位专家的研究表明，青少年时期参与健身的状况，与其成年后心肺功能、冠状动脉疾病等息息相关，并能够大大减少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的患病风险。因此在青少年时期多参加体育锻炼是非常重要的[1]。

1.2教师或教学教法的作用

苏格拉底提出的“产婆术”教学方法，其实质就是强调教师的指导、引导、诱导作用。通过教师教学激发出学生心中学习知识的潜能，并将其转化成有利于学生自身和心理的实际知识和技能。德国人拉特克在《教学论》中提出：“教学论思想着眼于研究如何教的问题，是以教学法和技术为中心，重点探讨如何使所有的人最容易、最有效地掌握知识和提高教养的方法。”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在他的著作中指出：“教学论是把一切事物交给一切人的全部艺术，主要目的是寻求并找到一种教学的方法，使教员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可以多学[3]。

1.3学生或学习方法的作用

学生的已有经验、生活实践是学习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已有经验是人与环境间的作用。教学是师生间教、学、做的和谐统一。大教育家杜威曾提出“学习五步法”，即问题情境———问题的性质———解决问题的假设———推论———验证五个学习步骤。而前苏联教育家赞科夫也提出用最大的教学效果来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4]这也是将各种教学要素整合，从而实现学习效果的提高。基督教教育家奥古斯丁更强调教学要尊重儿童自身的兴趣，好奇心远比讨厌的强制更有力量。[5]针对于传统教学手段单调枯燥，美国教育家罗杰斯认为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在教学中师生融合成一体，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提高教学效果的关键。目前美国的体育教育方向，已经由传统单一的体育技术为主转向关注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过程。例如，通过参与体育教学学习体育活动对身体的影响，提高学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的主动性，而不仅仅是让学生获得单一的体育知识技术。对学生在校内校外参与的所有体育活动来进行整体评价，而不是单纯关注体育教学测试的分数。

1.4创新性研究

例如：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中小学体育教学中实行了“集团竞争学习法”，这种学习方法是由“快乐体育”的理论发展而来。前苏联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初实行“程序教学法”，这种教学法是以自学程序教材为主，由美国心理学家普莱西和斯金纳首先提出。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提出了“发现教学法”，其实质是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引导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很多发达国家的学校教育中，广泛应用美国教育家威廉格拉塞提出的“合作教学法”，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外研究中以各种方式对教育教学进行整体把握和衡量的综合研究比重较大，仅仅针对体育教学方法一项进行深入研究探讨的并不多，多数是把教学方法、程序和模式等融合起来进行研究。现今的体育教学活动远远不局限于课堂内，而是延伸至课外以及校外领域，而课堂体育教学也不能局限于体育知识技能和动作技能方面的传授，而是把各类的与体育相关的活动移到课堂中去，在满足学生对体育兴趣提高和身体素质提高的前提下，加强体育知识技能教学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之间的紧密联系，更好地培养学生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

2国内体育教学方法研究

国外在体育教育方面的研究虽然给予我国在此领域中很多的借鉴。但是，完成好体育教学活动，更需要各种教学因素的融合，特别是教师、学生和环境等的融合。教师专业素质的差别、学生体质水平的不同、设施设备等条件的参差不齐等因素，都极大地影响体育教学的完成效果，因此照搬照套国外的体育教学方法也是不可取的，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

2.1理论性研究

国内关于体育教学方法的相关研究，大多数是从体育教学方法的概念、分类层次、选择原则和应用注意事项等方面的研究。例如，2001年高天明对教学方法变革的理论进行分析，既吸取了前人的实践经验，又在其探索出的成果中对理论进行总结提升[6]。2008年吕春枝对近代体育教学方法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展示了各种具体活动方式，阐述了体育教学方法的实用化、科学化[7]。董文梅在会能度理论的指导下，对运动技能的不同形成阶段，以及每个阶段对应的教学方法做了很多系统分析。[8]2003年曲红军系统阐述了优化体育教学方法应遵循的原则，不同运动技能形成的阶段要合理选择、使用教学方法。彭小伟和杨国庆按照技能类、方式类、整体类三个标准，构建了科学的体育教学方法体系。毛振明和于素梅从微观、中观、宏观对体育教学方法的层次进行了科学分类。2009年，朱建国分析了传统体育教学方法与现代体育教学方法的异同，明确两种方法各有优缺，体育教师应在教学实践中结合自身及学生的特点，根据教学任务、目的的不同，灵活进行选择[3]。这些研究成果都为研究体育教学方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2.2应用性研究

21世纪体育新课程实施以来，此方面的研究文章就层出不穷。2009年边静波以新课程理念或以其为指引，对一主多选、情景、分组合作、尝试等教学方法做了分别阐述。2010年唐开荣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对新型体育课堂特征进行研究和阐述。2011年曹科枢就学校体育教学方法在新时期教育理念下，如何改变思路进行了阐述。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著作都是从新课程理念入手，通过多角度对体育教学方法进行研究。

2.3实证性研究

此类多数是从合作、自主、探究等多角度着手展开研究，然后再针对某一种教学方法进行深入实践，从而证明出该教学法的作用。例如：2009年彭跃群经过两次教学实验研究，证明得出教学方法的优化组合在提高体育教学效果、发展学生运动思维能力等方面起到积极的重要作用。同年胡永红在研究中对关于有效体育教学的内涵、特征、影响因素及提高策略等进行了深入阐述。2010年，吴哲将传统体育教学和合作体育教学两种方法结合，在教学实践中进行实验，证明了团队项目训练更适合采用合作教学法[3]。

3存在的问题

国内的研究多数是移植了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开展的。虽然对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实际操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3.1研究的针对性不清晰

目前对体育教学方法的研究主要是包含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对体育教学方法选择性问题的研究，提到要考虑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例如体育教师、学生和教学环境等，只要涉及到体育教学，三个因素缺一不可，都应在考虑的范围内，虽然由理论上分析并没有任何不妥之处，但基于教学实践方面，相当于没有说，研究角度较窄，研究深度达不到，例如在教学方法的研究中，概念和分类方面的研究过多。

3.2理论的可操作性弱

目前很多科研类文献，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在对体育教学方法的变革和影响要素等较笼统的方面进行讨论，或是只针对特定的教学方法进行实际研究。这样的研究往往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很少，还出现了较多的重复性研究。

3.3缺乏前瞻性研究，研究的预见性不足

绝大多数的体育教学方法研究仅仅由理论性入手，例如：有些论文只将概念性理论研究从以前回顾到现在，总结性叙述比较全面，但从未来体育教育教学的前瞻性考虑，在具体教学方法手段和对以后教学中的实际运用上，以及根据各自特点所进行的改良和创新等教学方法的预见性研究更是不足。

4结语

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学质量的高低为学生们提供了与其自身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学习经验，同时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运动技能和自信心，对他们以后参与体育活动和培养终身体育的意识等各个方面都能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当前形势下，我国体育教学改革不断深入，健康体魄与终身体育的意识已经深入到体育教学的方方面面之中。大量研究表明，当前我国体育教学方法的探索和研究上，虽仍受到传统教育思想的束缚，但也显示出了不同的特点，如能在此基础上对体育教学方法进行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就可以为未来体育教学方法的构建提供较为切实可行的理论依据。

作者：吴春明 单位：唐山市路北区荣华道小学

参考文献

[1]冯红静.对美国学校体育教学的研究[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12,6.

[2]列宁.哲学笔记[A]//列宁全集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236.

[3]霍军.创新教育理念下体育教学方法理[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12,6.

[4]杜殿坤译.教学:与发展[M].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0:21.

[5]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169.

[6]高天明.二十世纪我国教学方法变革研究[D].兰州:两北师范大学,2001.

[7]吕春枝.中国近代教学方法史论[D].石家庄:河北大学,2008.

[8]董文梅.体育学理之探究———关丁运动技能教学原理的研究[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7.

[9]毛振明.体育教学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

[10]俞国良.创新教育理念中的心理健康教育[J].教育科乎研究,2002(1):40-44.

[11]毛振明.体育教学论[M].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2.

[12]曲宗湖.体育教学模式问答[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