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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哲学基本问题范文1
论文摘要:知何理解和解释哲学的基本学问题，关系到对哲学的研究对象、理论性质和社会功能等全部问题的理解和解释，而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其所对相关哲学问题的提问方式、理解方式、评价方式就不同。马克思正是创立了新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开创了人类哲学思维把握存在的断时代、新境界，实现了对以往哲学的超越。
一、哲学三大思维方式
从古希腊到整个中世纪的西方哲学，可以称为本体论哲学;马克思之前的整个近代哲学，可以称为认识论哲学。但是，从哲学方法论，亦即从哲学思维方式说，马克思之前的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变化，则体现为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代表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到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思辨思维方式的转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于马克思所创立的新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所谓“实践思维方式”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理解人、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正因为是把实践的哲学意义理解为“实践思维方式”，所以这里的“实践”既不是一种“实体”范畴，也不是客体意义上的“关系”范畴，而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解释原则。这种解释原则，就是从人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构成的人与世界之间的矛盾出发，去理解和解释全部哲学问题的。正因为“实践思维方式”是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解释原则，从实质上说，就是确立了 科学 的实践观点，找到了实践这一解决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现实基础，用以实践为基础说明世界的思维方式代替单纯从存在或思维出发说明世界的思维方式。因而才构成了哲学史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
二、哲学三大思维方式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解读
关于哲学的全部和基本问题，恩格斯的论断非常明确:“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哲学的 发展 史来看，“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对“精神和物质”关系的再抽象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两者具有密不可分的 历史 联系。恩格斯说，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远古时代就以“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而萌发了。对于认识问题，古代哲学即本体论哲学把认识直接指向外界对象—客体，仅从客体提出向题，他们根本没意识到认识过程中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的矛盾，本能地把二者的直接统一作为认识的前提，认为凡在思维中的无不是现实中的。他们把一切存在都归结、还原为本体，甚至抛开“思维”直接面对“存在”，确信意识就是意识到的存在，并对自己思想、意识的可靠性毫不怀疑。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则表现为“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 自然 界?”“世界是神造的还是从来就有的?”必须说明的是，这种形而上学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必然面临以下的困境:第一，它需要面对一个无限的过去，需要寻其本原性的存在，就会出现困难:用有限思考无限。第二，它所走的路径说明他们说的存在具有合理性，按其问题本质和人的实际证明能力，都需要科学和实践的长期发展才能证明。而我们当时的哲学界自认为是智者，可以通过理性思维去把握这个绝对。这就必然面临直观猜测的局限，很难找到根据。第三，他们这种提问的方式注定了哲学家为自己设定了一个自己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
而在近代哲学中，恩格斯不仅“十分清楚”地提出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且使之获得了“完全的意义”。这种“完全的意义”是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相对应的。也就是说，近代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完全意义”，主要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实现的。具体而言，整个近代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想的客观性问题”，也就是人的思想是否具有客观内容的问题，即人的思维何以把握客观存在?它的必然性、普遍性、客观有效性问题，这可以归纳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围绕思维与存在如何达到同一，唯理论试图论证只有通过理性从天赋的观念原则或从真理出发，按照一定的演绎规则进行演绎推理，才能得到真理性知识。这预示着“精神实体”的膨胀，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埋下伏笔。经验论者则试图论证只有感性从感觉经验出发，按照一定的归纳规则进行归纳推理，才能获得真理性知识。康德在唯理论和经验论陷人僵局的时候，在休漠的彻底经验论和怀疑论的启发下，重新寻求思维与存在统一的途径。康德首先考查了人的认识能力，提出了“自在之物”与“现象”之说。他把人的认识圈定在现象界，想求得主观范围内的同一，但把真正的客体或客观存在“自在之物”却排除在这个同一之外，将其宣称为认识所永远达不到的彼岸。实际上，康德仍是割裂了真正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陷人不可知的泥潭。黑格尔则以思辨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从思维的矛盾运动中去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力图在辩证法的“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中去解决“思维与存在的问题”。他把自己的哲学建立在“绝对精神”基础之上，以此为出发点，将其作为纯存在的“存在”概念，在内部矛盾的推动下，经过自我否定的辩证运动，把自己外化为自然、人类社会和自我意识，最终绝对精神通过自我意识达到自我认识而回复自身。在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就是作为所谓客观的思维或理性的绝对的精神实体。可见，黑格尔的体系就是从思维出发，由思维派生出存在—而存在又必须符合思维，通过精神实体的自我辩证运动，从而实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这里，黑格尔是以思维和存在的自在同一性或“逻辑先在性”的本体论承诺为前提去论证思想的客观性，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要证明的东西已经默默地包含在前提里面了”。舒由此，黑格尔打通了现象与本质(物自体)之间的联系。事物要通过现象表现出来，现象就是本质，因为现象没有也不可能有康德所认为的鸿沟。这就是用思辨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来打通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基本问题在近代哲学中的困境，黑格尔以思辨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使其得到了合理地解决。
当然，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解决 哲学 基本问题，即思想的客观性问题所存在的问题，问题不在于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上的辩证思考，而在于怎么样的辩证思考。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当我们将其看成一个实践与理论的外在问题时，是没法说明思想的客观性。按照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思考思想的客观性问题，新哲学在重大问题上，就不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了，而是从实践的思维方式和实践的思维逻辑去思考相关哲学问题的问题了。这何以成为马克思的重大哲学问题?因为他首先解决了思维方式的创新，这是其一;第二，只有解决了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的创新，才能够在关于 自然 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与理论中实现突破飞跃，从而去引出新的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结论来。具体说，在马克思的新哲学看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不是先前哲学那种设定的关系，而是以一种要从实践去理解和解决的问题。人的思维所反映的存在，就是实践的存在，是一种动态过程的存在，以这种存在对应人的思维，也就是在人如何学会改变人、自然界、人类社会等过程中 历史 的 发展 的思维。因而所谓思想的客观性问题，即真理的问题，从其生成看，不是自在世界中存在的问题，而是人类世界中相对于自然、社会、人所有机组合的人类外部世界和人类内部世界，二者的统一的问题。因而没有人的实践把握外部世界的本然，按照本然改造世界，就没有真的问题的生成。从发展来看，真理的客观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真理是随着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增强而不断发展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思想的客观性即真理的问题，不是指称物自体的本质和 规律 ，而是指称我们对对象性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作为这个正确反映的思想，它无疑具有主观性，可是这种主观性应该理解为客观性的主观性，它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反映对象性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确立的，是由于人的实践活动，才有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同时又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使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达到统一。思维与存在的矛盾是人类实践活动中的根本矛盾，这一矛盾也只有通过人类实践活动才能解决。
三、马克思新哲学的“实践”超越
在马克思之前，一些哲学家还是意识到了实践的，但他们都不了解实践的真正意义。黑格尔作为集大成的思想家，以他特有的方式，意识到了实践问题。他说:“理性出现在世界上，具有绝对信心去建立主观性和客观世界的统一。这里的理性，不仅指理念的理论活动，而且指理念的实践活动，后者由于具备普遍性和现实性双重品格，故能调解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但黑格尔所理解的实践，只是理念的创造活动，是理念发展中的一个环节。他并不理解实践的客观意义，以及作为哲学的现实开端和归宿的概念的意义。当然，费尔巴哈也反对黑格尔抽象的思辨，推崇感性直观，反映在哲学基本问题中也就是强调思维要通过“直观”的方式认识存在，但“在对感性世界的直观中，他不可避免的碰到与他的意识和他的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扰乱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
哲学与哲学基本问题范文2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首次明确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1]以此为依据，我国现行教科书将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具体内容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是本原，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派别的根本标准；另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标准。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中，哲学基本问题具有硬性的规范性作用，它是划分哲学派别的重要标准，影响着哲学其他问题的解决方向和方法。鉴于如此重要的地位，哲学基本问题一直是我国哲学界争论的重要问题。
一、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及其理由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条，需要不断的丰富和完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采取既坚持又发展的态度。但是。改革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将其正确的、本质的东西抛弃，而是在结合实践的基础上辨明是非、修正错误、不断完善。
近年来，我国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出现了不少争论，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有几个方面的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包含两个方面，即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问题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哲学界对传统僵化的教科书体系批判的深入，有些学者认为原有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的内容没有充分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动性和革命性特点。因此。哲学基本问题的这两个方面不够全面，还应包含其他方面的内容。例如有学者提出“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三个方面[2]其理由是：其一，如果哲学基本问题中不加上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只坚持存在对思维的制约作用，不承认人在客观世界面前的能动作用，也就是只坚持人能认识客观世界，而不承认人在认识的指导下，通过实践能动的改造世界，这就使哲学基本问题无法体现辩证法思想，必然陷入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其二，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本体论、认识论讲的都是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因此，原有的两个方面没有强调改造世界，突出实践的作用；其三，将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即实践论方面，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三个方面能为认识提供手段，从而提高主体的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使我们能更好的认识世界。在此基础上，有人提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之一。
第二种观点是思维与存在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其具体形式会不断变化。面对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质疑，有学者提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3]因为，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具有的“唯一性”是由它的对象决定的，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哲学存在于多种多样的具体理论中，但这些具体的哲学理论是在“统一性”基础上表现出“多样性”。哲学的对象决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超越”、“批判”了哲学基本问题，而是合理的解决了这一问题；也有学者提出，要用“历史的观点”[4]对待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即在总体上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全部哲学史的基本问题”，但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即在远古时代表现为灵魂与肉体的关系问题、在古代哲学中表现为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在中世纪表现为神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在近代哲学中表现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第三种观点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是永恒的哲学基本问题，只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属于现代哲学，因此，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例如，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实践问题”。[5]认为我们必须把哲学与哲学的具体类型区分开来，哲学是唯一的，与它对应的问题是哲学的元问题，即什么是哲学的问题。哲学有许许多多的具体类型，所谓“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对应哲学而言的，而是对应于具体的哲学类型而言，有一种哲学类型，就有一个哲学基本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黑格尔等为代表的知识论哲学类型的基本问题，现代哲学从根本上超越了知识论哲学传统，马克思哲学从属于现代西方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所以它的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此外，也有些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将“实践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合规律性与和目的性的关系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和“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
第四种观点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已经过时了。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随着马克思实现哲学的伟大变革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哲学基本问题被终结了或被超越了，马克思哲学不再是什么思维存在何为第一性，有无同一性、主客体之间的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例如有学者提出“人的实践和人道评价的关系问题或实践和人道的双向批判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6]
可见，上述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这些观点大多是针对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针对教科书中传统的解释模式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提出。笔者认为对待哲学基本问题，不仅要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发展它，而且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那里，去挖掘马克思本人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些思想，特别是其思考哲学基本问题时的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
二、我国哲学界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时思维方式的缺失
哲学是从总体上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人与世界最本质的关系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因此，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它存在于一切时代的哲学之中。因为，人作为实践的存在物，一方面，面对的是外在客观的世界，这就促使人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按照某种思维方式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另一方面人有把自己的精神属性赋予客观世界以改变世界，这就必然发生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所以正确的回答两者的关系是人在处理人与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它不是任何哲学家臆造出来的，也不是任何哲学家可以回避和否定的。所 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贯穿全部哲学史的一条线，它规定和制约着解决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基本方向。虽然，有人认为哲学研究不能采取帖标签的方式，不能把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即哲学阵营的划分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唯一活动内容，但是我们不能否认面对如此繁杂的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抓住哲学基本问题这条线索有利于考察其发展轨迹和脉络。
马克思能够实现哲学的伟大变革，并不在于它超越或终结了哲学基本问题．而是从实践出发科学的、合理的解决了这一问题。在传统观点看来，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思维与存在何者是世界本原的问题，二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但仅有这两个方面还不足于体现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特性。因为马克思的哲学不是要去引导人们从事抽象的理论研究，而是要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因此，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应该成为哲学基本问题内容的第三个方面。此外，将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三个方面，还能够揭示思维与存在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即它们的辩证关系，这就科学的回答了世界是怎样存在的问题。因此，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也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之一。但是，哲学基本问题要体现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本性，就不能将视野仅仅局限在抽象的层面来探讨思维与存在的一般关系及其所包含的内容。因为，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类实践活动，随着人类实践活动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及哲学研究的深入，我们还可以在抽象的层面上揭示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所包含的更多的内容，会出现哲学基本问题内容的第四个方面，第五个方面甚至更多，这就会使我们在抽象层面上就哲学基本问题一般的关系及其内容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不能真正的引导人们改变世界。因此，我们不应该将视野局限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一般层面上来探讨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包含多少方面，而是应该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返回到马克思哲学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去，依据马克思哲学的内在规定，去寻找哲学基本问题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具体的存在形式或表现形态。
随着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了解和研究的深入，有些人从现代西方哲学的视角来重新阐释哲学基本问题，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不再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似乎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就不会“过时”或“落伍”。实质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是恩格斯在总结全部哲学史的基础上提出．它只是一般的结果。这也就是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哲学基本问题具有永恒性，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态或形式。在这不同的具体形态或形式下面。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一般性仍然保持着。在当前的一些学者看来，恩格斯或传统教科书体系中的哲学基本问题不能够体现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批判性，忽视现实的、具体的人，进而从现代西方哲学的视角出发，在早期的马克思哲学著作中寻找理论支撑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的新形态或形式。我认为这一做法值得商榷，因为，马克思能够实现哲学的伟大变革。在于科学合理的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更重要的在于他也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因此，把握马克思的哲学思维方式是我们全面合理的理解哲学基本问题的重要前提。
三、马克思以实践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哲学基本问题
首先应当明确，马克思在论哲学基本问题时，是以实践的思维方式来人思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的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8]
从马克思的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以往的哲学家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解决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上的不同缺点。黑格尔强调思维对存在的能动性、主观对客观的改造。以此强调思维与存在的辨证关系。但是“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世界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9]从对思维内容的理解上看，马克思和黑格尔正好相反，在马克思看来思维内容是移人人的头脑而被改造过的感性的东西，即物质的东西。所以马克思说他只是“抽象的发展了”思维的能动性。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抽象的思辨，推崇感性直观，反映在哲学基本问题中也就是强调思维要通过“直观”的方式认识存在，但是“在对感性世界的直观中，他不可避免的碰到与他的意识和他的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扰乱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其原因就在于费尔巴哈仅将理论活动看作实践活动，将真正的人的活动，即物质实践活动，看作是“卑污的犹太人活动”，所以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1]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因此，单纯的通过依靠感觉的直观方式虽然突出了“存在”的感性特征，即客观现实性，但却抹煞了思维的能动性。可见，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哲学的问题在于思维与存在的能动性与感性基础统一不起来。在此问题根源在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处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时所采取的思维方式就是从思维和存在的两极对立出发，用一极去统一另一极的思维方式，没能很好的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哲学与哲学基本问题范文3
一、恩格斯的哲学基本问题
为了深入探究恩格斯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含义，我们必须了解恩格斯提出问题时的背景和立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是针对马克思之前的西方传统哲学而言的，所谓“全部哲学”主要指的是在西方传统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论哲学。由此可见，恩格斯的话是在具有特定背景的情况下产生作用的，如果忽略理论背景，以偏概全，则可能导致理论与实际不符的情况。
二、全部和单个类型的哲学基本问题
如果从一门学科的角度看待哲学，那么哲学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哲学内部有不同的模式、流派、类型。如果说一个问题能够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必须在所有类型的哲学中具有普遍性。恩格斯的哲学基本问题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作为整个哲学的基本问题十分勉强，因为很多类型的哲学派别不讨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比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等，并不探究这个问题。所以准确地说，恩格斯的哲学基本问题是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至于什么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俞吾金先生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观点：“什么是哲学？”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回答者抱有什么样的哲学观，从而判断出他从属于什么哲学类型。这个问题在哲学中起到了奠基的作用，所以这个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有其基本问题，单个哲学类型也有其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是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传统哲学也有其特有的基本哲学问题。首先，关于中国传统哲学，必须被肯定为一种哲学类型的存在。中国以前是没有哲学这一说法的，哲学一词是近代由日本传入。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哲学。且不论争论已久的“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单从哲学一词的来源上分析。哲学译自单词“philosophia”，由“philein”（爱和追求）和sophia（智慧）组成，愿意为爱智慧。从这个角度定义哲学的话，中国古代是有哲学的。由于中国和西方多个世纪没有交流，文明的发展必然会因为各种因素而产生一些差异。假如因为这个原因而严格按照西方哲学的模式来生搬硬套，那么不仅违背了哲学的初衷，更是牺牲了中国千百年来的宝贵精神财富。而从单个哲学类型的角度看时，中国传统哲学就是一种非常有价值并且极具特色的哲学类型，所以也应具有其相应的哲学基本问题。
三、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问题
中国传统哲学长久以来留下了许多深刻且富有内涵的问题，例如天人关系、义利之辩、知行观、人性论等。这些问题虽然都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居于重要地位，但是都还不具备足以作为中国传统哲学基本问题的普遍性。
（一）天人关系
天人关系一直都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热门问题，甚至长时间以来有不少学者就把天人关系问题当作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与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不无关系。当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学者将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模式带入到中国传统哲学的思考中时，就会很自然地寻找与思维和存在相似的对立概念。在此基础上，天人关系就能很自然地被解释成了自然（思维的客体）和人（思维的主体）关系，显然，这一关系的对立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虽然直接生搬硬套显得十分勉强，但是由于该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所以有些人宁愿选择抛弃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影响，而坚持将天人关系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
将天人关系问题的实质简单地解释成人与自然的关系肯定是十分不妥当的。现在的自然科学角度的天与当时所谓的天几乎不是一个概念。与西方的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等人相比，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们在自然科学方面几乎毫无建树，因为中国的先哲根本就没有朝自然科学方面研究。荀子很明确地表达出了当时的一种思想倾向：“圣人为不求知天。”《左传?昭公十八年》中，子产也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因为自从产生了人类社会之后，自然对人的压迫感已经减少很多，人民最大的压迫感来自于统治者。《礼记?檀弓下》中孔子曾经说过一句具有代表意义的话：“苛政猛于虎也。”因此人们的关注点从自然转向社会是当时人的自身需求，权衡之下，自然科学的研究就不是主要任务了。所以所谓的天人关系根本就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讲到天人关系的时候经常提到天人合一，但是天人合一绝对是不指客观意义上的人与自然合而为一。孟子在一句话中曾经表达过天人合一的思想：“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从这句话中就可以看出，所谓的天人合一并不是客观意义上的，而是主观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所追求的是自身的修养和完善，而不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改造。无论是孔子提出的“求仁”还是孟子提出的“四端”及“浩然之气”，都是由内而外的；其它的先哲比如老子，虽然提出了物质意义上的天道，但是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人自身对天道的效仿，而不是对天道本身的探究；庄子的“坐忘”，实质上是一种无欲无求的精神状态，是通过自身修养而非对世界的改变而达到的，促使庄子提出这种修养的原因也非自然，而是社会。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我觉得就是上述的价值观的转向。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自然本身，而是人和人类社会。天只是延续着作为一种权威的象征而存在，比如天子、天命等词，都是在借天的权威。所以所谓的天人关系，重点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们借着天人合一的口号，按照社会的需要来改善自身，使自身更有利于立足社会。这才是天人合一的实质内容。
（二）义利之辩
义利之辩则是中国传统哲学史上关于仁义和功利的争辩。义利的对立首先由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表明了儒家对义利的基本立场，认为义与利是相互对立的，并且重义轻利。与此相对，墨家的观点认为“义，利也”（《墨子?经说上》）。首先从义和利的含义进行分析。义代表了一种利于社会的价值取向，是按照社会的需要对人提出的一种统一的规范，行事合乎义，从宏观上看，一定是有利于社会的，但是有可能损害个人利益。利则代表了一种利于个人或小团体的价值取向，是按照个人或小团体的需要表现出的一种自发的追求，单纯地逐利，从微观上看，目的一定是满足小部分人的需求，但是有可能危害社会。这么看来，其实义和利都是一种积极的价值取向，只是立足点不同。一般情况下，无节制、不理性的逐利都会危害社会，所以儒家提出的观点是重义轻利，以社会需要为重。但是如果在适当的范围里理性地求利，也能达到义、利两全的结局。由此看来，真正被排斥的不是利，而是超出社会需要的范围，也就是义的范围的利。所以作为是非评判标准的义，实际上体现的就是社会的需要。
（三）知行观
知行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特殊问题，在其它哲学体系中没有被明确地作为一对范畴所提出。知与行是相统一的，有什么样的知才会作出什么样的行。从“格物致知”的角度上看，如果格的是客观事物，知的是客观规律，那么这样的知行观无疑具有一般认识论的意义。但是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上来看，我们一直以来致的知并不是事物的客观规律。虽然在宋明时期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知行观上有过分歧，但是那只是过程上的差异，而不是实质上的差异，中国哲学史上在知行观上一直保持着“致良知”的本质观念。所谓“良知”，实质就是符合当前社会需要的道德观念。
（四）人性论
人性的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喋喋不休地争论了很长时间，早在孔子时就将人分为三等，其后董仲舒等人便建立了性三品说；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张载、朱熹等人提出性情分立等等不一而足。虽然理论很多，但是划分的原则都是相同的――是否符合社会需要的道德观念；提出这些理论的目的都是相同的――驱使人们具备社会需要的道德。性三品说中，虽然有圣人之性和斗筲之性，但是些两类人为极少数，故不是理论的重点。理论的重点在中人之性，也就是绝大多数人具有的性。这绝大多数人虽然没有圣人之性，但是可以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获得圣人之性。虽然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看似矛盾对立，实则殊途同归：孟子把符合社会需要的道德观念当作天赋人性，所以提出性善；荀子把人的基本生理欲望当作天赋人性，所以提出性恶。由些可见，他们两人提出看似相悖的理论，并非由于对道德的态度相左，而是由于对人性的定义不同。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上，他们都提出要培养道德观念，虽然孟子的方式是由内而外扩，荀子的方式是后天习得，但是两人的结论分别是“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所以两人对人性的价值取向是完全相同的。张载、朱熹等人将性与情分立，基本相当于将孟子的善性与荀子的恶性分立，目的还是要以性来统御情，将人的欲望控制在道德范围之内。
由此可见，虽然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人性的理论有很多，但是价值取向和最终归宿都是一致的，即修养品性以获得符合社会需要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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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行为、结果无价值理论哲学根基正本清源
23.当代境域中的马克思法哲学理论
24.前提批判的哲学理论——一种哲学研究范式的自我阐释
25.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评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若干哲学论文
26.“类哲学”:价值世界的理论奠基——高清海先生晚年哲学思考的再理解
27.现代西方哲学的四大理论转向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28.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理论探讨
29.体验主义哲学理论初探
30.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统一
31.马克思理论的哲学维度与理论存在样式的转换
32.“西方哲学中国化”:西方哲学研究的理论自觉
33.实践境遇与杜威的道德哲学理论——从现代实践哲学的视角看
34.论实践作为哲学概念的理论意蕴
35.论黑格尔法哲学理论中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36.对邬焜和肖峰两个信息哲学观的比较研究
37.论哈特法哲学理论的语言学方法与反科学主义意蕴——基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诠释
38.哲学理论创新的基本要素:以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为个案
39.“公共”的政治哲学:理论导向与实践品格
40.西方哲学的理论轴心架构与马克思哲学的现实破解方式
41.哲学的理论特质:马克思哲学不是什么
42.《实践论》和《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启示
43.关于管理哲学理论创新的三个前沿问题
44.论经济哲学的理论定位——基于对《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和《贫困的哲学》的考察
45.康德理性及其理论-实践二重化理论与哲学繁荣
46.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47.政治哲学“理论品格”的定位——以马克思和罗尔斯为例的考察
48.论党的群众路线的哲学理论根源
49.北美情报学理论近20年研究进展
50.体验哲学探源
51.知识产权本质主义的哲学问题与出路——基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理论视角
52.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哲学回应——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中国个案
53.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念变革
54.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逻辑根据——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能够进行中国化”问题的思考
55.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
56.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与新世纪哲学的理论自觉
57.教育是经验的传递——杜威教育哲学理论探要
58.西方语言哲学理论是普适性的吗?——中西关于汉语汉字悬而未决的争论
59.作为哲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
60.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61.试论葛兰西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理论贡献
62.论黑格尔法哲学理论体系中的道德和伦理概念
63.哲学理论及哲学学科的创新问题
64.当前中国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中的三个困境与问题自觉
65.身体哲学视野下的中国传统生命辩证法——兼论中西辩证法的理论之辨
66.论间性理论视阈下的大学英语多模态教学与研究——兼论外语教育技术的哲学基础
67.体验哲学:一种新的哲学理论
68.中国当代哲学建构方向的思考——从高清海哲学理论创新谈起
69.马克思生活哲学的出场、实质及其意义
70.李达哲学探索的独特理论个性
71.论Chomsky语言学理论的哲学基础
72.哲学的责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进路
73.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问题的几点思考——从对西方近代哲学的批判继承的观点看
74.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略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75.权利本位论新解——以中西比较为视角
76.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论的内在张力
77.卢森堡政治哲学理论述要
78.教育的实践哲学——现象学教育学理论建构的一个探索
79.哲学研究的理论想象
80.发掘文化哲学的理论资源
81.重新反思“哲学基本问题”——哲学观念变革的重大课题之一
82.朱智贤的心理学哲学理论思想及其形成和发展
83.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兼答段忠桥教授
84.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理路之检视
85.历史唯物主义:何种改造世界的哲学——基于对理论与实践关系反思的诠释
86.生态哲学理论的建构及其意义——兼评余谋昌著《生态学哲学》
87.三种中国哲学史概念
88.走向交往理性的政治哲学和法学理论(上)——哈贝马斯的民主法治思想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89.中国信息哲学核心理论的五种范式
90.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结构的生态维度
91.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两个基本问题
92.现实生活世界──实践观点的哲学理论视界
93.元理论与元哲学
94.再论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
95.理论自觉与当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96.从人学研究走向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理论建构——韩庆祥教授访谈录
97.“文化公共性”价值信念的自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性澄明——学理视界多重变移的迷茫与新典范创造的理论诉求
98.法哲学中的反本质主义和反基础主义——哈特法哲学理论的维特根斯坦式解读
哲学与哲学基本问题范文5
1.中国哲学研究反思:超越“以西释中”
2.论中国哲学的翻译
3.重思“形而上学”:中国哲学的视角
4.中国哲学研究之检讨及建议
5.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论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和超越合法性问题
6.德国哲学家与中国哲学
7.近代“中国哲学”发源
8.中国哲学的未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流与互动(上)
9.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的思考
10.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可能性条件
11.张岱年与二十世纪中国哲学
12.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哲学的历史
13.对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思考
14.中国哲学传统的三重变奏
15.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与概念范畴
16.何为中国哲学——关于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的若干思考
17.中国哲学的自主与自觉——论重写中国哲学史
18.朴素地追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和希望——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会通的基础
19.中国哲学的历程——兼论近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的转型
20.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对中国哲学书写方式的一种思考
21.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如何可能
22.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及其构建路径——兼论中国哲学向“世界的一般哲学”的转变
23.中国哲学的未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流与互动(下)
24.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辨析
25.试论中国哲学的五大特质
26.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再反思——“援西入中”及其两种模式
27.穿一件尺寸不合的衣衫——关于中国哲学和儒教定义的争论
28.意义哲学：未来中国哲学的一种可能形态
29.生的哲学——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
30.古典生活经验与中国哲学创作——陈少明《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读后感
31.中国哲学 妾身未明?——关于“反向格义”之讨论的回应
32.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同情之了解”与新儒学
33.对于中国哲学之过去和将来的思考
34.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35.“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
36.从“哲学在中国”到“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37.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两种传统
38.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
39.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语境下的中国哲学
40.从《中庸》看中国哲学范畴“三位一体”的特征
41.卸下镣铐跳舞——中国哲学需要一场革命
42.论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及其价值
43.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体自觉
44.中国传统哲学的政治依附性与“中国哲学”的特质
45.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也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
46.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
47.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与特点刍议
48.《红楼梦》与中国哲学——论《红楼梦》的哲学内涵
49.作为“居间者”的实用主义——与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
50.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研究综述
51.回应中国哲学“合法性”质疑的三个问难
52.关于“情本体”的中国哲学对话录
53.追溯哲学的源头活水——“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再讨论
54.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与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
55.实践理性的自然基础——中国哲学对意识能动性的理解
56.中国哲学:“合法性”、思维态势与类型——兼论中西哲学类型
57.以生命的精神价值为中心——方东美论中国哲学的“通性与特点”
58.天人合一:学术、学说和信仰——再论中国哲学之身份及研究取向的不同
59.西方哲学主题的历史转换与中国哲学的现代性问题
60.论中国哲学的思想主题和精神特质
61.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中、西视野论析
62.“天下”与“中国”:寻求突破的中国哲学——最近十年的中国哲学转向扫描
63.范式转换:超越中西比较——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儒者之思
6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
65.学术研究还是民族文化?——中国哲学的身份问题
66.中国哲学的中观思维
67.中国哲学的生态观
68.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
69.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与中国哲学:从过程视角看
70.“重写中国哲学”三人谈
71.从儒学的宗教性谈中国哲学的“特点”问题
72.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方法论检视
73.中国哲学背景下的哲学发展
74.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
75.当代中国哲学形态构建面临的时代问题与可能回答
76.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两点思考
77.北美学界对中国哲学的分析和比较研究——论一个兴起的潮流
78.生命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历史和未来
79.中国哲学研究三十年回顾(1978～2007)
80.中国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
81.道与中国哲学
82.民族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未来之路
83.张岱年与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
84.作为哲学的中国哲学
85.研究和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几个问题
86.生存与超越:论中国哲学的基本特点
87.论当代中国哲学格局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88.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和合学的使命
89.20世纪中国哲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90.简论中国哲学的身份、角色与功能
91.西学东渐与现代中国哲学
9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与逻辑
93.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与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
94.“后新儒学”与中国哲学之未来
95.“内在”与“超越”——方东美论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
96.从“西学东渐”到“中学西进”——当代中国哲学学者的历史使命
97.在中欧文化交流中创建中国哲学
98.从冯契“智慧说”的心性论和人格观看中国哲学的变革之路
哲学与哲学基本问题范文6
关键词：发展哲学；对象；特点；范围
中图分类：B0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6―0189―04
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发展哲学研究密切相关，研究发展哲学意义重大。“二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代替“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1956年以美国学者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为标志产生了发展经济学，此后各种发展理论及发展观相继应运而生。1983年以法国学者佩鲁的《新发展观》为标志产生了发展哲学。2003年我们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后，发展哲学在中国越来越受关注。但是目前发展哲学还处在初创时期，国内哲学界对它的研究对象、特点和范围都存在较大争论。笔者拟就此问题引玉之砖。
一、发展哲学的研究对象
发展哲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哲学学科，已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尽管哲学界对其研究对象尚存分歧：有学者把它看作是介于元哲学与具体发展学说之间的应用哲学。有学者认为它是立足于社会发展实践，介于元哲学与具体经验科学之间对社会发展实践进行批判反思的一门应用哲学学科。分歧最大的是“反思说”和“统摄说”，但二者又有统一性。
“统摄说”认为：第一，发展哲学是关于发展观的学问，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发展观。发展观就是人们关于社会发展的总体观点和看法。发展存在与发展意识的矛盾关系是发展哲学的基本问题。第二。发展哲学是从具体的发展学科知识中概括出的最一般的发展知识，是统摄发展理论各个具体学科(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文化学等等)的哲学研究，因此它高于具体的发展学科。
“反思说”认为：第一，发展哲学首先和主要是对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的批判和反思，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概括和抽象。通过批判和反思，发展哲学对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不是提供行动指南，而是起纠偏、校正、调适的作用；不是提供总体思维框架，而是合理调适和帮助完善总体思维框架。第二，发展问题是一个跨学科的大问题，发展理论是一个包含众多学科的理论群，发展哲学只是这个理论群中出现较晚的一个学科。发展哲学只能是对着眼于一般性、跨越性问题作更多的哲学反思和哲学批判的社会发展理论，不能再是统摄发展学各分支学科的哲学概括。
笔者认为，“统摄说”和“反思说”都是正确的，从表面上看二者分歧很大，实质上二者也有统一性。它们的争论实际上没有多大价值和意义。正如在韩树英的《通俗哲学》中方成先生配的一幅画一样：画面的中央写着一个阿拉伯数字，站在南方的人说是“6”，而站在北方的说是“9”。其实，二人都没错，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这也正如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描述的庐山景象。“统摄说”的理论视角是哲学的性质或根本性质，即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而“反思说”的理论视角是哲学的功能或根本功能，即哲学是爱智慧的学问、是通过反思和批判使人变得更聪明的学问。此其一。其二，从发展哲学的产生来看，在时间上它后于各门具体发展学科产生，的确不能说发展哲学是统摄各发展学科的理论，但从其长远发展来看，发展哲学要发展就不得不反思和批判各门具体发展学科理论并对其进行抽象和概括。
所以，笔者主张，发展哲学既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发展观，同时又是反思和批判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的哲学学说。如果仅仅只承认其中任何一种观点，就不能全而把握发展哲学。如果把二者统一起来给发展哲学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发展哲学是从哲学角度研究广义的社会发展及其规律的一门应用哲学。这里，社会发展是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社会的经济、政治、精神、生态及其他各个方面、各领域的发展。因此，发展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广义的社会发展(以下简称发展)及其规律。
那么，在发展哲学看来，发展的含义是什么呢?有学者认为“发展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简言之，也就是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但笔者更倾向于刘森林对发展的理解：发展概念是多种理论中关于方向性变化观念的多义合成，“发展”必定蕴含着一种趋向更“好”目标的方向性含义，“发展”显然是一个以现代价值为预设前提的现代语词。具体说：(1)发展不仅是规模与量的增长，也是结构的优化和制度的合理创新与改进；(2)发展不只是经济的增长，更是社会在多方面、多领域的改善过程；(3)发展不仅是在众多的方面与国际接轨，而且．也是国家自主性与安全的增强、民族文化自主性的弘扬；(4)发展不仅是理性化的扩张，也是某些自发性的被认可及其与理性的融合；(5)发展不仅是物和组织建制的“现代化”，也是人本身的“现代化”；(6)发展不仅是经济量的增K，电是公民民主参与、民主管理以及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保证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维护良性生态环境这些做法的确立、巩固和改进；(7)发展不仅是生活水平的提高，更是民主、平等、公正、宽容、自由、藐视暴力而尊重协商和正义等现代价值更多、更真实地被尊崇和获得实现的过程；(8)发展并不仅仅是现代化，它还有更高的目标，发展对人类来说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应当说，这是对发展的相当全面的解释了，但是，仍有不掩瑜之瑕，那就是在解释发展时只强调发展的全面性，而忽略了发展的重点和核心。发展的重点和核心是人的发展，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发展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任何一种发展观和发展哲学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二、发展哲学的研究特点
这主要是指同元哲学(如唯物主义)、社会历史哲学(如唯物史观)、具体发展理论学科(如发展经济学)相比，发展哲学在研究方式上有其特殊性，它既不是元哲学式地对发展进行纯哲学抽象研究，也不是社会历史哲学式地对社会及其历史进行全方位研究，又不是发展理论：学科式地对发展主要作实证研究，而是对社会历史中的发展问题进行介于本质层次与运行层次之间的中层理论研究、准抽象研究和单维度研究。具体讲：
第一，它有区别于“哲学”的特点。有学者认为，发展哲学与元哲学的区别在于对象上的整体与部分的不同。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应当说发展哲学不是一种纯粹的哲学，而是一种应用哲学。发展研究是跨学科的研究，因此不应在发展哲学中把哲学分析与其他社会科学分析完全区分开来。对此，发展哲学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启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跨学科的社会理论，除了《反杜林沦》以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重要著作没有哪本可以明确地界定为纯粹的哲学或经济学、社会主义专著。《资本论》既是经济学专著，也是哲学专著。在我国 许多大学里，《资本论》既是经济学研究生的必修课，也是哲学研究生的必修课。因此，发展哲学应当把自己定位为一种具有较明显哲学色彩的应用哲学理论。发展哲学对发展的研究，首先必须坚持以反思和批判方式进行哲学分析为主，其次也不能不运用其他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或者说，它应当把形而上的纯理论抽象与形而下的实证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对社会发展进行准抽象研究。
第二，它有区别于唯物史观的特点。有人试图通过抽象一般(规律)与现代社会的特殊(规律)的区分把唯物史观与发展哲学区分开来，但这是经不起推敲的。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与发展哲学虽然都是具有哲学色彩的礼会理论，具有内在联系，但是它们研究的侧重点根本不同。前者着重研究社会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以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作为基本问题。后者着重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性和合理性问题，以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作为基本问题。唯物史观是对社会历史的全面研究，而发展哲学侧重于对社会的发展问题的单方面研究。当然，这并不排斥发展哲学必要时也会联系社会的其他问题来深入研究社会发展问题。
第三，它有区别于其他发展理论的特点。其他发展学科对发展主要是进行实证分析，而发展哲学只能是对发展的抽象分析。前者是根据发展的基本原理制定各项发展方案的科学，后者则对发展理论依据的原理进行探讨、分析和批判；前者只研究发展过程本身，后者的研究则涉及人、社会与自然发展的哲理问题；前者的范围在于分析和叙述各种发展事实，并根据实证知识提出实现发展目标的原则，后者的范田则在于用综合的观点来解释发展的各种因素，并根据哲学原则来决定发展过程的归宿和评价发展结果的价值。此其一。其二，哲学参与发展秩序构造的一种重要方式就是反思与批判。反思与批判是保证一种探讨具备哲学性质的基本前提。发展的合理性问题正是发展哲学要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通过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探究，发展哲学对发展话语和发展实践展开分析批判，并在这种反思批判的基础上，以特有行动方式参与和影响对现代社会发展秩序的构造。所以，发展哲学的特质就在于：对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反思和批判，并通过这种反思和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当然，跟其他发展学科的理论相比，发展哲学感兴趣的问题可能更抽象、更一般些，但它与其他发展学科之间是一利r平等的互助关系。对发展进行哲学分析的素材和基础，是其他发展学科和发展实践提供和呈现的。发展哲学依赖于具体发展学科和具体发展实践，而不像历史的哲学那样是哺育具体学科的劳苦功高的母亲。就是说，发展哲学的哲学特质就是反思和批判，但是离开了各门具体的发展学科及其山以产生的发展实践，发展哲学就会因为失去源头而丢掉自己的特质。
第四，它是一种中层理论。发展哲学的研究对象域是介于本质层次和运行层次之间的中间层次的礼会发展问题，是一种中层理论。其一，发展哲学不能再是站在宇宙空间俯视自然、社会和思维之普遍规律的宇宙人哲学，而仅仅是关于社会发展以及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人类自然发展的规律性和合理性的哲学。其二，发展哲学既不能依偎于抽象一般，也不能依偎于经验个别，而应该在“与两者都保持适当距离、并偏近于一股一边的地域”安营扎寨并建构自身。但是，在中国，发展哲学除了要对所有社会发展的机制、规律和合理性作必要探求外，必须更加关注现代中国的发展，并以此为中心和切入点牵涉到超出这一关注范围之外的时间和空间，即必须以中国社会发展为参考系，确定自己的立论基础和角度。笔者基本同意刘森林关于发展哲学是中层理论的基本观点――发展哲学研究是一种准抽象研究，但是把发展哲学仅定义为中国人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哲学，这在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
三、发展哲学的研究范围
谁都不会否认发展哲学是以哲学方式来研究社会发展问题。就是说，发展哲学的总体研究范围是确定的。但是，其具体范围包括哪些内容?哲学界却没有定论。有学者主张发展哲学只研究发展观。有学者主张只研究社会的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律。有学者认为发展哲学只是研究社会发展方法论的应用哲学。笔者主张从三个方面来探讨其范围。
第一，发展哲学研究的地域范围。刘森林主张：发展哲学只研究中国的发展问题，以中国社会发展为参考系，确定自己的立论基础和角度；应当以中国发展为问题域，要把宏观研究与中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必须随时注意同中观和微观研究作对照，对自身保持足够的理性的自我批判。笔者认为，强调发展哲学研究必须把宏观研究与中观和微观研究相结合，这是对的。但是把发展哲学的研究范围局限于中国的社会发展却经不起推敲。对此笔者更赞同庞元正的观点。庞元正把发展哲学的研究范围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专门对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对我国的发展问题的哲学研究，这是当前发展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二是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三是对个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这三个层次的研究实际上很难截然分开。显然，我们只能说“当代中国发展哲学”研究的地域范围是中国的发展问题，即便如此，为了研究当代中国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要把中国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作比较研究。更何况作为一门独立的哲学分支学科，其研究总不能只有“中国特色”，外国的发展哲学也必然具有“外国特色”，从长远看，最终的结果是发展哲学研究的地域范围具有世界性。
第二，发展哲学研究的领域范围。从总体上看，发展哲学的研究领域仅限于以反思和批判的方式研究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但是，哲学界对其研究的具体领域却分歧较大。有学者主张发展哲学研究应涉及到如下与理性或合理性问题相关的论题：“规律与机遇”、“必然与选择”、“自然性与主体性”、“二分与多元”、“矛盾与制度”、“理性与自发性、非理性”、“民族自主与全球化”、“力与德”、“个人主义”等等。有学者主张发展哲学研究的内容可以分为理论和问题两个层面。前者包括：发展的本质、发展的动力、发展的主体、发展的价值、发展的规律、发展的模式、发展的机遇、发展的跨越、发展的战略等内容。后者包括：发展与经济增长、发展与科技创新、发展与制度选择、发展与社会公平、发展与政治秩序、发展与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发展与国民素质、发展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等等。有学者提出了另一个发展哲学的研究系统：发展的含义和特征、主体和客体、结构和功能、现实和趋势等方面，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系统。这表明，发展哲学的具体研究领域是一个尚未确定的问题，还需要哲学界同仁们的大力探索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