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现代化范文1
作为19世纪70年代的一位留学生，辜鸿铭的西方文学背景(主要集中于西方古典语文)在他那个时代是独一无二的。而在三四十年之后，胡适一代留学生的出现，首先在西方文学及思想文化的教育背景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辜鸿铭对于他那个时代西方思想文化话语的垄断。因此，辜鸿铭与胡适之间的分歧与冲突也就具有了特殊的象征意义，反映出两代留学生之间在语言、文学方面不同的观点主张与话语冲突。 一、胡适与辜鸿铭之间的争论，由文言、白话开始，自然地扩展到白话文学及新文学和新文化 运动上，并在新文化或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内涵、价值取向以及实践途径方式等领域，表现出更为激烈、尖锐和深刻的分歧乃至正面冲突。 辜鸿铭曾在一篇赴日演讲中［1］，将近代中国主要的思想力量分为“旧中国党”、“新中国党”和“真中国党”。他将自己归属于由晚清“清流派”核心人物张之洞开宗的“真中国党”。如果按照这种划分，胡适的思想源流则应划归晚清由康、梁开宗的“新中国党”［2］。辜鸿铭的上述观点，是在“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已经展开，并在语言文学变革之倡导与实践方面均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时代语境中发生的，不过其基本倾向，与其19世纪80、90年代的思想仍基本一致。 如果就其思想的某一侧面而言，至少到1913年底，胡适思想似仍可归于辜鸿铭所言“新中国党”一流。 胡适在留学之初，其思想中为中国辩护，包括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辩护的成分依然明显存在，单不说他曾明确反对过男女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并有“吾国女子所处地位高于西方女子”之判断，直至1912年底，他在日记中还曾提到自己有过一个著述计划，即《中国社会风俗真诠》，此计划书之英文书名，即“为中国社会习俗制度辩护”［3］。尽管在计划中的该书目录中，已经列有“中国之语言文字”和“新中国”章节内容，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里所谓语言文字以及新中国，绝非后来胡适文学改良思想之主张以及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中国［4］。换言之，此时胡适思想中的中国意识与现代意识，大体上与康、梁所持思想立场相近［5］，当然其中亦与辜鸿铭此间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的立场有着某种相似性。不过，这并非简单地意味着，这一时期胡适思想与辜鸿铭思想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一致性，而是更深刻地反映出晚清“中体西用”观与“维新变法”主张对于当时知识分子之影响。同时亦更清晰地昭示出，胡适后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高扬的思想主张，尤其是他在“整理国故”的过程中所提出的“重新估价一切价值”之主张，是如何超越“中体西用”观与“维新变法”主张并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的［6］。具体到语言文学而言，直到1914年初，胡适对于中国语言文学问题的思考，依然没有超出在旧有的框架下予以有限改善的个人处境［7］。无论是他在当年“一种实地实验之国文教授法”札记中所述，还是他后来在《四十自述》、《胡适口述自传》相关内容中所阐明，都还没有全面涉及到如后来新文学思想中以白话文为本体，以现代人和现代情感、现代思想、现代审美为基本立场的相关主张［8］。 胡适中国意识与因袭思想的“改变”，在留学时期经历的第一个明确的自觉，可以从1913年10月8日《道德观念之变迁》及10月9日《中国似中古欧洲》等则札记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倾向得到证实。前者表明，胡适在上海时期的“进化论”思想，在道德领域或道德话题上有了进一步深入，而后者则初步显示出胡适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之判断，有了一个相对明确的西方参照。 而上述思想自觉，或超越晚清“中体西用观”及“维新变法”主张在理论上的标志，就是胡适在1914年1月底数日札记中所罗列之思考，其中有《孔教问题》(1月23日)、《今日吾国急需之三术》(1月25日)、《我所关心之问题》(1月25日)等。这些思考进一步从理论上，尤其是从思想文化的现实处境上，反映出他对中国当下思想文化之症结性困扰，已有了初步却渐趋清晰之认识。 这种具有鲜明胡适特色的“问题意识”，与他后来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所提倡的以“发现问题”作为现代思想之起点，以“再造文明”作为现代化运动之归结，以“输入学理”与“整理国故”作为方法上变革的观点，具有内在的一脉相承性。 而胡适思想的基本框架及整体性，至此亦初步彰显。 胡适的这种问题意识与变革思想，反过来又在语言文学层面得以具体实践落实，并最终扩展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全面的怀疑、反省与批判之上。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过程性自觉”，恰恰反映出胡适式“自觉”的、两个不可偏废的、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现代变革之思想理路之支点。其一是西方参照系的确立，无论是西方社会发展观及历史观之参照，还是西方道德价值观与审美观之参考;其二是对“中国式”思维方式本身的丰富完善。而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胡适语言文学思想的批评者，往往只注意到胡适思想中的“西方参照体系”，并以此作为批评胡适“全盘西化”思想的依据，而忽略甚至否定了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胡适的变革思想或现代思想中，更具有超越性与思想意义和价值的第二种理路。简言之，即他所谓“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归纳的理论、历史的眼光、进化的观念［9］。也就是胡适倡导并实践了一生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而胡适进一步落实上述思想学说的努力，即关注“泰西之考据学、致用哲学以及天赋人权说之沿革”，已经明显与辜鸿铭的思路相异。 就公开发表的文章而言，所谓胡适与辜鸿铭之间的“争论”，或者辜鸿铭对于胡适及“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直接批评，并没有真正全面展开。前者对于后者的批评，亦仅集中于两篇文章，即《反对中国文学革命》(1919年7月5日)和《归国留学生与文学革命———读写能力和教育》(1919年8月9日)［10］。值得注意的是，当辜鸿铭引述胡适的相关观点时，在提到“活文学”的同时，也提到了胡适所提出的“重估一切价值”或者“观念和思想的彻底变革”［11］等。此亦足证，胡适、辜鸿铭之间的“分歧”，绝对不仅止于文言体文学与白话体文学之间的争论，而是“蔓延”到现代知识分子对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所有相关话题上。表面上看，辜鸿铭集中攻击了胡适的文言为一种死语言，这种死语言不可能创造出一种活的文学，不可能用来表达现代生活和现代人的情感思想等观点。而其论述，却很快转移到了对于语言文学背后之道德内涵的讨论上。正如他抨击那些认为“文言不适合创造活文学”的新文学倡导者们时所言，这些人是“外表标致的道德上的矮子”［12］。为此，辜鸿铭引证了西方文论者有关“诗歌需要讲求精神法则”，以及这种观点与中国传统文论中“文学具有传输生活之道的意义—文以载道”思想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并由此说明，文学革命者的观点立场，既背离了中国传统文论思想，亦不符合西方精英文学思想之正道:归国留学生们对于西方现代文论思想“断章取义”或“偏颇”之汲取，不仅注定了他们所倡导的思想文化是一种道德空洞化或自我矮化的思想文化，而且也是一种反高雅的粗鄙低俗的思想文化。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辜鸿铭不仅偷换了胡适新文学思想中以“现代之道”取代“传统之道”的观点，亦对胡适思想的西方语境之“局限性”进行了批判，同时亦坚持了中国传统文学—文化体系中道德原则的永恒性与现代意义和价值。#p#分页标题#e# 辜鸿铭对胡适的批判或对中国归国留学生们所倡导的现代化运动之批判，所展开的路径至少有两条:一条是以众所周知的传统文化—道德中心论，来反对现代留学生运动中变革中国的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这种反激进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思想，可以在中国的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得以展开考察［13］，亦可在西方的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得以展开考察;二是在中国、西方二元对立的语境中，强调并坚持本土传统的独立价值与现代意义，对西方传统在现代的“迷失”与现代中国对于“迷失”了的西方的错误模仿与学习，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在这种批评语境中，胡适以语言文学为起点的“充分的世界化”或“全盘西化”的思想理路，与辜鸿铭所坚持的“中体西用论”的基本立场自然是格格不入了。 二、胡适、辜鸿铭在对待中国现代文化—文明以及西方文化—文明的认知评价上的分歧，并不像辜鸿铭有些文章中所言那么简单。 与胡适从宣扬西方现代文化—文明开始其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所不同的是，辜鸿铭在近现代思想领域的出场亮相，恰是以其犀利的对西方主义批判，尤其是对西方现代化运动的批判为标志的。与胡适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理路亦不同的是，辜鸿铭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意图，恰在其强烈的非西方式现代化和反唯西方式现代化的思想，在于他对现代化和现代运动多元化多样性的坚持。 辜鸿铭思想的“保守性“，并非只是在与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倡导者之论争中才彰现出来的。 可以肯定的是，早先辜鸿铭对李鸿章式的洋务运动以及康梁变法主张的批评，尤其是他对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犀利抨击等［14］，已经反映出他有所保守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在理论上大体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观”一致。 就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之关系而言，早在胡适归国之前，辜鸿铭就曾在致爱丁堡大学之校友、时任山东威海卫殖民行政长官洛克哈特的一封信中，不无感伤地戏称自己为一个旧派人物(oldChinaschool)，且在“现代青年中国人”［15］眼中根本无足轻重—辜鸿铭这里所谓“现代青年中国人”，在时间上还应该不包括胡适。 有意思的是，辜鸿铭对自己在现代青年知识分子中地位“偏低”之感慨或抱怨，其实还不限于中国。就连在他的影响似乎更大的在华西方人社团群体中，他那些非西方主义的思想批评，亦难博得广泛喝彩。1916年8月6日，他在写给洛克哈特的一封信中，就抱怨当时上海《字林西报》(NorthChinaDailyNews)的编辑多年来忽略自己，对他所讲述的“中国的牛津运动”(ChineseOxfordMovement)甚至自己的相关著述，亦毫无兴趣或不屑一顾［16］。 由此展开，其实辜鸿铭的现代思想文化运动批判，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不仅限于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在他看来，整个世界范围的现代思想文化，都处于一种“堕落、退化的文明时代”，因为这个文明时代偏离了甚至迷失了文化真正的原则标准。而为归国留学生们所影响下的现代教育，在辜鸿铭看来，亦走上了一条与真正的道德准则南辕北辙的道路。“就‘教育’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而言，一个人越变得有文化和学问，他所受到的教育就越少，就越发缺乏与之相称的道德。”［17］这里的所谓“教育”与“文化和学问”，当然不是他所坚持的古典教育和文化，而是他所批评排斥的现代教育和文化。 究竟如何认识辜鸿铭对西方思想文化之立场观点?辜鸿铭在其晚年《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的演讲中，对此曾有过明确的解析，他驳斥了那些认为他是一个西方文明的笼统反对者的批评［18］:有人问我为什么这样讨厌西方文明。我在这里公开声明一下，我讨厌的东西不是现代西方文明，而是今日的西方人士滥用他们的现代文明的利器这一点。欧美人在现代科学上的进步确实值得称道。但就我之所见，欧美人使用高度发达的科技成果的途径，是完全错误的，是无法给予赞誉的。 他还说:“我认为欧洲并未在发现和理解真正的文明、文明的基础、文明意义上下多少功夫，而是倾全力于增加文明利器。就像《圣经》里所记载的建造巴比伦塔的人一样。欧美人只顾将其文明一个劲地加高，而不顾其基础是否牢固。”［19］那么，辜鸿铭所说的“文明”的涵义到底是什么呢?他说:“文明的真正涵义，也就是文明的基础是一种精神的圣典”［20］，也就是他更常说的“道德标准”。这种作为“道”“体”的文明，被他视为文明的基础—当然也是文明的最高标准:如果一种文明，没有或者忽略了对于这种基础的发展，没有去发展并维护它的道德标准，那么这种文明就失去了指导人们如何生活的意义，也就失去了作为一种文明的基础。而无论是现代文学，还是现代思想文化和现代学问，都不应该偏离甚至更紧地围绕着他所说的道德基础。一般而言，辜鸿铭并不反对“文化的经世致用”，亦不是一味排斥西方现代科技文明，但他这种经世致用的文化，并不是专力于给人们带来多少物质性的享用，而是看是否有利于提升人们的道德修养和精神生活的品质。这才是辜鸿铭所谈到的一种文化的经世致用。 对于文化的功用，尤其是涉及到现代文化及文明，包括作为现代文化及文明之“标志”的西方文化及文明，胡适的认知与态度都与辜鸿铭大相径庭。在胡适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能自然地结出类似于西方现代文化及文明的果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及文明中，并不自然地包含着能够开拓出现代文化及文明的“因”。而这样的“因”，只能够由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去自觉主动地“造”。 同为归国留学知识分子，辜鸿铭与胡适对如何去“造”现代文化与文明的“因”，在思路上亦大相径庭。除了他们在究竟何谓“现代文化”和“现代文明”之正道方面理解的分歧之外，两人在文化与文明之价值判断、实现之方式方法等方面之分歧似尤为严重。究其原由，文化身份的认同与皈依困扰乃辜鸿铭中国文化思想命题的起点，也是辜鸿铭现代文化思想中道德—价值中心论与中国—东方中心论之基础。辜鸿铭对于中国近代文化历史处境与世界处境的认知，与他个人的中国文化认同与皈依之路基本上是同一的。#p#分页标题#e# 相比之下，虽然同为留学生，但胡适一代似乎并没有辜鸿铭那么强烈的文化认同与皈依之危机感与焦虑感。原因除了近代中国已经历过数十年之西学冲击，更关键的是，胡适留学时代维系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中心与权威地位的体制性存在－科举考试制度业已废止。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已经从一种体制性的关系，转变为一种个体性的思想—文化处境与自我选择。与此同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亦分解成为传统文化的现代有效性、乏效性及无效性之争议。与上述争议相关的，就是如何使得传统文化的现代效用进一步明显提升。 留美时期的胡适，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恰恰体现出从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传统文化的现代效用，到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改造的自我认知之路，也基本上符合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所提出的“整理国故”到“再造文明”的现代文化思想运动之基本路径。而辜鸿铭远离故国文化边缘的早年经历，以及异国教育之后的回归之旅，亦被他自己饱含民族道德，激情地确定为一次朝向正统的中华文化的回归之旅。 如何看待辜鸿铭在近代中国反对西方文化话语霸权与文化侵略中中国中心主义的论述?如何看待他在近代中国与现代中国倡导文学革命与文学改良运动中所提出的儒家思想传统中心主义? 如何看待他在针对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所倡导的以白话文为中心的语言—文学运动中所倡导的以文言文为中心的贵族精英文学—文化?似可这样认为，辜鸿铭的文学—文化批评的核心，可以简略地归结为两点:一是以本土儒家思想传统为基础和皈依，反抗西方文学—文化侵略与话语霸权;二是以中西方人文思想传统为基础和皈依的反抗以西方近代科技主义和物质主义为核心的近代文明主潮以及这种主潮在中国的蔓延。而这种非西方主义或反现代主义的立场主张，尽管彰显了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强势文明与弱势文明之间难以平等共存的现实窘境，亦折射出所谓文明多样性与多元化之思想主张，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与文明冲突中的实际状况。 三、作为胡适、辜鸿铭思想文化分歧的一个现实归结，在二人关系中一直存在着的一个疑问，就是辜鸿铭最终离开北京大学，其背后有否胡适的因素。 真实情况是否如此?所谓的“胡适因素”，究竟是一种当事人个人不断强化的心理感受，还是一种现实的干涉力量或话语权压力，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是区分胡适在辜鸿铭离开北大的“事件”中所扮演角色和所承担责任的关键。 胡适与辜鸿铭之争所衍生出来的一个现实话题，就是辜鸿铭“被迫”离开虽然倡言“兼容并包”，实际上已逐渐成为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大本营的北京大学［21］。这是否与胡适的背后或底下干预存在关联?换言之，胡适是否将两人甚至两代“海归”之间的思想主张之分歧，延伸到了本属于思想学术以外之范畴?有关辜鸿铭离开北大之原因，已有不少讨论［22］。但无论是胡适应为辜鸿铭之离开北大承担一定责任的说法，还是不应过分解读两人之间的分歧及辜鸿铭离开北大过程中“胡适因素”的说法，都不能提供有关胡适在这一行为中所实际扮演角色之铁证。 值得注意的是，从1918年到1920年间，胡适与他的另一位新文学对手梅光迪之间，就征询后者是否可来北大担任英文教授的往还书信，似可作为当时胡适确实考虑过找人替换辜鸿铭的旁证材料，并多少有助于认识胡适在辜鸿铭离开北大的“事件”中可能扮演的“幕后”角色。 梅光迪在1918年7月24日写给胡适的一封回信中，曾就来信中所询归国后就职计划及赴京来北京大学担任英文教授诸事一一奉答［23］:适之足下:前日由叔永转来手书一纸，谢谢。嘱来北京教书，恨不能从命。一则今夏决不归国，二则向来绝无入京之想。至于明夏归去，亦不能即担教授之职，须在里中徜徉数月或半年，再出外游览数月，始可言就事。然亦决不作入京之想矣。 向称头脑清楚之人，何至随波逐流，以冒称人道主义派。在今世西洋最合时宜———popular＆fashionable———故云。毫无分别，眼光如是。西洋文学界近百年来如英之维利多亚(应为“维多利亚”———作者)时代数人，总之，葛脱美之爱谋孙外，皆白桧以下，何足道者。吾料十年廿年以后，须有力有识之评论家痛加鉴别，倡新文学，则托尔斯泰之徒将无人遇之矣。草此即问起居弟迪上七月廿四日从信中可知，一，梅光迪初计划于1918年夏季回国，但对于归国之后的工作安排，却让人多少有些费解:先要在“里中”徜徉数月或半年，再出外游览数月。照理说，留学生归国，急于落实之事莫不如此:回乡省亲;完婚(如果出国前或留学期间父母已有命且已订婚的话);落实工作。而梅光迪无需像不少留学生那样，回国后急于奉命“完婚”，因为他出国之前已经与邻村女子王葆爱成婚。更何况从他后来回国后写给胡适、张慰慈(祖训)的信看，梅光迪回国之际欠了不少债务，应该说是急需工作来偿还欠款的。但他上述信中那种悠哉游哉、一身轻松的样子，实在让人有些不明就里。二，对于胡适来信中询问能否到北大担任英文教授事，梅光迪亦断然拒绝，所言理由有二，其一是不会按照原计划于1918年夏天回国，其二是即便按原计划回国，亦没有到北京高校任教的打算。至于为什么如此不愿“入京”，信中未曾言明，猜想不过是对胡适因新文学主张而“暴得大名”之忿忿不平。 参照《吴宓日记》记载，梅光迪于1919年10月离美返国，且临行前为旅费事确实欠了一些债务。“梅君迪生将首途归国，赴南开学校英文教员任。频行数日，为助足旅费，琐务碌碌。十月四日晚，共诸知友，会于陈君寅恪室中，而亦未及谈志业之正事”;又10月5日日记云:“星期。晨，偕锡予为梅君运箱搬箧。午，由锡予及施君济元及宓，共约梅君在汉口楼祖饯。四时半，送至南车站，握手而别”。不过，胡适、梅光迪之间，显然并没有因为梅拒绝赴北大任教而就此中断联系，相关话题亦未就此终止。#p#分页标题#e# 正如前言，梅光迪回国之初，经济上颇为窘困，无奈之下，只得向远在北京的老同学胡适、张慰慈借款。梅的“呼救”，显然得到了胡、张二人的及时“搭救”。在1920年6月寄自天津的一封信中，梅光迪这样写道［24］:适之慰慈两足下:借款汇票已收到，谢谢。因近甚忙，至昨日始到银行取款。未取款前，弟恐有周转不便之处(弟前闻天津各银行对于汇票取款之人种种为难)，故须俟取款到手后始敢覆书鸣谢。不料昨日在银行中毫无为难之处。愚弱书生缺乏商业经验，遇事易生恐慌如弟者，殊可笑也。 北大英文藏书多否?弟欲多阅于十九世纪文学书籍，以资参考。若尊处能助力，当于大考后来京小住。 草此即请起居弟光迪启六月四日这封短信表明:归国之后尚在天津南开学校任教的梅光迪，与胡适之间尚能如此亲密无间地书信往来，而且也坦然在胡适面前显露自己性格上的“弱点”———梅光迪的这种“示弱”，与他在思想学术上的坚持甚至固执相比，实在有值得关注之处。不过，梅光迪并不愿意自己这种主动“示弱”被理解为一种世俗意义上生活上的“失败者”，更不愿意看到这种所谓“示弱”，被放大发展成为一种思想学术上的“示弱”。对此，梅光迪在与胡适的关系中，一直保持着足够的警惕，无论他的现实处境如何不堪。 不过，这封短信中更值得关注的，是梅光迪提到希望在学校期末开始后的暑假中，能来北大查阅英文资料。仅就此言，梅、胡之间在1920年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在梅光迪这里，亦期待继续发展两人之间的学术交谊，毕竟那是读书人之间发展友谊的基础。而早在3个月前，在另一封写给胡适的信中，梅光迪将去北京大学担任英文教授事介绍得更为详细［25］:适之足下:数日之谈，总于彼此之根本主张无所更变，然误会处似较从前为少，此亦可喜之事。 今日言学，须有容纳精神(spiritoftolera-tion)，承认反对者有存立之价值，而后可破坏学术专制。主张新潮之人焉不知此?凡倡一说，动称世界趋势如是，为今所必宗仰者，此新式之学术专制，岂可行于今日之中国乎?今日倡新潮者，尤喜言近效，言投多数之好，趋于极端，主功利主义，非但于真正学术有妨，亦于学术家之人格有妨也。凡以上所言，不过兴来偶一提及，非与足下挑战也。弟意言学术者，须不计一时之成败，尤须不期速成，不从多数，故弟之不服，欲与足下作战者以此。若足下以为一学说之兴，能风行一时，即可称其成功，不反对者之崛起，则误矣。 此间正商开课之事，尚无头绪，此殊无聊。弟谓今之执政与今之学生，皆为极端之黑暗(学生之黑暗，足下辈之“新圣人”不能辞其责焉)。政府无望，若学生长此不改，亦终无望焉。 弟来北大授课事，究竟为足下所欢迎否?弟朴诚人，决不愿挟朋友之情而强足下以为难。若足下真能容纳“异端”，英文科真需人，则弟自愿来，否则不必勉强也。若来京，则须授课五六时，否则往返时间费用得不偿失。弟所愿授课者为GeneralPrincipleofLit-eratureorIntroductiontoLiterature;GreatEnglishProseWritingofthe19thCentury;Ad-vancedComposition;TheTeachingsoftheNo-vel等课。若能授两门，则须早日商决，俾弟能从事预备，且可向凡善堂购书，望足下速行示知。 弟此即问起居慰慈处望代通候。 弟光迪三月二日显然，从两年前梅光迪尚在哈佛期间询问起，一直到1920年初，胡适似一直有意邀请梅光迪到北大担任英文教授。而且以胡适当时在北大之影响力，包括当时正担任英文科主任，亦足以促成梅光迪的北上，当然前提是胡适愿意这样做。至于为什么最终梅光迪没有北上，却选择了南下———到南京高师担任西洋文学系主任，其中原由，总不出梅光迪的性格，以及与胡适实在难以走到同一个思想阵营中并肩作战等。而梅光迪1920年3、6月间两次去信查问是否可来北大任教，却未见胡适明确答复，似可说明，胡适确实曾有过找人替换辜鸿铭教职的念头，而胡适就梅光迪是否可就北京大学英文教授之征询往来两年，恰为胡适与辜鸿铭之间由语言文学之争发端的矛盾冲突逐步激化之时。而最终辜鸿铭离去而梅光迪亦未来成北大，则至少说明，胡适并没有将自己最初的一念，在梅光迪身上转换成为一种现实。 综上，辜鸿铭、胡适围绕着文言、白话所展开的这场争论，其实不过是一场并没有真正展开并各自得到充分发挥的“笔战”。其中当然与不少意气因素有关，但他们所代表的两代留学生在解读、理解西方文学与思想文化精神实质上的“差距”，却是明显不过的。这既与他们所接受到的那些具体的西方文学与思想文化之信息、知识及学术训练有关，亦与他们所关注的所处时代的“中国问题”有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他们对各自时代“中国问题”的归结与探究，反过来影响乃至成就了他们各自对西方文学与西方精神文化之路径与方法的把握，包括他们各自在中西文学与思想文化对话交流中所达到的境界及其成就。因此，他们之间的“争议”与“冲突”，亦可以说丰富、扩展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阶层对中与西、古与今等时代命题的认识与思考，在某些方面亦深化了自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以来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认识与思考。
语文现代化范文2
随着计算机进入学校，广大教师的教育观念受到了很大冲击，教学中原本需要花费几课时才能解决的难点，在计算机辅助下，几分钟就可以解决。于是，我们设法筹措资金，为部分一线教师配备了在当时尚比较昂贵、稀少的笔记本电脑，同时定期聘请计算机专家来校进行专业辅导，为教师使用计算机提供技术帮助。在这样的形势下，全体教职员工都争先恐后地学习信息技术。一时间，认真练习打字、相互探讨和研究课件制作中遇到的问题蔚然成风，校园处处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人人爱学习、个个争上游的喜人景象。在此基础上，学校强化了管理措施。
首先，确立符合教师实际的目标。为了使每一位教师都投身教育现代化，我们作出硬性规定：45岁以下的教师要学会做电子课件，35岁以下教师必须学习最新的软件技术，即使是老教师也必须掌握打字技术。为此，校长在全体教师会上郑重承诺，要求教师做到的，校长带头做好。
其次，建立应用和检查机制。我们把信息技术应用引入到课堂检查之中，日常开课听课、班级教学视导都必须以信息技术作为辅助手段，每年进行的青年教师技能赛更是将其作为重要内容。这样，既使信息技术的应用与教学实践紧密结合，又促进了日常教学多语言平台的创设。
第三，完善激励机制。在日常教学中加强引导和检查督促，并建立与之配套的激励机制，对于推进学校信息技术建设十分必要。我们划出专门资金，为愿意使用计算机的教师配置笔记本电脑，以使不多的投入产生更大的价值；对于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应用信息技术效果突出的教师，我们又从不多的奖金中列出专项，给予奖励；对于应用信息技术在各类竞赛中获奖的教师，还另外给予奖励。于是，信息技术很快进入了日常教学之中，多元化教育平台也就水到渠成地架设起来，并在课堂上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二、全纳教育，引领“无锡特色”现代化发展之路
全纳教育理念提示我们，特殊教育担负着架设无障碍通道的重要任务。一方面，要为残障学生提供能够融入社会的知识、技能，另一方面，又要向社会宣传接纳、优待残障人士的重要意义。我们认为，信息技术渠道是最有价值的无障碍通道之一，应该进一步加大投入。根据教育部提出的“让动漫走进特校”的要求，我们从实验课题出发，进行了动漫专业的探索和实践。起步阶段，没有专业教师，我们就把课程分解为两部分，由信息技术教师和美术教师分别担负专业授课任务。一段时间下来，我们发现，由于缺少必要的专门知识，教师只是凭着从书本上习得的一知半解和自己对动漫的理解组织教学，枯燥的说教影响了学生对动漫专业的兴趣。于是，我们有目的地组织研讨，多渠道、有侧重地对教师进行培训，并对课程进行系统化设计，使信息技术与美术有机地整合为一个整体。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对动漫有了兴趣，学习积极性开始高涨起来。如今，毕业生在单位招聘和特殊教育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中，都获得了较好的评价。
在全纳教育理念指导下，教育现代化在我校呈现出了勃勃生机。为了使每一个听障孩子都能学会聆听、读唇和说话，我们每年都投入几十万专项资金，为新生配置调频语训系统；为了帮助学生尽早全面融入主流社群，我们把校园网建设作为架设无障碍交流和沟通的重要渠道，先后投入近百万元，优化网络空间和硬件设备；为了让每一个残障学生都能感受信息技术的便捷，我们为每个班级配备了电子白板系统，并将校园网通到班级，使学生能在课后及时理解、解决课堂上遇到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推进学校内部管理，我们在校园网上专门开辟管理网页，便于纵向沟通、横向交流……就这样，融康复、教学于一体的现代化教育逐渐成为我校办学特色。
三、上下求索，让学生享受到优质的现代化教育服务
教育的现代化，最终得益的应是学生。随着信息技术广泛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也在考虑教育的社会性和听障学生将来工作的实际，不断调整课程和专业课的课时占比，力求使信息技术更贴近学生实际需求。我们将与江南大学教授合作开发的“汉字工具箱”引入小学低年级，让孩子们借助信息技术手段识别汉字、学习汉字的规范书写；在电子白板的基础上，逐步实施新一轮的教学手段现代化推进工程———平板电脑进课堂，真正让课堂充满趣味、师生互动成为一种常态，让学习成为学生自主行为，也使教育教学与生活场景更好地融合；还在尝试借助鸿钟码进行更为简便的计算机教学……在大力建设现代化校园的基础上，我们还主动与无锡市残联携手，利用现有资源，为已经就业或行将失业的残障人士提供信息技术培训服务，使他们能够在时代进步的大潮中驾驭自身命运。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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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建设与人才培养具有密切联系。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以砀山县金山实验小学为案例，分析校园文化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和模式，认为校园文化建设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律、自信、自强”意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高素质人才。
关键词：
校园文化；高素质；人才
校园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子系统，作为环境育人的重要载体，对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砀山县金山实验小学是民办学校，以培养合格的学生为目标，女生占学生总数的40%，男生占学生总数的60%。笔者以此校为例，探究学校文化建设与人才培养问题。
一、学生成长中存在的问题
研究之初，笔者做了一些必要的前期调查和分析，认为从学生群体视角看，不少学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成才意识不强、自立自强意识较弱，集体观念淡化等问题；从学校施教层面看，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缺乏针对性。
二、校园文化建设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1.校园文化建设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
校园文化对学生的道德情感和行为塑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学生成长、成才的一条隐性途径，它对人才培养往往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近年来，砀山县金山实验小学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来娱乐学生身心，让他们从玩中学习并得到能力的培养，如：学校组织排练的大型舞蹈《打水的姑娘》《我的家在东北》《彩虹的约定》及《明天更辉煌》；全校歌咏比赛；全校作文比赛……有效增加了学生的自我认可感，有效提高了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和集体观念。这对于引导其成长、成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校园文化建设是人才培养的引导力量
信息化时代使学校逐渐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各种思想、观念在这里冲突交融，并不断融入校园文化。优秀的校园文化，对学生各方面发展势必发挥导向作用；而一些不健康的校园文化，也随时会影响正处于生理、心理急剧变化学生的成长。近年来，砀山县金山实验小学一直都注重建设安全、健康的校园文化，连续被评为“文明单位”“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学校”“国家工作先进单位”等，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通过强有力的引导学生主动接受和吸纳正确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成为引导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精神力量。
3.校园文化建设在人才培养中的激励作用
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具有强大的育人功能，它通过与校园环境和人活动的融合，营造出积极、健康的和谐氛围，激发了广大学生对祖国、对社会、对学习和对生活的热爱，有利于树立远大的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如：学校通过发动全校上下申报“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学校”，开展了一次深入持久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活动，使广大学生感受到爱国主义的伟大情怀，革命先辈的精神不断激励广大学生在生活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建设校园文化，构建特色人才培养模式
1.建设和谐校园，充分发挥校园文化育人作用
以喜闻乐见的文艺活动为校园文化建设的抓手，积极创建“书香校园特色”的校园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和实践。（1）突出学生特色结合学校实际，以培养学生“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优良品格为目标，积极邀请专家做开展“最美孝心少年”的专题系列讲座，开展学生教育课题研究，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2）突出教师特色学校把师德师风建设作为学校校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明确师生培养的内涵和目标要求；还可以扩大与砀山县各个小学的“校园合作”，联合开展师德师风主题演讲比赛、举办师德论坛等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倡导良好的师德师风。
2.创新思政课教学，不断提高学生思想道德修养
坚持“发展为先，人本为纲；内涵为实，质量为上”的发展理念，不断加大教改力度，调整课程设置，构建适应学生实际、适应新设备一体机、适应教师特点的新教学模式，注重实践，突出提升学生能力培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扎实推进素质教育，为学生终身发展服务。同时，积极将思政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和教育中，建设“马克思主义观”“学生地位与发展”“学生形象与礼仪”“学生自我认知”等系列精品课程和特色课程。主动开展“走出去”“请进来”教育，结合主题社会实践，如：开展反面教育，不断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为创新学校文化育人模式和实现人才健康成长奠定基石。
3.营造书香文化氛围，传诵国学经典佳句
学校是培养学生、教育学生的地方，它不仅仅是学生学习的地方，也不仅仅是教室、操场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环境文化的理念。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创造人。一个幽雅健康的环境，无不影响学生个性培养、心理素质锻炼、道德习惯形成、知识才能增长，法律意识强化。校园既是文化建设的传播场地，又是文化创造的诞生地。营造校园文化，不仅是学校育人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它所产生的育人氛围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作用。它既有隐蔽性和延续性，又在潜移默化中发挥着育人的功能。因此，努力创造适应学生和谐环境的校园文化，对陶冶学生的情操，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4.自己的一些工作实践，真正融入金山实小这个大家庭
为实现国富民安的生活，我们的先辈进行了漫长而不懈的追求，积累了内涵十分丰富的中华民族优秀品质和文化。“天下为公”的理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无为而无不为”的智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道德准则……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文化思想在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中得到了全面而集中的体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七岁左右的学生竟然能将《三字经》倒背如流。或许，他们并不理解意思，只因读起来朗朗上口，只因好玩。学校统一规定：一、二年级背诵《三字经》，三、四年级背诵《百家姓》，五、六年级背诵《千字文》。教师让学生从小就适当学习传统文化经典，不仅可以加深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打牢做人的根基，而且也有利于语文的学习和综合素质的提高。为了让学生不感觉到枯燥乏味，于是，我开展了“国学早知道”知识竞赛，通过同桌比赛、小组比赛、男女比赛等形式，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为培养学生的积极性，为表现突出的学生颁发奖状、礼品，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深受学校师生和家长们的欢迎。
5.坚持“人本为纲”理念，强化人才培养
砀山县金山实验小学教育的主体是人。人既是小学教育的出发点，也是其必然的归宿。对于金山实验小学学校来说，其教育的主体和核心就是学生。因此，在学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要始终遵循“人本为纲”的原则，以学生成长与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要积极体现学生的创造性，围绕满足其学习及生活的各种需求。在组织文化活动时，要着力体现以“学生”为本，从而突出其主体地位，更好地服务于人才培养。
综上所述，从三大方面分析了校园文化在人才培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作者：刘思琦 单位：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金山实验小学
参考文献：
语文现代化范文4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学模式；人工智能；教学现状
一、引言
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最新版在关于大学英语“教学手段”的描述中明确指出“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不仅使教学手段实现了现代化、多样化和便捷化，也促使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发生改变”。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9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人工智能时代，大数据、信息系统等现代信息化技术迅猛发展，为外语教学提供了全新的学习方式和前所未有的新途径[1]。学者陈云英和何润青探索了人工智能加持的英语掌握式“快—乐”写作模式，提出人工智能时代，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可以实现传统教学模式难以实现的学与教的目标[2]。张艳璐从听力、口语、写作、翻译四个方面探究了人工智能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及其对大学英语教学带来的变革[3]。杨港设计了一种“立体化教材+互联网资源”驱动的大学英语教学设计模型，以促进教学内容与材料、教学模式与方法协同发展的联结机制[4]。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高校英语教学中引入现代信息技术是时代的发展趋势。文化教学是语言教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为此，本研究旨在对现代信息技术在大学英语文化教学中的应用现状进行调查，了解现代信息技术在大学英语文化教学中的实际应用情况，并进行分析总结，为大学英语文化教学提供新的思路。
二、现状调查研究
本研究以某高校文理学院和工程技术学院为例，对现代信息技术在大学英语文化教学中的应用现状展开了具体的问卷调查。
（一）调查对象与方式
参与本次问卷调查的学生覆盖了上述两所大学的经济、法学、外语、人文传媒、管理、信息工程等多个院系的333名学生，其中，文理学院的学生为191名，占57.4%。同时，参与问卷调查的学生中有97.6%的学生在大学一、二年级阶段，参与过《大学英语》或英语相关课程的学习。为方便数据的分析，本研究将调查问卷设置在问卷星上，学生通过网络进行无记名问卷填写，网上提交，提交率为100%。
（二）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问卷共设题目20道，有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和开放性题。其中，学生基本情况题有3道，主要涉及学生所在学校、所学专业、大学英语课程学习经历；关于文化学习态度的题目有6道，涵盖学生对英语文化知识的了解程度、对中英文化差异的学习兴趣、对英语文化知识的学习与英语成绩之间关系的看法等；接下来的10道题主要在于了解学生在大学英语课程中接受文化教学的具体情况，题目涉及教师讲授文化知识的方式、课堂上使用过现代网络信息平台的种类、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及其在英语文化学习中的效果等；最后1道题是开放性题目，题为“你对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在大学英语课程中文化内容教与学的建议”。
（三）调查结果与思考
现代信息技术在大学英语课堂中文化教学的实施情况将从应用规模、应用效果、应用潜力三个方面来展示调查结果。1.现代信息技术在大学英语文化教学的应用规模还有待拓展。在问卷调查中，发现相关英语教师在其课堂中都使用过微信、QQ等方式进行文化教学，但问卷调查的数据显示仅有20.72%的学生选择教师利用了现代网络平台，并通过互动式的非传统方式来讲授文化知识，28.23%的学生选择教师偶尔利用网络信息平台内容，选择已使用过信息平台的学生人数不到参与调查人数的一半。以上两个百分比显示了课堂已经开始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文化教学，但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教学模式还有待进一步拓展与规范。2.现代信息技术在文化教学中的效果受到肯定，但依然有进步的空间。“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在大学英语文化学习中的效果”的这一项调查表明，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在文化教学中的应用效果得到认可。在参与调查的333名学生中，有74.18%的学生认为现代信息技术在文化学习中的效果明显或良好，23.42%的学生认为效果一般，仅有2.4%的学生认为效果不明显。通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现代信息技术在文化教学中的教育功能得到了一定的认可，被看作一种现代化的教育工具，对于大学英语文化教与学的提高具有正面作用，但现代信息技术在大学英文化教学中的效果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特别是智慧型信息技术的发展潜力有待深入挖掘。3.现代信息技术在大学英语文化教学的应用潜力是巨大的。此次问卷调查显示学生文化学习的意愿和兴趣是浓厚的。在关于“你希望更多了解英语语言中的文化知识吗？”的答卷中，分别有48.65%、37.54%的学生表示非常希望和比较希望能进一步了解和学习英语语言文化及相应的中国文化。同时，在关于“你对中英文化差异是否感兴趣”的答卷中，共有74.48%的学生对文化知识学习非常感兴趣或比较感兴趣，不感兴趣的同学仅占2.4%。然而，现阶段学生对英语语言文化知识的了解并不尽如人意。问卷调查中，47%的学生表示文化知识是其英语学习中最大的困扰之一。另外，调查数据显示仅有3.9%的学生认为自己对此类知识非常了解，15.02%的学生认为比较了解。此结果显示学生对文化知识的掌握滞后于学习的兴趣与意愿。同时，调查数据显示大学英语文化教学内容主要集中在风俗礼仪、历史事件、文学知识等方面，其他文化内容的讲解仅占17.12%，缺乏多样性。关于“现使用的英语教材中英语国家文化内容的含量”的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5.02%的学生选择“较多”。由此可见，现阶段，大学英语文化教学内容还有待扩充，现用教材无法完全满足文化教学的需求。另外，问卷中多选题“你认为大学英语文化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的调查数据中，62.16%的学生认为大学英语文化教学中缺乏中英文化的对比教学，47.45%、33.93%的学生分别选择了缺乏优质的教学资源和合适的教材，35.14%的学生认为教师的教学方法有待改进，只有17.12%的学生选择了其他。由此可见，大学英语文化教学还存在学生文化知识掌握不足、中英文化对比学习不够、优质资源和合适教材不多、文化教学内容单一、教学方法滞后等问题，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便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
三、结语
大学英语课堂已开始使用现代信息技术，且其效果在学生中得到相应的认可，但大学英语文化教学中现代信息技术应用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待加大，应用的管理有待规范。智能时代下，开发互动性强、智能化高的英语文化教学辅助系统将有利于促进现代信息网络技术为依托的非传统教育工具的应用，引进新的学习资源，为大学英语文化教学打开一条新的发展渠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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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艳璐.人工智能促进大学英语教学变革研究[J].教育现代化,2019,(07).
语文现代化范文5
关键词：发扬；文明文化；现代文化；研究
近代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打开了我国的大门，西方文明也相继涌入我国，东西方文明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和矛盾。鉴于近代我国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西方现代文明在冲突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形成了两者互相对抗的局面。在解决两者矛盾对抗的问题过程中，首要问题是区分“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避免两者产生混淆。本文认为现代文明与民族文化传统并不是不可调和的。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文化的发展相对势衰，甚至出现了全面抛弃文化传统的现象。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加强了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视程度，出现了文化复古主义的观点。本文在结合民族文化传统的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如何充分利用民族文化传统的优势，将其与现代文化建设融合起来，为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添砖添瓦。
一、做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区分
在我国文化研究历程中，区分“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是无法绕开的话题。与文化复古主义密切相关的是，很多文化复古主义者的观点往往混淆了两者的概念，无法正确的区分两者的差别。因此，在做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区分，可以有效的避免我国文化发展误入歧途，对于规避文化复古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研究中，已有许多的学者提出了了一些观点和看法，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事和理方面，“传统文化”是理，而“文化传统”是事。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的差别是体和用方面，即“文化传统”是体，“传统文化”是用。这些观点都认为传统文化是传承发展的，而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的不变性。在现实发展中，无论是“事理”还是“体用”都不符合实际的现状，进而也无法对“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做出正确的区分。本文认为“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文化事实，另一个是文化精神。两者存在物质和精神的区别，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但又存在显著的差异。传统文化是由于历史沿袭和时间积累后相处的文化事实和现象，文化传统则是蕴含着传统文化的事物和现象的总结和物质体现。传统文化作为时间积累形成的文化现象，其有民族性、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特点，也就是该种文化带有显著的民族特点，是民族在生产劳动中形成的，也是长期积累、去朽存真流传下来的，这一沿袭演变过程是既定事实无法更改，因而既定性也是传统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与传统文化存在显著的差别，文化传统的形成离不开文化精神的融入，其主要体现在价值观、认知取向即审美情趣三个方面。价值观是文化传统的重要体现，其内涵在价值观去向和选取方面，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表现。认知取向是认识对象在认识过程中展现的认知方向和方式，也是思维运动的重要体现。审美情趣是文化认知过程中的关注集中方向，也是欣赏和美感表达的过程体现。除以上两种区别外，在社会职能和贡献承载领域，两者也存在一些差别，主要是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对于人们在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层面可以进行规范。
二、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认为传统文化是不断演变发展的，这在学术界没什么争议。然而，文化传统是一种蕴含着文化精神的产物，可以认为民族文化传统方面是变化的，也是传承的。在文化传统传承方面，有观点其是相对不变的，其从“理”和“体”的角度出发，认为只有文化传统保持不变才有发扬光大。这种观点显然无法解释文化传统的形成与传统文化的演变关系，且传统文化在历史沿革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与历史史实相违背，不符合史实现状，因而文化传统的不变性的观点也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该观点是脱离社会实践认知产生的。纵观“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的演变脉络，两者都是劳动人民在社会实践中的产物，文化传统的变与不变也是相对的，其传承和发展都根植于人民的社会实践中，并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共同进步，并不是恒定不变的。在人类文明活动中传承与发展，是文化传统的重要性质。所以，在研究过程中，要从人类文明发展入手，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融入其中，在社会进步和实践中加以考量。在民族文化传统的沿袭历程中，其传承的基础是人民的社会实践活动，也是伴随着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随着人类科技文化的进步，文化传统的内容和形式也不断丰富，这一过程，文化传统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但又具有层次方面的变化。文化传统相对稳定的内容和形式是其继承和发展的基点，文化传统的形成并不是无源之水，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其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决定着在传统文化没有发展大的变化之前，文化传统自身也无法产生根本性的变革。也就是说此时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实践仍是协调统一的关系，与当前所处社会经济环境发展步调也是一致的，在这种演变发展过程中，文化传统按照此等规律传承和发展，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这也是我国文化传统保持稳定的根源所在。在当今社会，之所以产生部分老旧文化传统消亡的现象，主要原因在于该传统文化脱离了社会实践规律，无法承载人们文化精神的寄托，也与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脱节。文化传统在与社会实践保持一致性的同时，也存在相对的独立，主要体现在审美情趣、认知去向及价值观方面，其存在的发展也会产生落后于社会实践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也不鲜见，这也就很好解释了某些历史阶段传统文化的发展与社会实践并不一致的现象，其独立的传承和延续也是其相对独立的重要表现。
三、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建设
现代文化并不是随机产生的，其本质上仍是在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也是传统文化的延续。在民族文化和现代文化共同发展的问题上，首要解决的是理清两者的关系问题，在我国许多文献研究分析基础上，可以认为复古主义和重建主义都是片面的，脱离社会发展实践的。同志曾经提出“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观点来解决两者的关系问题，这对当前我国的现代文化建设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该原则不仅为解决两者关系指明了方向，也是处理实践过程中遇到问题的重要原则。在理清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层面，第一要务是形成两者的正确评价。就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现状来说，脱离文化传统，则现代文化建设则是空谈。在实施评价的初始，需要设立正确的参照系，这也是文化传统和评价的出发点，还应运用科学的工具和方法进行系统的评价。本文在搜集相关文献的归纳总结的基础上，认为参照系的选取要结合我国改革开发和现代化建设的背景来综合考虑，只有如此才能对文化传统和现代文化做出正确的考量。结合我国社会发展实际来看，本文认为我国古代文化本质上带有封建性质，也是传统的农耕文化，近代文化则处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时期，带有显著的复合性质，自以来，我国共产党产党以马克思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化。中国古代文化除带有鲜明的封建特点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国文化呈现阶级性、民主性与保守性、封建性相冲突的特点，这些差别的体现在我国文化的个性方面，由于我国地貌、地域广阔，文明发展存在差异，各阶级对于文化的人体也体现了我国民族发展的共性。这也就决定着，传统文化在显著特点下，其也是现代文化的建设的根基，对于我国现代文化建设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应以传统文化为基点，充分吸纳我国文化传统中有益的部分，在此基础上进行充分的发展和创新。因此，必须重视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正确作用，不能不加区分的全盘抛弃。我国现代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做到融汇古今，重新塑造我国的文化精神，从而形成适合我国社会现状发展的文化。在重塑我国现代文化的过程中，要做好与传统文化、文化传统的衔接，避免出现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丢失的现象，要充分做好这个前提，将民族精神融入其中，形成富有我国民族特色的现代文化。在该阶段，文化传统的作用主要是为现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保持好我国文化传统的优势，在重塑过程中汇集我国民族特色，在表达形式和内容方面为我国现代文化建设提供素材。因而，我国的现代文化建设要做好文化传统的结合，两者的融洽结合对于我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可以做好平稳的过渡，更为世人所接纳。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文化的建设离不开民族文化传统，必须科学地将我国民族品性融入到现代文化的建设事业当中，使得我国现代文化建设更具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在建设现代文化过程中，要将社会实践作为前提，要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作为依据，充分发挥文化传统变革的核心机能，构建与我国社会发展现状相适应的现代民族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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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现代化范文6
1．1县域经济发展与发达省份差异显著
河北全省有136个县(市、自治县)，县域总数在全国名列第2位。在2013年的第12届全国县域经济与县域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的排名中，排名靠前的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其中江苏、山东、浙江、辽宁、福建五省的县域所占数量较多。进入百强排名的县市中，江苏省25个、山东省24个、浙江省20个、辽宁省11个、福建省7个、湖南省4个、河北省3个、河南省3个、广东省2个、内蒙古自治区2个、四川省2个、陕西省2个、山西省1个、吉林省1个、安徽省1个、江西省1个、湖北省1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个。在连续12届的县域经济评比排名中，排在全国百强县前三位的分别是江苏、山东、浙江。从以上的数字明显看出，河北省与全国县域经济发展先进省份的差距非常明显。由于自然资源条件、区位条件、经济发展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从全省经济强县的分布来看，河北省仅有迁安、武安和三河位列百强县市之中。
1．2区域内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明显
河北省县域经济强县多位于交通条件优越和资源集中地区，县域经济落后的多集中分布在交通条件差、距离城市远的山区。河北省石家庄、唐山、廊坊等地区的县市在河北省县域经济20强中占据了大部分席位，这主要是由于这部分地区的地理位置较优越，县域经济发展起步比较早，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获得政府大力支持，已经有了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而县域经济发展排在后面的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地理位置、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域，如张家口、承德地区，交通的劣势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不利影响，使得县域经济表现出不平衡发展。
2京津冀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建设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2．1京津冀现代化交通网络建设初具规模
公路方面，6条高速公路连接河北与北京，9条高速公路连接河北与天津，4条高速公路共同连接天津与北京。铁路方面，京冀高铁、京津城际高铁、津秦高铁促进了京津冀经济的融合和发展。京沈客专、京唐客专、京张城际已开通，津保铁路将于2014年通车，涿州－北京新机场－廊坊－北三县－首都国际机场一线的城际铁路也很快通车。高铁的快速建设，使得京津、京石、津唐、津秦、津沧等主要城市间能够实现1小时左右直达。航空方面，除了北京新机场，还有北戴河机场、承德机场、张家口机场、邢台机场在建。为了缓解北京机场的压力，增加当地的客流，天津、石家庄机场采取了“空铁联运”方式。城际轨道交通方面，北京地铁线路将修往河北一些城市，天津地铁向北京方向延伸;加快京津冀现代化智能交通网络建设，实现公交、地铁、轻轨、出租车领域“一卡通”刷卡支付。
2．2京津冀现代化交通网络对接不完善
首先是存在“断头路”，京津冀三地除部级通道外，河北与京津对接的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多处存在“断头路”，共达2300多公里，其中高速断头公路200公里，国道和省道断头路分别为700和1400公里。京昆高速只修到河北涞水，6年仍未联通北京，5条与北京对接的高速公路包括京秦、京台等未全部打通，还有23条普通干线公路没有全部通达。燕郊仅有一条102国道进出北京城区，非常拥堵，天津与石家庄之间没有高铁。断头路在河北省内有11300公里，与京津冀交通网络对接不完善，既影响了省内交通，也影响了京津冀区域一体化交通体系的形成。河北省内交通也存在一定问题，主要是“东西不畅南北不通”，各市县间的交通建设不通达，甚至需要借助北京换乘。唐山到北京、天津的客运班次多到每天几十趟，到张家口、保定、廊坊、邢台的车次每天却寥寥无几。承德唐山间至今未通火车，张家口、承德、衡水目前还未通高铁，承德－北京的需要4个半小时，张家口－北京要3个多小时，石家庄－张家口铁路至少需要7个小时，石家庄－承德至少要10个小时，交通的不便利，阻碍了张家口、承德、衡水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3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建设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3．1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建设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进入全国第12届县域经济百强县的迁安，隶属河北唐山市，位于河北省东北部，燕山南麓，滦河岸边，地处环渤海环京津发展区域，交通非常便利。武安在晋冀豫三省交界处，交通四通八达，路网纵横交错。武安市内有5条越境铁路，有18个客货混用站，309国道横穿武安市东西，邢都公路穿过南北，交通发达。三河市位于京、津交界，属于廊坊市，是县级城市中占地面积最大、行政级别最高的，西距天安门30公里，西北距首都机场25公里，南距天津125公里、东到唐山121公里，处在京、津、唐的金三角核心。由此看出，县域经济发达的县市，其交通都很便捷，地理位置相对优越。以交通为首的公共基础设施在县域经济发展中起了极大的作用，政府投资、民间投资或是外商投资，会首先考虑企业建成投产后的运输问题，因此，交通便利地区相对容易获得投资，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推动当地县域经济的发展。
3．2交通状况不是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
交通状况虽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交通条件类似的县域经济水平具有明显差异，如廊坊市区中固安、大厂、香河均毗邻北京，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只有三河市进入第12届全国县域经济名单之中。这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除了交通状况外的其他因素，对县域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要想富，先修路”的观点虽对，但如何更好地利用好交通优势，是河北省发展县域经济中需要重要考虑的问题。
4加快京津冀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建设的建议
4．1推进河北省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建设
按照客运“零距离换乘”和货运“无缝隙衔接”的原则，促进河北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建设，市－县－之间，实现公共交通通达。创建便捷、高效的现代化交通网络，首先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成集高速公路、干线铁路和航空运输为一体的综合交通网络，达到县县通高速，市－县之间公路达到一级标准，县城之间及与主要县域产业园区之间公路达到二级标准，实现市域“一小时交通圈”和县市“半小时交通圈”。其次加强县级客运站场建设，达到每个县有一个二级以上客运站，每个乡(镇)具有一个三级以上等级客运站，形成市－县－乡换乘便捷的客运枢纽体系，满足客运和货运的需求。加快城市公交向周边延伸，鼓励重点乡镇发展公共交通服务，形成覆盖全面、高效环保的现代化交通网络。发展省内航空运输，特别是首都第二机场的建设，位于北京市南端大兴区与河北廊坊市交界处，机场的建设使全国各城市与河北的交通更便捷。要努力提高和完善机场基础设施，扩大航空线，根据“零距离换乘，无缝连接”的目标，连接机场和高速铁路和城市交通。发展物流业，加强物流节点与航空、铁路和公路等主要货运站场的有效对接，发展铁路运输，降低对公路的依赖，真正实现货运“无缝隙衔接”。
4．2建立京津冀现代化智能交通网络系统
逐步全面对接京津冀交通，建立智能化交通网络系统。要积极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加强基础设施养护管理，不断提高工程的质量和耐久性;注意推广和应用先进的技术，完善交通信息，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提高设备的使用效率;减少对资源的占用和消耗。随着普通道路建设，已有3条高速线连接北京，天津、石家庄，环京津周边县(市、区)与京津之间至少有1条一级公路连接。在京津冀共同推进的交通网络建设中，将形成9000公里的高速公路网及主要城市的3小时公路交通圈。环绕北京的“大外环”全长约940公里的绕城公路，首都过境交通得到缓解，京张、京沈、京沪、京台、大广、京珠等高速公路连接起来，连同从北京出发向六个方向的高速路网(京承通道、京张通道、京石通道、京秦通道、京衡通道、京廊沧通道)，形成“一环六射”的高速路网。要尽快打通“断头路”，加快廊坊北三县(市)与北京的交通设施网络一体化建设，加快京台高速、唐廊高速、滨石高速的建设。大力实施以路为重点的“畅通工程”，解决影响和制约我省县域经济发展的交通瓶颈问题。借助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争取北京和天津的支持，优先加快公路网络和轻轨的建设。采取多项措施，促进津冀港口发展。加强秦皇岛港、京唐港、曹妃甸港、天津港和黄骅港之间的协同管理;推进机场与高速互联，在首都机场、北京新机场、天津机场、石家庄机场四空港为重点的机场体系基础上，建立京津冀航空、铁路、公路一体化的交通体系。
4．3借力“一小时经济圈”，构建环京津地区与其他地区不同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语文现代化范文7
《梧桐雨》是一部戏剧作品，元代称为末本戏，其中正末一角饰演的便是唐明皇李隆基，该剧实为描述杨玉环与李隆基的爱情，重点则都在讲述李隆基在安史之乱后失去贵妃后孤独寂寞的情感。作者也正是因为看重了梧桐具有一些能够代表唐明皇的独特品质，才选择梧桐为题。在我国古代神话中，梧桐树是凤凰的栖息地。据记载，杨玉环是一位倾国倾城的女子，天资聪慧、性格温柔，此外还擅长歌舞、音律，堪称人间少有，被称为真正的百鸟之王，难怪李隆基坐拥后宫3000佳丽而对她一人情有独钟。杨玉环经过一连串的设计，最终栖息在了李隆基这棵时间绝无仅有的梧桐树上。杨贵妃内心深知，一旦进入皇宫，一生依靠的人只有唐明皇，在这样的环境中别无选择，只能在这棵巨大的梧桐树上生活、生存，衰败荣华都在于此。梧桐树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意义才被作者用来描述李杨之间的爱情，梧桐树见证了两人从紧紧相依到阴阳两隔，恋爱时两人在梧桐树下甜言蜜语，而爆发安史之乱时，李隆基好比凋零殆尽的梧桐树，再没有能力保护杨玉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梧桐树代表着李隆基，这只是一种表面的蕴意，进一步的意义则是想展现梧桐失落殆尽的特点。李延寿著的《南史》中第24卷指出，凤凰降落在梧桐树上，梧桐固然显得富贵吉祥，但是远不如松柏。“失后凋之节”本意指梧桐树在进入深秋时，树叶飘落殆尽，展现无尽的悲凉之情，用于人晚节不保的比喻。此时的李隆基，正像梧桐树一样，虽然经历过凤凰栖息，但也无法逃脱“失后凋之节”的命运。曾几何时，年轻的李隆基也有宏图大志，面对武则天后期统治的混乱，爆发的史上有名的“唐隆政变”，以此来改变政局的动荡，并积极吸纳人才，想尽办法治理国家，开辟了唐朝最兴盛的“开元盛世。但是太平盛世后的唐明皇不再励精图治，而是沉迷酒色，过分宠爱杨贵妃，朝中任由杨国忠等奸臣的胡作非为，导致最后的安史之乱，大唐也由此走向凋零。而其在马嵬坡之变后，更是被迫退位，失去了皇帝的权力，也失去了杨贵妃，最终在西宫每天想念杨贵妃来度过晚年。深处西宫中的唐明皇想着曾经朝夕相对的杨玉环，再看着繁华没落的宫殿，更加感到自己的孤独、凄凉。而曾经与杨玉环的快乐时光与当今飘落殆尽的梧桐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比较越明显就越增加唐明皇心中的痛苦与懊悔。此时的唐明皇已没有昔日的风光，失去爱妃和权力的他，正如秋雨中凄凉、萧条的梧桐树一样，寂寞地走完下半辈子。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都是描写的焦点。白朴创作的《梧桐雨》中，梧桐树不仅见证了两人的爱情，更展现出了爱情的悲剧，它贯穿了全剧，具有深刻的文化底蕴和意义，激发后人的无尽思考。也正是白朴这样别出心裁的梧桐意蕴，才成就《梧桐雨》在类似的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中国文学界的不朽之作，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梧桐也正是因为《梧桐雨》的成功才有了更为宽广的意义。
二、思想的破灭
阅读文学作品时，特别是类似唐明皇和杨贵妃这样类型的文章，我们只有通过理解作者的创作思想，并结合其所在时代来对文章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才能够读懂作者的中心思想。结合作者的经历和时代背景，充分理解作者是在用生命去谱写《梧桐雨》，通过一个极具感染力的历史故事来描述作者自身的情感经历及思想的幻灭、人生的无奈，这种幻灭的思想是贯通全文的。《梧桐雨》中还表达了唐朝从繁荣到衰败的悲凉。《梧桐雨》是一部末本戏，而剧中全部的安排、构思以及故事情节都是为了唐明皇专门设计，其他无关的情节也是对他的铺垫，因此想要发掘作品的主题以及作者的创作目的、创作构思都只能从李隆基一人身上得到解答。在《梧桐雨》中前部分展现了他的权力之大、无所不能，在爆发安史之乱后，则表现出权力薄弱而臣子强大的姿态。安史之乱中六军逼迫唐明皇处死奸臣杨国忠和红颜祸水的杨玉环，这里能够看到曾经无所不能的皇帝，此时却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宠爱的妃子，亲眼看她香消玉殒，甚至想给死后的杨贵妃盖一座杨妃庙，终究因为自己没有权力而放弃。唐明皇遭受了安史之乱，失去了皇位和权力，也没有了昔日的繁华，以前种种的美好事物都变成了回忆，此时的唐明皇是怎样的孤独和凄凉。而《梧桐雨》的第四折中描述的是唐明皇在平定叛乱后苦苦思念杨贵妃的情景，将戏剧的抒情部分推向高潮，展现出强有力的艺术表现力。这里的艺术感染并非要烘托出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间的爱情，也不是想要表露作者的人情化，重点想要表达的是唐明皇的悲剧，他从一代圣明天子到失去皇位、失去权力、失去爱妃的孤家寡人，最终被关在西宫中安度晚年，此时个人悲剧上升到极点。综上所述，无论是那种痛失美好的悲伤，还是那朝代更迭的惨痛，作者都是通过文章中对唐明皇的描述来表达一种对人世间无常变化的无奈之举，一种个人之力有限的空旷感受，作品中通过以唐明皇角色为中心，依托其人生爱情和政治两方面来展现这种无奈，此种无奈源于爱情和政治，又胜于爱情和政治，是一种超脱想象的人生体会，我们可以用幻灭一词来准确理解作者的中心思想。
三、李杨情愫与作者创作的意境和审美观
语文现代化范文8
以现代文化为引领，进一步做好语言文字工作，营造和谐的语言环境
要规范教育教学中新词术语的应用。教育理论的实践证明，人的青少年阶段是人一生中接受和掌握语言最快的时期之一，能为终生的学习打下基础，是积累学习能力的重要时期。实现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普及文化教育，发展科学技术，学校教育教学是重要基础。要重视规范教育教学中新词术语的应用，尤其要重视规范教材中的新词术语，使青少年学生受到正确、规范的语言文字教育，为青少年较快掌握现代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的新知识打下良好的基础，也为全社会规范使用语言文字打下良好的基础。要正确引导网络用词用语。当今网络越来越成为人们掌握信息，提高能力的主要渠道。目前已知境内有哈萨克语网站(含开设哈语频道的网站)85家，这为广大哈语群众学习新知识，了解世界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但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是由于哈萨克语使用不规范，造成部分哈萨克群众使用语言文字较混乱，甚至误读信息、曲解事实。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网站内容建设，使用正确规范的哈萨克语言，突出网站的导向辐射作用，引导好其他少数民族语种网站健康有序地运行，努力形成积极向上、和谐的网上舆论氛围，不断满足少数民族网民的文化需求，有效占领少数民族语种网上舆论阵地。要加大规范社会用语用字的力度。做好哈萨克语的规范学习使用工作，社会各窗口行业要起带头作用，重视规范统一使用平台专用术语、广告用语和宣传口号。民航、铁路、邮电、公共交通、金融、保险等社会窗口服务行业，要开展双语服务，对从业人员加强哈萨克语言文字规范化使用的培训和应用工作，满足社会的需要，为群众学习、工作、生活提供方便，促进社会语言生活和谐。大力推进“双语”学习。“双语”学习是在民族接触、语言接触和文化接触基础上，由于各民族彼此之间交流的需要，自然产生的语言现象。我国科技文化经济等主要信息载体是汉语，使用汉语在获取传播信息方面具有客观上的优势。各级语言文字工作部门要积极做好整合资源、编制教材、师资培训等方面的工作，在“双语”教育方面力求有所作为，有大作为。哈萨克语言文字工作队伍要把很大精力放在推进各民族干部群众的“双语”学习上。哈萨克族群众在学好本民族语言的同时，努力学习汉语，这是少数民族群众提高自身素质，走出本地，走向全国的重要前提。这样不仅能缩小各民族间的教育差距，而且能够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哈语群众聚集地区的各族干部要使用“双语”，同当地群众相互学习、相互交流，更好地服务群众，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贯彻落实。加强哈萨克语言文字翻译工作。目前，我区还有相当一部分哈族群众特别是农牧区群众听不懂汉语、看不懂汉文，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少数民族群众获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知识信息，必须加强语言文字的翻译工作，强调在翻译过程中要规范正确使用哈萨克语言文字。针对汉、哈“双语”人才特别是基层人才紧缺的现状，要培养一支人员相对稳定、素质较高、水平较高的翻译队伍，为自治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提供良好的语言服务。
加强领导，奋发有为，进一步开创哈萨克语言文字工作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