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论文范文1
21世纪以来，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纷纷意识到视觉文化或图像文化的弊端，对存在上千年的视觉中心主义提出了质疑，进而诉求新的文化转向，这就是听觉文化转向的出场。首先提出这一转向的是德国后现代主义美学家韦尔施。同为后现代主义的美学家，杰姆逊认为后现代文化本质上是以图像为中心的图像文化;韦尔施则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以听觉为中心的听觉文化。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观已经被学界所广泛接受，成为后现代主义图像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而韦尔施的听觉文化观则被忽视了。韦尔施在其《重构美学》一书中提出走向听觉文化的观点，该书写于视觉文化如日中天的1997年，其观点很快被淹没在视觉文化的大海中，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②但韦尔施仍不遗余力地宣扬其听觉文化理论。“他指出视觉文化是理性主义的产物，十九世纪是它的巅峰时期，往上则可以直溯古代希腊。比较来看，听觉文化的兴起可以说是电子传媒一路畅行之后的必然结果，它更具有一种后现代气质，固然它没有视觉文化的延续性和同质性，但是它具有电子世界的共时性和流动性。”③所以，在当前电子媒介时代，人类的文化必然是一种听觉文化而非视觉文化。到底什么是听觉文化?韦尔施并没有很严谨的界定，但他认为，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听觉文化:一方面是我们要把听觉作为文化调整的媒介，确确实实要把它当作一个新文化中的主导意义;另一方面则是我们限制在现存的文化内部，来改善听觉的条件。后者对于一个事实上剥夺听觉权利，听觉衰退的文明来说，同样是至为重要的。
显然，韦尔施既不想对听觉文化进行严格界定，也不想通过听觉文化来替代视觉文化，只是把听觉文化作为人类的另一种文化形态来理解，目的是让人们重新关注听觉文化。虽然韦尔施与杰姆逊的后现代研究路径不同，但他关注听觉的新感性主义美学观与杰姆逊关注视觉的后现代文化观依然是一致的。韦尔施认为:一个疑虑在游荡:我们迄至今日的主要被视觉所主导的文化，正在转化成为听觉文化，这是我们所期望的，也是势所必然的。不光出于平等对待。在视觉称霸两千多年后，听觉理当得到解放;更况且听的人也是更好的人，这是说，他可以进入某种不同的东西，尊重它而不仅仅是支配它。人类和我们星球的继续存在，只有当我们的文化将来以听觉为基本模式，方有希望。因为在技术化的现代社会中，视觉的一统天下正将我们无从逃避地赶向灾难。对此，惟有听觉与世界那种接受的、交流的，以及符号的关系，才能扶持我们。堕落还是得救，灾难还是拯救这就是不同选择的图景，人们正试图以它来搭救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朵。
可见，韦尔施不仅为听觉文化赋予一种文化上的意义，更是把听觉文化看成人类救赎的重要形式，将其作为人类应对所有灾难的一种有效方式。2009年，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举办了“对倾听的思考———人文学科的听觉转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图像叙事成为强势传播的今天，这次会议当有风向标的意义。会议认为，人类已经沦为视觉盛宴上的饕餮之徒而沉溺其中，人文科学应当从中抽身而出，倡导“安静的倾听”。至此，听觉文化的转向已然拉开大幕，学界也开始出现对听觉文化的相关研究。从文化传播发展的历史上看，这也预示着听觉文化的来临。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的文化传播主要靠图像(图形)和声音。人类早期的图像文化在学界已有众多的研究，当代的图像文化抑或视觉文化研究也都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壁画、岩画等，体现出现代社会对古老图像文化的回归与发展。我们同样可以预见，在图像文化研究之后，对听觉文化的回归将是人类文化传播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
二、听觉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听觉文化研究虽然在新世纪才得以兴起，但听觉文化的存在却有着漫长的历史。韦尔施认为西方文化从源头上来说就是一种听觉文化，如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文化。而西方的视觉中心主义传统不过是听觉文化的另一幅面孔而已。上文也提到过，人类早期的文化主要是口语文化，当人们只有语言还没有文字的时候，信息的交流、文化的传播靠的都是口耳相传，也就是听觉文化。文字符号出现后，人类对听觉的依赖程度才逐步减少。如早期的文学(艺术)传播，靠的都是口语，古希腊最伟大的文学诗篇《荷马史诗》就是通过荷马之口而流传开来，并且荷马还是一个盲人，这也暗示了当时听觉文化之于视觉文化的重要性。作为古希腊艺术中的另一颗璀璨明珠———悲剧，同样离不开声音的存在，古希腊悲剧就起源于古代祭祀活动的合唱歌队伴奏。即使在今天的戏剧艺术中，声音都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影视作品亦是如此。
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早在1765年就说过，在过去的整个西方世界，都非常不懂文学知识，文学完全凭口头传授，因而凡是文学流行的国家，都几乎没有书写的观念。在人类文化史上，相比于文字，声音的出现显然更早。文字的产生只有到了文明社会才有可能实现，而声音(即使是可以表意的)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初就已经出现，甚至可能更早。通观人类文化史，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五千年，从中华文明来说，文字的使用不过三千年，但口语文化的传统至少延续了十万年。据语言学家统计，在人类历史上，可以用来写作的语言大约是一百多种，而人类的语言则有几千种。所以，听觉文化不仅是人类文化的最早雏形，也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形态。即使在文字出现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文字也不能担当起人类文化传播的重任，听觉文化依然是人类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听觉文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识字能力的获得并不是天生的，要靠专门的学习与训练才能获得，而不像听力与口语能力在生活中就可以习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西方的听觉文化一直压制着印刷文化的发展。西方听觉文化存在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音乐艺术的繁荣。特别在中世纪的宗教艺术中，作为听觉文化一种重要组成部分的音乐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最终催生了现代音乐。在中世纪，音乐成为宗教生活及宗教文化的组成部分，所有神职人员都必须参加歌唱，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宗教对听觉的重视。宗教为了进一步发展壮大，就要向更多的人传播宗教教义，其中一个重要的传播手段就是向信徒讲经，而教徒在修行过程中，也会以诵经的形式学习经文。
中世纪以后，西方文化史上发生了思想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作为对中世纪宗教与神学的反驳，号召用理性之光照亮人类世界，让人类学会去观看。所以，在此期间，视觉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听觉文化则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在随后的浪漫主义传统中，又显示出对声音的重新重视。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艺甚至文化思潮，本质上是传统文化对启蒙运动的反扑，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重新关注人类的听觉，这虽然具有反理性的倾向，但其对听觉的重视则可以给听觉文化研究提供借鉴。在诸多浪漫主义诗人那里，雪莱的《致云雀》以四短一长的诗行模仿四短一长的云雀啼鸣，济慈的《画眉鸟的话》以半似重复的语句，传出了画眉歌唱的节奏。浪漫主义诗人赫尔德认为听觉高于视觉，浪漫派的理论家施莱格尔则认为听觉的意义是最高尚的意义。因而，浪漫主义更加关注听觉与黑暗，最大限度地发挥听觉的作用，通过艺术手法营造出一个神秘的听觉世界。到了现代社会，提倡听觉文化的也不乏其人。例如，当代哲学家阿希姆•恩斯特•贝伦特一直在呼吁着视觉文化向听觉文化的转移，认为我们的文化将是由视觉秩序走向听觉的有机体。此外，哲学家尼采、海德格尔以及晚近的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等都在关注听觉文化。尼采对音乐的推崇是其呼吁听觉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麦克卢汉则从媒体模式的角度，把文明的演变划分为“部落时代”“脱部落时代”和“重新部落(地球村)时代”，认为这三个时代的传播方式依次偏向口语(倚重于听觉)传播、文字(倚重于视觉)传播和电子传播。他关于听觉空间与视觉空间的论述糅合在这三个时代的两次转型(听觉空间向视觉空间的转换以及听觉空间的回归)中。
而在中国，人们同样很早就对声音有过关注。听觉文化作为人类早期的主要文化形式，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得到人们的重视。先秦时期的听觉文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声音与自然的关系，二是声音与社会的关系。声音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先秦人们对于自然的聆听，例如《庄子》中对“天籁”“地籁”的描述。同样，在《诗经》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大量的对声音的摹写，常见的就是鸟鸣声，如黄鸟的“喈喈”“交交”，大雁的“肃素”“嗷嗷”等。此外，还有其他很多关于拟声词的应用，学界已有人专门对《诗经》中的拟声词现象进行研究。夏商之后，人类所倾听的声音除了“天籁”“地籁”之外，又多出了“人籁”，即音乐。在古代，音乐比之于其他艺术门类更加发达，这从现存的各种乐器中可以得到印证。在当时社会生活的很多场合中，都离不开音乐，如祭祀、战争、送别，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随着音乐在人类生活中的大量出现，人们逐渐对音乐产生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形成了对音乐社会性的认识。
《礼记•乐记》中“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说法，可以算得上是对声音最早的理性认识，后来各种乐论中所说的“靡靡之音”“亡国之音”大多是从这里演化而来。在古代文学领域，从早期的神话传说，到后来的诗词歌赋以及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无不是以口传的方式世代相传。即使到了宋代，出现了印刷术，但可以被刊印出版的文学作品还是少数。特别是明清时期的说书人，更是把文学作为一种听觉艺术的本质发挥得淋漓尽致。20世纪，人类听觉文化史上出现了里程碑式的事件———广播的出现。广播的出现大大地促进了听觉文化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人类的交流。美国广播“外星人入侵地球事件”一度使数百万计的听众信以为真，引起人们的巨大恐慌。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听觉文化在当代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在当代电子媒介时代，人们除了看视频，也会在很多场合戴着耳机进行聆听。但相比于图像文化，听觉文化依然处于劣势。关于听觉文化研究，近年来虽然有学者有所涉及，但也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很多问题都没有进入实质性的研究，与图像文化研究的繁荣不能同日而语。
三、听觉文化研究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听觉文化作为人类文化传播史上一种重要的传播手段，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在当代图像文化日趋泛滥的今天，听觉文化一度萎缩，新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呼吁重新关注听觉文化。在我们看来，听觉文化研究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首先，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听觉文化研究可以引起人们对音的关注。根据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象与音都是语言符号中必不可少的因素，象与音组合起来也就是能指，语音与语象同样重要，就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在现实的文化传播中，人们往往更重视象而忽视音。对于一些艺术门类来说，如文学与绘画，评价其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形象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形象思维一度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但在索绪尔看来，能指作为音响形象，是声音所展现的形象，本质上是声音而不是形象，声音是文字的“第一能指”。在著名文艺理论家赵宪章看来，“二者(语音与语象)都是语言的代用品，无论使用哪种书写方式标记语言，音响而不是形象都是它的第一能指，声音始终都是语言能指具有优先性的第一存在”。当然，文学形象性的特点也是不争的事实，也被学界所认可，但形象性并不是文学的专利，很多文体甚至几乎所有的文字都具有这个属性。因此，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质在于其声音的特征。比如古代诗歌，都是用来吟唱的，现代诗歌由于失去了音律的特征而走向没落。在作为语言(文字)艺术的文学中，我们不仅要关注其“象”的属性，更要关注其“声”的属性。在文化传播中，固然需要图像传播，但也不能忽略听觉传播。在文学研究领域，“听觉叙事”成为当前学界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学者傅修延已经开始在这个领域开拓，并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观点，但很多具体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去挖掘。赵宪章先生认为:“新世纪以来，文学理论中的‘听觉叙事’(acousticnarrative)开始萌生，一味依赖语义学阐发的叙事问题有了新朋。从‘图像转向’到‘听觉转向’、从‘图像叙事’到‘听觉叙事’，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人类所面临的表意焦虑和符号危机。事实说明，‘图像时代’的受众既不希望‘失明’，也不希望‘失聪’;既希望睁大眼睛‘看’，也希望竖起耳朵‘听’。‘看’和‘听’都是不可偏废的身体器官。”
其次，从文化研究角度来说，听觉文化研究可以消除图像文化研究的弊端。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图像时代，生活中到处充斥着图像。看成为人类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手段，甚至当代人本身也成为被观看的对象，并且深陷其中，乐此不疲。特别是在当代年轻人群体中，自拍并把照片上传朋友圈成为时尚，殊不知，这已经把自己置于别人的“监控”之中。所以，在当代社会，视觉已经成为对人类的一种监控，人们处在类似于边沁所提出的“圆形监狱”之中，实践着福柯所说的“全景敞视主义”。在视觉文化语境下，人类失去了隐私，生活在一个被监视的世界中，这就形成了当代视觉文化的霸权。韦尔施把对视觉霸权的纠偏寄托在听觉文化之上，“因为在技术化的现代社会上，视觉的一统天下正将我们无从逃避地赶向灾难，对此，惟有听觉与世界那种接受的、交流的，以及符号的关系，才能扶持我们”。本雅明对讲故事艺术消失的悲观与韦尔施对听觉文化的期望，共同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在视觉过度发达的文化中，“讲故事的人”的重新出现是恢复听觉文化与视觉文化的平等性，使人类感官与文化达到平衡的关键。本雅明对“讲故事的人”的怀念的观点提出于20世纪初，显示了其怀旧的现代性体验，同时也从侧面显示了其对来自于民间的听觉文化的喜好。
最后，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看，听觉文化研究与人类的存在息息相关，人类就生活在一个听觉的世界中。对人类来说，声音不仅是一种传播媒介，更是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婴儿在刚刚出生时，就以哇哇大哭向世界宣示自己的来临;而老人在离开这个世界之际，又是通过亲人的哭声和哀乐等声音宣示自己的离去。或许这是人类通过声音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抑或只是一种巧合。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是，人类本来就生活在一个绘声绘色的有声世界中，无论是自然界的声音还是人为的声音，都和人类的生活密不可分，如大自然的风声雨声、虫鸣鸟叫，抑或人类吟诗弄乐、吆喝呐喊，都形成了人类的听觉空间。自然之声是一个永恒的存在，亘古不变;人为的声音则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但无论怎么变化，声音作为人类存在的一个家园则是不可改变的。声音作为人类的本能，生而有之，在传递信息和表达情感过程中，声音都是一个重要的媒介。人类在接受信息时，相比于视觉，听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情感属性。听觉对象比视觉对象更能激起人的情感，听觉交流是人类最本真的交流，也是一种在场的交流，通过文字形式的交流则是一种不在场的交流。在日常生活中，书面形式的交流自然比不过面对面的在场声音交流。今天的人们无论是短信还是网络聊天，都是以文字作为媒介的传播。为了弥补情感的缺失，各种表达情感的文字和表情符号应运而生。即使在文学中，阅读作品与倾听作品也有所不同，所以才存在本雅明所说的“讲故事的人”的存在。在当代作家莫言看来，文学(小说)本质上就是讲故事，文学家都是“讲故事的人”，这都说明即使在文学中，声音也同样重要，甚至比文字更重要。
四、总结
文化研究论文范文2
从吴哥的浮雕与周达观《真腊风土记》里的描写，古代高棉人无论男女都袒胸露臂，赤脚，把头发束于头顶，下半身以布围腰。布有两条，里面围小布，即腰布，又叫兰谷提，呈带形，环绕在腰部，在前边打结后垂下；外面加围大布，今称为松波（Sampot）或纱笼，是用一条横幅的布缠绕在腰间小布上面，好像半身裙一般。大布小布合在一起就成为一套。穿整套是外出时的打扮，平时在家里只用小布。围布是很有讲究的，质地、花色因人而异。国王的围布精美华贵，多用来自印度的棉布；大臣们用的是从暹罗运来的布；一般百姓用的是本地产的、粗糙的布。国王打纯花布；大臣打疏花布；官人打两头花布；百姓只有妇人可以打两头花布，还可以染手足掌。在身上涂抹香药是真腊人的风俗，香药是用檀香、麝香混合而成的。妇女的装饰集中在手上，臂上戴金镯，手指戴金指环。
二、柬埔寨传统服饰及变化
柬埔寨地处热带，气候炎热，常年高温，人们在着装上都比较单薄。高棉族的传统服饰是“纱笼”和“桑朴”，构造简单，制作容易。一般来说，男子上身多着直领多扣短上衣或是圆领汗衫，下身穿“纱笼”，实际上就是一种把印有各种美丽图案的布料从两边缝合的服饰，穿着时将其围系腰间，状似裙子；女子上身多着丝质圆领对襟短袖衫，下身穿“桑朴”，其制作方法和穿着方式与纱笼相仿，通常女性还会在腰间缠一条图案优美的长布巾。独立后，柬埔寨人开始穿鞋，逐渐改变了赤脚行走的习惯。柬埔寨人都喜欢穿拖鞋，普通百姓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在什么场合都经常穿。政府官员、有社会地位的人、富人则爱穿皮鞋。女子通常赤脚穿凉鞋和高跟鞋。而在农村，人们还是喜欢打赤脚。此外，僧侣和佛教徒认为佛坛和禅房是圣洁之地，除僧侣外任何人都无权穿鞋入内。信徒进入之前，要把鞋脱在外面的台阶上。进入高脚屋时，人们会将鞋脱在楼梯下，进入设在高脚屋中的佛堂时，僧侣也要脱鞋入内。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柬埔寨人的服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高棉服饰在城市的公共场所或是日常工作学习中已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衬衣西裤的工作服装和牛仔裤T恤衫的休闲穿着，传统的高棉服饰只有在婚礼上或是一些节日庆典中才有机会看到。
三、柬埔寨传统服饰特征
文化研究论文范文3
1．1开放与创新造就了广东舞龙运动形式的多样化
开放与创新是岭南文化的一个代名词，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理论创新的热土，其经济发展和文化升华得益于开放与创新精神。由于广东临海的地域环境使得它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异域文化，其文化形式更为多样，特点更为鲜明。据广东文化厅网记载流传于广东地区的龙舞达30多种，其中成功申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龙舞有9种，差不多占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龙舞种类的三分之一，其龙舞种类之多与开放创新精神不无关系。广东地区的许多舞龙运动在中原早已成型，但传到广东之后，受到岭南文化的影响丰富了运动形式，拓展了文化内涵。流传于广东的各种舞龙运动，形式各异，特点鲜明，有打破男女禁忌的广东湛江女子舞龙，有与火结合的浦寨火龙，也有与酒结缘的中山醉龙。如在湛江、雷州地区，传承近五百年的传统舞龙文化的同时，为了加强文化的保护，民间艺人打破许多不合时宜的落后形式，从人龙舞的服饰到动作编排等方面进行大胆的创新，使其呈现的人龙舞是融力量、艺术和动感于一体，形成一种更贴近现代审美意识的运动形式。醉拳为大众所知，醉狮和醉龙却并不多见，尤其醉龙更是如此，而中山醉龙演绎了几百年历史，完成了酒和龙舞的完美结合，形成了具有独特气息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1．2保守与尊重传统铸就了舞龙运动的原生态
李勤德的“试论岭南文化的原生态形态”一文认为岭南文化“保守性地延续着旧有的生活方式和民族习俗，它并不因物质文化的发展而保持同步性的改观”。思想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对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的保守是原生态文化延续至今的重要保障，真实地反映了岭南文化的基本特性。民间艺术在传承发展中往往会提出原生态的问题，就是要强调它的“原滋原味”。对历史的忠实，用情景来反映当时的现实状态，包括声像、情景、人物、动作、声响等真实的、本质的、自然的记录。尊重传统一向是广东人民的良好习惯，从广东许多传统节日庆典的规模和形式中可以找到答案，醒狮的开光仪式、舞龙的点睛仪式、端午节的祭龙舟仪式等等，基本保留祖先遗留下来的传统。如“宁舍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客家文化对传统的尊重已到极至。正因广东文化注重传统，才会保留许多传统的民俗活动，如南拳、南狮、粤剧、端午的龙舟、农历五月初八的龙母诞。舞龙运动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它并非一种体育运动，而是一种图腾崇拜的民俗活动，或者是驱邪祈祥的民间仪式，所以舞龙运动的初衷是对原生态式宗教的情感传承。因此，流传于广东民间的许多独特的舞龙运动历经数载还保留至今，散发出原生态的气息，与广东人民对生活方式和民族习俗的保守性与尊重传统的特点不无关系。
1．3勇敢与强悍培育了广东舞龙运动的粗犷
班固在《汉书•高帝纪》中记载“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在挖掘岭南地区先秦男性墓葬中往往随葬有青铜兵器，反映了男性血族复仇、好相攻击的落后意识和剽悍性格”。广东地处沿海沿江，渔猎所面对的危险远大于农耕生活，在与江河、海洋为伴的地区民性一般较为强悍，勇敢的品质成为谋求生活所具备的前提条件。因为江河、大海的不可预知和瞬息万变随时可以吞噬一个弱小的生命，与大风大浪的搏斗从来都只是勇敢者的游戏。参加舞龙运动一般为青壮年，而且需要有较好的身体素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为湛江人龙舞，表演者头扎黄、红两色头巾，身穿短胯龙衣，臂、腿都扎着绑带，显得坚实有力，体现龙的威猛与大气;还有与火结缘的“埔寨火龙”和“乔林烟花火龙”，“玩火”本是一种危险，没有胆量的人是不会接触这一运动项目的，如火龙表演者均赤膊上阵，在鞭炮和火把的指引下，三人举起高达四米的龙头和几十人高举龙身奔跑，舞龙者在鞭炮焰火中穿梭，以身上烧起的水泡越多为越吉利。中山醉龙表演中需要有酒助兴，激情豪迈如龙一样强悍矫健，在似醉非醉中演绎龙的千姿百态。
1．4商业文化有利于广东舞龙运动经济效益的提高
商业文化对岭南文化的个性起着主要作用，是形成岭南文化和中原文化差异的重要因素。鸦片战争之前，广州作为一口通商，是当时中国和东南亚的一个最大的商埠，中国南方各省有几百万居民依靠广州这个市场为生。到辛亥革命前，广州商业已经形成100多个行业。虽然广东舞龙运动的产业化程度并不高，但相比其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而言，总算是走在前面，毕竟它存在的经济价值和商业机会还是比较多，尤其是在节日庆典等活动中。商业文化的发达为广东舞龙运动的发展提供两方面的支持，其一是经济上的资助，龙代表着一种吉祥、平安，对于大部分人而言都有这方面的信仰，即通过发放“利市”讨“彩头”，祈求一年的生意顺顺利利，红红火火。所以许多商人愿意出资赞助当地舞龙队，从资金上为当地舞龙运动的开展提供保障。其二是广东人对舞龙运动的喜爱为舞龙运动的市场运作提供机会，舞龙表演在广东地区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的出场费，具有经济效益的运动项目为进军市场提供了可能。如在广东早已有了龙狮制作行业，包括器材、道具的批量生产，并远销港澳地区。还有一些专业的舞龙舞狮表演团队为市场服务，如以观光旅游为主的佛山黄飞鸿的相关景点每天都有专业的龙狮队为观众表演精彩的节目。还有很多学校和企业都建立了自己的龙狮队，并随时为市场服务。
2广东舞龙的文化价值
2．1岭南文化的载体
岭南地区与龙有关的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如在广州一带留下的谚语“正月生菜会，五月龙母诞”，“三月二十三，掘尾龙拜山”，从现在龙母诞的规模和影响力可见，岭南地区尤其是西江流域对龙母的信仰依然有增无减，每年前往龙母庙朝拜的信徒达十万人以上。还有南方龙族团的黎族，“宋朝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24)中记载:‘故老传说，雷摄一蛇卵在此山中，生一斐，号为黎母，食山果为粮，巢林木为居……。’”可见黎母是雷摄一蛇卵而生，雷、龙、蛇本为一体。另据宝镜湾磨岩石刻画中清晰可见有人形、海船、龙、鹿等图形……。无论从民间传说还是考古史料，龙文化在岭南人民日常生活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由此而衍生如此丰富的舞龙运动绝非巧合。全国“舞龙”有40多种，而在广东竟占36种之多，全国评“舞龙之乡”非广东莫属。岭南地区人们的经济活动一般与水有着密切的联系，水中的生物如蛇、鳄鱼、鲨鱼等都会给他们造成生命的威胁，而在民间的传统观念中龙是一种生活在水中能主管水中一切生物的神兽或者是神仙(龙王)，因此模仿龙的形象以及活动习性能获得龙的保佑，所以在岭南地区人民有断发纹身的习惯，其纹身就是纹的龙形。岭南人民对龙是充满敬仰的，并无畏惧和厌恶之情，由此而产生与龙有关的民俗活动正诠释着岭南民间对生活的期待和向往，同时也承载着岭南文化中的部分民俗民风景观。
2．2寄托岭南人与水的美好情缘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玉部》写道:“珑，祷旱为玉;从玉，龙声”，而这种龙形玉即为“珑”，天旱时求雨的礼器。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论衡•感虚篇》:“龙闻雷声则起，起而云至，云至而龙乘之。云雨感龙，龙亦起云而升天。天极云高，云消复降”。因此自古以来，人们对龙具有主管云雨的说法深信不疑，由此而产生中国古代龙与云雨相关传说。岭南人民自古以来依水而居，生活与水密不可分，形成了以水为主题的文化体系。广府文化其实就是一种水文化，岭南文化的精髓，离不开一个字———水。地处祖国南疆的岭南，五岭之隔阻碍了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致使古代岭南地区生产力低下，一直被人称之为“南蛮”，但岭南地区横跨亚热带、热带、赤道带，具有寒带、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气候，充沛的雨水、阳光，以及丰富的生物资源，为岭南人民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繁衍生息提供条件。因此在岭南地区，天气的阴晴旱涝直接影响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祈求风调雨顺的仪式一直成为民间民俗活动的重点。而龙所具有的超自然能力正是人们所期待的美好意愿，祈求风调雨顺，风平浪静正与岭南人们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因为降雨是否适量关系到人们的生产耕作，海面的风平浪静则关系到人们的生命安全，所以人们所期待的是龙能控制这一切。岭南民间民俗活动中对龙的崇拜其实就是人们期望与水的和平相处，并通过舞龙的方式表达人们对“龙”的敬仰和对“水”的期望。
2．3中华文化传承的纽带
岭南文化不管地域特色如何显著，其文化的本性始终是一脉相承的中华传统文化，而且从未间断。龙的传人当属每个国人所认同的事实，即使走出国门到达世界每个角落都不容改变。由于受到地理、人文环境以及古代当政者的地域歧视，中原文化的辐射和统摄力未能影响到岭南文化的全部，从而形成了当今涵盖农耕文化、海洋文化、华侨文化等多元化的文化体系，而且各个文化体系在岭南地区都能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其中以龙文化为纽带的中华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主要形式。“图腾文化”属于社会初级阶段人们的一种宗教信仰，其中“龙图腾”成为属于汉民族的崇拜物，“龙”是我们国家的象征，民族的族微，地处祖国南疆的岭南地区也不例外。流传至今与“龙”有关的习俗就有正月舞龙、二月祭龙节、五月赛龙舟等，并形成了与中原龙文化稍显不同的“龙母文化”，在岭南地区“龙的传人”的意识中，龙母是他们一位伟大而慈祥的母亲。广东客家人为了避战乱、逃灾荒而移民岭南，构建了既具有农业形态又能防御敌人的住宅建筑“围龙屋”，以“围龙”而命名的住宅体现了客家人的团结，又保持着坚韧的文化持久力，始终不忘自己是“龙的传人”。由于广东地处沿海，与外界的交流比较密切，许多广东人远居海外，而舞龙成为联系海外炎黄子孙共同情感的最具代表性的活动。
3结论
文化研究论文范文4
1.1篮球文化概念
在体育界，篮球文化的概念属于相对较新的概念，正在经历着激烈的争论.目前，对于篮球文化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广义上讲，篮球文化概念隶属于体育文化的范畴，是通过篮球运动的表现形式来体现体育价值观、体育道德观的社会意识以及围绕篮球运动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务的总和.狭义上讲篮球文化概念，人的感受性、价值观、篮球运动的思想、观念和意识通过篮球活动得以体现，促使参与者获得全面的身、心发展；第二种观点认为：篮球文化概念是指参与和观赏篮球运动的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通过一定的制度进行凝结所形成的与篮球相关的知识、技能、风俗和制度的总称；第三种观点认为：篮球文化概念是社会大文化的一个细小的分支，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群，通过对篮球运动的具体特征和相关特性进行不断总结形成的内容形式和方法的总称.以上三种观点均从不同的角度对篮球文化概念进行了总结和陈述，为篮球文化概念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每种文化概念又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全面的涵盖篮球文化概念全部内容.大力倡导多元的篮球文化概念，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化概念，是目前篮球文化概念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1.2篮球文化的结构和内涵
任何一个文化的概念都有其自身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外延，这是文化概念的本质属性多决定的.通过对篮球文化概念进行内涵和外延的分析解读可以发现，篮球文化现象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在传统的思维概念中，文化通常被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观念文化.篮球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也被按照传统思维的划分方法将篮球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按照文化结构的三个层面进行了划分.因为体育界学者对篮球文化概念的分歧，在篮球文化的内涵和文化结构的划分过程中，也存在不同的划分方法：第一种观点的学者从篮球运动所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务以及文化价值入手，来分析和阶段篮球文化的结构和内涵；第二种观点的学者将篮球文化分解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来对篮球文化内涵和结构进行不同的分析和解读；第三种观点的学者将篮球文化的内涵和结构必须分解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注重对篮球运动的理解，也就是人们的篮球观念，第二层次是在理解的基础上采取的于篮球有关的活动和行为，第三层次与篮球相关的如拉拉队、口号、标语等辅助表现形式.篮球文化的内涵和结构与篮球运动息息相关，在篮球运动是一项不断在改进了完善的体育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其相关的游戏规则会随着篮球运动的不断发展进行逐步的修订和完善，因此，篮球运动的特征决定了篮球文化的结构内涵也会随着篮球游戏规则的改变而改变.
1.3我国篮球文化的发展建设
2005年，随着篮球职业化改革的起步，篮球运动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全力打造篮球文化，为中国篮球铸魂”的篮球文化建设也被提上日程.体体育界的相关学者也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来形成篮球文化的氛围，促进篮球文化的发展.篮球文化与篮球运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确保篮球文化的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才能促进篮球运动不断得到广泛的关注，促进篮球事业，乃至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国目前正处于和谐发展的大环境之中，倡导以“和谐”为核心价值观的篮球文化得到体育界大多数学者的广泛认可.以和谐的观念来发展篮球文化，处理篮球事业中各利益主体的关系，是人为普遍可以接受的处理方式.为了大力弘扬我国的篮球文化观念，创建中国自主的CBA品牌，利用CBA品牌来发展篮球文化，传播我国篮球文化概念，是促进我国篮球运动和篮球文化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为我国篮球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促进了我国篮球战略意义的形成和发展.
2关于我国篮球文化的研究
对于我国篮球文化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CUBA篮球文化和CBA篮球文化.CUBA篮球运动的建设，主要是为了打破现有高校与外界之间的阻隔，丰富大学校园文化，促进高校体育文化设施的发展，营造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氛围.目前CUBA还只是处于前期发展阶段，需要不断的进行理论研究，促进CUBA篮球文化的不断深化和发展.CBA篮球运动在经历了数年的改革之后逐渐成熟和完善，成为我国备受关注的体育赛事.CBA篮球运动的发展同时带动了CBA篮球文化的形成和完善.CBA品牌的组建，结合了我国相关的地域文化特征，通过对CBA篮球运动赛事的传播，有效的增强了广大民众的荣誉感和社会凝聚力.CBA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融入了持续和谐发展的思维理念，让CBA文化具有了融合性、变动性、有效性和特色性的特征.通过CUBA文化和CBA文化的研究可以发现，我国篮球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和谐持续发展是篮球文化的核心，这对于我国篮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3国外篮球文化的研究和对比
NBA职业篮球赛是当今世界职业篮球发展的巅峰，所以关于NBA职业篮球的研究相对也比较多，这有力的促进了NBA文化的发展，让NBA文化形成广泛的共识.NBA职业篮球运动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因为其文化内涵也与其有着莫大的关联.NBA文化可以说是美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代表着美国的经济水平和政治面貌，反映了美国人价值观世界观的变化，尤其在青少年身上体现较为明显.世界文化的开放性令NBA文化已经走出美洲走向世界，推动者世界篮球文化的发展.NBA文化涵盖了从经济到文化的各个方面，对于美国意识的价值观形成了直观的具体体现.对于中美篮球文化的发展和研究过程，CBA文化和NBA文化体现不同的篮球文化个性和篮球技术特点.学习和掌握NBA文化发展的精髓，对于我国篮球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4篮球文化未来展望
我国篮球事业发展水平在世界排名较落后，无论是在联赛水平上，还是在观念上都还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首先，要建立一个完善的文化理论体系.我国民众始终存在一个信仰缺失的弊病，表现在篮球文化上就是无法放眼世界，固步自封，视野狭窄.只有从观念上彻底颠覆传统，借鉴国外篮球文化的先进理论，与世界保持步伐一致，形成一个正确的健康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才能为篮球文化与世界接轨提供可靠的思想保障.其次，要坚持以人为本，弘扬民族精神.我国的篮球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现状和文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它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对于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也需要走出国门，学习NBA文化中的主场文化，注重释放个性，以人文本.
5结语
文化研究论文范文5
1．西南地区
解鲁云在年已经对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生态观等问题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和综述，其成果可资借鉴。许再富等撰著的《热带雨林漫游与民族森林文化趣谈》一书是进入世纪前我国森林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该书从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等诸多方面阐述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形成与演变的过程，并分析了自然环境对生活在这里的森林民族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的深刻影响，认为这里民族的种种文化皆与热带雨林有密切的联系。罗苹阐述了西双版纳地区少数民族的森林风俗和情趣。周鸿等将云南山地民族的森林文化称为神山森林文化，认为这种森林文化体现一种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学，有着深刻的自然保护意义。这足以看出这种独特的森林民族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发展的意义。吴兆录等研究发现，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西双版纳的各族人民形成了以“神灵为万能，人只有依附地位，人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生态观。同时认为这一传统生态观固化在以利用、管理、保护森林为中心的生产活动中，具体表现为多样的森林管理传统，实现了人与自然双方的和谐相处和持续发展。
尹绍亭通过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利用森林的传统方式———刀耕火种，认为当代的刀耕火种是亚热带、热带山地民族对于其所处生态环境的适应利用方式，是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许再富以西双版纳为案例，探讨了民族森林文化与生物多样性有效管理之间的关系，指出民族森林文化是维持生物多样性的最重要因素，现代的生物多样性管理也离不开民族森林文化。周鸿等将云南山地民族的森林文化称为神山森林文化，认为这种森林文化体现一种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学，有着深刻的自然保护意义。杨玉、赵德光则以西南边疆民族为中心探讨了神山森林文化对生态资源保护的作用。西南边疆各民族在与当地环境的不断适应过程中创造了以神山崇拜为核心的森林文化，神山森林文化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的传统生态文化模式，它维系了山地农业的生态平衡系统，又保护了大片原始森林，保存了大量的原生物种，对西南边疆的生态资源有重要的保护意义。这足以看出这种独特的民族森林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发展的意义。蔡磊以贵州省都匀市两个少数民族村为例，研究了少数民族地区以村规民约为基础的社区森林资源保护问题。邱寅莹通过梳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森林资源保护法律体系，通过个案再现守法、执法、法律监督等各个法律实施的具体环节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出现问题的原因和改进策略。刘冬梅等从铁刀木文化、贝叶文化、龙山文化和稻作文化这四个方面综述了西双版纳傣族森林文化对当地植物多样性的积极影响。吴思震总结了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态观，他指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认为“万物有灵”，把自然和树林当作一种神秘力量而无限崇敬;对其居住地区的山林都倍加珍惜，并形成了许多保护森林、爱护自然生态的习俗文化;形成积极植树造林的文化习俗;在森林管理统筹方面以哈尼族“分区育林”与“种子孙树”文化为典型代表。
关传友从物质、精神文化两方面，对西双版纳地区的森林文化进行了初步分析，总结了西双版纳地区的森林文化现象。作者认为物质方面的民族森林文化涵盖食用、衣饰、居住、书写载体、生产生活工具、乐器等六个方面，精神方面则表现为神林崇拜、神树崇拜、佛教圣树崇拜等森林崇拜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民风民俗。雷启义、周江菊研究了黔东南植物多样性的原生态文化表现形式，进一步证明了原生态民族文化对植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的积极作用，提出了利用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植物多样性的重要建议。李莉、梁明武以黔东南苗、侗族自治州为案例，从建筑工艺、鼓楼、风雨桥、吊脚楼以及生活、娱乐工具入手考察了这一地区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以及以林业契约、碑刻、林谚为代表的制度文化和树神崇拜、民俗民风等精神文化的内容。与贵州、广西接壤的湘西、湘西南地区也是森林茂密、民族众多的地区之一，森林民族文化绚烂夺目。由于这一地区从大的地理环境上看可归入大西南的范围，故而将其附于西南地区进行讨论。学术界对这一地区的森林民族文化也有一些研究成果面世。陈瑛等探讨了湘西森林文化的建设问题，阐述了湘西森林文化建设的有利条件，并从建设软环境、搞好规划引导、探索规模经营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四个角度提出了建设策略。刘俊宇、邹巅阐述了湘西少数民族森林文化中生态观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挖掘了其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探讨了其生态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特别是在旅游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胡萍、吴萍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四个层次论述了湘西南地区森林民族鲜明的民族性，并分析了这些民族性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
2．东北地区
世纪年代，张碧波先生主持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课题，课题组历经十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年和年相继推出《北方文化研究》第一集和第二集，－收入论文七十余篇。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全书一百二十余万字，以中国北方古代民族为纲，将文化学的内容分别归入各个古代民族，是以民族划分来研究文化的重要实践，更是民族文化研究史上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书中涉及了肃慎、挹娄、勿吉、室韦等东北古代民族的森林文化。年又出版了一百三十余万字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专题文化卷》，该书打破了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的学科界限，将民族学与文化史相结合，并融合文化人类学、历史文献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知识，试图以更加宏观和立体的视角建立北方民族文化史学科，对北方区域文化及民族文化进行研究，具有文化史学的开拓意义。该书内容丰富，涉及了中国古代北方各个民族的原始文化、哲学思想、宗教、神话、习俗、文学、史学、音乐、舞蹈、美术，乃至岩画、石窟、医术、科技、军事、体育等，其中也涵盖了东北古代森林民族的狩猎、渔捞、采集等与森林息息相关的文化。这部著作填补了我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综合研究的空白，也标志着“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课题的最终完成。
上述著作虽然包罗万象，其中不乏对东北古代森林民族文化的系统论述，但首次明确提出关乎东北地区森林民族文化这一概念的是历史学家米文平。米文平在年提出了“东亚森林民族文化”的概念。他认为:“大兴安岭深处为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所覆盖，自古以来就有游猎民族生活在这片原始森林深处，至今这里仍保留着一些刚刚定居不久的游猎民族，如鄂伦春、鄂温克等。在这个森林生态环境中生存至今的森林游猎民族，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及其心理素质方面积淀下来的历史文化基因为我们研究森林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早期文化史，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社会化石。”他的论述可谓深刻。他随后出版的《鲜卑史研究》更是研究东北古代森林民族的一部力作。高凤超回顾了呼伦贝尔地区森林文化的历史，指出呼伦贝尔原始林区是北方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摇篮，从古到今，这里生活着鲜卑、女真、蒙古、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众多少数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森林文化，并提出今人应继承森林文化遗产，为呼盟特色经济服务。为此他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树立绿色文化观念，恢复自然生态;第二，合理开发森林资源，大力生产绿色食品;第三，增加文化含量，开发森林旅游资源;第四，建立新型的林业产业结构。－南文渊指出:东北古今民族森林生态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各民族对其森林生态环境的保护和适应，形成了与森林生态系统相协调的生计方式、社会规范、信仰体系和价值观念。提出传承森林生态文化，促进城市化发展与建立区域广大的森林自然保护区相结合，是东北各民族建设生态文明的制度途径。对东北地区世居民族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于年推出了《黑龙江流域民族历史与文化丛书》，其中包括张嘉宾的《黑龙江赫哲族》、韩有峰的《黑龙江鄂伦春族》、波•少步的《黑龙江鄂温克族》，－又于年推出了《黑水世居民族文化丛书》，其中包括了都永浩等的《黑龙江赫哲族文化》、吴天喜的《黑龙江鄂温克族文化》、韩有峰的《黑龙江鄂伦春族文化》。
这些著作全面介绍了黑龙江流域世居森林民族的历史文化，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张慧平在广泛搜集资料和专项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阐释学方法及现代多学科知识和理论，对鄂伦春族的民族文化进行了梳理、挖掘和阐释。作者从鄂伦春族传统自然知识、人对自然的情感、民族信仰、哲学观念、民俗行为等几个层面对该民族森林文化的生态意识进行了系统研究，并运用唯物主义原理，分析了鄂伦春族生态意识对现代生态意识和生态实践的支持作用及对林业实践的现实意义。于佳从音乐的角度对鄂伦春族的森林文化进行了研究，她通过对鄂伦春人、鄂伦春音乐盛事、鄂伦春代表音乐的大量实地调查，解析了鄂伦春民族的森林观与自然观，揭示了鄂伦春民族在森林中所形成的音乐语言特征。通过分析鄂伦春音乐的旋律、节拍、节奏、结构特征来解读其中蕴含的森林文化。
二、森林文化史研究综述
历史与文化水乳交融，文化是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形成发展的，历史又是广义上文化的组成部分。森林文化与森林文化史的关系也同样如此。森林文化古已有之，与人类的起源、发展相生相伴，对森林文化历史的梳理也是森林文化研究学者们重要的课题之一。王韩民便较早地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概括了森林文化史的演进，并指出森林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重新认识和发展森林文化对于继承和挖掘我国灿烂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但新球在森林文化史领域的研究十分显著，是目前国内森林文化史研究领域成就较高的学者。他依据森林文化的构建主体———人类对森林利用的方式将森林文化的发展时期划分为六个阶段，分别是狩猎与采集文化时期、原始农耕文化时期、封建农耕文化时期、现代农业文化时期、工业与知识文化时期、生态与信息文化时期，并将不同森林文化时期的森林所有制、森林利用特征、利用形式、人与森林的关系、历史时期、经济特征、社会文明、森林艺术形式等八大特征进行了系统归纳，清晰简洁，一目了然。但新球继而又分别撰写专文集中探讨了原始社会和农耕时期的森林文化。
他依据考古学研究成果，将原始社会的森林文化划分为原始木器，木石，石木，金属、石、木混合四个阶段;分析了原始社会不同阶段的森林文化艺术品形式及特征，如原始树木崇拜，朴素的森林生态观等森林文化特征，基本展示了原始社会森林文化的概貌。在对农耕时期森林文化的阐述中，他首先对农业的起源和农业生产工具的发展做了回顾，进而按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将农耕时期森林文化的发展阶段划分为刀耕火种阶段、原始木耜阶段、畜牧金属耜锄阶段和机器耕种阶段;按社会形态划分为原始农耕、奴隶氏族农耕、封建农耕、资本集团农耕和社会合作农耕;按农耕组织形式又可划分为原始公共合作农耕，氏族公共农耕与氏族集团农耕，奴隶国家农耕，封建地主集团农耕，企业、农庄农耕，合作、股份、个体农耕和工业化农耕。在此基础上又系统总结并全面分析了农耕时期森林文化的十一大特征，从文化层次上全面反思了农耕时期的森林资源遭到持续破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阚耀平认为森林文化在人类的史前时期、农业化时期、工业化时期体现为材料文化、摄取文化、寻根文化，也对森林文化发展阶段作了归纳。
苏祖荣认为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同一定的生产实践和生产方式相联系。同农耕社会相联系的是农耕文化，同工业社会相联系的是工业文化。而在农耕社会之前，同原始渔猎社会(石器、木器时代)相联系的则是森林文化，人类在史前曾经历了一个森林文化阶段，森林文化孕育并催生了农耕文化。森林文化的发生发展历经渊源(渔猎社会)、萌芽、形成、成熟(农耕社会)和拓展(工业社会)等五个阶段。苏祖荣又提出农耕文化之前应有一个森林文化阶段。农耕文化的形成需要一个过渡期，而这个过渡期就是森林文化阶段，中华文化是从森林文化中不断孕育发展而来的，这是因为:中国植被的基本格局决定森林文化的存在;使用木器标志着森林文化的存在，即在人类进入石器时代之前，还存在着一个漫长的木器时代;利用林火确证森林文化的存在;构筑木巢也证明了森林文化的存在。李飞、严耕探讨了古代术数活动中的森林利用情况，如以森林树木的生长情况比附人事的瑞祥灾异，一些术数工具为竹木材质，在驱凶避邪的活动中利用林木，重视风水林等。这一系列的对森林的利用形式，包含着丰富的森林文化内涵，这既是原始森林树木崇拜的遗留，树种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朴素的生态和谐观也反映了生态文明视野下传统文化的别样价值。李明根据考古发掘材料指出中国的森林文化基因不仅包括东北地区，对东南地区竹林文化也不可忽视。在距今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遗址中便发现了丰富的竹编器物，如竹篓、竹篮、竹席、竹簸箕等。在论证中国森林文化基因的同时，还探讨了中国森林文化对日本森林文化的影响，指出作为日本森林文化核心的神道思想和佛教思想，深受中国道家和佛教思想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蕴含着许多与森林文化有关的生态环境思想。
林震、仲亚东认为林业包括森林生态、林业产业、林业思想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中林业思想包括林业产业思想和林业生态思想两部分。根据中国古代典籍的记载，林业生态思想可分设天人和谐、森林功效两方面，林业产业思想又分设林业科技和林务管理两方面。作者通过对上述四部分进行考察后认为，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森林的重要价值，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天人和谐、适时而作、樽节爱养的思想。李飞、严耕梳理了《左传》中典型反映中国古代社会朴素的自然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变化及应对的文献，阐释了古代生态思想的萌芽，包括阴阳调和、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道法自然、顺天则时的生态发展观，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实践观。周景勇、李飞分别从动物、植物图腾崇拜为对象入手，论述了各自图腾崇拜的特点。动物崇拜许多是以森林中的动物形象为图腾，先秦时期的人们在崇拜动物图腾的同时，也带有浓厚的动物保护意识。植物图腾崇拜中以山林崇拜为较为典型的形式之一，先秦时期的人们已模糊地认识到了森林植被与风调雨顺之间的特殊关系，山林便被赋予了神灵的色彩，产生了原始的植物图腾崇拜和植物保护意识。罗美云阐释了《诗经》中生态和谐思想的几个方面，即自然本身的和谐、人和自然万物的和谐、人和社会的和谐。她又提出了《周易》所体现的生态伦理思想主要是一种“和合”思想，具体说来就是天人合一的万物一体观、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关系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为当今时代的主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周景勇、严耕的《试论汉代帝王诏书中的生态意识》首先回顾了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概况，继而通过对史料中所载之汉代帝王诏书内容的研析，认为其反映出的生态意识包括了如下三个方面:承天顺地、调序四时的生态和谐意识，劝农顺时、减刑育物的生态保护意识，假民山泽、鼓励树艺的生态经营意识。
作者还进一步对上述生态意识存在的原因予以分析:其一，思维方式上，受天人合一观念的作用;其二，社会思潮上，受天人感应理论的影响;其三，思想源泉上，受先秦重农思想和生态意识的影响。冯尕才以清代至民国的甘肃为例，通过研读地方志等文献，首先论述了对甘肃森林生态问题的认识，包括了对甘肃恶劣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对甘肃生态问题形成原因的探讨;将近代甘肃灾荒频繁的原因与森林生态环境的恶化联系起来;把甘肃森林生态问题与黄河、长江中下游历年水灾联系起来，进而有了通盘考虑的思想;提出了森林收归国有，林业应该由政府支持的思想。其次总结出了近代甘肃森林生态认识的现实意义:其一，提高了人们的生态意识，有助于遏制日益剧烈的滥采滥伐活动;其二，促进了植树造林、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等活动的展开;其三，甘肃的森林生态问题在西北地区具有普遍性。森林作为重要的资源，在中国古代很受统治者的重视，进而形成了一套对林业的管理机构和制度。夏瑜等从宏观上系统梳理了中国自先秦至明清历朝历代中央生态管理机构的变迁，总结出中国古代中央生态管理机构的特点，即管理工作以利用为主，兼顾保护;生态管理机构持续发挥作用，不断演进;六部系统生态管理机构不断成长，最终承担最主要的管理工作;为皇室服务与管理一般性事务的生态机构长期并存;皇帝近侍的政治优势和管理一般公共事务的重要性共同发挥作用。
余明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分别研究了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各个历史时期的林政状况。－李飞、袁婵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林政的管理设置及政策法令。刘锡涛考察了唐代林政和当时植树造林的绿化活动。胡勇、丁伟对民国初年的林政状况予以细致考察，就其兴起与衰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总结。关于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问题，也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林政问题之一。韩国金宏吉的《明末四川皇木采办的变化》、李志坚的《论明代商人对皇木的采办》《明代皇木采办的形式》、云研的《紫禁城营建采木述略》、陈季军的《明清时期黔北皇木采运初探》、冯祖祥等的《明代采木之役及其弊端》、李良品等的《明清时期四川官办皇木研究》、袁婵等的《明清皇木采办及其影响》－等文从皇木采办的背景、原产地采伐及运输流程、储藏、机构设置与官员管理、影响及弊端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讨和阐释。长期以来，森林文化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墨客吟咏赞叹的对象之一，森林文化的诸多元素，主要是植物元素融入了文人的笔墨之中，形成了文人独特的山林情趣。阎景娟考察了作为森林文化一支的植物文化在文人墨客眼中的人文形象，被人为地赋予了意义和品格。
植物文化保留着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语法，帮助我们塑造和评判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李元从文化史的视角梳理了中国古代植物文化的的发展史，进而将其与中国古代士人联系起来，认为士人阶层是推动我国古代植物文化演变的重要力量，植物文化又在其演变过程中完成对士人阶层的反塑造。刘雪梅总结了中国古代文士山林游憩审美情趣的内容，即游具古朴而超凡脱俗的情趣、游憩方式悠然闲雅的情趣、游赏品味山林景象的诗意神韵情趣，并分析了这些山林情趣对当今森林文化建设及森林旅游业发展的价值。她又通过研析中国古代文献典籍，阐述了古代隐士文人的生活形态，即学术研究，文化传承;稼穑伐樵，乐在田园;纵情山水，逍遥闲适;清静寡欲，修道养生。
三、关于森林民族文化和森林文化史研究的几点体会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纵观近三十年来学界对森林文化的研究成果，不仅涉及了森林文化理论问题，还有森林民族文化、森林文化史、城市森林文化、乡村森林文化、地域森林文化、国外森林文化、森林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森林文化产业发展等诸多领域，已呈现出多维度、多视野的研究态势，其中森林民族文化和森林文化史所占的地位无疑是举足轻重的。学者们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无论是从宏观上还是从微观上都有不少建树，特别是微观上，学者们以我国两大森林民族聚居区———西南和东北地区森林民族为案例，对其民族性、生态伦理观、民风民俗、森林宗教信仰和原始崇拜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有益的探索，特别是对其时代价值和如何呼应时代诉求的研究更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已经初步实现了多学科合作、多维度分析，林学、生态学、生物学、环境学、历史学、经济学、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视角多样。对森林文化史的研究同样令人瞩目，学者们将森林文化与人类的进化与发展紧密相扣，让我们看到了一幅森林文化发展史的壮观画面，尤其是有学者提出在石器时代前还有一个漫长的木器时代，农耕文化产生之前是森林文化时代，这些论断可谓振聋发聩。一些学者还通过研读中国古代典籍，梳理出中国古人与森林有关的生态环境思想，这无疑大大丰富了中国思想史的内涵。也正是因为这些生态环境思想的存在，上至统治者，下至文人墨客，都对森林十分重视，于是便孕育了林政和森林文学，学者们对这些问题也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值得肯定。
目前学界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对森林民族文化还缺乏整体性的研究，学者们的着眼点主要集中在某个地区、某一个或某几个民族身上，缺乏从大的地域范围乃至全国进行宏观视域下的研究。其二，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亟需理论建设，特别是森林民族文化如何与民族学理论有机结合起来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学者们的研究多半集中于各民族文化中与森林有关的内容，缺乏从民族学的角度给予更加理论化的论述。其三，缺乏对东北与西南森林民族文化的比对研究。森林民族在我国主要聚居于东北和西南地区，两个地区的森林民族依托不同的气候环境，创造了各有千秋的森林民族文化，但学者们多是将两个地区的森林民族文化作为两个独立的个体进行研究，缺乏将其进行横向的对比。如若能够从宏观和微观上分别对比两大地区的森林民族文化，必将有新的发现，创造出新的成果。其四，对于东北地区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要逊色于西南地区。作为同处于森林覆盖率较高的东北地区，古往今来也生活着诸多森林民族，他们所创造的灿烂的森林文化也值得更多的学者给予关注。
虽然先有张碧波主持的“中哈尔滨学院学报年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课题，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著作，后有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推出的《黑龙江流域民族历史与文化丛书》和《黑水世居民族文化丛书》，但对该地区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多是将其作为部分章节进行了论述的，尚缺乏专门系统的阐释，关于这方面的论文数量也远少于西南地区的研究成果。最后，对古代森林民族文化的关注不够。学者们多是以现代民族为案例进行研究，对于古代文献及考古发掘资料中所反映出的古代森林民族文化还缺乏足够的关注，也缺少富于深度的挖掘。另外，在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方法上以及与现实的联系方面也还有巨大的深化空间，这是学者们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有利于今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森林民族文化的母体是广袤的原始森林，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对森林生态环境充满敬畏，许多森林民族的文化中都有保护森林生态环境的内容。随着人类对自然界的开发，特别是进入工业时代后，时代经济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环境问题，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生态失衡、水土流失、野生动物濒危甚至灭绝等，人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危机。因此，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对森林的重要性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树立保护植被、保护环境的观念，让绿水青山重回我们的家园，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文化研究论文范文6
（一）“异常分子”：越轨行为是对问题的解决
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失业人口的增加、过度都市化、工作条件恶化和各种各样的犯罪问题的出现和加剧。这些问题引起了芝加哥学派的高度重视，并将“异常行为”和犯罪问题纳入到其主要研究课题之中。1938年，A.W.林德企图运用社会解组理论对檀香山的越轨行为进行研究，但是他发现将这一理论运用到由种族集团组成的社区中时，却是困难重重、漏洞百出。社会解组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群体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其违法犯罪行为就会越少。但是在檀香山却并非如此。在高度组织起来的种族集团中，如日本人集团，违法行为的发生率反而高得惊人。林德认为，社会内部存在着能够瓦解同质社会的亚群体。芝加哥学派曾经做过大量调查，他们发现许多越轨者们都曾声称自己并未违反社会准则，只是他们所遵从的社会准则或者信奉的价值观念不一样而已。研究者们开始摆脱当时道德绝对论的观念，认为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主流社会或法律不一致时，就会产生越轨行为。阿尔伯特•科恩就是异常行为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在《越轨男孩：团伙文化》（DelinquentBoys：TheCultureoftheGang）中对异常分子和“男性帮派”的“越轨”行为做了全新的阐释。他以一个心理假设作为分析的起点：包括青年亚文化在内的一切行动都是一系列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行动者面临的“参照系”和“处境”是影响所有问题产生和解决的主要因素。异常行为产生于结构与文化之间的冲突，为了解决这一冲突，青年往往选择的是采用越轨或者犯罪的方式来抵抗与之相反的主流文化或者资产阶级文化。科恩认为，团伙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举止是对中产阶级正统和体面象征的一种夸张的抵制。加入帮派的青年受到中产阶级的社会化教育，他们被要求按照中产阶级的主导价值观念和评判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但是这一评判标准会将青年置于一种地位挫败的境地。伯明翰学派的菲尔•科恩（PhilCohen）直接继承了“问题解决”理论，并将这一理论挪用到英国伦敦东区的工人阶级社区的青年亚文化研究中。但是，菲尔•科恩的观点与阿尔伯特•科恩的观点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他并不赞同犯罪帮派的形成是亚文化造成的。他认为，亚文化群体的形成，恰恰是为了解决犯罪帮派的问题。
（二）被贴上标签的“局外人”
贝克尔是芝加哥学派晚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局外人》一书中运用“标签理论”来分析越轨者，其研究重心是贴标签本身。贝克尔被认为是“与标签一词联系最为密切的人”。20世纪30年代产生、60年代盛行一时的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interactionism）是标签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甚至可以说标签理论是符号互动理论的演变与具体应用。标签理论在解释越轨者对标签内容的认同和内化时，直接运用了符号互动理论中的自我实现预言理论和“镜中我”理论的逻辑。标签理论对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是有着重要影响的。霍尔在《通过仪式抵抗》中曾明确表示伯明翰学派是以贝克尔的《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作为研究起点的，标签理论的影响可见一斑。贝克尔认为当一个规则通过社会群体定义并得到执行，那么偏离这一群体共识规则的人会被认为是“越轨”的特殊群体，也即“局外人”。他认为，正是先有了“标签”，然后才有越轨行为及亚文化群体的产生。在被贴上越轨者标签的人看来，规则制定者也是“局外人”。例如，在美国禁酒时期，意大利移民认为他们继续酿酒并未违反规则，而只是违反了新国家的法律。贝克尔把规则制定者称为“卫道者”（moralentrepreneur），他们可以通过制定新的规则以创造新的越轨者，或者更具体地说，“是社会创造了越轨”。所谓越轨，就是对规则的侵犯。社会群体通过对规则的制定并运用到某一特定人群，从而创造了越轨行为。越轨行为是规则制定者实施制裁的结果，并非由越轨者行为性质本身决定的，即贝克尔所说的“他人反应”。越轨行为本身并不具有越轨的特性，而是他者与越轨当事人之间的互动结果。在他人做出某一反应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确定其是否属于越轨行为。只有属于同一实际群体的成员才会有兴趣来制定和执行规则，如果群体成员认为特定群体的遵守某一特定规则与否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会干涉。不同的社会群体的权力分化决定着其对他人制定规则的能力。贝克尔的“标签理论”在当时道德绝对论占主导的时期，无疑是一种极端的表述，但它从侧面为我们揭示了越轨亚文化群体偏差行为的社会成因。
（三）道德恐慌：“民间魔鬼”的生成
斯坦利•科恩深受霍华德•贝克尔的影响，他深化并扩展了贝克尔的研究。科恩不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越轨亚文化群体偏差行为的解释，也不是探寻越轨亚文化的价值和本质。1972年斯坦利•科恩发表了题为《民间魔鬼和道德恐慌》（FolkDevilsandMoralPanics）的博士论文，对道德恐慌问题作了系统阐述。他对1964年到1966年间英国海滨城市“摩登青年和摇滚歌迷”的道德恐慌事件作了深入研究。这部专著起着沟通美国社会学和亚文化研究对异常行为的关注与正在出现的英国方法之间的一种重要桥梁作用。斯坦利•科恩认为，道德恐慌的罪魁祸首不是摩登青年和摇滚乐迷，相反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道德恐慌的真正发起者是媒体及社会控制。媒体夸大性的报道和曲解，为摩登青年和摇滚乐迷贴上了“异常分子”的标签，并进行“妖魔化”的描绘，从而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受标签理论影响，斯坦利•科恩把社会控制文化的“反应”作为其阐述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认为，公众对“异常行为”做出的各种反应都是为最终的社会控制手段作准备的。青少年所处的结构处境和文化地位的落差产生了地位挫折问题，而青少年的最初解决的办法就是采用异常行为和风格来表达自我。社会公众对异常行为的反应受到媒体、社会控制的机构的歪曲和误读，从而导致了社会控制文化的扩散和逐步升级，进而产生了两极分化，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异常行为。科恩的这一研究结论对后来的亚文化研究有着巨大的影响。芝加哥学派从社会学的犯罪和越轨着手，运用经验主义和民族志方法对越轨人群和越轨行为的多方位研究为青年亚文化提供了方法论支持，并注入了生动而具体的社会生活内容。但是，芝加哥学派的理论缺陷也是明显的。芝加哥学派的亚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犯罪学领域，缺乏阶级和权力的视角。他们更多的是关心社会环境对个体的塑造，却忽略了个体的主动反抗和反抗的多样化。伯明翰学派将意识形态分析引入到青年亚文化研究，并将其研究的重心从社区和区域性论题转移到对阶级的宏观透视。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生活方式及其风格、符号的意义，主要是通过性别、年龄、阶级、种族等方面被揭示出来的。亚文化的研究始终是围绕着文化与权力、意识形态与霸权的关系来展开的。
二、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转换
亚文化群体的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但是为何光怪陆离的亚文化研究在英国这样一个素以保守、“绅士风度”著称的国家达到空前繁荣呢？“无赖青年”（TeddyBoys）这样一个来自底层工人阶级的青年亚文化群体是如何被解读为一种权力政治表达的？面对英国工人阶级传统文化走向衰落的事实，摩登族、足球流氓、光头仔、朋克、嬉皮士等形形色色、离经叛道的青年亚文化此起彼伏。青年亚文化的兴起，标志着战后社会共识的破灭。尽管大众媒介已经对青年文化做了大量的分析与评论，但是在霍尔等人看来，大众媒介对青年文化连篇累牍的讨论并未真正解释青年文化现象。相反，这些讨论多数都是混淆视听、遮蔽问题的。伯明翰学派的任务就是要更加全面客观地揭示青年文化现象及其在战后的征兆。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是对英国传统文学的决裂，同时也是对战后英国的社会状况的积极反应。战后英国社会经济和阶层的重构、“冷战”的国际紧张局势和军备竞赛的困扰、保守主义的众生喧哗等因素都促使文化研究者不断地寻求替代性视角和新的出路。“文化—文明”传统、文化主义的兴起都为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按照特里•伊格尔顿的说法，马修•阿诺德、艾略特、利维斯等人开创的英国的“文化—文明”传统的核心特征就是对工业化以前的英国社会的“有机”的“共同文化”的“不确定的怀旧”。如果说利维斯等人为大众文化打开了空间，那么霍加特和威廉斯等人便是占领了这一空间。威廉斯脱离了威利斯主义的精英文化，转而走向了英国工人阶级文化传统的共同文化（commonculture）。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结构主义思潮的涌入，英国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范式危机”的阶段。结构主义范式的引入使得青年亚文化研究有了重大进展，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CCCS）出版了大量的亚文化研究专著。到1970年代中期，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ci）的文化领导权和文化抵抗思想被吸纳到青年亚文化研究中，出现了亚文化的抵抗与收编等理论。到1970年代末，霍尔的学生赫伯迪格、威利斯、麦克罗比等一批新生代都已成长为亚文化研究的生力军，他们的研究从多个方位拓展了亚文化研究的空间，将权力关系拓展到性别、代际、种族等维度，伯明翰中心也因此而名声大噪。赫伯迪格引入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视角，他认为亚文化并非是直接对霸权文化进行挑战的，而是通过更为复杂的符号层面——“风格”来表达。而麦克罗比则更是从女性视角来研究青年亚文化，弥补了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对女性的忽视。自1980年代开始，在全球化的影响下，青年风格日益显现出碎片化的特征，青年亚文化从阶级抵抗到多义愉悦发展。英国文化研究不断受到来自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想、理论资源的充实，从此亚文化研究便走向国际化。
（一）“文化是普通的”：从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变
从国内已有的文献来看，对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启者仍存在较大的争议。王宁教授曾撰文指出：“一般认为，文化研究的理论创始人当推弗兰克•雷蒙德•利维斯（FrankRaymondLeavis）”。利维斯以《细绎》（scrutiny）杂志作为其主要阵地，形成了一个群体，被称为“利维斯派”。其表面上摆出左翼鼓吹独立批评的姿态，实际上是右翼保守主义。他们大力倡导精英文化，坚信文化始终是少数人的专利，同时极力贬斥大众文化。利维斯派登上历史舞台就是为了与大众文化展开斗争。尽管以利维斯为代表的精英主义从保守的立场上思考语言属性问题，试图确立精英教育模式，突出个人先锋意识，并且对大众文化持批判和鄙视的态度，但是他却从另一个角度扩大了以往相对专业化的、狭窄的文学研究的话语和范围，对英国的大众文化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利维斯等人开创的“文化—文明”传统铺垫下，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Society）和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TheUseofLiteracy）等文化研究经典著作相继问世。这两部著作的问世，就像两颗投向英国中产阶级思想阵地的重磅炸弹，推动了英国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霍尔曾高度赞誉威廉斯和霍加特的这两本著作，认为它们都属于重新发现的工作。诚如约翰•斯道雷所说，威廉斯对文化研究的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威廉斯强调了文化的社会性，他认为文化是“普通的”，是“对某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把文化观念与整个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这就无疑击碎了文化精英主义向后看的，对“有机社会”无休止的幻想，扩大了文化分析的对象范围，突破了英国一贯追求高雅文化的传统，从而形成了文化是“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著名论断。工人阶级出身的威廉斯一直在为工人阶级文化的合法性地位而努力，他借助于朴素的历史主义的力量来挽救工人阶级文化，也就是所谓的“用利维斯的方法来反对利维斯主义”，使得人们对日常生活方面的关注显得更加正当。威廉斯曾在《漫长的革命》（TheLongRevolution）中表达了他的遗憾：“我所感兴趣的那些问题无法被安置在现有的任何一个学科里面。我希望有一天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学科”这一段文字发表三年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正式宣布成立，霍加特担任主任一职。他的《识字的用途》，被视为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霍尔曾经感叹道“没有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就没有文化研究”。他将焦点聚集在深受美国大众文化影响的青年文化上，霍加特并未采用传统的宏大叙事的方式，而是个人趣味的文化观察。但是，新事物的诞生总会面临诸多的阻力，该书从出版前就充满着争议，它大胆挑战了社会学、文学和政治学的学科壁垒，借用伊格尔顿的一句话来说，它是“图书管理员的冤家与噩梦”。霍加特受利维斯主义影响，运用利维斯文学实践批评的文本细读方法来研究工人阶级文化，包括流行音乐、流行杂志、拳击、暴力小说等。这与利维斯局限于文学作品的分析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这种方法被称为“左派利维斯主义”。在书中，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态度难免被人认为是一种文化悲观主义，他低估了工人阶级青年的主观能动性和文化的解读能力，对青年文化的复杂性认识不足。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不仅仅被认为是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也被视为是英国青年亚文化研究的最初尝试。尽管霍加特与利维斯精英主义仍然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但是他率先关注工人阶级的“文化”体验，采用民族志的方式对青年亚文化现象进行详细的描述，其进步意义远远超过了他所分析的内容，这也标志着霍加特与精英主义的分道扬镳。霍加特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青年亚文化是美国大众文化对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侵蚀”，工人阶级逐渐被大众文化整合成为“大众”，从而失去了自身文化形态的积极因素，他对这种青年亚文化是采取一种严厉批判的态度的，最为典型的就是“点唱机男孩”（Joke-boxBoys）。霍加特认为这些工人阶级青年是失去了根基的一代，他对这些来自底层的青年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态度都表达了一种不满，这些青年亚文化现象既是堕落、令人担忧的，又是光彩夺目、充满魅力的。然而，霍加特并非对工人阶级文化抵制群氓文化失去了信心，而是抨击工人阶级文化“道德严肃性”的衰落。
（二）两种范式的“折中”：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结合的亚文化
自CCCS成立以来，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经历了几次明显的范式转换。霍尔在1981年曾发表题为《文化研究：两种范式》（CulouralStudies:TwoParadigms）对英国文化研究进行了回顾，他将英国文化研究分为两种范式，即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文化主义即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威廉斯、霍加特以及E.P.汤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开创的文化研究路径，他们运用传统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阐释工人阶级文化，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这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利维斯精英主义斗争的产物。到1960年代后期，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吸收了法国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强调人的实践的最终决定因素是文化的结构和意识形态特征。伯明翰学派引入结构主义研究范式一方面是对文化主义的一种挑战，同时也是一种弥补。但是，结构主义不可能替代文化主义，二者互为补充，更像是一种“折中主义”。文化研究能够从一种传统转化为一个成熟的学科领域，并走向国际化，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霍尔是关键性人物。但是，霍尔并非一开始就接纳了结构主义分析模式的，他在早期更多地是运用“文化主义”范式来进行研究的，其中最能体现这一特征的就是《通俗艺术》（ThePopularArts）。该书并未系统地使用权力概念，但是它在处理高雅艺术与流行艺术时，强调差别问题，而非等级问题，这对理解权力这一概念有着重要影响。他们认为不应该将通俗艺术至于高雅艺术的对立面，而是应该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使二者不再处于对立的状态。随着霍尔执掌伯明翰中心之后，中心的研究重点和理论倾向转向了与文化主义对立的结构主义，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开始登上英国的历史舞台，意识形态等也越来越受到青年亚文化研究者的重视，青年群体也被赋予了政治身份。然而，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的融通是困难的，两种理论范式天然存在着矛盾与分歧，结构主义简单化批判的倾向日渐明显，已经不能适应政治文化复杂化的趋势了。
（三）“葛兰西”转向：文化霸权和抵抗模式的形成
1970年代中后期，深受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理论困境和范式危机困扰的伯明翰学派，开始表现出对葛兰西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理论的倾向，并逐渐形成了一种重视霸权、斗争和权力关系的新的研究范式，这就是所谓的“葛兰西转向”（turntoGranmsci）。托尼•本尼特（TonyBennett）在《大众文化与“葛兰西转向”》一文中指出，霍尔等人把大众文化作为一个权力与抵抗（“反权力”）的动态的斗争过程，这就为亚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面对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两难，霍尔选择了转向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寻求“妥协的均势”，以摆脱一种“非此即彼”的逻辑。斯坦利•科恩1980年在其代表作《民间魔鬼和道德恐慌》再版序言中对青年亚文化研究进行系统的批判与反思，他认为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基本范式已经从传统的功能主义转向了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强调历史时空的重要性。亚文化的这种杂交性使研究者们开始反思早期的经验主义式的通俗文化观的局限性所在，霍尔富有创建性地提出新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结合，认为亚文化表征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他曾指出，葛兰西霸权理论为建构和抗拒权力提供了诸多便利。“霸权”是主导阶级统治的权力赢得它所征服的从属阶级人们赞同其统治的方式，这种文化霸权是通过一种内在于社会思想中的经验和意识动态协商而获得共识的一个过程。葛兰西扩展了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整体效应的观点，他认为个人和群体也能形成小型的抵抗，从而对强加的外来文化进行挑战。霍尔认为，“是葛兰西第一次把文化问题，尤其是大众文化，放在权力实践的核心”这里所涉及的权力，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权力。《仪式抵抗：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研究》这部论文集是CCCS成员从事亚文化研究的第一次集体亮相，并为伯明翰学派提供了一种理论模式，是最能代表霍尔等人“葛兰西”转向的著作。霍尔等人在开篇的《亚文化、文化和阶级》一文中对亚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念、资产阶级反文化和工人阶级亚文化之间的区别加以阐述，强调亚文化鲜明的阶级属性。按照该书的分析，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则被描述为阶级两极分化、霸权受到多方挑战的时期。伯明翰学派认为亚文化不总公开与主导文化发生对抗与冲突的，二者时而共存，时而又发生斗争。《仪式抵抗》就是从占据统治地位的主导文化与从属文化之间的协商中对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进行探讨的，这显然是受到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的影响。
（四）“后起之秀”：亚文化研究转向的“先锋”
CCCS的成立标志着文化研究进入学院体制化阶段。作为“后学科”文化研究的发源地，CCCS并未满足于在教育机构中从事知识生产，而是将其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研讨小组或“工作坊”的非正式教学模式。研讨小组通常是6～8人为一小组，小组在成立前需要针对其关注的问题进行选题的论证和研究规划，提出具体的研究方法，通过论证之后才可以进行具体的研究。如关注女权的“妇女研究小组”（Women’sStudiesGroup），关注黑人抢劫伤人引起的道德恐慌的“抢劫伤人研究小组”（MuggingGroup）都是在这种工作坊的模式下运行的。正是这种自主、开放的研究模式，CCCS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研究生，如迪克•赫伯迪格、保罗•威利斯、安吉拉•麦克罗比、吉尔罗伊等。他们受到CCCS文化研究的严格学术训练，同时发挥其自身的主动性，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霍尔等前辈的成就。这些昔日的CCCS学生逐渐成长为伯明翰学派的中坚力量，在亚文化研究的转向中发挥着先锋的作用。迪克•赫伯迪格是伯明翰中心的主力干将之一。他成长于一个英国工人阶级家庭，曾在伯明翰大学跟随霍尔攻读硕士学位。1974年，他的硕士论文《摩登的风格》（TheStyleoftheMods）对摩登族的亚文化风格进行考察，此后他持续地保持着对亚文化的关注。于1978年出版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奠定了赫伯迪格在亚文化研究中的地位，这部著作也成为亚文化研究的经典著作，至今仍在不断重印发行。在书中，赫伯迪格在亚文化研究方面的创造性才能被充分地展示出来。他将霍尔所倡导的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方法相结合，把青年亚文化置于文化霸权的场域中加以阐释，他认为亚文化是青年为了抵抗主导阶级的一种象征性文化符号。赫伯迪格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充分地显示出了结构主义对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的影响。如果说赫伯迪格的亚文化研究体现的是结构主义的影响，那么保罗•威利斯的亚文化研究则更多地是体现了文化主义的影响。威利斯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他1972年在CCCS获得博士学位，并在1981年之前一直留在该中心从事文化研究工作。威利斯以民族志研究而著称，是《民族志》期刊的创始人兼高级编辑，现在仍然从事着民族志研究工作。他的代表作《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是对工人阶级反学校文化的青年群体“混小子”进行民族志的调查。在《学做工》中，威利斯突破霍尔等人的阶级分析模式，更加强调个体的自主性在阶级分析中的作用。他继承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注重阶级意识的分析以及“工人阶级的异质性”。詹姆逊曾对该书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他指出《学做工》是“新文化社会学领域里的经典著作，……（它）把传统的人类学领域和文化研究的新领域贯穿起来”。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威利斯逐渐模糊了阶级之间的区别，而更多的是将其主要精力放在青年文化消费领域的符号性分析上。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变在《共同文化》（CommonCulture）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同时他在书中提出了“类群美学”（GroundedAesthetics）的重要概念。安吉拉•麦克罗比是伯明翰学派“性别”转向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她因不满伯明翰学派内部男权为主导的话语模式，力图为女性争取话语权。麦克罗比等人发起成立了“妇女研究小组”，但是她们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受到以男性为主要组成部分的CCCS的重视，这些男性研究者多数采取的是不合作态度，同时小组内部也因为成员之间的意见分歧、女性亚文化研究的相关资料缺乏、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借鉴等问题进展一度非常缓慢。但是，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妇女研究小组逐渐从阿尔都塞的“社会型构”（socialformation）中找到了理论支撑，女性亚文化的研究工作迅速有了起色。她们认识到，妇女研究不仅仅是从政治上认识其被“抛弃”，更应该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研究。
三、权力在青年亚文化研究中的渗透及运作方式
文化研究论文范文7
纵观中国传统文化中涉及农民形象的话语表述，发现此类贬义化的现象广泛存在于神话寓言、成语故事、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中。我们不妨按照文学种类并结合时间序列，大体描摹出传统文学作品中负面的农民形象以便探析。例如夸父追日，往往被传统评论家否定为不自量力与荒唐无知，但其实质也揭橥了古代劳动人民对光明和真理的不懈追寻。拔苗助长，耕作乃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熟悉作物生长规律的老农是不大可能做出违背自然助长苗木之举。与此类似的还有守株待兔、愚公移山、农夫与蛇等等。这些大众熟知度较高的词语有意无意的将农民的形象进行了负面化的表述。又如《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本是个勤劳朴实的劳动者形象，与“陈奂生进城”同理，梁三老汉渐次被人记住的是保守、愚昧的负面形象。再看《许三观卖血记》，像草芥一样渺小的许三观多次卖血的背后更多的是平常如土的凡夫俗子对一家人温饱平安的祈盼，而非自私、无情甚至流氓气的曲解。影视文学作品中亦不乏此类形象，如《春蚕》中老通宝、《幸福的小河》中丰收他爸等等。综上，这些负面的农民形象可简要概括为鲁莽、愚昧、保守、自私等。
二、农民负面形象的成因
传统文化中对农民负面形象的普遍建构的文化成因多且复杂。简而言之，主要含有农民在生产锁链初级阶段的地位、生产规模和方式相对于现代化大生产的分散性和落后性、农民自身文化素质偏低等等。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也是本文着重研究阐述的是农民由于缺乏话语能力而丧失话语权。中国传统文化中农民形象普遍的负面化折射出了农民话语权的缺失问题。农民总是其他阶层表述，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根据福柯的话语－权利理论，我们分析可知，话语表述主体只可能积极主动地表达本身所处的社会阶层的感受和权利诉求，即使在表述其他社会阶层时，其出发点和视角也受着自身身份的制约，因而难以客观全面。农民没有话语权。只能任人表述，自身陷于沉默，因此其他阶层对其表述的结果也必然充满偏见。从这个角度不难理解农民形象普遍被其他社会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负面化建构的文化根源。视野西转，便会发现此类情况有类比性的例证:西方白人殖民者强加给黑人被殖民群体的自卑情节。正如法农所揭露的:“对殖民主义而言，这个辽阔的大陆是野人出没、迷信和狂谵盛行的地方，是个注定让人鄙视、让上帝诅咒的食人生番横行的蛮夷之地，简言之，黑鬼之乡。”著名的“善恶对立寓言”，恰恰反映了这一点，殖民者强加于被殖民者的自卑情节正是一种殖民话语形式，在这种话语表达的背后，其实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权利关系，支配关系。纵观中国五千年文明长河，我们会黯然叹惋，最贴近土地、最辛勤劳作的农民一直处于“失语状态”。，农民是沉默者，一开始便失去了自己表述自己的权利，失去了话语的主动权，而成为一个被表述的对象，他们也便无从控制自己的表述效果。因此，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倒不如说是知识阶层关于农民的一种宣传概念，呈现在众人视野中的农民是一个再造的表述，是知识阶层塑造的结果，是在知识分子对农民的不解与偏见关照之下的失真形象。从某种角度考虑，知识分子或许并不应该充当代言人，而应让农民主体自己“发言”。这种文化现象涉及语言表述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话语权问题。换言之，被表述者若有机会获得话语权必然会对自身的被曲解化起到反拨作用。
三、农民话语权的改善办法
斯皮瓦克认为，“发言”指一种发言人和听者之间互动的过程。发言者不仅可以说话，而且所说的话要能被听见，只有当说和听都能充分实现的情况下，语言行为才得以真正完成。否则，即便“属下”是在发言，她的发言也无意义。其要素包含掌握这一社会语境下的话语机制、适当的表达平台、有效的倾听者等。不可否认，社会精英(尤其是各种法律、规则、条文的制定者)位于话语权的核心圈，他们往往利用罗兰．巴特的隐名现象理论操纵着“话语游戏”的规则。其次，各行业的领导者是话语的执行者，作为知识与实践的纽带，他们往往担负着解析、执行、反馈主流话语的职能，是主流话语发展的中坚力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媒体在话语权行使上具有特殊地位，其既充当话语表达平台又具修正话语规则的潜能。作为“失语状态”的农民如何有效提升自身的话语权呢?笔者归纳了众多有关文章，不外无从传播学和社会学视角进行探析。有学者从传播学角度考虑，农民话语权的行使缺少足量的信息保障，对信息的极度渴望而信息资源获得的有限困扰着他们。农民话语权的实现必须以农民能够接收到足量的信息为基础。亦有学者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农民的力量从来不取决于农民的人数，而是取决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建议加快农民自组织建设，增强农民话语的诉求能力。的确，缺少组织基础的个体农民的声音总是被微小的且易被淹没于社会的喧嚣之中。笔者认为农民群体若要拥有有力的话语权，除了上述意见之外，更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是提高自身的话语表达能力。话语权的增加只能来源于个人专业更多的努力，而不是凭空得来的。培养话语能力的主要途径是系统的习得和长期的训练，只有掌握必要的知识并获取有效的话语平台，才能实现个人话语权。例如，义务教育的普及，对农村地区教育费用的减免。此外，话语权的改善需要一个互动的过程，政府应有效利用渠道(如信访、民意调查)来倾听弱势群体的声音。
四、结语
文化研究论文范文8
黑色电影的发展历程正如电影界以好莱坞为电影时代的划分从早期电影到经典好莱坞电影，再到后经典好莱坞电影时期一样，黑色电影也经历了三个发展时间，即第一阶段，1941到1945年的私家侦探或孤狼黑色电影；第二阶段为1945年到1949年的现实主义黑色电影；第三阶段，1949年到1953年的精神病黑色电影，逐渐的完善和发展形成了今天的较为完备的黑色电影体系。如果按照其不同的内容和立场来看，黑色电影又有着表现主义传统，纪实主义的立场，后现代主义的状态，以及存在主义的思想。从黑色电影的开山之作《马尔他之鹰》发展到现在，也经历了黑色电影以及新黑色电影两个阶段，1966年《地狱先锋》和1974年的《唐人街》是新黑色电影诞生的标志。作为新兴产物的新黑色电影，内容上更为暴力和黑暗，其核心是存在主义的异化，孤独和荒诞，是较黑色电影更能体现悲观主义和道德矛盾和迷失的主题。
二、黑色电影产生的背景
1.政治背景
黑色电影当没有确定的概念之前，其产生于拥有好莱坞电影业的美国，但完全意义的黑色电影却成形于二战时期被德国突袭而占领的法国，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岁月里，法国人民很少有机会看到美国好莱坞的电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仅仅有几部战争时期拍摄的玩世不恭和悲观主义黑色风格的电影，法国的评论家就将这类影片命名为黑色电影，在大的战争背景下，一个完全沦丧主权的国度里，黑色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却反映出法国人民压抑的心情特点和难以舒展的丧国情绪，政治和战争的大背景，促成了黑色电影的进一步成形。
2.经济背景
美国的黑帮片，西部片等或多或少的在最初的时间带有黑色风格的因素。在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刚刚经历完经济大萧条，经济危机使全民的情绪低落，黑帮一些黑色势力又掌握着美国的一些重要经济命脉，不仅是美国，像意大利基本上经济重要行业也垄断在黑手党的手中，黑色经济及地下灰色经济也是黑色电影形成的必不可少的经济基础，世界性的经济低迷时期，人们的思想和导向受经济的影响，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异化和偏差。这一时间段诞生的黑色电影就以写实的手法来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残酷、罪恶、变态、丑恶、肮脏和暴力等等社会现实。
3.文化背景
在美国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文化领域形成了一些以低俗小说为特色的文学风潮，再加之德国的表现主义思潮和法国诗意现实主义，都为黑色电影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文化上的路基。加之这些小说又经历了法国硬派黑色系列的熏染和战争的影响，蹴就了黑色电影的繁荣和发展，而黑色经济又以暴力为主要依托，以黑帮为主要组织形式，以非法经济活动为主要的经营项目。而这些也为黑色文化提供了现实生活的模型，、贩毒、色情交易等黑色因素被搬上了文学和电影，反映出罪恶、堕落和梦魇的城市生活以及人们内心的深不可测。
三、黑色电影的特色
1.人物的矛盾性
人物性格的矛盾性是黑色电影里非常典型的一个人物特色。仅以经典黑色电影《七宗罪》为例，在这个暗黑的镜头里，反映出以宗教七天罪状：贪食、贪婪、懒惰、淫欲、骄傲、嫉妒和愤怒为线索一系列的连环杀人案。而在这部影片之中，维护正义的警官可以贪脏枉法，伸张正义的律师却可以是贪婪的表现，美丽的人本不应该骄傲，肥胖的人也应该懂得节制，妓女至少应该懂得廉耻，杀人狂也不应该觉得那么理所当然，甚至觉得自己是在救赎人类和整个社会，以传道布教和导人向善的目的而接连杀人，杀人者自诩为救世者，正义的警官最后却举起了枪。在这样的黑色影片之中，展现给大家的却是人性中最为丑恶和黑暗的因素，人物的矛盾性构成了黑色电影最为特色的标志。
2.道德观的模糊性
道德观和价值观是衡量一个社会和时代的标准，而黑色电影主要的内容和拍摄的场景基本上都是以城市的角落，越夜越黑暗的时间以及没有犯罪就无以构成黑色电影主体的故事。这种阴影艺术形式不仅仅是在反映社会上的阴暗层面，而且在一定的人物刻画和塑造上也造成了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偏执，人物的矛盾性不仅仅展现了主人公的心理过程，同样也在另一方面对于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种挑战，而且就电影本身这种媒体形式来说，对于人们的思想和道德观也是一种戕害。
3.社会边缘群体写实性
